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本书并不讨论通常意义上的关于起源的问题，但我们还是需要关注早在城邦（polis）形成之前就已起作用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这个民族及其部落组织的生活。
就像所有的有关起源的问题那样，这个民族在哪里和怎样开始的，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希腊人生活的社会基础——家庭、荣誉和财产权——似乎在前希腊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最晚是在希腊人和希腊-意大利人还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民族里，这种社会基础不需要保持一致性；但一定创造出（或呈现出）了某种原始宗教，在这种宗教中，把一块中央的地方用作父系和祖先崇拜，就像对灶台和家的崇拜那样。正是这种崇拜把家庭凝聚在一起，因而，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单位，也是一个宗教的单位。祖先崇拜也决定了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就实行着这种制度，这在婚姻的正式仪式和对通奸的严厉惩罚上可以看出。同样，对土地的所有权与对家庭和坟墓的崇敬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然而，在鞑靼人中，只有家庭才拥有财产权，日耳曼民族每年都要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希腊-意大利人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就拥有对土地的独立所有权，但实际上不是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家族。根据狄奥多洛斯（5.86）的记载，灶神教会人们建筑房屋，房屋最初是分散的；那时还没有院墙。这块土地包括了家族的坟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土地是不能转让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在胜利的入侵者分配土地的时候保护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遗产的继承权也与继承法相联系，而继承法则是由对死者的崇拜来决定的。儿子是通常的继承人；最初，女儿不能继承财产，但是可以参加对死者的祭祀，合法的女儿要嫁给他们最近的亲戚，领养是允许的，尽管到了公民权由国家来确认以后就废止了。父亲的权利一定是非常广泛的。似乎可以确认的是，这种权威性，就像财产和继承权那样，一定在城邦建立之前已经长期存在了，因为如果城邦已经存在的话，它就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决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另一方面，在历史时期，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氏族（genos）只被看作是一种旧的传统，在任何地方都不再保有其原始的形式。它只是作为拥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墓葬仪式的一种意识而被人们记住，坟墓是惟一的公有财产；但是，在历史时期，没有人再把它当作日常生活的一种现实去实行。即使是年轻的分支与家族的主干世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了，同时，由于奴隶和佣工的加入也造成了氏族组织的改变。我们完全不能想像氏族是怎样与部落挂钩的，只能是姑妄论之。我们仍然不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氏族（genos）是否联合成为胞族（phratriai），胞族再组成部落（phylai），最后由部落组成部族（ethnos），或者是另一种方式，也就是由作为主要单位的部族分解成部落、胞族和家族；换句话说，这到底是一个分解的还是合并的过程。
然而，一个古代社会的古老碎片从希腊人的政治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显现出来，它就像是处于后世淤积之下的一座古老山脉当中的一个参差的山峰：部落（phyle）。在某种制度经历了重大的变动之后，它的名称使我们对其原来的样子变得难于了解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多利亚国家的人口过去由三个部落组成：它们是帕姆菲利安人（Pamphylians）、狄马内斯人（Dymanes）和西利斯人（Hylleis）。帕姆菲路斯（Pamphylus）和狄马恩（Dyman）是艾吉米乌斯（Aigimius）国王的儿子和多洛斯国王的孙子，但是西路斯（Hyllus）则是赫拉克利斯的儿子，在与拉庇泰人的战斗中曾经帮助过艾吉米乌斯；这第三个部落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赫拉克利斯家族就来源于此，是他领导多利亚人进行了著名的殖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起很多国家。
在阿提卡，可能还有其他的爱奥尼亚国家，［1］有四个部落，它们是格利翁特人（Geleontes）、阿尔伽德人（Argadeis）、艾吉考瑞斯人（Aigicoreis）、霍普利特人（Hopletes），这些与地点同名的英雄们被认为是伊翁的儿子——即使在从他们的复数形式的部落名称中提取出他们的单数形式的名字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困难。［2］在古代，他们的名字甚至还被当作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大体来讲，他们是土地所有者、手工业者、牧人和骑士贵族。但是在历史时期，每个部落包括了贵族和各种各样的普通公民，而像这样在整个希腊都存在的职业或等级，是不能够经过同化而获得平等的国家权利的；［3］在梭伦建立的政体之下，每个部落要派出一百名代表参加公民大会，部落变成了选举团体。这些名字一定非常古老，并逐渐失去了它们的意思——不论最初是什么意思——直到在使用了很多代人之后，人们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它们听上去似乎再次获得了某种意义。在多利亚人的用法中，帕姆菲利安人的名字无疑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对此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不能把它翻译成“混合的人群”（比如阿里曼尼人［Alemannic］）。在早先的部落时代，部落是否以他们生活的地点来划分，这是无法回答的；后来，当所有人生活在一起，每个人却能够知道他们属于哪一个部落。在马拉松战役中阵亡的雅典人的名字被刻在了巨大陵墓前的石柱上，这些陵墓是按照部落划分的，这就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重新划分的新的部落。
那么，我们可以说多利亚人最初划分为三个部落，爱奥尼亚人划分为四个部落吗？或者是多利亚人由三个氏族合并而成，爱奥尼亚人由四个氏族合并而成？或许最好抛开这两种说法，认识到这些组织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我们所无法了解的一个炽热的熔合过程使得一个民族形成了，在不同的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这样同一种形式。也许借用一种神话的模式是避免错误的最容易的方式：是克罗托（Clotho）纺出了多利亚人最重要的三股线，以及爱奥尼亚人最重要的四股线。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部落是由世系而不是由职业决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部落是通过一个人为的过程形成了后来的基础。苏瑞的十个部落包括了来到这个极端混杂的殖民地居住的不同的部族；经历了巨变之后，昔兰尼从希腊（公元前530年之前）召回了德墨纳克斯（Demonax）以恢复秩序，他以现有的人口组成为基础创造了三个部落；瑟利安人（Therans），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特人，以及来自其他岛屿的人。部落的名字来自于其他一些城市，在那里它们被保存下来，而且不同于刚才提到的那些，它们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它们起源的确切信息，因为它们起源于神祇、英雄以及地点。
由最初的三个部落组成的罗马很可能拥有一种比它所能意识到的年代更为古老的记忆——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古代相互杂居，不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地区。关于拉姆尼斯（Ramnes）、提特斯（Tities）和鲁西瑞斯（Luceres）的名字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传统上它们最初属于罗穆路斯（Romulus）的武士阶层，它们最初是部落的名字。的确，在罗马，人们偏爱于一种另类的神话传说，根据这些传说，这三个不同的群体在建立城市之后很久才居住在一起——他们就是拉丁人（Latins）、萨宾人（Sabines），可能还有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希腊人，哈利卡纳苏斯的狄俄倪索斯十分正确地看出了所有三个部落都是最初的，作为后来者的萨宾人以及其他部族后来散布到已有的部落当中。第三个部族鲁西瑞斯人与其他两个同样古老；在遥远的时代，可能早在人们来到意大利之前，这三个部落就合而为一，多利亚人也是如此，两个是平等的，一个是不同的，或强于它们，或弱于它们。
我们有可能会忽略部落后来的重新划分。在阿提卡，当克里斯提尼把四个部落重新组合成十个部落，它或许表现出一种通过改革使权利更为均衡的急切愿望，可能是由于在经过了梭伦时代和克里斯提尼时代之间动荡的世纪之后，被梭伦视作基础的四个旧有部落在力量上变得非常不均衡。后来建立的希腊城邦复制了这种政体形式，包括那些继承者（diadochoi），也包括那些由亚德里亚人建立的城邦，他们对古代充满热情，比如埃及的亚德里亚诺波利斯（Hadrianopolis）和安提诺波利斯（Antinoöpolis）。部落（Phyle）这个词的意思所经过的诸多变化，后来纯粹的地域如何划分也被赋予这个名词，这些问题都非常合乎“希腊古代”研究的胃口。像这样的制度真的就像亚努斯（Janus）[1]的脸；一方面，古代的事件和事物最初的缘起被后人移植并保存起来，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基础却改变了很多次，并经历了人为的再创造过程。
早在希腊人之前，腓尼基人已经建立了城邦政体；他们君主的权力受到议会限制，其成员似乎来自于具有特权的家族的首领。这些城市能够派出殖民者建立定居点，自由地仿效他们家乡的生活方式。它们不同于东方古老的皇家堡垒，后者在所有东方民族那里都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核心；不同于亚述王朝设在底格里斯河上的庞大军营，也不同于巴比伦，它是作为所有财富和所有神灵的共同的堡垒建立起来的；不同于阿黑门尼德王朝交替使用的三个行宫，也不同于从事东方贸易的巨大的市场，不同于埃及的神庙城市。它们已经是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十分活跃，所有都是设防的沿海城市，没有武士阶层，实际上没有任何阶层，腓尼基城邦成功地实行着自我保护。如果我们设想希腊人的城邦体制是从这种模式中学来的，是否会被看成是对希腊人荣誉的诋毁呢？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很多方面，腓尼基文化渗透到早期希腊人的生活中，底比斯最初可能是一座腓尼基人的城市，后来才并入到彼奥提亚地区。无论如何，希腊人一定已经注意到腓尼基的沿海城市和他们的殖民城邦。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希腊人自身生活在数量众多的或大或小的部落中，这些部落由称作国王的首领领导。在古代，不论是部落还是他们的国王一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建立起堡垒和城镇，或者是占领了一些已经存在的堡垒和城镇。修昔底德（1.7）相信，这些最古老的定居点，不论是在希腊本土还是在岛屿上的，是那些离海岸最远的内陆城市，原因是海盗盛行；只有那些新的据点是靠近海岸的，一些在设防的半岛，是希腊人自己的海上航行发展起来之后建立的。迈锡尼和梯林斯比任何城邦都要古老。
在最早的时候，大多数希腊人都生活在“村落风格”（kata chomas）的社会组织中。［4］这就是修昔底德（1.10）所谓的“希腊人旧有的生活方式”。［5］这些社会组织是否已经按照政治方式进行管理，他们是如何选举出部落的代表，我们并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共享的圣地、习俗和军事义务与邻近的社区紧密相连。［6］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地域或部落中拥有堡垒，它们可能是用来作为对付陆上或海上进攻的藏身之处。由于土匪的原因，西西里的原始的西卡尼人（Sicani）都生活在设在高地的防御工事中，他们也被说成是“生活在村落风格的组织中”，尽管城邦这个词只是被用来描述这些地方未来的发展方向。［7］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中部和南部意大利，我们能够找到很多称为Castello（意思是“城堡”或“堡垒”）的地方，就像一座设防的城镇，仅仅是城市居民在夜晚和遇到麻烦时的避难所。直到很晚的时代，希腊的很多地方仍然处于“村落风格”当中，仍然默默无闻，以至于所有关于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失传了，因为注意力已经完全集中在后来发展起来的城邦上面。
古老的希腊部族比起其他的雅利安部族来说更具有一种活跃的生命力；这个民族后来表现出的旺盛的生命力在殖民活动中已经初见端倪，定居和旧有的分散部落的合并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非常复杂、混乱，不能提供任何准确的历史记录，但是它们还是十分丰富的。即使最小的单元也拥有详细的记述；每个小的人口集团都有自己的移民传说，然而在日耳曼人的历史中我们只能了解到大致的线索。到了公元7世纪，我们的阿列曼尼人（Alemannic）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关于动荡的往昔记忆，这些记忆中包含着他们的来源；他们在占领罗马土地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传统生活的遗迹，没有任何历史记载；他们就只是生活在那里。与此相比，希腊人则表现出最强烈的对于祖先和再定居的意识，总是通过神话的方式表达出来。
建城的英雄人物的人格化，他们的迁移和建立新的领地，在普通的神话中他们之间密切的联系，与这些神话相连的他们的坟墓和崇拜，所有这些都是未来城邦的强大生命力的某种保障。然而，生活在某个集团中，在其日常的劳作中保持着这些鲜活记忆的这些人是谁呢？通常的情况是，他们只能通过游吟诗人来演唱英雄的传奇。部分依赖于他们从或远或近的地方搜集来的诗歌，一个更为通用的与这些传奇相并行的谱系，实际上也是人种学类型的诗作产生了，像赫西俄德的《女人目录》（Catalogue of Women），荷马史诗中的船舶目录，以及类似的“史诗”。在日耳曼人中，在迁移之后，一些诸如尼布龙根和海尔龙根这样的王朝在黑暗中忽隐忽现，但是在波恩（Bern）的迪特里希王（Dietrich）[2]的所有其他的中心，他却放弃了把他固定在任何一块日耳曼人的土地上的所有努力。用希腊人的标准来看，一个巨大的王朝的森林应该在德国繁盛起来。
在这些移民的传说中，某个具体的部落被认为是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方式来保护其自身的存在；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们会用一种充满胜利情绪的嘲笑口吻来叙述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其中最权威的一个，当然也是来源于他们自身的传统，就是埃尼亚人（Aenians）的民间传说，这是后来居住在忒萨利亚的一个小部落。［8］在很久以前被拉庇泰人从多提翁（Dotion）平原（忒萨利亚的奥萨［Ossa］以南）赶走以后，他们四处游荡；每到一地，他们都感到地方太小，他们的邻人太不友好，但是最后，在科林斯地峡的克尔哈（Cirrha），在一次大旱中，在神的命令下，他们用石头杀死了他们的国王俄诺克鲁斯（Oenoclus）。接着，他们前往忒萨利亚的伊纳科斯（Inachos）峡谷，在伊纳科人（Inachians）和阿卡亚人旁边定居下来，决定就留在那里。一则神谕建议，这块土地将成为他们自己的，如果它愿意交付给他们的话，所以埃尼亚的泰门（Aenian Temon）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乞丐，以开玩笑的方式诱骗伊纳科国王给他一块泥土，他把它愉快地放在了背包里。［9］伊纳科的长老们看穿了这个诡计并向他们的国王发出警告要抓住他，但为时已晚。泰门用向阿波罗贡献一百头牛的承诺逃之夭夭。两个国王之间的决斗被安排下来；埃尼亚人要求伊纳科人赶走他随身携带的狗；当伊纳科人转身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埃尼亚人抛出一块石头（最古老的武器）杀死了他。于是，埃尼亚人赶走了伊纳科人和阿卡亚人，对这块石头进行崇拜，向它献祭，并在它上面涂上动物牺牲的油脂。［10］从那时开始，每当人们把一百头牛定期地献给阿波罗的时候，泰门的后人们总会得到所谓的“乞丐的肉”。这个传说当中所表现出的部落的思想和情感后来成为城邦的思想和情感，而城邦是部落的发展和强化。
城邦是希腊最终的国家模式；它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掌握着一块土地，里面没有另一个设防的区域，当然也不允许有第二种独立的公民权。这种国家形式从未被看作是逐渐形成的，而是突然出现的，是某种短暂的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的结果。在希腊人的想像中充满了这种瞬间建立起的城市，就好像从一开始它自身没有做任何事情，城邦的整个生活都是服从于必然性的安排。
这种小国的模式从未改变。即使在所有的希腊人从他们的家乡被赶出来的时候，在四处漂泊的过程中，他们始终拥有一种基本的观念，那就是他们是分别来自不同的独立小国的居民。从伯罗奔尼撒南部被赶走的阿卡亚人，在他们位于科林斯地峡的阿凯亚的新的家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实际上这是最符合他们的原有状态的做法；然而，在爱奥尼亚人曾经过着一种乡村生活的12个地区，他们建立起同样数量的城邦，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东西加起来不过是定期的祭祀和节庆，这些活动可能是在哈马瑞翁（Hamarion）的靠近埃格亚（Aegae）的宙斯墓那里举行。［11］当爱奥尼亚人在雅典的领导下逃奔到小亚细亚西岸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又建立起与从前数量相同的12个城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拥有一个设防的城镇的小国充分地意识到，它需要在规模上加以限制以易于管理。为了控制分散的区域，必须采取某种方式以确保其个别的居民点不会成为颠覆的中心，既需要斯巴达的残暴，也需要像阿提卡人所具有的那种十分独特的自然倾向。通过联合而形成更大的集团的尝试只是在战争时期偶尔奏效，但从长时段上讲却从未成功。斯巴达和雅典的霸权主义在它们越走越远的情况下愈发受到憎恨，对城邦的研究使我们很快地认识到，它们完全不可能对弱小的盟邦实行哪怕是最小程度的公平，城邦只服从于其自身的利益。使彼奥提亚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屡次尝试是彼奥提亚历史上所有的灾难的渊属。希腊人之间的任何联盟似乎都以更有势力的城邦决意剥削和控制其他城邦为特征。早期古代的情形——比如神庙联盟（amphictyoniai）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在城邦已经完全进入我们的视野的时候，最好把这样的努力暂时搁置一边。
创建城邦的狂热的、至关重要的动因通常采取了“联合一统”（synoecism）的形式，就是把早期的乡村组织集中到一个设防的城镇中，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海边。海盗与经商相混合的生活方式广为盛行，还有像山脉和海湾这样的要素，可能都起到了一些辅助作用；最根本的考虑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以准备抵制那些正在做着同一件事的其他城邦。如果目标仅仅是为了商业、物质上的繁荣等因素，那么在结果上只需建立一个城镇就可以了，但是城邦则要求更多。
然而，城邦的建立是出于某种外在的压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所谓的多利亚人的移民运动。不论是迁移者本身，还是那些成功地抵制了他们的部族，都试图建立起一种制度，能够在防御和进攻上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成为其自身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阿卡亚人在从乡村组织向城市生活的转变过程中十分明显地与多利亚人的迁移存在密切的关系；我们从保留下来的记载中了解到的这一过程需要重复很多遍。
当人们还生活在“乡村风格”（komedon）或有时是七八个村落组成的地区中的时候，显然是一个天真的时代，不论这些部落是多么不守规矩；他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土匪和海盗的侵害，但他们是以农业为生，耕种土地；现在每个城邦都要面对其他城邦，相互竞争以获取生存权和政治权力。毫无疑问，在早期，耕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当人们逐渐退避到城里居住以后，他们的处于比较偏远地区的可耕地就受到了忽视。“联合一统”可能是希腊的土壤干旱化（aridification）的第一个阶段。［12］在和平年代，雅典的公民们生活在遍布整个阿提卡的他们自己的庄园里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这个过程成为一种常态，而且长期如此。当政治权力集中起来的时候，这种把人口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公民团体的做法就出现了，在一个通常情况下已经定居下来的地区，而不是从前的完全设防的区域内，所有的人都具有平等的负担、义务和权利；然而，这种组织在一个完全新选定的地区也并不罕见。后来发展起来的政治想像力喜欢对最著名的榜样人物进行渲染，这是与神话时代一脉相承的：阿提卡人的“联合一统”是提修斯的贡献。［13］从前克刻洛普斯出于安全考虑把所有的居民安置在一起，他们住在12个地区中，是提修斯首先废除了他们的独立的议事会执行委员会（prytaneis）和主管（archontes），在雅典只留下一个议事会厅（bouleuterion）和一个“议事会执行委员会会厅”（prytaneion）为所有人服务。他们可以到城外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但他们仅仅有一个城邦，所有人在一起工作；它能够留给子孙一个更伟大和更有力的社会组织。这是每个地方都普遍想得到的一种安排，向最终的城邦体制的发展是整个希腊的一种内在的趋向。没有它，整个希腊文化的发展将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从历史时代的清晰记述的事例来看，我们了解到这一“联合一统”需要做出的牺牲：或者是抗拒的人们在动荡不安中重新定居，或者是他们被消灭。我们惟一能够推测到的是，很多被集中在一起的人们痛苦不堪，不得不离开他们熟悉的村落、地区和小镇，或者还可以继续生活在那里，耕种土地，不过不再那么安全和景气。对希腊人来说，被迫离开他们埋葬祖先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他们被迫放弃了对死者的崇拜，或者发现很难继续下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会对他们的家族坟墓的样子充满思念。在整个历史中，几乎再也找不出另外一次像希腊城邦中所发生的这种充满悲伤的人口集中，在那里，人们对原来的居所充满深厚的情感和敬意，但由于粗暴和独断的法令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种措施通常是由强有力的、专制的少数人实行的。在后来动荡的岁月中，逃避残酷压迫的惟一途径通常就是组建一个城邦。
关于城邦的生命力及其在挣扎中诞生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卡德摩斯播种龙牙的故事。作为一支武装的军队的斯巴达人就是从播种龙牙的地方发源的，卡德摩斯向他们中间扔了一块石头，他们奋力抵抗，直到只剩下5个活着的人。这剩下的几个人后来成为底比斯的卡德摩斯家族的祖先。对于拿城市的防御开玩笑的人处以死刑的想法也是十分典型的。在这种想法的下面是人们认为嘲笑太容易了，但很难有实际的帮助，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严格一些。托西俄斯（Toxeus）没有理解这一点，他由于跨越壕沟被他的父亲卡吕冬的俄纽斯（Oeneus）杀死，正像罗穆路斯以同样的罪名处死他的兄弟那样。
有很多关于建城的故事：在荷马史诗中讲到，伯罗奔尼撒的曼丁尼亚（Mantinea）是通过五个村落的联合而成为一个城邦的——“德莫”（demoi）作为地方单位的表达方式取代了“考迈”（komai）。特格亚起源于9个村落，赫拉亚（Heraea）也是如此，埃吉翁（Aegion）起源于7个或8个村落，帕特拉斯（Patras）起源于7个村落，狄米（Dyme）起源于8个村落。厄利斯是希波战争结束之后，通过把周边的许多村落联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城邦。［1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提林内斯人（Mytileneans）想把所有的莱丝波斯人（Lesbos）驱赶到他们的城市中，但是由于米希姆内恩人（Methymneans）抱怨雅典的做法，计划作罢。［15］在公元前408年，林多斯（Lindos）、伊阿里索斯（Ialysos）和卡梅罗斯（Cameiros）自愿联合起来建立起一座优良的城邦罗得斯，这座城邦有着美好的未来；但是那些要被迫离开他们的古代城镇的大多数人的当时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1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马其顿的佩狄卡斯二世（Perdiccas II）劝说卡尔息底斯（Chalcidice）半岛的居民离开他们的沿海城镇到奥林托斯（Olynthos）城定居，以逃离雅典的霸权。［17］阿尔果斯城以抵抗斯巴达为借口强制实行“联合一统”的举措尤其声名狼藉。不仅像黑西亚（Hysiae）、奥内亚（Orneae）、米堤亚（Midea）以及其他的小地方要被迫服从，而且像迈锡尼和梯林斯这样著名的老城市也成为了废墟，如果居民们宁愿远走他乡，也不愿意成为阿尔果斯人的话，这一定是因为阻挡他们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在抵抗像斯巴达这样的敌人的过程中，甚至伊帕密农达也不得不诉诸劝说一大批阿卡狄亚人的城镇放弃他们的身份，转移到美伽罗波利斯。特拉佩尊提亚人（Trapezuntians）拒绝了，那些屠杀的幸存者逃往黑海沿岸新建的特拉佩祖斯城（Trapezus）去了。在曼丁尼亚战役之后，很多人试图再次离开大城市，但是他们的同胞使用了极端的野蛮做法，在雅典人的帮助下把他们赶了回来。［18］一些被放弃掉的居所后来完全成为不毛之地，一些成为了隶属于大城市的“村庄”，也就是说，还有数量很少的居民在那里耕作。［19］
为什么不能允许这些城市仅仅作为乡村城镇而存在，或许可以向城邦的议事会派出他们选出的代表？这是因为从长远看，他们绝不会俯首听命，而是会使出浑身解数地去争取独立，重新获取他们作为城邦的地位。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派出代表团并不能满足希腊人，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即他们的民众大会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公元前369年，完全新建的美塞尼城可能是惟一一个完全是在一种毫无争议的热情中建立起来的城市。在这里，伊帕密农达无须接受从他们的邻邦被驱逐的人们；新的都城是由很早就从希腊世界的所有地方迁移来的美塞尼人建立的，现在再次集中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区域中。那些失去他们的家园达几代人之久或数个世纪的人们现在又重新得到了它。与此相反，数不清的城市是由僭主和握有权力的王宫使用最粗暴的手段建立起来的。西西里的僭主们，甚至是那些最好的僭主，也致力于把现存城邦的居民无情地混居起来，因为他们确信，只有在一半以上的人口被陌生人或雇佣兵取代的情况下才能听从他们发号施令。从某种角度看盖伦（Gelon）是一个好的统治者，但他也还是迫使格马瑞纳（Gamarina）、格拉（Gela）和麦加拉·西波拉（Megara Hyblaea）以及其他城镇的上层阶级迁居，把他们集中到叙拉古，而那些普通人则被作为无用之物被卖到海外，因为“德莫斯”（demos）是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要素。他的兄弟希隆把卡塔纳（Catana）的城镇居民迁移到利昂提尼（Leontini），使五千个叙拉古人和同样数量的伯罗奔尼撒人在遗弃的城墙中居住下来，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拥有优良的防御位置的卡塔纳可以长久地得到戍守，［20］部分原因是为了使他自己的名字作为这一优良城邦的建立者在英雄崇拜中得以永存，这是盖伦已经得到的一种荣誉（狄奥多洛斯，11.49）。所以它被看作是一座新建的城市，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埃特那（Etna），但是在希隆死后不久，他的法令被废除了，又恢复了其旧有的名字，人们还把它称为卡塔尼亚（Catania）。统治者们所提出的惟一的借口是，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这些城市将会产生反对他们的僭主，转向迦太基人。摩索路斯（Mausolus）国王也被迫在他自己的哈利卡纳苏斯把6个城市的人集中在一起，也就是8个勒勒吉（Lelegian）城市的四分之三，不管他们是否喜欢。［21］在继承者（diadochoi）的历史上，在东方和埃及新建的城镇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但是由于小亚细亚经过了长期的希腊化过程，其中必定存在粗暴的放逐和吞并，也有让那些旧有的和著名的城市强迫接受新的名称的现象。通常认为，只有那些愿意迁移的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这种看法经不住考验；只要一个新的统治者允许，人们还会再次走人。［22］
在所有新建的城市中，得到了可见利益的可能是马其顿的卡山德（Cassander）[3]统治时期的人们。这会使我们想起13世纪巴伐利亚的查赫雷（Zähring）公爵。他们的目的是为他们的属下提供一些带有城墙的城镇，这些人十分忠诚，而且人身自由。另外一个由达成一致的意见做出决定的相似的事例，就像早期希腊的“联合一统”，发生在12世纪末期，米兰的戈尔夫（Guelf）党反对显要的吉布里尼（Ghibelline）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反对皮特蒙泰斯（Piedmontese），鼓动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建立堡垒。至少，这就是西瓦索（Chivasso）和考尼（Coni）的起源；还有由反对萨鲁佐（Saluzzo）侯爵统治的农民建立的萨维格里亚诺（Savigliano）——尽管在这里并没有提到米兰人的帮助；由整个伦巴德联盟（Lombard Alliance）创建的城市阿雷桑德里亚（Alessandria），又协助建立起新的农民城镇尼萨底蒙菲拉托（Nizza di Monferrato）、佛萨诺（Fossano）和蒙特维克（Montevico）。面对充满敌意的阿斯提（Asti），在塔纳罗（Tanaro）和萨图拉（Stura）之间，克拉拉斯科（Clarasco）城建立起来，很多阿尔巴（Alba）的居民已经迁移到这里；实际上，在一个时期，阿尔巴似乎同意了被毁掉，并入到克拉拉斯科城当中。［23］这个时期的很多特征与古希腊的生活十分相近。例如，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在征服了米兰之后，把它的人民赶出了他们的城市，他打算毁掉这些城市，然后把这些人安置到4个村庄里；在这个过程中，他遵循了古代的经验，这称为dioikizein（意思是“发配到独立的地区”）；同样，一个胜利的敌人也通常会把一个城邦分解，把其居民赶回到他们从前居住的村落中以达到复仇的目的。这就是埃吉思波利斯（Agesipolis）国王对付战败的曼丁尼亚的做法，同样，圣战的胜利者们废黜了阿贝尔（Abae）以外的所有的弗西斯的城市，把他们的居民发配到乡村中生活。［24］
城邦的建立在这个群体的整个存在中是一次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即使他们继续耕种土地，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完全被城市主宰；从前是“农村人”，现在则集中在一起成为“政治的”，即城邦的动物。这一经历的重要性反映在建城的传说当中，反映在发生在过去的从巨大的危险中被解救出来的故事中。城市能够意识到它的起源和渐进的发展，意识到献祭和神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为未来作出调整。即使是作为一个居民点的最首要的前提条件的饮用水，可能是流经一个很大的区域的纯净的泉水，也必须要从一个凶险的对手那里通过斗争而获得；卡德摩斯杀死了阿瑞斯的龙，这条龙守护着底比斯的泉水。在很多城市的阿戈拉，在神庙所在的区域或者另外一些著名的地方，有着古代的或者神话时代的某个人的坟墓，他或她把他的生命自愿的或非自愿地献给了城市的建立或保存，通常是由于一则神谕。因为任何世间的繁荣都必须向黑暗的力量付出某种代价。在塞斯匹亚（Thespiae），人们都知道，在从前，通过抽签每年必须选出一个年轻人献给一条威胁着城市安全的龙（波悉尼阿斯，9.26.5）。在雅典的卡拉美科斯（Cerameicos）内部的中心位置是利奥克里翁（Leocorion），这块神圣的区域是属于莱昂（Leon）的三个女儿的，当德尔斐的神谕说这是拯救城邦的惟一途径的时候，他便把她们作为牺牲贡献了出来。［25］意大利的克罗顿（Croton）城的一座纪念碑记录了以下的传说：赫拉克利斯在赶着他的牲口通过意大利的时候，在黑暗中把克罗顿当作敌人杀死了，尽管他只是想帮忙；赫拉克利斯在认识到他犯下的错误之后，答应环绕他的墓碑建立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26］如果没有这座纪念碑的话，纪念物可能会与一处泉水相连。在彼奥提亚的哈里亚托斯（Haliartos），罗菲斯（Lophis）河是从一个男孩的血液中流出的，他活活地打死了自己的父亲，因为在一个大旱之年，皮提亚命令他杀死他所碰到的第一个活物（波悉尼阿斯，9.33.3）。有一次，在佛律癸亚（Phrygia）的塞拉尼亚（Celaenae），大地裂开了，吞食了很多房屋和人口。神谕说，他们必须把他们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投入缝隙；当金子和银子被证明毫无用处的情况下，佛律癸亚国王的继承人坐在马背上跳了进去，裂缝再次合上了。［27］在有些时候，动物表现得比人和神更富有同情心。一支前往莱丝波斯建城的船队得到了一则神谕，当他们通过美索格翁（Mesogeion）的悬崖峭壁的时候，他们必须向大海里抛下一头牛作为牺牲献给波塞冬，一个活着的女孩作为礼物献给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和水中女仙。这个女孩通过抽签从7个首领的女儿中选出，穿上盛装，慢慢地沉入水底；但是她的爱人紧随其后跳入水中抱住了她，两个人全被海豚解救了。［28］还有一些例子，当在神话时代去世的某个人的骨头被放置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城市就会得到拯救。例如，在哈格农（Hagnon）的领导下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被雅典人正式建立的时候，他偷偷地派人到特洛伊，把瑞索斯（Rhesus）的遗物从坟墓那里取了回来（波吕阿努斯［Polyaenus］，6.53）；或者是人的献祭活动可能会被更为纯净的称为telesmai的仪式取代，那就是埋葬一些神秘的物品。有一个先例，就是在建立泰格亚城的时候为了确保其坚不可摧，雅典娜送给了克甫斯（Cepheus）一缕美狄亚（Medea）的头发（波悉尼阿斯，8.47.4）。然而，可怕的旧仪式在很晚的几个世纪中仍然不断重复着，在那时建城依然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塞琉古（Seleucus），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亚历山大最高贵的继承者（diadochoi），用无辜的处女献祭的方式开始了他在叙利亚的那些伟大城市的建城活动，然后再为她们铸造铜像，通过这种方式，这些被杀的女子被美化成为提刻（Tyche），即命运女神，其崇拜永久地保存了下来。［29］在劳狄克亚（Laodiceia），不幸的孩子是一个叫作阿高厄（Agave）的，在安条克的奥恩特斯（Orontes）统治期间，被选中的那个人的名字也流传了下来。她以著名的命运女神青铜塑像的形式得到了不朽，这尊雕像的小型大理石复制品现在还保存在维提坎（Vatican）；在这座规划好的城市中心，在一个预先订好的日子的日出时分，大祭司献出了美丽的艾玛忒（Aimathe）。在这个事例中，记载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在神谕的命令下进行的，只是说城市的命运需要得到这种预防性质的魔法的保护。
在阿戈拉，也有一些为死者修建的不那么可怕的纪念碑：在苏瑞，伟大的希罗多德被埋葬在阿戈拉，［30］实际上，后来大量完美的名人雕像和祭坛使希腊城市的很多广场变得几乎不能通行，但是那些为了纪念献祭活动中的牺牲者而修造的带有悲伤记忆的墓碑却并不少见。［31］在其他的部族中，一种相似的传说有时与城堡的修建相联；当赛尔伯人（Serbs）创作感人的斯卡达尔城（Skadar）建城之歌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受到了希腊传统的影响。［32］
实际上，这种用人来献祭的做法似乎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这种仪式代表了几乎所有城邦在制度上所必需的众多大型祭祀活动，目的是为了在很大的范围内放弃的耕地，为了新的定居点对较小的地方所进行的破坏或残暴统治而赎罪。毫无疑问，城邦的发展过程正是以暴力为特征的。
如果不是因为除了一些零散的片断之外所有的相关材料均被破坏，我们会了解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保存在诗歌和散文中的独特的叙述为建城的历史和神话学作出了贡献；像西米尔那（Smyrna）的密姆内尔姆斯（Mimnermus），米利都的卡德摩斯，克洛丰（Colophon）的色诺芬，这些人都是地方传说的讲述者，最后的一位还讲述了弗西斯人在逃离之后如何建立爱利亚（Elea）城的那次勇敢的经历（狄奥格尼斯·拉尔提乌斯［Diogenes Laertius］，9.20）。它们是后来希腊历史编纂学的真正开始。
城邦的内部特征不同于村落，也不同于其他部族的城市，这一点从一段反面的描述中看得很清楚。波悉尼阿斯说（10.4.1）：“帕诺珀俄斯是弗西斯人的一座城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这样的）城市，在那里没有市政厅，没有体育场，没有剧院，没有阿戈拉，没有泉水汇集在一起流入泉房。”实际上，帕诺珀俄斯人生活在一个峡谷中的一股泉水上面的山洞里。“市政厅”主要是指议事会每天开会的地方，也就是“议事会执行委员会会厅”：“这是一座城市的象征，村落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那里还应该有地方行政官员的庭院和高级议员的会所，也就是“议事会厅”（bouleuterion）。在较晚的时代，凡是在希腊文化得到传播的地方就会有体育场；然而，剧院并不普遍，其普遍修建要到国家的政治权力开始衰微的时候。［33］尤为独特的是，从整体上看，这些设施是属于城市居民的，作为公众集会的场所，拥有巨大的价值，这一定使那些非希腊人感到震惊。但是一个城邦真正的核心还是阿戈拉，也就是公共广场。
在旧式的城市中，这些场所都非常重要；这里有市政厅，议事厅，法院和一到两座神庙；阿戈拉还被用于公众集会和运动。但是，即使在拥有其他更大的公共活动场所的城镇中，阿戈拉（agora）也是城市的最主要的生命器官。“市场”是一个非常不充分的译法，每个拥有城镇的国家当然也都会有市场。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阿戈拉”来自于动词ageirein，意思是“集合”，实际上通常是指“不指定任何地点的集合”；亚里士多德帮助我们澄清了这种区别（《政治学》，7.10f.）。他认为，应该有一个属于自由公民的阿戈拉，在那里没有买卖，没有工匠或农民，除非是由政府召集的；另外一个独立的阿戈拉则用来进行交易活动。即使在特洛伊城外的阿卡亚人的营寨里也有阿戈拉，在那里设有众神的祭坛，进行司法审判。［34］在海港城市，广场必须靠近港口，至少在淮阿喀亚人那里是这样，他们所有的城市设施都尽可能地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奥德赛》，第8卷，4）。在这里，众多的船只周围是很多神庙、市政建筑、纪念碑、商店以及换钱的摊点，希腊人会整天泡在阿戈拉里面（agorazein），对于这项活动，北方人是没法用一个合适的字翻译成他们的语言的。agorazein这个字在字典上的解释是：“到市场上去闲逛，买东西，聊天，打听事情等等”，但却表达不出那种集做生意、交谈和散步于一体的愉快休闲的混合物的感觉。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清晨的美好时光通常会用阿戈拉来界定：清晨也就是所有人都聚集在阿戈拉的时候。很自然的是，人们只有在自己家乡的广场上才能尽情享受人生，当波斯人追赶德莫西得斯（Democedes）到了他的家乡克罗顿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在哪里最容易找到他，agorazein——“在阿戈拉”（希罗多德，3.137）。即使在野蛮人的土地上，人们也能够看到希腊人的这种习惯；撒米亚人（Samian）希罗森（Syloson）在孟菲斯（Memphis）穿着他的红色斗篷散步（希罗多德3.139），说明已经开始爱上了希腊习俗的野蛮人也喜欢经常光顾希腊城市的阿戈拉。西徐亚（Scythia）的国王斯盖雷斯（Skyles），每当他把他的军队带到伯瑞斯德尼斯（Borysthenes）（在俄罗斯南部）的欧比亚（Olbia）城的时候，都会把军队安置在城外，把他的西徐亚服装换成希腊的束腰外衣，不带保镖或随从，在阿戈拉享受一下散步的乐趣——直到他的希腊品味给他带来的是坏运气为止（希罗多德，4.78）。
当一个城市无产者阶层在城市里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公共广场上，想一想在希腊的阿戈拉上所进行的很多活动，据说老居鲁士（Cyrus the Elder）曾经对一个斯巴达使者说：“我对那些人并不感到害怕，他们聚集在他们城市的中心的一个地方，用虚假的誓言相互欺骗。”［35］在这个民族的像阿戈拉这样的生活方式中，拥有一种无法分离的伟大和渺小，善与恶的混合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交谈，希腊人的思想发展是不能想像的，他们比其他民族似乎更需要这个前提；阿戈拉和宴会是两个最重要的交谈场所。
如果说有什么民族比他们居住的地方更伟大的话，那么希腊人就是如此。活着的城邦，即公民团体，远比它的城墙、港口和宏伟的建筑重要。［36］亚里士多德说，从本性上讲人是城邦的动物。在《政治学》第七章的一个动人的篇章中，他把希腊人和两种野蛮人作了对比，即北方的野蛮人和文明的亚细亚人，承认了他们最优秀的品质——一个勇猛，一个智慧——这些品质则为希腊人所共有，因而，他们不仅有获得自由的能力，而且还能创造出最好的政治制度，而且，他一旦建立起一个国家，就适合于统治所有其他的民族。
首先，城邦出现在关于它的任何理论产生之前。奥德修斯就遇到很多已经拥有城邦的民族；莱斯特律戈涅斯人（Laestrygonians）拥有他们的忒勒皮洛斯（Telepylos）城，甚至西米瑞恩人（Cimmerians）也有他们自己的城市，其形成过程不清楚（《奥德赛》，第11卷，14）。城市的建立成为发生在希腊本土和蛮族海岸的上百个地方的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人们最根本的愿望是每一个希腊部族都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城邦，因而，比阿斯（Bias）才会劝说受到波斯势力威胁的爱奥尼亚居民迁移到撒丁尼亚（Sardinia），在那里建立一个爱奥尼亚城市。希罗多德（1.170）说，如果他们听从了这个建议的话，他们将成为最幸运的希腊人。甚至在喜剧中，这一主题也被提了出来，皮西特拉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鸟儿们施加压力，应该建立一个惟一的“鸟-城邦”（阿里斯托芬，《鸟》，550）。
人权的观念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城邦仅仅是自由人组成的团体；定居的外邦人和数量众多的奴隶不是公民，除此之外，他们是否属于人类并未予以讨论（《政治学》，3.4）。对公民的要求实际上是存在的，不可能吸纳所有的人和各色人等，不能做到对每个人都适用。那些处在城邦之外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自我保护和自食其力的话，可以像独目巨人（Cyclops）那样地生活，没有阿戈拉，没有法律，每个人统治他自己的家族（《奥德赛》，第9卷，112）；城邦则完全不同。
品质在这里是最重要的因素，数量则会受到种种限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生下来畸形或有残疾的孩子不应该受到养育，当我们想到一个残废生活在希腊人当中会是一件多么令人不快的事情，这种想法就会变得可以理解（《政治学》，7.14.10）。然而，为了限制人口数量，（亚里士多德继续说道），最好不要采用弃婴的方式，而是在其还没有拥有独立的生命和意识之前施行人工流产；位于允许和犯罪之间的分界线就是孩子是否开始具有生命和意识。众所周知，现实中的确有大量的孩子被遗弃，原因仅仅是他们的父母不能或不愿抚养他们。
有一个词专门用于衡量一个城邦应该拥有多少人口，即autarkeia，意思是“自给自足”。在我们的理解中，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表达，但却很容易让希腊人理解。一个城邦应该拥有一块能够生产出足够给养的土地，能够适当地满足其他所有的需求的商业和手工业，一支至少与通常充满敌意的邻邦一样强大的重装军队——这些就是“自足”的要素。对此，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十分明确，一个人口过剩的城邦不能真正地依据法律而生存下去（《政治学》，7.4）。是那些全权公民的数量使一座城邦变得伟大，而不是在人口上占据优势的工匠和数量很少的重装兵。在这里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美的事物在于适中与和谐。一条手掌那么大的船不是船，长达两弗隆[4]的船也不是船。一个人数太少的城邦不能自足；一个有着过多人口的城邦当然能够满足其自身的需求，但是它却成为一群乌合之众，而不再是一个城市，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政体（politeia）。哪位将军能够领导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哪位传令官能够传达指令，除非他是［荷马的］司屯托耳（Stentor）[5]？为了主持公道，选举出为大家服务的官员，所有公民们都必须互相熟知每个人的品质。理想的城市应该大到可以直接传达指令，这样才能够控制局势。一个拥有1万成年男性公民的城市似乎可以被看作是接近于理想的规模；［37］［中希腊的］赫拉克利亚·特拉齐尼亚（Heraclea Trachinia）就是这个数量，［西西里的］卡塔纳在以埃特那的名义重新建立的时候亦然。在阿卡狄亚就拥有一个由1万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即使哲学家们的那些乌托邦理想也会折射出希腊国家和希腊习俗的一些现实情况，我们可以提到的是，根据米利都的希波达穆斯（Hippodamus）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正是应该拥有这个数量的公民人口。［38］
一个城邦所能够承受的或允许的人口数量可以从其历史活动中推测出来。中世纪西欧的所有城市共和国，尽管它们常常使我们联想起城邦，但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它们是此前存在的更大王国的分立的部分，后来才分裂成为或多或少的独立国家。即使是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当中，只有威尼斯拥有绝对意义上的城邦所具有的自治权。除此之外，教会是一个共同的纽带，高居于所有城市和王国之上，这种情况在希腊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除了这些不同点之外，城邦自身还是一个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造物；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在力量和独立的精神上完全发展起来，它们表现出一种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独立意志。
在当代，（撇开哲学的和其他的理想计划），基本上只有个人能够提出他所需要的国家模式。他只要求国家可以给予他能够发展其自身权力的安全感；作为回报，他愿意做出经过精心计算的牺牲，但是，他的感激之情是与国家所给予的对他的其他行为的关心程度成反比的。与此相反，希腊城邦是从全体公民的利益出发的，在排列顺序上，整体先于部分，不论这个部分是指单个家庭还是公民个人。一种内在的逻辑允许我们再加上一条，那就是这个整体还将拯救部分。不仅普遍的东西优于特殊的东西，而且永恒的东西也优于一时的和瞬间的东西。不仅仅在战场上或危急时刻个人需要贡献出他的所有；在任何时刻都要如此，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全体；首当其冲的是，他所享有的自身存在的安全仅仅是由于公民的身份，而且，只有在他时刻感受到自己的城邦存在的情况下才拥有这种安全感。城邦是大自然的一个高级产品；它的出现使生命成为可能，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生活得合理、快乐、高贵，尽量使自己的存在接近优秀的标准。一个能够统治和被统治的人就是公民；“统治”应该更确切地被定义为参与司法和其他的公共事务。只有公民才能够在国家中认识到他的所有才能和美德，并为国家服务；希腊人的整体精神和他们的文化与城邦紧密相联，在其黄金时代，他们在诗歌和艺术所取得的最高成就都归功于公共生活，而非私人的快乐王国。
所有这些表现方式常常是崇高的，我们在黄金时代的诗人那里，在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和演说家那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些观念当作现实加以记录，而是作为一种理想。
一个人的原住城市（patris）因而不仅仅是他的家乡，在那里他倍感幸福，离开那儿就会产生思乡之情，而且这个城市还成为一个更高的、具有一种神圣力量的存在。［39］首先，他可以为之在战斗中献出生命，如果他牺牲了，也仅仅是回报其“养育之恩”。［40］荷马甚至以最为热情洋溢的方式记下了特洛伊人，尤其是赫克托耳的爱国主义热情，后来的游吟诗人们在几个流传下来的片段中歌颂着同样的精神。埃斯库罗斯是所有这些最具权威性的见证人。用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的话来说，他的《七将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是一部“充满了战神精神”的悲剧，他把公民为了其生长的土地不惜牺牲生命的责任感这样一种最为高尚的观念与国王和护卫者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在他自己的墓志铭上，诗人并没有提及他的诗作，而是他的英勇：“让马拉松的坟茔告诉世人，那些长发的米底人曾经在这里与我们遭遇。”［41］
然而，那些伟大的业绩实际上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他土生土长的城市；是这座城市，而不是米太亚德或者梯米斯托克利，赢得了马拉松和萨拉米湾的胜利，德摩斯提尼（在下一个世纪）把很多人开始说“提墨修斯（Timotheus）攻占了科西拉”或“查布里阿斯（Chabrias）在纳克索斯战胜了敌人”视作一种衰微的迹象。即使是最为战功卓著的公民也总是把更大的功劳归之于他的城市，而不是相反。［42］毕达哥拉斯曾经教导人们，一个受到了他的城邦不公正待遇的人要像受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不公正待遇那样地去坦然面对。
除了为取得胜利不计较个人安危的责任感之外，在伟大的诗人们那里还存在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情绪，他们会把诗歌当作一件贡品那样地献给母邦。尤其是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允许人们为其自身城邦的繁荣奉献一切；基督教不能这样做，因为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必须把全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在《请愿者》一剧中，达那伊得斯姊妹的壮丽的合唱诗不惜把可以想像的所有的祝福都给予了好客的阿尔果斯人，然而，埃斯库罗斯却在《欧墨尼得斯》（Eumenides）一剧最后的大合唱中，用雅典娜插话的形式，把最好的诗篇留给了他自己的城邦。在古代世界，只有一种文本发出过更伟大的声音；埃斯库罗斯唱出了希冀和祈祝，而以赛亚在他的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第60章）的文本中既做出了预言，也看到了他的预言成为现实。
城邦还是一种教育的力量；不仅是“最好的护士，当你在柔软的土地上嬉戏时，忠诚地养育和看护着你，使你不觉得单调乏味”——而且还继续为公民提供终身的教育。她没有开办学校，但却大力提倡音乐和体育上的传统训练。我们在这里无须详细列举她为所有公民们提供的促进精神发展的众多机会，它们包括在节日和盛大的崇拜仪式上的合唱比赛、建筑和艺术品，还有在戏剧演出中诗人们的吟唱。生活在城邦当中统治和被统治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持久的教育。在较好的时期，城邦在她可以支配的时间里给予她的人民以强有力的指导，直到后来开始滥用这种权力，聪明人宁愿放弃他们对王位、传令官的号令之类的要求。总之，一座著名城市的整个从前的历史似乎就是一种对追求卓越的最强有力的激励：色诺芬说（《回忆录》，3.5.3），这个地方就是雅典，只有雅典人能够讲述关于他们祖先的如此之多的辉煌事迹，很多公民最初正是在这样一种动力的激励下，投身于道德修养，从而成为一个强人。
因此，这种拥有着比腓尼基的城市共和国更为强大的生命力的城邦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造物。它是超乎寻常的活力和潜能的一种普遍意志的表达；实际上，城邦成功地提升了单纯的乡村生活，这仅仅归功于她的行动、力量和热情。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界定全权公民，他们毕竟就是这种力量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民族和时代的城市相比，这些城邦经历了十分不同寻常的辉煌和厄运，即使是在中古时代的城市共和国最鼎盛的时期，也很少出现这样一种高强度的生活和灾难。
她们所表现出的暴力倾向也是如此。从外部来看，城邦通常是孤立的，不受任何条约和同盟的约束，经常与其最近的邻人刀兵相见。在战争期间，战争的法则被残酷无情地实行着。
在内部，城邦对那些不能够全心投入的个体却无能为力。包括死刑、解除公民权和流放在内的制裁经常被实施。我们必须记住，在这里，除了在雅典的法庭有一些对其帝国的其他城市的案件进行审理的记录之外，不存在任何外部的裁决。城邦是完全不能逃避的，任何逃避的企图都将带来个人安全的丧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自由的缺失都与国家的无所不能相并行。宗教、祭礼的时间安排和神话——所有这些都被国家化了，所以国家同时也是一座教堂，被授予了审判渎神罪的权力，面对这双重的力量，个人完全是无助的。他的身体已经交给了雅典和斯巴达，履行军人的义务直到生命结束，在罗马直到65岁；他的财产完全控制在城邦的手中，城邦甚至能够判定它们的价值。简而言之，个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违背城邦和她的利益。尽管这种国家对个人的奴役状态存在于所有的政体，但是最为严厉的还是在民主制度下，在那里，最恶毒的人，在野心的驱使下，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城邦及其利益的化身，因而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格言——“让共和国的安危成为最高的法则”（salus reipublicae suprema lex esto）。因此，城邦用很小的付出就得到了最高的报偿。
然而，在和平年代，由于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所有那些最重要和最高贵的东西都是围绕城邦而展开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城邦就是他们的宗教。对神的崇拜也得到了城邦最强有力的支持以反抗外来的宗教、哲学以及其他重要的、潜在的破坏力量，对于一些城邦来说，必须全心全意地维持这种崇拜，主流的崇拜仪式得到了国家的直接关注。所以，在城邦自身成为了一种宗教的同时，它还把城邦中的其他宗教容纳了进来，在法律、政体以及他们共同享有的公共生活以外，具有公共性质的献祭和节日在公民当中也形成了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亲和力。
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提供的，而且只能由国家提供，所以以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十分清楚了，为什么希腊人不需要教堂，为了以他自己的方式表现虔诚，他只需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存在等级冲突的问题，为什么雅典最高的祭司官员王者执政官（archon basileus）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官员，最后，为什么在任何仪式中崇拜那些超出国家认可范围的神祇不仅仅是对公民职责的冒犯，也是对人们虔诚的信仰的亵渎。［43］
当城邦开始衰落的时候，对神祇的崇拜也没有松懈，不仅是那些“保护城市的神灵（和英雄）”，城邦还用其城墙搭建的王冠将自己神化成命运之神堤刻（Tyche）。这种转变在品达的一些诗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堤刻是命运（Moira或Fate）的一种人格化，对于这个普通的人物，品达向她致词，请求她赐福于某座城市：“我请求你，递送人宙斯的女儿，保护强大的西墨拉（Himera），堤刻，我们的救助者！在大海上，你指挥着敏捷的舰船，在陆地上，你指挥着正在激战中的军队和阿戈拉聪明的辩护人们。”［44］但是，被理想化为堤刻的单个城市的崇拜活动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的，有着专门的神庙，有时还有巨型的雕像。堤刻早期最普通的形象，就像布帕罗斯（Bupalos）为斯米耳尼亚人（Smyrnians）建造雕像那样，手里拿着她的权杖和羊角；［45］现在她的标志是城墙的王冠以及某一特定城市的具体特征。为了这个目的需要修建一些华丽的装饰，例如，波悉尼阿斯提到过的雅典的哈德良的奥林匹亚神庙（Olympieion）的立柱前面的青铜队列，代表了雅典殖民地的命运女神。
后来，当民主制度在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这种制度把自己装扮成“德莫斯”（Demos），在被他们击败的反对者的伤口上再加一把盐，这时候光靠堤刻自己也不够了。这种制度同样也会经常采取建造巨型雕像的形式，就像在斯巴达的阿戈拉建造的雕像那样，［46］就竖立在城市中心区最低的地方。由于这个德莫斯经常与所谓“好运”（good daimon）相混同，所以它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崇拜对象。所有这些神化的地点只能是一些保持着持续繁荣的地方；在一片萧条的时候人们还有心观看这些雕像，似乎没有这样的记载。
对于城邦把自己视作一个理想的整体，还存在另外一种看法和另外一种形式，这是从nomos这个词看出来的，这个词通常包含了法律和政体的含义。nomos是一种高级的客观力量，高居于所有的个体存在和意愿之上，不仅仅满足于以缴税和服兵役为代价对公民进行保护，就像现代社会那样，而且还热衷于成为整个城邦的真正灵魂。作为众神的造物和赐予，人们用最崇高的词汇对法律和政体加以颂扬，称之为城邦的人格，所有美德的护卫者和保存者。他们是“城市的统治者”，斯巴达的德马拉图斯（Demaratus）对薛西斯解释道，他的人民对“主宰一切的法律”（despotes nomos）的畏惧远在波斯人对他们伟大国王的畏惧之上。［47］正如柏拉图所言，官员们尤其是法律的奴仆。因而，立法者被视为超人，来库古、梭伦、扎劳库斯和查戎达斯（Charondas）的光辉照耀在后人的身上，正因为如此，举例来说，即使到了大约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叙拉古的立法改革者狄奥克里斯（Diocles）还能够得到英雄般的荣耀，甚至在他死后还建立起一座庙宇（狄奥多洛斯，13.35）。
最重要的是，法律（nomos）不能去迎合某个人物或碰巧处于大多数的那些人的一时的兴趣和想法，至少在理论上，人们强烈地感到，旧有的法律应该保留；实际上，甚至比法律还要古老的风俗和习惯被认为具有一种生命力，法律只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罢了。［48］即使是那些不合理的法律，只要它们还在被严格地执行，也似乎比改变它们更能给社会提供一种稳定感。［49］亚西比德在他的关于远征西西里的好处的伟大演说的结论中就说到了这一点。［50］在一些城邦，男孩子们必须要会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背诵法律，这样做不仅是要他们牢记在心，而且还是为了确保它们不被改变。［51］（希腊文nomos具有“法律”和“曲调”的双重含义。）
我们从古老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不仅仅包括那些晚出的轶闻趣事，就是在梭伦时期，在完成了他的立法计划之后，他离开了他的国家长达十年之久，在走之前他也不得不要求雅典人庄严宣誓，在他走后不要改变他的法律。［52］在他走后不久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雅典人把他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改造成一个完全民主的制度。在很多希腊城邦演出着同样的故事；甚至在大多数殖民城邦，除了所有原创性的立法活动，也拥有一段动荡不安的甚至狂风暴雨般的历史。在其发展最完备的时候，民主制度还拥有着不断修正的热情；现有的政治制度在受到高度颂扬的同时也在被改变，最终被大众法规（psephismata）的不断提出而遭到完全的破坏。这种事态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政治学》，4.4.3），就是这个社会不再受法律的统治，而是受普通大众（plethos）的统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带有个体必须完全服从于普遍性的特征的希腊人的国家观念，同时也发展出一种鼓励个性的强烈趋向。这些强有力的个体的力量在理论上完全是在对于普遍性的兴趣中衍生出来的，成为其最富生命力的表达方式；自由和服从和谐地融为一体。但实际上，希腊人的自由观念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制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城邦是不可逃避的；个体甚至不能够在宗教中找到一个避难所，因为它也是从属于国家，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这样的保证，即神是充满善意的和仁慈的。那些天赋很高的人，不得不保持现状，忍受一切，并努力在国家中获得权力。个人和党派要以城邦的名义进行统治。不论是哪个党派碰巧得势，都要恰如其分地进行统治，就好像他们代表着整个城邦的利益，有权行使她的全部职能。
在古代，任何一个相信他有权进行统治的人，抑或仅仅是希望进行统治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极端的做法对付他的反对者和对手，甚至不惜消灭他们。在诗人的一些不那么显眼的诗句中会偶尔流露这样的想法，而且看上去十分正常。你只要研究一下欧里庇得斯的《伊翁》（Ion）中的教师的演说就可以了，在那里，他怂恿克瑞乌萨（Creusa）杀死克苏托斯和伊翁。［53］我们怀疑，在任何一部现代的戏剧中，一个罪恶的人物能够如此坦白地以权力和权威的名义表达他自身的想法吗？在这些城邦中，所有政治上的惩罚（实际上，它们当中的一些是针对那些十分严重的罪行）都带有复仇和消灭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惩罚的事例，惩罚不仅仅会落到那些被驱逐者或判处极刑的人的孩子们的身上，而且还会落在他们祖先的头上，因为家族的坟墓也会被废弃。［54］希腊人认为他们能够看到如果不这样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那就是，或者我们消灭这些人，或者他们消灭我们——因此他们才会在这一无情的逻辑驱动下付诸行动。这种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其神圣性。刺杀僭主的人，如果他们能够幸免于难的话，会获得很高的荣誉，在他们死后会树碑以示纪念，这样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但还有一种结果，就是刺杀者会被授予对社会做出贡献者或荣誉公民的称号，在狄俄倪索斯节之类的场合上被当众授予桂冠，因为他们碰巧杀死了一个后来被发现是无赖和叛徒的人，就像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弗瑞尼库斯（Phrynichus）那样，他们的同伙也至少可以把名字刻在纪功柱上，以其他的方式受到奖励。［55］在这里，处于统治地位的党派的意图绝不仅仅是为了威胁和羞辱其仍然存在的政敌，其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尽其所能地彰显自己所取得的胜利。那些做出这些事迹的人获得了荣誉，完全不用考虑他们的动机和个人品质如何。
对于希腊人来讲，由于城邦是所有事物当中最至高无上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宗教，因此，围绕它而展开的斗争都具有宗教战争的恐怖性质，与城邦任何形式的脱离都将割断个人和所有正常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内战被认为是所有战争中最糟糕的，最使人震惊，最无法无天的，为神和人所唾弃，［56］但是这种洞识却不能带来和平。在很多城市，不论政体形式如何，现存的体制都是正统，受到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保护。经过一代又一代，没有人敢于公开说出公民义务的虚假性，就像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本性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却没有办法防止知识阶层中秘密的、内在的不满的滋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站出来，开始公开和大胆地把这种虚假性说了出来。具有哲学思考的伦理学产生了，放弃了其早先与国家的同一性，成为关于普遍人性的伦理学。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城邦被剥下了其所有的狂热的神圣外衣，成为了保证其所有成员安全的一项共同的契约。然而，现实中的城邦仍然动荡不安，继续在暴力的道路上前行。有一件事是他们不能做到的，那就是把他们的自治权交给另外一个城邦，一个更大的联合国家或某一个统治者。后来，城邦在可怕的灾难中不惜任何代价地为生存而战。伊索克拉底说（8.120）：“一个单个的恶人可能会在报应降临到他的身上之前死掉；但是城邦，因为它们是不死的，所以必须要承受人和神的惩罚。”
[1] 古意大利司岁月之神，有两张相反方向的脸。
[2] 《尼布龙根之歌》中的一位英雄人物。
[3] 卡山德（公元前355—前297年），安提帕特的儿子，在亚历山大死后，继承马其顿的王位。
[4] 英国长度单位，1弗隆=1/8英里或201.167米。
[5] 希腊人，参加了特洛伊战争，以声音洪亮著称，被称为“铜嗓子”。英语中的stentor“声音洪亮的人”这个词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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