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和革命事件

日益增长的不满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几乎同时建立，显然，这是社会不满日益加剧的征兆。当时，这些党中还没有一个党是像西方那样的党，即组织起来使人当选为公职人员，因为在俄国，州自治局一级以上是不进行选举的。三个党全都是宣传机构，由缺乏群众支持的领袖和追随各种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组成。各党的成员，甚至立宪民主党人都受到警察的监视，以致大部分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与此同时，1900 年后俄国出现了民众骚动的征兆。农民侵占贵族的土地，甚至发动反对地主和税收官的地方性暴动。工厂的工人也有零星的罢工。但是，没有哪一个新党同这些民众运动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政府拒绝作出任何让步。1894 年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对这位少君来说，所有的批评似乎都是儿戏。他年轻时受教于俄罗斯东正教世俗领袖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把怀疑专制和正统观念，怀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切思想都视为非俄罗斯的异端。如果某些政府官员竟然被政府之外的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或最守秩序的民主主义者的利益所支配，那就会被沙皇、皇后和高级官吏看作大逆不道。对他们来说，专制制度是上帝赋予俄国政府的最好的和唯一的形式。

军事失败的反应首席大臣普列韦和宫廷里的人士都希望短期的对日战争的胜利，能使政府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战争打得很糟，结果适得其反。爱国热情洋溢的帝国社会评论家们（除了少数最信奉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都对俄国被一个崛起的亚洲强国轻易打败感到羞耻。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人们普遍地感到，这个政府已向全世界暴露了它的无能。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之所以行动迟缓、麻木、固执和缺乏效率，是因为它信奉秘密手段和拒绝批评或监督的结果。这样，它既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也不能领导正在俄国开展的经济现代化。但是，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当时，警察曾允许一位牧师加朋神父到圣彼得堡工厂的工人当中去，希望通过组织他们以抵消革命者宣传。加朋神父认真着手处理工人的冤情。这些工人实际上是刚迁到城市的单纯的农民，他们深信，只要能见到少君这个超乎一切顽固的资本家和冷酷的官吏之上的神明，他就会吃惊地倾听工人的控诉，并纠正那些折磨俄国的邪恶。于是，他们拟订了请愿书，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日最低工资一卢布（50 美分）；请求撤掉无能的官吏；民主选举立宪会议，在俄国建立代议制政府。1905 年 1 月的一个星期日，大约二十万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少，和平而恭敬地唱着“上帝保佑沙皇”的歌曲，聚集在沙皇的冬宫前面。但沙皇逃避了，官员们也惶惶不安，调来的军队残忍地扫射示威群众，当场打死数百人。

“流血星期日”的反作用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使赖以维持政府稳定的道德支柱崩溃了。工人们震惊之余，才明白沙皇不是他们的朋友。支持那些令人憎恨的官吏、税收官、地主和企业所有者的专政制度，一下子暴露无遗。政治罢工的浪潮突然爆发了。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多于布尔什维克）从地下或流放地给这些运动以革命的指导。工人代表会议或“苏维埃”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宣告成立。在全国许多地区，农民也开始了自发的暴动，他们强占贵族的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并以暴力对付他们的领主。社会革命党人自然要力图掌握这次革命运动。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教授、工程师、商人、律师以至成立于四十年前的州自治局的领导人，也都力图夺取领导权，或者至少利用这次危机来束缚政府的手足。所有这些人都同意一个要求：在政府中应有更多的民意代表。

沙皇勉强地作了微小的让步。1905 年 3 月，他答应任用那些“享有国家信任”的人。8 月（在毁灭性的对马战役之后），他同意实行某种“三级会议”，即农民、地主和城市居民都作为单独的等级进行投票。革命仍在迅猛发展。当时列宁还没有回到俄国，主要由孟什维克领导的圣彼得堡苏维埃或工人代表会议，号召在 10 月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总罢工。当时，铁路中断，银行关闭，报纸停刊，甚至律师也拒绝上班。罢工蔓延到其他城市，甚至农民也卷了进去。在政府瘫痪的形势下，沙皇发表了“十月宣言”，宣言许诺立宪、公民自由，以及成立由所有阶级平等选出的杜马（即议会）；杜马有权制定法律和管理行政机构。

十月宣言沙皇和他的谋士们，打算用发布“十月宣言”来分化反对派。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个预谋。由于沙皇答应成立杜马，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今后自己可望通过议会方式去处理社会问题了。自由主义者此时害怕革命了。企业主看到总罢工中显示出来的劳工力量而忧心忡忡。地主要求农民恢复秩序。但觉醒了的农民和工人仍未感到满意。农民依然要求较多的土地和交纳较少的税；工人则要求较短的工作日和能维持生计的工资。革命知识分子的几个派别继续在民众中进行鼓动，希望促进事态的发展，直到废除沙皇君主制，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他们自己当领导。他们还正确地认为，“十月宣言”只不过是一个骗局，一旦革命的压力解除，沙皇就会拒绝承担诺言。苏维埃运动此时仍继续高涨，地区性的罢工也在继续，还产生了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和黑海舰队水兵的哗变。

但是，沙皇政府还是能够维持其统治的。由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此时已不大活跃或要求维持秩序，当局趁机逮捕了圣彼得堡苏维埃的成员。政府同日本仓促媾和，并把可靠的部队从远东调回。革命领袖有的逃回欧洲或再次转入地下，有的被抓到监狱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农村还执行了死刑。实际上，1905 年的革命仅仅是未来 1917 年革命的彩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