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字军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由欧洲综合在一起的商业、工业、金融、科学、政治、报业、知识、宗教和人道主义等的推动力所产生的。它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突出表现，它的鼓吹者声称它给那些尚处在蒙昧状态下的地方带来文明和开化的生活。对“现代文明”的信奉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替代物，帝国主义则是它的十字军。

欧洲文明负有文化和宗教使命的信条导致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建立起学校、教堂和医院。照片中的这位英国女士名叫伊丽莎白·莫特，是当时在中国福建省执行传教任务的新教执事；其身后站着的男人表明了在当时所有欧洲海外机构中，当地工人和助理的存在是很重要的。（Church Mission Society Archives, London）

贸易使命对此，英国人的说法是“白人的责任”，法国人说是他们的“文明的使命”，德国人的说法是“文化的传播”，美国人则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保护者的祝福”。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流行的人类学教导人们说，白人是“更适宜者”，也就是具备着比有色人种更优越的天赋。其他稍为合乎情理的论证说，非欧洲人的落后应归因于历史原因，因而是暂时的，但在未来的一个长时期内，文明的白人必须对他们的黑种被保护者保持一种监护人的地位。在帝国主义的心理学当中，有许多东西并非没有价值。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离开德文郡或者普瓦图这些适宜的土地，来到酷热蛮荒的地方，度过漫长而孤寂的岁月，支持着他们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正在推进人类的工作。诚然，制止对奴隶的袭击、折磨和免除饥饿，为扑灭堕落的迷信行为而战斗，与因疏忽大意和肮脏的环境所引起的疾病作斗争，还有推进法律公正的思想和制度（即使殖民地的法律体系没有同等对待殖民者和原住民）等，所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些成就无论如何真实，都十分明显地伴有自私行为，表现出令人不能容忍的自鸣得意，和对人类大多数民族抱有十足的恩赐态度。正如拉迪亚德·吉卜林在 1899 年写道（这是他在美国人夺取菲律宾后的训导）：

担负起那白人的义务——

把那最优秀的分子派出——

让孩子们立誓背井离乡，

为你们的俘虏奔忙；

在沉重的工作里沉溺，

为焦急的人们，也为野蛮的——

你们新捕获的愠怒的人，

半像恶魔，又半是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