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

自我利益与自由贸易工业家们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出现而增强了对未来的信念。1766 年，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国富论》。这部著作批判了以往主张对商业活动采取限制与专利权的过时的重商主义，以温和但坚定的态度表明，必须让生产和交换中的某些“自然法则”在经济市场上自行发生作用。随后，支持斯密的理论的有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他们的学说被（其反对派）赋予“自由放任”的称号，而从其精细的形式来说，仍可通称为古典经济学。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一个经济关系的世界，它是同政府或政治分开而独立的。这就是自由市场的世界，它本身受着一定的“自然法则”，如供求规律所制约。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他们本身感知到的利益，每个人都比其他任何人更懂得个人的利益，而这些个人利益的总和将构成全人类的普遍福利和自由。政府应尽可能不加干预，它做的事情只应限于维护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提供合乎情理的法律和可以信赖的法庭，从而保证私人的契约合同、债务和各项义务的履行。不仅是商业活动，而且教育、慈善事业与人们的私事，一般地都应不受干涉，留给个人自己决定。不应设有关卡，到处都应实行自由贸易，因为这种经济制度是世界性的，不受到政治障碍或民族不同的影响。至于工人，按照大约 1850 年以前古典经济学家的意见，他们不应期望得到超过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因为“工资铁律”将造成如下情况：当工人获得高于维持其生活的最低工资时，他们就要生下更多的孩子，就会吃光原工资的超额部分，结果工人自己，以及整个工人阶级就会再一次下降到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工人对此不满，那么他们应该懂得，改变这种制度是一件蠢事，因为这就是制度，自然的制度，其他是没有的。在令人讨厌的曼彻斯特那里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沉闷的科学”，并不是毫无缘故的。

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

1700 年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拥有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城市只有一个；到了 1911 年，这样的城市已经接近 30 个，其中大多数都地处实现工业化的中部地区。（右图的小长方形框内的区域）

劳动人民的经历对英国劳动人民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但是，应该记住，低工资也好，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也好，女工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业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么新事情。所有这些都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因为在英国和西欧，农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代替了中世纪较高程度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工业城市的居住条件，在某些方面比许多人原来居住的农村贫民区要好一些。工厂的日常工作使人在精神上感到沉闷，但是在那些棉纺织厂里，在某些方面，要比家庭的血汗工厂稍好一些。从前，生产就是在那些血汗工厂里进行的。劳动人民在城市与工厂里集中起来，这就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使他们的苦难处境更为明显地表露出来，因而在那些较幸运的人们中间逐渐产生了慈善之心。工人们在城市聚集以后，逐渐获得较多的有关世界的知识。由于他们混杂一起，互相交谈，结果增强了关于团结、阶级利益与共同政治目标的意识，并且终于组织起来，建立了工会；通过工会，他们获得国民收入中较大的份额。

拿破仑垮台以后，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场。虽然在法国、比利时、新英格兰和其他地区，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事实上，直到 1870 年以后，英国才面临外国工业的竞争。即使如此，在纺织品和机床方面，英国实际上仍居于垄断地位。从英国中部和苏格兰低地装载的棉纺织品和蒸汽机运送到世界所有地区。英国的资本输出到世界的一切国家，而在那里就产生了新的企业。伦敦变成为世界的交易所和金融中心。其他国家进步的人们都把英国当作自己的榜样，希望从它那里学到先进的工业化方法，同时在政治上仿效它的议会制。

英国工业革命（收入来源示意图）

在 19 世纪，英国国民收入增长了八倍。来源于农业、林业和其他类似行业的收入大致同样，但来自这些活动的收入份额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了十六分之一。到 1851 年，国民收入的一半来自制造业、贸易和运输业。到 1901 年，有四分之三的收入来源于上述这三个行业。“来自海外的收入”的分类则涉及到大不列颠之外的贷款和投资的利息和红利。19 世纪 50 年代，这些海外收入迅速增长。［P.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6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