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军备控制

终极威胁虽然 1945 年以后核武器没有在任何一次冲突中被使用，但每一次危机都笼罩在引发核冲突的终极威胁之下。我们已经讲述过下列过程：在只有美国一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最早的核裁军谈判在 1947 年破裂；苏联人在 1949 年成功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终结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在 1952 年，苏联在稍后时相继研制成功热核武器即氢弹，而氢弹的连锁反应产生的爆炸当量比只有两万吨级的广岛原子弹大出许多。到 1960 年，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建造战略性远程导弹，即能够将核弹头精确、快速地载入对方本土上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可以从陆上（固定发射点或者从流动发射点）、海上（军舰和潜艇）或者空中的轰炸机上发射。导弹成为现代的关键战略武器。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对它的使用不可能不造成难以言状的灾难。各方都认识到，核武器是一种不同于常规武器的特殊的武器。军备专家坚持认为，建造核武器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威慑。

因为核试验会污染地球大气，甚至有可能会破坏当今和未来几代人的遗传特性，所以对其施加控制就具有紧迫的必要性。1963 年，尽管存在冷战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还是发起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大气层核试验而只允许地下核试验。对核武器扩散的担忧促使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一项核不扩散条约，在 1968 年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批准，最终有 130 多个国家予以签署。然而这个条约缺乏约束力，那些执意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对之并不多加顾忌。

对核武器扩散的忧惧美国最早开始研制核武器，英国也从一开始就与美国携手合作。苏联稍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法国在 1960 年成为第四个核国家。中国在 1964 年成为第五个核国家。印度在 1974 年成为第六个。到 21 世纪初，拥有核能力的国家的名单上还包括以色列、巴基斯坦，可能还包括北朝鲜；伊朗等国也被怀疑正在试图发展核武器。对那些公然无视国际法的国家和恐怖组织最终会获得核物质的可能性，人们的忧惧更甚于以往。

只要鼓励核能的和平利用，就很难阻止核扩散。那些从工业化国家购买核电站的国家表面上是将其用于和平目的，实际上却可能从核废料中提取钚并用于制造核弹。印度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寻找替代性能源以取代石油，许多国家建造了核电站，而这可以被转化到非和平用途上。1979 年宾夕法尼亚三里岛的核电站事故，以及更严重的 1986 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最为著名的两起事故，但这并没有阻碍新的核电站的建造，只是使人们更加重视提高安全水平。来自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物质在大气层中飘到远至西欧的地方。

MAD 相互确保摧毁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一直持续进行着关于导弹差距的争论，关于美苏两家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各自部署了多少导弹的争论，以及关于美国陆基导弹的脆弱性的争论。苏联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一直大量制造导弹，由此两个超级大国在 70 年代大体上达成均衡。尽管双方都认识到所谓导弹优势是个难以确定的目标，但无论如何它们谁也不会停止建造越来越多的战略武器。双方的战略家都支持扩充核武库。他们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程序，以百万死亡（即 megadeaths）人数为单位来计算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将可能造成的伤亡，并评估威慑和反威慑以及“第一次打击”和“反击”会对其中一国发动和承受核战争的能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力量的均衡被说成是“恐怖的均衡”；专家们在谈论着“相互确保摧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术语的缩略语正是“疯狂”①）。威慑是被接受的方案。

洲际弹道导弹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迅速发展，最终导致“恐怖的均衡”，即一个被称为“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体制的形成。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各国都预先知道发动核攻击将招致毁灭本国人民和城市的报复性打击，所以每个国家都不会首先动用核武器。图为美国在冷战的军备竞赛中开始在地下发射井中部署的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从 60 年代开始，作为战略威慑计划的一部分，装载核弹头的导弹被置于临战发射状态。（Getty Images）

过度杀戮每一方都囤积了为数巨大的武器，能够以所谓的“过度杀戮”将对方毁灭多次。两个超级大国也被置于持续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竞相不断改进其武器系统，而这要付出超高的代价。苏联人开发了防御系统即反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慑造成削弱，而美国的反应是建造自己的防御系统和威力更大的进攻性武器，比如 MIRV 即“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系统”——这是一种能够携带多达 10 枚核弹头的运载工具，其中每一枚核弹头都单独制导，攻击不同的目标，而其中的每一枚弹头的当量都超过广岛原子弹很多倍。苏联人也开发了他们自己的多弹头系统。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更高的武备水平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双方都有卫星侦察系统，但在一段时间里双方也都不能断定对方核弹头的数量，从而也无从准确地知道对方的实力。在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于 1972 年签署后，双方都在受限武器种类之外开发新的武器。美国致力于发展巡航导弹，其设计目标是通过贴地飞行而躲避对方的防御系统；苏联人则大力主攻超音速轰炸机。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于 1979 年签订（但随后没有得到批准），就战略性远程武器的总数量均等达成意向性协议，但是双方的争论仍在旷日持久地进行着。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拥有大约 25,000 件核武器，其中又各有 12,000 件是战略性武器，即远程导弹或者洲际导弹。两国核武库的爆炸当量总计超过 500,000 兆吨，远远超过此前历史上所有战争的爆炸物总和。这些核武器中如果仅有一小部分落到目标上，则两国就可以摧毁对方的主要城市和乡村，并在爆炸的当时和其后的放射性效应中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而放射性效益还将扩展到周围地区。在随后的“核冬天”里，人类本身的存在将受到威胁。事故、误判和沟通失灵的可能性总是令人恐惧地存在着。人类的头顶上高高悬挂着核武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直接的通讯联系及“热线”就于 1963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架设起来，并在此后数十年不断予以更新和改善。热线的目的是避免因为政治误解、人的失误和机器的故障而意外地爆发核战争。在核时代，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是必要的。可能只有 20 分钟的预警时间。

关于安全问题的争论冷战中参加对安全问题的争论的人不仅限于国防战略家。许多人指出，靠建造巨大的核武库来防止核战争，是危险的、荒唐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西方甚至有人呼吁继续单方面解除军备。另外有人却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军备，就可能屈服于别国的核讹诈之下。他们认为，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核平衡以及威慑的原则能够保护和平。当然，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减少引发军备竞赛的政治紧张和不安全。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再度兴起的冷战紧张局势中，对这个困境似乎并没有解决的办法。世界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存的“恐怖均衡”的状态，只不过就限制军备进行一些零敲碎打的谈判。只有在苏联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也就是它的解体——并引发冷战的终结之后，核裁军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变化了的形势会产生新的危险，而核扩散的威胁依然存在，仍然需要对全球安全不断做出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