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主义的和非物质主义的理想

由于民族国家体制的扩张，欧洲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崩离析了。欧洲的一致性，在于全体欧洲人都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和观点，而这些东西同样存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欧洲人”国家。欧洲及其分支国家构成了欧洲人和北美人所指称的“文明世界”或“西方”。其他地区——主要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则被欧洲人说成是“落后的”。在 1914 年之前的那半个世纪里，欧洲人及其余西方人对他们的文明有着异乎寻常的意识并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相信，这是历经数个世纪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人类努力的重要领域中最先进的一支，因而设想世界各民族都应该敬慕这同样的社会理想。就此而言，只要谁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采用它们，谁就是“落后的”；一旦他们尽力采用这些文明的理想，他们也就会跟着变成为“文明的”了。这样的想法影响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后期进入到一个活跃的新阶段。

文明的理念这些欧洲或“西方”文明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主义的。如果欧洲人和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明在 1900 年要优于 1800 年，或者 1900 年时在各方面都比同时期非西方民族要好得多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吃得饱，穿得好，在柔软的床上睡觉，有令人满意的卫生设备；是因为他们拥有远洋轮船、铁路、有轨电车，以及大约在 1880 年后又有了电话和电灯。然而文明的理想决不仅仅是物质主义的。譬如说知识，正确的或真正的知识，同样被认为是文明的成就——自然科学知识代替了迷信和巫术；地理知识使文明的人据以开始从总体上来认识地球，知道了它大致的轮廓和它多种多样的居民。这种理想也有着深刻的道德渊源，它起源于基督教，不过，如今已经世俗化并且从宗教中分离了出来。英国人艾萨克·泰勒在他那本 1860 年出版的名为《基本的文明》一书里，用对比的方式说明了这种道德理想，他列举出“野蛮的遗风”，认为应从人类生活中消失，如“一夫多妻，虐杀婴儿，卖淫的合法化，反复无常的离婚，残忍和缺德的娱乐，酷刑的折磨，种姓制和奴隶制”。其中有一些是欧洲至少在基督教兴起后就不曾赞同的风俗习惯（尽管卖淫现象几乎在所有欧洲社会里或多或少被默许）。大约在 1800 年左右，酷刑即使在思想褊狭的欧洲国家里也已废弃不用；合法化的种姓制和奴隶制在 19 世纪逐渐被西方国家废除。可是在 1860 年那个时候，在一些非欧洲民族中间，只有那么两三种泰勒“遗风”已消失不见。

进步的指标社会学家定出的其他某些纯粹数量上的指标，可用来显示一个特定社会的进步水平。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死亡率，或者说一年之内每千人当中有多少人死亡。在英格兰、法兰西和瑞典这几个国家，“确切的”死亡率（或者说是与婴儿和老人的比例无关的死亡率，因为这两类人最易死亡）如众所周知是在下降：1850 年以前大约是 25 人（每年每千人），1914 年降到 19 人，到 20 世纪 30 年代更降到 18 人。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所有西北欧国家、美国和不列颠自治领国家里，它似乎都稳定在 18 人左右。即使在最好的年代，在那些不是“现代”的国家里，死亡率都超过 40 人。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指标是婴儿死亡率。由于医药科学发达的结果，在 1870 年以后，这一指标在所有的国家都急剧地下降了。这样，一个生活在文明环境里的妇女，用不着那么经常地怀孕和分娩，就可以保持同样数量活下来的小孩。另外一个指标是预期寿命，即一个人在同等机会下能活到的年龄。英格兰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 19 世纪 40 年代的 40 岁，上升到 1933 年的 59 岁，进而提高到 21 世纪初的 78 岁。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在 1931 年还低于 27 岁，2001 年就提高到了 62 岁左右。还有另一个指标是识字率，即超过一定年龄（如 10 岁）而能够阅读和书写的人在人数上的比例。到 1900 年，西北欧国家的识字率已接近百分之百，而有一些国家则仍未比零高多少。另外还有一个基本指标是劳动生产率，即一个工人在指定的时间内所生产的数量。进行这方面的计算是困难的，尤其是在早期这种统计资料匮乏的时候。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个丹麦农民的生产率无论怎样都要超过一个阿尔巴尼亚农民的 10 倍以上。从这方面来看，整个西北欧都高于欧洲的平均数，唯有爱尔兰除外；而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整个东欧都低于这个平均数。

雪中火车

作者：克劳德·莫奈（法国人，1840—1926 年）

火车是 19 世纪现代性的新象征之一，但鲜有艺术家视之为绘画的恰当主题。然而，莫奈与其他的印象派艺术家却渴望运用他们的艺术技法去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体，包括正在通过的机车的钢铁轮廓。在这幅描绘现代技术的印象派艺术代表作中，火车坚实庞大的躯体融化在跳动的光和阴沉冬日的模糊灰色里。（Giraudon / Art Resource, NY）

什么是文明生活的精髓，无疑是难以言明的。就其概念而言，不外乎指人们如何运用其智能，他们对其他人形成的看法，或者是对其本身生活的状况和计划形成的某些观念。对如何解释这无形的概念，不同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无论如何总是不会一致的。但在数量标准方面，他们却很少有意见分歧，除了少数例外，无论谁都希望降低死亡率，提高识字率，提高人类创造的生产率。不管关于文明社会的无形品质我们怎么难以言明，如果单是应用数量指标或社会学指标，我们可以说，在 1870 年后大约 40 年里，并非仅仅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实际上确实算是在世界上快速扩张的现代文明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