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产生了许许多多严峻的现实。工人群众因劳务市场的起伏而颠簸不定,生产者则因世界商品市场的盛衰而动荡不已,他们同样吵吵闹闹地要求保护性贸易制度,以对付无限制的外来竞争。1873 年,一场严重的萧条使价格和工资现状崩溃了,直到 1893 年,经济都未完全复原。欧洲的农民,不管是法国的小农场主,还是德国东部那些大容克地主,都要求实行关税保护措施,因为他们不可能与美国中西部或南俄大平原的农业竞争,这两个地区在 1870 年之后都以低廉的价格向欧洲倾销它们的谷物。在 1880 年左右,以农业方面的保护贸易为先声,保护性关税的复活和自由贸易的衰落在欧洲已经非常明显了。工业方面很快也要求得到同样的好处。在德国,容克地主和正在崛起的莱茵兰实业家联合起来,迫使俾斯麦在 1879 年开始对进口征收关税。1892 年,法国采取了高关税率政策,以安抚本国的制造业界和农业界。正在迅速工业化的美国,比哪一个国家都行动得快,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实行了保护关税政策。
李斯特论调的复活工业革命如今在其他国家起的作用比在大不列颠更明确。对于从英国购买工业品而仅仅以卖原料和食品作为交换的做法,人们抵制得越来越激烈。到处都在复活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论点。半个世纪以前,他在他那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0 年)的书里,指责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制度,主要有利于英国,并且宣称,倘若它老是在一个半乡村式的非制成品供应国的地位上停滞不前的话,没有哪个国家会变得强盛、独立,更不用说变成一个完全文明的社会。由于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专门制造出口货,一场对世界市场的国际争夺开始了,同时促进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和新帝国主义的产生,这些情况都将在下一章里加以叙述。新帝国主义的产生其实也是自由主义衰落的另一症候,因为自由主义对殖民地非常不感兴趣。
经济民族主义在所有这些方面,由自由主义者假设的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界线开始消失了。一种新重商主义的产生,使 17 和 18 世纪那时候各国政府想要使经济活动服从政治目标的企图得到复活。到 1900 年,一个动听的名词——经济民族主义,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国家依靠关税、贸易竞争和国内管理,奋力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无须理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效果。至于说单个的工人和商人也是一样,在纯粹的经济事务里,他们隶属什么国家,受什么政府支持,以及在什么法律下过活,如今已经有了一种非同小可的关系。
“新”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工人组成工会,无疑可以保护他们自己,以对付当他们是个人时可能遇到的无保障和虐待。商业界开始实行合并,集中成一个个巨大的有限公司,或者形成垄断组织、托拉斯或卡特尔,同样是为了在无控制的市场的变幻无常中保护它们自己。出现大规模的经营形式和有组织的劳动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损害了古典自由主义恋恋不舍的个人竞争。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政党、男性普选权和对社会灾难的敏感,这一切都迫使政治领导人日益介入经济事务之中。工厂制度变得更加详尽,实施效果也更好。俾斯麦开创的社会保险传到了其他国家。政府规定食物和药品的纯度标准。社会服务由国家来发展,国家对其国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正在承担起责任。戴维·劳合·乔治那个时代的英国自由党人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美国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均认可了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扩大作用的做法。不管是罗斯福、威尔逊,还是其他人,无一例外都在寻求用政府行动反对垄断和托拉斯以复兴经济竞争。一般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比较愿意接近工人和一些受压抑的阶级,而不是商人。工人命运的改善,必然证实自由主义的旧人道主义同个人尊严和价值之间那种关系的正确性。政府作用扩大的福利国家似乎与旧自由主义无关,但是却被新自由主义引为前进的方向。然而,旧的或古典的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往往反对日益加强的政府权力和中央集权,都在为个人自由担忧。
1859 年
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进化”成为现代知识生活的一个主题
19 世纪 80 —90 年代
克劳德·莫奈在印象派画作中表现光与色彩的细微差别,如《鲁昂大教堂》
1889 年
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组建第二国际
1897 年
西奥多·赫茨尔组织第一次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
1900 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展现他的无意识论
1905 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物理学相对论
1907 年
巴勃罗·毕加索开始立体派风格创作,如《亚威农少女》
1918—1920 年
妇女在英国、德国和美国获得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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