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开放

佩里在 1853 年的那次访问是不受欢迎的，但过后他在日本反而有了许多潜在的盟友。贵族迫于沉重的债务，又不能从农业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便想开展国外贸易和引进新的事业，以开辟自己的财富。赤贫的武士由于在旧制度下没有前途，早想从事像军官和文官这样的新职业。商人希望经营西方货物以扩大买卖。学者急于学会更多的西方科学和医学。爱国者则担心日本照此下去会变得无法对付西方武器。在精神上，这个国家已经从它原来的抛锚系缆之处漂开，正在朝着坚持民族权利这个过程前进，并且不停顿地在许可的范围内大致地了解着新思想。处于这样的压力下，以及对美国人炮轰江户怀有无法掩饰的恐惧感——即使不能使日本屈服，至少也会使幕府政权日益低落的威望荡然无存——将军德川家定在 1854 年与美国签订了一项通商条约，不久后又与欧洲国家签订了一些同样的条约。

冲突的种子在随后那些年份里，在日本和西方之间产生了误会。白种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这些日子里有点嗜用军舰炮轰来对付落后民族。像日本这样一个骄傲的、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很快便发现白种人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不发达的民族。例如，通过学习和旅行，对西方有了较多的了解后，他们马上发现，在 19 世纪 50 年代签订的条约并非如西方所理解的那种相互平等的条约。最初这批条约规定，日本应对进口保持低额税率，除非得到外国列强同意，否则不得将其更改；而给予外国人在决定关税政策上的发言权，决不是西方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习惯做法。早期的条约还规定有治外法权。这就意味着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日本居留但不受日本法律管辖，而仍旧置于他们各自祖国的司法权之下，即由领事官员代表行使的司法权。这些有关治外法权的规定，早就在土耳其确立下来，而且当时正在中国成为既成事实。一方面，欧洲人坚持要求在财产、债务、生命和人身保障这些欧洲原则尚未奏效的国家里得到这些东西；另一方面，肯定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准许过一个外国政权在自己的国界之内行使司法权。治外法权即标志着劣等，正如日本人很快就发现的那样。

德川幕府晚期的日本

德川幕府的统治从 1603 年持续到 1867 年。这幅地图展现了那段时期日本内部的分裂和权力对抗，西方各国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进入这个地区。德川幕府控制了江户（后来成为东京）附近的领土，但是长州、萨摩和其他控制日本较大领土的独立贵族，都不在江户的德川幕府权威控制之下。当西方列强 1854 年进入日本以后，在长州和萨摩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最终导致了德川幕府统治 1867 年的终结，并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新的工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了。

排外的反应1854 年后，一场猛烈的排外运动发展起来。最初，运动的领导者是西部岛上那些贵族，长州藩和萨摩藩的领主；他们从未臣服过江户的幕府，这时更一心想以天皇名义作为这次运动团结的号召，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和领导一次民族的复兴。开始他们想以驱逐西方人来制止西方的渗透（与两个半世纪以前一样）。可是在 1862 年，有几个英国人无意中违反了一点日本人的礼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竟遭到杀害。事后英国政府要求惩办萨摩藩领主肇事的家臣。幕府证明对此无能为力，英国军舰随即开赴萨摩藩首府并炮轰该城。同一年，长州藩领主下令用控制下关海峡的一些古代大炮向经过的军舰开炮。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等国政府当即对此提出抗议，并且在为难的幕府感到无法惩戒长州藩之后，它们即派遣一支联合舰队进逼下关。长州藩的要塞和舰船均被摧毁，并被迫赔款三百万美元。这些事件在欧洲和美国已被淡忘许久之后，日本人尚自耿耿于怀。还有一件使他们怀恨在心的事，即西方列强在发现幕府不是该国的最高统治者后，派遣一支海军远征舰队开赴京都，以海军炮轰相威胁，要求天皇批准由幕府签署的条约并降低进口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