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要描绘的是赛会（agon）时代，时间从多利亚人迁移活动的结束几乎到公元前6世纪末；它可以被称为是希腊历史上的中古时代。就像所有的分期那样，这种分期是武断的，但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我们将据此组织我们的材料，并尽量好地对它们进行分类。
这个时期最为普遍的特征是，第一，贵族制和僭主制的城邦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第二，与对教养的坚信相伴随，在“优秀品质”（kalokagathia）的独特理想的指导下，高贵、富有和优秀三者相结合，成为希腊人最突出的特征，这一点在品达的诗歌中传达出来。贵族在任何地方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是在那些不是由多利亚人的移民形成的城邦。最高的统治权建立在高贵的血统、广大的地产、军事技能以及丰富的祭祀和法律知识的基础之上。物质性的劳作，即耕种田地，手工劳动，开设店铺，经商以及类似的活计受到蔑视。对一个贵族来说惟一合适的职业就是军事行动，参加赛会或者为国家做事，而不是关注谋生。向往自由生活的大众受到鼓励纷纷移民到殖民地去，在那里变成贵族之后再衣锦还乡。
这个贵族社会既不是散布于农村地区的地主阶级（Junkertum），也不是一个军事团体（Rittertum）。它更像是中古城市，尤其是意大利城市中的族长政治——居住在城市中的一个社会集团，在国家的管理中扮演着一种积极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构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即使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赛会的风习也足以把这样一个团体联合在一起。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僭主对赛会不甚热心。斯巴达也由于其严厉的多利亚主义（Doricism），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希腊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因为在这里不存在真正的社会，只有一个实行着严酷统治的由征服者组成的部族，他们所有的体育锻炼和其他活动都指向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一实用的目标。在希腊的其他地方，情况则完全不同。贵族的生活是开放的和喜欢享乐的，主要关注于拥有优秀的马匹和赛车，这种氛围是如此鲜明，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甚至有些僭主（例如西库翁的克里斯提尼）也认为有必要去追求贵族的优秀特质，效仿赛会，当然这些只是一些例外罢了。
这个社会的教育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节庆活动，壮观的祭祀仪式、合唱队和跳舞，所有这些都与宗教有关，其向前延伸就是作为所有文化的出发点和根源的神话世界。另一个是运动会。这不是赛会活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因为个人之间的竞技活动不再能够满足只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进行的军事训练。现在的目标是把身体锻炼得无比完美，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目标，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一种有系统的训练，其严格的程度就像在技艺上那样，不允许去表现任何属于个人的“天才”特征。运动会与其连带的所有活动能够使人们普遍坚信训练的价值，这种信念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国家无需采取什么积极的措施（除了兴建运动场之外）。
这种生活方式在普通希腊人的生活态度上留下了一种深刻和持久的印记。对物质生活的轻视从此再也没有从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被清除掉，深深地植根于文学作品中，尽管有人对此发出过警告，比如弗西里得斯（Phocylides）。［1］普通人也抱有这种信念，即使他们并不特别富有。他们或许与色诺芬相似，他愿意回到父权制的理想社会，被人们描述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尤其是他作为一个马匹和狩猎的爱好者，精通战事，对祭祀活动虔诚而热爱，擅长解释征兆”（也就是说他是半个预言家）。［2］即使在一个相当晚的时期，在雅典人们还能够对“优秀品质”进行赞美：在阿里斯托芬的《蛙》（718—737）剧中，有一段话讲到，那时已经让位于青铜货币的旧有的银币还在被那些出身好、有道德、高贵、公正和优秀的公民使用，他们在摔跤学校（Palaistra）、合唱以及音乐中受过教育——尽管这种可以辨认出来的形象已经处于衰微的过程之中。在早些时候，就有了一些关于真正的竞技已经衰落的抱怨，主要是在爱奥尼亚和西方的殖民地。但是我们需要对每个单个的事例进行考察，到底奢侈与活力的消逝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真实的联系，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显然只是一些一个城市对另外一个城市所散布的充满嫉妒的流言而已。
那个时代与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法国人也是如此）在品质和人口数量之间更加重视前者。此外，当完备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之间的区别则在于少数的贵族与外邦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现代社会，人们才会为了供养最大数量的孩子而尽其所能地挣钱，不管会带来多少困顿和劳苦，然而，人口的质量在这个过程中下降了。我们已经提到过希腊人控制人口数量的方式，看上去十分冷酷无情。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精彩社会。在荷马献给阿波罗的颂歌中提到爱奥尼亚人（151—155），描写了他们在提洛岛举行的节日庆典：“当他看到他们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他们是不朽的和不老的，他看到他们所有的人是那么的优雅。当他看到身着盛装的男人和女人们，便捷的船只以及众多的有钱人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无比的喜悦。”接下来是对提洛岛的少女们以及她们的歌声所给予的特殊赞美，认为她们动听的歌声是完美无缺的。
这样就把我们带到了赛会这个话题。一方面，城邦是个人兴起和发展的推动力，另一方面，赛会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一种动力——它成为最普遍的催化剂，为民主创造了条件，为每个人愿望的实现和潜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个方面，希腊人堪称独树一帜。即使在原始的或野蛮的民族中，在战争之外，竞技活动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那里会有摔跤、骑马等诸如此类的运动，但总是局限于特定的部落和特定的社会阶层。在亚洲文化中，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与这样的活动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但在希腊人的风俗中，每个希腊人都能够参加这样的运动，但在埃及人那里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埃及的特权阶级中，类似于竞赛的任何活动都会完全遭到禁止，部分原因在于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平等或者等级的需要，部分原因在于不希望在较低的社会等级中出现竞争。对于埃及人个人来说，其野心仅仅局限于由于行政或军事服务而希望从国王那里得到荣耀。即使现在，东方的习惯仍然不是在平等者中进行竞技，而是把打斗看作是由奴隶或收钱以供人们娱乐的人所进行的可笑的表演。只有少数自由的贵族可以在法官面前以平等者的身份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意志，这些法官是被选举或是以其他公平的方式遴选出来的，只有像希腊人这样的民族做到了这一点；而罗马人，与希腊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们不喜欢“无用的东西”，也将永远不会建立起这种制度。
在英雄的世界里，竞赛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我们应该想到，在那时这种活动还派不上用场。英雄通常是带着他伟大的使命独自上路的。他的冒险行动还不是为了与其他的冒险者去竞争。［3］但是，或许在一大群英雄们的共同行动中，还有在神话中，已经有了竞争精神的萌芽，例如，当克刻洛普斯必须在雅典娜和波塞冬之间作出仲裁，或者帕里斯在三个女神之间进行调停的时候。在较晚的时期，赛会的诞生当然可以追溯到神话的世界，在神话时代的神和人中可以找到它的前辈。因而，波吕丢刻斯（Polydeuces）对柏布律喀亚（Bebrycian）的阿密科斯（Amycus）的胜利可以被看作是在希腊竞技体育的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阿波罗正是用铁饼杀死了许阿铿托斯。赫拉克利斯和提修斯都是最伟大的摔跤手，然而奥林匹克运动的创立要归功于赫拉克利斯。在从克里特回来的路上，提修斯在提洛岛为纪念阿波罗创办了一个赛会。
所有有关赛会的不同记述对荷马来说都是属于他所熟知的世界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题目上他显示出一种高度的技术上的精通。很自然的是，他观察问题的立场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尼布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以及12和13世纪其他史诗的作者十分相似，他们把诸如体育联赛这样的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带进了他们所描述的传说时代。史诗总是毫不犹豫地把现实生活折射到过往的故事中去。（荷马史诗中的）斯刻里亚岛（Scheria）在对这项作为快乐、享受和兴奋的源泉的活动的记述上尤为丰富。在阿尔喀诺俄斯的建议下，年轻人轮流上阵进行赛跑、跳远、摔跤、投掷铁饼和拳击等各种比赛（《奥德赛》，第八卷，97ff.）。接着，当他们看见奥德修斯强健的体格后也想让他一显身手，于是拉俄达玛斯（Laodamas）把他喊过来，对他说，凡人最伟大的荣耀就在于他们的双手和双脚。奥德修斯一开始拒绝了邀请，人们又以一种羞辱的方式向他挑战；最终，他投掷了铁饼，距离惊人的远，接着还参加了其他的项目，包括箭术和投标枪，惟一没有参加竞走。接着，阿尔喀诺俄斯通过在拳击和摔跤项目中向淮阿喀亚人甘拜下风来讨好他，并且命令他们应该开始跳舞，为此选出来的裁判已经做好了准备。关于根据一定的规则并且在人们的监督下进行一场拳击比赛的最古老的描述出自《奥德赛》；这就是在奥德修斯和伊洛斯这两个乞丐之间展开的角斗，最开始只是发生口角，后来在求婚人的调唆下演变为一场真正的比赛（《奥德赛》，第十八卷，1ff.）。在这场比赛中还有奖品——有人提供了一块糕饼——观众们庄严地许诺要保持中立。战斗的结果是伊洛斯被奥德修斯可怕的和无比准确的重拳击倒在地。
强烈的冲动“总是位于第一位并压倒所有其他的因素”，它常常在《伊利亚特》所讲述的竞赛中展现出来，尤其是在赛车当中。阿伽门农对优良的马匹赞美有加，把它们称为“获奖的赛马”（《伊利亚特》，第九卷，124）。为帕特洛克卢斯的葬礼而举行的赛会（第二十三卷）自然属于准备最为精心的赛会之列，赛车是这一天的第一项比赛。对这场比赛的技术上的描述之详细远远超过希腊文学其他所有的同类记载，惟一的例外可能是索福克利斯的《厄拉克特拉》中关于皮提亚竞技会的描述。在帕特洛克卢斯的葬礼赛会上几乎举行了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所有种类的比赛，关于很多细节和观众屏住呼吸的神情都有详细确切的描述，只不过还处在较早的发展阶段。比赛项目包括拳击，摔跤，赛跑，投掷毛坯的铁盘以及用弓箭射杀一只被捕获的鸽子。用长矛进行拼斗也是一个比赛项目，以第一个受伤的人决定胜负。但是当狄俄墨得斯和埃阿斯开始打斗以后，阿卡亚人开始害怕埃阿斯，命令武士们放弃比赛，平分奖赏。阿喀琉斯也为了防止产生致命的后果，下令终止了最后的投标枪比赛，然后在参赛者之间分配了奖品。［4］而阿喀琉斯提供的奖品不是橄榄花环——在真正的赛会时代，人们认为这个奖品已经足矣——而是大量的实物，有些非常值钱，贵金属打制的首饰，漂亮的器皿，动物和少女奴隶，甚至还有给失败者的安慰性奖励，在竞走比赛中就有5个人得到这类奖赏。
到底是在哪些互相结合的想法的驱动下，体育赛会为何要在重要的葬礼上举行，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想到其他民族之中的一些风俗习惯，一些伟大的人物死去之后，他的追随者就会战死在他的尸体旁边。埃特鲁里亚人要在盛大的葬礼上进行活人的角斗比赛。或许对于这种风俗最容易的解释是，不论在何时何地，当很多希腊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几乎要理所当然地举行一场赛会，而且，为了确保人们按时参加葬礼，死者的家庭一定要为参赛者提供奖品。
让我们再回到荷马，在他的诗歌中所描述的赛会与后来的发展相比只是迈出了天真的第一步。尽管在《伊利亚特》中所有种类的运动项目都有了，但是它们还不能够决定和渗入到英雄的整个生活中去。在特洛伊，他们还有其他很多事情需要考虑。有一些神话与所有的著名人物都有一定关系，那些没有其他声名的人就会完全陷入到真正的战斗中，在那里他们大量地死去。投入战争的人没有必要进行马术比赛。腓尼基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举行真正的赛会。但是他们更喜欢有趣的娱乐活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向奥德修斯承认，他们对于拳赛并不在行（这是在斯刻里亚岛可以举行的惟一的一项运动）。因而，赛会在那时与其说是一项常规性的赛事，不如说是一种偶然的活动。直到赛会时代的到来，全部生活才开始围绕这项活动展开，只有到那时优胜者才成为伟大的名人。
缪斯女神们的训练活动在早先的时代也是作为一种比赛来进行的。在赫拉克利斯的盾牌上，有一些类似缪斯的人物在唱歌和跳舞。赫西俄德乘船出海到查尔基斯去参加安菲达玛斯（Amphidamas）的葬礼，由于他的赞美诗获了奖而赢得了一张青铜的三脚桌，他后来把这张桌子献给了赫利孔的缪斯女神（《工作与时日》，650ff.）——这次胜利就是后来一个传说的来源，在传说中荷马和赫西俄德进行了一场比赛。在赫西俄德的作品中，我们发现赛会普遍地存在于城市和农村的生活中，也就是说，一种与贵族的和理想的赛会形式相并行的竞赛活动已经形成。这种活动与赫西俄德的关于好的和坏的厄利斯（Eris，即斗争）的信条相结合，出现在《工作与时日》的开篇。好的厄利斯是率先出生的（而坏的厄利斯只是一个孕育战争和冲突的变种），赫西俄德似乎发现她不仅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而且还存在于大自然中，克罗诺斯（Cronos）就把她安置在大地的基座上。正是好的厄利斯能够把懒散和笨拙的人变得勤勉。看到他人致富，他们也激励自己努力耕田，按时播种，管理好家产，因此，为了发财致富，邻居之间展开了竞赛。
所以，当英雄时代的君主政体衰落之后，希腊人中所有的高级生活，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拥有了赛会的特征。在这里，品质和自然的优越（arete）都被展示出来，在比赛中获得胜利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敌意的高贵的胜利，就好像是一种古老方式的复活，人可以这种和平的方式战胜另一个人。生活中很多不同的方面开始带上这种竞赛的特点。我们在宴饮上宾客们的交谈和轮流唱歌中，在哲学探讨和法律程序，直到公鸡和鹧鸪打斗……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在阿里斯托芬的《骑士》一剧中，帕弗拉格尼亚人和腊肠贩子的行为还保留着一场赛会的确切形式。同样，在《蛙》剧中，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在冥界进行了一场比赛，还有一个仪式性的预赛。在所有阶层的生活方式中都受到了赛会和体育比赛的影响，这一点在希罗多德关于阿伽里斯特（Agariste）的招夫的记载中（第六卷，126）表现得最为明显。西库翁的克里斯提尼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宣布，在那里他刚刚赢得了四马赛车的胜利，他将在申请者中选出女儿的丈夫。招取夫婿本身就是一场竞赛，这是对神话中俄诺玛俄斯的女儿希波达弥亚招夫的一种模仿。13个求婚者来了，所有人都具有超凡的本领和高贵的出身：两个来自南部意大利，一个来自埃里斯，一个埃托利亚人，一个阿尔果斯人，两个阿卡狄亚人，一个来自优卑亚，两个雅典人，另外几个分别来自优比亚、忒萨利亚和摩罗索斯（位于厄皮洛斯）。克里斯提尼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一个运动场和一所体育学校（palaestra），让他们和他待了一年的时间，考察他们的勇气、气质、教养和性格。他陪同他们参加体育比赛，观察他们在宴会上的行为。对于雅典人美加克利斯（Megacles）如何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将在稍后进行讨论。
当赛会很快站稳了脚跟，真正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最重大的活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运动会既是赛会的一种选择，也是赛会的一个分支。如果没有其中之一，另一个也是不可想像的，即使人们相信体育艺术也是从神话生发并创造出来的。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赛会，运动会也绝不会成为希腊人生活中最突出的特征。竞技运动在所有的地方都开展起来，即使在那些最小的社区里。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依赖于他需要经常在与他人进行的这种没有任何直接的实用价值的竞技运动中对自己作出评价。
在那时，这种情况一定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那就是在竖琴演奏家和文法教师的训导之外，自由人还会把他们的儿子们交给某位体育教师，从他那里获得全部的教育。然而，只有那些相当富有的人能够负担得起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只有那些完全不愁吃穿的人才能够把运动场当作其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因此，体育比赛本身是一项大众活动，但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成了一项贵族活动，尤其是当它与赛会及其所有附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以后。运动场是希腊人社会生活的主要中心。我们很难把它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以前，其设置的完备当然还要更晚，尽管在柏拉图的描绘中，其中所有的活动在后来都有所记述。体育学校的规模要小得多，常常只是一些私人机构，而体育运动场则总是属于国家，它还在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年轻人（18到20岁之间的青年男性）大量的日常训练要在这里进行。
即使在一些最不起眼的城镇也有很多体育场，这种情况持续到很晚的时代。在雅典的运动场中有吕西昂（Lyceum），阿卡德米（Academy），还有为混合血统的儿子们准备的西诺萨格斯（Cynosarges）。体育场最基本的功能是训练青年，但在雅典参加训练的还有男孩，他们被允许参加所有的运动项目，受训的还有运动员。阅读色诺芬、柏拉图、阿里斯托芬和其他人的作品时有一种印象，就是没有人被运动场拒之门外。在雅典开展的体育项目的种类是最多的。雅典人在每种赛事中往往都是胜利者，他们的运动员和教练被认为是最棒的。五种基本技能，即五项全能，包括竞走、跳远、摔跤、投掷铁饼和标枪，作为选择的附加项目还有拳击和古希腊式搏击（pankration），一种拳击和摔跤相结合的比赛项目。在一些城市，所有运动项目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雅典年轻人的重要表演项目有在普罗米修斯节（Promethaia）和火神节（Hephaistaia）举行的火炬赛跑，在所有的城市都有地方组织的公共活动。训练者常常是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者，他们当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品达赞颂过的墨雷西阿斯（Melesias），在他的学生中产生的优胜者多达30个（《奥林匹亚颂》，第八卷，71）。国家在公民中任命的运动场监督官（gymnasiarchs）也具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的管理机构允许他们把智者、修辞学家和哲学家驱逐到健身房之外，如果他们确信他们所教授的信条在青年人中产生了某种很坏的影响的话。当然，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作为一种需要很昂贵的捐助（leitourgia）才能充任的官职，充当运动场监督官成为了一种获得大众支持的途径。
这些体育运动扩散得十分惊人，而且越来越细致。在有些城市中，参加这些运动实际上成为了保持公民权的一个条件。例如，在阿卡亚的城市佩里尼，我们了解到旧有的体育场用来训练年轻人，只有在他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课程时才能获准成为公民。在斯巴达，作为最重要的事情，那里开设的所有运动项目都是国家教育中的一个必修的部分。
在这些体育训练的同时，还有马匹的赛会。因为车战在荷马的英雄时代的战争中是最高贵的战斗形式，所以赛车在很早就被看作是和平年代里所有的竞技中级别最高的一种。在贵族政治时代，它与马的饲养结合在一起，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从那时开始成为最重要的比赛。赛车与其他的运动项目相比不太适合在一个单个城邦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比赛从性质上看很容易超越地域的限制，因为如果总是同一些人参赛的话，人们对它的兴趣就会大减。但是赛车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富有的少数人的领地，需要找到一块普通人能够容易到达的节庆场所。当这项活动把来自于其他地方的参赛者吸引到中立地带或某个圣地的时候，泛希腊的赛会就发展起来，接着很快——可能没有经过明确的约定——有了更多的比赛场所，有了更广泛的参与度，这项全希腊的赛事就形成了，很快又有人编造出了其创始的神话。这些基本上由希腊人参加的泛希腊运动会的召开在希腊民族主义的成长和自我意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在消除部落之间的敌意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决定作用，这种敌意在相互敌对的城邦中继续保留下来，成为最强有力的统一的障碍。只有赛会把整个民族联合为一个整体，既作为参与者，也作为观众。那些把自己排除在赛会之外的部族，比如埃托利亚人、阿卡奈人和伊壁鲁斯人，则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被看作是希腊人的权利。
古代举行赛车的一个地点位于彼奥提亚的昂奇斯托斯（Onchestos）的波塞冬森林（Grove of Poseidon），在荷马的阿波罗颂神诗中（1.230ff.）曾经提到。在这同一首诗歌中（1.234ff.），忒耳弗萨（Telphusa）试图用赛车和马匹的噪音把阿波罗从她的领地上吓跑，这意味着赛车可能并不总是在泉水附近的道路上进行。另外，在提洛岛可能举办了一场与非凡的赛会结合在一起的隆重的大众节庆，赛会的内容包括为阿波罗举行的拳击、跳舞和歌唱，那时候对阿波罗的崇拜非常盛行。但是阻碍提洛岛成为或者保持住一个各邦普遍参加的赛会举办地的原因可能在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作为一个岛屿，它不适合举办这样一种最高形式的竞赛。在其他一些后来建立的伟大的集会地点，比如克罗顿的泛爱奥尼亚节举办地或者赫拉神庙，比赛当然照旧举行，而这些地方也没有成为著名的赛会所在地，更不用说吸引朝圣者了。
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定是第一个带有泛希腊特征的运动会，关于俄诺玛俄斯和佩罗普斯的神话肯定是这一发展的惟一反映。在德尔斐举行的皮提亚赛会同样很古老，但最初只有一个音乐赛会，后来才逐渐包括了体育比赛以及所有的马术项目，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项目一样，以此开始与其他的节庆地点摆开了竞争的架势。伊斯特摩亚竞技会从很古老的时代开始就以赛车运动而闻名，当然也是一个为了纪念帕莱蒙·墨利刻耳忒斯（Palaemon Melicertes）而举行那些很古老的竞技项目的举办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还不能对所有希腊人开放或还不够中立的时候，涅墨亚运动会在一段时间里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所有这四个节庆活动都被认为是泛希腊的，都声称自己拥有英雄时代的起源，这一点已经被证明过上百遍了，例如，涅墨亚运动会在哪年哪月开始，它们还被认为是攻打底比斯的7位将领创立的，因为希腊人总是通过神话的眼睛来看待所有事物的。超于寻常的是，这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不仅能够在这些地点同场竞技，而且还可以相互融合，因此在比赛进行的休战期间，即使正在处于战争期间的两个城邦的公民也能够和平相处。奥林匹克运动会尤其对这个民族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圣感，那里举行的赛事大多数起源于伯罗奔尼撒，逐渐成为了真正的世界意义上的希腊共同体的独一无二的展示，不论是母邦还是殖民城邦。实际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民族认同感上的重要性在以下的事实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那就是所有的计时工作都由赛跑的胜利者进行，因而为这样一个定会困扰现代世界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的解决方式。［5］
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对其他社会阶层就像对公民一样是开放的，或许也同样可以成为泛希腊的。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钱财可以负担旅费、供奉，以及付给某个品达或某个西蒙尼德的费用，那么他可以整年参加这样的活动，如果他能够经常成为优胜者，还可以从人民那里获得声名。在每个地方，在节庆活动中举办的赛事不计其数。这使得那些伟大的体育名人能够不断地处于训练中，像摔跤手波吕达玛斯（Polydamas），拳击手欧堤穆斯（Euthymus），著名的克罗顿的米隆（Milon）以及没人可以和他相匹敌的提阿格尼斯（Theagenes）。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整个希腊都知道关于他们的轶闻和传说。例如，提阿格尼斯的生涯开始于他把一尊比赛赢得的金像带回了家乡；他参与了每个项目和每个地方的比赛；据波悉尼阿斯的记载，他赢得了1400顶桂冠，普鲁塔克的记载（《道德论集》［Moralia］，811d—f）是至少1200顶，尽管作者补充说，它们中大多数是不那么重要的。
赛会和贵族之间的密切结合使个别家庭能够保有一种参加比赛和获胜的传统。这样的冠军世家是品达最好的主顾，正是从他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些家族。他是我们关于竞赛精神的不可或缺的信息提供者，尽管我们必须记住，他的顾客已经是最后的参赛贵族。在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对于其他的事情那样，我们只是熟知这一现象的最后发展阶段，因为在这之后，民主制度很快地使这个阶级参加赛会变得危险和不可能了。然而，品达还是把像科林斯的欧里加特戴（Oligaithidai）这样的家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关于这个家族的成员获得的胜利的很长的名单，并附有很多赛会的举办地点（《奥林匹亚颂》，第十三卷，45ff.）。他也经常提到埃吉纳的阿克戴（Aeakidai）家族；他曾经提到，有时候同一个家族每隔一代就会出一个冠军（《涅墨亚颂》［Nemean］，第六卷，前言）。波悉尼阿斯也提到过此类的体育王朝，像勒普罗斯（Lepros）的阿尔喀内托斯家族（Alkaenetos），尤其是罗得斯岛的迪亚格里达家族（Diagoridai），他们是美塞尼的亚里斯托墨涅斯（Aristomenes）的后代，他经历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激动人心的一刻，当时他的父亲被他获胜的儿子们抬着绕场一周，而希腊人欢呼着把鲜花投向他（波悉尼阿斯，6.7.3ff.）。这样的家族当然属于贵族或者亲斯巴达的。狄亚格拉斯（Doagoras）的一个儿子多利俄斯（Dorieus），曾经赢得过很多项目的比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船去为斯巴达人作战。被俘以后被带到雅典的公民大会。这个著名的运动冠军被雅典人释放了，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尽管很多人对此非常不满。
我们上面提到过的马术比赛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与其他运动项目一起进行（在奥林匹亚是从第25届赛会开始的），有四匹马组成的赛车，很快又加上的单匹马的比赛，后来又有了一个骡队或者一匹母马拉的赛车——这些花样后来都被取消了——后来还有一对成熟的牡马和小马拉车的比赛。马的饲养者们（他们都拥有带有“马”字的名字：比如Phainippus、Hipponicus、Hippocleides等等）与运动员并肩作战，争取荣誉，尽管他们不需要亲自上阵驾御马匹，实际上他们经常把自己的牲口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比赛。因为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对观看充满了热情，需要这种好看和激动人心的比赛，富有的和经常是皇室的马匹拥有者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坚持要求为自己的马匹取得了成绩而戴上桂冠，这顶桂冠本来应该只授予马匹驾御者一个人的。一个驾御他自己的赛车的人拥有一项特权，如果他获得了胜利，就会得到一首专门献给他的“卡斯托尔赞美诗”（Castor hymn）（《伊斯特摩亚颂歌》，第一卷，前言）。品达还坚持认为（《皮提亚颂》，第五卷，32ff.），昔兰尼的阿克西劳斯应该向他的连襟卡尔霍托斯（Carrhotos）正式地表达感谢，因为在皮提亚赛会期间他曾经代他驾御赛车。
因为整个活动都依赖于赛车和马匹，所以四马赛车的胜利者可以在某个人的恩准下重新获得权利，比如，当时正在被雅典流放的老客蒙由于在赛车比赛中取得胜利，先是他的半个兄弟米太亚德，后来是皮西特拉图，都允许他回家。［6］有人会问，是公众知道了胜利从一个人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完全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这支参赛队伍的所有者。可能他们对这些比赛背后的事情是模糊不清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亚西比德所制造的令人困惑和眼花缭乱的效果那样。
只有富人或统治者能够负担得起为公共的娱乐活动而豢养马匹的奢侈费用，人们常常出于嫉妒通过编造出他们是如何通过可耻的途径发家致富的故事来对四马赛车的冠军们进行报复。因而，富有的雅典人阿尔克迈翁（Alcmaeon）据说就用了最不道德的手段从克罗索斯那里得到了大量钱财（希罗多德，6.125）。即使是希罗多德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只知道有两个人三次赢得了四马赛车的冠军。昔兰尼就是一座以当地人对养马充满热情而闻名的城市（同上，6.103）。斯巴达人，在希波战争之后，据说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爱好。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人口的减少以及继承的财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结果。［7］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阿格西劳斯使出了漂亮的一招结束了这项活动。为了向他的斯巴达人证明养马只关乎财富而与技术无关，继而纠正人们对它的狂热，他以他的姐姐希尼斯卡（Cynisca）的名义向奥林匹亚派出了一辆四马赛车。这件事似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即使到很晚的时候，驾御者和马匹能够在奥林匹亚取得一次胜利一直被看作是生命中的一座巅峰，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马其顿腓力国王的记载那样，他在得到了帕尔美尼亚（Parmenion）在伊里利亚取得了赛车胜利的消息的同时，也接到了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降生的喜讯。他同样为第三条消息而感到惊喜，那就是他自己的一匹马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3）。
当然这项运动也有着巨大的危险性。驾御赛车对人的生命和肢体具有极端的危险性。波悉尼阿斯就提到过在克尔哈（Cirrha）的赛马场经常发生的严重的伤亡事故（波悉尼阿斯，10.37.4）。品达说，在那里的一场比赛中有40个人摔倒在地，尽管卡尔霍托斯没有受伤（《皮提亚颂》，第五卷，65）。即使40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它还是可以说明摔倒和受重伤的巨大危险性，在索福克利斯的《厄拉克特拉》中监护人（Tutor）关于奥列斯特的死所作的精彩讲述使我们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没有什么献祭活动像奥林匹亚的跑马场那样充满了恐惧和战栗，在那里有一个类似于圆形祭坛的东西叫作塔拉西波斯（Tarahippos）（意思是“马受惊”），“在那里马匹一受惊，赛车损坏，驾御者经常受伤”。修建它的目的是为了安抚一位邪恶的古代英雄（波悉尼阿斯，6.20.81）。
在拳击和古希腊式搏击（拳击和摔跤的结合）中参赛者被残忍地击打，常常落得终身残疾。品达高兴地写到胜利者以痛苦的打斗换来的荣耀（《涅墨亚颂》，第三卷，27）。众所周知，古希腊式搏击运动者的雕像通过他们的“花椰菜”耳朵能够辨认出来，这成为一个确定的艺术标准。牙也会被打掉，并不是每个遭此厄运的人都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就像昔兰尼的欧律达马斯（Eurydamas），在他的对手注意到之前就把它们吞进了肚子里。在摔跤比赛中，允许折断对手的手指，两个在这个方面臭名昭著的人竟在奥林匹亚得到了雕像作为奖励。由于勒死或者拳头重重地打在腹部而造成的死亡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情况会得到仲裁者们的宽恕，他们知道在关键时刻是很难判定到底是哪一方应该承担责任，通常是犯错的人被无罪释放，而受伤的人即使死掉也可以得到一顶桂冠，带着这样一种委婉表达出来的胜利被送往天国。［8］有时候人们当场死亡仅仅是由于发挥太好的原因。这种情形就曾经发生在一个克罗顿人身上，当他在官方的裁判面前走过，走向一个来自于斯巴达的奥林匹克五项全能的冠军，死的时候他还戴着桂冠。著名的赛跑健将拉达斯（Ladas）在刚获得胜利之后就病倒了，在送往附近的斯巴达的时候死在路上。后来讽刺作家对这些事情借题发挥，琉善在一首讽刺诗中写道：“在奥林匹克我还有一只耳朵，在普拉提亚还有一只眼睛，但在皮提亚（Pytho）它们却离我而去”；但是希腊人还是坚持举办这些比赛，并不想减少。
优胜者的奖励最初都是值钱的奖品，就像我们在荷马当中所看到的那样，只是后来桂冠成为了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在奥林匹亚，桂冠是用野橄榄枝编成的，在涅墨亚则用常春藤，在伊斯特摩亚用松枝，在皮提亚用月桂树枝。在音乐赛会中，似乎从很早的时候起习惯上还要奖励一张青铜的三脚桌，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自己保留而是要献给神。在一些小地方，可能发放一些不那么值钱的小奖品，比如在佩里尼战胜品达的一位诗人就赢得过一件温暖的短斗篷。但是比赛的真正目的是胜利本身，尤其在奥林匹亚，这被看作是普天之下最高的奖励；因为它使冠军得到了所有希腊人都想得到的东西，不仅在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人们的景仰，死了以后还会继续受到赞美。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优胜者的儿子也取得了胜利的时候，父亲就会告诉他自己，尽管他没有爬上青铜的天堂，但他已经得到了人间最辉煌的成就，他可以带着这样的想法下沉到哈得斯的冥界去了（品达，《皮提亚颂》，第十卷，41f.）。
有些父母早已预感到他们儿子的胜利。比如，一个母亲梦见抱在她怀里的孩子被戴上了桂冠；这个男孩当然被带到了赛会，赢得了奥林匹亚少年比赛的冠军。在阿尔忒弥多洛斯（Artemidorus）的梦书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人们做梦希望自己参加比赛或者陪伴他们的儿子去奥林匹亚，而且整个想像常常都被赛会及其很多不同的场景占据。还发生过梦想成真的奇迹，一个生活在埃吉纳的父亲梦见他的儿子在奥林匹亚获得了胜利，正是在这一天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品达的诗歌中，我们听到了从一个胜利者的家族中发出的欢呼声，这个家族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赛会。胜利者不仅能够用他的活力鼓舞他的祖父忘掉衰老，用他的欢乐帮助他忘掉他很快就要去见哈得斯的事实（品达，《奥林匹亚颂》，第八卷，92f.），而且所有的胜利者都会想到生病的父亲或叔叔将会听到获胜的消息，这样的胜利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属于他的整个氏族，实际上还属于他的整个家乡。城镇的居民们都会随着失败或胜利消息的传来而一同感受到震动和战栗。在古代，使其他的生活细节和事务趋于沉寂的焦虑不安的状态一定与这种事情有关。为胜利者付出的大量时间正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当他返回家乡，进城的时候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包括祭祀活动，他会被人群包围。修昔底德（4.121）在描绘人们欢迎斯刻涅（Scione）的解放者布拉西达斯（Brasidas）的盛况的时候，没有找到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他们用缎带来装饰他，奔向他，就好像他是一名运动健将。”接着还有更加持久的荣耀，比如参加节庆活动的优先权和战斗中的领导权。例如，斯巴达国王就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作为他的贴身护卫。在雅典也是，胜利者拥有在“议事会执行委员会会厅”（Prytaneion）进餐的显赫特权。没有哪个城市愿意自找麻烦，就像阿卡亚人对一个前来拜访他们的赛会优胜者欧伯塔斯（Oebotas）没有以礼相待，结果是从此他们之中再也没有一个人在奥林匹亚获胜——这一灾难只是后来才在德尔斐神谕的帮助下被一种对欧伯塔斯进行的英雄崇拜的制度消解。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参加竞赛的失败者返回家乡时的情形，对此品达曾经说道，他会可怜地蹑手蹑脚地穿过很少有人走的边缘小巷，当其他人说话的时候他也只能惭愧地保持沉默。［9］
所有城市都尽其所能地鼓励人们参加赛会。一些城市为他们的胜利者设立了奖金，这无疑是为了那些希望并有能力得到奖品的人所提早做出的昂贵的准备。因而，在雅典，梭伦的一项法案规定，一个奥林匹克冠军可以得到500德拉克马，一个伊斯特摩亚赛会的优胜者可以得到100德拉克马，其他的赛会都有相应数量的奖金。梭伦之所以如此关心他的公民中的奥林匹克优胜者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如果没有这笔奖金的话，他们或许就不会不厌其烦地跑到其他地方去参加什么比赛——因而考虑最好还是对这样一种已经开始减少的活动的热情给予一些小小的支持。在阿尔果斯，某种特制的赛车是由国家出资制造和维护的，很明显是为了使那些技术高超的养马者更容易到奥林匹亚去参加比赛。一座城市甚至可以为一个著名的摔跤运动员和古希腊式搏击运动员建筑一个柱廊用于训练，就像埃吉纳人为斯特拉通（Straton）所做的那样，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在同一天赢得了这两项比赛的胜利。
荣耀所持续的时间甚至远远超出了生命本身，常常转变为某个冠军的英雄崇拜。最小的城镇至少会为她的奥林匹克胜利者竖立起一块纪念碑。作为对一个在多次比赛中获得胜利的人（实际上他是在拉米亚战争中被杀死的）的英勇无畏精神的奖励，根据吕西普斯（Lysippus）为他做的雕像上的铭文记载，阿卡亚人为他举办了一次公共的葬礼。对于著名的四马赛车冠军雅典的客蒙，希罗多德（6.103）不仅知道他的坟墓的地点，还知道他的取得过三次胜利的马就埋在他坟墓旁的一条路上。
很多城市被毁，或者至少已经通过“联合一统”丧失了他们从前的地位和独立，但它们还是通过对赛会中的个别获胜者的记忆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一些运动员在几个世纪以后还是经常被人谈起。但是如果一个城市的冠军被击败，那么很可能的情况是，这次败绩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都不会得到承认，就像忒萨利亚人否认波吕达玛斯的失败那样；可能他们相信，谎言可以使从前的失败转变为胜利。陌生人还会篡夺胜利果实。一个奥林匹克冠军受到了贿赂会把自己归属于另外一个城市，在狄俄倪索斯的代理人没有能够贿赂一个米利都人之后，南部意大利的一个考隆人（Caulonian）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叙拉古人。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老希隆就曾经劝说克罗顿的某个叫阿斯提路斯（Astylus）的人在他取得了第二和第三次胜利的时候宣称叙拉古是他的家乡。在这以后，克罗顿人把阿斯提路斯的房子变成了监狱，并把他的雕像从赫拉·拉奇尼亚（Hera Lacinia）神庙中搬走了。
我们一定不要忽略体育比赛中的阴暗面。把整个一生都沉浸在几秒钟的可怕的紧张状态下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的。对那些沉湎其中的人来说，焦虑不安或是对未来充满深重的忧虑是令人扫兴的。他们在世的时候，敌意和嫉妒自然是他们的命运，死后仍然在延续——因此，著名的提阿格尼斯的雕像在夜间会遭人鞭打。年轻人的出现迫使年长的运动员退役，这一定令人十分伤感，除非他有幸继续成为教练员，可能通过学生的成名继续活在大众的记忆中。想到一个人力量的衰减是一件不能承受的事情。在五项全能运动员提曼忒斯（Timanthes）退役后，每天还通过拉一个巨大的弓检测自己的力量。在一次旅行之后他停止了这项运动，他发现他不再能够把弓拉开了，所以他点燃了一个柴堆活活地烧死了自己，很显然是模仿了赫拉克利斯之死。其他人甚至在他们的巅峰时期就采取了自绝的方式，所以统计一下有多少奥林匹克冠军选择了悲惨的结局将是十分有趣的。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胜利来自于一场超乎寻常的比赛，或者是因为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后的情绪需要某种刺激。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者或许会像希伦（Cylon）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煽动家，在雅典他死于一次争夺僭主王位的斗争中。奥林匹克的优胜者克罗顿的腓力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最英俊的希腊人，他也是这么死的。巨大的力量本身似乎就倾向于患自闭症，即使参加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所以，我们了解到，埃托利亚的提托穆斯（Titormus），他是阿伽里斯特的一个求婚者的兄弟，力量远远超过其他的希腊人，他选择了离群索居，到埃托利亚的偏远地区去生活了。著名的拳击家曼丁尼亚的尼克多洛斯（Nicodorus）的例子更为罕见，在老年的时候他成为了其母邦的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立法者。实际上，在这件事上他得到了米洛斯岛的狄亚格拉斯（Diagoras）的帮助。一个胜利者最好的出路是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就像皮提亚赛会的冠军克罗顿的法伊洛斯（Phayllus）那样，他驾驶着自己的战船参加了萨拉米湾的战斗，或者像米洛（Milo），据说他戴着他的6顶奥林匹克桂冠，身穿狮皮，挥舞着一根大棒，参加了克罗顿人反击西巴里人（Sybarites）的伟大战役。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运动员是如此地受到崇敬，以至于人们相信他们具有神的血统，会以一种超乎自然的方式死去。斯巴达的摔跤运动员希波斯堤尼（Hipposthenes）据说就拥有一座为他建造的神庙，出于人们对他的预言的认同，他得到了与波塞冬一样的荣耀。可以推测，斯巴达人可能把这位摔跤家的身份与那位神灵合而为一了（他的呼求圣神祷词［epiclesis］可能就是“Hipposthenes”），他们通过预言家证实了这一点。埃皮泽夫里（Epizephyrean）的洛克里（Locri）的居民欧堤穆斯被认为是当地的一条叫卡其诺斯（Caicinos）的河流的儿子，据说也活了相当大的年纪，最后不是去世，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告别了人类。”（波悉尼阿斯，6.6.3f.）塔索斯（Thasos）的提阿格尼斯在当地被称作赫拉克利斯的祭司之子，但实际上是赫拉克利斯扮作自己的祭司所生。在他死的时候也使用了“告别人类”的字样，塔索斯人习惯于在他的雕像前像面对一位神灵那样祭祀他（同样也受到一个敌人的鞭打）。在此之前也曾经经历过很奇怪的命运被沉入大海，但在皮提亚的干预下又被打捞了上来（波悉尼阿斯，6.11.2f.）。在阿斯提帕拉（Astypalaea）的克里奥米得斯（Cleomedes）神秘的消失之后，从德尔斐传来一项命令，说他应该作为最后一位英雄而受到崇拜。
我们现在可以考察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节庆活动了，尽管不会偏离主题去探讨在那里保存着的大量古迹。从地下发掘的大量供品来判断，这个地方当然是一个古代的宗教崇拜场所。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起那里就存在一个神谕，在公元前776年重新设立的运动会可能并不十分古老，它们的建立者是赫拉克利斯之类的说法无疑只是它们出现在历史时代的情形的一种反映。［10］在我们试图想像出节庆期间的奥林匹亚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必须提防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一个城镇完全敞开胸怀，一时间抛开了所有日常活动，完全沉浸在与来自于其他地方的不知名的游牧部落的宴饮活动中。在那里并没有像我们现代的集市或狂欢节上的聚集在一起的摊位和小店之类的东西。完全相反，在那里，人们甘愿忍受着物质上的匮乏。作为一个开始，其地理上的位置对于那些来自于整个希腊世界东部地区的人并没有任何便利可言。这个地方的设施也很简陋。人们拥挤在一起，睡在露天或是帐篷中——只有伊阿摩斯家族（Iamidai）有房子可住。在白天，他们忍受着太阳的暴晒，常常极端口渴，因为阿尔甫斯河的水似乎并不适合饮用。［11］所有这些都被那里所弥漫的无比高涨的热情冲淡了。一个盛大的长达5天的庆祝活动在那里举行，总是选在满月的时候。品达的11首奥林匹亚颂诗并不是想描述节庆活动本身，而是要记述其神话的起源。然而，他还是对实际情况作了描述，告诉了我们在各个项目的比赛结束之后，美妙和轻柔的月光是如何笼罩大地，整个地方不断地响起赞美获胜者的歌声。在这一祥和的尾声之前人们则经历了一段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运动会想像的无比紧张的时刻，在那时一大群观众都处在无比的兴奋当中，在不同项目的具体细节上表现得极为在行。［12］而且，赛场周围由于充满了艺术品而成为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在比赛前后所举行大量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些事务的无比庄严在任命裁判官员的精细上反映出来。所有人都知道“希腊的法官”（Hellanodikai）[1]曾经在比赛之前用了10个月的时间在埃里斯的家里就他们所要承担的所有职责受到诺姆菲雷克斯（Nomophylakes）的训导。如果主办者想要顶住失败的参赛者的压力的话，这种培训一定是不可或缺的。［13］
我们在这里还要提到，奥林匹亚的节庆活动，可能与所有重要的比赛活动一样，参加者只限于男子。毫无疑问，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害怕妇女可能会把过多的热情放在运动员的特长上而不是运动的精彩程度上。年轻的女子只允许在体育馆观看赛跑，得墨忒耳的女祭司查米尼（Chamyne）在这个场合则拥有她的官方座位。［14］
除了竞技者，装备良好的节庆代表团还带来了各种动物和礼品，这些或来自于国家或来自于个人。有各种类型的合唱队，尤其是男孩合唱团，他们的歌声伴随着各种祭司仪式的举行。［15］人们从整个希腊和殖民地蜂拥而至；所有的方言，所有的兴趣和友情都会在这里汇合；所以，希腊民族在规模和地理上的广度被展现出来。它代表了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无数独立的城邦，是共同经历的紧张比赛把所有人自由地和自然地联结在了一起。在这里，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竞技，人们感到这也是他们所由出的城邦之间的比赛。
这个地方具有中立的性质，因为它距离那些最为强大的和充满野心的希腊城市十分遥远，希腊精神生活中的领导者在这里出现了。现在我们不知道希罗多德是否在这里大声朗读过他的《历史》。但是，在比赛期间，诸如克里奥蒙尼（Cleomenes）这样的表演者的确到这里受作者的委托朗诵过恩培多克勒的祈祷，因为需要一个足够洪亮的声音在这里响起（狄奥格尼斯·拉尔提乌斯，8.63）。正像我所期望的，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官方的演说家，比如像高尔吉亚这样的人，穿着飘扬的斗篷，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与蛮族进行斗争，或者呼吁推翻西西里的狄俄倪索斯的统治。［16］最后还有哲学家们，一直到犬儒学派的佩里格瑞努斯·普洛透斯（Peregrinus Proteus），他代表了在奥林匹亚自我吹嘘传统的终结，因为疲劳的古代世界再也没有从他跳入火堆的行动中恢复过来。即使到很晚的时候，学者仍然沉迷于奥林匹亚。在哈德良时期，特拉雷斯（Tralles）的菲勒贡（Phlegon）写出了他的《奥林匹克颂》（Olympiads），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在他的《论体育》（Gymnasticus）中抓住每一个机会描述了在那里发生的一切。
德尔斐可能发展成为奥林匹亚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而德尔斐的赛会，最初几乎全部是音乐比赛，伴有男孩子的体育比赛，逐渐发展成为包括了所有项目以及赛车的运动会。但是奥林匹亚的真正竞争者似乎是雅典。“其他的节庆聚会活动要相隔很长时间才会举办一次，而且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城市对于拜访者来说整年都在进行着节庆的聚会活动”，伊索克拉底在他的《泛希腊演说》（Panegyric，46）中这样讲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泛雅典娜节成为了一个几乎像泛希腊运动会一样完备的节庆活动，在显赫程度上仅次于后者。奖励也是相同的，即授予桂冠，器皿中盛满了神圣的橄榄油，在这里就像在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那样，人们在所有的体育、马术最后在艺术等方面展开竞赛。从伯利克里的时候起，音乐厅（Odeon）专门用于艺术比赛。在罗马时代，角斗表演的场面也许可以和奥林匹克运动相媲美。它们先是在科林斯兴起，后来引进到雅典，但是在德墨纳克斯的请求下发生了变化。［17］
但是，奥林匹亚作为全希腊的公共性赛会举办地还保持了它的惟一性，在这个方面没有被德尔斐取代，后者自身的领先地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事务上。如果有什么事情想让所有希腊人都知道，最基本的做法是亲自前往奥林匹亚或在那里竖立起一块刻有铭文的纪念碑。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塑像或雕塑是为了装点那些初建的城市，而希腊人，不论是个人，还是社团、城市或者联盟，都是把这些东西送到盛大的节庆举办地，或是专门为那里定做的。我们从波悉尼阿斯那里了解到，“在所有希腊人中扬名”的目标在几个世纪之后真的能够实现了。除了运动员的雕像之外，在奥林匹亚还有很多政治和军事名人的雕像。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可能已经有了这样的雕像，然而他们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些献给赛会的纪念碑的问题上。这个时刻总会到来的，那就是希腊人利用已经日臻完美的雕塑艺术使那些赛会的胜利者的英名永垂不朽，对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和几乎是惟一的英名。他们或许这样对他们的艺术家们说，“你们必须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主要的任务（在这里先不论赛马者）就是用艺术的方式再现运动员的身姿，包括摔跤、五项全能、掷铁饼和赛跑运动员。他们的纪念碑不能采取陵墓标志物之类的形式。纪念碑的铭文中所使用的典故或象征主义在这里是不合适的。除了一些特例，比赛冠军也不会出现在石柱或建筑的浮雕上。他主要是一个独立的裸体人物，以这种方式受到观赏，观众必须把他看作是一个运动或者艺术活动的优胜者。一个即使取得过短暂的胜利的人也会被赋予不朽的特质。问题在于这个头在多大程度上，或者有时是完全被当作一幅画像来看待。或许雕塑家并非一成不变地看待胜利者，必须照顾到关于其年龄的基本信息。然而雕像是个体化的东西，或许可以说这样一种一开始就以全裸的姿态出现的人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诸如政治家或者武士或者诗人这类的雕像出现之前，运动员已经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18］
就奥林匹克运动会自身来说，最早的两尊运动员雕像（第59届和第6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是用木头做的，一个用的是无花果树，另一个用的是柏树（波悉尼阿斯，6.18.5）。很快，运动员的雕像，其运动中的姿态一旦被确定下来，它们就非常适合于户外的展示，于是人们感到需要用青铜铸造，这项技术的发展对整个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雅典，希伦的雕像就是用青铜铸造的。波悉尼阿斯发现这项荣誉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希伦曾经渴望成为僭主，但还是解释说他是当时最英俊的人，是奥林匹亚两项赛事的胜利者，同时还是麦加拉的提阿格尼斯的女婿（波悉尼阿斯，1.28.1）。实际上，这尊雕像的时间要晚于希伦生活的时代，因为胜利者在后来被追忆的情况并不罕见；因而，在第8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的时候，一位第60届运动会的胜利者受到他的阿卡亚同乡的纪念，因为这是德尔斐的阿波罗下的命令（波悉尼阿斯，6.3.4）。这些雕像有时候是由胜利者自己，有时候是由他们的崇拜者或者亲戚竖立起来的。可能是他们家乡的城市或者把它安放在了节庆举办地，或者放在家乡，［19］或者是由负责赛会的权威机构来进行这项工作。［20］不管怎样，获得一尊雕像的荣誉是一项巨大的奖励，需要耐心等待。昔兰尼的欧伯塔斯（Eubotas），在比赛之前，“利比亚神谕”就告诉他将在奥林匹克获胜，他就事先塑了一尊雕像，并随身带到了那里，这样，在宣布他为优胜者的当天他就得以把雕像竖立了起来（波悉尼阿斯，6.8.2）。据说克罗顿的米隆也把他自己的雕像带到了阿尔提斯（Altis）（波悉尼阿斯，6.14.2）。在公元前3世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一个赛跑项目的获胜者由于三次取胜而赢得了三尊雕像。作为对后来恶行的惩罚，一个胜利者的雕像可以被毁掉。［21］一个充满感激的胜利者劝说爱利亚人（Eleans）也把他的摔跤教练的雕像放在他的雕像旁边。［22］
赛车和马匹也开始受到纪念。在较早的时候，马匹会得到一个豪华的葬礼：米太亚德在克拉美库斯（Cerameicus）埋葬了他的马，拉科尼亚的埃瓦格拉斯也体面地完成了这项工作。［23］赛车只是在奥林匹亚受到供奉，随着时间的流逝，从第66届奥林匹克赛会开始（波悉尼阿斯，6.10.2），大量的赛车被他们富有的主人放进了雕塑作品中，旁边是驾车人和马夫，赛车小组和单匹的马（波悉尼阿斯，6.13.5，6）。［24］在一个时期，这些雕塑似乎在奥林匹亚、德尔斐以及其他地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一定是得益于真实的赛马训练。但是运动员的训练一定再次变成而且长期成为最主要的雕塑题材。［25］在埃拉特亚（Elateia），甚至到了波悉尼阿斯的时代，他们在道路旁边仍然有“赛跑者美内西布波斯（Mnesibubos）”的青铜雕像，这个人在抵抗镇上的一群土匪的进攻中被杀害。他可能因为生前在第235届奥林匹克赛会赢得过普通的赛跑和持盾赛跑的冠军而得到的这尊雕像（波悉尼阿斯，10.34.2）。不可避免的是，人性化的赛会应该在运动员的比赛之外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波悉尼阿斯在奥林匹克的赫拉神庙看到，阿斯刻勒庇俄斯、许癸厄亚（Hygeia）和阿瑞斯站在了一起（同上，5.20.1）。
在那时，希腊的赛会开始通过殖民地甚至蛮族声名远扬。实际上，当波悉尼阿斯说（6.32.1），赫尔墨斯、赫拉克利斯和提修斯的雕像已经在很多蛮族地区的运动场和体育学校（palaestrae）司空见惯的时候，他无疑指的是继承者们（diadochoi）的土地，在那里，这些事物是与剧院一起引进的。［26］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蛮族制作礼物献给奥林匹亚，或者这样的事实，即只具有一半希腊文化的外国人——就像埃特鲁里亚人——的想像力是如何被作为一种高级时尚的希腊赛会的观念所占据的？我们是从埃特鲁里亚和南部意大利的陵墓中发现的陶瓶知道这一点的，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绘有运动场面。因为它们描绘了体育学校的全部活动，因此，它们对我们来讲成为运动雕塑的一个最重要的补充。很多陶瓶上描绘了“雅典运动会”的场景，所以它们可能是一种可以带回家乡埃特鲁里亚的希腊人颁发的奖品。然而，在泛希腊运动会上获得的桂冠，就我们所知，是不能带走的。但是这个民族，是他们引进了把人的打斗表演当作一种享乐的角斗运动，显然也很喜欢描绘希腊人和其他非意大利人的赛会——我们并不需要追问是一种怎样的奇怪的赛会观念在蛮族人的心灵中发展起来的——泛雅典娜赛会是如此有名，他们想用刻画的方式记住它们。这些陶瓶是真的从希腊带来的吗？还是就像格哈德（Gerhard）所认为的，它们是出自乌尔奇（Vulci）天才的希腊陶器艺术家之手，他们向埃特鲁里亚的所有周边地区供应陶器制品，这些陶器继续成为人们沉湎于赛会观念的最重要的证明。正是通过他们，雅典在海外的名声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一现象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要简要地说一下艺术赛会。我们已经提到过游吟诗人出现在节庆活动中。赫西俄德在查尔基斯取得的诗歌比赛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活动早期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7］在泛希腊的赛会中，德尔斐是音乐和诗歌比赛最重要的举办地。我曾经说过，皮提亚的运动会似乎最初完全起源于诗歌比赛，在这里，献给神的颂歌由弹唱艺人（kitharodoi）在竖琴的伴奏下进行演唱。那里还有长笛演奏者（aulodoi）——尽管他们的音乐由于太过忧伤而很快被排除了（波悉尼阿斯，10.7.2f.）——从第8届赛会起开始有了不加演唱的竖琴演奏者。在古代，在比赛中的成败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裁判们极为严肃认真地进行他们的评判工作。［28］后来，就像在希腊的其他地方那样，古老的活动转变为音乐鉴赏力和个人天才的展示。
总之，艺术赛会的更广泛的意义必须引起注意。在整个古代世界，希腊人由于这样的事实而成为独一无二的，那就是赛会在宗教崇拜活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并把宗教中的艺术因素带进了其自身的领域，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诗歌艺术是在赛会的决定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29］在戏剧领域，悲剧和喜剧似乎从一开始也具有竞赛的性质。所有的节庆合唱表演也是如此，例如在雅典，它们是以部落为单位组织起来进行比赛的，这项活动的费用是根据一个名单由富人来承担，因此，捐助（choregia）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公民义务。［30］这项活动是如此频繁，以至于柏拉图十分严肃地对合唱比赛抱怨说，它们出现在所有的宗教场合，制造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悲伤效果（柏拉图，《法律篇》，800c.）。这种制度还包括裁判的正式任命，他们的专长和名誉是不容置疑的。［31］如果没有他们，参赛者的热情就可能转变为疯狂，就像我们听说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竖琴演奏者在塞巴里斯（Sybaris）被杀死。［32］这样的事例表现出赛会阴暗的一面。人们对它狂热的沉迷常常会超越所有的限制。对于这些狂热者来讲，不同于他们自己的意见都会被视为亵渎之辞，对他们来说把那些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演奏者赶走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
所有这些导致了整个希腊生活为竞赛的习惯所占据。七弦琴、竖琴和长笛的演奏者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所有的公共场合。每个地方都有胜利者和失败者。［33］提奥克里特的牧羊人因为身边没有裁判而不能进行他们的歌唱比赛。“哪怕只有牧牛者莱科帕斯（Lycopas）在这里就好了！”一个歌手叹息道，另一个回答说，“我不需要他！但是如果你们同意，我们会把樵夫摩尔森（Morson）喊来，他正在那边砍伐石楠。”（提奥克里特，《叙事诗》［Idylls］，第62卷）于是，他们两个请这个人对他们的比赛进行公平的裁决。［34］甚至作为一种哲学话语方式的对话也变成一种比赛。有过一次演说比赛，就像阿尔忒弥西亚（Artemisia）组织的那场颂扬摩索路斯的比赛那样，演说者包括伊索克拉底、法塞利斯（Phaselis）的提奥德克特（Theodectes）和提奥旁普斯（Theopompus）。业余爱好者们还就每种法律审判创办了一种赛会，以至于“赛会”成为“审判”的标准技术术语。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视觉艺术的比赛，或者至少是绘画艺术。在萨摩斯就举行过一次在帕尔哈西乌斯（Parrhasius）和一位对手之间的比赛，题目是埃阿斯和奥德修斯的决斗，另一次在皮提亚的比赛是在帕纳努斯（Panaenus）和查尔基斯的提马格拉斯（Timagoras）之间进行的。
可能直到体育和艺术比赛已经完全占据了希腊生活之后，教育才开始对它们有了充分的考虑，这并不说明每个受到训练的学生都有机会到神圣的赛会举办地去参加比赛，而是在于当赛会已经占据了日常生活以后，人们对赛会开始给予足够的关注。这甚至成为语法教师、竖琴演奏者和体育教练的人生目标，他们都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第一位教师，在雅典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都想得到他们的教导。男孩子们不断地取胜和失败，不断地赢得桂冠。［35］政治上成年（ephebeia）的观念已经与一种独特的体育上的准备结合在了一起，［36］这一传统的观念直到罗马时代一直存在。很多神祇，像赫尔墨斯、阿波罗和赫拉克利斯也开始主持这项活动。在艺术中，它们被用作每个人崇尚的身体典型，赫拉克利斯的神话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即他不再是某一个赛会的胜利者——尽管这个因素在后来的奥林匹克神话的营造上还可以看到——而成为某个区域或者整个人类美好生活的持久保护者，他由于勇敢而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归根结底，整个希腊艺术都与赛会胜利者被象征性地授予桂冠交织在了一起。
从童年时代的日常生活开始，阿戈拉、交谈、战争等等都在对每个男孩的赛会教育上发生着它们的影响。由所有这些塑造成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此前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的方式，这以后也没有再出现过——这种生活完全浸润在赛会中，被赛会占据，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那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而这种原则把家庭和家乡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37］如果我们看一下竞赛在我们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话，我们就会立即为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所震惊，这种区别在于希腊的赛会总是会吸引所有人作为其听众和观众参与其中。而在今天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论是真人的表演，或者是作为一种无声的展示的图画和书籍——都是由听众或公众自己来决定，买或者不买，支付门票的费用或者走开。但是，我们现在的竞赛形式基本上是由完全不同的目的所决定的。如果在学校有某种程度的竞争，通常是只出现在很少的一部分非常野心勃勃的类型当中，在成年的生活中“渴望出名”已经被一种与之相背离的东西取代，那就是生意场上的竞争。今天的人们更向往赢得金钱上的胜利，而不是对他们的才能的即刻了解，他们完全清楚他们所追求的成功只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生活需要它。希腊教育（paideusis）的目标几乎绝无例外地指向将来的成功，现在被我们的高校取代，目标是“完全而多面”的知识。在希腊人中，对后人能够通过回忆记起的空名（kenodoxia）的狂热追求甚至在神话人物中也是人生的一个目标。萨尔摩纽斯（Salmoneus）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他们是神灵一般。在他们当中，根据其神话中的一个被理性化的版本，据说包括特洛福尼俄斯在内的一些人曾经把他们自己塞进地缝里，借此使人们相信他们是从地下出来的。总之，我们认为，希腊人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太过于依赖别人的看法，当人们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获取大众的宠幸上面的时候，赛会也就衰落了。
工作在希腊人生活中的位置是一个需要与古代东方进行一个简单比较的话题。在早期的文明中，关于不同的工作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体面程度的看法似乎从这些工作产生之初就形成了。祭司和武士组成的统治阶层占据着权力、战争、狩猎和优越的生活，把其他所有的事情交给其余的人口，他们是否再继续划分为不同的集团要根据各种不同的世袭职业。手工业，不论是手工操作的、化学的还是工艺性的，无疑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完善程度，但是当然还是被当作一种苦役而受到轻视，被视为一种代代相传的命运。只是由于炎热的天气这一个原因，农业劳作就应该属于一种奴隶的工作。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拥有一种与此相似的对劳动和经商完全蔑视的态度；但是与此并行的是，一个中产阶级逐渐产生出来，他们不但致力于劳作而且还给予劳作以很高的荣誉。
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希腊的世界凸现出来，因为在这里，中产阶级看不起大部分工作，尽管他们离不开这些产品。有人会说，希腊人有奴隶来从事劳动，但这一简单的解释是不够充分的，因为他们对大部分自由的职业也充满鄙视。也不能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气候，因为气候并没有恶劣到田间的劳作和自由完全互不相容的地步。
说到对工作的评价，一个民族发展出其生存理想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状况是我们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现代欧洲，这种理想主要来自于中世纪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在财富上逐渐超越了贵族阶级，而且还取得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尽管这是一种与贵族不同的教育。与此相反，希腊人拥有他们的英雄时代的图景，这是一个非功利的世界，他们从未离弃过。他们与英雄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里只有战争、王朝悲剧和神灵们的干预——远比中古时期的市民与日耳曼的传奇世界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紧密。但是英雄时代，至少在其衰落的阶段，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还仍然把农业生活看作是体面的职业，甚至尊重某些类型的商业活动，但在接下来的赛会时代则转而孕育一种不断增长的对体力劳动的完全的蔑视态度。由于出身而跻身于统治阶级的成员不再是少数，他们反而形成了一个大的城市贵族集团，主要依靠财产上的收入生活，他们生活的目标和理想就是战斗——与其说是军事意义上的战斗，不如说是平等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整个民族都确信这是世间最高贵的事情。需要支付的费用是适中的，因此大多数人都能够参加，那些不能参加的人对能够参加的人充满了羡慕和嫉妒。很多用于竞赛的地点因而发展起来，很多种类的竞技活动以及作为准备工作的体育锻炼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然而，这种生活方式与任何的经济活动是完全不相容的；赛会占据了整个的生活。
与此同时，奴隶制度当然也发展起来。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仅存的需要工作的往往是没有权利的农民，只能被迫缴纳什一税，他们实际上是农奴。在斯巴达，统治阶级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其他的依附民。即便农民或手工工人是一名奴隶主，他自己的劳动也并不比他们的劳动更加受到尊重。所有我们能够说的就是奴隶的增多加强了一种早已盛行的观念。正是这一贵族时代的观点后来在希腊一直在发挥着影响，尤其在发展起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城邦里。
斯巴达是一个最完全的反物质主义的国家。在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实现的希腊的理想就是对任何赢利行为的遏制；还有他们拥有了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大限度的“闲暇的财富”，这被普鲁塔克称为所有恩赐当中最辉煌和幸运的东西。在这里，整个的国家大厦都建立在一个被迫进行劳作的附属种族的存在的基础上，除了为城邦服务，斯巴达人不用做任何事情，这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理由。［38］但是在其他地方，至少在理论上公民们也要在服务于国家的问题上倾注热情，把它作为人生的目标；只有那些拥有这一品质的人才配成为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手艺”（banausia）与教育（paideia）背道而驰，是民主制度、贫穷和低贱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教育则与高贵和财富相连，其典型就是贵族寡头。［39］他不但想把真正的手艺、艰苦的体力劳动赶出教育，而且他甚至想让自由民的教育（liberal arts）都以追求中道为目标。他说，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去完美地掌握它们反而导致了单面性。［40］目标显然是所有品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让其中的某一种占据统治地位；如果希腊人能够而且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那么他把自己完全投身于公共生活、体育和高贵文化的话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则需要非凡的企业和巨大的财富。因而，不论技术性劳动、特长对于普遍的善来说是多么不可缺少，不论需要多么高的天赋，所有的特长都只能在某一个方向上成就一个人。有人可能会问，人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些理想。即使在很晚的时候，希腊人也从未认识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曾经有大量的完全从事技术性劳动的“错误的公民”，他们完全置身于体力劳动中，在城邦建立的功业中也有他们的一份。
显而易见的是，与所有这些理想相抵触的是人们必须用可能的方式挣取钱财和闲暇。希腊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潜能，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爱好，那就是成为水手、殖民者和商人。腓尼基人就提供了一个样板，他们对海外的贸易拥有一种明显而独特的偏爱。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动产的吸引，他们早就认识到金钱就是力量，这导致了一种爱好商业活动的独特倾向，甚至在整个希腊世界都是如此。在那里，智谋和知识在海外的旅行和经商活动中是如此地受到重视，因此希腊人是不可能甘居人后的。商业和造船成为了财富的主要来源，尽管殖民地最初都是为了建立城邦，但如果没有生意可做，大多也不能建成。一旦它们建立起来，经商就成为一种与体面的种地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的一种职业。具有很高的商业成分的殖民地观念自然又对其母邦产生了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的繁荣是与民主政制一起发展起来的。商业城邦倾向于建立起富人政体，在爱奥尼亚和意大利，大商人和船主常常成为统治者，就像中古西欧的行会领袖或者与城市长老具有同等的地位，或者就是同一伙人。在他们当中其占据统治地位与其说是商业风习，不如说是赛会风尚，［41］这个统治阶级——比如在爱奥尼亚诸城市——由于其探险性的航行而成为古代英雄传统的一种延续，与任何贵族政制具有同等强烈的空想色彩，就像我们从其诗歌、哲学、巨大而辉煌的神庙和慷慨的供品中所看到的那样。［42］成功商业活动的一个后果无疑就是这些国家成为奢侈生活习惯的牺牲品。在这个方面爱奥尼亚人一定受到了吕底亚人的强烈影响；但是可能只是在服装和饮食上与通常情况下的希腊人的节制相比有些奢侈罢了。［43］爱奥尼亚人之所以被吕底亚的国王打败更多的是由于内部的混乱而非舒适的生活。
还有一些颁布抑商法令的特殊事例。在斯巴达，全权公民被禁止从事商业，埃皮达姆诺斯（Epidamnos）与伊里利亚内地的交易完全是通过每年把一个受人尊敬的公民指定为官方的“小贩”来进行的，因为与野蛮人接触之后会使公民变得富有攻击性和萌生不满情绪——但是这些与广泛的高于一切的获利相比算不了什么。［44］尤其在雅典，商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能够免于“手艺”的诋毁，梭伦的榜样证明了即使贵族也会进行商业旅行。普鲁塔克不遗余力地为梭伦决心进行一次这样的旅行提供了一个高贵的解释，评论说这样的旅行可以体验蛮族的生活，与国王们建立友谊，学到很多知识。［45］在他的政体中，梭伦当然把他的分等级的公民权利制度完全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础上，但同时他的立法也把劳作看成是体面的事情。对他来讲，整个问题都是由来到这个城市的大量的移民引起的，因为阿提卡贫瘠的土地不能供养一群闲人（普鲁塔克，《梭伦传》，22）。这就是他通过立法使手工业技术拥有了某种地位的原因，他要求他的公民不仅自己积极投身于这些事业，而且还要培养他们的儿子学会一门手艺，允许外邦人成为公民，如果他们能够全家来雅典经营某种商业的话（普鲁塔克，《梭伦传》，24），并且把嘲笑这些行业的行为当作一种过失。［46］因此，即使对体力劳动的歧视仍然存在，雅典的普通观念仍然是反物质的，但是这种原则还是建立起来，那就是“承认自己的贫困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能够通过劳动来逃避贫困。”［47］据说当梭伦与他的朋友们讨论“取消债务”的计划时，他们赶紧跑出去，借了很多的钱来购买好房子和地产；这使雅典人在这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投机的念头。［48］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种可以想像得到的物品的交易对雅典人来说开始变得不可或缺。［49］随着金融和钱贷业的巨大发展，手工业雇佣了大量的奴隶，加上阿提卡银矿的开采，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大市场。如果没有这些只能由商业和贸易带来的巨大的收益，雅典人就不能够维持他们国家的开支。梭伦的继任者皮西特拉图也是一个带有功利主义观念的统治者，和其他的僭主很像，他对反物质的观念嗤之以鼻，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工作，实际上是想方设法地消灭赛会。
对于农业，首先要说明的是，工作的绝对必要性在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方面与我们西方后来的文明很不一样。因此，赫西俄德抱怨说，众神已经把人类谋生的方式藏起来了（《工作与时日》，42f.）。然而，正是这同一位诗人宣称，农民的生活处在神的特殊保护之下，是非常荣耀的，拥有它自己的赛会：“当人们在耕地、播种和家庭管理上展开竞赛的时候，它是仁慈的厄利斯（Eris，冲突）的一种表征；工作并不可耻，懒惰才是可耻的。”（同上，311ff.）农业古老的营业执照从来没有被完全剥夺过。即使土地所有者的所有实际的工作都是由奴隶来做，他也必须到场，因为不这样的话他的收成就要减少。因而，斯巴达人，尤其是斯巴达妇女也不得不亲自监督他们的希洛特[2]进行劳作。正因为如此，对主人、奴隶和自由的工人来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相似的生活状态。这对完全的公民权不会有任何减损，人们尤其强烈地意识到在农业和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敢之间存在着某种高贵的联系；欧里庇得斯还是能够说“那些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人”是他们国家惟一真正的护卫者。［50］日工（thes）确实被看作是低下的，其境遇不比奴隶好多少，只是因为他是为环境所迫而去工作的，可能关于农业衰退的观念实际上正是适用于这个等级，而不是农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镇可能代表了一种没什么意义的例外。据说塞斯皮亚人（Thespians）曾经把学习经商或从事农业看作是一种耻辱。［51］
一些作家清楚地表明，农业对希腊人来说有很多的吸引力；根据色诺芬的记述，苏格拉底认为它与战争同样是一种适合于公民从事的职业，接着，他解释道，没有其他的职业能够生产出如此美好的新鲜果实献给神灵或者盛大的节日，没有哪种职业如此受到奴隶的喜爱，能够给妇女和孩子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52］然而，我们的柏拉图却利用了这同一个苏格拉底，把农民降低到手工工人的地位，把他们排除在了他的理想国家的领导层之外，而此时真实的雅典国家如果能够继续让农民在政治上保持领导地位的话就谢天谢地了。这种解释上的变化为什么如此之大令人迷惑不解。可能柏拉图考虑更多的是对事物的一般性看法，因为在现实中农活几乎全部由奴隶来做。当然，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仅仅从土地上获得收入是更高贵的，可以花时间在养马、打猎、哲学等事情上，最多是把这些事情与亲自看管他自己的田庄结合在一起。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公民权最根本的是与自备武器相联，所以出于必要性的考虑，他也不得不把农民摆在高于其他的体力工作者的位置上。然而，在《政治学》的阐述其理想国家的那些部分中，他虽然把他们纳入到作为城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大众当中，但与议事会成员和武士相比他们却没有发言权，其成员没有受到邀请就不会出现在自由人组成的公民大会上。［53］很显然，他们的职业一般来说一定位列物质性的劳动之首，被认为包含了使自由人从体力、道德和思想上都不能够履行公民义务的所有的要素，因为终日的劳作夺走了闲暇的精神和崇高的志向。［54］不可否认的是，当他使自己置身于事物的真实状态而不是理想状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自己也说，如果民主制度一定要存在的话，那么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民众是最好的。［55］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农民并非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现实中组成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伟大的理论家在把他们放置在最低下的位置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
在田间劳作的地位从赫西俄德开始就每况愈下的时候，牧羊人却得到了越来越好的礼遇，否则他们就不能成为公元前3世纪田园诗歌的一个主题。由于他们辛苦的工作没有被看到或认识到，而农民和奴隶在田间劳作总是那么显眼，所以牧羊人似乎并不被看作是物质性的，而被认为是过着一种无人打扰的闲暇生活。因此，人们能够把很早就已出现的人物达佛尼斯（Daphnis）加以理想化，阿波罗也是一个牧羊人，但从未是一个农民。牧者和神都是高贵的闲人。在这里，一个牧羊人是否是奴隶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即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奴隶，也不会受到监督者的严格监控而来去自由。
对手艺人和工匠的一般看法则没有那么美好，尽管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和有利可图的手工业，能够制造出设计优良的精美的手工产品。在给予这些行业较少的尊敬上，希腊人与古代的同时代人是一致的。［56］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发达的东方国家，等级制度省去了在体力劳动和其他工作之间进行区分的需要，在不那么发达的文明中对这些技艺的需求是很微弱的，只要它存在于家庭中的妇女和奴隶的劳作之外。在希腊人中，顾客的需求很大，但普遍的轻视态度却流行起来，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偶尔还会产生实际的后果。这种轻视态度的来源有两个；第一，为钱工作被视为有悖于自由而受到鄙视，在黑暗中久坐的工作会伤害身体，在狭义上被看作是“物质性的”而受到蔑视。［57］因而，在雅典，尽管在梭伦看来，没有人会因为他所做的工作而受到指责，但是公众对“手艺”的评价却很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阿里斯托芬允许他自己从事的受到嘲笑的不同种类的工匠的清单中可以看出来。［58］哲学家们走得更远，他们一致认为，体力劳动者是人类低级种族的代表。苏格拉底自己就很看不起他们，尽管他总是在他们的店铺中闲逛。举一个例子，他严重地冒犯了那时已经担任高级官职的阿尼托斯（Anytus），因为他建议他不要让他的儿子再继承他的行当做一名染工。［59］据色诺芬记载，苏格拉底说技术性的工作会伤害身体，因为坐着的姿势，长时间的室内劳动和火炉烘烤，随着身体的柔弱化，精神也衰弱了。［60］他认为这一点在敌军进攻的情况下表现得最为清楚。如果农民和工匠分别被询问，我们是应该保卫土地不受侵犯呢，还是放弃乡郊避居城内，那么农民一定都赞成保卫土地，而其他人，由于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想静静地坐着，不愿意付出努力和承担危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让他的工匠和农民一样地远离政治活动，把他们当作必须交纳赋税的属民进行奴役。［61］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公民权的，这是他的所谓“优秀”（arete）的真正含义；对他来说，真正的不合格在于为了工钱而干活。［62］从根本上讲，他把体力劳动者放在与奴隶同等的地位，除了前者的奴役是有期限的，而后者是无期限的，是完全由本性决定的。［63］在他看来，他们都应该由于缺乏美德而被排除在城邦之外。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和卡利克里斯（Callicles）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这种鄙视态度的极端发展，即使那些最重要的服务也不例外。他们非常专业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实用性，这样的话，自由职业的范围将是多么狭窄。［64］苏格拉底责备他不要看不起军事装备的设计师和他的科学，尽管设计师的技艺在保卫整个城市的作用上与将军不相上下，他的技术就好像是演说家口中的绝妙修辞。卡利克里斯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这种人的儿子或者让他的女儿成为他的妻子。这或许可以和普鲁塔克的一段重要的讨论进行比较，这段话与阿基米德有关，观点是这样的，那就是对于一个数学家来说把自己的知识附庸于一个实用的重要目标真的是一种耻辱。［65］阿基米德自己也把这个视作技术性的劳动，希隆不得不逼迫他接受这项工作。
当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富有的产业资本家，雇佣了大量的受过训练的奴隶，那么他将成为一名荣誉公民，而他自己可能缺乏准确的生产方面的知识，他的企业是通过专业的监工来运转的。［66］索福克利斯的父亲制造武器，就像德摩斯提尼的父亲那样，伊索克拉底的父亲则生产笛子。非常有特色的是，在他们的儿子的传记中，都存在一些争议，那就是这样的人能否真的跻身到了社会上层。如果这些父亲们亲自参加劳动的话，人们就会认为索菲路斯（Sophilus）［67］的儿子就不会成为一位将军站在伯利克里和修昔底德的身边，提奥多洛斯（Theodorus）的儿子也不可能得到在奥林匹亚竖起这一尊雕像的荣誉。因此，在很多城镇，这些商业活动主要留给了那些不自由的阶级，或者外来者，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公民的活动。我们发现在雅典和其他的一些民主城邦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职业越来越趋向于从公民的手中转移到外邦人手里，他们因而从最偏远的希腊地区和邻国涌入商业的中心。阿提卡的外邦人大多是吕底亚人、佛律癸亚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泰米斯托克里是第一个对这个阶级实行一种金融上的鼓励政策的人，以此吸引他们大量地涌入，尽管外邦人不允许拥有土地，这使他们像奴隶那样受到折磨，如果他不能缴纳赋税的话就有可能被卖为奴隶。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记载，有一些公民也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但又说体力工作一直主要由奴隶和外邦人承担（《政治学》，3.3）。最重要的事实是，仅就在武器的生产上面，一个从事技术性劳动的阶级就完全是不可或缺的，在更多地使用科学方法研制出来的石弩等器具之后需要的人手就更多，而且还需要各种金属工具，当然包括被人鄙视的炉子和铁砧。［68］因而，抛开雅典人的关于“公民占有土地，外邦人从事手工劳作”的说法不论，［69］一大批只靠手艺过活的移民在泰米斯托克里的时候甚至早在梭伦的时候就直接成为了全权公民（普鲁塔克，《梭伦传》，24）。
像安提斯第尼（Antisthenes）这样家资中等的人靠技术性劳动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在他看来，没有哪个种类的工作由于太过低下而不能使他以之维生。［70］但是其他人却认为当一个体力劳动者是绝对悲惨的，在伪柏拉图的《阿霞库斯篇》中，第一个说话的就是这样的人，他哀叹说他被迫从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傍晚，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他把所有醒着的时间全花在抱怨和焦虑上面了。［71］然而，当权者们更重视手艺人们的选票。可以肯定的是，在雅典，从伯利克里去世之后开始，工匠和手工工人从公民中较低的等级开始提升，在城邦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他们还是缺乏在音乐和体育方面的一种自由人的教育。从那时开始，他们在公民大会有了发言权，可以担任公职，由于他们不必伪装得优于大众，所以对他们来说比贵族更容易与平民相处。［72］
整个的代表性的艺术也意外地降低到一般性的“手艺”之列。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希腊的艺术和诗歌似乎无可争辩地是他们最高的和最辉煌的成就，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就认为希腊人对艺术和艺术家也抱有与我们类似的崇高的看法。当我们想像着他们黄金时代的神庙建筑，在三角山墙上的熠熠生辉的雕塑群像，充满纪念碑的议事厅，优美而神圣的壁画，我们就会确信，这些杰作的创造者一定会像超自然的存在那样受到人们的尊敬，仅仅是与他们接近就一定会被视为一种特权，了解他们的感情世界会给人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愉悦。现实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雕塑家们自身处在最严酷的反物质主义的偏见之中，灵魂的崇高性不能把他们从以下的事实中拯救出来，那就是他们为生存而劳作，挥舞着凿子站立在石砧旁。
在早先的世纪里，即公元前7和公元前6世纪，第一批引人注目的技工艺术家出现了，他们被他们装饰的神圣场反射出的光环环绕着。他们得到神谕的护佑，他们还被允许把他们自己的摹本放置在他们的神圣作品的旁边。后来，技工就不再能够以这种方式得到宗教上的尊敬了。甚至在《伊利亚特》中，非常不幸的是，神灵中的艺术家不但被弄得一瘸一拐，而且被描述成身体有残疾的人，这是典型的手艺人的形象；赫淮斯托斯是一个身强力壮、两臂有力的巨人，但却有两条无力的瘸腿。［73］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艺术家受到同样的蔑视，他们都把他们的一生贡献给了某种特殊的工作，成为一名专家。音乐家和很多诗人也是如此。这种说法听上去十分动人，那就是人们称颂希腊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培养他们的才能，生活中所追求的是整体而非某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这些后人却感到，我们应该更多地感谢他们当中的那些单面的专家，而不是那些为了纯粹的、和谐的“优秀品质”（kalokagathia）反而不知道干些什么的人，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大多数人所处的状态那样，他们完全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来发挥他们的“美德”。当这一阶段到来的时候，我们最好给予那些专家以他们应有的地位。
的确，流传下来的这种观念的有关表述属于罗马帝国时期。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普鲁塔克和琉善的书中所拥有的一种旧有的阿提卡思想方式的回声，这些作家经常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资料的来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所使用的语气中经常会透露出一种古代的、广泛的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在《伯利克里传》中，普鲁塔克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准备好了这样的事实，即一个人可能会热爱艺术品但却看不起艺术家：“我们喜爱香味和花布，但却把香料商和染工看成是不自由的手艺人。”据说这种说法来自于某种全面的考察，就像一篇专业的音乐研究，却加上了公元前4世纪的一些轶闻趣事。一个人讲到安提斯第尼是如何评说伊斯美尼阿斯（Ismenias）的：“他一定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不然他的笛子不可能吹得那么好！”另外一次，马其顿的腓力在一次宴会上对他的儿子熟练地演奏竖琴嘲笑道：“你演奏得这么好不觉得惭愧吗？”紧接着就是那段臭名昭著的话（c.2）：“没有一个出身高贵的年轻人，眼睛盯着奥林匹亚的宙斯或者阿尔果斯的赫拉，希望自己成为菲迪亚斯（Pheidias）或波吕克雷图斯（Polycleitus），当他享受他们的诗作的时候，也不会想成为阿那克里翁、菲利蒙或阿齐劳库斯；即使这件工作能够带来快乐，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工作值得去争取。”［74］在另一个地方，普鲁塔克还揭示了艺术家的另外一个困境：［75］“阿尔卡梅尼斯（Alcamenes）、尼西俄忒斯（Nesiotes）、伊克提努斯（Ictinus）和所有这些技术和体力工人都看不起演说术。”［76］的确，一个整日忙于制作模型的人不可能有时间和闲暇去学习这门艺术，在衰落中的希腊，演说术是所有公共成就的前提条件。完全可以想像，站在他们一边的伟大艺术家对那些把雄辩用于没有价值的目标的大多数演说家和献媚者都在暗地里充满了发自内心的蔑视之情。［77］
然而，很多对创造性艺术家评价较低的人却希望得到为他们自己在公众场合塑像的荣耀。自命不凡的国王阿格西劳斯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否认了这一愿望：“如果我还是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就的话，那将是我的纪念碑；如果没什么作为，我只能得到一些出自低下的技术工匠之手的雕像。”［78］所以在整个古代没有一尊阿格西劳斯国王的塑像，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厌倦他生前在希腊历史的每个转折点上处理事情的方式。
即使在那个人们对艺术品有着高度热情和较高鉴赏力的年代，当古董的定价很高的时候，作家们还是把艺术只当成是一种技艺。［79］在琉善的《梦》中，整个观念以一种严谨的方式表达出来（c.8—18）。他曾经做过一个叔叔的学徒，他的叔叔那时不过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石匠和神像的制作者，但是“技术”（Techne）对他来说是一个梦想，把他引向更好的目标：“不要因为你身体的萎缩和衣服的变脏而感到羞耻，因为菲迪亚斯就是这样地创作出宙斯，波吕克雷图斯创作出赫拉；米隆（Myron）闻名于世，普拉克西忒勒斯（Praxiteles）受到人们的尊敬，现在他们都像神一样受到崇拜。你不也希望成名成家以至于你的父亲因为生了你而遭人嫉妒吗？”然而，关于“技术”只能勉强说到这一步，接下来是帕迪亚（Paideia）的想法和建议，那就是文学和修辞的学习，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比艺术要高得多：“如果你也只是一个石匠，那么你将永远只是一个卖苦力的工人，默默无闻，心胸狭隘，很少受到朋友和敌人的尊敬，是大众中的一员；你将屈从于有势力的人，不得不巴结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你将生活得像一只野兔，成为强者的牺牲品。即使你成为像菲迪亚斯或波吕克雷图斯那样的人，创造出绝美的作品，每个人当然都会夸奖你的艺术，但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愿意步你的后尘。因为不论你的技艺多么超群，你还是被看作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一个必须靠这个维生的人。苏格拉底曾经是一个石匠，当然年纪大了明白了事理之后就放弃了这个工作，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帕迪亚接着描述了两种生活方式。一边是具有雄辩的口才和优雅的仪表的人，他会得到人们的称赞、奖励，拥有影响力、职位和声名，会因为他的智慧而受人嫉妒；另一边则是不幸的动物，穿着脏围裙，拿着他的杠杆、凿子和钻子，蜷缩在角落里干他的活，弯着腰，终日劳碌于琐事，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受到压抑；没有挺身站起来的希望，或者做出一个有力的自由抉择——被迫整天考虑雕像是否做得和谐而优美，而无暇考虑把自己变得和谐和优美，使自己变得高贵，因此，他还不如他雕琢过的石头值钱。
琉善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他成为了一个旅行演说家，后来他把这一梦想向他在萨摩萨塔（Samosata）的同胞们宣讲。他是这样结束的：“现在我至少像一个雕刻家那样地出名了！”在艺术衰颓的安东尼王朝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他不再被迫雕塑神像了，这倒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他的体内苏醒的对艺术的感觉却给了我们很多重要的信息以及关于古代世界艺术的一些生动体验。
在希腊最辉煌的时代里，轻视艺术家的时代特征可能对艺术本身来讲倒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艺术能够顺其自然地持续地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就好像在希腊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对其他人的生命威胁完全不存在一样。只有艺术置身于普遍的危机之外，保持着众神的理想，而哲学已经抛弃了他们，中期喜剧已经把他们拉入到滑稽表演的深渊。艺术之所以能够逃避掉另外一场灾难只是由于对艺术家的普遍蔑视：那时候悲剧被看成是“理想的职业”，吸引了一大群业余爱好者，也就是阿里斯托芬所嘲笑的“上千名男孩”，而形象艺术则受到业余艺术爱好者的躲避，只有一种强烈的内在使命感能够使一个人成为一名雕塑家。对于那些崇高的“匠人”来说，他们沉迷于神祇和英雄的世界无疑会给他们带来深刻的欢乐和满足感，这补偿了来自于他们的“和谐”发展的同胞们给予他们的社会偏见。另一方面，当他的精美作品在偏见之外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个艺术家的声名的时候，希腊人恶毒的嫉妒之心也会毁了他。［80］菲迪亚斯是在监狱中被毒死的，他成功地驳倒了他的告发者米农（Menon），并得到了免税的奖励，警察（strategoi）在公众的要求下对米农的人身进行了保护——实际上这是城邦对其他的告发者也要提供的一种公认的保护措施。
伟大的雕塑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享有一个特殊的好处，一个似乎是对他们的职业缺乏尊重的某种补偿，就是他们常常被邀请到离他们家乡很远的地方去完成重要的使命。即使他们在异国的城市仅具有外邦人的身份，这个城市还是能够对来访的非公民的艺术给予尊重，他可能来自于一个在政治上对立的国家，尽管当地的天才也通常是可以请到的。在底比斯的堤刻庙中，女神的怀中抱着还是婴儿的普路托，雕像的头和手是出于雅典人色诺芬之手，而其他的部分则由底比斯艺术家卡里托尼库斯（Callistonicus）来完成。［81］一个超越于任何的反物质主义的偏见或者不愿意雇佣一个外国人的更强大的动机就是竞赛，这是所有希腊生活的最为根本的伟大力量，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中发挥着作用，每个城市都下定决心拥有比其他城市所能看到的更加完美的雕像作品。与艺术家一样，完美的石头也经常出口，因此潘特里克（Pentelic）和帕罗斯岛的大理石被切割下来用在了彼奥提亚、阿卡狄亚和弗西斯的建筑上面。［82］从神话时代开始，建筑家也四处为家，出现在需要他们的任何地方，比如特洛福尼俄斯和阿伽墨得斯，“当他们成长起来以后，在建筑为神居住的神庙和为人居住的国王宫殿上成为了著名的人物。”［83］
让我们再回到艺术家们被人轻视的问题上面，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画家并不被看成是“手艺人”的例外呢？毫无疑问，原因仅仅在于成功画家们的穿着打扮。泽乌克西斯（Zeuxis）穿着一件长袍出现在奥林匹亚，上面绣着他金色的名字。帕尔哈西乌斯走得更远，穿了一件紫色和金色组成的袍子，上面还有一个黄金的花环。在诗歌中他把自己比作阿波罗的孩子，自诩为希腊艺术家中的第一人，已经达到艺术极限的人。［84］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画家，比如波吕克雷图斯、斯科帕斯（Scopas）、普拉克西忒勒斯，但他们的外貌特征没有保留下来，当然是因为“手艺人”的雕像是不允许摆放在像奥林匹亚这样的地方的。菲迪亚斯除了受到叛国的指控外，还被控告亵渎神灵，因为在帕台农神庙的雅典娜的盾牌上，他私自把他自己的画像和伯利克里的画像一同放在了与阿玛宗人战斗的横饰带中。［85］画家之所以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只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工作不那么辛苦，首要的是没有火和铁砧；他们与雕塑家之间的关系与牧羊人与田间的耕作者之间的关系近似。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其他方式尽力摆脱“手艺人”的地位：只要他们赚了足够的钱之后，他们就开始免费为人画画，或者把他们的作品赠给别人——或者他们虽然没有这么做，但后来却极力声称他们这样做了。普鲁塔克在讲到波利格诺图斯的时候说，他不是一个“手艺人”，他在画廊的绘画工作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出于对雅典的热爱和尊敬（《客蒙传》，4）。他得到了雅典的公民权作为奖励，在德尔斐统治者的命令下，他回到那里画画，他在所有的希腊城市都拥有使用公共开支受到款待的特权。泽西斯（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在其后半生放弃了他的作品，原因是它们简直毫无价值——他的阿尔克墨涅（Alcmene）送给了阿格里根特人（Agrigentians），他的潘送给了阿克劳斯国王。人们需要买门票才能看到他的海伦，这一事实使他没有成为一个“手艺人”，因为这没有包含体力劳动，他以此树立起他的声名。并不是接受钱财就被看作是物质性的劳动，而是一种挣钱糊口的需求。［86］
在那时，画画的课程还有可能成为了自由人家的男孩子的教育的一个部分。［87］铸造模型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最让人看不起的工作就是做小买卖（kapeleia）。这个词不仅指所有的原材料买卖和零售商业，而且还包括所有种类的有偿服务，比如提供饭菜，［88］当然还有所有的银行家和钱币兑换者提供的贷款服务。柏拉图在《法律篇》（11.9bff.）中认为这个阶级绝对是必要的，但又解释说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却是可鄙的，因为他们有着毫无节制的贪婪和欲求，这给了他们很坏的名声。他举了在偏远乡郊的小贩和开小旅馆的人为例，在那里旅行者经常受骗上当，他们就像战争中的敌人那样受到劫掠。亚里士多德说道，小买卖和物物交易应该受到人们的鄙视，因为这些交易当中的赢利是不正当的，是欺骗他人的结果（《政治学》，1.3）。高利贷是最应该受到谴责的，他说，因为这种行为没有把钱看作交易的手段从而发挥其真实的功用，而是为了通过利息积聚钱财。［89］亚里士多德还很是轻蔑地把市场上的小贩（agoraioi）与“手艺人”和日工归为一类。在他看来，他们总是在市场和城镇之间游荡，所以这些人能够经常参加公民大会，因此他们必然会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同上，6.2）。
做出这些判断的原因一部分在于这些人易于说谎，一部分在于他们缺乏从事其他行业的能力。对钱贷业特有的厌恶可以从那时他们收取的高额利息中得到解释，这导致高利贷的出现。朋友之间的借贷利息是百分之十，但是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六，也就是每个月百分之三的利率也并不罕见，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异议。［90］在一个邪恶的怪圈中，他们越受到鄙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更加卑鄙；一个陷得很深的人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完全不会改善自己。那些抱怨说受骗上当的人可能会对自己说，他们自身对待商业阶级的态度就是认为没有一个正派的人会喜欢从事这些行业。这种观念的后果和较为阴暗的一面就是到公元前6世纪，很多人不再准备为挣钱而工作，与希腊人的真实性格完全相反，献媚者和寄生者越来越多。（真正的）犬儒学派的禁欲主义是惟一的解决途径，但在一个人们的期望变得越来越高的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使现代的北方人惊讶不已的是，这些人居然能够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显然也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活着。他们购买奴隶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对我们来说，现代的欧洲人如果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话早就饿死了。原因首先在于所有事情上的适当和节俭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尽管每个人偶尔也会高兴地参加宴饮，也期望像真正的富人——比如卡里阿斯（Callias）和他的家族——那样去展现他们的富有。出于纯粹的无聊和无精打采而吃吃喝喝的习惯是没有的。他们没有染上现代的无聊症，没有情绪低落的毛病。
生命本身以及生命所提供的风景就存在着某种价值——这一点在南部还随处可见。由于不存在什么匆忙的压力，人们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某种特殊的场景中，对它做出一个旁观者能够做出的充满智慧和风趣的评价。那些想离开阿戈拉和克拉美库斯换换环境的人可以到比雷埃夫斯港去看船。因而，即使在罗马时代，在琉善的《船》（Ship）中的四个说话者都来到比雷埃夫斯，观看一艘刚到岸的无比巨大的船所构成的免费风景，这是一艘把谷物从埃及运到意大利的船，旁观的群众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朋友竟然走散了。［91］
在所有的时代中财富都得到热爱，而且是全身心地热爱；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却并不重要，在那里人们很容易受到赚钱的诱惑，但这种赚钱的行为却被认为是粗俗的。如果不是在实践中也是在理论上，生活的价值是通过与他人竞赛的成功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生产上的竞争。即使在今天，一个所谓的“有教养的人”也必须要正视行为上的某些限制；即使一个仅仅受过中学教育的人也不肯做一个修路工人。但是这些限制现在被无限地扩大了；艰苦的体力劳动并不排斥“教养”，这与希腊的“优秀品质”（kalokagathia）大体相当。在我们看来，艺术的追求使他们需要付出的体力上的辛劳变得高贵起来。到了苏格拉底的时候就不同了，在他的圈子里，贵族的“优秀品质”已经被哲学家取代；他把闲暇（argia）叫作自由的姐妹。
在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其他社会变动中，还需要提到妇女的地位。她们不仅被排除在宴饮活动之外，而且也不能参与希腊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即赛会。她们甚至不允许观看这项最高级的活动。就像在骑士制度下那样，用自己的双脚获得胜利是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终的生活目标。但是赛会不仅仅是体育运动技巧的展示，还是青春和健美的展示，这是将来在公民中获得声望的保证。在古代，在赛会和同性爱的出现之间的某种联系很快被人察觉到了，在荷马的时代还不明显，［92］但是从赛会出现以来这越来越成为希腊生活的一个持久的特征。这似乎是希腊人的精神中固有的东西，并且表现为一种理想。导致这种风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年人对年轻人以及年轻人对成年人的倾慕，赛会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在运动场上，人们可以看到厄洛斯（Eros）就处在赫尔墨斯和赫拉克利斯之间，在战争中这种关系也会被人们利用。［93］这件事还有更加阴暗和神秘的一面，例如，它代表了一种区分不同地区（克里特、斯巴达、埃里斯、彼奥提亚）的独特品质，也就是说它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风俗习惯。［94］惟一禁止同性恋还有运动会的是那些僭主政府，他们害怕在这些团体中会产生阴谋；［95］在其他的国家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处罚措施的。雅典只是惩治强奸，禁止男妓出现在公共场合，只有涉及暴力和钱财的行为才会被认为是可耻的。［96］
与此同时，与妇女发生的婚姻和婚外关系并没有明显减少。婚姻像从前一样对城邦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真正的婚姻才能生育出真正的公民。但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这一点，对妇女的轻佻和嘲讽的评价越来越多。［97］
在《奥德赛》中，即使阿伽门农的幽灵也有一些痛苦的事情要讲；但是，两个版本的潘多拉的故事，从赫西俄德到这个时代可能没有经过窜改，还是以神话的形式清楚地提供了一种相似的观念。［98］在狄奥格尼斯的版本中，所有的妇女都是潘多拉的后代，她们被比作蜂房中的蜜蜂，发出嗡嗡声。在《工作与时日》中，潘多拉的使命得到了更加准确的定位，那就是受宙斯之命向人类复仇，因为普罗米修斯为他们带来了火。潘多拉这个名字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她的创造者赫淮斯托斯解释说，她是所有神灵给予人类的礼物，“是对终日劳作的人们的一个诅咒”。我们还有一首由阿墨戈斯的塞蒙尼德在公元前7世纪创作的短长格诗。它是一首充满沉思的作品，在语气上极端严厉，当然，其创作时间可以追溯到那个短长格诗在习惯上还是用于不留情面的人身攻击的时代。一个世纪以后，弗西里得斯还在模仿着这些对妇女充满痛恨的诗句。［99］
不仅在英雄神话中，而且在普通的传说和广为流行的建城故事中——例如，那些曾经被帕耳忒尼俄斯用作短篇小说的素材——关于女性温柔一面的所有记述全被排除了，她们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就是无情的贪婪和暴虐。在这里，我们看到国王的女儿们毫无节制地满足她们的欲望，在把她们的孩子送到父亲那里的时候，事先做好所有的准备（经常是非常无耻的），使用某种秘密的记号使他们能够被认出来。一个特殊的原型开始变得广为流传，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塔匹亚阴谋”（Tarpeia plot）。［100］这样一个爱上敌人的女人在那时可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是对城邦也是她自己的城市的背叛。莱丝波斯建城的故事包括了对美塞那（Methymna）的公主佩西戴克（Peisidike）的描写，它经帕特尼乌斯之手流传了下来。在她的城市的城墙上，那时这个城市正在勇敢地抵抗阿喀琉斯领导下的一场围攻，佩西戴克看到他并爱上了他。她让保姆送了一封信给他，许诺她可以使这座城市屈服，条件是他要娶她为妻。这个女叛徒偷偷地打开了城门，眼看着她的父母被杀死，妇女们被拖到船上。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却使阿喀琉斯深感厌恶，她被他手下的人用乱石砸死了。［101］通常说来，这些故事似乎使人们相信，这些可怕的事情是妇女做出来的。在这里，导致男人之死的告发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就像中世纪的规则是把女性当作一位天使进行浪漫的理想化处理那样，这里的女性则是一个浪漫而无情的形象。在这些传说和建城神话流传下来的地方，后来的悲剧又继承了这一主题。
在诗歌和传说中基本上描绘了这样一幅女性人格的阴暗画面，同时，希腊人对妇女的观念却是因地而异的。她们的地位在爱奥尼亚人那里最低（吕底亚的影响可能是对她们的生活大加限制的原因），尤其在雅典。妇女被禁锢在家中，她们的教育仅限于必要的家务劳动，这一定是城邦制度的独特发展使然，即参加公共事务成为一种特权。其他的城邦则拥有着不同的观念。伯罗奔尼撒就有着一幅不同的图景。在科林斯，由于娼妓横行，妇女很少受到尊敬，而在拉西戴梦，斯巴达妇女必须照看农庄，她们的地位当然也就高一些。在那里，女孩子们实际上是在赛会中成长起来的，她们被允许参加体育竞赛，可能并不完全出于保证她们健康地生育后代的惟一目的。在厄利斯也是如此，在阿尔甫斯的海岸边（可能是在阿卡狄亚），一场在美丽的妇女之间展开的比赛在厄琉西斯的得墨忒耳（Eleusinian Demeter）的庆典上举行，参赛者们被称为“怀有黄金的人”（chrysophoroi）。［102］在那里还有道德品质和家政技能的比赛。［103］埃托利亚的社会生活在对妇女的观念上十分独特。开俄斯的西蒙尼德记载了一则墓志铭，墓主人是一位强有力的女猎手，名叫莱卡斯（Lycas），是一个生活在彼奥提亚的忒萨利亚人，上面写道：“她的骨头仍然使野兽们害怕得发抖”。这样的例子不可能出现在爱奥尼亚人那里，但在彼奥提亚是可以接受的（伯尔克［Bergk］，残篇，130）。在埃托利亚的社会里，在男性诗人之外，还有女性诗人。在公元前6世纪末或者5世纪初，年轻的品达在公开举行的赛会上曾经与女诗人米尔提斯（Myrtis）和克里娜（Corinna）同场竞技，还曾经败在克里娜的手下。一百年以前，莱丝波斯曾经是抒情诗人萨福和她的朋友达墨菲拉（Damophila）和埃芮娜（Erinna）的故乡，虽然她们没有创作过合唱诗，但在她们当中自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与音乐比赛上选手们的关系没什么不同。［104］此外，在莱丝波斯和特内多斯（Tenedos）还有选美的比赛。
可以预料的是，在那些妇女受到压抑的地方，名妓却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人们就可以通过买卖得到大量的妇女。奴隶制的兴起意味着她们可以很快地更换主人，少女奴隶经常被送到神庙里。科林斯以其贪婪的神庙妓女而远近闻名，实际上，这种交易作为一个重要的实业给城邦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在雅典也有这种公共的娼妓制度，最初是由梭伦建立起来的，他从公共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修建了一座献给阿佛洛蒂忒·潘德摩斯（Aphrodite Pandemos）的神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第一个在这个行当中成名的女性，就我们所知（因为，比如我们不知道米利都妇女是如何很早就在这方面变得很有名的），可能是洛多皮斯（Rhodopis），我们不知道希罗多德［105］谈到关于她的事情是否属实，或者像雅典尼乌斯所坚持的那样，［106］他把她与瑙克拉提斯（Naucratis）的多丽卡（Doricha）混淆起来。可能关于洛多皮斯的细节都是不可信的。作为一个色雷斯本地人，据说她曾经是奴隶伊索的一个同伴，他在大约公元前580年曾红极一时。还是一名奴隶的时候，她就被带到了埃及的瑙克拉提斯去做“生意”，后来被萨福的兄弟查拉克斯（Charaxus）买下并恢复了自由身。作为一个被释女奴，她积聚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以至于希腊人想像并且相信她曾经建造了米赛里努斯（Mycerinus）的金字塔。富有和独立的她曾经有一个野心，那就是在希腊为自己建造一座纪念碑。她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一大堆烤全牛用的铁制烤肉叉的形式捐献了出来，不是捐给阿佛洛蒂忒神庙，而是把它们送到了德尔斐，在希罗多德的时候还能够看到，就在开俄斯人祭坛的后面，正对着神庙。［107］在洛多皮斯达到了她出名的目标之后，她的名字已经在希腊尽人皆知。下面就轮到阿奇戴克（Archedike）了，她也是来自于瑙克拉提斯，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这个交际花拥有很高的天赋。她还在诗歌中（aoidimos）受到赞美，名声远扬；但是，与洛多皮斯相比，“俱乐部里传出来的关于她的谣言”并不是那么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也就是说鉴赏家们的评价稍微低一些［108］——在这里，希罗多德无疑传达出了公众在兴趣上的一些细微差别。其他出名的妇女还有哈默狄乌斯（Harmodius）的情妇丽埃纳（Leaina），密姆内尔姆斯的吹笛女南诺（Nanno）。十分明显的是，这些交际花之所以出名主要在于她们的机智和谈吐。仅仅具有身体上的吸引力的妇女太普遍了，反而出不了名。可能在那个时代，希腊人在这样一个以智慧著称的社会里可以在这些交际花身上找到婚姻生活中既不能期待又不能得到的某种补偿。
从英雄时代开始，社会生活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宫廷和军营的范围之内。在希腊世界里，不论人们聚集在哪里，都构成一个他们享受生活的重要的部分。宴饮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的部分，但在希腊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这种风习又有很大的变化。斯巴达人在他们的公餐（syssitia）上举行的粗陋而庄重的宴会，带着其对节制的人为的坚持，嘲笑着别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简约主义，但却缺乏自然和诗意。这就是斯巴达文化中最缺乏的东西；公餐并不是一种宴会，就像斯巴达的其他风俗一样，它从根本上缺乏自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不需要特殊的理由举办各种聚会是一种自由的希腊风俗，与那些公共性质的聚会完全不是一码事，这样的聚会包括一些在政治和宗教场合举行的宴会，还有像婚礼、为孩子取名或者赛会上取得胜利等家庭的庆祝活动。公共野餐（eranos）也很古老，在荷马和赫西俄德时代就出现了，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更大程度的自由；［109］不论那些受到邀请的人是否需要出钱（后来经常如此），或者把钱放在一只篮子里面，但就这两种情况而言，出钱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一项必须的义务。［110］在野餐中，不仅富人，而且每个参加者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所以呈现出一种平等的形式。但是，即使一个人受邀参加的是在他自己的房子里举办的宴会，也无需排定座次（至少在罗马时代之前是这样），尽管作为一项规矩，邀请要尽量早地发出以便使客人穿戴整齐。［111］它是如此地随意，以至于他们可以自由地把其他未受邀请的人带来。［112］如果我们认识到整个宴会的目的主要在于交谈，这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享受的话，这种情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宴会的程序是十分简单的。例如，在普鲁塔克的《七位智者的宴会》（Banquet of the Seven Wise Men）里，描述了一种重又复苏的非常古老的风俗，那就是在宴会结束的时候餐桌要被挪开，客人们逐一被授予花冠。接着是献给神的奠酒仪式，没有兑过水的酒被泼洒在地上，吹笛少女吹上简短的一曲；当她离去的时候，喝酒和交谈在重新布置的桌子上又开始了。［113］酒是宴会上最重要的东西，即使在《奥德赛》中，一提起酒就会受到无比的崇敬，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的；通常会兑上很多水，或者是因为酒劲太大，［114］或者是由于希腊人很少饮酒，很快就会喝醉，而宴会还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115］据说扎劳库斯在他的法律中禁止为减轻将要死去的人的痛苦而使用未经掺水的酒。对埃及人来说，啤酒就足够了，那时还没有白兰地。头戴花冠进行畅饮是一个令人喜爱的风俗，因为宴会的举办是为了向神表示敬意。正是这种宗教因素需要客人们戴上花冠，阿波罗的月桂树和酒神的常春藤代表了一种庄严的奉献。［116］在较早的时候，通常需要坐在桌边，据说是因为人们相信神就在现场；［117］但是到了赛会的时代变成了围桌而坐，因为所有到场的人的脸都朝向中央，这对于交谈这一通常的目的提供了方便。［118］
在那时，宴饮成为了一种交流活动的源泉，它对希腊人的重要性可以从他们谈到它时的兴奋之情清楚地看出来。很久以前，赫西俄德在他的《美兰波狄亚》（Melampodia）中曾经说过：“最甜美的事情就是吃过饭之后坐在桌边愉快的交谈和喝酒。”（雅典尼乌斯，2.13）从狄奥格尼斯和色诺芬留下的诗歌中，我们了解到在酒会哀歌诗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于宴饮的赞美。最古老的艺术作品（阿索斯［Assos］的瓶画、墓饰、浮雕）表明宴会是它们最喜欢的主题，即使它们有时只是意味着死者的宴会，这些只是那些人世间生活的庄严反映。他们都谈些什么呢？我们只知道人们普遍认为宴饮是所有事情中最令人愉快的。机智，幽默，争议，怨恨和感动都占有一席之地［119］。“在冬天”，色诺芬说，“刚刚吃过美餐之后，人们就会躺在靠近火炉的柔软的卧榻上，喝着美酒，慢慢地嚼着干豌豆，一起谈天：‘你是谁，从哪里来？你年纪多大了，我的朋友？当米德（Mede，也就是哈尔帕古斯［Harpagus］，居鲁士的使者）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你多大？’”［120］我们可以自由地想像这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可以肯定的是，宴会也是政治讨论的场所，国家及其所有的事务在这里都会受到人们充满智慧和理性的研讨。［121］那些对立党派的成员可能都不会受到邀请；这可能就是党派（hetaireia）制度的起源。［122］这对那些不能持续饮酒的人或者不能一直保持清醒的人来说是一个展现机智和耐性的良好形式——这一点从狄奥格尼斯的一段重要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123］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在这个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坦诚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现在就会被看作是极端的轻率。［124］除了在阿戈拉的交谈之外，那些在宴饮过程中的谈话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希腊生活方式的第二个方面，人们对宴会的珍视程度可以从对某位死者的哀叹中看得出来：“对他来说，再也没有宴会，再也没有音乐了。”［125］
我将回到希罗多德讲的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上，讲的是人们向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伽里斯特求婚，［126］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对雅典的社会生活作出一些推论。阿伽里斯特拥有十一位求婚者，他们当中有两位雅典人，他们是提桑德鲁斯（Tisandrus）的儿子希波克雷得斯（Hippocleides）和阿尔克迈翁的儿子美加克利斯，他们在经过长时间的询问之后得到了最好的印象。在他们两个当中，从个人背景上看，希波克雷得斯更被看好，因为他是科林斯人塞普瑟里斯（Cypselids）的后代。在做决定的那天，当正在宴会上举行音乐和谈话比赛的时候，希波克雷得斯很容易地就战胜了所有的对手，但他却因得意忘形而失去了克里斯提尼的宠爱。他不但跳埃莫雷亚舞（Emmeleia），而且还跳上桌子跳起其他的阿提卡和斯巴达舞蹈，最后还头朝地拿起了大顶，在空中摆动着他的双脚。这对僭主来说太过分了，他大声叫道：“提桑德鲁斯的儿子，你已经‘跳’掉了你的婚礼！”得到的回答却是：“希波克雷得斯无所谓。”在这个事例中，雅典的贵族当然已经摆脱了对贵族尊严的限制，即允许他们在体育比赛上和音乐技能上一显身手，只不过是在有限的形式之下。在雅典，为了娱乐自己和他人可以参加所有有趣的活动。会跳斯巴达和阿提卡舞蹈的雅典人，甚至可以像一个杂技演员那样地跳舞，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只会跳当地的舞蹈，这就是后来的多才多艺的雅典人的原型。即使由于过分炫耀，他输掉了一场好的比赛，这个雅典人却满不在乎，不仅仅出于轻率，而且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他相信能够找到很多安慰自己的途径。尽管最后克里斯提尼还是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雅典人。［127］
对于那个时代的雅典应该再多说几句。在普鲁塔克关于公元前7和公元前6世纪雅典发展状况的描述中，尽管可能是扭曲的和充满偏见的，但还是为我们较好地展示出了雅典人的内在生活，这种生活优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所有民族；自觉的意识和理性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达到这里的水平。［128］举一个例子，当梭伦在多种多样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中发现了黄金的中庸原则（meson）的时候，他揭示出一种深刻的和多面的社会文化。我们只要粗粗地看一看他的诗歌，就会感到一种直指这个世界所有方面的异常明晰的反思力量。［129］总之，他不仅是所有七贤中最杰出的一位，惟有泰勒斯可以与之匹敌，而且以其作为一个雅典人的独特的意识，他似乎成为了他的城市的最佳品质的化身。［130］
在完成这幅对雅典社会的勾勒之前，再说一说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作为梭伦和克罗索斯之间对话基础的那些假设将是十分有趣的（1.30ff.）。元老特路斯（Tellus）是一个真正的阿提卡人，他甚至幸运地死在领导雅典人获得了胜利的一场战役中；而阿尔果斯人的关于克里奥比斯和比同的故事则展示了希罗多德式的世界观的更加深远的基本特性。其他重要的因素是宗教上的敬畏，这使人们在杀死了希伦的追随者之后看到了很多幻象，导致人们召回了埃皮门尼得斯（Epimenides（普鲁塔克，《梭伦传》，12）。另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他还说到早期雅典人对珠宝和爱奥尼亚高级生活方式的热爱。［131］在那时一定已经在意大利很出名的泛雅典娜节，在公元前566年以后，不再局限于赛车，还包括了体育比赛，而埃留西斯的体育比赛已经发展到了所有的希腊人都为之仰慕、每个人都想参加的地步。皮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展现了他们要把雅典建成一个富有的商业城市的野心。很明显，他们还试图使雅典成为思想上的领袖，这个时候的爱奥尼亚城市已经陷入到吕底亚和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了。搜集和整理荷马的诗歌就是一个证明，尽管在到底谁负责这件事上还存在争议，大部分材料上写着皮西特拉图或希帕库斯（Hipparchus）的名字，而狄奥格尼斯·拉尔提乌斯则相信是梭伦完成了这件工作。据说那时候有了可以为公众所使用的图书——也就是说，一个很早的图书馆建立了起来，这说明，第一，已经有了为文献材料建立一个书库的需要，第二，已经有了一个想读书的公众，皮西特拉图满足了他们的需求。［132］这种特点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是在达代罗斯之后，直到皮西特拉图时代的末期，没有一个雅典的艺术家留下了确切的姓名，这个事实很难完全用波斯战争中雅典的被毁来加以说明。即便我们对他们名字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雅典人对名声的热爱是不允许这些名字被忘记的。
在这个时期，名人们逐渐开始出现了；那些闻名整个希腊世界的人开始把赛会的胜利者们推向了暗处。这些人包括第一批僭主，接着是诗人和艺术家，后来尤其是神秘宗教的创建者，还有七贤。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其他地方都被提到过；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在那时候单纯的数量还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个人的力量仍然十分重要。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艺术家的声望的迅速提高，不过，我们不应该视之为理所当然，它只能由个人主义和单个名人的兴起来解释。我们总是认为，如果一个艺术家很出名，那是因为他在作品上刻了名字，或是实际上把他自己的画像或雕像献给了神；因此，切割宝石为波吕克拉特斯打造戒指的萨摩斯的提奥多洛斯被认为是第一个“名字流传下来”的宝石切割匠，这当然意味着他自己很关心这件事，尽管宝石切割可能已经存在了五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贤人的出名通常既与缺乏有影响的祭司相吻合，也是这种匮乏的结果。在希腊人中，这是第一批奇异的仲裁者、净化者和奇迹制造者（miracle-workers），首先是奇怪的崇拜的创建者，埃皮门尼得斯当然在雅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我们所知道的七位贤人在年代学上相当混乱，但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某些受人尊敬的人被称为“智者”（Wise Men）而变得十分有名，这的确是事实。［133］我们并不清楚到底有多早以及他们的格言（apophthegmata）是在什么权威人士的认定下编造出来的，但希腊人相信这些智者们的格言经常在一些集会场所得到人们的引用和重述。它们的权威不太可能是建立在德尔斐神庙或七贤所由出的社会圈子的一致接受的基础上——从一开始，他们就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人。但是，要被称为一个“智者”（sophos），在这样一个德尔斐神谕要对一切事情进行考察的时代，这个人必须直接得到神的任命，同时要伴有表明没有人比他更聪明的言词，或者说这就是最有智慧的人。［134］这些智者死后，他们的家乡城市会为他们举办隆重的葬礼。对于比阿斯，佩里尼（Priene）的人们还献给了他一座圣殿，称为陶塔美农（Teutameion），给予了他英雄般的荣耀。［135］
现在，个人主义就这样地出现了，这一发展使希腊人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正是在这同一个时期，当人群中的一些个体获得了声誉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他们中的一位要战胜另一位无需在赛会或者类似的正式场合获胜。机智和恶毒的讽刺开始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影响。嘲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在节庆活动中，尤其是狄俄倪索斯节，还有厄留西斯节（Eleusinia）上的漫骂之词是一种很古老的仪式，即使在神话中女仆亚姆比（Iambe）也敢于嘲笑处在悲伤中的得墨忒耳。但是，现在希腊人发现言词上的漫骂——显然这是一直存在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风格，在诗歌和酒会这样的交际场合发展起来。在这里，阿齐劳库斯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对朋友和敌人的公正的诋毁”，他苦心打造的短长格诗具有很强的伤害力，从个人来看，他在每个方面都是不快乐和不幸的，他自己也声称可能是最倒霉的人。希波纳克斯似乎拥有一种非常相似的气质，他自己的丑陋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阿里安，《多变的历史》［Varia Historia］，10.13）。但是除了这些主要的讽刺作家之外，他们由于其优秀的讽刺才能而获得了声名，还有很多具有高贵气质的人也投身于直接的漫骂，就像我们在阿尔卡乌斯攻击皮塔库斯（Pittacus）中所看到的那样。讽刺诗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一种通常情况下使用的讽刺手段，尽管阿尔卡乌斯也创作过一首尖刻的讽刺诗；［136］西蒙尼德的那些讽刺诗都是与死者有关的、纪念性或奉献性的，只有最后一首例外，不过与其说是妙语，不如说是俏皮话。
正是在这同一个时期，马尔吉特斯（Margites）这个人物被精心编造出来，尽管后来出现的那个版本被认为出于同一个皮格里斯（Pigres）之手，一首动人的讽刺诗也是他写出来的——即《蛙鼠之战》。马尔吉特斯这个人物被用在素描式的和轶闻趣事的集子中，很可能是从宴会等场合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个英雄不是一个普通的土包子，而是敢于插手任何事情，因而十分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受过一些教育的富有母亲的儿子，但是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胜任，对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误解。所以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傻瓜，连最简单的事情也不知道，数字上不能数到5以上；希腊人出于对黑色幽默的喜爱，会把他放在性的困境中使他变得荒唐可笑。荷马是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讽刺诗的，把它严肃地归之于荷马名下的事实使我们了解到了希腊式的批判主义的实质。这种虚构出现在这个民族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在那时人们认为自己绝顶的聪明，并希望制造出一些笑料来满足他们这种优越感。［137］
在斯巴达，简约主义成为了时尚。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用最简约的形式表达真理的方式，自然也会显示出机智。在斯巴达的公餐中所出现的揶揄和嘲讽就是一种训练机智的方式。［138］一些城邦对其他市镇的具有嘲笑性质的笑话也属于这个时期。［139］
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还可以看到所谓动物寓言（ainos，muthos，logos）的兴盛。这种故事形式当然在希腊人中间已经流行很久了，一些寓言被证明古已有之，就像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202ff.）中讲到的那个“鹰和夜莺的故事”。这个时代留下的寓言不仅有阿齐劳库斯和斯特西克鲁斯的，而且还有伊索的，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大约在公元前580年左右十分活跃，因此这是一个属于天才的和活跃的寓言家的时代。还是有必要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选择寓言和警句来表达普遍的真理在我们讲到的时代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了。所有直接的反思都来自于生活，这种情形已经存在很久了，当然早在赫西俄德的时代就是如此了。借助于寓言来表达思想在希腊人那里似乎来得很晚，例如，在阿拉伯人那里，“智者”罗克曼（Lokman）早已向他的同时代人所罗门讲述寓言了。［140］我们倾向于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那个时代奴隶人数的激增。伊索尽管是一位历史名人，但却是这一事实的活生生的证明。我认为，在希腊家庭中劳作的外国奴隶，只要他能够说一点结结巴巴的希腊语，就会给孩子们讲述那些在他的东方或吕底亚故乡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寓言的简化的和古老的版本。这些在希腊的听众那里一定会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智慧对所有民族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可能它们揭示了在神话和英雄故事之外的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世界。希腊人在其中得到了乐趣，并增加了他们得到的这笔财富的价值，就像一个真正富有的民族会通过吸收从其他民族那里得到的东西并发展它而变得更加富有一样。
伊索自身有时候被认定为是一个色雷斯人，有时则被认为是一个佛律癸亚人或埃提奥匹安人。据说他是萨摩斯的洛多皮斯的奴仆，曾经服侍过克罗索斯，最终被德尔斐人扔进了一个深渊。希腊人并不认为他是惟一的寓言家；像赫尔莫哥尼斯（Hermogenes）、阿佛托尼斯（Aphthonius）和特翁（Theon）这样的修辞学者在讲到他的寓言时还提到过塞浦路斯人、埃及人和西巴里人的寓言，［141］同时把他与大多数奴隶所由出的那些地区——佛律癸亚、卡里亚、奇里乞亚和利比亚——区分开来。［142］然而，并不是希腊人所有的寓言都来自于这一通常的渠道。有一些是属于希腊人自己的，包括一些编造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用于训诫目的的寓言，就像斯特西克鲁斯自己使用过的一则寓言那样，当时他为了警告西墨拉人提防法拉雷斯（Phalaris），就讲了一个故事，说到一匹马为了报复牡鹿而同意让人骑。寓言里的说话人不仅有动物，还有带着动物的人或者就只是人，有时还会有树和植物。［143］在一则寓言里，一只盘子斥责一个妇人把它摔在了地上。［144］实际上，格言智慧、道德观念、政治时事、幽默和机智可以采用它们所需要的任何形式。
除了它们能够给成长中的孩子们带来快乐，［145］寓言还能够有意识地为孩子们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146］唉，那些奴隶们讲过的动听的故事都没有流传下来，因为古典的精神是拒斥这样的东西的。因为，毫无疑问，与训诫性的寓言相伴随的还存在着很多属于孩子们的故事，只是为了逗笑，并不能提供某种教导。［147］例如，智者克里奥布鲁斯的母亲曾经给他的小兄弟讲过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月亮请求她的妈妈为她织一件合身的裙子，因为她感到很冷，但是她的妈妈却回答说：“我怎样才能织一件让你合身的裙子呢？——今天你是满月，很快你就成为半月了，在那以后就成为镰刀了。”
寓言的流行与爱奥尼亚学校的兴起相伴随，虽然它主要关注于探索自然，但还是为哲学的反思准备了条件。政治的和社会政治的争论兴起得比较早，在公元前6世纪，先是梭伦接着是狄奥格尼斯，而道德意识的完全成熟则出现在公元前8和公元前6世纪的伟大的抒情诗的时代；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甜蜜的情感。当诗歌已经达到了其最辉煌的时刻，正在安静地向很多新的方向在发展的时候，视觉艺术尚未破壳出土，还没有学会表达人类的精神。如果萨福能够看到阿佛洛蒂忒荣光登场，面带不朽的笑容，她看到的这种微笑一定与她那个时代雕塑所描摹的僵硬的笑容不同，而且，视觉艺术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在它们表现精神的力量之前，它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以运动员的雕像的形式表现身体上的活力。因此，在它们真正面对精神的美和内在动力的挑战之前，这个困难的开端就已经被克服了——后来的艺术就没有这样的好运，它们不得不使用拐弯抹角的方式寻找出路。［148］
我们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时期的宗教状况了。赛会时代也是德尔斐最兴盛的时期。希罗多德经常提到野蛮人和希腊人前去拜访这个地方，或是为了预测不久的将来，求取宗教上的训导，或者是咨询殖民地的建立。德尔斐的具有权威性的预言成为介于启示和反思之间的某种特殊的折中的媒介。［149］说到它们在这个民族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必须注意到，没有人是被迫前往德尔斐的；即使是咨询有关殖民地的问题也是一种自由的风俗；德尔斐是一种只对那些相当虔信的人们有效的力量，被认为是一座信息的宝库而受到赞美，成为了一个希腊人有关世界的知识中心。到底这些神谕是如何产生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可能是故意的）从不花费心思去考虑的问题；对神谕确实存在的强大的信念不允许有任何怀疑之心，人们普遍认为德尔斐会提出良好的建议，没有必要去自寻烦恼。
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一次狄俄倪索斯崇拜的明显的复兴，伴随着大量的庆典和神秘仪式，尽管几乎没有留下确切的举办日期。［150］如果不是神庙的仪式，至少也是为了纪念这个神灵而举办的节庆活动，现在一定在规模和华美程度上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宗教活动；否则这一崇拜就不会引发那些盛大的典礼，例如在雅典，它导致了悲剧的诞生；尽管实际上戏剧只是狄俄倪索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推动了一套称为阿波罗崇拜（Apollinian）的正式规则的产生。就像伊阿科斯（Iacchus）一样，狄俄倪索斯甚至渗透到了厄琉西斯的神秘崇拜中，尽管人们可能认为克瑞已经能够满足它们的象征的需要了；［151］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决定只是用来规范和同化这个要素，而不能将它排除在外。狄俄倪索斯无处不在，在他的提伊阿得斯（Thyiads）的伪装下，他追随阿波罗达到了帕那索斯山的制高点。
一群信奉阿波罗尼安教规的人与这一狄俄倪索斯运动形成了对比；他们是一群偏执的圣人，像埃皮门尼得斯、阿巴瑞斯（Abaris）和阿瑞斯特阿斯（Aristeas），与他们对应的人物就是奥尔菲斯教派中的狄俄倪索斯的追随者。转变的一个明显的阶段似乎在这些哲学先辈的身上表现了出来。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正是在爱奥尼亚，真正的哲学很快地发展起来，完全的个人主义也是如此。问题是泰勒斯、比阿斯和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自我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开端与对神灵、神话和荷马的信仰的拒斥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些人把神放在了它们关于世界的阐释之外；但是它们还没有从国家中撤离，就像一百年之后赫拉克利特从埃菲苏斯撤离那样。
最后，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毕达哥拉斯的重要性。他理所当然地放弃了爱奥尼亚和希腊本土去了南部意大利，那里成为他创作和产生影响的舞台。［152］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希罗多德对于他没有留下哪怕是半页的记载，只有一个难于理解的评论。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鼓动了上千名追随者过上了一种活跃的公社生活。［153］例如，他的信徒中实行的所有财产公有的习俗在后来的宗教中就不能实行，比如早期的基督教，这种实验只进行过一次。它并不是普遍的、大众化的共产主义的尝试，而只是在新入会的人中间实行的相互帮助和分享，［154］是作为一种最真切的忠诚的真实表达。［155］一种公社生活出现了，这些朋友们在克罗顿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会堂完全是可信的。可能这个“来自萨摩斯的头发很长的”为人们完全信任的强有力的人物在大希腊的那些城镇中给当地的居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充满天才，渴求教育。他认为他们窒息了他们自己的繁荣发展。在他的教义中可能受到大众欢迎的一个因素就是灵魂的转世；它一定成为了引发人们巨大激情的原因。他内在的力量就是建立在他的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和伦理体系；拥有那个时代少有的广博的学识，一种卓越的与人交流的天赋，和一种令人惊叹的人格魅力，他认为他可以为所有的人做任何事情，他在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地位一定可以与一位君王相比。［156］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想要对抗那个时候正在整个希腊世界盛行的狄俄倪索斯崇拜，后来由于里伯尔（Liber）[3]和里伯拉（Libera）[4]崇拜和酒神节（Bacchanalian）的恣意妄为而在南部意大利变得臭名昭著。毕达哥拉斯的女性追随者在后来还保持着简朴和纯洁的作风。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他是与时下流行的观念相对立的，他警告所有的人要“当心野心和对声名的热爱，它们会导致最恶毒的嫉妒，要避免挤到人堆里去”［157］——他还说：“远离赛会，不然的话，它将统治全部的生活！”
与他形成对比和对立的是在大希腊发展起来的所有的城邦。这些城邦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嫉妒，因为他所有的追随者，尤其是那些作为内部核心力量的信徒，都从他们的公民同胞中游离出来，宣布过一种苦修的生活以抵制殖民地的影响，就像萨沃那罗拉的追随者从其他的佛罗伦萨人那里游离出来那样。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们的神秘的充满象征意味的言论，在精神上强有力的领袖和人民大众之间自然的差距，即使在每个城市这个大众只是由1000名最富有的人所组成，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未信教的人们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导致了克罗顿和墨塔旁吐姆的教派的崩溃。然而，毕达哥拉斯主义还继续存在。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它还在达蒙（Damon）和皮提阿斯（Pythias）反对小狄俄倪索斯的密谋中发挥了作用。［158］
当我们回顾希腊总的状况的时候，给人一种印象，它还是局限于一种自得其乐的方式中，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的资料太过贫乏了。在现实中，已经有了大量的自由；但在这个时代，人们所说的话，流言蜚语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地被保留下来，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例如，我们对这个时代希腊人的政治思想还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上百个真正的殖民地，即城邦的建立。对权利的讨论当然必须要等到成熟的政治命题出现之后，作为最普遍的制度的贵族政制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这是一个所谓立法者的时代，我们所知道的政体的阐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只留下了几行文字。我们了解最多的梭伦，其力量还是强大到足以宣布把拥有土地作为公民权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已经是逆流而上了。
然而，这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特征就是在希腊人中很少发生战争。除了斯巴达人在美塞尼亚的扩张，阿卡狄亚和阿格里斯（Argolis）可能与优卑亚打过仗，以德尔斐的阿波罗的名义的几次劫掠，以及在爱奥尼亚发生的几次激烈的战斗之外，就说不出什么战争的记录了。不安的因素被殖民活动吸收了，希腊人还没有达到相互掠夺的地步。用武力的手段来达到积聚力量的目的的“联合一统”还没有发展起来；城市的霸权也尚未发展起来，就像后来底比斯人极力主张毁灭那些反对他们的城邦，很多城市被一个更加强大的城邦夷为平地，目的是为了在他们自己的邻邦中清除斯巴达的同盟者，再比如，就像阿尔果斯在希波战争之后毁灭迈锡尼和梯林斯那样，此类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都还没有出现。然而，这个时代在美的事物上却无比丰厚：视觉艺术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做好了准备，而诗歌已经步入了辉煌的成熟阶段。
[1] 奥林匹克和尼塞亚运动会的组织者和评委被称为Hellanodikai，意为“希腊的法官”。
[2] 斯巴达的国有奴隶，按户分给斯巴达人进行农业生产。
[3] 古意大利的丰收神，以后与希腊的酒神巴考斯合一了。
[4] 谷物女神色列斯的女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