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5世纪开始得很辉煌，但结束得却很令人悲伤。从地理上看，这是一个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世界拓展得最大的时期。所有的殖民地几乎都处于繁荣之中；直到进入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从公元前430年开始，意大利南部的城市才开始受到卢卡尼亚人（Lucanians）和布鲁提亚人（Bruttians）的侵袭。这些被从波斯人手里夺回的爱奥尼亚抵消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那里的希腊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在文化上的扩展是一个更加令人骄傲的理由。
最重要的因素是马拉松、萨拉米湾、西墨拉、普拉提亚、米卡尔海角等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在这些地方，希腊人战胜了一个世界君王和腓尼基人的强大的商业共和国。
一个有能力摧毁即使是最有强力的单个国家的世界性君主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出现，这是一个社会在其早期阶段就发展起强有力的政体，并在某些重要的转折关头把它自身组织成为一个强大的王朝统治下的或者在宗教的助佑下的军事国家，迅速蹂躏了那些多少比自己的文明程度还要高一些的周边部族。接着，民族的和帝王的骄傲需要在皇宫中积聚大量的财富，［1］驱使成千上万的奴隶大兴土木，而统治者们则完全免于赋税。因为征服已经确定了他们的身份，所以对征服者来说不可能还保持悠闲；他们继续压制其他充满活力的原始部族，不是去劫掠，而是迫使他们在自己的军队中服役，就像居鲁士对马萨戈泰人，大流士对西徐亚人所做的那样，目的是使更进一步的征服行动成为可能；为了获得他们的海军舰队，航海民族也必须被征服。此类国家的内部组织依旧是原始的。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性的君主国依旧是野蛮的，也就是说，它的文化还停留在它刚刚形成的阶段。它必须要应对持续不断的反抗，必须总是对它的国外领地，比如埃及，进行再征服；但即使在衰落中，它依然是邪恶和危险的；使用着残暴手段和藐视道义的专制政府是它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在他们与这种形式的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希腊人所要面对的特殊的危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些希腊人已经被打败，不得不贡献出军队来攻打他们自己的同胞。第二，有很多地位很高的希腊流亡者生活在波斯宫廷，例如，斯巴达被驱逐的国王德马拉图斯得到了薛西斯的宠幸，原因是他帮忙劝说大流士应该继承王位。在希腊，波斯对个人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贿赂行为，希腊的流亡者在外面受到欢迎，奖赏丰厚。最后，处于绝望中的城市和党派干脆加入到波斯一方，比如，当克里斯提尼和他的同伴们受到斯巴达的威胁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在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使者刚到那里埃吉纳人就献上了水和土，因为他们正想在波斯人的帮助下与雅典开战（希罗多德，5.73，6.49）。当所有这些信息传送回波斯，在爱奥尼亚的波斯管理者也开始献媚；在爱奥尼亚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被授予海陆统辖权的玛多尼乌斯（Mardonius）开始尝试仁慈的统治策略。税收没有增加，失信的僭主们被允诺中的民主制度取代，这个高招表明了波斯总督是多么的了解希腊人。这块土地享受到了波斯附庸的通常的优待，法律和秩序得到了保护，人们期待着繁荣再次回到爱奥尼亚。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希波战争开始了。我们一定希望能够留下一个非雅典人对战争的记述，一个没有被自我吹嘘扭曲的记载。然而，我们不得不将就着使用这些经过整理加工的历史，被各种传说重新改编和美化过的历史，在看待这些事件的时候心里必须要有所保留。［2］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0年，达提斯（Datis）和阿塔菲内斯（Artaphernes）组织的远征军在马拉松遭到了败绩，它只是延缓了大规模的会战。十年以后，一支无比巨大的军队，号称170万人，进犯希腊。［3］这是一群盲目的和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不同的部落保留着他们喜欢的民族武器和他们本民族的领袖，但是他们却不被看作是国家的公务人员而是奴隶，因为名义上的指挥官都是阿黑门尼德家族（Achaemenids）的人，他们与国王有着血缘或婚姻关系。波斯国王下定决心，以其对希腊人的认识，可能派出了其十分之一的军队，集中训练，准备与希腊人作战。只有在萨拉米湾的海战之后，玛多尼乌斯（Mardinius）才被允许选出他想要的人马，大约30万人，进行了一场民族之战。但是在普拉提亚，战斗主要依靠波斯人；其他民族的分遣队在看到波斯人分崩离析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四散奔逃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薛西斯获得了胜利，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他毫不犹豫地废弃了巴比伦的柏罗斯神庙，杀死了那里的祭司。与玛多尼乌斯的想法不同，他想成为希腊的总督，薛西斯很可能会减少这个国家的人口，把希腊人迁到他的王国的内地，［4］就像在达提斯战役之后埃勒特里亚人（Eretrians）被迁移那样；实际上，如果他希望能够一直避免这些顽固的希腊城邦东山再起的话，那么他将别无选择。在这个王国自身，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崇拜将会横扫一切。这种宗教在贝西斯顿（Behistun）铭文中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波斯国王充分利用了阿胡拉-马兹达崇拜来确保所有的民族向得到神保护的统治者屈服。没有其他的古代宗教能够像索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那样得到了如此完美的改造，用来培育出一种永恒的自我正义和全知全能的傲慢；［5］或许战胜希腊人将会使这种幻觉演变为一种彻底的疯狂。信奉多神教的希腊人，不论好坏直到现在还是实用主义者，还没有经过伪善的训练，很可能会被迫在他们美索不达米亚的放逐生活中出卖自己的信仰。
在这样的危险被幸运地避免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小亚城市的解放，它们先在吕底亚后来在波斯人的控制下。当然，那里的政治生活从来就没有那么重要，就像赫拉克利特和他的埃菲苏斯公民同胞之间的关系那样，不是很幸运；抛开公民的文化水平不论，民主政制的因素一定是很微弱的。而且，是联合起来的希腊人获得了解放，这使那个时候已经很强大的泛希腊情绪又得到了加强。希腊和西西里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之间的新的关系需要一些新的法则。作为决定性胜利的后果，现在，对这个民族造成的伤害迅速显现了出来。正是在希波战争之后，阿尔果斯毁灭了迈锡尼和梯林斯，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她自己不受到斯巴达的伤害”，紧接着雅典对埃吉纳发动了进攻；正是在那时，首先是僭主后来是大众为了争夺霸权开始与西西里的本土居民抗衡，更不用说像普拉提亚这样的旧城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消失了。在这后一场战争中，胜利非常明显地导致了民族的灾难。那就是只要结束雅典的霸权，大体上讲这就是胜利者得到的奖赏和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一项资金支援的协议中，斯巴达转手把国王的祖先们从前曾经占有过的所有土地和城市交还给了波斯人，后者在早些时候曾经被彻底地打败过。
在对这个时期的希腊生活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一座城市进行一个粗略的描绘，她刚刚取得的主导地位导致了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的一个主要的不同，就像她的伟大的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6］这个地区本身及其物产就很值得骄傲。“我们这里的空气是一种完美的中和，既没有极端的炎热，也没有极端的严寒。我们国家的魅力使我们能够吸引希腊和亚洲最优质的产品”，欧里庇得斯在他的《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7］的残篇中作如是说。在《美狄亚》中也有一段关于厄瑞克透斯的儿子们的神奇的描述，他们总是在他们明亮的天空下优雅和自由自在地游弋，女神赛普丽思（Cypris）[1]在美丽的瑟菲索斯（Cephisos）河上追逐波浪，然后把它们变成温柔和亲切的清风从嘴中呼出来。［8］拥有浅而肥沃的土壤，这块土地能够生产出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都要好的蜂蜜、小麦和无花果；［9］西美托斯（Hymettos）和潘特里克的采石场出产上乘的大理石，还有劳里昂（Laurion）的银矿资源，在斯特拉波的时候，那里残留的成堆的矿渣还在被利用，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一定是很多产的。
所有这些对这块土地的溢美之词都被柏拉图的《克里底亚篇》（Critias）（111）篇中的一段话抵消了，在那里阿提卡被描述成一个贫瘠和干旱的地区——就像今天的普罗旺斯和大部分意大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当然可以出产上好的水果，但不会有茂盛的林木。在神话时代，阿提卡与其他地区相比经历了人口的减少，甚至修昔底德（第一卷，2）自己也用这样的事实解释了这种情况，那就是表层土的浅薄对饥饿的入侵者来讲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彼奥提亚和忒萨利亚要肥沃得多，斯巴达在自然资源上占据优势，只要美塞尼亚还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10］在《俄狄浦斯在克罗努斯》中，当合唱队对他们所在的地区进行优美的赞颂时，可能指的只是阿提卡自然条件较好的一角罢了。
从吕西阿斯的一篇很有名的演说中，我们了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使从前的一片茂盛的橄榄林荒废了（吕西阿斯，《论橄榄树残枝》［On the olive stump］）；但是即使没有战争的影响，就像吕西阿斯所描述的，阿提卡的农业本身也存在劣势，因为他说这块土地更换主人和佃农太过频繁了。［11］在一个如此喜欢争论的国家是没有安全感的，占据着这样一个人为的政治地位，她却不能——如果我们抛开拉鲁斯的土地和特里普托勒摩斯的传说的话——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50万人口，所有的人都要依靠海外——主要是埃及和南部俄罗斯之间——生产的谷物做成的面包维生。在这个方面，雅典自给自足（autarkeia）的理想就有一个险恶的缺口。据柏克估算，雅典需要进口80万到100万麦斗（medimnous）[2]的谷物，任何海上的战争都会引发饥荒，因此海军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证粮食的进口。仅仅为了得到俄罗斯的谷物和咸鱼，就需要在色雷斯的柴索尼斯（Chersonese）和博斯浦路斯驻兵把守，以保护黑海的通道。［12］在羊河战役（Battle of Aegospotami）[3]之后，当与这些地区的交通被切断之后，雅典所有的物品都出现了短缺，尤其是粮食。
谷物的贸易在法律上受到严格的保护。法律规定，雅典人或外邦人不得购买船只，除非它是用来把谷物或者其他货物运回雅典；［13］人们希望一个从海上返回雅典的公民能够运回一些粮食，这项习俗对外邦人和和外国人来说也是适用的，他们还可以因此而得到优待。［14］而且，不论是公民还是外邦人，都不允许把粮食运到其他的地方；［15］他们会因为把粮食运到海外而受到告发，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阿提卡的船主们会完全放弃运送谷物；商人的零售贸易也受到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和惩处；他们只允许每麦斗的谷物赚一个奥波尔（obol）。但是批发商很显然是不愿意服从管理的，所以他们常常会与小贩们串通起来用散布粮荒的谣言而使粮价上涨（吕西阿斯，22.14）。每年通过抽签任命的监察员（sitophylakes）也像雅典其他的公务人员那样很容易参与这种阴谋对献媚者来说也很容易把一些无辜的人告上法庭，说他们倒卖谷物；［16］与事实相违背也会屈从于不讲道理的严厉的死刑。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他们是全权公民，但也会经常由于被狡猾的商人欺骗而被判处极刑，那些商人也是如此，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吕西阿斯，22.16.18）。所有这些严厉的措施都是徒劳的；城邦下决心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只能把自己逼进死胡同，因为最终到了这样的地步，在那里不论是批发商还是零售商都没有雅典人了。前者很显然几乎一直是外国人；他们不在法律的管辖之下，人们不得不对他们表现出最大的尊敬，尽管这与雅典人通常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7］零售商通常也都是外邦人，他们很乐意地做着为公民们所鄙视的买卖;他们当然每天都有可能受到性命攸关的控告，但是利润是如此丰厚，还是值得冒这个险。不论城邦如何大声地宣告对这个充满敌意的群体的厌恶之情，不论对他们施以了多少极刑，但还是不能摆脱对这些非雅典人的令人非常不快的依赖；其原因在于城邦自身由于其荒谬和不切实际的法律而使谷物的贸易变得不可能了。
为了对雅典人的生活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必须首先要接受以夸大其词为能事的修辞学，这种学问贯穿了城邦发展的始终。还有什么事情让雅典人如此地自鸣得意呢？
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获得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关于阿提卡人十分虔诚的观念。“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像你们那样的虔诚，也没有你们那种文雅的思想方式和避免谎言的优秀品质”，在索福克利斯的戏剧中，俄狄浦斯对提修斯这样说道。［18］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话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末期人们还能大言不惭地说起，在那时，献媚和伪证已经司空见惯。在雅典，人们相信，在出现普遍饥荒的时候，阿波罗已经把代表所有希腊人和野蛮人发誓的权利赋予了他们。人们还普遍地认为，雅典人具有一种独特的高贵和冷静的性格，［19］包括超乎寻常的好客，尤其是对那些流亡者。最后，尽管其他的希腊人没有什么发明创造的才能，但阿提卡传统上就被认为是文明的创造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傲视所有其他的民族和其他的希腊人。根据这种看法，是雅典人第一个教会人类如何播种谷物，如何使用泉水；［20］他们不仅是第一个种植橄榄树和无花果的人，而且他们还发明了法律和正义，赛会和体育运动，使用马拉车。［21］在后来，所有这些对雅典人来说都变得很坦然了；整个希腊世界赞美雅典的方式就好比是今天人们谈到巴黎时说的那些废话。他们因为第一个建起仁慈的祭坛，向希腊人传布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制定法律从而结束了一种野蛮和不公正的生活，第一个拯救了流亡者，公正地对待所有请求保护的人而受到赞美；最后，他们之所以受到赞美，还因为雅典是所有人类的公共的教育中心；［22］皮提亚的神据说曾经为希腊人的城市、火炉和主席厅命名。［23］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阿提卡的神话这个话题。只有在雅典，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底比斯才拥有一种神话传统，它把一种古代的政治发展史与一种强大的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是通过一些较早阶段的神话表达出来的。［24］这种神话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特例；它与通常意义上的希腊神话有很多接合点——例如，提修斯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英雄；但是它还有一个独立的和十分古老的存在形式。［25］看上去很多名字部分出于传统，部分来自于象征，它们构成了一个在谱系和政治之间交替的年代学上的序列。随着时间的推移，悲剧作家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巨大的影响，［26］像他们一样，演说家也拥有了一个倾向于把雅典的过去理想化的参考文献的资料库，而在大众当中，则拥有所有种类的流传下来的地方神话，它们与其他的神话充满了不一致的地方。［27］
在关于阿克泰乌斯（Actaeus）、克刻洛普斯、克兰纳俄斯（Cranaus）、厄瑞克托尼俄斯、潘狄翁直到提修斯的神话故事中，有一种自然神话、政治观点和宗教观念的奇怪的混合，我们不能冒险去尝试着确定这些不同的因素产生的时间。神话传说与很多地点联系在一起，它们包括卫城，战神山，公民大会会场（Pnyx），以及那些与克勒俄斯（Celeus）、特里普托勒摩斯和厄琉西斯有关的地方；主要的一个地点与波塞冬和帕拉斯争夺卫城有关，有证据表明它是由克刻洛普斯建立起来的；它或是来自于一个旧有的寓言或是一个更加古老的自然神话。敌人的进攻被记录下来；与卡里亚人、彼奥提亚人、皮拉斯吉人，阿玛宗人的冲突——最后一伙人被认为是在战神山上安营扎寨的——都是以雅典的胜利而告终。接着，当提修斯被篡位者推翻的时候，这座城市似乎也是特洛伊战争的一个参与者，一开始是提修斯自己作为代表，在他倒台之后是他的儿子阿卡玛斯（Acamas）和德摩福翁（Demophon）；雅典人因为“经历了战争”并解救了提修斯的母亲年迈的阿瑟拉（Aithra）而闻名，但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实际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提到提修斯和他的儿子的段落可能也是后来加上去的。［28］早在公元前2世纪，憎恨荷马、蔑视德尔斐的心怀恶意的达菲达斯（Daphidas）就坚持认为雅典人就根本没有参加过特洛伊战争；［29］所以他们一定篡改了希腊神话，把他们自己硬加了进去。不论如何，人们的印象总是他们在特洛伊的时候没有取得什么辉煌的成就，后来用他们与荷马本人争吵的故事加以追述；他们确信他们罚了他50德拉克马，因为他们认为他疯了。［30］
不论在特洛伊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作为多利亚人移民结果的爱奥尼亚的殖民活动的确是由雅典人领导的。［31］提修斯的家族似乎曾经被涅琉斯家族放逐过，他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被赫拉克利斯家族赶走的；继任的国王是美兰托斯（Melanthus）和他的儿子考得鲁斯（Codrus）。考得鲁斯的儿子们，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领导过无数次向塞克拉得斯（Cyclades）和小亚沿岸的逃亡，［32］在这个关键时期，雅典以其异乎寻常的活力和才能使它自身成为很多殖民活动的领袖，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是不容否认的；其中的一个证明就是爱奥尼亚城市一直保持的对雅典人的忠诚感。它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人们为自己是这里的原住民而感到骄傲，这种骄傲基于这样的观念，即阿提卡的居民一直是同一种族，因为其贫瘠的土地对入侵者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很多被希腊其他地方驱逐的强有力的移民者到雅典避难而成为公民，致使这个地区人满为患，所以不得不又要向爱奥尼亚殖民。这种把土著与好客混合在一起的想法，最初是出自修昔底德［33］之口，再一次给了雅典一种在整个希腊不同寻常的地位，这种看法一直很流行，后来还被喜欢夸大其词的演说家大为放大和美化了。［34］
雅典的好客（这可能并不总是完全心甘情愿的）还反映在普通的希腊神话中，这些神话自身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找上门来的。不仅欧摩尔波斯（Eumolpus）统治下的色雷斯人和希波吕塔（Hippolyta）统治下的阿玛宗人充满敌意地进入到这个国家，［35］就连赫拉克利斯家族也到雅典寻求援助以对抗欧律斯透斯，他想通过这场战争迫使它成为第一个与伯罗奔尼撒人为敌的城市。［36］拉庇泰人（Lapiths）、弥倪阿斯人（Minyans）、卡德摩亚人（Cadmeans）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到这里生活过。在七将攻下底比斯之后，提修斯迫使底比斯人在一场胜利的战役后放弃他们的尸体，以把他们埋在埃留西斯帮助阿德拉斯托斯实现了心愿。［37］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雅典待过。在希腊神话结尾处的最终的和解也会发生在雅典。在这里，在不幸的拉布达科斯家族（Labdacids）从底比斯前来为他进行辩护之后，当着克罗努斯的老年人和提修斯国王的面，俄狄浦斯找到了和平。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在杀死了他的孩子之后，提修斯亲自欢迎赫拉克利斯。正是在战神山上的法庭，奥列斯特被宣布无罪释放。［38］雅典人出于对名誉的渴望，甚至坚信，在美塞尼亚和斯巴达发生的第一次战争之前的诉讼案中，美塞尼亚人曾经请求这同一个法庭作出裁决。［39］
说到阿提卡神话的氛围，应该指出其博爱的特征与俄狄浦斯、阿特里代兄弟（Atreidae）、美狄亚等故事相比确实有理由值得骄傲。伊索克拉底就强调过这一点，他说在雅典，即使在神话时代，四到五代的王朝通常都不会出现可怕的家庭仇杀事件（《泛雅典娜节演说》［Panathenaicus］，121ff.）。这种道德上的优势在提修斯的时候达到了至高点，演说家相信正是在提修斯的时候开始建立民主制度，从那以后雅典被认为是遵从法律的政府的典型。其他的希腊人据说从雅典那里学到了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进行什么样的战争才能够使希腊人成为伟大民族的方法，甚至来库古还被认为从这座城市获得了有用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启示。在欧里庇得斯的荒谬虚构下，提修斯除了是一位英雄的国王之外，还成为民主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创立者。［40］
在欧帕特里家族（Eupatrids）统治时期，贯穿整个公元前7世纪，雅典似乎还没有与其他的希腊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独特的政治发展逐渐开始出现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没有出现任何可怕的革命和反动的情况下发生了所有的转变。梭伦的立法活动首先表现出了反思和中道的胜利，接着是所有僭主中最开明和高效的皮西特拉图的僭主时代，这使得接下来的克里斯提尼时期民主政治的形成看上去是在最平和轻松的氛围下进行的；在僭主被驱逐之后，希腊人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全部被挂在了雅典的名下。
所有这些都是最动人的政治天才的证明。与此同时，雅典在所有的希腊人中在教育、艺术和社会习俗上都处于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个时期，希腊精神及其成果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部族之间的，最强的部分是处在小亚的爱奥尼亚人。这种动力来自于阿提卡的中心位置及其农业和商业活动的令人愉快的结合；但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天才，一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要强有力的天才。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似乎自然把贮存起来的所有的力量都在这里爆发出来，雅典的地位就好像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后者是历史上惟一能够与雅典相媲美的地方。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寄托了整个民族的希望和潜能，就好像通过一个孩子，整个家族的特殊才能被完全地展示了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自由的希腊都披上了雅典的色彩，由雅典决定；每个希腊人都把这座城市当作是希腊文明最主要的表达者。［41］
作为包括越轨行为在内的过于自由地放纵自己的精神的一个结果，雅典在政治的意义上很快就使自己变得筋疲力尽了；但是其文化上的地位却保留下来，在赛会所在地和德尔斐丧失了它们处于中心的重要地位之后，雅典继续成为希腊人精神上的都城，就像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雅典还是能够在物质上得以保存并能够体面地继续存活那样。
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关于雅典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描述；他们及其子孙提供了比任何其他的希腊人都要多的有关他们的记载。当迦太基人失去很多亲人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在城墙上挂上黑布；［42］雅典的习俗是举行一次公共的葬礼，让一位演说家对死者和他们的祖国进行赞美。就像其他风俗一样，这种风俗还被推演到了神话时代：墨涅斯透斯就被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在埃阿斯的葬礼上发表过这样的演说。我们对这一做法的历史一无所知，直到修辞学产生的时代，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高尚的主题。在后面我们会提到修昔底德关于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在古代，高尔吉亚的一篇纪念性演说也很有名，尽管它的作者作为一名非雅典人，不可能是自己发表的，而是作为一篇这种演说的有益的范本而保存下来的。吕西阿斯发表的为科林斯战争（并不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的死难者的演说可能就是由吕西阿斯自己或别的什么人写的，或者是作为学校的习作被创作出来的；但是它以最无聊的方式表现出了雅典人的虚荣，从一开始它就宣布，所有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足以创作出一篇能够对死者的功绩给予公正评价的演说词。在这篇演说中列举了阿玛宗人，七将攻打底比斯，赫拉克利斯的功绩和希波战争，这些都是雅典的光荣，他利用了神话和历史成就的一个连贯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所有雅典人都坚信不疑的。希罗多德对此也一定非常熟悉，因为他描述了雅典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前正式地夸耀他们曾经保护过赫拉克利斯家族，他们打败了阿玛宗人，举行过七将的葬礼，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9.27）。同样的功绩再次出现在对喀罗尼亚的阵亡将士发表的演说中，这篇演说被归在德摩斯提尼的名下；从它论述的范围和观点来看，其实际的发表时间显然很晚，它把这次战役看作是大希腊的自由终结的一个标志。为阵亡将士编写葬礼演说当然对学习修辞学的学生和初学者来说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任务，因为初学者自然会选择可以得到的最庄严的题目。在伪柏拉图的《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os）中，作者借阿斯帕西亚之口说出了此类演说的原则，其目的可能是借此嘲笑整个的做法。到了公元前4世纪，当军队不再从公民中招募了，这种习俗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然而，如果在死者中仍然有公民的话，葬礼上的演说就还有一些意义。德摩斯提尼的确发表过一篇献给在喀罗尼亚的死难者的演说，但是没有保存下来，还有希佩雷得斯（Hypereides）发表过为献给在拉米亚战争中的死难者的演说，已经被重新发现。这位演说家可能受到了伯利克里的榜样作用的影响，没有讲述任何的神话和神话事迹，而是对列奥斯提尼（Leosthenes）和那些与他一起倒下的人们的功绩大加赞美。他们在哈得斯那里受到了特洛伊英雄们、泰米斯托克里和僭主刺杀者们的欢迎，尽管据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功绩超过了所有这些人。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为了使雅典人和希腊人能够自由地生活，在他们刚刚去世的时候就被人们赋予了这样的成就，但对于这项事业他们的确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们被称为是幸运的人，失去了生命的羁縻，与伯利克里的用词都一样；演说家相信列奥斯提尼的胜利避开了被马其顿奴役的命运，这在后来却成为一个痛苦的现实。那些在最近的战事结束之后就发表的主题演说常常会轻而易举和自然而言地成为讣告的范本。因而，来库古在他对列奥克拉特斯（Leocrates）的指责中，是不会放过对喀罗尼亚的死者进行赞美这样的机会的。［43］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的头一年的冬天，伯利克里发表了被修昔底德记录下来的葬礼演说（2.35ff.）；它表明雅典的形象在那时是如何被理想化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把这个国家带进一种危急的情绪当中，而不是叫他们仅仅接受一种温和的爱国主义。任何一个要发表重大的公共演说的人都应该事先读一读这篇东西。首先，伯利克里在赞美死者的时候没有引用任何神话，而是把自己限制在对他们那一代人的至关重要的和强有力的品格的赞美上面，作了一个广泛的回顾。我们甚至很难抗拒演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情绪，但如果作一番进一步的考察的话，似乎又是值得怀疑的。
伯利克里赞美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雅典政制，在这种平等观念的支配下，国家当中的特权完全依赖于功绩的大小——站在他的身边的就是克里昂，与伯利克里相比更显得相形见绌。他赞美平静的私人生活，身边的赛会、仪式和令人愉快的家庭对身心的愉悦；轻松的生活方式，没有没完没了的军事训练，但这种生活方式培养出的勇气并不比那些无限期地把人们逼向极端的民族（也就是斯巴达人）要少。当伯利克里讨论这种放松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正在被持续不断的诉讼案困扰，阿斯帕西亚被指控犯罪，他在把阿纳克萨格拉从死刑中拯救出来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他还称赞雅典人热爱美而不奢侈［44］——说得轻松，但当时正是盟邦缴纳的贡金才使雅典辉煌的城市建设成为可能。他称赞商人也可以参与政治——这使我们再次想到了克里昂，他是一个皮匠。他描述了雅典人是如何地通过给予而不是索取而赢得了朋友，不计较一时的回报，而是完全相信别人也会慷慨大方；他们的国家是如何地成为所有希腊人的学校，雅典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声名，它是惟一一个其敌人不会因为被打败而感到羞耻，其属国不会因为被奴役而感到屈辱的国家——尽管修昔底德自己就说到过雅典是如何受到属下各邦的憎恨。我们完全可以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话来反驳他，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所有这些确实是以最辉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就好像是理所当然；接下来就是这一宣言：“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会受到人们的羡慕，我们不需要荷马，所有的陆地和海洋都是展现我们勇气的舞台；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已经竖立起不朽的丰碑，不论我们带来的是至善还是邪恶。”接下来的词句就是：“这些人正是为了这座城市而牺牲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很难抗拒这种乐观主义，但很快就因为可怕的灾难而受到了惩罚：这当中展现出来的天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必须承认这篇演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雅典人。人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外表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而且还是他们心中所怀有的理想的化身，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达到那些理想的境界，但仅仅是这样去努力的愿望就可以判定出他们的一些本质特征。
修昔底德记录下来的伯利克里的第二段演说也是非常有趣的（2.60ff.）。在这篇演说中，当时他们的地盘已经被斯巴达人占领，橄榄树林大部分被破坏，他向雅典人表明不可能再挽回了，现在需要激发人们高贵的野心。阿提卡这个小王国现在荒芜了，他告诉他们，就剩下了一座花园大小的土地，在他们真实的力量之外，财富不再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快乐；他们在放弃霸权的问题上已经无可选择，这是希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霸权；尽管它现在受到军事力量的制约，但没有它他们绝不可能获救；只有那些宁愿因为他们的伟大目标受到嫉妒的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事实再次证明，雅典人自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在克里昂发表的演说中，他极力鼓动给予背叛的密提林人（Mytilenians）人以严厉的惩罚（3.37ff.），从中修昔底德道出了雅典人的另外一个卓越的特点。尽管在其他的地方克里昂被描述成一个十分粗俗和尖刻的人，但在这里的出场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向他的同胞述说，不怕以最明确的方式责备他们，把他们说成是愤世嫉俗的非同寻常的奴隶，每个人都想成为演说家或者至少是激烈的质问者，急于对计划中的事情进行预测，但又不愿意预见事情的结果。最后他暗示道，如果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过于仁慈的话，他们将会放弃统治权，偃旗息鼓过一种不再有任何冒险的平静的生活；这篇演说就发表在伯利克里怀疑他们是否还拥有这种选择权的言论之后。
最后，修昔底德还提供了他们的敌人是如何看待雅典人的有关论述，比如科林斯人的看法（1.70f.）。他们说雅典人喜欢冒进，能够很快地做出决定并付诸实施，从不犹豫不决，热衷于海外的冒险活动；他们追求尽量大的好处，在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上是如此地义无反顾，就好像他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一样。他们把没有实施的计划看作是一种损失；与没有完成的工作相比，任何所得对他们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任何一次失败之后，他们又会盼望一些新的失败。［45］不论面对多么巨大的艰苦和危险，他们的精力在整个的一生中都不会减少；他们从不停下来享受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快乐对他们来说就是尽快地投入行动；他们天生就不让他们自己过太平的日子，也不让别人过上太平的日子。科林斯人发表的这番对雅典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释西西里的远征。
在所有这些演说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驱动所有这些人前进的充满热情的共同意志。他们真正的动力就是对于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没有完全实现的事情总是有一种不满足，因为激情是一种原动力，所以他们总是不能控制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但有时却能够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获。毕竟，令后人惊讶的是雅典人追赶波斯人足迹遍及了东部地中海的所有港口；与埃及人缔结了盟约，致使它在伊那罗斯（Inaros）的领导下背叛了波斯人；［46］接着蹂躏了孟菲斯大部，即使最后被打败，被迫烧掉了他们自己的战船，但却成功地夺路逃出了埃及。在保存下来的刻有埃及战争一年中的牺牲者的名单的铭文中反映出了雅典人充沛的精力和事业心，开始的地方这样写道：“这些厄瑞克透斯的后人是在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海雷斯（Halieis）、埃吉纳、麦加拉的战争中倒下的，他们都死于同一年。”［47］我们必须记住，雅典的霸权在其极盛期需要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付出巨大的牺牲，即使像埃吉纳这样的著名城邦也开始拒绝成为其霸权的一个部分，成为雅典的绊脚石。那时候埃吉纳十分繁荣，气势很盛；它十分富有，拥有很多三列桨舰船，还有很多重要的艺术作品；［48］但是它与雅典的敌意由来已久，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在公元前457年，雅典人来了，蹂躏了这个岛屿，从城镇强行征税，后来驱逐了那里的居民，代之以来自阿提卡的殖民者。然而，斯巴达人给了埃吉纳人特瑞阿提斯（Thyreatis）一块土地，在公元前404年又在来山德的帮助下返回了他们的家乡。
在埃吉纳人遭到屈辱之前，雅典在彼奥提亚的欧诺菲塔（Oenophyta）取得了一次胜利，接着毁灭了沿岸地区。在公元前455年，托尔米德斯（Tolmides）劫掠了赛特拉（Cythera）和伯罗奔尼撒的海岸，烧毁了拉西戴梦人的军械库；他占领了克法勒尼亚（Cephallenia）的城镇，蹂躏了瑙帕克托斯（Naupactos），他把逃离斯巴达的美塞尼亚人安置在了那里。在公元前453年，雅典的霸权达到了顶点。［49］当伯利克里在西库翁附近取得胜利之后，即使他没有能够占领这座城市，他还是毁灭了这个地区，并劫掠了阿卡尼亚人的海岸；科林斯海基本上都掌握在了雅典人的手中。但是，当客蒙死在塞浦路斯，雅典与波斯人签署了停战协定之后，这个协定的确带来了永久的和平，雅典的霸权却开始退化了。在公元前447年，雅典在克罗尼亚（Coroneia）被打败，从此丧失了其在彼奥提亚和中希腊其他地区的影响，接着麦加拉退出了同盟，也想退出同盟的优卑亚则受到了伯利克里严厉的惩罚。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达成的三十年和平条约起到了保护雅典同盟国的作用，但很快就发生了萨摩斯和米利都的争执，雅典当然偏向米利都，接着伯利克里发动了与萨摩斯的战争（公元前440—前439年），最终，萨摩斯的城池被摧毁，民主制度在这个岛屿建立起来。［50］这一回，巨大的危险再次被避免；对那些事先能够做出理智思考的人来说，所有这些突发事件反而掩盖了更为重要的事件，尽管正如狄奥多洛斯所言，大约在公元前440年，和平和繁荣降临到了整个世界（12.26），但没有人保证这种局面能够长久维持。
对同一时期的雅典自身来说，公民权的民主化改革完成了，在战争中服役的三个有薪金的等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法庭和公民大会更加完备，还有献媚之风、国家审判制度等等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雅典的所有这些发展都被认为与其广泛发展的霸权相适应，这种霸权使她的那些希腊同胞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统治形式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在那些贵族共和国成功地实行过——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国家的确是分裂的，但却是贵族形式的分裂），尼德兰公国——在那时，主要是针对那些由外国人组成的臣民。同盟国被粗暴地对待，财物被征用，不得不到雅典去打官司，很多人逃离了这个霸权的地区到苏瑞去逃避在家乡受到的压迫，这座城市是伯利克里在公元前445年一手建立起来的，它取代了从前的塞巴里斯。［51］如果一个城邦试图以武力对抗的方式脱离这种统治的话，雅典最后的手段充其量就是镇压起义，向这个地方殖民，或者最坏的结果是毁灭这座城市，在废墟上建立起二流的民主政体。并不使人惊奇的是，与雅典相比，斯巴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所以雅典人不惜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把一份辉煌的遗产传播到世界是她的任务和使命，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收获和损失似乎全在于其文化的存在和消失。雅典在政策上的草率及其导致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即使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是具有启发性的。［52］
雅典人自己为了雅典的存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关于要成为一位模范的雅典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安提丰的四部曲之一（1.2.12）中有着全面的论述。模范的公民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收入经常要缴纳很高的税，经常用来建造三列桨战船，还提供丰厚的捐助（choregiai），要为很多朋友提供基金，交付高额的保证金，他要通过工作而不是诉讼来发家致富，负担起他的那份赞助，忠实地服务于城邦。在交了所有这些税收、建造三列桨战船的费用、捐助、捐献、保证金和赞助（也就是娱乐活动的费用）之后，如果还能剩下一些什么那就怪了。［53］除了以这种方式受到盘剥之外，公民们还会因为其他很多原因受到他们的城市的折磨。最糟糕的就是在没完没了的国家诉讼中受到的政治迫害，献媚之风也与日俱增，这使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在通常的情况下又会更多地诉诸法律。这是希腊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习俗。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盾牌上就表现了一个诉讼的场面，对它的描绘就像现实中一样引人注目（《伊利亚特》，第十八卷，497ff.）。在所有的希腊城市中，这种做法一直从贵族时代持续下来。只是在僭主时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这种做法有所中断，但到了民主时期，诉讼再次成为了一个持久的和非常病态的风气。在这个时期，此类的文献仅存于雅典。［54］除了一些恶棍试图复仇或勒索，一种由闲散而激发起来的疯狂告发他人的热情出现在很多公民当中，在法庭的诉讼程序、公共演说等事务的诱惑下，形成了一种与政治上的献媚相并行的现象。有几宗记录下来的诉讼案，不仅是吕西阿斯的还有更早的安提丰的，很明显都属于这种类型。［55］在那些辩护词中通常使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完全清白无辜的人会受到阴谋家的迫害，其危险性并不亚于那些犯下邪恶罪行的人。”（例如，吕西阿斯，5.2）
监察员（sitophylakes）的例子说明了官员们是如何被草率地判处了死刑。有一次，受到猜疑的蒙蔽，雅典人处决了一个国库管理员之外的所有的人，当最后一个已经掌握在十一人团（The Eleven）手里的时候，真相才大白；［56］我们不得不认为，雅典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被抢劫了。事实是大众的确经常受到那些国家管理者的欺骗和蒙蔽，同时他们对政府也一直处于一种愤怒的不信任状态当中，同时他们还追求着欲望上的满足。在处于危机和激情的控制下的时候，比如西西里远征，焦躁不安的情绪会进一步加强，在对毁坏赫尔墨斯神像的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面对神秘的事情，雅典人表现出确定无疑的自大狂症状，对完全精神失常的爆发没有表现出半点的抵制能力。控告人立即宣称，对赫尔墨斯的破坏并不是一小撮人干的，而是为了颠覆整个民主制度；大众战栗了，因为又要开始对公民进行拷问了。那时的规则是，那些能够告发同谋并提供罪证的罪犯就会被无罪释放，但如果是他们的话没人相信就会被判处死刑。［57］
普鲁塔克笔下的尼西阿斯，由于他的富有，其整个一生似乎都处在一种被围攻的感受当中（《尼西阿斯》，4f.）。他极端的隐居习惯也不能使他摆脱人们的纠缠；请求者和委托人不断地出入他的家门；对那些可能对他不利的人他只能给予馈赠，因为他十分害怕献媚者，所以受到了喜剧作家的嘲讽。当我们被告知，他认识到大众有时候是多么会利用天才和演说的技巧，但是当这样的人宁愿自甘堕落而不要自尊和恰如其分的骄傲的时候，这种杰出的才能是多么令人怀疑，我们要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经耗尽了它最好的力量。菲迪亚斯死在地牢中，伯利克里死于瘟疫，无疑，过度悲伤也是原因之一；尼西阿斯自己宁愿在西西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当亚西比德生活在小亚的时候，人们会在街头巷尾听到这样的话：“城里连一个男人也没有了。”（阿里斯托芬，《吕西斯忒拉塔》，524）
我们不但能够很好地想像出密谋者的心理状态，还能想像出真正的政客的心理状态，在那时除了这些，狂热的笑话家阿里斯托芬和其他的喜剧作家总是能够把对时局和人格的讽刺推向奇异的极端。人们对事物的一般性看法充满了不屑和嘲讽，诽谤者的惊人的力量泛滥成灾，他们随时都能够找到释放自己的对象。阿里斯托芬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状态，当学者们试图在塔索斯的斯特西姆布罗图斯（Stesimbrotus）（或者普鲁塔克）的记载中区分出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仅仅是谣言的时候，会显得多么的幼稚。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作是对那个时代快乐生活的一种相当大的制约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思想的人们又将如何看待以下的事态呢？那就是雅典人完全不顾公元前431到公元前421年的战争的警告，眼看着自己的城邦被亚西比德引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比如在后来，关于雅典美好生活的盲目信仰就与人们完全不顾其恶名大量地逃亡到阿齐劳斯（Archelaus）国王那里的事实发生了矛盾。同时像萨摩斯的克瑞鲁斯（Choerilus）和泽乌克西斯这样的非雅典人，甚至欧里庇得斯和阿伽同都逃到他们那里寻求庇护；据说阿伽同与很多人在一起一直生活在马其顿，在皇宫中过着快乐的日子。［58］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似乎处在一种玫瑰色的光环之中，甚至对那些生活在下一个世纪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在想到现实的悲惨状态的时候就会去赞美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在演说家中，伊索克拉底并不总是与这个主题相符，有时候他会赞美雅典的过去，有时候则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例如，他认为雅典的衰落早在霸权时代就开始了，宣称当伯利克里掌握了权力的时候，国家就已经处在了一种虚假的尽管还可以忍受的繁荣状态中了。但是德摩斯提尼在第三篇奥林托斯演说（Olynthiac Oration）中则这样地美化了过去（3.35）：
那些人，完全用不着用演说家们去奉承和吹捧，像你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他们对希腊所有的服从管辖的地区实行了四十年的统治，把超过1万塔兰特的财富带进了卫城，使马其顿的国王屈服，因为希腊人应该控制野蛮人，不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他们都表现出了个人的勇敢，应该为他们树立很多胜利的纪念碑，只有他们在人世间留下了超越一切嫉妒的英名……为了国家，他们建筑起后来从未被超越的如此优美和宏伟的建筑和神殿；然而，在私人的生活中，他们却是如此地谦和，对民主的精神是如此的
忠诚，正像你们仍然能够看到的，即使像米太亚德和阿里斯第德（Aristides）这样的人，他们的房子也并不比他们邻居的好。因为他们并不利用国家为自己发财致富；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坚信他们的职责就是增加属于所有公民的财富。
当然，“从来不说奉承话的演说家”表现出了与“服从管辖的盟邦”同样多的一种虔诚的想像；演说家没有能够描绘出一幅关于过去状况的准确的图景，但是他的怀旧情绪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证据。［59］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成为所有希腊人的中心。他们因为出产所有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而闻名于世，就像阿提卡的土地既出产最好的蜂蜜，也出产最致命的毒芹那样。［60］而且，他们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一个叫西狄阿斯（Cydias）的人说的话也可以用在这个较早的时代：“其他所有的希腊人都被安置在雅典人的周围，不仅是为了倾听他们说话，而且还为了看他们做事，以决定他们自己该如何去做。”［61］雅典人还是一群最多面的希腊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希腊的代表。“其他的希腊人都有他们独特的方言、习俗和服饰；在雅典，所有这些却呈现出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一种混同”——引自关于雅典国家的文献。［62］即使在外部事务上，也只有雅典人真正地对其他希腊人的所作所为和言论进行了记述，只有雅典能够对他们进行效仿。就像希波克雷德斯不仅熟悉阿提卡的舞蹈而且还了解拉科尼亚和其他地方的舞蹈，［63］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中使用了各地的方言。亚西比德尝试过所有的生活方式；在爱奥尼亚他比任何的爱奥尼亚人都能够寻欢作乐，在底比斯参加过体育比赛，在忒萨利亚与阿里奥阿德（Aleuadae）相比他是一个更优秀的驯马师和骑手，在斯巴达则在力量和简朴上超过了斯巴达人，当他到色雷斯的时候，证明他能够比当地的人喝下更多的没有掺水的烈酒，当然这并不是一件普遍受到赞扬的事情。正是这个人在斯巴达左右了其外交政策，接着在提撒菲内斯（Tissaphernes）手下卖命，证明他的气质与泰米斯托克里非常相似。
雅典是全世界产品的一个大卖场，就像克里底亚在一首哀歌诗中所列举的那样，市场上甚至还有外国的鸟。［64］在和平时期到那里去逛逛不失为一件乐事，至少对于那些没有被献媚者告发的人是如此。阿里斯托芬在《和平》（529ff.）一剧中进行了一番描绘，充满了怀旧的感情，在那里可以看到所有美好的事物，它们的芳香、美妙的韵律和闪亮的色彩：秋天的欢乐，宴饮，狄俄倪索斯节，吹奏长笛，葡萄丰收的歌曲（滑稽诗），索福克利斯的诗歌，野餐，索福克利斯的诗句［……］，常春藤，发泡的美酒，低吟的山羊，走在田间的妇女，她们的裙子被微风吹起，甚至还有女奴在地上睡着了，在她的身边放着打翻的水罐——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景象就像是透过一只鸟的眼睛拍摄的一幅日常生活的照片，雅典人很高兴地听到外国人把雅典称为一座头戴紫罗兰花冠的熠熠闪光的城市。［65］仅就其节庆活动来说，这种夸奖就已经名副其实了，尽管伯利克里在他的演说中说到，他们的目的是想减轻生活中的伤痛。雅典人生活中最盛大的活动就是一年一次的泛雅典娜节，其充满理想的图景仍然可以在帕台农神庙的横饰带上看到。希腊最神圣的宗教仪式就是厄留西斯节，此外还有伴有悲剧和喜剧演出的狄俄倪索斯节。
希腊人和拜访者们都对雅典赞赏有加，视之为文化的摇篮。人们相信，在雅典有着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人们说话如此坦白，对他人的话能够如此理解和接纳。人们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知道如何去说话的人只存在于雅典，例如，厄利斯人和彼奥提亚人就被认为在遣词造句和劝导青年人的事情上缺乏技巧。安提斯第尼对他的生存状况十分满意，在色诺芬的《会饮篇》（4.43）中，他说到他有足够的闲暇去看那些值得一看的东西，去听那些值得一听的东西，对他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成为苏格拉底的朋友。在其他地方，除了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之外，就不再有什么伟大的人物了。历史对于这个时期的小亚城市很少提及。爱奥尼亚的伟人，埃菲苏斯的赫拉克利特，在他的公民同胞中感到十分孤单，并且试图让他们知道他对他们的厌恶，在公元前5世纪，即使科林斯也没有什么有名的公民。然而，一些卓越的爱奥尼亚人来到了雅典；泰格莉亚（Thargelia）和阿斯帕西亚（Aspasia）来自米利都，阿纳克萨格拉来自克拉祖米涅。雅典是惟一一个来自其他地方的天才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或至少能够安全生活的地方，即使作为一位外邦人，几乎从一开始，与其他地方相比，哲学家们就更愿意待在这里，尽管他们有时会受到不够虔诚的控告，在他们的研究中受到种种限制。最好的建筑和创造性艺术真的都只是出自雅典，最重要的艺术家都出生在这里（尽管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创作过上乘的作品）；如果他们来自于其他地方，他们也想在雅典生活。
对于所有这些，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时代的一位完全拒斥这个城市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雅典人。他就是泰蒙（Timon），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闻名整个雅典。他原来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具有哲学修养的人，因为朋友和被保护人的忘恩负义，使他开始厌恶他的母邦；在后来，有人把他说成是一个真正的厌恶人类的人。人们关于他的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他对亚西比德感到十分亲近，因为他认识到这个人注定要毁灭雅典。［66］
在雅典的剧院，悲剧创造出对神话的最后的和最辉煌的一种认识；作家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创作以达到一种新的心理上的深度，而喜剧则用其对日常生活奇形怪状的扭曲和对变化多端的世界进行漫画般的处理来取悦观众。很显然，雅典是这两种戏剧形式惟一的拥有者，而且一直保持了这个地位。只有在这里，希腊人才能够看到剧院所提供的希腊文明的全景，尽管在伟大的赛会举办地，其他所有的诗歌和音乐艺术也会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得到简要的展现。直到这个时候，普通的希腊人所知道的惟一的戏剧就是神圣的哑剧表演，其中一个男祭司或者女祭司从有关他们自己的神庙的神灵神话中选一个内容演上一幕，或者是小丑的人物模仿，滑稽表演，这可能是从对话和打闹的即兴发挥中产生出来的。现在，希腊人开始意识到在这个国家的一座城市，整个希腊神话的一种活的展示已经在狄俄倪索斯崇拜的喧嚣中应运而生；他还了解到有一种巨大的建筑物专门用于这种表演，在一个半圆形的空间里，观众感到他们仿佛置身于第二公民大会，而在舞台上，在其他地方用竖琴吟唱或者用图画展示的那些事情在这里则神奇地用真人和庞大的合唱队进行表演。［67］他还听说在一些特定的节日里，希腊人的真实生活景象将以一种宏大的和奇异的变形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最后，伟大作家的个人的名字将作为所有这些表演，这种全新的和独特的诗歌形式的创造者而闻名于整个希腊。这种新事物并不是从亚洲引进的什么新鲜玩意儿，而完全是希腊人的一种发明创造，它成为了这个民族生活中一个深刻的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剧院也有其阴暗的一面。正如我们所言，义务性的捐助经常成为富人身上的一种负担。喜剧中的人身攻击通常是惊人的粗暴和浅薄，在这个被人们看作是充满污言秽语的世界里，阿里斯托芬也并不例外（在他之前的短长格诗亦然）——不论一些学者是多么极力地试图把他排除在外。一方面，阿提卡社会的氛围一定很明显地受到喜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忽视这种艺术形式对那些牺牲品所产生的后果。因为在一个习惯于整年都让喜剧以及其他形式的断头威胁悬于头顶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中，无疑会成为一种培养人们的玩世不恭的情绪的巨大动力。但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除了那些被夺走了所有的羞耻感的人，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成为玩世不恭的人，在所有的街头巷尾和宴会上，人们会遇到那些喜剧作家的牺牲品，或是知道他们自己在下一个狄俄倪索斯节也会成为牺牲品，这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社会意识的出现，那就是人们的心灵悄悄地关上了一扇又一扇大门，直到最里面的那一扇。
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雅典人的气质中有一种极具特色，可能是其特有的，当然也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东西，就是旧喜剧对政治所采取的态度。没有一个现代的民族能够忍受其自身在一种严肃认真的、半官方的语境中如此真实地被展示出来，至少在紧急状态和出现普遍的灾难或焦虑的情况下是如此。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相伴随，喜剧所提供的整个稀奇古怪的世界在我们今天的任何城市都会受到谴责，像阿里斯托芬这样的作家会被看作是一个以公众的不幸为主题的没心没肺的讲笑话的人。然而，正像喜剧所表现的那样，雅典在那时养育出并能够忍受的不仅是一位诗人，而是一群同一种类型的诗人，用一种后来的民族所不能想像的方式，以一种成熟的、随意的风格进行写作，并与共同的价值观完全疏离。喜剧不仅公然藐视和嘲弄时下的当权者，而且还有普遍的公众情感。雅典以她自己为代价向世人表白了笑话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雅典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还要说到，这是一个尊重知识的时代。一个人可能很穷，但算不了什么。例如，勇敢和大胆的拉马库斯是如此卑微贫穷，以至于每次他率领一支军队出征的时候，总是获许从雅典人那里赊一小笔钱“用来置备服装和军靴”。［68］由于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是人们普遍遵循的，尤其是因为心灵的愉悦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与现在相比，平等比较容易做到，财富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即使这样，其重要性还是经常在这样的抱怨中表达出来：“钱，是钱造就了这个人！”但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它还是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况且拥有财富是危险的，而且越来越如此。一种发财致富的方式就是成为政治上的领导人。例如，泰米斯托克里从父母那里继承了3个塔兰特的遗产，据说后来通过没收他人的财产而超过了100塔兰特，而克里昂一开始一无所有，后来也留下了50塔兰特的财产。像阿里斯第德这样完全抛开自己的利益不顾的政客真的是凤毛麟角。有些是天生富有，比如尼西阿斯，以及名字由从前的卡里阿斯改为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的王室家族。卡里阿斯二世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据说他拥有200塔兰特的财富。他的同名孙子的庭院就是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和色诺芬的《会饮篇》的对话发生的地点，在那里充满了妓女、食客和诡辩家，一同挥霍他的财富。但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上一代人比伯利克里时代的人更能够在其奢华的领地上炫耀他们的财富。这些旧有的雅典人穿着紫色的斗篷和颜色鲜艳的紧身上衣，把头发编成辫子，上面扎上金蝉，还佩戴着其他的金银珠宝，让仆人们把折椅摆放在他们的面前。［69］到了伯利克里时代，服饰变得简洁了，这个令人惊讶的发展可能是出于谨慎，因为过于招摇会招致嫉妒和贪心，而且，当然还由于人们意识到，简单的装束更适合于一个长得好看的人，活动起来也更为方便。［70］很多直接的描写表明，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穿着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穷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当中，一个好的仪表全依赖于个人的体格和动作的优雅。例如，我们知道，那些没有属于自己的斗篷的人能够从理发师那里花一天半个奥波尔的价钱租用。为经济起见，男人和女人可以穿同一个式样的衣服。［71］纺织品主要是羊毛，传统上讲，纺线织布是尚未出嫁的希腊女子通常的活计，斯巴达妇女除外。［72］然而，喜剧中还是记载了很多装饰品和其他饰物的名字，虚荣心总是可以找到展现自己的方式。［73］但大部分还是依赖于每个人穿戴斗篷的方式。［74］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很简单的。所有人都居住在用小石块搭建起来的房子中，小偷很容易进来。即使在穷人家，也会有一些家具，［75］但似乎很少有人拥有奢华的家装，适度也是饮食的原则。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一定数量的富人一定是作为例外而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拥有他们自己的运动场和浴室。［76］
然而，与此同时，如果说在大多数希腊人看来，斯巴达人基本上过着一种阴暗的生活的话，那么在雅典也有一个派别不仅在举止而且在政治主张上坚持简洁为本，培养起一种更为简朴的生活方式。他们穿着短斗篷，系一条皮带，热衷于体育锻炼，在拳击中不惜打伤耳朵——就好像斯巴达人在所有的希腊人中的过人之处全在于这些事情上。［77］这可能部分出于一种强烈的热情，一种对他们的母邦进行的正当的责备的表达，但部分只是出于一种时尚，一种不难追求的时尚，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穷。情况似乎是，在一个很少有人能够再负担得起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的时代，为了节俭起见，一些人转而采纳了斯巴达的生活方式。［78］
后来的人们对从前的雅典人模样的看法在老菲洛斯特拉图斯的书中有所记载，他说，那些十分精明和充满智慧的人的见闻更具有典型性，还说雅典的妇女给人一种严肃的印象。［79］另一方面，阿里斯托芬说到了阿提卡人的无礼，这在某些尖刻的词汇以及阿提卡人某种独特的目光中表现出来。［80］雅典的奴隶也尤为大胆和无耻。
对于雅典人的品性所作的道德上的判断充满了纷争。关于他们的不守信用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作为一个在通常情况下都很挑剔的证人，柏拉图了解和描述的他们中最坏的人还是比任何其他城邦的人要好，在《法律篇》中对他们的评价十分公平，在那里他让他的斯巴达人说，“他们当中的好人确实非常好”，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普遍的看法，其根据就是他们的“优秀和真诚不是强迫的，而是天生的，是神命使然”。［81］这种自然的品德，与优雅的文化和自信结合在一起，是雅典典型的优秀者的写照。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也是所有的希腊人中最为敏感的人，最容易受到情感的左右，就像让·雅克·卢梭的法国读者那样，他们的弱点在于他们把感情用事和热衷于道德当作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而依然坚守着他们所有的缺点。苏格拉底的整个伦理学都在鼓吹这些价值，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使它们看上去比实际的情形要好，诗人的目的也在于此。这种持久的陶冶的结果就是雅典人对善的崇尚，因为他们对它有切身的体验，但他们还一直是老样子，不过就是传说中的某位圣人的故事的听众而已。“在大多数时候，你们都是不成功的，因为你们不想尽你们的义务，并不是因为你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德摩斯提尼说。同样的事实在一则关于雅典剧院里的斯巴达使团的动人的故事中展现出来，这些使者受到了听众们热烈的欢迎，当时他们站起来想为一位老者让出一块地方，但却没人肯挪动一下身子。“雅典人知道怎样做是对的，但却不去这样做”，他们当中的一个说道。［82］
在雅典人的生活中，习惯于某些委婉的说法，这是雅典人的一个特有的恶习。正像普鲁塔克所言，他们喜欢把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罩上一层面纱，给它起一个最好听的名字。［83］梭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把他伟大的征用计划称为“解负令”（seisachtheia）。后来人们把娼妓称为“交际花”（hetairai），把盟邦（phoroi）缴纳的贡金称为“捐献”（syntaseis）——但他们还是一样地叫苦连天。军事服役（phrourai）变成了“护卫者”（phulakai），监狱称为“寓所”（oikema）。像战败、沉船、去世等诸如此类的灾难，都会有一个文雅的遁词，称为“遭遇某种不幸”（pathein ti）；吕西阿斯把国家繁荣的反面并不说成是“坏的”，而是“不熟练的”或者“引向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方向”。［84］据说他们把城市的背叛者称为“城市的不幸者”，［85］在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强盗甚至被叫作“挣取面包的人”（poristai）。［86］如果不是修昔底德在他的书中的第三卷（82）给了这种做法全面的论述的话，所有这些可能还充满着某种迷人的魅力。在他可怕的描写中，这种情形适用于所有的希腊人，但是当然最适用于雅典，语言的贬值和滥用受到了责难，并且表明语言正处在蜕变和衰亡的过程当中。［87］
我们下面从雅典人进而考察普通意义上的希腊人，首先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真正的赛会精神的丧失。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和前一个世纪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话，那么就是这种精神的有无。从外部来看，运动精神的遗产还是保存下来了，品达还在赞颂着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辉煌，把这种精神折射到他生活的时代，就好像是一切照旧。［88］在一些小城镇，毫无疑问，成为一名运动健将已经不再是人们的理想，［89］只要他们基本上处于安全状态下，处于行进中（《长征记》［Anabasis］）的希腊军队也会继续在一种最不自在的状态下举办一场比赛，包括所有的运动项目和赛马。但是在品达之后，为庆祝胜利举行的献祭（epinikion）似乎很快就消失了，人们似乎想要他知道，他曾经歌颂的是一种已经属于过去的力量，那些是很古老的事情，他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对冠军摔跤手们的嘲讽和攻击。在色诺芬的一首哀歌诗中，哲学已经向世人宣告，它比所有赛会的胜利者都要有价值，因为这些胜利者不能为一个城市带来充满智慧的法律和物质上的繁荣；［90］这时候在阿提卡的舞台上也可以听到类似的嘲讽。“我们不能依赖于那些肩宽体壮的人，而要依靠那些具有果断的头脑的人”（索福克利斯，《埃阿斯》，1250），在欧里庇得斯的《奥托吕科斯》（Autolycus）的残篇中，把运动员说成是吃得太多而不能给他们的城市带来任何财富的人，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城市的偶像，在后半生就像一件穿破的斗篷那样到处游荡。为什么全部的希腊人都要蜂拥着来看他们？在这些摔跤手、赛跑者等运动员中有哪个获胜者曾经在获得荣誉以后为城邦服务过？人们是身带铁饼投入战斗的吗？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质问。［91］在日常生活中，体育锻炼照常进行，那也只是为了身体的健康；但是人们不再把它看作是什么大事，即使斯巴达人似乎对他们没完没了的身体锻炼也产生了厌倦；在德塞里亚戍守的监察官（ephoroi）得到命令说，当他们应该锻炼身体的时候不要四处游荡。
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希腊人已经把在希波战争中建功立业看作是一种赛会，从这时起，完全不同于奥林匹亚的运动场上进行的一种竞赛观念开始形成，对杰出者的奖励也不再是橄榄花冠。对于这种变化，希罗多德可能是惟一一个讲了个好故事的人（8.123f.），他说，在萨拉米湾海战之后，在伊斯特摩亚地峡的希腊将军们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哪个希腊人应该获得最高的荣誉，哪一个紧随其后；从每位将军放在波塞冬祭坛上的两张选票来看，第一票都投给他自己，第二票则投给泰米斯托克里。后来他们认为应该再好好想一想，纷纷散去，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这则轶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希腊人观念上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每个希腊人都想在为希腊人服务上成为最棒的，如果他不能使自己声名远扬的话也就到了世界末日，但又不想拒绝排在泰米斯托克里之后屈居第二的荣耀。［92］
随着民主进程的大幅推进，作为赛会主要基础的社会阶层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常常还连同他们的财富；品达所赞颂的社会已经处在严重的衰落当中。在奥林匹亚或者其他体育比赛的举办地获得胜利不再能够保证在城邦中产生哪怕是很小的影响，而在城邦产生影响则是人们普遍的奋斗目标。城邦现在青睐那些展现其自身热情的人，已经对贵族式的优秀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倾向于厌恶那些想“一直试图跑在第一位的人”。确实，民主的整个做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坏的赛会，在那里，卑鄙的流言、献媚等等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这种城邦继续迷恋于宏大的场面，在富人中开发利用了据说是出于自愿的捐助制度（choregiae）这一最后的竞争精神的遗产；这就是戏剧和合唱比赛依然存在的原因（不过仅仅在雅典），直到它成为普通的艺术爱好者和那些比赛中无疑是不合格的裁判的牺牲品。尽管在很长的时间内，在雅典，有一种虚构的说法，认为民主制度与这些比赛存在一定的关系，“贵族式的优秀”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因为人民群众掌握着大多数的权力，所以那种优秀也就有理由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财富的展示在所有的地方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危险的事情，而金钱曾经是赛会传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新致富的人，至少在狄奥格尼斯的麦加拉，可能不再想去追求什么“优秀品质”了。［93］
演说术的兴起也成为体育教育的一个破坏因素。希腊人一直是口才非常好的民族，曾经把演说（包括公共的和法庭的演说）看作是缪斯赋予的一种美好天赋，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这种才能与从大希腊的诡辩家那里听到的事情相比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后者很快成为政治和法庭演说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先前的雄辩来自于很高的天赋，而现代的雄辩则是训练的结果。从对西西里人的审判开始，由这种“学来”的演说组成的某些特殊的诉讼案，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随心所欲的产物，从一开始，尤其是在民众法庭，演说所承载的道德目标就变得非常的不明确。但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很快就能够找到一群喜欢这种风格、需要更多的诉讼案的听众。演说家的竞赛就此开始了，现在得到了比体育比赛更多的关注。这就是阿里斯托芬正确地把雅典运动场的荒废状态与诡辩术联系起来的原因。年轻人开始把他们的时间花在法庭里，而他们的长辈则去打仗，发表公共演说，因为演说能够带来声名。所有人都发现年轻人说话时所使用的语气是令人厌恶的，亚西比德被认为是他们的楷模。他也被看成是“体育运动的破坏者”。
人格的力量不再通过其自身在与他人或几个平等的竞争对手的竞赛中获得伟大的胜利而得到显现，而且是绝对的不再通过这种方式；普鲁塔克这样地说到泰米斯托克里，说他想利用一切的机会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对一个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来讲或多或少是真实的（《泰米斯托克里传》，18）。这并不能阻止个别国家最重要的人物想在奥林匹亚大放异彩，为了讨好所有的希腊人，甚至不惜宴请所有的来访者，在这个方面超越斯巴达人。
这把我们又带回到亚西比德那里。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中对养马进行过彻底的讽刺，但是希腊人还是沉迷于赛马的兴奋中。亚西比德决定利用这种热情使他自己在所有希腊人中出名。在挥霍了一笔巨额的财产之后，现在他通过与一位希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希波尼库斯的女儿——的婚姻再次拥有了足够的钱财。所以他向奥林匹亚派出了七辆赛车，甚至在这以前没有哪位国王能做到这一点，他赢得了三个冠军。其他的城邦可能是希望得到雅典的好感，争着为他提供帮助；埃菲苏斯为他提供了一个精美的帐篷，开俄斯为他的巨大的马棚提供饲料，还献上了祭祀用的牲口；莱斯波斯则为他进献了酒和其他给养用来招待数不清的希腊人。这是一种更大的规模上的泛希腊的捐助（choregia），目的是为了使雅典扬名，但是亚西比德也把目光投到了雅典之外。很明显，他的铺张浪费在这种场合会伤害那些运动项目的冠军；据说他很看不起他们，因为很多人来自于地位低下的家庭和小城市，很少受过教育——可能他们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处，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揍他一顿；但是他估计到希腊的观众们现在已经被宠坏了，更喜欢看紧张的赛车，而不是运动的优美，喜欢免费的宴饮。他成功地显示了自己，雅典人到处在谈论他；但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讲，他却用这样的做法割断了从前的传统的根基，那就是他使赛车的可能性终结了。一个雅典同胞，曾经试图为他的家族和雅典参赛争光，不得不放弃比赛，把他的赛车交给亚西比德，他就这样地吓倒了最后一个诚实的傻瓜。在民主制度下，很快就不再有哪个富人或穷人再冒险在赛会活动中与这个人站在一起了。
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优秀品质”，这个从前建立在真正的贵族观念和赛会的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品性，现在转移到了哲学家的身上；虽然在表面上保留了其旧有的含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以伦理学的名义把它的这些含义冲洗掉了。在那里，“高贵优秀的品质”被描绘成一种存在的方式，以这种方式生活的目标就是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实际上就是“改善大众的生活”，这成为应用于人类和社会制度的新准绳，但是苏格拉底和那些以这种方式说话的人，却运用它来表达一种新的理想，并使现实尽量与这一理想相契合。他们存于心中的目标不再是成为高贵的和自由的个体，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很快则变成了整个人类。
总而言之，民主制度下的这一大众的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似乎严重地动摇了他们在婚姻问题上的固有观念。在雅典，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现有人口的极大稀释，接受外邦人和外国人成为公民。由于水手们在萨拉米湾取得的胜利，就像重装兵在马拉松所取得的胜利那样，他们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原因则在于在寡头倒台的时候所进行的暴力行动，尤其是因为很多杂婚现象，一些是出于自愿，另一些则是灾难所迫。狄奥格尼斯在很久以前就曾经慨叹，由于金钱的原因，高贵的血统已经与低贱的血统相混杂，随着高贵的人迎娶来自于低贱家族的人为妻或者相反情形的出现，还在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羊、驴子和马身上的纯正血统的同时，在人的身上却被破坏了。在喜剧中，错误婚配的典型就是乡下人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和他的美伽克里迪翁（Megaclidion），他们的儿子从他的这位母亲那里继承了她高贵的激情（《云》，41ff.）。财富虽然对其拥有者来说很危险，对富人的嘲讽成为家常便饭，但却越来越令人向往，这就是虽然它不再能够给人带来尊敬，但随着曾经与之紧密联系的较高声望的消失，它还是必然地成为了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的原因。
在这个时期，赛会拓展成为波及生活所有方面的一种竞争，这使得个体的人格凸现出来。谦逊成为一种过去的东西。哲学家、诡辩家、诗人、画家、工程师和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现在取代了赛会优胜者的位置在希腊成为名人，他们有能力、有愿望而且毫无限制地争取他们的地位，公众也期待着他们这样去做。中庸之道（sophrosyne）所要求的就是要避免狂妄自大，这并不是说个人的价值应该隐藏起来，一个富有智慧的人应该承认他的智慧，幸运的人必须接纳他的好运，这是感谢神灵的一种方式；［94］无需把自己隐藏起来，装作与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别无二致；幸福稍纵即逝的本性要我们及时行乐。华贵时尚的衣服和外观是所有这些快乐的一个部分，在一个衣着普遍很简陋的时代一定十分显眼。哲学家和诡辩家现在都穿着入时，就像伟大的音乐家从前在节庆活动上穿戴的那样。恩培多克勒在他的阿格里根特人和塞里努恩特人（Selinuntians）中声称自己是一个降临人世的神，穿着紫袍，［95］就像高尔吉亚和希庇阿斯那样，高尔吉亚曾经头戴一顶金质的王冠，还有一顶德尔斐的王冠，我们已经描述过帕尔哈西乌斯和泽乌克西斯的穿着打扮了。［96］天真的自我炫耀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品达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西蒙尼德也在他的讽刺诗中镇定自若地说起他无人能比的记忆力，说起他在过去通过合唱比赛所获得的声名。［97］工程师曼多洛克里斯（Mandrocles）为大流士建造了跨越博斯浦路斯的大桥，并用国王给的赏钱在萨摩斯岛为赫瑞翁（Heraeon）画了一幅画；上面表现了大海上的这座桥，旁边有大流士登基的场面，军队正从桥上走过，上面还包括题字，讲述了他是如何用他造的桥为自己赢得了一顶王冠，为萨摩斯的人民赢得了荣誉。［98］帕尔哈西乌斯把他的自画像称为“神圣的赫尔墨斯”；在他的诗句中，他说他是阿波罗的后人，一位艺术上的或希腊人的君王，他已经提升到一流艺术家的地位，达到了最高的目标——这样的判断或许他应该留给他的后代去宣布。［99］如果泽乌克西斯放弃了他的绘画的话，原因很有可能不在于认为它们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相信他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超越技术性的劳作，像波利格诺图斯那样；［100］但是他的骄傲正应了这句格言：“批评我比模仿我要容易得多。”［101］甚至一个在德尔斐制作地毯的人编织了一块地毯也要夸耀说，帕拉斯已经把神一般的优雅赋予了他的双手。［102］在通常情况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上署名开始得很早。了解一下它们是否被禁止用于献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把熏香的烟雾留给他们自己。“自从旁图斯（Pontus）把欧罗巴从亚细亚分离出来，阿瑞斯统治了凡人的城市以来，凡人们从来没有完成过如此伟大的业绩，在陆地和海洋上齐头并进。”这是客蒙在塞浦路斯取得了陆上和海上战役的胜利之后雅典人献给德尔斐的阿波罗的纪功碑上的铭文。［103］
就像在英雄时代那样，名人中的医生和教师也受到尊敬和关注，表现出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在这个方面，一些身为奴隶的教师的名字被保存了下来，而他们的母亲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104］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伯利克里的音乐教师达蒙，据说是在音乐课的幌子下向他传授政治学，为此他后来遭到了陶片放逐，并受到喜剧作家的嘲讽，称他为喀戎（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4）。
现在呈现出的图景是，大多数城邦都分别成为某一个杰出人物的化身，而且轮流经历着兴衰；这种现象在此前的世界中从未出现过，当然也包括腓尼基或者迦太基的那些城市。这也与罗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直到公元前6世纪，其所有的伟大人物，除了克里奥拉努斯（Coriolanus）和几个其他的逃犯之外，都只能看到他们的某一个一致的方面。他们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罗马，作为他们国家的战士和仆人，自由的个体只是到了较晚的阶段随着教育的普及才得以出现。［105］在希腊人当中，个人坚决地从其他所有人中脱颖而出的做法是非常独特的，个体权力的观念变得极为重要；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们从城邦最忠实的仆人蜕变成那些犯下滔天大罪来反对它的人。正是这种城邦自身，一方面怀抱着其充满猜疑的和狭隘的平等的观念，另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又极力追求完美无缺（arete），把有才能的人引向了肆无忌惮的贪欲，成为自大狂。即使斯巴达，想方设法地把具有多方面潜能的人局限在对他们的国家有用的严格限制中，也成功地制造出了一个无情的伪君子这样的品种；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可怕的克里奥蒙尼，接下来，公元前5世纪就是波悉尼阿斯，最后是来山德。对于这种发展是否有利于城邦，是否有可能加以避免，是有争议的；但结果就是希腊世界给了人们一种充满了无数天才的印象，这些天才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其中潜在的危险后来就被认识到了。对于雅典，这个从泰米斯托克里到克里底亚曾经取得过辉煌胜利的地方，还是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说出了一个公正的判断，在剧中埃斯库罗斯这样说到亚西比德：
在城市中豢养一头幼狮是很愚蠢的
但是一旦把它养大，就只能任其放纵了。
（《蛙》，1431f.）
然而，柏拉图在他的《高尔吉亚篇》中，时间设定在伯利克里刚刚去世之后，让卡利克里斯（Callicles）发表了一篇讲话，描述了充满活力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主张，对错误的平等观念提出了反对意见：“让有才能的人统治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是自然的法律。我们（雅典人）的法律当然是不同的；就像狮子一样，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把那些能力最强的和最强壮的抓起来，用充满魔力的催眠曲和陈词滥调来驯化他们，因为我们相信平等，坚信这是所有做法中最好的。但是我想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保持了原有的脾气秉性，他就会挣脱掉你的束缚，把这些规矩撕得粉碎，把你写的所有的东西、符咒、颂歌和法律都践踏在脚下，反对所有具有人性的东西，使他自己成为你的主人，所以自然法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06］在公元前4世纪，至少在雅典，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力量不再能够在城邦中发挥出来，而是限制在了哲学、演说、艺术、私人生活等方面。
悲剧中的某些人物说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尽管他们是来自于神话，不是公元前5世纪的人。索福克利斯笔下的埃阿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根据使者的报道（758ff.），用卡尔卡斯（Calchas）的话来说，他的真正罪责并不是对神的挑衅，而只是意识到了超于寻常的力量。当他的父亲离开他的时候，建议他要总是在一位神灵的助佑下去征服世界，埃阿斯回答说：“在神的帮助下，一个弱者会变得强壮，但是，我有信心即使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去赢得声名。”由于在战斗中曾经拒绝其帮助，他招惹起帕拉斯无休止的仇恨，因为敌人是不能够战胜他的。这表现出了一种超越于凡人的骄傲，接下来就是非常野蛮的古代神话，诗人把对他的心理学上的研究与此联系在一起，他被雅典娜变成了一个瞎子而且逼疯了，以至于他杀死了牲口和牧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他精神正常的时候，他还是想在夜里杀死那些靠不住的阿卡亚军队的将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把阿喀琉斯的武器交给他。这将对现代的观众把他看作一个悲剧人物带来一种阻碍，导致现代的公众观念把他视为“迷失的”和“堕落的”。但是对索福克利斯和雅典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完全值得同情，就像他和忒克墨萨（Tecmessa）所讲的那样，他在病态的心理状态下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庄严的悲剧效果。［107］美狄亚也是如此，欧里庇得斯所赋予她的动机在今天是不可能被搬上舞台的；希腊人还是能够对于一个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的戏剧人物，一个像《腓尼基妇女》（Phoenician Women）中的厄忒俄克勒斯那样天真的人给予同情和理解的。他所想要得到的，并不是根据法律和从前的协定从波吕尼克斯那里接替王朝的统治，而只是保住权力，因为他拥有它（504ff.）；为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至高的神性”，他可以上天入地；把权力让给另外一个人，接受次一等级的位置，在他能够统治的时候心甘情愿地为他人服务，在他看来是一个懦夫的行径。他是以这样的词句结束的：
如果罪恶一定存在，那么至善也必定存在
为了争夺权力去犯罪，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将是正义的。
（《腓尼基妇女》，524f.）
这最后一个附带条件完全是雅典人的，反映出一个城邦所拥有的观念，幸运的话可以统治一时，可能能够安抚很多其他的地区就范；如果出了问题，其权力就会崩溃，世界也就停滞不前了。
说到雅典的历史名人，从泰米斯托克里开始，那个时代的伟人的性情以其最强有力的方式成为了雅典最核心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客蒙如此明显地成为一个另类而凸现出来。［108］雅典最具权威性的代表就是这个不惜一切代价引领城邦走向前进的人，令人惊讶的泰米斯托克里。作为个人力量和义无反顾的化身，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追求卓越的驱动下，当他还处在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的时候就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亚西比德后来表现出很多与之相似的特点。［109］为了在民主制度下塑造一个耀眼的形象，泰米斯托克里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并不把财政上的审慎放在心上；但是一旦他获得了他想要的影响力，他就在劝说雅典人放弃一种最接近民主精神的惯例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共享劳里昂的银矿资源的惯例。他宣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这项收入建造三列桨舰船，以便在对抗埃吉纳人的战争中使用，尽管有人暗示说，从一开始他的秘密目标就是用这些船来对抗波斯人，就像后来所做的那样。
我们或许会问，这位公元前5世纪的奥德修斯是否真的应该得到这么高的荣誉，他就像一个玩玩闹闹的花花公子那样地得到了这项荣誉。关于他的传统的说法可以追溯到不那么可靠的塔索斯的斯特西姆布罗图斯，即使其主要的线索已经出现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但他还是惟一一位记下了在雅典关于泰米斯托克里的传闻的人。［110］毫无疑问，正是在他的犯罪倾向的推动下，泰米斯托克里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冒着可怕的人身风险，采取了惊人的大胆行动。关于他贿赂和哄骗斯巴达人的故事，他被实施陶片放逐以及充满惊险的逃离，他对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所产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以及他在马格尼西亚的死（尽管其中的一些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尤其是最后的部分），这些故事至今仍然能够使读者游移于焦虑和仰慕的情绪之间，并为之动情。
伯利克里也是雅典方式的典型代表；他能够控制自己，献身于国家的服务事业，他把国家的强大当作自己的事业。他想在他自己的身上把很多相互矛盾的品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那些成为一个完美的公民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品质；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就像泰米斯托克里那样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他也冒了极大的风险，至少，他必须要面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的爆发。
然而，最能够代表雅典的人是亚西比德。我们对他的了解相当全面，不仅来源于普鲁塔克的传记，而且还来自修昔底德、安多西得斯（Andocides）或者伪安多西得斯（pseudo-Andocides），以及来自于伊索克拉底。［111］不过，进行评说反而不那么容易。普鲁塔克向我们展示得再清楚不过了，雅典是如何用到处追随他和关注他的所有行动的方式培养这个人的“个性”；但同样变得很明显的是雅典人在他的身上运用的想像力的方式，在斯特西姆布罗图斯或其他的记载中，把一些与他真正的做派完全相左的事情也记在他的账上；在这里，我们将永远不能把历史的事实与典型的记载区分开来。正是他使民主制度下公民的平等原则走向了其反面，与所有的准则相背离，这个怪人将在紧急状态下完全接管国家的权力。这个怪人注定要在出生之后在希腊拥有他所能拥有的一切，成为所能成为的人物。［112］亚西比德拥有高贵的出身，一生都保持着极为英俊的外貌。［113］他还拥有一副天生的伶牙俐齿，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的天赋。他与苏格拉底的友谊说明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拥有很高的学习天分。但是我们对于柏拉图说的所有这些话一定要十分谨慎，不要轻易相信，因为《会饮篇》并不是一篇历史文献；这篇哲学对话的作者有权进行充分的杜撰。与这篇对话中的情形相比，他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实际关系可能是很短暂的，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对亚西比德自身来讲，这种关系可能只是出于某种幻想，或者为了激怒那些爱他的人们；由于他对他的公民同胞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柏拉图才认为在他的对话里强调这一因素是很有利的。［114］不论真实的情况如何，亚西比德无疑是一个拥有极高的天赋和出色的表演才能的令人惊叹的混合体，部分是有意识的，部分是无意识的，他充分利用了这些天赋——正像普鲁塔克所言，他成为了最伟大的煽动家。［115］甚至他对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的适应能力也成为他的一种作为煽动家的新的资本。雅典人完全被他迷惑住了，甚至在他没有进行任何辩解的情况下，完全容忍他的骇人听闻的行为，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充满兴趣；他所激起的民众的反映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那就是，如果他能够保住性命的话，真的是一个奇迹。［116］后来，他在奥林匹亚的出现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了他对希腊人是这样一个喜欢旁观和说闲话的民族是多么的鄙视。在那时，他是粗野的和耀眼的；在雅典，他的态度很快致使泰蒙向他“致敬”，说他将成为一个带来巨大灾难的人。当他还是一位年轻人的时候，他就坚信，没有人能够出类拔萃，除非他在青年时代就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罪犯；［117］现在，他已经用他雄辩的力量消灭了其他的民主人士，他开始在对外的事务上编造谎言，实施欺骗，对于米洛斯人的毁灭，他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118］与此同时，他也把他所特有的可怕的野心传染给了雅典人，表明他想充分利用他们的空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清楚地知道“米洛斯事件”是不人道的，西西里的远征是愚蠢的，但他还是推波助澜，尽力去迎合雅典人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热情。
对亚西比德所给予的全身心崇拜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他所唤醒的或者主要是激发起来的野心，那就是不仅要征服西西里，而且在更为广大的地区建立统治，在西方建立起一个大帝国，正是这种野心导致了西西里的远征，根本上还是出于专横的自私自利。但就在这个时候，在把雅典人拉进这个命中注定的计划之后，他自己却被迫卷入了破坏赫尔墨斯神像的事件，他的整个存在突然间受到了威胁。在被召回雅典受理指控的时候，他从派来接他的官方船只上逃跑了，逃到了斯巴达；在那时，柏拉图所讲的耀眼的大自然的法律发出了光芒。在听说雅典已经判处他死刑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还活着。”［119］他不仅在他的生活习惯上成为了一个地道的斯巴达人，而且通过现在变成了一个全心全意的雅典的敌人而展现了他真实的性情，没有表现出任何遮遮掩掩的懊悔，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退路。他毫不犹豫地献上用以摧毁雅典的最有效的计策：他建议出兵援助叙拉古，在德塞里亚加强防卫，这样，雅典人就会同时丧失农业和银矿上的收益，他们的同盟看到他们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就会脱离他们；接着他撺掇爱奥尼亚与雅典断交，促使斯巴达与波斯签订协议。与此同时，他还在阿吉斯（Agis）的宫廷勾引国王的妻子提玛亚（Timaea）而使自己蒙羞，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使他的子孙成为斯巴达的国王，而不是赫拉克利斯的后代。［120］
当斯巴达人开始产生怀疑并密谋要杀死他的时候，他被迫逃到小亚避难，接着他又把赌注压在了提撒菲内斯的身上；因为就像普鲁塔克所言，没有人能够拒绝成为他的同伴，不论他们的品质和性格怎样，甚至那些害怕他的人对他的到来和出现都会感到高兴。接着，在他过了一段漂泊的生活之后，又出现了使他重返雅典的可能性，不过这给他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从关于萨摩斯的谈判中传来了一个听上去十分可信的关于这一变故的报道。在那里，他似乎“哭泣着”说到他的命运，因为他是在敌人的逼迫下使用他自己的力量和卓越的才能（arete）来对抗他的祖国的。［121］所以，其优秀的品质才与对国家的忠诚完全背离，被不惜一切地利用了，使他的一切都成为合情合理的，他的敌人们也为他所有的背叛行为找到了借口。这个借口被接受了，尽管他的被召回，用狄俄倪索斯在《蛙》剧中的话来说，“是一次艰难的分娩”；［122］他还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不会空着手回来，而是满载而归；他再次获得了胜利，再次成功地为雅典服务，当对他的指控被欧墨匹达（Eumolpidae）收回以后，他的城市给了他一个盛大的欢迎回家的仪式。他真的没有理由再抱怨他的天才没有被认识到了；他被授予了无限制的陆上和海上的指挥权，大批的民众都期待着他将结束伤害着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无休止的闲谈，用他自己的力量抓住权力的缰绳。但是，在这个时候，恰恰是他的传奇般的名声本身反过来害了他，因为现在人们都相信他能够在任何事情上都获得成功，一旦证明不是这样，他就会受到居心不良的责备。当他不再能够满足这种被夸大的希望的时候，他的海军副将在诺提昂（Notion）吃了败仗（他也像一个真正的雅典人，试图依靠自己赢得荣誉），在公民大会上再次响起了一片抱怨之声；德莫斯（demos）重新选出了十位将军，亚西比德不得不再次出逃。在色雷斯，他还是在那里为自己准备了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他还有机会向阿提卡的将军们传递出一个没有被注意到的警告，是关于他们已经在羊河占领的一块被暴露的阵地，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在小亚细亚遇刺身亡。
亚西比德的个性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以及各种小集团中超越了所有的对党派的忠诚，他有一种让任何人上套的能力。在雅典，他们说起他就像斯巴达人说起来山德（一个更让人厌恶的人）那样：“他的祖国是不能够让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存在的，除了他之外。”［123］然而后来他还是在更糟糕的状态下存活了下来；城邦的存在就是为了产生大量的异类。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当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模仿他，但旧有的能量已经不够用了。亚西比德总是能够做出让人反思的事情。他的个人才能的发挥方式使他能够误导雅典发动西西里的远征，这个城市是如何把他推向极端，在他的手上遭到了多么可怕的灾难，又再次欢迎他回来，最终又放弃了他，这些成为希腊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伟大个体的兴起与不断增长的对名声的热爱（philotimia）紧密联系，每个人都努力通过行动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光彩。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是在子孙后代中留名，为此野心勃勃，但在我们的时代这却很少成为一个强烈的动机。我们似乎朦胧地意识到，子孙后代并不那么重要。但对希腊人来讲并不是如此。柏拉图让他的狄奥提玛（Diotima）对苏格拉底说：“你看到人类是怎样尽其所能地去为他们自己扬名，去赢得不朽的声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与其说为了他们的孩子，不如说更为了他们自己，去承担危险，去牺牲他们的财产，接受艰苦的生活，甚至去死也心甘情愿。当然，你们相不相信，阿尔刻斯提斯（Alcestis）为了阿德墨托斯（Admetus）而死，或是阿喀琉斯为了帕特洛克卢斯而死，或是你们的考得鲁斯为了他的孩子能够统治而追求声名，如果他们不知道关于他们德性的不朽记忆将保存在人世，就像他们还真的活在我们中间，他们还会这样做吗？”苏格拉底回答说：“远非如此，每个人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是为了他们的功绩永远为人们所知，使他们声名显赫，他们做得越好，就越是如此。”［12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对身后名望的渴求可以追溯到英雄时代；［125］接着，赛会开始起到使人们达到这个最高目标的作用，渐渐的声名狼藉开始也成为出名的一种方式，与著名的人物一样——他们当中也包括美丽的妇女［126］——那些充满罪恶和最荒唐的人物也出现在名单当中：傻瓜、贪食者和酒鬼也有了他们那种类型的名人。［127］
我们得到的热爱荣名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数量上不断增加的纪念碑。在古代的东方国家，除了国王之外，对个体的惟一纪念物就是坟墓；即使这样的坟墓，除了埃及坟墓旁边的纪念性石柱是一个例外，它的建造也不是为了使这些单独的个体和他的所作所为让后人更为了解。只有暴君才有在将来留下恶名的特权，所以在远东、波斯等地方，只有国王的陵墓才为人们所知。与此相反，希腊人接受了对个体的赞美；这包括墓志铭，它采取了诗歌的形式，坟墓边写上一段双行的押韵诗成为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风行的时尚，西蒙尼德和他的墓志铭在很多地方以各种形式被记载下来。接着，对个人的赞美又从坟墓分离出来，为了纪念一个人物开始采取塑像的方式，最早出现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运动员的雕像；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雕像用在了所有种类的名人当中——政治家，将军，诗人，音乐家，演说家等等——有时是官方雕铸的，有时则是亲戚、崇拜者或者专业人员雕铸的。［128］
后来，市政工程上的捐助使公民们渴望用公共的开支竖立一尊雕像，就像奖励一顶桂冠，或者是在节庆活动上获得前排的座位那样，所以甚至到了波悉尼阿斯的时代，城市中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雕塑，后来由于非常普通的服务或只是受到党派的宠幸就可以得到一尊雕像，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从前。［129］除了最经常在每个城镇的市场或是卫城矗立的雕像之外，在每个最伟大的赛会举办地也有大量的人像雕塑。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尤其是这种声名崇拜展示自身的地方；这绝不仅仅局限于运动员，还包括各种有名的人。在那里，国家给他们的公民同胞们以荣誉，即使他们在家乡也有雕像，所以那里有一大群政治家，军事指挥官（不管战败者会不会在情感上受到伤害），和平缔造者，历史学家，像兰帕萨库斯（Lampsacus）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演说家，像高尔吉亚，［130］斯巴达国王及其继承者等等，所有的雕像都不加区分地挤在一起。［131］
最后，巨大的纪念性群像建立起来，例如，来山德在德尔斐就把自己与几个神灵放在了一起，波塞冬正在为他授冠，他的祭司陪伴左右，还有他的舵手和27个斯巴达下级官员和一些同盟国指挥官的像，否则他们是出不了名的。［132］波悉尼阿斯这样地评论一尊来山德出使奥林匹亚的雕像，他说每个人都会利用这些光荣的形象去赞美充满力量的伟大瞬间。撒米亚人曾经建造了一尊亚西比德的青铜雕像，作为献给他们的赫拉神庙（Heraion）的礼物；在羊河战役之后，他们把来山德的雕像送到了奥林匹亚，埃菲苏斯人把一尊来山德像、一尊埃特奥尼库斯（Eteonicus）像、一尊法拉克斯（Pharax）像和其他的几个名不见经传的斯巴达人像放进了阿尔忒弥斯神庙（Artemision）中；但是当科农在尼多斯（Cnidos）取得胜利之后，爱奥尼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一尊青铜的科农像和一尊提墨修斯像同时出现在赫拉神庙和阿尔忒弥斯神庙里。［133］
对于雅典的名人，他们早期的肖像是画出来而不是雕出来的，实际上画像在公元前5世纪更为普遍，出现在公共的壁画或者可能是由姊妹家奉献出来放在神龛里。像这样的画像在后来被大量地复制，甚至还经过缩小出现在书里面。
让我们再回到坟墓的问题上，集体的合葬墓（polyandria）不应该被忘记。在普拉提亚，分别有一个安葬斯巴达人、提格亚特人（Tegeates）、雅典人、麦加拉人和菲拉西亚人（Phliasians）的公墓。从那些并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为了他们的子孙也把他们的空的墓堆建造在那里的人们的故事中，可以想像到埋葬在这里所拥有的骄傲之情。这个故事至少可以说明在追求荣誉的事情上，运用狡猾和欺诈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与此类似的还有波悉尼阿斯厚颜无耻地在把他自己的名字作为惟一的捐献者刻写在了德尔斐的三脚桌上面，［134］就好像在波斯战争之后不同的国家、军队和领袖们都试图抢夺头功的无礼行径那样。说到集体墓中的纪念碑，我们知道喀罗尼亚的里昂（Lion）。在雕像上没有铭文，可能并不像波悉尼阿斯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运气比勇敢更加重要（9.40.5），更为可能的是，语言是多余的，或者是由于马其顿力量的不断增大，这样做太危险了。
关于社会生活的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关注。关于男性的同性恋问题我们可以把考察的范围集中在我们所拥有的主要文献，即色诺芬的《会饮篇》上面，在这篇普通的对话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些明确的判断。我们将转而讨论妇女的地位。与前一个世纪相比，这方面的记载似乎更少了，在雅典，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人们对于性的亲切感的最后迹象也已经消失了。在一些为妇女举行的特殊的节庆和神秘仪式上，她们在所有人的面前一字排开，这种风俗与她们在正常情况下所过的隐居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出现在泛雅典娜节的游行中，还出现在一些相当狂野的崇拜活动中；［135］但所有这些并不说明妇女得到了更大的尊重。奴隶也有他们独特的崇拜活动。所有那些属于赛会、诗歌、文学和整个戏剧的最好的和最高级的活动只为男子而存在。［136］高级的妓女是惟一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女性；她们能够参加宴会中的谈话；她们在与人为伴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智慧受到重视，而家中的女儿则由于其沉默和与众不同而受到尊敬。［137］
这对于家中的小姐也同样适用，对此，索福克利斯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保持沉默，女人，它是一个女人的首饰！”（《埃阿斯》，292）不仅她应该不愿开口——她的荣耀还包括不被别人提起。伯利克里的墓前演说的结论部分就有一段话非常坦白地提到了这个问题，非常接近于对雅典妇女地位问题的一篇官方声明。［138］演说家首先抚慰那些父母，接着是死者的兄弟和儿子们，最后是寡妇们（这似乎可以表明允许她们到场）；他说：“我也没有忘记妇人的美德，对这些寡妇，我要简短地说上几句该说的话：你们最大的荣耀在于，你们对你们的品格保持真诚，不论赞扬还是责备，应该让人们尽量少地提到你们。”这就是这个与阿斯帕西亚（他应该把她排除在外）为伴侣的男人的看法，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妇。［139］
人们对婚姻问题考虑得不多。在最严肃的讨论中，总是听到这样的论点：婚姻的存在与爱无关，当然也和性需要的满足无关，婚姻只是为了生育孩子以便在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的父母，［140］正如安提斯提尼总是说，正是从这些未来的孩子的角度考虑，在选择妇女的问题上一定要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应该是一个好的品种。［141］由此，我们或许会认为，合法的婚姻可能会在雅典全部消失，只是因为有这样的规定，那就是只有那些父母拥有公民地位的人，他们自己才能被认定是公民。在色诺芬的《经济论》（Oeconomicus）中，伊斯霍马库斯（Ischomachus）讲述了他是如何训练他年轻的妻子的，他对她所作出的结论在道德上是最好的，而且充满了真正的敬佩，任何一位丈夫都会受到感动：“如果你证明做得比我好的话，你就把我变成你的仆人吧。”（42）但这只是一个孤立的说法，其他的都是很苛刻的。作为一项法则，在妻子被迫深居闺房，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屈从的同时，男人们却可以与妓女和交际花鬼混；对此所发出的强烈的抱怨之声可以在阿里斯托芬的《地母节妇女》（785ff.）中听到。索福克利斯也对大量的妇女报以同情，指出快乐地从孩童时代长大成人的少女是如何被家中的神祇和她的父母赶出家门，卖出去，可能卖给陌生人和野蛮人，总之是卖给一个陌生的家庭，在新婚之夜之后，就必须对一切报以一种赞美的态度，或是要表现出喜欢她所看到的一切。［142］择偶本身就常常与一些令人厌恶的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例如，只要查出她们的父亲死的时候一贫如洗的话，新娘就会被无情地抛弃，不仅来山德的女儿，而且还有正义者阿里斯第德（Aristides the Just）的女儿们都遭到了这样的厄运。［143］在他的《论神秘仪式》的演说中，安多西得描述了挥霍者卡里阿斯三世的婚姻，他先是结婚，后来又离婚，接着又结婚，完全是随心所欲。［144］有人会说，卡里阿斯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堕落的男人；但是大量的对这个问题明确的论断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即使是最杰出的人也看不起妇女。不论珊提普（Xanthippe）的人品到底怎样，柏拉图对她与苏格拉底分手的描述提供了一个妇女必须承受的不被尊敬的间接证据。珊提普在苏格拉底身旁与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起放声痛哭，就像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做的那样，“现在你与你的朋友讲话，他们与你，最后一次，”他看了一眼克力同说：“唉，克力同，找一个人把她带回家吧，”她被带走了，大声地哭着和反抗着。而对斐多（Phaedo），苏格拉底表现得则完全不同，一个亲密的细节表现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暖意，他用熟悉的方式卷弄着斐多的头发。［145］即使柏拉图没有在场，他用的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却提供了一个正在发生的非常完美和可以接受的场景。关于妇女地位的间接证据还来自于这一事实，那就是在所有有记载的谈话中，几乎没有妇女；对话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男人，即使一些女性在场，也被当作她们完全不在来处理。伟大的例外是狄奥提玛，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提到过她；即使她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但这还是可以被看作是柏拉图的一种超乎寻常的宽宏大量的证据。［146］
只是在个别地方，在希腊世界的边缘，通过殖民地僭主的家庭或者波斯的封臣，妇女才能够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在国家事务中发生影响；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过昔兰尼的菲瑞提墨，还有哈利卡纳苏斯的阿尔忒弥西亚，由于她的反叛的性格而臭名昭著；后来，在萨拉米湾，她骑马到海边，把她自己的舰队的一只船拖下水救了她自己。后来，就是坚定的马尼亚（Mania），波斯封臣泽尼斯（Zenis）的寡妇，达尔达诺斯（Dardanos）的统治者；由于得到法纳巴祖斯（Pharnabazus）的宠幸，她继续接替他进行统治，甚至还率军打仗，但最后还是被一个女婿杀死了。［147］在希腊本土，妇女立下的战功还没有听说过；［148］然而，与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拥有其独特传统的斯巴达妇女或许能够让人们更多地听到她们的声音。
对妇女的普遍轻视的一个典型的后果就是人们对特洛伊战争是由一个妇女的不贞而引发的这一说法越来越产生怀疑。［149］然而，妇女的通奸行为并不能被看作是一件小事。在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玛克》（Andromache）中，佩琉斯嘲笑斯巴达妇女的运动会对女性道德上的破坏力，赫耳弥俄涅则不断进行着自我批评，对妻子不断受到其他妇女的来访对婚姻所造成的灾难大加抱怨（930ff.）。一方面出于贪婪，另一方面是为了在犯罪行为中找个伴儿，很多是出于粗俗的淫荡，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灾难的发生。实际上，一位生活在这种约束之下的妻子，如果允许她接纳任何一个她喜欢的妇女，包括时常来访的邻居，还是存在一定危险的。不论如何，那时和我们现在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不忠的妻子得不到一种对恋爱事件持宽容态度的公众舆论的宽恕——因为妇女在那时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通奸被认为与任何的偷窃行为是没什么不同的。通奸的妇女完全不被看作是有趣的，而必定是使她的丈夫和她已经拥有的所有孩子们丢脸的事情，但在那时却不会像今天那样对丈夫进行嘲笑，他可以用一种今天所不能想像的方式自由地为自己制造一起丑闻。［150］最后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剧院对通奸行为在心理上的解释和减缓其带来的痛苦并不关心。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神话中，赫淮斯托斯把所有的神灵都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述他的妻子和阿瑞斯是如何在帐篷里被捉奸在床的，他们却都嘲笑他，而不是嘲笑被抓的一对。
诗歌中对妇女的描述存在一个问题；很难决定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阿里斯托芬的三部关于妇女的喜剧（即《地母节妇女》、《吕西斯忒拉塔》和《公民大会妇女》）。我们完全不能想像，在我们的时代，如果看戏的完全是男人，尤其是在充满腐败气息的大城市里，观看喜剧会是什么效果。但是悲剧作家却必须得到认真的对待。尽管有人会说，如果诗人是一个非常投入的专业人士，而且对现实世界一无所知的话，诗歌文献对于文化史家来说就不会有什么价值，就像古代的史诗那样，在那里诗歌是一种大众意识的表达方式，在那里，人民倾听台词，受到劝诫，如果是上面讲的那样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诗歌的证据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价值。在这样的诗歌里所传达的只有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观念。
埃斯库罗斯的观点是十分苛刻的。在《欧墨尼德斯》（Eumenides，657ff.）一剧中，阿波罗坚持认为，只有父亲是孩子的家长，母亲只是一个保姆，雅典娜就没有母亲；在她的结束语中（734ff.），雅典娜与男人站在了一边。可能由于其可怕的氛围，厄忒俄克勒斯对一群痛哭的、狂乱的底比斯妇女发表的冷酷无情的演说是一个特例（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182ff.）；但是在《请愿者》中，当国王佩拉斯戈斯宣称，他绝对不能同意男人为妇女而流血的时候，的确给人一种超于寻常的冷酷印象（476f.）。我们很容易相信，在阿里斯托芬的《蛙》剧（1043ff.）中，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确实是事实，他说这个诗人（埃斯库罗斯）从未写过一幕爱情戏。
我们已经说过与《忒柔斯》（Tereus）残篇有关的话题，说到索福克利斯在说起妇女命运的时候能够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伤感的同情。但是如果不是神话强加给他的影响的话，他是否还能够创作出他的《安提格涅》和《厄勒克特拉》，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些神话包含着与他自己的时代非常不同的观念；看上去这样的角色似乎只能生活在舞台上，而不是现实生活中。
接着是欧里庇得斯。人们普遍认为，在他的悲剧中，他更喜欢从妇女这一方面寻找动因。在他的大多数戏剧中，他主要的兴趣集中在妇女身上，合唱队几乎总是由妇女组成；可以说，正是他把重点放在妇女身上赋予了他的作品以原创性和新的东西。是欧里庇得斯不能延续理想的英雄时代的脉络吗？或者是男性人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索福克利斯的埃阿斯、俄狄浦斯和赫拉克利斯是这些人物的最后一次出现吗？难道一个新题材的繁盛注定要替代神话成为灵感的源泉？如果神话必须改变和受到批判，就像欧里庇得斯常做的那样，那么男人将在大多数场合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而出现可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他创造的新的理想的男子形象就是希波吕托斯，对于他，他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伊翁就虚弱多了。另一方面，他的戏剧中充满了或者令人敬畏或者被理想化了的妇女的形象，从一开始一直到他的最后一部戏《酒神》，可能都贯穿了这种特点，与那些可怕的、咆哮着的妇女相对的是，每个人看上去都好像站在错误的一方。男性角色，他们对妇女有着惊人的观察力，有时倾向于赞成这样的观念，即诗人是一个厌恶女人的人，因为这些评论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称他为一个厌恶英雄的人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他对待很多英雄惊人的糟糕（例如，他对阿特里代兄弟几乎总是那样）；总的来说，他们代表了一些相当有争议的绝对权利或利益，而妇女则代表了自我牺牲或热情——实际上，并不经常代表爱，而是经常代表了复仇或与之类似的某种东西。［151］
在像《希波吕托斯》和《奥列斯特》这样的戏剧中，对于婚姻关系的危险，以及异乎寻常地倾向于做出邪恶和可怕的事情的妇女的本性，都受到了无情的公然斥责。［152］在这里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希波吕托斯的伟大演说（616ff.）；无需认为所有希腊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它还是足以证明希波吕托斯可以拥有这些观点，而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物，或者当然不会在人们的嘲讽和厌恶当中被赶下舞台。［153］他是以这样的慨叹开始他的演说的，他说妇女在人类的繁衍上是不可缺少的。［154］他说，现在父亲置备嫁妆把女儿嫁出去以消除他的不幸，但是丈夫却把这些有毒的香草高兴地带回家，照顾她，打扮她，作为这样做的回报，他必须在婚姻的约束下生活；或者是，他入赘到一个高贵的人家，（装作）满足地守着他的恶妻，或者是，他拥有一个好妻子和令人讨厌的亲家，既有快乐，也得吃苦。一个最幸运的丈夫是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一个毫无希望的傻妻子坐在家里，尽管她可能毫无用处：“我恨那些聪明的女人。我们的家中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有非分之想的女人；因为赛普丽思总是起到坏的作用，能够很快地使一个聪明的女人做出毫无节制的恶行来，而对于愚蠢无知的女人只要提防她由于缺乏智慧而做出的傻事就可以了。”在这些话中，希波吕托斯当然在表达那时的雅典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看法：一个受过教育的雅典人不能容忍一个聪明的女人，除非她是一个妓女。接下来的一段讲的是真正的雅典人，在说到保姆的时候他补充道，女仆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出妇女的闺房的；为了防止任何闲话传播，应该让既蛮横又不会说话的狗守住门口，这样的话家中的妇女才不会沉迷于策划恶行，就像她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而仆人往往会起到中介的作用。只要女人通过女仆还能够和外边的世界进行联系，雅典人便认为把她们关起来是没有用的。
在希波吕托斯身边站着的是可怕的人物淮德拉。在希波吕托斯用这一长篇大论拒绝了保姆的请求之后，淮德拉决定用她自己的死来满足塞浦里斯的要求，同时也保证了这将对希波吕托斯造成伤害，而不是让他取得胜利。通过决意自杀，她就可以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因为在肉体的意义上，她的爱并没有罪。［155］保姆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她是一个中间人，由于蔑视一切，坚持认为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她成为了她的女主人的罪行的辩护者。
在《伊翁》（398ff.）中，克瑞乌萨说，女人在通常情况下都会受到男人的憎恨和虐待。她也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人物，只要我们还记得，统治他人和释放激情的愿望应该被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允许的。理所当然的是，一个处在克瑞乌萨的境遇下的女人，她看到她的养子在她自己的房子里一天天长大成为比她还强有力的人物，她必然相信她有权走向极端；在这里，促使她下定决心杀死克苏托斯和伊翁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外部刺激来自于那位教师，他说（843ff.）她应该证明自己是一个女人。欧里庇得斯一定对这个处理尤为骄傲，还有那段谋杀的细节一一被决定下来的很长的轮流对白（985ff.），直到细致的下毒指令。即使在克瑞乌萨做出她的所有可怕的行径的情节上面，他还是成功地保持了戏剧的合理性。
除了克瑞乌萨和美狄亚，《奥列斯特》里的可怕的厄勒克特拉也在这个恐怖妇女的名单上面。在她的事情上，我们还是一定要小心，不要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欧里庇得斯在本意上并不想把体现在一位妇女身上的伟大或戏剧性的崇高与最恶毒的品性结合在一起。索福克利斯笔下的埃阿斯就是一个既可怕又崇高的人物，但却被认为完全值得同情；就像这三个女性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可怕的潜能正是他的暴戾性情的对应物。另一方面，这一理想与狡诈和狡猾并不能相容，而后者是欧里庇得斯所喜爱的一种性格特征，这在其他很多的例子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在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商谈中，她详细地提出了一个极为狡猾的计策，最终被他们采纳（《海伦》，1032ff.）。
与所有这些妇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非常高贵地牺牲了自我的女性形象：两个伊菲格涅亚，玛卡里亚（Macaria），波吕克塞娜（Polyxena），忒俄诺厄（Theonoe）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当然她们和索福克利斯笔下的安提格涅之间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她们都具有某种矫揉造作的特点。
现在让我们从诗歌想像当中的人物再回到雅典的现实生活，有必要对那个时代的名妓再多说几句。在较早的时期，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就由于她们的智慧和美貌而出了名，所以所有的希腊人都知道她们，在议事厅（leschê）中谈论她们，对她们进行比较。现在，名妓这样的人物处在了最显要的位置上，在公元前4世纪，这种类型的人当中产生了拉依丝（Lais）。正像我们所说过的，雅典人从名妓的身上并不是想得到普通的性关系；还有其他的妇女来满足这些要求（比如妓女［pornai］和小妾［pallachai］）。名妓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她的魅力在于机智的优雅，众所周知，这种类型的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伯利克里的朋友。对于她是如何到雅典的没有记载。据说她是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步泰格莉亚的后尘而出现的，泰格莉亚也是一个米利都人，像她一样，阿斯帕西亚也是不仅漂亮，而且聪明。在与她的合法妻子离异后，伯利克里大大方方地与阿斯帕西亚生活在一起，还和她生了一个孩子，继承了他的名字。人们相信，她对于撒米亚战争甚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是她把伯利克里训练成一位演说家的。［156］然而，人们还坚信，她还使很多女孩成为公共的妓女，［157］她不仅受到渎神（asebeia）的指控，而且还诱使很多自由妇女而非奴隶供伯利克里享乐。［158］是他的眼泪救了她，使她没有受到审判；但是在他死后她加入到吕西克里斯（Lysicles）的势力中。吕西克里斯是一个出身低贱的煽动家，又是她使他成为雅典最举足重轻的人物之一。为了向她表达敬意，年轻的居鲁士为他的儿子起名为米尔图·阿斯帕西亚（Milto Aspasia）。
还有很多关于阿斯帕西亚的说法，苏格拉底把自己称为是她的学生，即使其语气是带有讽刺性的，［159］我们很乐于相信这样的事情，那就是结了婚的男人把他们的妻子带去听她讲话，例如，根据西塞罗的说法，色诺芬曾经亲自前往聆听，可见她一定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人；［160］他们一定从阿斯帕西亚能够奉献的最好的事情上，也就是她的充满才华的谈话中获益匪浅。对于那些对她的指控，没有办法证实其有无。她所生活的整个社会太阴暗，太混乱了，就像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每出戏中所看到的那样。即使她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加以证明。［161］
不论如何，伯利克里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惟一一个在其生活中一个妇女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以至于影响他的所有行为的希腊人。其他的希腊人最多是偶尔与几个交际花有染罢了。用希腊人的观念来说，这种想法是非常陌生的，那就是认为一个男人要根据爱他的女人的类型来进行评判，或者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可以破坏他的生活。一个不快乐的婚姻固然能带来莫大的痛苦，但是对希腊人来说，持久的幸福却从未依赖于爱情和婚姻。［162］人们所经历的激情总是短暂的，只能带来一时的快感，多了就会被认为是一种疾病。［163］妻子完全不能在物质上对她的丈夫提出独占的要求，更不用说在情感上了；这种个体的权利只是在希腊的城邦中实现过，城邦就这样把男人关在里面。然而丈夫却可以坚决要求对妻子的独占，因为孩子必须是合法的，城邦在这一点上给了他支持。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男人并不会通过与女人谈恋爱而受到教育或者变得优雅。女人在家庭中是道德的守护者，但却不能决定一套社会“规则”的基调，（尽管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妇女也会责骂和抱怨男人），她对她的丈夫的声望没有什么影响力，对其他男人的影响就更小了。她在社会地位的事情上也是没有发言权的，最多她可以通过她的穿着来显示她丈夫的社会等级。这里没有一个由某一阶级的家庭组成的混合社会；宴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女儿们的婚姻全部听从父亲的安排，就像她们的妈妈那样，她们在这件事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尽管男人当然会找寻富有的新娘，或者是寡妇，但是没有女人可以无耻地勾引富有的年轻男人，没有调情，女孩子们没有受过任何追求男人的训练。整个“时尚”的概念在那时还不存在。服装的式样很少变化，或者只有缓慢的变化。首要的是妇女没有在炫耀她们的新衣服上展开竞赛，她们不能通过在男人堆中招摇过市来吸引男人。作为补偿，她们也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特的宗教性的服务，比如地母节（Thesmophoria），在那时，为了对神表示敬意，华丽的服饰才可以得到展示。
这种状况与精神上的反物质性劳作的态度结合在了一起。赚取钱财是为了首先建立一个家庭，接着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过日子，这种尽责任的观念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这种反物质性劳作的观念意味着一种低调的生活方式，只需要把儿子养大，尽量少地在城市和农场之间跑来跑去。［164］一个富有的男人不论如何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公益服务（leitourgiai）和演出费用（choregiae）的捐助制度的彻底盘剥，他是不能够负担得起家里的任何巨大开支的。
后期喜剧呈现出了恋爱关系所需要付出的东西：欲望以及在其受挫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嫉妒。完全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深度，在戏剧结束的时候这种东西似乎也就终结了。
对于社会性的活动，正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基础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宴饮，可以被描述成一种个人生活中最主要的消遣和放松。音乐和跳舞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娱乐方式，在这个时期开始在宴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需要简要的提及。在那里，有演奏笛子、竖琴（lyre）[4]和西塔拉琴（cithar）[5]的女子，舞者和名妓也会到场；我们无需详述各种各样的笑话、谜语和罚金，也不用说投掷骰子和赌博，仅仅是有名的泼酒游戏（kottabos）[6]就给了人们无穷的快乐。这是一种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必须用高超的技术把酒从一个容器倒到另外一个容器中。在这个过程中酒喷溅出来的式样被设定为一个谜题，尤其是一个与爱有关的问题，在这个好笑的游戏之后，一个客人可能会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坦白一个爱情故事。［165］在宴饮上奢侈的娱乐方式的不断增加可能要从举办宴会的时间和地点上进行解释。豪华的居所和服饰并不常见，没有人拥有超过基本需求的奴隶，除了监护人；没有四轮马车，养马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总之，“根据一个人的社会等级来生活”或是“要符合一个人的身份”这样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明确地表达过。因而，宴饮和名妓是惟一可以得到的奢侈品。［166］
所有的宴会都在私人的房子里举行，甚至一个有自尊的奴隶也不敢在小酒馆里吃饭。［167］除非所有的开销全由一个人承担，一般情况下每个客人各付各的一份（symbole），尽管总会有多出来的人，因为总有一些人不请自到，很快那些食客就开始蜂拥而至。对于这个时期的宴会的一般程序有着全面的记载。第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是洗手，接着桌子被搬进来，开始吃饭。之后，手需要再洗一次，接着举行奠酒仪式。［168］为了这个奠酒仪式，吹笛少女（可能是一些岁数较大的妇女，不见得是年轻的女孩）必须到场——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向这种好酒表示敬意，未经掺水的酒由刚刚戴上花环的客人们一一品尝——同时伴随着由全体参加宴会的人唱起的赞美诗。在这之后，吹笛手可能就被送走了，［169］接着宴会就开始被转移到“第二张桌子”上面，通常是在按照某个值班表或在用豆子抽签选举出来的一个主持人的指挥下进行。接着是往酒中兑水，加水的比例为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这些正确的比例在一首诗歌的残篇中作为欢乐氛围的保障被重点地强调过，因为如果这个规定被忽视，如果水的比例被减掉一半的话，［170］就会导致吵闹，甚至疯狂。关于酒和饮酒，诗人们有很多迷人的篇章，［171］但是由于通常情况下会喝很长时间，喝得很多，因此常常会说到醉酒，在狄俄倪索斯节上，这在通常情况下甚至是允许的。［172］宴饮主持人（symposiarch）规定可以在喝醉的情况下发誓（这在斯巴达是禁止的），还有一种对于喝酒的罚金制度；实际上，根据索福克利斯的一个残篇，还有某种有关喝酒的义务，这项义务并不比一个要忍受口渴的义务要好。一个诗人让一个角色说出了这个聪明的评论：“如果一个酩酊大醉的人来到宴会上的话，就不会有人喝多了。”希腊人总是对盛酒的器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它们形状多样，上面还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性图案和故事，从涅斯托尔的号角到提奥克里特的没有用过的木碗，应有尽有。所有令人愉快的东西都是圆的，像世界、太阳和月亮——桌子是圆的，蛋糕和酒杯也是圆的。这种说法是雅典尼乌斯的书中的一个人非常愉快地表达出来的，无疑是建立在一个旧有观念的基础上。后来的一则格言这样说：“把甜美的高脚酒杯给我，它是用泥土制造的，就像我一样；当我死后，我将再次躺倒在泥土中。”在这里，享受人生和对死亡的思考之间的联系被优美地表达了出来。［173］我们也许会想到，这些酒杯的形状与坟墓中的从未使用过的器皿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它们优美的形状，才被埋在地下，让死去的人一起带走。
谈话在唱歌和饮酒的带动下越来越活跃。唱歌包括三种：所有的客人一起唱，每个人轮着唱，最后是只有那些歌唱得最好的人来唱，每个人都坐在他的位子上唱。［174］由于这些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而是临时决定，这最后的一幕称为scholion（意思是“曲折前进”）。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更喜欢熟悉的老曲子，尽管一位旧喜剧诗人曾经抱怨说（显然是在宴会上），人们听到的是轻浮的内西普斯（Gnesippus）的歌曲，他专门为通奸的人写小夜曲，而不是斯特西鲁克斯（Stesichorus）、阿克曼（Alcman）和西蒙尼德的歌曲，他们已经过时了。［175］尽管在很晚的时候，在小狄俄倪索斯的圈子里，人们还在桌边演唱弗瑞尼库斯、斯特西克鲁斯和品达创作的赞美诗，但很快还是被那些专门演唱由僭主创作的歌曲的献媚者们取代了。［176］
餐桌上最主要的事情当然是谈话。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如此充满智慧的宴席。因为客人们都躺在他们的卧榻上，面对中心区域和其他人，一般来说谈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谈话并不只是针对碰巧坐在他旁边的人，也正是这个原因，毫无疑问他所说的话要让所有人都能听到。［177］正像在这里没有给两个人之间安静地传播闲话提供机会一样，在这里也完全避免了祝酒，这种活动总是在用餐的过程中进行，会加入一些豪言壮语，一个人会迫使所有人都要同他喝上一杯。这种谈话还完全排除了财富、地位和社会等级的影响；它拥有一种坦白，在关于生活的所有方面的讨论中都排斥了任何倾向性，同时也没有我们现代的谦卑，这就是希腊人的特点。每个人的语气都是轻松的，那些需要由“学术”词汇来表达的东西都由诡辩术来替代。我们一定要把所有这些谈话与一种非常明显的优雅联系在一起，它拥有一些与今天的此类活动相类似的一些规矩，但又有所不同；因为机智总是神赐予的一种恩惠，友好的举止当然非常受到希腊人的推崇。雅典人也提供了很多亚细亚和其他的希腊人的谈话中所没有的题目。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在世界的普遍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欧里庇得斯的很多长篇大论无疑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位诗人的受到欢迎大部分可能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美的不加修饰的语言表达出人们普遍相信的主题。而且，每个人都处在讨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的一种情绪当中，喜欢逗趣和嘲讽；但是，最好也要知道，由于其与政治游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宴饮活动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只要有可能，就会被人利用，成为宣传某种政治主张的接待室。
宴会为人们与杰出人士和名人的接触提供了便利，这一点早就被注意到并进行了描述。继伊翁之后，普鲁塔克（《客蒙传》，9）相当详细地描述了雅典的一次宴会，客蒙到场并描述了他所指挥的与波斯人的战役；伊翁还成为索福克利斯在桌边谈论开俄斯的素材，这篇谈话以一个男孩倒酒开始，接着就进行文学上的讨论，直到最后以一个吻结束（雅典尼乌斯，13.81）。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的文献中，我们所发现的关于宴饮的最多的描述出现在哀歌诗（后来浓缩成格言）中；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哲学对话承担了这个角色，最优秀的作家会运用宴饮达到这种效果，正是这一事实说明了人们是多么看重其作为精神生活的容器的价值。
柏拉图的这种类型的最重要的作品《会饮篇》，可能从始至终都出于一种非常自由的杜撰。里面的人物在现实中可能从未谋面，或者并没有全部出现在同一场合，他们所说的话几乎完全是柏拉图编造出来的。但是，即使它并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可也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因为它表明人们在思考些什么问题。这些聚在一起的人展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场景。其重要性还仅仅在于这样一种推断，那就是透过这样一篇代表雅典最高水平的思想火花的迸发，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处于严重政治危机的时代，还能有这样无与伦比的对话在任何私人的流言之外存在，在谈话中每个参加者能够对伟大的话题集中地表达普遍的看法，而且常常把这些观点用神话加以表达。这种对话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可能性正支持了瑞南（Renan）的看法，即历史上的动荡时期实际上对精神生活的活跃是有帮助的。
我只需简要地说一下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一些微妙的细节，比如，相互的恭维占据了波悉尼阿斯、埃瑞克西马库斯（Eryximachus）、阿里斯托芬和阿伽同的谈话的间歇部分。但是从基本的过程来看，我们必须记住，这次宴会并不完全是典型的。在赞美诗之后，当开始饮酒的时候，并没有选举出一位谈话的主持人；所有的客人都一致认为，每个人应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因为他们前一天的酒劲还没过去），所以他们马上就让吹笛少女退场了。接着，这场宴饮还有第二和第三个举动。首先是亚西比德带着无比喜悦的神情突然闯入，戴着一顶用常春藤和紫罗兰编制的稠密的花冠，上面还绑着缎带，带了一个吹笛手和几个令人喜欢的伙伴，接着，在他非同寻常的演说之后，突然又来了一群吵闹的朋友，进来就找他们的位子——不太清楚他们这样做的权利是不是由于阿伽同的胜利——于是场面开始变得喧闹，秩序转为混乱，每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另外，柏拉图的《会饮篇》还给了我们一种受过教育的雅典人所喜爱的那种类型的聚会的单方面的印象。色诺芬的《会饮篇》则向我们展现了更加真实的社会氛围，实际上是目前关于宴饮的最重要的文献，尽管事实上超越了所有规范的苏格拉底是这篇对话的灵魂人物和争论的焦点。通过这篇对话，读者可以得到一种真实可靠的记忆的印象，即使它把那些人半生的经历都集中在了一个晚上。与一种道德和谦逊组成的优雅同时存在于这篇对话中的就是人们可以公开表达亲密的情感和讨论其他人的爱情故事，窥探那些看上去十分惊人的轻率举动，当然也有其限度，这一令人惊讶的特征与现代社会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并不是一篇很好地展现出第一等级的社会组成，展现出其组成因素是如何保持均衡的文献。［178］虽然这次宴饮活动发生在一个富人家里，但作者可以任意地加入节目，其中，属于一个叙拉古人（他与一个吹笛少女共同演奏）的男孩和女孩被允许以一种非常适时的方式用舞蹈和笑剧打断人们的谈话。［179］还出现了一个职业的滑稽演员，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物，但看在其同伴的面子上，并不是完全多余的。他不请自来地加入到这些人当中，偷偷地进来，卡里阿斯还是允许他留下来，因为把他赶出去太不友好了；当看到没有人对他讲的笑话发笑的时候，他变得非常沮丧，开始哭泣，于是他们所有人又和蔼地安慰他，承诺他下一次一定笑，因而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多余的人。［180］
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会饮篇》可能都是展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宴会观念的文献，以一种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了普遍的观念和哲学上的争论，以及那些从根本上说值得人们去了解的东西。［181］这似乎就是欧里庇得斯把几篇独立的文章以这种形式拼合在一起的原因。即使在后来，在普鲁塔克和雅典尼乌斯那里，它发展成为一种学术论文的结构。很多成功的诗歌形式都包容了与它们完全不同的材质。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黄金时代的宴会的神圣光辉的一种反映罢了。
但是宴饮并不是社会交往的惟一形式；在阿戈拉（agorazein）闲逛是另外一种方式。［182］遇到坏的天气，当露天的广场不能去或者人们希望一种小规模的聚会的时候，人们就会在店铺里消磨时光和聊天——在雅典，这更适合于那些最靠近公共广场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都是由残疾人来经营——或许是一家鞋店，因为吕西阿斯就讲过鞋匠的笑话——在他的第二十四篇演说中他建议这些店铺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他自己为这样的指控进行辩护，即认为邪恶的阴谋都是在这些店铺里产生的，他的理由是宣称所有拥有店铺的商人都必须要接待来访者：“因为，你们所有的人，我的法官老爷，都是这些店铺的常客——比如香水店、理发店和皮匠店，偏爱着那些靠近市场的小店。”即使在那个时代理发师有着一种说话太多的坏名声，但有时也会以遇到了最健谈的顾客为托词。当一个理发师问阿齐劳斯国王，“国王，我该如何为您理发呢？”他的回答是：“不要说话。”
因而，社会交往性在希腊人中是与生俱来的；所有的事情都鼓励他们向那个方向发展，甚至还有国家的引导，那就是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总是有一群人到那里去，在那里进行谈话。完全的社会的动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拿阿里斯提普斯（他的一生跨越了公元前5世纪）来说，根据场合的不同，他就会穿着斗篷或者破衣烂衫前去，像亚西比德那样，可以让自己适应任何时间、地点的需要，扮演任何角色；当有人问他从哲学中学到了哪些东西的时候，他回答说，那就是充满自信地与任何人打成一片的能力（狄奥格尼斯·拉尔提乌斯，2.8.4）。地方的新的社交场所开始形成，这些都非常重要。某个人可能在刚刚提到的马其顿国王阿齐劳斯的宫廷中被认出来，阿齐劳斯在公元前413到公元前399年间在位。实际上，在官方的场合，希腊人听到他的名字时都会发抖，并保佑他们自己；但至少，在这样的宫廷，像欧里庇得斯、阿伽同、萨摩斯的克瑞鲁斯以及画家泽乌克西斯和提墨修斯这样的天才其真正的价值还是会受到重视；有人在那里会被狗而不会是被献媚者撕成碎片。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的开头所描述的雅典大家族。一个早晨，三个伟大的诡辩家受到了主人——又是卡里阿斯——和在场的其他人的异乎寻常的礼遇。［183］西庇阿斯承认，这个最幸运的家庭——这个位于希腊圣火所在的城市的家庭——有权期待（不仅对其自身也对其同胞），他们的谈话就应该在这里进行。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诡辩家。［184］在我看来，由于我们过于关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了，因而常常使我们处在一种悲剧式的庄重情绪当中。［185］在公元前5世纪，诡辩术实际上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从诡辩家们行为的公开性判断，它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在那时，三个分别来自于阿布得拉、刻俄斯（Ceos）和厄利斯的人，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伟大的列奥提尼亚人（Leontinian）［高尔吉亚］，在希腊旅行，在每个地方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尤其在雅典，声望超过了最重要的人物，［186］经常作为使者到访雅典，［187］并受到奖励，他们全方位地展示他们的个性，得到了很高的收入、地位和荣誉，以及城市的自由等等。［188］这种强有力的认同和反应足以表明，情况完全超出了柏拉图所准备接受的范围；公开的宣传活动自身——他选择出来用以显示诡辩家的不可理喻的一面——并不能说明什么。公开的宣传是很盛大的，只要从他们华美的服饰和高尔吉亚在德尔斐为自己建立的镀金雕像就可以想像得到。但是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定不要想得太严重；在一个没有报纸的时代，每个人必须做自己的公众宣传的媒介，不仅是诡辩家而且一些伟大的人物（首先是亚西比德），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当然都是一些粗俗的自吹自擂者，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所作所为的话。没有必要把他们想得比其他人好——这些诡辩家也不过就是希腊人；只不过他们在自己身上至少把以下三种东西一起展现出来了，只不过这个人多一些，那个人少一些：那就是思想（因为他们追求的也还是哲学，实际上是伦理学），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确定的知识以及演说术，他们确实得到了这种技术。
对他们的主要指控是，由于信奉一种“两面看”的信条，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宣扬一种对道德的漠然态度，因而助长了腐败。但是，主张这种原则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错误，那就是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找到相反的观点存在的理由，通过演说术使它们看上去同样地合情合理；这只不过表述了一个事实，让学生意识到，他应该对那些对他来说似乎是真实和正确的东西去问一个为什么。在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法律和道德的问题上比他们的对手柏拉图更需要有利的证据。诡辩家们非常著名的能够使弱者打赢官司的声名很明显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游戏罢了，他们坦白地说，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是与非的问题；于是这就被解释成他们对道德真的是漠不关心，如果他们被一个法庭指定为律师来为一桩犯罪事件进行辩护的话，肯定是一派胡言。所有的希腊人都将被这些人腐化的说法完全是不可信的；这个民族需要责备的恰恰只是其自身，在高尔吉亚登上舞台之前，他们已经沉迷于雄辩之中，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在日常的谈话中雅典人尤其是好的律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雅典一直存在着好的谈话者和好的听众。悲剧就呈现出了一幅这样的画面，从一定背景下的演说和回答（其中，激动人心的戏剧表达的强烈的不合理性经常要服从于对原因的修辞上的正确表达）到充满激情的警句（monostichs）的胜利，应有尽有。实际上，可以试着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的那种雄辩的口才中找出诡辩家的直接影响，但这当中的大部分也一定出自雅典；［189］这也并不会消除我们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过于精致的演说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害的（参看《希波吕托斯》，486f.）。
权力掌握在强者手中的信条也存在于那个时代的雅典，不多不少恰恰就是现实状况的一种表述，斯宾诺莎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通过武力或者雄辩而在国家中获得权力的人的确（就像色拉叙马霍斯和卡利克里斯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所说的那样）根据自己的要求、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法律；在这样的国家，他的命令就是真正的法律，凡是违背他意志的东西都被称为违法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法律自然只不过是一己之见和达成的某种协议罢了；然而，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并不等于赞成它们。如果诡辩家受到这样的指控，即鼓励“个人主义的骄傲反对道德和国家的一般性原则”，那么也应该问一问，最著名的雅典人在很久以前，在没有诡辩术的帮助下，就从来没有起而反对过那些一般性的原则吗？不是有一个泰米斯托克里，下定决心拒绝接受所有可行的办法吗？所有最重要的人物中就没有一个主观主义者吗？要把雅典人想成是小孩子吗？在这种革命性的倾向上非要等到这些新来者来教育他们吗？在诡辩家们对大众宗教的怀疑态度上面也是如此。“对于神灵，我不能了解到他们是否存在，因为很多事情阻碍着我的探究；万物无常，人生苦短”——这些话据说是出自于普罗泰戈拉之口，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大多数雅典委托人都持有这种对神的看法，而且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得出的这个看法。
如果诡辩家并不存在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别人来做，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所固有的东西；他们创造了一种说话的艺术，一种能够赞成或反对任何事情和所有事情的艺术，因而，他们只不过为雅典人带来一件他们最想要的礼物。与此同时，他们是伟大的即席流利演说的大师，因此，西庇阿斯自夸说每次在讲任何题目的时候都能够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像高尔吉亚——如果流传下来的记载可靠的话——他向人们保证能够当场回答任何问题。［190］高尔吉亚的这种语言表达上的流畅正好与讲话方式上的非凡的优雅相匹配，正是通过他的句子结构的对称，通过对准确表述的关注（普罗狄库斯尤其以这种能力而闻名），再加上谙熟能够打动法官和公民大会的所有的表达方式，使他获得了这种讲话方式上的优雅。［191］在高尔吉亚开创了这一方法之后，很快就掀起了对修辞学进行研究的热潮。［192］演讲比赛开始举行；虚构的案例被用作练习，由普通的格言编成的集子在各个地方出现（loci communes）；辞藻华丽的演说被创造出来，除了高尔吉亚的演说之外，最伟大的例子就是普罗狄库斯所做的“赫拉克利斯走上歧路”的演说。［193］第一本关于口才的教科书也在这个圈里诞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高尔吉亚和安提丰作为演讲者出现在了德尔斐和奥林匹亚的节庆活动上，呼吁希腊人团结一致，对蛮族发动战争；西庇阿斯也在奥林匹亚“把希腊人挂在他的嘴边上”，发表了大量技艺高超的演说；伟大的赛会举办地在诡辩术的身上一定又看到了其所有的光芒。
就像希腊人给罗马人带来的其他好处那样，维吉尔也为视觉艺术、雄辩术（orabunt causas melius）和天文学重新起了名字。在这些中，天文学是给予整个世界的一个实际的好处，而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的财富。非常幸运的是，幸存下来的艺术品见证了希腊的精神；因为，在艺术领域之外，修辞学从公元前400年起就在希腊人的普遍的天赋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目的是为了削弱表达的自发性。在公共生活中，就像今天的新闻报刊一样，它大部分成为了做坏事的工具；它粉饰并弱化了诗歌和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哲学家也是半个真正的修辞学家。这总的来说是诡辩术的产物，而诡辩术则基本上来源于修辞。整个的古代世界都把这些归结在诡辩家的名下，即使他们最伟大的反对者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包括柏拉图，他的作品也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如果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远的距离来观察的话，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去看待。在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当人们的才能和能量被广泛分配的时候，如果公共的环境不加以干扰的话，社会就必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他们极力去发展这些才能的话，变化就会更加明显。［194］一个强有力的媒介形成了，自身发展起一种力量，成为了普通人以及那些其才能和地位允许他们利用这一力量的人们的手中的一种武器。这时候，即使拥有极高的天赋和特权的人也不得不利用这种媒介以获取各种各样的听众；后来的人们赞同伊壁鸠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完全放弃了对修辞学的任何依赖。尽管这个过渡时期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新的媒介和旧有思想的力量——依然完好无损地存在着——一起在发挥着作用，就像修昔底德和伊壁鸠鲁的身上所表现出的那样。
希腊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修辞学是应该受到怀疑的。
你的话语是勇敢的；然而，我从未听说过
一个杰出的人能够天衣无缝地说出所有的事情
索福克利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对克瑞翁这样说（《俄狄浦斯在克罗努斯》，806—807）；罗马人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胜利并不总是依靠雄辩获得的。
在那时，诡辩术就与哲学存在着很多的联系。的确，它为真正的哲学家所厌恶，他们的厌恶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几乎成了少数。琉善（《逃亡者》［Fugitives］，10）代表哲学说道，“我不知道这个物种是如何在我的身边成长起来的，一个就像马人那样的混血儿，摇摆于饶舌和哲学之间。”但是，哲学家们还是禁不住要从一个侧面端详一下这些诡辩家们，他们当然都非常熟悉不同学派的最重要的那些信条，的确完全有能力在某个单个的学科上进行系统的讲授。很明显，除了所有的诡辩术之外，普罗泰戈拉还教授实践智慧和道德，他完全有可能开设一门关于伦理学的严肃的课程，就像很多其他的诡辩家把他们自己投身于教育一样，为此他们必须真正地拥有某些专门的知识。［195］可能他们的辩证法与哲学家的很接近，而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体育比赛；即使任何有知识的希腊人都会时常地使用一下他们臭名昭著的逻辑陷阱，这不过就是一种传授逻辑知识的好方法，在有些时候也被爱利亚学派和麦加拉学派使用。尽管，他们所谓的哲学出发点就是，没有诸如真理和普遍有效的看法这样的东西，没有知识，只有想像，但其本身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他们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感知证明抱有怀疑态度的先驱；尽管对于这种感知的主观性的确信，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已经预见到了。
不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总的来看，诡辩家们没有在他们的哲学中装作反观精神自身的样子，去让“人们变得更好”。尽管普罗泰戈拉学派触及了这个领域，他们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专业化的知识和实际应用的成效上——这是可以教授的——而不是放在使人们更相信上面。在这个方面，他们成为了一种突然间有了很大需求的训练的完全不可缺少的指导者，但又很少有系统的研究和充足的书本知识作为支撑，尽管同时代的人说起它的时候，与其说是一种普遍为人们所知的和完全接受的东西，不如说是从前的一种比较弱小的事物的增强。
他们所关心的是很多关于经商和手艺的知识。据说西庇阿斯是大部分手艺中最有智慧的一个，据说他到奥林匹克去的时候坐的是一辆完全用他自己的双手制造出来的四轮马车［196］（这至少可以说明，他对于技术性劳作的指责毫无畏惧），这表明，对多才多艺的追求只是在一个生活相对简单的时代才是可能的，它是与一种较早的但已经很发达的文明精神相契合的，他不仅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polyhistor），而且还拥有多方面的才能。正是这个人在他的“演说”中涵盖了几何学、天文学、音乐、格律学，还有诗歌和雕塑；［197］在拉西戴梦，因为崇尚力量的拉西戴梦人喜欢这样的题目，他就讲政府的体制，讲殖民和国家经营的企业；他的知识被认为包含了所有的考古方法所能够提供解释的内容，据说他甚至还写过关于人们的姓名的文章。［198］柏拉图告诉我们，普罗泰戈拉还教授过管理艺术，既包括本地，也包括整个民族，其中他说出了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可能拥有比柏拉图所记载的内容多得多的有趣的话题。［199］非常遗憾的是，诡辩家所拥有的和传播的这个方面的经验很少流传下来，尤其是关于建城、政体、制度和经济情况的可以进行比较的知识。修昔底德可能就在诡辩家的指导下研究过这些问题，这个事实说明了他们的思想的丰富性。［200］他们还进行过语法和科学的研究，古代诗歌的解释，法理学和军事理论，建立了形式逻辑的基础。由于他们是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的专家，所以他们的教学不但非常有用，而且和大多数哲学家所讲的内容相比也更为有趣，因而很明显的是，诡辩家们所提供的正是当时出现的“教育热”所需要的东西。它与这样一种教学实践的目标完全合拍，西庇阿斯创造出一种记忆术，一种能够巩固学生所学知识的方法。这种记忆术在当时书本相对缺少的情况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这些东奔西跑的老师和别人一样需要这种东西，因为他必须把他的知识随身携带。除了内容之外，一种听者也必须要学会的用于交流的好的修辞形式尤其具有吸引力——例如在高尔吉亚或发表于公众场合或发表于私人场合的演说中就展示了这一点。有了所有这些，诡辩家们的成功，尤其是得到富有的和贵族年轻人的欢迎，［201］就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还有他们应得的高额费用，付给他们的原因当然也并不是在于他们的逻辑陷阱和狡猾的修辞诡计。［202］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所有的知识都抱着一种讽刺的和苦行的态度。
现在，诡辩家们独特的命运恰巧成为伟大的讲笑话者阿里斯托芬的最好的题材，在他的《云》剧中，他对他们进行了最坏的嘲讽，同时还有阿纳克萨格拉的关于天体现象的讨论和他对整个旧的奥林匹斯众神的否认，他用了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对这些看法进行推敲，并把诡辩家们最主要的敌人（苏格拉底）树立起来作为所有这些看法的主要的代言人。［203］以这种方式，他把雅典俗人的所有可能有的偏见与自己所有不喜欢的事情结合起来（而且，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更加缺乏诗意的灵感），形成了一幅合成的讽刺画，这幅画只有一部分是符合实际的，［204］但没有一件是完全属实的。这幅讽刺画公开地演示了诡辩家们所教授的实用知识，其中当然有一些要素会给我们留下一种欺骗的印象。不论如何，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教人说谎的教师，就像这幅画中所表现的那样；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在把阿里斯托芬仓促编造的、素描式的作品及其对事实的傲慢态度当作一种历史资料来使用的时候要多么地谨慎。另一方面，雅典人不仅已经被从诡辩家们的学校出来的年轻人表现出的傲慢无礼激怒了，而且还感到了来自于一些真正危险的个人的威胁，比如克里底亚，他经常出没于诡辩家的圈子。对于完全建立在教育平等的基础上的希腊国家，任何一种教育标准的提出都不可避免地在公民中造成新的不平等，这很难说就是诡辩家们的错误；这种不平等立即就会被人利用成为获取更大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诡辩家们的话题又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自从他们出现以后开始的对神话普遍的拒斥；恕我直言，这真的不算什么罪责。到了公元前4世纪，神话似乎已经消亡了，除了在视觉艺术上；曾经滋养它的史诗和悲剧尽管仍然富有创造力，但已经失去了它们从前的力量，所以只有在亚历山大里亚，才能够发生一场神话的复兴。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在旧喜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神灵的不够虔敬的态度，还在于支配了公元前5世纪最后一代人的明确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方式，这种方式被诸如修昔底德，尤其是伯利克里这样的人表达了出来。哲学本身基本上就是颠覆神话的产物；但是对当时的雅典来说，重要的是由于解释自然，尤其是解释天体现象的新的方式的出现而导致了所有的“对神灵的敬畏”（deisidaimonia）在日常生活中的丧失（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在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当中发生的）。与狄亚格拉斯相比，这种变化与阿纳克萨格拉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教学把神性从整个的自然中赶走了。阿纳克萨格拉对伯利克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普鲁塔克所言，他在他的心中灌满了气象学和高深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演说总是用生理学来渲染，就像用一种染料来渲染那样。［205］德摩斯提尼提醒雅典人说，当皮提亚站在腓力一边的时候，伯利克里曾经认为依赖于神谕（chresmoi）是一场多么怯懦的骗局呀，他更喜欢依靠理性和反思（普鲁塔克，《德摩斯提尼传》，20）。在这件事上，诗人站在了政治家这一边；欧里庇得斯常常去更正神话，因而提供了“神话理解方式的衰落”的证据。例如，这种做法就曾出现在他的《厄拉克特拉》（508ff.）当中反对埃斯库罗斯的论辩中；在这同一出戏中阿尔果斯妇女组成的合唱队公开地解释说（737ff.），她们自己并不相信这样的故事，即在提耶斯泰斯的宴会之后，宙斯改变了太阳和星星的轨道——“但是这些可怕的故事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因为它们提高了上天神圣力量的荣耀”——最多可以说，这样的信仰对普通人还是有好处的。因而，阿里斯托芬也在一个段落中（《地母节妇女》，450ff.）驳斥他的对手对神的否定，在另一个地方则取笑了他和他的宇宙起源论；在《蛙》剧（893ff.）中，在哈得斯的赛会开始之前，他让他请求帮助，不是来自于神灵的帮助，而是来自于空气、他的舌头、傲慢无礼和他自己的能发出鼻音的鼻子的帮助。
色诺芬告诉我们（《回忆录》，4.7.6ff.），苏格拉底曾经警告过阿纳克萨格拉不要过分地渴望知识，并试图驳斥他的关于太阳的理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他也曾经驳斥过有人说他对与阿纳克萨格拉串通一气的指控。关于苏格拉底和神话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出自《斐德罗篇》（Phaedrus，229ff.），当中他和斐德罗正在讨论波瑞阿斯到底是在哪里把林间仙女俄瑞提伊亚抢走的。“你认为这个神话是真实的吗？”斐德罗问道，苏格拉底回答说：
就像智者一样，我也怀疑其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那么我会（以一种非荷马的论述方式）说，是北风从附近的山崖绑架了她，当她死了以后，人们就说她是被波瑞阿斯抓走的……我认为这样的探究是很微妙的，但是作为一个充满嫉妒和并不很幸运的人的作品，只是因为他在那时必须提供一个关于马人在那之后是吐火怪兽的真实解释。在他们之后还有一大群丑陋的女人和带翅膀的
马或者其他很多传说中最奇怪的东西。如果任何一个不相信它们的人试图根据可能性的法则对此做出全面的解释，他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因为他的理解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没有这个功夫，原因是：我甚至不了解我自己，就像德尔斐神谕所要求的那样，因此去迷惑于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是荒谬的。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放在那里，接受关于它们的普遍接受的看法；我对反省我自己更感兴趣，去认识一下我是否是一种野兽，还是一种本性分享了神性的温顺的生物……
在这个时期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是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一种普遍的肆无忌惮，一种对自私和贪婪的目标的孜孜以求，一种对神灵或者非神灵的彻底的冷漠，可能都是普遍出现的而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现象。［206］但到了更加虚弱的时候，这些反叛的因素就会故态复萌而成为“对神灵的敬畏”。由狄亚格拉斯、阿纳克萨格拉和其他的一些人提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哲学解释，完全没有考虑神的统治，冒着危险被公布出来，通常会成为被控告犯有渎神罪（asebeia）的目标。这些审判与对神的最小化的信仰相一致，这种最小化在古代一直是经常出现的，甚至到了最晚近的时代。欧里庇得斯敢于表明，神灵们只能比他们在荷马中的表现更坏，而不是更好，在早期和中期的喜剧中可以把他们在泥里面拖着走——但是否认他们的存在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的嫉妒和复仇一直是令人敬畏的，至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在任何的灾难中，人们“不能确定”一些神灵的怨愤是否就是灾难发生的原因。即使人们对神的信仰和敬畏是如此的微弱，个人和国家还是遵守一定程度的虔敬（eusebeia）要更加安全一些；只要其中有了一定的责任，每个人就变得十分谨慎。在任何时期只要存在某种宗教情感，并与这种谨慎结合起来，就会再一次宣布神的统治地位。另外，希腊的神并不是伦理上的楷模和原初的准则，而是人类激情的化身，从来就不是神圣的，从未比命运更有力量；因而，对他们的信仰并不会搅扰普通人的良心，能够与对享乐的热爱相安无事。所以，为什么要废除他们呢？从另外的方面看，宗教崇拜与整个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充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它与节庆活动的密切联系，这些也都足以保护它。除此之外，人们对死后生活的关注与日俱增，尽管宗教的信仰在放松；下层社会“对神灵的敬畏”则方兴未艾。然而，在一般的哲学家中，信仰上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无神论，而是一种与一神论非常相似的东西。
总之，透过这些迹象，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00年或者公元前415年所有的希腊国家在文化的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内在转变。当然，基本的情形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希波战争之后，人们看问题的视野发生了变化，民主制度开始在政治结构上占据统治地位，个人变得灵活而现实，但还存在这些个人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所有地方都爆发出来，反思和理性压倒了简单的履行义务。哲学承担了用其自身的方法来解释宇宙和人类的任务；社会生活的组织无疑到达了其最完备的阶段。然而，道德却由于国家——其最重要的支柱——的不稳定而受到动摇；不仅道德松弛了，而且应该受到谴责的自私自利也被解放了出来。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一次诗歌的勃兴；形成了那些诗歌最后的伟大形式——最广泛意义上的合唱表演，悲剧，旧喜剧，讽刺短诗——其中充满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公元前4世纪与前一个时期相比看上去更加没有生气；尚未形成的新形式不过是一些遗漏的东西罢了——那就是中期和晚期喜剧——这些在公元前4世纪用旧有的形式创造出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绘画和雕塑则完全不同，其崇高的成就都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才取得的，所以在公元前4世纪，仍然有机会创作出迷人的可爱之作，这是一种完全在精神性的激发下而进行创作的艺术。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希腊的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走向了衰落，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希腊人中普遍盛行的一种情绪，由于希波战争，他们意识到了自身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单个的城邦或者党派中，这与他们是在战争中奋力抵抗，还是向波斯人屈服没有关系），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他们更加倾向于一种肆无忌惮的生活。从那时开始，争夺霸权的斗争开始了，这以前只是斯巴达的特征。其动力来自于民主制度，现在民主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那些征服了其他地区的人们，或者劝说他们自己去征服的人们，现在致力于巩固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国内事务的动荡不安当然也会在外部事务上表现为暴力的行动。在应用于所有事务上的新的准则的作用下，没有人感到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希波战争中感到太有力了。野心和虚荣心不再通过宣布和庆贺赛会的胜利来获得；现在有了一种直接的不言自明的外部需要，那就是对抗其他的城邦，对抗其他的那些很容易被激怒的集团，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可以毁灭它们，如果它们不能对自身造成损害或者没有能力复仇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所有那些曾经受人尊敬的东西现在都一钱不值了——城市中的神话、圣地以及在赛会上出名——政客的权力就成了最后的总结。在希腊和西西里，从那时开始，整个公元前5世纪没干别的，就是在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做准备，那些屈从者集结在两个行驶指挥权的城邦的旗下，比一比谁的力量更大。从前的城邦倾向于独立，它们现在则被迫加入同盟和屈从于霸权。从前城邦也曾有过暂时的联合，他们曾经打败薛西斯和玛多尼乌斯；现在它们则成为内部和外部普遍动荡不安的牺牲品。这种不安最终必然导致这场民族内部的战争，这就意味着如果波斯人战术得当的话，必然能够占领希腊。
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的可怕的战争法则虽然一直存在，但只是到了现在它才被系统地和可怖地运用到实际当中。斩草除根，把俘虏卖为奴隶，使庄稼荒掉，焦土政策和蹂躏成为家常便饭。野心并没有受到力量削弱的妨碍，其证明就是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冒险活动，当时他们随时都受到战争再次爆发的威胁。作为其冷酷无情和破坏性的回报，雅典应该受到彻底的毁灭。
对于所有这些对民族性格的影响，修昔底德是我们的权威。在第三卷的一个有名的部分里，他把深入骨髓的腐败和施加在科西拉的恐怖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描述，因为革命在那里是第一次发生，所以给人以非常可怕的印象。后来，城邦中的民主派都成为亲雅典的，寡头派则都成为亲斯巴达的，“整个的希腊民族都陷入了骚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识到在战争期间进行革命要比在和平年代容易得多，因为在战争中那些想推翻政府的人可以得到外国的援助。在和平时期，国家和个人一样倾向于一种温和的行动，因为他们没有遭受匮乏；战争夺取了他们的收入和享乐，在这个暴虐的教师（biaios didaskalos）的指导下，他们开始变坏。但是后来，党派开始分裂，随着过去的暴行被发现，人们都变得更加好斗、满怀仇恨并伺机报复。修昔底德还说到了词义的变化，列举了新产生的全部的政治行话，尤其是在小集团（hetaireia）中使用的行话。在这里，我们无意当中看到了像这样的政治小集团的破坏作用，不仅对国家和道德，而且对所有社会生活的破坏作用。除了由于属于某个集团而导致的智力水平的降低之外，他们还使在一个体面的客观层次上的任何知识的交流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情形不仅是对于某个特殊的夜晚来说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中了毒。所有的人都应该由于把他的整个生命都花在与最糟糕的人为伴上面而受到谴责，是阴谋把他们绑在了一起。
修昔底德在解释犯罪中同伙的相互信任的问题上走得更远。［207］人们发誓要同甘共苦，但只有在万不得已和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信守他们的诺言；更为残忍的发展是，人们发现通过滥用他们的信任（也就是在这以前装作是他们的朋友）对他们的不加防备的对手实施报复不仅更加安全，而且更为有趣。通过欺骗的手段占据上风显示了他们的聪明；他们宁愿以邪恶和狡猾出名，而不愿以善良和容易受骗出名，他们完全可以置好的名声于不顾，两个派系可以在他们的争斗中使用任何手段和所有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修昔底德始终是非常诚恳的）。通过非法投票或使用武力获得权力之后，他们又用对抗他们的敌人的办法来安抚当时的不满情绪。人们对那些观点趋向于温和的公民有一种特殊的仇视：他们受到迫害，或者是因为他们保持中立，或者是出于对他们诚实的嫉妒。邪恶的想法十分盛行，作为一种高贵品质之标志的简朴则受到嘲笑和鄙视。到处都是仇恨和坏的信仰；没有一句神圣的话是安全的，没有一个神圣的誓言得到尊重：自我的利益是惟一的当务之急；那些爬到高位的最坏的人，由于害怕他们可能在论辩或者阴谋中受到蒙骗，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在他们的更加通情达理的对手完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去摧毁他们。
修昔底德的作品中这些不朽的篇章向我们展示了所有的党派中普遍存在的可怕的道德沦丧，既有可怕的冲突，也有冷酷的、非人的算计。审慎被遗忘了，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利于波斯人了，亚西比德鼓励他们双方继续进行疯狂的争斗；这也是波斯人所遵循的最简便易行的策略。［208］在靠不住的尼西阿斯的和平（公元前421年）期间，当时一切都陷入混乱当中，落后的少数民族也开始寻找机会进行劫掠（这种发展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即埃托利亚同盟形成之后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威胁）：多罗皮亚人（Dolopians）、埃尼亚人、马利亚人（Malians）进攻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的特拉齐尼亚（Trachinia），打了一个胜仗，包围了这座城市，后来却被底比斯人的一支小分队就给赶跑了。［209］双方都下定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有人会认为修昔底德所说的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话还是通过欧里庇得斯的厄忒俄克勒斯在《腓尼基妇女中以及他的克瑞乌萨在《伊翁》（Ion）中所说的话而得到了证实。在这里，我们再次认识到，追求权力的人要保持住其统治地位需要冒多么大的风险。
诗人们还透露出很多的事情。例如，尽管掠夺性的共产主义首先出现在波里比阿的时代，但是迫切要求普遍的财产平等的基本想法一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可以找到一篇长篇大论，声称生活中如果只有穷人的话就过不下去了，普遍的康乐需要富人和穷人的一种混合，因为他们是相互依靠的。［210］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埃斯库罗斯在《七将攻忒拜》中仍然非常令人信服地说出来的那种简单的爱国主义现在在欧里庇得斯那里却行不通了。这一点在厄瑞克透斯的一次长篇大论中展示出来，当时他受到欧摩尔波斯和色雷斯人的威胁，在他的高贵的心灵的误导之下，想为了他的国家而牺牲他的女儿。［211］在另外一个残篇中，这同一位诗人说到，人们现在开始认识到，习俗比法律好，因为没有一个演说家能够歪曲习俗；而法律却可以在演说中被滥用和破坏。［212］
作为一位道德的护卫者，阿里斯托芬的语气可能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在所有的文献中，没有哪一篇能够与《云》（961ff.）剧中的关于正义之词和非正义之词的对话相媲美。可以认为，双方的发言作为老年和年青一代的雅典人的写照，一定都得到了大多数雅典人的认同；听众也默默地认可了诗人所必须要大声疾呼的事情。在《蛙》剧中，阿里斯托芬借埃斯库罗斯之口说，目前的一代人在公民的义务面前都成为了逃避者，粗俗，不诚实，卑鄙（请记住这正是在羊河战役之前）；从欧里庇得斯开始，他们爱上了高谈阔论，它使体育学校（palaiestrai）变得空空荡荡，导致了国家的船只上水手的哗变；这个城市充满了作假者和轻佻的装腔作势的人，但是他们很少参加锻炼，以至于在游行中竟然没有人有力气举火炬。在这里和那里，政府都受到腐败的谴责；［213］人们还谈到普遍出现的一群坏家伙，在从国库那里盗用的钱财的支持下，逃避军役，甚至到处坑蒙拐骗（《地母节妇女》，811ff.）——尽管在这出戏中倒是妇女的卑鄙和堕落表现得更为严重。她们的不贞，以私生子冒充正统等等，作为经常发生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还说到丈夫们日益增长的怀疑（可能并不很夸张），欧里庇得斯被当作这种情形的原因而受到责备。［214］在《财神》（Plutus）中，坏人的好运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确凿无疑的事情被摆了出来；卡里翁（Carion）和他的主人克瑞密罗斯（Chremylus）都是很坏的人，他们冷酷无情地谈到，欺骗在这个世界上是得以生存下去的惟一的方式。
旧喜剧本身就是雅典社会生活危机的一种现实反映，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它本身就证明了雅典正在永久性地陷入一桩惊人的丑闻当中，这桩丑闻一定会像一场风暴一样爆发出来，不仅在狄俄倪索斯节上，而且会长此以往。［215］作为文化史的材料，喜剧是不可缺少的，诗人直接说出来的那些细枝末节（parabases）尤其具有文献上的重要价值；阿里斯托芬在说到某个个人的时候可能是完全的诽谤，但是当他描述普遍的行为举止的时候，却只能说那是些每个人都知道并且可以认同的事情。［216］
亚里士多德记载，柏拉图曾经对一个叫阿齐庇乌斯（Archibius）的人说，成为一个邪恶的人（poneros）在雅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217］这会使我们想起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意大利。不论如何，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假定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一些人物确实惊人地证明了雅典社会生活的危机。在他的《理想国》（2.365）的一个段落里，柏拉图把人生在世时能够得到神圣回报的旧信仰与关于把人死之后能够继续享受感观上的快乐作为神圣回报的新观念放在了一起。他从人类普遍地倾向于邪恶，从好人受苦，而恶人在这个世界上却能获得胜利开始讲起，因为他们很富有，就能够胜过正义，即使在宗教仪式上，也可以通过祭祀和奉献供品而骗过神灵。接着讲到年轻人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他们被告知，神灵给坏人带来好运，给好人带来厄运，他们会受到套话和咒语的左右；接着，一个年轻人就下了结论：“那么我会装作有道德的样子，但行动起来却要阴险狡诈。”为了避免被人揭穿，秘密的社团和俱乐部是非常有用的。接着就出现了专门教人在公民大会和法庭上发表演说的教师；如果把这种劝说方式与强力结合起来，我们就更厉害了。希腊人告诉我们，神灵既不能欺骗也不能强迫；如果他们全然存在，关心世间一切的生活，我们也只能通过传说和神谱的诗歌了解这一点；我们通过这些诗歌还了解到，神灵还会为献祭、安抚性的许愿和进贡礼物所动摇。所以，我们可以在犯罪的同时进行献祭；诚实仅仅使我们能够免于神的惩罚，但却会剥夺我们由欺骗得来的利益；如果我们不诚实，我们就能够获得利益，然后再通过恳求神的宽恕而逃避惩罚。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受到威胁要在阴间受到惩罚，就可以求助于神圣的仪式和神的救赎，就像我们从最伟大的城邦和神的儿子们——他们已经变成了诗人和预言家——那里了解到的那样。
第二段（6.492）是关于民众领袖的。在所有类型的集会中——民众大会，陪审法庭，剧院或者军营——民众领袖们用着最大的噪声和最狂野的夸张支持或者反对人们所说的话或者所做的事情，以至于石头和城墙也把赞扬或者指责的声音变得更大了。那么年轻人怎样看待这些呢？什么样的教育能够帮助他们对抗这种压力，或者使他们免于卷入当前的党派情绪当中，直到他们同意并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人？此外，那些被民众领袖称为诡辩家的惟利是图的人——被他们当作对手——的教导从根本上讲与那些在公民大会上传播的大众观点没有什么不同，却被称为智慧（sophia）。他们致力于研究的是一只巨大而强壮的野兽的所有激情和欲求——如何接近和操纵它，什么使它发怒或者温顺，什么样的语气可以安抚它或者激怒它。研究的结果被当作一种技艺（techne）来传授，完全不管什么真正的优美还是丑陋，好的还是坏的，所有的内容都根据巨兽的脾气来分类；凡是它喜欢的就是好的，对它有所伤害的就是坏的。［218］然而，一个年轻的、聪明的、充满活力的人出现了，带着他的家庭的希望，尤其是他来自于一个重要的城市，富有，出身高贵，英俊，高大，注定满怀着一种只有老天才知道的野心，把他自己看成是赐给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一件礼物，在他愚蠢和浅薄的虚荣心的驱动下变得愈发傲慢自大。［219］
接下来（8.555f.）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描述，在后来人们的想像中，那时候穷人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杀死了或者赶跑了，只在他们的内部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自由统辖着一切，在言论和行动上没有任何限制。所有类型的人都可以跻身高层，政府办事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供人挑选，就像是一个市场上的货摊那样。每个人都尽可能地逃避义务和规则；犯罪可以唤起人们的同情，因此那些被判处死刑或者放逐的人还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场所里走来走去；教育被忽视了；一个人受到人们的尊敬仅仅因为他说他热爱人民。政府的轻率与民主制度下公民个人的举止别无二致，后者像他的国家一样的狂野和反复无常；他活着就是为了及时行乐。第一天喝酒和享受笛子奏出的音乐，第二天则保持清醒，一会儿在健身房，一会儿又无所事事，有时进行哲学探讨，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讨论政治上面，他会跳起来说出第一个出现在他头脑中的想法。他可能突然对军队充满羡慕，迫不及待地去参军，接着可能又被投机活动吸引了。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内在的需求，然而他却把这样的生活称为愉快的、体面的和幸福的（毫无疑问大部分雅典人都这样想）。但是这是一种经常会产生暴政的民主制度。对自由充满渴望的民主国家误入声名狼藉的酒吧，喝了太多的未经掺水的酒而酩酊大醉。除非政府极端地宽大为怀，不然他们会被指控为腐败而受到辱骂，那些仍然遵守规则的人则会被视为充满奴性的小人而受到凌辱。声望和荣耀的获得完全在于统治者与国民打成一片，国民与统治者打成一片。同样的情绪还渗透到家庭当中，父亲不但与儿子平等，还害怕儿子，而儿子则既不尊敬也不害怕父亲。定居的外邦人与公民平起平坐，外国人也是如此；老师害怕而且奉承他们的学生，而学生则看不起他的老师；年轻人和老年人在言语和行为上也平等相待，老人与年轻人共坐并想方设法使他们发笑，以此来避免让人看上去过于粗暴和高高在上。甚至买来的奴隶也和他们的主人一样的自由，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实现了完全的自由和平等。就连动物——母狗、马和驴子——也能够比在其他地方更自由地走来走去，顶撞那些挡了它们路的人。人们变得极端的易怒，憎恨所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认为不应该赋予任何人以权力去管理其他的人。
在柏拉图《理想国》（9.574）的另外一章中对一个没用的败家子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刻画。他把所有的钱财都用在了恋爱上面，他挥霍家里的财产，他养成了无数的坏习惯，他会在晚上入室行窃或抢劫路人，接着又去抢劫神庙，很快又去想杀人，去犯其他的罪。［220］在这样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的地方，他们会去服务于一位僭主，或者待在家里干很多坏事，然而规模是很小的（柏拉图把献媚者们的恶毒做法也计算在内）；但是，在他们的人数变得很多的地方，在愚昧的大众的帮助下，在他们中将会出现一位僭主，这个人（尽管在这里柏拉图错了）将是一个在内心里就有一个最大的僭主在操纵着他的人，因此他想去干那些最邪恶的事情。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没有一个像喀提林那种类型的阿提卡的阴谋家能够成功地坐上僭主宝座。
在《法律篇》（3.700）中，柏拉图把他的关于雅典衰微的叙述同音乐的腐化作用以及人们对剧院的狂热联系在了一起。这段描述中的一些特征，比如对人们不再服从父母和法律的约束，在《理想国》中已经有所论述。［221］当最终的崩溃已经邻近的时候，誓言、忠诚和神灵都受到了公然的蔑视，与古代所谓的巨人族的脾气如出一辙；紧随其后的也是古人遭到的后果——一个绝对的苦难时代的到来。［222］
在《高尔吉亚篇》（471）中，诡辩家波路斯（Polus）讲述了一个可怕的家庭犯罪的故事，由此阿齐劳斯坐上了马其顿王位的宝座，柏拉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先开始，苏格拉底，有没有一个雅典人，如果他必须成为一个马其顿人，他会选择成为其他的马其顿人，而不选择成为阿齐劳斯呢？”苏格拉底回答说：“几乎所有的雅典人，外国人也是如此，都会承认，他们都愿意成为阿齐劳斯”——这之后就是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这样的雅典人的清单。
色诺芬也描述了这座已经忘记了“优秀品质”（kalokagathia）的城市的现状。其位置已经被对父母的不敬和对体育锻炼的轻视代替；人们不再帮助他人，取而代之的是去污辱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嫉妒他们的邻人；在公共的集会和私人的聚会上经常爆发争吵，公民们经常把自己的同胞告上法庭；到处都充满了敌意和仇恨。尽管在海上，军衔依然管用，体育赛会上的裁判依然说话算数（就像色诺芬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的那样），就像合唱表演的指挥那样，但是雅典的重装兵和骑兵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
这些是我们从很多不同的作家那里听到的非常严厉的抱怨。它们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像安多西得斯这样的人的存在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尽管他本人作为一个传令官是赫尔墨斯的传人，他还是参与了亵渎赫尔墨斯和神秘仪式的事情，但由于供出了其他人而得以无罪释放。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并告发了他自己的父亲利奥格拉斯（Leogoras）。“其他的那些他说出名字的人被处决了，但是他还是救了他的已经戴上锁链的父亲，因为他说他父亲对城邦还非常有用。利奥格拉斯接着告发了很多劫掠国家和犯有其他罪行的人，因此他得到了自由。”［223］
雅典的所有人都前去向特拉门尼斯（Theramenes）表示祝贺，因为就在他刚踏出房门的时候，这座房子就塌了，据说他高声喊道：“宙斯啊，你将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呀！”这一定是真实情感的一种表达，因为他们都被命运拖着向前走，期待着一个充满暴力的结束，但又不知道它会是什么。很多人一定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要是大地及早地把我吞下去就好了！”
[1] 女神阿佛洛蒂忒的别名。
[2] 希腊容量单位，1麦斗=52.3升。
[3] 公元前405年，斯巴达在波斯资助下建立起的海军舰队在羊河战役中大败雅典海军，致使雅典丧失了最后的防御能力，次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
[4] 又称“里拉”，古希腊的竖琴，有五弦至七弦。
[5] 西塔拉琴，古希腊当代一种类似于诗琴的乐器，通常有七到十一根琴弦。
[6] 雅典青年在饮酒的时候，将杯中残酒泼到铜盆中，如全部泼进，声音清脆，最为吉利这种游戏由西西里创始，后盛行于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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