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与思想界

这场起于哥白尼，讫于牛顿的革命，兴许恰恰对思想界影响最深。据称，这是人类迄今作出的最伟大的精神调整。旧的天堂被打破了。人不再是创造的中心。天空的发光体不再为人照路发光，或者不再为赋予人以美感而发光。天空本身是个幻觉，它的颜色仅是心内物而已，因为这时每当人翘首仰望时，他实际上觉察到的只是广袤无边的黝黑太空。古老的宇宙，原是惬意地包裹在纯净之中，等级错落有致，越往高处，越加纯净，而现在已为一个崭新的宇宙所取代。这个新宇宙似乎处在一个无限的空间，虚无缥缈，到处散布着物质微粒。人是寄生在一个物体上的弱小居民；这一物体与极其遥远的其他同类物体一起，在宇宙中旋转。因此，这个物质宇宙周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特别属于基督教的，《希伯来书》和基督教《圣经》上描述的上帝所做过的东西，看来是属于无稽之谈了。基督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在中世纪常常出现而又常常弥合，这时却绽开得空前之大。17 世纪有些人为此感到痛苦不堪，如法国人布莱斯·帕斯卡就特别如此。他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家、卓越的数学家、执著而又思虑重重的基督信徒。他的著作《思想集》，是他传世的随感录。他原是希望有一天能根据这些札记撰写一部阐述基督教的巨著的。他在其中一篇随感中写道：“这寥廓无限宇宙中的那种永恒的静寂，真令我毛骨悚然。”

牛顿体系但从整体上看，引起的反响还是乐观的多。正如帕斯卡所说，人也许只是一根芦苇而已，不过，他又说：“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人也许不再是宇宙的物质中心，但正是人的智力打破了宇宙的法则。牛顿体系花了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普及，导致一种伟大的智力自满。对人的能力从未有过那么高的信心。亚历山大·蒲柏⑪说得好：

自然与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里；

上帝说：“牛顿诞生吧！”于是，一切光明。

或者，根据另一个题材相同的警句，取其意思来说：要发现的宇宙只有一个，这个宇宙已被牛顿发现了。宇宙万物，人的理性似乎都是可以领会的。虽然牛顿跟大多数科学家一样，都继续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事事依赖上帝神力和判断的昔时感情已没有多大的魅力，或已经成为教会牧师星期日布道的一个课题。其实，人不是渺小的生物，不是陌生世界中的旅客，整日渴望与上帝团聚，以获取上帝赐予的安宁。人是名符其实具有伟大智能的生物，居住在一个既可理解又可驾驭的世界里。这些思想对欧洲社会的世俗化作出重大的贡献，从而逐渐把宗教和教会撇在一旁，为欧洲政治权力和这个时代许多新的智力争论开道。

1666 年科学院和天文台的成立

作者：亨利·特斯特林（法国人，1616—1695 年）

特斯特林是皇家美术研究院的一位教授，是法国艺术学院传统派的一名坚强卫士。在此图中，他描绘了路易十四视察这个新建的皇家科学院，表达了他对国王和新科学知识的敬仰。但是，特斯特林的生涯也正好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 17 世纪末叶生活的另一侧面。他是个新教徒，最终不得不放弃他的学院职位，移居荷兰，去从事他的宗教工作。（Giraudon/Art Resource， NY）

种种的科学发现也丰富了古老的自然法哲学，增强它的地位。这种发端于希腊人、复兴于中世纪的哲学认为，宇宙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具有一种天然公理，即正义，对普天下一切人都一视同仁，而且可被理性认识。它观点分明，反对独断专横，反对热衷权势，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学说。科学所发现的自然法则虽有点不同，但也晓谕相同的道理，就是：宇宙井然有序，精密匀称。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面的每一粒质点，无论是在哪里，与另一粒质点之间都悄悄存在着相互吸收力，其大小和它们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科学揭示出来的物质宇宙——井然有序、合乎情理、不偏不倚、平稳运转、没有冲突、没有对抗、没有斗争——成了许多思想家心目中的样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希望用来改造人类社会。他们希望使社会也能履行自然规律的法则。

从某些方面来讲，有可能夸大纯理论科学的影响。通常，科学家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科学思想应用到宗教和社会上。只有寥寥几人遭受帕斯卡那样的精神折磨。笛卡儿和牛顿都写过措词诚挚的论文，为一些宗教教义的真实性进行辩解。培根和哈维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支持国王，反对议会。17 世纪 60 年代，英国人约瑟夫·格兰维尔应用笛卡儿二元论，论证很有可能存在女巫。笛卡儿尽管主张系统的怀疑，却认为应毫无疑问地接受本国的风俗习惯。自然科学按其本意来说，并不固有革命性，也不至于打翻一切。倘若 17 世纪的欧洲人开始对许多旧信仰发生动摇，那不仅因为有纯理论科学的推动，而且还因为有关人类本身的知识和研究正在日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