培根和笛卡儿

有两个人超群脱俗，成为因科学而得以重建的世界的先知。一个是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一个是法国人勒内·笛卡儿。在 1620 年至 1640 年之间，这两人都出版了他们最有影响的书。他们都致力于知识问题的研究；都曾反躬自问，人类如何才能够确切了解一切事物，即怎样才能获得有关自然世界的可靠知识、真实知识、有用知识。他们对自己的时代都各自提出过种种的疑问。实际上，他们都猛烈抨击过前面几代人的一切信仰（宗教除外），认为一文不值。两人都嘲笑过凡是在处理与自然力的作用有关的问题时，那种墨守成规、尽信古书、动辄引经据典、以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人的著述为证的倾向。他们都曾攻击早期寻觅知识的方法；对遵循中世纪经院传统的思想家——“经院哲学家”——所提出的方法，两人都大加鞭挞。总的看来，中世纪哲学向来是凭演绎推理的。也就是说，其推理过程的特点是：从定义和一般命题出发，然后经过一番逻辑推理，去发现哪些知识可以从现有的定义中演绎出来。不然，就从断言一个物体的特性是如此这般（譬如：“人是政治动物”）开始，继而叙述具有这一特性的各个物体是如何行动，或将有何举动。这些创始于亚里士多德和古代人类思想的编纂家的方法，对发现新的自然知识一般已没有什么成效。培根和笛卡儿认为，中世纪（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落后的方法。他们认为，真理并非是先作假定，尔后再从假定引申的一切结果中去探究出来的东西，而是经过调查、实验或反复思考的漫长过程，最后才发现出来的东西。

从中世纪晚期到整个 17 世纪，妇女因遭到搞巫术的指控而被处决。对女巫的新恐慌，恰好与早期现代科学革命同时发生。这幅 17 世纪英国插图显示了一个典型处决模式：几个妇女同时被处死，罪名是犯有“搞弄神作鬼妖术”或与“女巫”合谋的莫须有罪行。（Topham/The Image Works）

因此，培根和笛卡儿所做的，远不止提出怀疑而已。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虽然他们的纲领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成了一套科学观念的始祖或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有一种真正而可靠的求知方法。而且，他们还坚持认为，一旦知道并采用这种真正的方法，一旦理解自然力的真正作用，人类就可使用这种知识来达到本身的目的，就可驾驭自然造福于人类，就可作出梦想不到的有用发明，改进工艺水平，使人类普遍富裕舒适起来。从而，培根和笛卡儿宣告了一个科学文明时代的到来。

弗朗西斯·培根和经验论弗朗西斯·培根打算撰写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称为《伟大的复兴》，提倡科学文明要有一个全面的新开端。他只完成这部巨著的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新工具》在 1620 年出版，阐述获取知识的新方法。他在此书里，力主采用归纳法。归纳法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推理方法。譬如，以叶子的研究为例，如果我们仔细检查数百万张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实在叶子，如果我们认真细致地加以集中、观察和对比，我们就是在采用培根所主张的归纳法。如果成功了，我们就可以根据观察到的事实，获得一张叶子本身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的知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自己认为所有的叶子都相同的一般概念出发，如所有的叶子都有叶梗，然后以此为依据来描述个别的一张叶子，那我们就是在采用演绎法。采用此法，我们从已知中引申出符合逻辑的含意，但我们对一张叶子的特性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开头所知的，或者认为知道的要多。培根规劝读者把所有的传统观念都摒弃一边，摆脱各种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想法，以崭新的眼光看待世界，观察、研究感觉器官实际感受到的无数事物。培根以前的思想家也使用过归纳法，但是培根正式使之成为一种方法，因此，他成了经验论的一位大哲学家。这种哲学把知识奠基于观察和实验之上，已经被证明在防止以事实迎合的预设理论模式方面卓有成效。这种哲学要求我们用观察到的实际事实来塑造我们的思想。科学知识由此把特殊事实跟一般原则挂上钩，颇有代表性地把归纳法与更有广泛要求的演绎推理结合起来。

培根巨著的另一部分，在撰写完毕后于 1623 年出版，英译本的标题为《学术的进步》。培根在此书中发挥了上述相同的观点，还坚决主张真正的知识就是有用的知识。在《新大西洲》（1627 年出版）一书中，他描绘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居民，由于能够认识自然，控制自然，从而享受到一个完美社会的乐趣。知识的有用性是培根哲学学派的另一个主要观点。从这种观点来看，纯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差别，纯理论科学调研者的工作与发明家的工作也没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发明家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探索自然，并且设计仪器和发明机器，以驱使各种自然力为人工作。知识既然可以用来实现各种切合实际的目的，那么就表明或者证明它是真正的知识。譬如，17 世纪的士兵们可以把大炮瞄准目标，打得更准，这一事实证明了弹道学的用途。弹道学理论是通过科学研究而得来的。热诚的培根派学者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真正的知识都可以用来发挥作用，如果不能在现在起作用，至少在发现更多的知识之后最终会发挥作用的。真正的知识对人类很有用途，与误入歧途的经院哲学家的“微言大义学问”迥然不同。知识与力量的结合，产生了深远的现代进步思想，也产生了许多现代的问题，因为科学知识所引发的力量，既能起好的作用，也会起邪恶的作用。

培根虽然是使欧洲思想为之改向的一股力量，但他对实际科学的发展却没有起多大的影响。他身居英国国家大法官和其他宫廷要职，忙于政务，连他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科学思想也未能及时充分地了解。培根的最大弱点是他忽视数学的作用。数学阐述纯粹的抽象概念，使用演绎法，进行公理到定理的数理推演。这并不是培根所要求的实验推理法，即归纳推理法。然而，17 世纪的科学却是在能够应用数学的那些学科中取得了最大的成效的。即使在今天，衡量一个科目的真正科学水准如何，也取决于这个科目应用数学的程度如何。哪儿能运用公式和方程式，哪儿就有纯理论科学。科学方法本身既含有归纳法，也包含演绎法。

勒内·笛卡儿

作者：弗兰斯·霍尔斯（1584—1666 年）

笛卡儿在阿姆斯特丹工作了好多年。在此地，他发展了他的数学研究，描述了他用于系统怀疑的哲学方法，而且，他摆好姿势，让弗兰斯·霍尔斯绘制出这幅著名的肖像。（Eric Lessing/Art Resource， NY）

勒内·笛卡儿笛卡儿是一个确有本事的伟大数学家。人们认为，他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他指出，使用坐标（俗称曲线图），可以在空间中把任何一个代数公式绘制成一条曲线；反之，空间中任何一条曲线，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变成代数公式的项，因而可以用计算方法演算。他整套的哲学的一个影响是，对一个可简化为数学形式的浩瀚的自然世界树立起了信心。

笛卡儿在发表于 1637 年的《方法论》一书中，以及在许多专著中，都阐述了他的思想观点。他提出系统的怀疑的原则。他一落笔就设法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事物，从而荡涤往昔的思想，为他本人的“伟大的复兴”（借用培根的话）扫清发展的障碍。他认为：由于他是思维者、怀疑者，因此他本人确实存在（我思，故我在），对这一点他不能加以怀疑。接着，他用系统推理方法，推断出上帝和许多其他事物的存在。最后他得出一套二元论哲学，即著名的“笛卡儿二元论”。笛卡儿二元论认为，上帝在宇宙创造了两种实体。一种是“思维实体”——心灵、精神、意识、主观经验。一种是“外在实体”——心灵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是客观事物。除了心灵本身以外，一切事物的最根本、最普遍的属性是：据有空间的一部分，或许很微小，或许广袤无垠。据想象，空间本身是茫茫无限的，而且处处都蕴含着几何图形。

这套哲学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举例说，人的经验中那些看上去最为实在的要素，即声与色、悲与喜，似乎经常是朦胧和虚假的，或至少是令人产生错觉的，是在心灵之外并不存在的。但是，其他的一切却是定量和可测的，可简化为公式或方程式。人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即数学，至高无上地君临其他一切，君临整个宇宙或者“外在实体”这半边宇宙。“给我运动和广延性，”笛卡儿说，“那我将为你建设这个世界。”

笛卡儿也跟培根一样，都相信有用的知识和人类进步。笛卡儿在《方法论》一书中写道，人发现的也许不是“学院的思辨哲学，而是实用哲学。我们运用实用哲学可以清晰理解水、火、空气、星宿和天空，以及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力量和行动，清晰得就如我们理解我们工匠的手艺那样；为了一切目的，我们都同样可以利用合乎这些目的的那些力量，于是我们就可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大自然的占有者了。再说，这不仅有利于发明不可胜数的设备，使我们毫不费劲地享受地球的丰硕果实及其提供的种种方便，而且主要地还有利于保持健康。保持健康毫无疑问是人生中一切美好东西的基础，是最美好的。”简言之，科学为通往更美好的生活开辟了途径，单靠哲学是产生不出这样的生活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