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挫折和挑战

资产阶级的时代同时还使得劳工界变得疏远了。英国和法国政府，几乎同样地成为不久以后由卡尔·马克思所称呼的资产阶级委员会。在法国，人们已经在焦虑地谈论着无产者的状况，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一无所有。到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法国的共和派与英国的激进民主派都感到受骗上当了。他们曾在各自的国家里，以起义和示威游行的方式，强行发动一次实质上的革命，此后，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都被抛弃，没有获得选举权。有些人对代议机构失去了兴趣。他们在被逐出政府以后，很想通过一个超政府的，即革命的或者乌托邦的途径去寻求政治上的目的。对普通工人来说，作为一个最终的目标，社会的与经济的改革似乎比单纯的政府革新更为重要。一些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告诫工人们说，不要期望这个制度会改变得合乎他们的心意。由此，工人们被引上摧毁现行制度的道路，并且要以主要由思想家脑海里设想出来的新制度来完全地代替现今的制度。曼彻斯特学派及其在法国的同伙则告诫工人们说：工人收入是受到必然的自然法则制约的；工资维持在低水平是最好的而且是确实必需的；要想在世界上过得好，则只有使自己超脱出整个工人阶级，成为经营有利可图的企业主，而对劳动人民都置之不理。

劳动市场这种流行的学说强调了劳动市场这一概念。工人出卖劳动，雇主则购买之。②劳动的价格，或者工资，是由两方面的个人商定的，其价格将根据供求的变化而自然地上下波动。当某种劳动属大量需求时，其工资便上升，直到提供此种劳动的一批新人较多地流进市场时为止，结果，工资额又一次恢复到旧有水平。当劳动已无需求而无人购买时，人们无法出卖劳动，还可以暂时靠微薄的贫民救济金维持生活。

1834 年《济贫法》1834 年新的《济贫法》是受到英国工人阶级特别厌恶的。尽管这项新法律矫正了旧制度的一些明显的弊病，因为正是旧制度使千百万人陷于贫困和堕落。然而，这项新法律所依据的是那种沉闷的科学里的一些冷酷的方案，它的主要原则是通过使人们觉得领取救济金比做任何工作更为讨厌的这种手段来维护劳动市场。救济金只补助给那些愿意进贫民习艺所或者贫民院的人。在这些机构里，男女是被隔离开的，而在其他方面，生活则是明显地比外界少有吸引力。工人们认为这项新法律是令人厌恶的，他们将贫民习艺所称作“巴士底狱”。他们对劳动市场这一整个观念表示忿恨，在这个市场里，劳动像其他商品一样被购买或出卖（或者一直卖不出去）。劳动市场的波动与不良周期循环给工人阶级家庭产生社会方面的不稳定，并可能使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在英国 19 世纪初期，法庭的记录表明，家庭内发生暴力的争执更为普遍。因为在工人家庭中，妇女已经为家庭挣得很明显的一份收入，或者比她们失业的丈夫更容易找到工作。尽管妇女劳动挣到的工资几乎总是比男人挣到的少，但这样的状况对英国家庭生活中历来的关系提出了挑战。

19 世纪 40 年代，一批刚组织起来不久的伦敦警察，正在等候宪章运动者队伍的到来。英国政府采用了一支更加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目的是避免发生类似彼得卢大屠杀这种事件，并且能控制类似宪章运动者的群众示威游行。宪章运动者正打算通过群众运动（最后没有成功）去争得更民主的选举法。（Getty Images）

从长远看来，欧洲的生产率将会增长，从而有可能减轻工人的困苦处境。同时，存在着两种使工人摆脱困境的办法。一是改善劳动在市场中的地位。由此而导致工会的成立。工会的任务是控制劳动的供应，同时跟雇主签订集体合同。这些工会，在法国是非法的；在 1825 年以后的英国，也才变成为合法化。诚然，在这两国，罢工都仍然是非法的。另一种办法是否定整个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曾有人设想建立一种制度，在此制度下，生产产品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出卖；劳动人民将按照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按照雇主的需求而得到报酬。这就是 19 世纪许多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