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区别,起因和后果

极权主义涵盖多方面的意义，虽然墨索里尼是第一个使用“极权主义”这个名词，并把极权主义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而明确提出来的人，但他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并没有把人民的生活统统控制起来，从而实现这个名词的全部政治含意。天主教教会同这个政权和解，反犹主义只是很晚之后才出现，立法的上院或参议院继续发挥作用，国王保留了他的许多特权。至于斯大林的苏维埃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区别，至少在原则上，这些区别是很重要的。在理论上，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的；它起初并不颂扬领袖个人；它不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它建立在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这种阶级斗争在所有国家同样展开。它采用听起来很民主的宪法，至少在口头上谈到人权。它的宪法正式谴责种族主义，它没有有意识地提倡战争和暴力的伦理学。斯大林专政的一党的国家，似乎是永久的；宪法和人权保证的空洞无物变得更加明显；围绕着斯大林这个人搞起了个人崇拜；强调的重点变得比较富有民族主义色彩，较少地着重在世界的工人身上，较多地重视苏维埃祖国的荣誉；它把未透露数目的许多人送到古拉格的劳改营去消亡。

极权主义的演变有别于纯粹专政的极权主义，虽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突然地出现的，但并不是历史的反常现象。它是以往的许多事态发展的产物。国家这个机构自从中世纪以来就不断获得新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和推进了这个过程。20 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是庞大而坚如磐石的，声称对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具有绝对的支配权，把国家主权的这种原有的事态发展推到新的极端。例如，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就同教会发生抵触。20 世纪的独裁者也是这样做的。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反教权主义，而且是明确反基督教的，并提出或者强行施加一种“全面的”人生哲学。

依赖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这种新的哲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从它所歪曲的和夸大了的历史上的民族主义那里吸取力量。它拒绝古典的自由主义，因为古典的自由主义强调有理性的个人的自主权。作为代替，它提倡社会的有机理论。它认为，社会是一种活的有机体，个人在这种有机体里只是一个细胞。在这个理论里，个人没有独立的存在；他从诞生他和抚育他的社会、人民、民族或文化那里得到生命本身和他的一切思想。马克思主义中的个人绝对服从他的阶级，也与此大致相同。个人是微小的细胞，在社会的躯体外面是毫无意义的。在这样的理论之下，谈论个人的“道理”或“自由”，允许个人有自己的见解，或统计个人的见解来获得仅仅是数目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效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的意见，是作为铁板一块的人民或民族（或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意见。甚至科学也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有“纳粹的科学”，这种科学在其结论方面必定和民主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或“犹太人的”科学有所不同；对苏联人来说，则有苏维埃的科学，这种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致，比非苏维埃世界的腐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或“法西斯的”科学更能窥见真理。还有，一切艺术——音乐、绘画、诗歌、小说、建筑、雕塑——只要它表现了它在其中出现的那个社会或民族，那它就是好的艺术。

各极权主义政权公开承认的哲学是主观的。一个见解是否被认为是真实的，要取决于这是谁的见解。有关真理或美好或正义的见解，不一定要符合任何外部的或客观的现实；它们只要符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民、民族、社会或阶级的内在天性、利益或观点就行了。有关情理、自然法则、天赋人权以及一切人类基本相同的这些较为古老的启蒙运动的概念，或有关一切人类沿着前进路程走共同道路的这一较为古老的启蒙运动的概念，全都消失不见了。

宣传各极权主义政权并不是当作社会科学的干巴巴的发现而简单地宣布，人民的见解是由环境形成的。它们通过经常利用宣传，以及通过成立宣传机构作为政府主要部门，而开始积极地塑造人民的见解。宣传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在从前，以及在现在的民主国家里，宣传是零敲碎打的事情，劝说公众接受这个或那个政党，或团结起来支持这个或那个运动。现在，宣传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成了“全面的”。宣传是由国家垄断的，国家要求人们对整个人生观和对这个协调起来的整体的每个细节抱有信心。从前对书籍和报纸的控制主要是消极的，例如，在拿破仑或梅特涅的统治下，新闻检查官禁止发表有关某些特定问题、事件或人物的事情。现在，在各极权主义国家里，对新闻报道的控制是积极得令人吃惊的。政府制造思想。政府操纵舆论。政府改写历史。作家被要求表现完整的意识形态，书籍、报纸、杂志和无线电发表没完没了的大块文章。扬声器在大街上大声吼叫，领袖的巨幅照片高悬在公共场所里。宣传的专家们有的时候是狂热者，但他们常常是像德国戈培尔博士那样的玩世不恭者，他们太聪明，以致不会受到他们用来欺骗国民的那些胡言乱语的欺骗。

经验主义的真理这个概念化为乌有了。除了政治的权宜之计——掌权者的意愿和自身利益以外，人类言论的准则不复存在了。除了政府要人们知道的事情以外，没有人能够打听到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够逃避无所不在的官方学说，他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栽培的思想，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处。当最离奇的言论被年复一年地没完没了地重复的时候，人民就逐渐接受甚至相信这些言论。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接触不到一切独立的消息来源，又没有方法检验任何官方的断言，因而越来越在事实上，而不仅仅在社会学的理论上，变得没有推理的能力。

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之为纳粹德国的特点，更甚于它之为一般的极权主义的特点。种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较为古老的概念的进一步夸大或退化。种族主义用宗族的意思来解释民族，把民族说成是生物学的统一体，是具有相同的血缘祖先和相同或类似的身体特征的一群人。反犹主义是欧洲最狠毒的种族主义。虽然在基督教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潜在敌意，现代的反犹主义和基督教却没有什么关系。反犹主义有一部分是从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在 19 世纪，随着宗教隔阂的取消，犹太人进入一般的社会，其中有许多人获得了显要的地位，在德国尤其如此。因此，在任何愤愤不平的人看来，犹太人可以被说成是商业界或自由职业界的危险的竞争者。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犹主义是由这样一些宣传家煽动起来的，这些宣传家希望人民更敏锐地感到他们所谓的种族的纯净，而忘掉包括贫穷、阶级分化和经济的不公平在内的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极权主义“解决”阶级冲突极权主义是对真实的阶级冲突的一种逃避。它也是佯称贫富之间的差别是次要的一种方法。典型的作法是，极权主义政权通过煽起阶级恐惧来取得权力，然后继续掌权，并通过宣布它已经解决了阶级问题，而把自己说成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某些较小的独裁者，在夺取权力以前，都令人惊恐地把目标指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祥的威胁；而且一旦掌了权就宣布，所有的阶级在领袖的率领下在铁板一块的团结中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纳粹提倡德国民族性的种族主义的定义，并且搞了种族主义的宣传，以显示德国的“理想的”家庭。“新人民”的这个形象，是为 1938 年的日历创造的，这个日历表达了纳粹在生物学上对性别的看法，也表达了该政权对德国民族的种族主义的描绘。（akg-images）

俄国的事件并不是与此截然不同。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之下，挑动工人反对资本家、地主、中产阶级和富农；然后，一旦掌了权，在大规模的肃清之后，他们就宣布，无阶级的社会到来了，真正的社会阶级不复存在了，一切苏维埃公民都紧密地站在这样一个政权后面。他们说，所有善良公民都从这个政权那里得到同样的好处。只有各民主国家才承认，它们从国内的阶级问题中吃了苦头，从财富的分配不均中吃了苦头，从社会里受惠集团和不受惠集团之间的社会分化中吃了苦头。

各专政国家把它们的种种麻烦归罪于国外的势力。它们指责心怀不满的人同外国人或流亡者勾结——说他们是托洛茨基主义、帝国主义或国际犹太人的工具。或者，它们（像墨索里尼所做的那样）谈到富有民族和贫穷民族、“应有尽有”国家和“一无所有”国家之间的斗争，这样就把贫困问题转变成为一种国际斗争。这种“应有尽有”国家和“一无所有”国家的区分，当然是有一些道理的。用比较老式的语言来说，有一些国家（例如欧洲各民主国家、美国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各英属自治领）在经济生产率和财富的积累方面，比其他国家前进得更多一些。任何宣传如果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就很可能比较有效。但是，当极权主义者把他们的种种麻烦归罪于其他国家，并把“应有尽有”和“一无所有”之间的冲突转变成为国家之间的斗争的时候，他们给人的信号是，战争可能是解决社会弊端的一种方法。

美化暴力暴力，接受甚至美化暴力，确实是把极权主义制度同民主主义制度最明显地区分开的特点。我们已经看到，对暴力的崇拜，或斗争有益的这种信念，怎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兴起。战争本身使人们习惯于暴力和直接行动。列宁及其追随者表明，在革命的条件下，一小群人怎样能够夺取国家的领导权。墨索里尼在 1922 年用比较文雅的方式教给人们同样的教训，因为被他夺了权的意大利，并不是处在战争中从而给他提供机会，仅仅是革命的威胁或可能性，而不是革命本身。在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一些最文明的地区自从 17 世纪以来第一次看到，在和平的时期里，私人的军队在国土上横冲直撞，成群结队的穿制服的和有组织的暴徒，黑衫党人或褐衫党人，虐待、凌辱甚至杀害奉公守法的公民而不受惩罚。任何人在 1920 年也不会相信，到 30 年代，欧洲将看到有人重新采用酷刑。

纳粹政权利用公开壮观的场面，向德国人民和外国观察者，发送不可抗拒的国家力量的信息。一年一度的纽伦堡纳粹集合，最精心地组织起来表示效忠第三帝国和纳粹的意识形态。这幅照片显示，元首希特勒于 1938 年在纽伦堡，率领他的官员们走在一排排的士兵中间。对希特勒的敬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这样的场合旨在勾起的狂热的忠心和感情。（Bettmann/Corbis）

极权主义的真正的伦理学就是暴力和新的不信教主义。极权主义是从尼采和战前其他一些理论家那里借来和加以歪曲的。这些安全文明的理论家宣称，人们应当冒险闯荡，避免思考过多的优柔寡断的弱点，以旺盛的精力投身到行动的生活中去。这些新的政权全都开展青年运动。它们乞灵于一种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在这种理想主义里青年人相信，通过参加某种小组，穿上某种制服，以及到户外去经受风雨，他们就对国家的巨大的精神复兴做出了贡献。教育青年人要重视身体，不要重视头脑，要强硬和冷酷，要把群众的体育操练当作爱国的表示。教育青年妇女要毫无怨言多多生儿育女，要满足于呆在厨房里，要怀着敬畏之心看待她们的雄赳赳的男人。

身体的崇拜风靡一时，但头脑衰退了。尤其是在国家社会主义里，其理想是使德国人民变成优良的白肤金发碧眼的北欧日耳曼人的种族。与此相反，对久病病人和疯子采用了无痛致死术，而且也建议老年人采用这种方法。纳粹的意识形态专家创造了种族主义的伪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和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纳粹的铁蹄践踏东欧的时候，他们把犹太人和其他的人关进毒气室，用最“科学”的方法消灭了六百多万人。人类被看成是动物；人们培育他们所要的那一种，而杀死他们所不要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