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

重农学派在法国，跟哲人有点不一样的是重农学派，他们的评论者称他们为“经济学家”（这一词，原先据说是略有侮辱性的贬义）。许多重农学派跟哲人不同，作为行政官员或顾问，他们与政府靠得很紧。魁奈是路易十五的御医，杜尔哥是位老成练达的官员，成了路易十六的大臣。杜邦·德内穆尔，是杜尔哥内阁的一名助理官员，后来成了美国杜邦工业家族的创建人。这些人关心的是政府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关心增加法国国家财富的措施。他们反对行会规章，反对控制物价，认为会妨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此，他们是率先使用这一术语“自由放任”（他们看到合适，就让他们干），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原则。不过，他们偏爱强势的政府，认为有此依靠，就可克服传统的障碍，就可提供有引诱力的优厚条件，促进新工业体系的建立。

经济学，即人们长期沿称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重农学派上述的活动，发端于德意志众邦国多少相同的“财政学家”的工作，发端于计量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即统计学的起源。经济思想在英国特别吃香，在苏格兰爆红，因为亚当·斯密 1776 年在这儿发行《国富论》。到 1800 年，《国富论》已翻译成西欧每一种语言（葡萄牙语除外）。

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目的跟法国重农学派一样，旨在增加国家财富，减少妨碍国富增长的障碍。他推翻第七章我们所称的“为财富和帝国而斗争”的大小前提，因为他论证说，增长一国的财富不必有一个帝国。他把 16 世纪以来已得到公认的重商主义纲领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他预料，大不列颠的美洲殖民地将很快独立而无损英国贸易。其他人指望由开明政府统筹计划，亚当·斯密却宁愿政府职能有所限制，只管国防、国内治安和颁布合理法律及提供公正法庭，使私人分歧能得到判定。对发明和创业，他更多地依赖私人而不是国家。他成了自由市场的哲学家，自由贸易的先知。某种商品如果短缺，其售价就会上涨，从而刺激生产者生产更多，同时也会吸引新人加入这条生产线。如果生产的商品供过于求，资本和劳力将会同时撤回，并逐渐进入到另一个需求较旺的领域。低价，需求就会增加；低价，靠低成本；低成本反过来依靠劳力专门化。他以那时的针工厂为例，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在针工厂生产流程中，12 个工人中每个人只负责一道工序，能够比每个人负责所有工序生产生更多的针来。于是针价下跌，更多的人可以用上更多的针。这一原则用在国际贸易中也同样生效。有些国家或有些气候区生产出来的物品会比其他国家或地区便宜，这样，如果每种物品都专门化，然后彼此交换，大家都会拥有更多的物品。每个国家都可以利用其在某些生产领域或贸易上比较有利的优势，来弥补在其他领域上的经济弱点，同样也可以增加其国家财富。

参与者的私利是实施所有这些生产和交换的动机。正如他说，我们要吃肉，不是靠肉贩的善意，而是靠他对自己收入的关注。对那些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套利己伦理思想的反对者，亚当·斯密总是回答（他毕竟是格拉斯哥大学一名伦理哲学教授），这起码是现实的，描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表现的。在伦理上可以证明是正当的，因为最终不仅会产生最大的自由，而且还会产生最大的富足。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因彼此都开明利己而产生相互作用时，他说，似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将最后实现大家都过上最高标准的安康生活。对于个人处境的不安全和一个国家太过依赖进口必需物品（如粮食）所面临的危险他极力淡化，或认为并非太可恶而予以接受。如果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继续调控面包价格的话，那么这不应出于经济理由，而是为了防范动乱和维护社会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