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814—1815 年,欧洲得到和平安排以后,现今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此时出现的最具影响的政治上的反动与改革运动。打败拿破仑的各国政府,首先要求确保过去二十五年间发生的动乱不要再重新发生。在法国,复辟了的波旁国王路易十八,渴望给自己及其继位者保持王位。在英国,托利统治阶级希望保持往昔英国的地位,那是他们十分英勇地战胜波拿巴的控制才赢得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欧地区,梅特涅(他在往后三十三年间仍然是左右这些地区的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哈布斯堡王朝享有最高威望的那种制度。沙皇亚历山大的目标则不是那么明确。其他国家的代表都害怕亚历山大成为一个空想家、一个以世界救星自居的人、一个要把基督教变成政治性宗教的人、一个戴王冠的雅各宾派,甚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梅特涅的主要希望之一,是使亚历山大转向保守主义。
考虑到在拿破仑战争中各战胜国所经历过的种种恼人的事情,至少可以说,它们作出的安排在某些方面还是温和的。部分出于沙皇的坚定主张,1814 年以后,在法国、俄国以及“会议的”波兰都存在过成文的宪法。南德意志各邦的一些统治者应允成立一个代议制政府。甚至普鲁士国王也允许在其王国范围内成立一个代议制议会,虽然这个诺言没有履行。然而,要保持任何的稳定局面都是困难的。政治上的右派势力,即特权阶级(或者说在法国是从前的享有特权的阶级),把自由主义的一切迹象都斥为对革命的危险的让步。政治上的左派势力——自由党人、民族主义者、共和党人——都把新近建立的政权看作是极端反动的和残缺不全的政权。那些国务活动家们在革命问题上表现得神经过敏,以致他们遇到每一种革命鼓动的征兆都力图实行镇压措施。尽管他们依靠镇压手段可以将革命活动暂时打入地下,但实际上,这只能引起新的不满情绪而使形势恶化。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不断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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