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政府长时期都不愿卷入法国事务。它们遭到相当大的压力。一方面,亲法和亲革命的集团立即在许多地区出现;另一方面,法国的革命学说和美国的一样,都大量输出,采取世界哲学形式,公开赞扬不分时间、地点、种族和国家的人权。而且,人们按照自己所期望的,在法国最初的骚乱中所看到的或者是贵族的起义,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起义,或者是普通老百姓的起义,或者是整个民族的起义。在波兰,那些试图整顿国家以对付进一步被瓜分的波兰人,为法国的榜样而欢呼不已。匈牙利地主在反对约瑟夫二世的运动中,也强调以法国革命为榜样。在英国,那些控制议会的人一度自鸣得意地认为法国人正试图仿效他们。
革命的鼓舞但是,最受鼓舞的是欧洲社会中遭到排斥的各个阶级。据说备受煎熬的西西里织工就希望“法国人到来”。汉堡爆发罢工,农民到处起义。一名英国外交官甚至发现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和兵士受到民主的强烈影响”。在特权分子业已起义反对奥地利皇帝的比利时,在法国事件的鼓舞下,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而矛头却是针对着特权分子。在英国,新产生的“激进分子”如托马斯·潘恩和理查德·普赖斯等人,希望彻底检查议会和国教,以便跟得上巴黎的议会。包括蒸汽机的先驱者瓦特和博尔顿在内的重要商人同样亲法,因为他们在下院没有代表。爱尔兰人也兴高采烈,不久就举行了起义。各处的青年人纷纷被唤醒,如年青的德国人黑格尔和英国人华兹华斯,后者以后在回忆起 1789 年曾经吸引如此众多人物的新时代的意义时写道:
活在那个时刻是最大的幸福,
但风华正茂才是其乐无穷!
反革命的情绪另一方面,反革命运动也在集结力量。被英国激进分子的亲法倾向吓坏了的埃德蒙·伯克,早在 1790 年就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关于法国,他预言将出现无政府主义和独裁。关于英国,他坚决劝告英国人接受英国自身自由的逐步推进。关于全世界,他谴责那种停留在正确与错误的抽象原则上的政治哲学,宣布每个民族的形成必须有赖于他们本国的环境、本国的历史和本国的特点。他引发了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一书中对此作出有力的回答,并为法国作出辩护。伯克不久就开始鼓吹战争的必要性,主张对法国的野蛮和暴力进行思想斗争。他的《感想录》一书被译成其他国家文字,广泛流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的书是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影响了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出现。在短期内,他的书也使某些人乐于倾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提出要领导一支拥护君主制度者的十字军。在俄国,老叶卡捷琳娜被吓坏了,她禁止进一步翻译她以前的朋友伏尔泰的著作。她称法国人为“卑鄙的流氓”和“吃人的畜牲”,并把一个名叫拉吉舍夫②的俄国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此人在他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中,指出了农奴制度的罪恶。据说俄国人甚至还被禁止谈论“天堂的革命”。由于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诉苦信件不断传出,由于国王的兄弟阿尔土瓦伯爵早在 1789 年 7 月所领导的流亡者陆续逃离法国,人们对革命的恐怖更为加深了。流亡者最初都是贵族,他们移居欧洲各地并开始进行贵族的国际联系。他们鼓吹反对革命魔鬼的某种圣战。他们悲叹国王处于十分糟糕的困境,但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夺回他们的采邑收益和其他权利。流亡者中的极端分子甚至暗示路易十六本人是一个危险的革命者,而表示很中意他的兄弟,即那位坚强的阿尔土瓦伯爵。
简言之,欧洲不久就被一种超越各国疆界的分歧所分裂。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美利坚合众国,新兴的杰弗逊派被打上雅各宾派和亲法派的烙印,汉密尔顿派则被打上贵族派和亲英派的烙印。同时,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的意识更为坚定,委内瑞拉人米兰达③成为法国军队的一名将军。在欧洲各国都存在着使他们本国政府感到担忧的革命者和亲法分子,虽然在东欧和南欧他们的人数很少。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里,都还存在法国革命的死敌。在各国,都有忠于或同情外国的人们。自从新教改革运动以后,从未产生过这类情况,而在 20 世纪俄国发生革命以后,类似的情况才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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