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和进步

在前面的几章，我们已经看到沙皇专制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统治如何像架机器强加在它的国民身上；上层阶级如何西方化，而群众却进一步沦为农奴；知识界怎样发展和分裂为从事政府工作和从事人民活动的两个部分。在第十三章中，已经阐述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解放农奴，并建立了州和地区的自治会或叫地方自治局，这些机构主要由地主选举产生，并管理道路、学校、医院等各项事业。

旧王朝的俄罗斯化运动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 年）力图扑灭革命思想，甚至压制对政府温和的批评。革命者和恐怖主义者被流放，民意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已经消失。犹太人遭到大屠杀，这是到彼时为止的现代历史所有事件中最坏的事件。帝国第一次采取了一个有计划地进行俄罗斯化的方案。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高加索人、分散的德意志居民团体、各种穆斯林集团，全部面临着被大俄罗斯文化强迫同化的前景。大俄罗斯化运动的哲学家和主要官员是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是圣教会的代理人，也是沙皇下面的俄罗斯正教的世俗领袖。波别多诺斯采夫看到了西方某些思潮的异己性和危险性。他梦想把神圣的俄罗斯变成某种宗教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受过训练的牧师应保护其信徒免受西方的潜移默化。

可是，这样的社会并没有出现。19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变成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它给欧洲送来了欧洲人能够理解的伟大的文学和音乐作品。俄罗斯的小说在西方简直是家喻户晓。所有的人都能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而不感到陌生。如果说，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写的人物是比较奇妙的话，那作者本身无疑是伟大的欧洲文化家族中的佼佼者。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和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歌曲曾风靡欧洲和美洲。这些歌曲有时似乎隐含着粗犷、渺茫或忧伤之情，但始终没有背离俄罗斯的民族风格。俄罗斯人也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作出了贡献。他们在那些较深奥的智力课题如高等数学、物理或国际象棋中，都表现出特别的才能。

1914 年以前的工业化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俄国也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欧洲的资本流进俄国，为铁路、矿山和工厂（以及政府和军队）提供资金。到 1914 年，欧洲人在俄国和美国的投资几乎相等，各约为四十亿美元。1897 年在维特伯爵的革新政府领导下，俄国采用了金本位，使它的货币容易同所有国家的货币兑换。在 1888 年到 1913 年的二十五年间，俄国铁路的英里数增加了一倍多，电报线的英里数增加了四倍，邮局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传递邮件的数量增加了六倍。虽然从西方的标准看，俄国的工业仍然是不发达的，例如，它还没有任何的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厂，但俄国确实在迅速地进行工业化。输出额从 1880 年的四亿卢布增长到 1913 年的十六亿卢布。输入虽然比较少，但增长却很快，在同一时期增长了四倍。输入的项目包括：茶、咖啡、西欧制造的机器和工业品。

在俄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化导致商人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按社会主义的术语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但尽管人数增加了，从西方的标准看，两个阶级的人数仍是不多的。工厂的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为领取微薄的工资每天劳动在十一个小时以上。这种状况大约相当于 1850 年以前英国或法国工人的处境。工会是非法的，罢工也被禁止。然而，19 世纪 90 年代的几次大罢工，却唤起了人们对新的产业工人的痛苦处境的注意。俄国无产阶级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俄国工业高度集中，有一半产业工人集中在雇有五百人以上的工厂里。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在经济上容易组织起来，在政治上也易于适时地动员起来。至于俄国的商业和资本家阶级，由于其地位的某些特点，则是比较软弱的。俄国的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而大多数企业则隶属于沙皇政府。俄国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国营经济体系。此外，俄国（与当时的美国不同）政府本身从欧洲借了大量外债。因此，它在财政上很少依赖自己的人民，从而较易维持其专制统治。

立宪民主党人然而，新兴的商业阶级和自由职业者阶级，由于得到办企业的地主的支持，已强大到足以形成舆论中的一种自由主义思潮，其表现是 1905 年立宪民主党（或“Cadets”）的成立。州自治局中的许多活动分子都变成了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就是西方人所称的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和立宪主义者。他们较少顾及工厂工人和农民的苦难，而是更多地考虑需要有一个由全国选举的议会来掌握国家政策。

俄国仍然是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大量出口主要是农林产品。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自 1861 年农民摆脱从前的封建领主以来，他们生活在农村公社或“米尔”里。在多数公社里，经过农村居民的同意，把土地分配或重新分配给各农户。没有村社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公社。农民的负担仍然相当重。直到 1906 年，他们还要支付在 1861 年农奴解放时所欠的赎身钱，甚至过后还要支付其他繁多的款项。他们还要缴纳重税，因为政府要靠国内征税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为了不断增加谷物的出口，用来偿还俄国欠西方的债务，政府只能从农民的饭桌上搜刮粮食。许多农民为了出售，种的是上等小麦，自己吃的却是黑面包。总之，和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一样，俄国农业人口承担着工业化费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农民的要求农民的负担如此沉重，加上耕作方法粗放，总是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个体农民和“米尔”都同样感到“土地饥饿”。农奴的解放使大约一半土地转为农民个人和集体所有。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农民从非农民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以增加其数额。“米尔”不但没有被废弃，实际上还在兴旺发达。它们购买的土地远比个人买主为多。大概有一半或更多的农民认为公社的财产比不稳定的私有财产更安全。只有为数很少的有进取心的较富裕的农民（后来称为富农）是例外。这些引人注目的“大农场主”已远离贫苦的农民群众，他们是不受群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