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经济和政治变化

英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衰退中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最高的。失业率也急速攀升，英镑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跌落到新的低点。工会拒绝承担牺牲，而即便是工会自己的工党也认为这对恢复经济是必要的。煤炭和交通运输行业的破坏性罢工使得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情形更趋恶化。工党中的激进派强烈要求扩大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并在冷战中采取不结盟立场。选民们对自 1974 年来一直执政的工党政府日益不满，指责其要为经济混乱和道德权威沦丧负责，最终在 1979 年重新把票投给保守党。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保守派控制了美国和英国的中央政府，此后他们谋求废除或削弱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计划。图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和罗纳德·里根总统于 1984 年出席一次西方政府领导人会议。此二人在这些年里成为关系密切的政治同盟和朋友。他们共同推动保守主义政策的施行，削减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参与。但同时此二人也都增加国防开支，相信他们的政府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强大而积极的角色。（Getty Images）

玛格丽特·撒切尔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西方大国首位女性首相，她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决心改弦易辙。她一上任就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进口，并抵制工会的工资要求。政策的中心转向投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但失业率却上升了。撒切尔政府在执政最初几年里似乎总是遇到政治麻烦。但是在 1982 年她派遣一支小型舰队到 8,000 英里之外的南美洲沿海地区，以制止阿根廷夺取福克兰（亦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企图，由此唤起英国上下传统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帝国旧梦。次年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段时间内撒切尔的政策成效卓著。她的政府削弱了工会的权力，将三分之一的国有化产业部门交回私人企业手中，并使得商业和家庭购买者更容易获得信贷。英国似乎很快就会达到所有欧洲国家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它提高了生产率，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且拥有住房的人增多了，国民的自信也高扬起来。然而，失业率仍旧很高，财政紧缩伤害了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一些地方仍然受到萧条的沉重影响，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地方，诸如煤炭和造船等传统产业因在新的全球经济中遭遇竞争而困难重重。南部和东南部，特别是伦敦和剑桥周围的高技术产业，则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同时伦敦强化了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再一次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债权国。几十年来经济衰落和信心沦丧的局面似乎已经得以扭转。反对党力量分散，步调不一。在 1987 年的选举中，工党的支持率下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同时工会的会员人数也大大下降。

新工党但是随着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刺激作用消退，经济增长速度又下降了。这时撒切尔开始采取一些新的财政措施，却导致其在 1990 年的下台。接任首相的约翰·梅杰不得不勉力对付 1990 年以后出现的新一轮衰退，以及英镑地位削弱和失业等问题。同时，工党在新的领导层的带领下放弃了旧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中产阶级中吸引到了广泛的支持，继续对保守党构成挑战。工党指出，撒切尔时代偏护富人，孕育了一个更不公平的社会。最终，在托尼·布莱尔温和的“新工党”团队的领导下，工党在 1997 年赢得议会选举，自 1977 年以来首次取得执政地位。布莱尔和越来越温和的工党在 2005 年连续第三次取得选举胜利，将在 21 世纪最初的十年掌握政权。

密特朗和“改变每个人的生活”在法国，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则向左偏转。保守政党在 70 年代施行紧缩计划以克制通货膨胀，但很不受欢迎。在戴高乐的继承者的领导下，政府有一种超然事外的态度和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对社会问题似乎漠不关心，使得社会党领导的反对派实力大增。1981 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实现了他为自己和社会党所设定的目标。密特朗一生经历复杂，其中有些方面直至其晚年才为人所知，其中包括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和右翼多有瓜葛，“二战”时在加入抵抗运动前曾效力于维希政府。他素有温和社会主义者之名，其社会主义更多地来自自由派理想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手段高超的政治人物，他复兴了社会党，并联合了许多对戴高乐主义者和保守派在社会问题上的漠不关心感到气愤的人。他的竞选口号是“Changer la vie”，即“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他不仅赢得了总统之位，而且他的社会党也成功地赢得了国民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劳动改革迅速得以推行。每周工作时间由 40 小时减为 39 小时，每年的带薪休假由四个星期增加为五个星期。密特朗追随 1945 年的国有化运动，对没有国有化的大银行和几个主要的工业公司予以国有化。他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笃信凯恩斯主义的少数几个欧洲领导人之一，希望政府加大投资，实行劳动改革以增加购买力和刺激经济，并以此来吸纳福利国家扩张造成的成本。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法国在海外的竞争力，而且私人投资也枯竭了。直接的后果是经济增长缓慢、贸易赤字、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以及法郎走弱。在两年之内，密特朗突然改弦更张。他停止了进一步的国有化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持续推行缩减开支和财政紧缩以处置通货膨胀，并大力推行现代化。他还削减了对衰落产业部门的补贴，并将政府的支持转向高技术产业。他的新政策鼓励了经济增长，但在减少失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效。他在社会党内的追随者深感失望和沮丧。然而，其他法国人却由此大松了一口气，因为终于看到他从此致力于强化法国经济，而不再固守党派政治。

“左右共治”然而，重新出现的经济问题使得社会党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社会党在 1986 年失去了议会多数，密特朗被迫与保守派总理联合执政。“左右共治”这个词进入政治语言，表示经公众选举产生的总统要和代表议会中的反对派多数的总理联合执政。这是一种戴高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新现象。但是作为一种惯例，这种情形又在未来年代里多次出现，成为一种体现第五共和国的灵活性的密特朗遗产。然而，依据戴高乐传统，总统仍然决定国防和外交政策。

1988 年密特朗再次当选总统，社会党也再次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微弱多数。但是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党多位部长涉入丑闻，环境团体和其他集团发起攻击，致使社会党在 1993 年的选举中大败，法国又回到保守派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局面。“共治”又恢复了，由保守的戴高乐派人士雅克·希拉克任总理。希拉克先后在 1995 年和 2002 年的选举中两次当选总统，而希拉克政府中也延续了法国政治中左右摆动的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经济显著提升，但失业率高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社会党总理若斯潘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将每周工作时间由 39 小时缩减为 35 小时，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是遭遇到大多数雇主的强烈反对。在这些年里，妇女在法国政府和公共机构里发挥的作用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占据了关键部长职位，还在商业和专业领域担任高级职位。国家开始分阶段实施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妇女将以与男性均等的人数参加竞选立法机构的席位。一些女性作家和学者甚至进入法国科学院，而这个机构自 1635 年以来就一直是男性的领地。

西欧社会党人这些年里在西欧执政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将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奉为通向美好社会的途径，它们的政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温和实用主义即使没有完全取代，至少也压倒了老的意识形态。1974 至 1982 年间在西德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在意大利，贝尼托·克拉克西和社会党联盟在 1983 年终止了自 1945 年来连续执掌 40 届内阁的天主教民主党人的长期执政。意大利社会党前所未有地连续四年执政，但是其政策和做法与长期形成的天主教民主党权力集团几乎难以区别。在西班牙，受欢迎的社会党领袖菲利普·冈萨雷斯在 1982 年开始领导自 20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内战以来的第一个左翼政府，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中期。在葡萄牙，经历了 1974 年的革命动荡之后，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温和的方式相互竞争。

“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在西德，赫尔穆特·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通过节约开支和财政保守主义政策最终控制了通货膨胀，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工业发展减速导致该国产生失业问题，而本来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只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即使经过了恢复以后，失业率仍有约 8%。曾经对外来劳工敞开的大门现在又关上了。政府还向那些愿意返回祖国的外籍劳工发放补助。激进的右翼组织夸张渲染移民问题，煽动和利用这个国家的反移民和排外情绪（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也是如此）。1982 年，基督教民主党重新执政，由赫尔穆特·科尔担任总理，他的总理任期此后延续了 16 年。经济增长恢复了，尽管速度有所放慢；马克保持了其作为世界上最强的货币之一的地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仍然是西欧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其产出占据了欧洲共同体的三分之一。但是，高工资和高福利导致了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给经济造成沉重压力，又削弱了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景在 80 年代似乎仍遥不可及。用威利·勃兰特的话说，德国显然仍将保持“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状况。

法国和所有欧洲主要工业国一样，越来越多地从战后几十年间迅速增加的移民社群中吸收劳动力。图为 1982 年工人正在抗议法国汽车工厂里的工作条件，他们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法国劳动大军中种族和文化来源的多样化。（Richiard Melloul/Sygma/Corb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