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和自然法

17 世纪的政治学说，并不包括归咎于马基雅维利的犬儒哲学。也没有落入为一些人执著的怀疑论之中，这些人认为，对本国的风俗习惯应该消极接受；这种政体与那种政体都是半斤八两，相差无几。它直接面对这一问题：什么是对的？17 世纪是自然公理或自然法哲学的不朽时代。

“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自然法观念大力地促进过现代民主的发展，成为其思想基础；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它之所以衰退，又与现代许多动乱有密切关联。要论述自然法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并非易事。这一哲学认为，在宇宙结构中应该有一套辨别是非的法则。它认为，权利是“天赋的”，并非纯然是人的发明。对任何国家来说，权利不是由国家的传统、习惯或风俗所决定的，也不是由法庭施行的实际法律（称为“成文”法律）所决定的。所有这些也许都不公正或都不正义。同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法作一比较，我们便可察觉它们不公正或不正义之处。这样，我们就有根据说，吃人肉的习性糟透了；要求孤儿参加强制劳动的法律是不正义的。自然法或事物的实际正确性，也不是由哪个人或哪群人的权威所决定的。哪个君主都不能颠倒黑白，变非为是。哪一群人（志同道合的团体）都不能混淆视听，变非正义为正义。从根本意义上说，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兀然存在，超脱一切人群的圈子，凌驾一切人群。它们普遍适用，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谁也不能把它们捏造以迎合自己。凡是贤明的君主，凡是正义的团体，都是其行动符合客观标准的君主或团体。但是，倘若我们不能相信我们自己的成文法或风俗，不能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乃至我们自己的集体，那么，我们怎能知道什么是自然权利？我们如何发现自然法？

根据自然法哲学，答案是：我们凭理性发现。自然法哲学家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假定，一切人都有相同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不管是德意志人或英国人，不管是亚洲人、非洲人或是欧洲人，起码他们都具有潜在的能力，一旦得到较好的启蒙，就可发挥出来。这一见解赞同一种世界大同的观点，国际一致与世界普遍进步似乎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哲学的大小前提渐渐受到非难。到 20 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人的头脑不是特别有理性的，行事动机受下意识的冲动或欲望或本能的驱使；人类文化差异十分之大，因而不同民族的人或不同阶级的人实难指望能有一致的观点。这些关于人是非理性的和文化有差异的理论，可以从许多古今证据中得到演绎印证；经这些理论的挑战，古老的自然法哲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就失去了地位。

然而，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这套哲学普遍为人接受。有些人由于继续信奉中世纪的哲学，认为自然法是上帝律法的一个方面。其他人因世俗精神较浓，则认为自然法兀自挺立。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当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教士；1690 年，一群神学家（大多是耶稣会士）遭到教皇的谴责，因为他们认为，普遍适用的是与非也许唯凭理性才存在，跟上帝存在与否无关。自然法观念与对人类理性的信仰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是那个时代思想的根本所在。欧洲各地，到处都可发现这一观念和这一信仰，它们或以宗教形式出现，或以世俗形式出现。

“万国法”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有些思想家力图创立一套国际法，即“万国法”，使欧洲正在崛起的大大小小主权国家井然有序，结束混乱状态。1625 年，于果·格劳秀斯出版了专门阐述这一课题的第一部巨著，题名为《战争与和平法》。随后，在 1672 年，塞缪尔·普芬道夫出版了《自然法和国际法》。两人都认为，各个主权国家，尽管没有成文法和权威的约束，也应该为共同利益而协力工作；要有一个由各个单一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在缺少一个高一级的国际主权机构的情况下，一切国家仍应服从良知与正义。公海自由、大使外交豁免权等等一些具体的法学要论也提了出来。国际法的原则仍是自然法的原则。后来，内容还包括政府间的特别协议、一些海事法和海商法，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乌得勒支和约》等等条约的条款。当然，一旦危机乍起，情况仍是：执法手段不是软弱无力，就是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