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牛顿成了新科学知识和新科学研究者的闻名遐迩的公众象征。由一位佚名画家绘制的这幅肖像，强调牛顿的才华和专注，这使他在日益扩展的各个科学文化机构中和更广泛发展的 18 世纪智力生活中，成为一个众人崇拜的偶像。（Bettmann/Corbis）
旅行家的故事这种了解令人坐立不安。对人类差异性的了解在欧洲产生这样的后果：损坏了人们所谓的“风俗蛋糕”。一种新的观念应运而生，认为形形色色的社会风俗具有相对性质。这使人更难以相信自己的生活习惯是绝对正确的。上文述及的蒙田，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相对主义者的观点；他那篇著名的论吃人者的文章把这种观点表达得再清晰不过了。他幽默地说，吃人肉的人的确真的吃人肉；这是他们的风俗，他们有他们的风俗，正如我们有我们的风俗一样；他们会认为我们有些习惯是古怪的或不人道的；人各有志，而我们算老几，要去评头论足？整个 17 世纪，一本本旅行家的游记有增无减地传播了上述相同的观点。比如有一个旅行家说（对不对另当别论）：剃发蓄胡子是土耳其的风俗，蓄发剃胡子则是欧洲的风俗；说实在的，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耶稣会传教士强调指出，非欧洲人的习惯也许是好习惯。写自密西西比河流域内地或写自中国的信札中，耶稣会神父常常侃侃谈论他们遇到的当地人具有天生德行和机敏智力。也许他们企望，来此一手就可在欧洲博得对他们传教工作的支持。有时，欧洲本土上出现了来自美洲荒原或亚洲的异域人。1684 年，一个暹罗（现称泰国）贵族代表团抵达巴黎，随后，1686 年又来了一个代表团。巴黎人曾一时流行“暹罗热”；他们绘声绘色描述暹罗国王，说他见到一个传教士请他皈依基督教时，是那样地回答的：倘若非凡的天公希望在世界上盛行单一宗教，那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这样的安排。暹罗人看来文明、睿智、富有哲理，他们允许基督徒到他们的国土上传道。众所周知，暹罗僧人要在巴黎布道，那将会落到何等的下场啊！人们当时也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中心：好学、宽容、有一套套明智的伦理道德传统。到 1700 年，巴黎、牛津和乌得勒支等高等学府甚至聘有阿拉伯语教授，他们说，伊斯兰教是一种受尊重的宗教，适合穆斯林，好比基督教适合基督教徒一样。
怀疑论这样就产生一股强大的怀疑论思潮，它认为所有的信仰都是相对的，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这种思潮在 17 世纪末的最伟大的代言人是皮埃尔·贝尔。贝尔也受到科学发现的影响；倒也不是说他完全理解这些发现，因为他几乎是个十足的文人，但是他明白，许多流行的信仰是没有根据的。1680 年至 1682 年期间，人们看到许多彗星。牛顿有个朋友名叫埃德蒙·哈雷，研究了 1682 年出现的那颗彗星，他是第一个预见一颗彗星返回的人。他认为，1682 年的彗星与 1302 年、1456 年、1531 年和 1607 年观测到的彗星是相同的，并预言它会在 1757 年再次出现（结果在 1759 年出现）；这颗彗星再次被人看到是在 1910 年和 1986 年，至今仍叫哈雷彗星。17 世纪 80 年代的人，谈到彗星的意义就十分激动。有的说，彗星散发毒雾，有的说，彗星是未来事件的神奇的预卜之兆。
贝尔在其《关于彗星的思想集》一书中，详细地论证说，诸如此类的信念，除了人的轻信之外，都没有任何根据。1697 年，他出版了《历史批判辞典》。这是一部荟萃各种经验知识的巨大文库，转达了这样的要旨：凡所谓真理，常常是一孔之见而已；大多数人都轻信得令人吃惊；许多坚信不疑的事物，其实都是荒谬可笑的；太过固执己见，是十分愚蠢的。贝尔的《辞典》，曾一直是一代代怀疑论作家可资利用的源泉。由于心无定见，没有固定的是非标准，贝尔把怀疑论和对信仰的一时冲动混淆起来。他出生于一个新教徒家庭，后来改信罗马天主教，尔后又复信他幼时的加尔文教。总之，他的观点倾向于宗教宽容。对于贝尔，以及蒙田来说，任何一种见解都不值得你为之火烧邻居。
1684 年，暹罗使节抵达凡尔赛宫，给法国一代人留下栩栩如生的印象；有关远方国家和远方民族的报道，使这代人如痴如醉。虽然跪拜如仪的使节对太阳王表示了必要的敬重，但是他们现身法国，促使人们与时俱进，扩大对文化差异和文化习俗相对性的思考。（Musées Versailles， Re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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