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交战双方仍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一如战争刚刚揭幕。[1]斯巴达再次采取攻势，而雅典处于守势，牢牢守住金库，严密监视盟邦。然而，这一次，雅典战略中不再含有任何进攻性因素，连慎重考虑过的有限进攻性因素也没有。在西西里之后，贤哲坐镇的雅典甚至比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还要审慎。
另一方面，斯巴达则正在变得更加激进、更富创新。在阿吉斯（Agis）的领导下，斯巴达人正准备一试。阿奇达慕斯（Archidamus）早就警告过斯巴达人，431年一旦开战的话，他们将把战争传递给下一代；到了427/426年，老国王阿奇达慕斯一语已然成谶。[2]413年，是阿奇达慕斯的儿子阿吉斯在指挥德西利亚（Decelea）战争。就当下所必需要面对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来看，阿吉斯比他那谨慎小心、勉为其难的父亲更加适合指挥这种类型的战争。阿吉斯在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之前的生涯充满了不幸、误判、失败、甚至是耻辱。他在10名“参谋”（xymbouloi）——斯巴达人派去监视国王的人——的陪伴下，参加了曼提尼亚战役，承诺以战场之勇武来悔谢前愆，方免于处罚。[3]阿吉斯在曼提尼亚的指挥充满错误，似足闹剧。若非其中一名参谋及时约束他，若非别人不听从其荒谬的命令，若非其敌人的一次关键战术失误，（-24，25-）阿吉斯的闹剧差点就成了斯巴达的悲剧。[4]但是，胜利自有魔力，前愆予人之记忆尽可抹去，特别是像曼提尼亚这样一场有规模又重要的大捷。阿吉斯凭借此役成了英雄，不服从其命令的下属（译注：Thuc.5.72所提及的两位）遭到了处罚，阿吉斯的战略天才得到了正式认可。
413年，斯巴达人派遣阿吉斯去指挥他们在德西利亚的永久驻防部队。阿吉斯在德西利亚势焰熏天。阿吉斯握有全权，可以“派遣军队去他想要他们去的任何地方，集合部队，筹措金钱。在这个时期，盟友对阿吉斯的服从，程度超过了他们对斯巴达城邦的服从，可以说，这是因为阿吉斯坐拥言听计从之部，可随意驱使，所及之处，莫不惊惧”。[5]此外，阿吉斯也愿意积极运用手中这不同寻常的权力，在希腊拓展斯巴达的霸权。早在曼提尼亚战役之前就有证据显示，阿吉斯与斯巴达激进派通同一气；在曼提尼亚战役中，阿吉斯的所作所为正是那种不顾后果之人为了军功显耀而轻率激进之所为。[6]除了以上两点之外，阿吉斯在413年的行动也清楚表明，他有精力、有决心来推进斯巴达霸权。
413年秋末，阿吉斯带领他在德西利亚的部分军队向北进发，来到希腊中部地区和马里斯（Malis）海湾（见地图1）。阿吉斯在马里斯海湾大肆屠戮牲畜，敲诈钱财，报复长期怀怨的澳帖人（Oeteans）。澳帖人对近邻二邦忒拉咯斯（Trachinians）和多利斯（Doris）加以征伐劫掠，而多利斯又是多利斯人先祖所居之地，所以，斯巴达人于426年在忒拉咯斯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建立了殖民地。然而，没过多久，赫拉克利亚就陷入动荡，概因斯巴达派驻此地的布政司（governor，harmost）治理不善，邻邦仍多加侵扰。[7]420/419年冬，彼欧提亚人（Boeotians）赶走斯巴达布政司，夺下赫拉克利亚城邦；虽然彼欧提亚人假意是为了防止赫拉克利亚落入雅典之手才如此行动，但这番行动仍然使斯巴达人震怒。[8]为此，阿吉斯不仅要复仇，还要收复赫拉克利亚；他的目的路人皆知，因为斯巴达于409年最终收复了该殖民地，（-25，26为地图1，27-）在那次战斗中，斯巴达派驻该地的布政司在与澳帖人的战斗中阵亡。[9]
地图1 赫拉克利亚及周边
（本书插图系原书插图）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因为战略位置的缘故，斯巴达人迫切希望建立赫拉克利亚殖民地，“因为斯巴达人可以在此装备一支舰队，对付一衣带水的优卑亚”。[10]虽然收复赫拉克利亚已经可以使阿吉斯远征显得颇有理据，但考虑到斯巴达人本已计划要在爱琴海地区煽动暴动，阿吉斯肯定还有更大的计划。阿吉斯强迫浦叙亚亚该亚人（Achaeans of Phthiotis）及帖撒利人（Thessaly）的其他盟友——可能包括埃尼亚尼人（Aenianians），多罗披亚人（Dolopians），以及马里斯人——交出钱财，提供人质。阿吉斯把人质扣押在柯林斯（Corinth）作保，用人质来胁迫这些城邦加入斯巴达的同盟。帖撒利人拒绝加入同盟，但是他们无力阻止斯巴达人的行动。[11]此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阿吉斯此时可能还控制了哀基努（Echinus）及马里斯海湾沿海地区。[12]阿吉斯这番行动远超426年斯巴达在赫拉克利亚建立殖民地的举动，其政策倾向明显是要向希腊中部扩大同盟、增加权势，斯巴达人将这种政策取向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早期。[13]此外，阿吉斯这番行动还表明，在412年，阿吉斯具备（-27，28-）突破传统界限、采取进攻性强硬政策的意愿。[14]
在他从马里斯海湾回到德西利亚的时候，阿吉斯接待了两组前来协商如何从雅典帝国叛变的使节。首先是优卑亚人（Euboeans）。无疑，优卑亚人看到阿吉斯新近在赫拉克利亚一带有所行动，受到鼓舞。阿吉斯热情招待他们，传信斯巴达，请阿尔喀墨涅斯（Alcamenes）和墨澜图斯（Melanthus）带领300名脱籍黑劳士前往优卑亚。正当他们在准备横渡去到优卑亚岛的时候，另一个使团来了，这次是列斯堡人（Lesbos）。列斯堡使团得到了彼欧提亚人襄助，他们说服阿吉斯推迟优卑亚远征，转而支持了列斯堡暴动。彼欧提亚人承诺提供10艘舰船；阿吉斯也提供10艘舰船，阿尔喀墨涅斯出任布政司——也可能是指挥官——带领脱籍黑劳士军团前往。[15]阿吉斯为何被说服？他也许被彼欧提亚人的10艘舰船所打动，也许有其古代史料所没有提到的一些战略考虑，但除此之外，我们仍然不禁要认为，阿吉斯如此受彼欧提亚人影响，是因为彼欧提亚人权势正在不断增长，其战略位置重要，在新的情势下，彼欧提亚的重要性相当可观。
阿吉斯凭借他自己的特殊权力在德西利亚作了这些决定，但他的决定还不是最终定论。另外两个使团来寻求斯巴达帮助，帮助他们叛离雅典，但是他们没有去德西利亚找阿吉斯，他们径直去了斯巴达。一个使团来自开俄斯（Chios）和埃吕忒莱（Erythrae），以及，最令人震惊的是，襄助该使团的是波斯的撒尔狄司节度使替萨斐尼派来的代表。[16]另外一个使团由两名希腊人构成，墨伽拉（Megara）的喀里歌图（Calligeitus）和库济科斯（Cyzicus）的阿特奈哥拉斯（Athenagoras），他们都遭到母邦流放，代表的是定首府于大司叙里昂的海勒斯滂节度使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这一使团也催促斯巴达人支持海勒斯滂地区希腊城邦的叛乱。[17]在这番事态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两位波斯节度使，他们都是应波斯大王之令，提出与斯巴达合作，同战雅典。
是什么使得大流士抛弃了他新近与雅典订立的条约，订立时间还不足12年的这一条约？又是什么改变了波斯政策，自该世纪中期以来就与雅典保持和平的政策？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波斯大王敦促两位节度使向各自行省的希腊城邦收取贡赋，两位节度使压力很大。波斯大王把贡赋迟交简单归咎于他的节度使们，而节度使们无法从希腊城邦收到贡赋，则是因为雅典人。[18]所以，两位节度使都希望削弱雅典的权势、夺取雅典对这些城邦的控制，因此，他们寻求与斯巴达结盟。庇苏司涅的私生子阿墨基司在卡里亚（Caria）叛变了波斯大王，大王下令替萨斐尼把阿墨基司带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19]随后，修昔底德明确告诉读者，在波斯与斯巴达进行谈判后不久，雅典人就与阿墨基司结了盟。雄辩家安多基德斯说，是雅典人与阿墨基司结盟的决定，导致波斯决定加入了斯巴达阵营。[20]
安多基德斯认为，与阿墨基司结盟，概因雅典“顽劣一贯如此”，向来乐于抗强扶弱。[21]现代学者认为，与阿墨基司结盟是在波斯与斯巴达结盟之前就作出的决定，并认为，这次结盟行动是愚蠢无聊的赌博，（-29，30-）还导致了波斯改变方针。[22]但是除了安多基德斯的这番话以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进一步确定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的时间。有些学者试图用一则铭文来确定这个时间。他们认为，这则铭文表明，在414年3月，以弗所（Ephesus）有一名雅典将军，[23]而这可证明雅典此时在支援阿墨基司的叛乱。这些学者提出了许多说法：或认为，这位雅典将军在以弗所的任务是与阿墨基司结盟，是以“制止替萨斐尼收集贡赋”；或认为，这位雅典将军“大概是在以行动支援庇苏司涅与阿墨基司”；或假定，“雅典对阿墨基司的支持可能是一名雅典将军于414年置身以弗所的原因”。[24]但这纯属无稽之推想。在414年春天，一名雅典将军在以弗所，可以有很多原因，去支持阿墨基司叛乱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种。之后的事件将表明，以弗所对雅典的忠诚很成问题，所以那位雅典将军完全可能是去那里监视以弗所人的。还有一种可能是，雅典人去耀武扬威，催缴贡赋。雅典在其他地区也这么做过。另一方面，以弗所肯定不是雅典部队方便帮助阿墨基司的地方，因为米利都（Miletus）离阿墨基司的基地伊阿苏（Iasus）更近。[25]要确定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的日期，这段铭文毫无用处。
于是，现在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下了安多基德斯的这番话。然而，这位雄辩家“作为目击证人来说，表现一贯很糟”。[26]在演说辞“论与斯巴达议和”中，安多基德斯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雅典人乐于抗强扶弱。第一个例子，是与阿墨基司结盟。第二个例子，是叙拉古人在西西里远征之前提出与雅典人结盟。第三个例子，是414年，应阿尔戈斯（Argos）诸盟友的要求，雅典决定攻打拉戈尼亚。[27]最后这个例子，就事实而言所言不虚，尽管安多基德斯在此论述得并不完整，且失于偏颇。第二个例子，肯定是安多基德斯（-30，31-）毫无事实基础的捏造。[28]然而，第一个例子，说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则属于另一种情况。这个例子既不是全然真实的，也不是完全虚假的。基本事实确实存在：有一个埃披吕库条约，与阿墨基司结盟这一事实是存在的，波斯确实援助了斯巴达，雅典后来因此招致的灾祸也不假。但是，“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一种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多基德斯］想欺骗他的听众”。[29]如果安多基德斯所言不虚，雅典人与阿墨基司订立条约是在波斯与斯巴达进行谈判之前，我们就应该能够见到修昔底德的相关记录。尽管修昔底德撰史时遗漏点什么并不罕见——有时候甚至令人费解——但在此处，修昔底德还是格外不大可能有所疏漏。这是因为，一方面，弄清楚事情发生的顺序对于读者理解事情的因果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像安多基德斯这样把事情记录下来，能够有力论证修昔底德的一个重要叙述主题：雅典民主政体的鲁莽与愚蠢。[30]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安多基德斯歪曲了事情发生的顺序，好证明自己的观点，雅典雄辩家们常这么做。[31]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雅典人应该是在知道了波斯与斯巴达人暗通款曲以后，“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当雅典人知道替萨斐尼正在密谋对付他们的时候”，才与阿墨基司结盟的。[32]在这样一个时候，雅典与波斯人的叛徒结盟，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却多少有所得。
但是，如果不是雅典人与阿墨基司订立条约，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波斯人接近斯巴达、还要给他们提供帮助呢？最明显、最可能的情况是（-31，32-），雅典人惨败于西西里的消息触发了这一系列政策转向。这样解释起来，时间顺序上就没有问题了。比起依靠毫无根据的安多基德斯，这样解释显然比较可取。西西里惨败发生在9月，波斯使团赴斯巴达可能晚至第二年3月，期间至少有5个月的时间。而这5个月的时间足够波斯大王得到雅典惨败的消息，足够波斯大王决定改变政策，足够波斯大王与他的节度使们商议，也足够节度使们派遣使团去到斯巴达。[33]如果我们承认西西里惨败对波斯的决策意义重大的话，那么，雅典与阿墨基司签订条约的日期，相对于波斯与斯巴达进行的谈判来说，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修昔底德毫无兴致探讨这个问题。西西里的消息到达波斯以后，可以预见，波斯大王会想要从一个伤痕累累的雅典手中收回他失去的领地，并加入斯巴达一方来实现这些目的。如果阿墨基司在413/412年秋天或者冬天去寻求雅典支援的话，雅典人接受他的求助就并不鲁莽，也不愚蠢。因为，“要让波斯人一直疲于应付种种事务的话，这是雅典人最好的机会，省得他们帮助斯巴达去‘解放’爱奥尼亚城邦”。[34]至于波斯人是否已经开始同斯巴达人谈判，这已经无关紧要：修昔底德的沉默已经——或即将——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对安多基德斯时序解释的接受也能够表明这一点。情势危殆，必须有所行动。“身处那样令人绝望的情势下，雅典人与阿墨基司合作的决定完全合理，并非有勇无谋。”[35]
尽管替萨斐尼和法那巴佐斯可能已经听说了阿吉斯同优卑亚人和列斯堡人进行谈判，但是两位波斯节度使的使节们不去找阿吉斯，而是直接去了斯巴达，这再正常不过。毕竟，这两位节度使并没有合作，相反，他们是争抢着要赢得斯巴达的支持，以此在自己的行省内发动反对雅典的叛乱。二人都希望（-32，33-）把希腊城邦收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来给波斯缴纳贡赋，二人也都希望占据斯巴达与波斯结盟之功劳。[36]此时，斯巴达人同样有所争论，程度甚至较波斯人更为激烈。首先，斯巴达的观点和德西利亚阿吉斯的计划有分歧。身处德西利亚的阿吉斯决定支持列斯堡人，但是在斯巴达，这一政策根本无人支持。有学者认为，斯巴达驳回阿吉斯的计划，就是国王与监察官（ephor）之间对抗持续的证据，[37]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这样认为。413/412年的斯巴达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但是肯定不仅仅是国王与监察官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假定，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仍然一如既往，反对所有需要在伯罗奔尼撒之外远征——包括海上行动——的冒险政策。但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方针都已不得人心。阿吉斯与彼欧提亚人合作，可以想见，他也得到了色那列（Xenares）和科辽布鲁（Cleobulus）及同党的襄助；这两人是激进派人物，于420/419年担任监察官，普鲁塔克把他们叫作“彼欧提亚党”。[38]但是现在，色那列已死，科辽布鲁重又默默无闻，当下在斯巴达有影响力的是其他一些人了。
关于斯巴达的内部情形，修昔底德说得很清楚，“争议很大，有些人希望说服公民大会，先遣海陆部队前往爱奥尼亚和开俄斯，有些人则争辩说，应该先去海勒斯滂”。[39]我们不知道谁支持法那巴佐斯的提议，但我们知道，在其远亲阿尔喀比亚德的支持下，监察官恩迪乌斯（Endius）支持的是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提议。这四个提议，每一个都理据充分。第一，失去优卑亚将给予雅典沉重一击。在战争早期，雅典人就已经将畜群转移至此，仰仗这些畜群提供补给。当优卑亚岛最终在411年叛变时，雅典人的惊惧之情甚于西西里惨败之后，因为“之于雅典人，优卑亚比亚狄珈更有用”。[40]第二，夺下列斯堡，就可以得到一座规模可观、经济富庶、人口稠密的岛屿。更为重要的是列斯堡的战略位置，她可以用作切断雅典海勒斯滂生命线的基地，（-33，34-）而切断雅典的海勒斯滂生命线能够最便捷、最轻易地终结战争。第三，法那巴佐斯的提议除了这一重好处之外，还加上了波斯的财政支援这一重额外诱惑。
然而，斯巴达人更中意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提议。优卑亚和列斯堡的提议没有那么吸引斯巴达人的原因是，他们手中并无希腊人的舰队，也无波斯人的支援承诺。最开始的时候，法那巴佐斯的提议似乎是最佳选择，因为海勒斯滂地区的胜利意味着最快捷的胜利，同时也因为法那巴佐斯的使节带来了现金25塔伦特。[41]法那巴佐斯，尽管他并不仰仗替萨斐尼什么，但是看起来，其权势似乎也不如那位撒尔狄司节度使，因为这位撒尔狄司节度使替萨斐尼，拥有的是“对雅典战争之西部战场的最高指挥权”。[42]法那巴佐斯也无法提供一支值得一提的舰队，而开俄斯人就可以。同时，斯巴达人可能会觉得，比起拯救一个渴望得到解放的希腊城邦，同波斯节度使结盟实在令人难堪得多。[43]以上种种，已经足够促成斯巴达选择替萨斐尼，通过替萨斐尼的支援帮助开俄斯。但是，修昔底德还提出了斯巴达人作出这一选择的另一个理由。很明显，修昔底德提示我们，事实上，是阿尔喀比亚德通过监察官恩迪乌斯支持了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促成该事。[44]
与在史书中其他地方一样，修昔底德在这里似乎夸大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当怀疑，雅典叛徒阿尔喀比亚德支持上述的政策路线；我们也不应当怀疑，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对他的朋友、乃至通过他的朋友对斯巴达的决策确实起了作用。那个决策，（-34，35-）部分来说，肯定出自于他对军事和外交情势的透彻评估。但阿尔喀比亚德在斯巴达的位置总是脆弱的。斯巴达人疑心重重，阿尔喀比亚德总是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支持开俄斯就意味着可以前往爱奥尼亚作战，这将是他证明自己价值的绝佳机会。阿尔喀比亚德那些有权势的朋友遍及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以弗所、开俄斯；在这些地方，也许可指望，斯巴达人将把他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45]
斯巴达人尽管倾向于阿尔喀比亚德和恩迪乌斯的观点，但他们仍然审慎行事。他们派遣了一个名叫斐利尼（Phrynis）的毗辽士（perioikos）去开俄斯，考察开俄斯海军规模、城邦权势是否真如开俄斯人所吹嘘的那么大、那么强。斐利尼带着肯定的答案回到斯巴达，斯巴达人投票决定，接纳在海湾两岸对面而居的开俄斯人和埃吕忒莱人为盟友。斯巴达人决定派遣40艘三列桨战舰——其中10艘由海军主将（navarch）迈蓝科利达（Melanchridas）率领，马上驶去加入开俄斯舰队，开俄斯的舰队本来有60艘船。然而，在他们离开之前，冬末的时候，也许是413年2月，地震发生了。他们将此视为不祥之兆，于是削减原本的任务，仅派出5艘舰船，任命喀耳息德（Chalcideus）为指挥官。[46]甚至在那时，斯巴达人也一如既往，谨慎行事：直到412年春天，斯巴达人既没有派遣舰队，也没有进一步行动。开俄斯人害怕雅典人会知道他们的这些秘密谈判并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叛乱，于是前去施压斯巴达人，要他们马上派支舰队过来。[47]（-35，36-）
阿吉斯为这次远征而募得的舰只、连同其他伯罗奔尼撒战舰一起，都集中在科林斯海湾，在地峡西边外海，大概是在科林斯港口勒察库姆（Lechacum）。斯巴达人派遣了3名使节前往，要求整支舰队（彼时一共是39艘船）都将舰只拖过地峡去，然后马上驶向开俄斯。在整支舰队中，绝大部分舰船——如果不是全部舰船的话——都属于斯巴达人的盟友。一个实际需求应运而生：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召开一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48]
对于这次同盟大会的商议过程，修昔底德描述得很不完整，但是其叙述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这次会议并非走过场，亦非仅仅为了批准斯巴达命令而召开。斯巴达公民大会不过是为了决定要接受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提议，而斯巴达使节所传达的指令不过意在执行公民大会这一决策，再无其他。然而，这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会议结果却并非如此，更为复杂。这次同盟大会的成果是项各方妥协的计划，清楚体现了斯巴达人当中持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此前，阿吉斯的战略遭到拒绝，斯巴达人接受了开俄斯计划；消息传到阿吉斯那里，他肯定大失所望。但是，丰富的经验使得阿吉斯更加审慎，也更有政治智慧。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决定当然不能推翻，但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则为阿吉斯提供了补救的机会。表面上，阿吉斯并不反对改变战略，但是，这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决策是立即向开俄斯派遣由喀耳息德率领的舰队，同时，也向列斯堡派遣舰队，由阿尔喀墨涅斯领导。向列斯堡派遣舰队的计划不仅正中阿吉斯下怀，连指挥官阿尔喀墨涅斯也正是“阿吉斯心中原本的那个人选”。[49]毫无疑问，同盟大会之所以会投票同意接受远征列斯堡这一额外任务，原因在于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发挥了影响力。
斯巴达人的计划原本简单，现在居然又被加上了第三项额外任务，整个计划更加复杂了。在列斯堡战役之后，（-36，37-）婪斐亚斯之子科列库斯（Clearchus the son of Ramphias）率部奔赴海勒斯滂地区。法那巴佐斯的使节们一得知斯巴达人无意与他们结盟的决定，很快便撤走，并带走了钱，也没有继续参与远征。[50]这说明青睐海勒斯滂战略、意欲结盟法那巴佐斯的那个派别尽管受过挫折，但仍然没有放弃，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来为自己的方针赢得认同，尽管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能不得不暂且屈居人后。而对于该征战计划的每个阶段都选配一名不同的指挥官，既表明派别之间的分歧与不信任之程度颇高，同时也表明斯巴达并无一位足够出类拔萃、足够受人尊敬的将领可以弥合分歧、消除不信任。
伯罗奔尼撒同盟投票决定马上行动。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罗奔尼撒人计划大张旗鼓，勇敢驶向开俄斯，“他们对于雅典人的无能表示轻蔑，因为没有证据显示雅典人仍拥有一支大舰队”。[51]但伯罗奔尼撒人从最开始就表现在海军事务中的胆小和谨慎，仍旧挥之不去。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西边集合舰队，从地峡出发就必须把舰队舰只横拖过堤岸，投入撒罗尼海湾；然而，在撒罗尼海湾，他们就暴露在雅典的攻击范围之中。就算40艘舰船集合起来，伯罗奔尼撒人仍旧决定兵分两路，其中21艘船先通过地峡，再马上驶向开俄斯，其余的舰船迟些时候再跟上去。根据修昔底德记载，伯罗奔尼撒两支分舰队先后出发是为了防雅典人：如果雅典人攻击其中一支分舰队，那么另一支分舰队就会前来攻打解围。[52]为了使安全指数再高一点，伯罗奔尼撒人的这套做法实在奇特。更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派遣整支舰队入海，通过数目优势获得安全保障，震慑业已枯竭的雅典海军，后者此刻都不敢冒头了。这种谨慎又欠考虑的行为与他们对雅典海军的藐视也并不协调。就其所虚张之声势看来，伯罗奔尼撒人在涉足海洋的时候仍旧紧张，指挥仍旧欠妥。
尽管盟邦纷纷急于起航，但是这次远征仍然被推迟到地峡运动会，（-37，38-）因为科林斯人拒绝在地峡运动会结束之前起航。阿吉斯对此事进行了干涉，他提出，科林斯人可以继续停战，同时他将“把远征作为自己的事情”，也就是，攫取指挥权，抛下科林斯人。站在科林斯人的立场来看，这完全无法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战争将要在运动会期间继续，神圣停战将徒有其名。双方的战斗力量都会被战事分心，参与战斗，其他人则不敢踏进地峡半步。运动会给主办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利润，这样一来就全泡汤了。[53]因此，科林斯人拒绝这项提议。科林斯人应该也得到了足够多的盟友支持，因此能够阻止阿吉斯为所欲为。
推迟远征，后果严重。开俄斯人感到害怕，也催促斯巴达人赶快行事。雅典人知道了这个正在酝酿中的阴谋，派遣将军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前往开俄斯，就此质问开俄斯人。开俄斯人否认阴谋指控，于是，阿里斯托科拉忒斯要求开俄斯人提供一些舰只，以示忠诚（或者，也是一种质押品，以保证开俄斯人不会乱来）。这些密谋反对雅典的人相当审慎，要质问他们，就必须赶在他们一切就绪、准备行动之前。这些密谋者也是寡头分子，如果时机尚未成熟、计划就遭泄露，他们也害怕民众会反对他们的计划。在开俄斯的上层阶级当中，仍然存在亲雅典的派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伯罗奔尼撒人迟迟不予答复，开俄斯人因此认为，伯罗奔尼撒人根本就不会来。基于上述原因，开俄斯人听从了阿里斯托科拉忒斯的要求，派了7艘舰船加入雅典的帝国舰队。[54]
伯罗奔尼撒舰队的第一支分队直到地峡运动会结束之后，也就是412年7月，才在阿尔喀墨涅斯的带领下从科林斯的东部海港耕格勒（Cenchreae）驶出（见地图2）。[55]这支舰队很快遭遇了与其21艘船规模相若的雅典舰队。雅典人之所以能够很快派出这样一支舰队，是因为他们利用地峡运动会停战的机会，了解了更多关于开俄斯阴谋和伯罗奔尼撒人计划帮助开俄斯的事情。在返回雅典途中，他们在耕格勒港建立哨所，派出一支舰队去迎战（-38，39-）那支舰队，他们认为那支舰队会从此处启航。阿尔喀墨涅斯的舰队一驶出港湾，雅典人就试图将其拖向开阔的公海，进行战斗。但是，这位斯巴达舰队主将转头驶回先前的港湾。雅典人没有追击，因为雅典舰队当前作战力量中的三分之一——7艘开俄斯舰船——是不可靠的。雅典人回撤比雷埃夫斯港，在那里，他们又集合了一些舰船，舰队规模达到了37艘。然后，雅典人转头重新开始追击敌军，此时敌军舰队正沿着海岸向南航行。阿尔喀墨涅斯一看见雅典人，就急忙躲入埃皮道鲁斯（Epidaurus）边境以北的废港司庇拉坞（Spiraeum）躲避。[56]雅典人俘虏了一艘来不及避险的伯罗奔尼撒舰，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舰都成功躲入该港。于是，雅典人从海上和陆上攻打他们，在海滩上毁坏了大部分伯罗奔尼撒舰只，杀掉了阿尔喀墨涅斯。
第二天，科林斯人带着海上援军赶来，邻近地区的其他盟邦也前来支援。但是，雅典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这次胜利。他们派遣了一支舰队去监视敌人，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搭建主营，并且派人回雅典去请求支援。雅典人决心不让伯罗奔尼撒舰队驶入爱琴海，抓住一切机会摧毁敌军舰队。刚刚发生的事情让伯罗奔尼撒人十分气馁。他们发现，自己得在这个既无补给也无庇护的荒废之地保卫战舰。一开始，伯罗奔尼撒人太过不知所措，想把战舰都烧掉，免得它们落入雅典人之手。再一想，他们却决定把舰船拉上海滩加固停稳，士兵们一边保卫舰船，一边等待机会逃跑。在德西利亚，阿吉斯在消息传到斯巴达之前就得知了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处境。他派遣斯巴达人瑟尔蒙（Thermon）前往代替阵亡的阿尔喀墨涅斯，出任指挥官。
地图2 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
消息传到斯巴达，所有人大惊失色。斯巴达人收到的第一份报告来自一名马背上的通信员，他带来了事先约定的信号。监察官们曾经命令阿尔喀墨涅斯，要在起航后马上派遣这样一个通信员回来，然后他们就可以派遣喀耳息德指挥的5艘船去加入战斗了。斯巴达原本士气高涨，个个都急着出海。然而，战败的消息传来，阿尔喀墨涅斯的死讯传来，舰队困在司庇拉坞港的消息传来，大家的情绪立即消沉，兴奋变为气馁、沮丧。（-39，40为地图2，41-）“在爱奥尼亚战争中的第一次行动就失败了，这让他们不想再派舰船出海，甚至还想召回已经出海的舰船。”[57]
情绪剧变迟早要消失，斯巴达人绝不会放弃继续推行并支持爱琴海地区暴动的政策。任何其他的政策都不啻于是在战胜雅典人的绝佳时机向雅典人让步认输。我们可以推断，阿吉斯得知同胞们十分气馁，一定会利用他自己的强大影响力来重建他们的目标和决心。但是，这要耗费时间，时间太久就可能错失获得开俄斯的机会，而开俄斯，其本身是一个坚实的行动基地，其舰队则是推翻雅典所必须的重要核心力量。因此，修昔底德特别强调阿尔喀比亚德在动员斯巴达重新行动起来的重要作用，他这么强调很可能是对的。阿尔喀比亚德去到监察官那里（他的朋友恩迪乌斯出任监察官之后，他找监察官说话更加容易了），敦促他们派遣喀耳息德按原计划带着5艘船去加入另一支将要从柯林斯出发的伯罗奔尼撒分舰队。这支舰队将要在他阿尔喀比亚德的带领下，直接驶向爱奥尼亚。阿尔喀比亚德论辩说，如果这支舰队马上出航的话，舰队到达的时间会比伯罗奔尼撒舰队失败的消息到达的时间还要早。阿尔喀比亚德会告诉爱奥尼亚人，雅典人有多么孱弱，而斯巴达人多有决心。阿尔喀比亚德的话将比其他人的都更加可信，因为只有他对于雅典和斯巴达同时都十分接近和了解，还因为他在爱奥尼亚领袖中拥有影响力。[58]
对于恩迪乌斯，修昔底德隐晦地指出了其更加私人的动机：“以阿尔喀比亚德为媒介让爱奥尼亚暴动，让波斯大王成为斯巴达人的盟友，这于你是极光荣的，不要让这些成为阿吉斯的功绩。”[59]阿尔喀比亚德没有（-41，42-）提到的是，他自己的荣誉和影响力同样可以从这样一番成就里获益。上述理由已经足够驱使阿尔喀比亚德去促成此事，但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一重更加强大的动力在驱使阿尔喀比亚德。修昔底德观察到如下内容，来解释阿尔喀比亚德的行动：“他碰巧与阿吉斯有仇。”[60]此话看似平淡无奇，但几乎可以肯定，它指向斯巴达的一桩大丑闻。后来，这桩丑闻在整个古代世界尽人皆知，臭名昭著。4世纪早期，斯巴达王位继承争执中，阿格西劳斯（Agesilaus）控诉其对手，说他并不合法，证据如下：一场地震，令阿吉斯之妻提麦娅（Timaea）闺阁里的无名奸夫曝光于公众视野。普鲁塔克记载了这名通奸者的名字：阿尔喀比亚德。[61]我们可以做个合理的推测：这次地震就是修昔底德提到过的、412年2月末发生的那次地震。到了7月，消息肯定已经传到阿吉斯那里，势必令阿吉斯对阿尔喀比亚德大动肝火，他迟早要对阿尔喀比亚德下手。阿尔喀比亚德最佳指望在于，如此伟大的一番成就可以保障自己在斯巴达处境安全，甚至斯巴达国王要对他下手也不怕。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阿尔喀比亚德唯一的活命之道就是赶紧逃跑，跑到最不可能的地方——波斯帝国——去避难。爱奥尼亚远征让这两条路都成为可能。从斯巴达的角度来看，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也有两重吸引力。如果阿尔喀比亚德能够做到他所许诺的事，斯巴达既不需要什么冒险，也不需要任何花费。如果阿尔喀比亚德做不到的话，那么，斯巴达人正好可以摆脱这个日益麻烦的访客。[62]（-42，43-）
喀耳息德带领的那支小型舰队需要速度、好运、还有隐蔽性，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被雅典人发现。为了保障行动的隐蔽性，指挥官喀耳息德捉住了航行时碰到的所有人，直到舰队抵达大陆岸边的科里库斯港（Corycus）——距离开俄斯的中心城邦大约40英里——时才把这些人放走。[63]在科里库斯港，喀耳息德碰到了他们在开俄斯的同伙，并采纳了这些人的建议，马上驶向开俄斯，不要事先通知，以期突然到达。[64]正如寡头们所安排的一样，喀耳息德抵达开俄斯的时候，议事会正在开会。学者一般认为，在412年的时候，开俄斯政体是寡头制的，那个正在开会的实体是一个寡头制的议事会。[65]但是，在6世纪早期的时候，开俄斯曾经有过一个民选议事会（boule demosie）和一个贵族议事会。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开俄斯相关政令就只有一则，而这则政令中没有指名提到这个贵族议事会，并不能说明开俄斯的两院制度没有持续到412年。[66]在那个时候，这个议事会可能包括了所有阶级的成员，有贵族，也有平民；这个议事会很可能也是城邦里唯一起作用的议事会。眼下的情形可以帮助我们轻而易举地理解修昔底德对开俄斯人统治城邦时的审慎与安全的赞扬，特别是，当我们回忆起修昔底德赞扬雅典五千人政府（the Five Thousand）为“少数与多数的一种温和混合”[67]的时候。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开俄斯在412年的时候施行混合制，或是温和寡头制；开俄斯的议事会中含有不同阶级的人。[68]
地图3 爱奥尼亚与卡里亚
转自A.W.戈姆，A.安德鲁斯，及K.J.多佛，《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xii页。
关于开俄斯议事会阶级成分的这个结论最能解释喀耳息德和阿尔喀比亚德来到开俄斯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寡头瞒着民众，正在进行一项密谋。如果开俄斯政体（-43，44为地图3，45-）是寡头制的，且其议事会是由寡头党控制的，那么就不必精心算计会议时机了。如果开俄斯议事会由寡头把控，寡头党完全可以随时拉斯巴达人入伙。但是，如果议事会是民选甚或混合的，且其大部分成员还不知道暴动计划，议事会势必认为接受斯巴达代表加入商议极度危险，这样一来，要议事会接受如此危险的行动，就必须别出心裁，打得议事会措手不及。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民众（hoi polloi）处于惊愕和惊恐之中”，修昔底德所说的应该就是正在开会的人中的大多数。但是寡头们——就是那些精心策划该事件、为的是制造如是震惊和恐惧气氛的那些人——很快将喀耳息德和阿尔喀比亚德领入会场。[69]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对于开俄斯人来说，要说服他们变节，斯巴达舰船和士兵的出现比雄辩家们的辩才更加有用。尽管如此，阿尔喀比亚德精心的演说仍然起了一定作用。阿尔喀比亚德绝口不提伯罗奔尼撒人战败的消息，也不提其舰队被雅典封锁部队困在了司庇拉坞的事。阿尔喀比亚德只告诉开俄斯人，还有另外一支大舰队正在赶来这里的途中。开俄斯被说服，着手准备暴动，埃吕忒莱随后响应。[70]
这次引人瞩目的政变具有明显的阿尔喀比亚德风格，体现了阿尔喀比亚德的战争方式。这次政变的目的是冒点小风险、套取大利益；他做到了。一支微不足道的舰队，一次绝顶聪明的诈骗，给斯巴达的战争事业带来的好处包括：60艘战舰，帮助他们挑战雅典海上霸权；军事行动的可靠基地；还有雅典帝国中关键性的首个属邦起义事件。像阿尔喀比亚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开俄斯诡计不靠武力和权力，靠的是劝服和欺骗，不靠战斗能力，靠的是外交技巧。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些举动——还有他为斯巴达最后所做其他一些事情——给他的母邦雅典造成的损害前所未有。阿尔喀比亚德曾经建议派遣援军去救援西西里，并在德西利亚驻防，然而，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充分和迅速的执行，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亲自执行其中任何一个任务。[71]然而，在促成开俄斯暴动这一行动中，他提供了最初的设想，（-45，46-）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并亲自执行了整个计划。阿尔喀比亚德向雅典人证明，他活下来了，正如他先前所夸下的海口。[72]
阿尔喀比亚德和喀耳息德乘胜追击，充分利用这次胜利。他们带着3艘舰船前往科拉佐门奈，促成科拉佐门奈暴动。接下来，喀耳息德率领的23艘船从海上进发，另一支部队自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出发由陆上进发，海陆两支部队奔向铁奥斯（Teos）。这支舰队在海上遭遇雅典舰队，雅典舰队的指挥官斯特罗姆庇西德（Strombichides）趁敌军尚未取得优势赶紧逃走，喀耳息德舰队追击这支雅典舰队到了萨摩司。陆地部队抵达铁奥斯后，他们在铁奥斯所受到的待遇很能反映爱奥尼亚城邦所面临的问题。在被迫逃亡、抵达萨摩司之前，斯特罗姆庇西德先去了铁奥斯，请求铁奥斯人不要暴动。后来，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的部队兵临铁奥斯城下，铁奥斯人一开始拒绝大军进入。但是，当铁奥斯人意识到雅典人不会回来了的时候，他们允许已到城下的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部队进入城邦。在替萨斐尼派出的援军的帮助下，来自暴动城邦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的士兵拆掉了内陆一侧的城墙，这样整个城邦就向他们打开了怀抱。[73]看起来，铁奥斯人这么做的原因不是内部分歧，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政体偏好；铁奥斯人行动的唯一理据，是他们对自身安全的审慎考虑。只要雅典权势未经动摇，铁奥斯人就表现出忠诚。当雅典权势缺席、敌对势力到来，铁奥斯人便见风使舵，顺水推舟。不久以后，开俄斯人来到铁奥斯附近的两个小城邦莱庇铎（Lebedos）和海莱（Haerae），拉拢当地同伙，促成二邦暴动，随后撤出二邦。接着，替萨斐尼私自带一支军队来到铁奥斯，进一步完成了拆除城墙的任务，之后，他也启程离开。波斯人的出现，还有波斯人对于在情况允许的时候重获爱奥尼亚城邦控制权的赤裸裸的兴趣，肯定使得铁奥斯人怀念起雅典人的保护来。但是，拆除城墙以后，铁奥斯人已经无法重新与雅典人结盟了。当雅典人的海军将领狄奥梅冬带着10艘船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能够与铁奥斯人达成的最佳协议也不过是：铁奥斯人今后既允许雅典人进城，也允许雅典人的敌人进城。[74]在战争此后的时间中，铁奥斯人一直采取这种并不英雄主义的、但却是审慎的政策，避免招致其他人所遭受的那种灾祸。[75]
不久，阿尔喀比亚德与喀耳息德（-46，47-）在开俄斯的行动引发连锁反应，在开俄斯岛对面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城邦纷纷暴动变节：埃吕忒莱，科拉佐门奈，海莱，莱庇铎相继暴动，铁奥斯成为不设防城邦。在更南边的地方，重镇以弗所亦加入暴动。[76]阿奈亚（Anaea），一个小城邦，扼守萨摩司对岸的战略要地，距离米利都也不远，它也暴动了。[77]现在，阿尔喀比亚德要动手夺取米利都这颗爱奥尼亚的明珠了，于是，他武装伯罗奔尼撒舰只上的船员，令他们留守开俄斯；再在伯罗奔尼撒舰船上换上开俄斯船员。无疑，人员调换肯定部分是为了再次确认开俄斯人对伯罗奔尼撒人战争事业的承诺与投入，以及，也许还为了防止他们变节。然而，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人员调换的主要原因是：“亚西比德［阿尔喀比亚德］和米利都的领导人物有友好关系，他想在伯罗奔尼撒的舰船到达之前，使米利都转到伯罗奔尼撒这一边来；这样，他可以利用开俄斯的军队和卡尔息底阿斯［喀耳息德］的军队，尽量组织许多城市的叛变，不但使开俄斯人、他自己和卡尔息底阿斯［喀耳息德］取得功劳，并且照他自己的诺言，使恩狄阿斯［恩迪乌斯］取得功劳，因为是恩狄阿斯［恩迪乌斯］派遣这个远征军出来的。”[78]
阿尔喀比亚德与喀耳息德再次快速行动，小心避开正在赶来救援的雅典舰船，及时促成了米利都的暴动。雅典人最终还是没能制止这次暴动。米利都暴动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加重要的是，以米利都为基地，暴动将会向爱奥尼亚南部、卡里亚、离岸岛邦扩散。以米利都为基地，还可以对伊阿苏的阿墨基司基地发动攻击。[79]阿尔喀比亚德完成了他诺言的第一部分，而米利都的变节也使实现其诺言的第二部分成为可能。米利都一暴动，替萨斐尼就来了，他来就斯巴达人和波斯大王之间订立同盟进行谈判。
作为谈判成果的这份文件，完全是一边倒，相当过分。波斯大王将拥有他和他的祖先所拥有的“一切领土和城邦”，（-47，48-）波斯人和斯巴达人要一起努力，制止这些城邦向雅典缴纳贡赋。如果其中任何城邦暴动背叛波斯大王的话，斯巴达人要帮助波斯大王对付它们，同时，如果有任何城邦暴动背叛斯巴达人，大王会帮助他的新盟友们。双方要一起与雅典作战，不能单独与雅典缔结和约。[80]禁止暴动的条款完全是符合波斯利益的，因为斯巴达人的盟邦并未给斯巴达人制造这等暴动麻烦，而波斯人呢，正在与阿墨基司打仗，同时很可能认为所有的希腊城邦自480年以来的状态都叫作暴动。波斯应当向斯巴达提供何种财政安排，亦或是波斯应当向斯巴达提供何种程度的财政支援或其他支援，文件中只字未提。领土条款，就其字面意思上来看，就是向波斯归还所有在萨拉米斯海战（Salamis）之前属于波斯的希腊土地。后来，一位地位显耀的斯巴达人表达了他对这份文件全部深层含义的出离愤怒。“这简直骇人听闻”，他说，“波斯大王直到现在仍声称对他和他的父祖曾经拥有过的所有领土拥有统治权，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岛屿，加上帖撒利、洛克里司（Locris），乃至远至彼欧提亚的一切，都会再一次遭到他的奴役；斯巴达人强加给希腊人的将不是自由，而是波斯帝国的奴役。”[81]无怪乎斯巴达人将这一协议——连同其中那“骇人听闻的让步”——隐藏起来。[82]
达成这样一份协定，既无所顾忌，又不见什么好处，个中必有原由。因为这份由喀耳息德谈得的条约从来没有被斯巴达人批准，所以有学者提出一种解释方法：这份所谓的条约，从来只是个草案而已：“为缔结同盟条约所做的诸项准备措施中的一个概览或草稿，它要表达的主要是——或者仅仅是——替萨斐尼交到斯巴达指挥官喀耳息德手上的观点。”[83]喀耳息德没有（-48，49-）抗辩就接受这一条约，应该是由于他无能。[84]但是不管该协定法定地位如何，它确实生效了，因为斯巴达人马上就把他们的部队交给替萨斐尼，去攻打叛徒阿墨基司，恰如他们在条约中的承诺。[85]有学者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方法，是强调该协定的模糊性、不严密性、不完整性：“该文件简单又愚蠢……似乎根本无人充分考虑过第一条款。例如，按照该条款规定，斯巴达是否要回去与埃吕忒莱缔结新的条约。”依照这种路径来看，斯巴达的动机根本无法解释：“谈判这个条约的喀耳息德，因为他很快就被杀死了（Thuc. 24.1），再没有人可以去问他，他到底在想什么。”[86]还有一类学者在解释该协定达成的原因时，说这是战争之必需，还说这是因为斯巴达对雅典恨之入骨，恨到不顾后果、无视将来的地步。[87]
这一解释具有重大价值，但是仍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巴达人要签订这样一个于他们并无裨益的条约，斯巴达人应该很快就会想要推翻它并重新谈判。喀耳息德可能是个外交新手，可能很容易为老道的波斯人——如替萨斐尼——所欺骗，可是，阿尔喀比亚德是站在喀耳息德这一边的。阿尔喀比亚德可是谈判老手，他身经百战，谈判见得不少，外交技艺烂熟于心。不难想象，是阿尔喀比亚德出力说服了喀耳息德这位缺乏经验的指挥官立即采取行动。阿尔喀比亚德肯定会说，如果喀耳息德想要得到与波斯结盟这样一桩功劳的话，那么就必须赶快行动。阿尔喀比亚德可能还会说：细节并不重要，迟些时候还可转圜；关键是要抢在其他斯巴达人——比方说，阿吉斯那一派的什么人——抵达和抢功之前，从波斯人那里得到承诺。所有以上这些都是猜测，因为没有古代史料提到阿尔喀比亚德在此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果阿尔喀比亚德没有这样去劝说喀耳息德，上述推测的这些话至少能够用来说明阿尔喀比亚德当下的处境。他就快没有时间了，怀有敌意的阿吉斯威胁着他的地位和安全。他需要令人震惊的成就，并需要立即取得这样的成就。喀耳息德条约确实应该批评，但是在这一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49，50-）成就。据说这位雅典的流亡者给斯巴达的一位国王戴了绿帽子，性命难保。有了爱奥尼亚的起义，有了与波斯大王的条约，阿尔喀比亚德可以说，他做到了他对恩迪乌斯、对监察官、对斯巴达的承诺。时间会证明，这些成就是有问题的。可是，阿尔喀比亚德扭转了攻守大势，动摇了斯巴达的胆怯和暮气，使得斯巴达走上了通往最终胜利的道路。[88]
[1] Thuc.8.5.1.
[2] Thuc.1.81.6（阿奇达慕斯的预言）；Thuc.3.89.1（阿吉斯的第一次指挥）。
[3]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05—109页。
[4]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09—132页。
[5] Thuc.8.5.3.
[6] 关于阿吉斯与激进派的联系，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84—86页，第90页；关于他在曼提尼亚的作为，参见同上，第105—132页。
[7] Thuc.3.92—93.
[8] Thuc.5.51—52.1.
[9] Xen.Hell.1.2.18.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页）认为，斯巴达人在阿吉斯远征之前就收复了赫拉克利亚，“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赫拉克利亚）还在彼欧提亚人手中的话，修昔底德对这个问题的沉默就难以解释了”。但是修昔底德从来没有在其史书中提到过斯巴达收复任何殖民地，所以，不管修昔底德对这一问题的沉默出现在何处，那都是很难解释的。修昔底德一贯如此，对许多问题都未尽交代。此处可以采信韦斯特莱克（H.D.Westlake）的看法：“阿吉斯既在这个地区活动，那就肯定少不了要控制重要边区，如赫拉克利亚”（《希腊研究期刊》 ［JH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58卷，1938年，第35页）。色诺芬明确说过，赫拉克利亚的斯巴达长官（governor）在426年就被叫作“布政司”（harmost）。帕克（H.W.Parke）认为，赫拉克利亚的斯巴达长官从426年该殖民地建立以来就被一直由“布政司”担任，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希腊研究期刊》，第50卷，1930年，第39页）。
[10] Thuc.3.92.4.
[11] Thuc.8.3.1. 在帖撒利人的盟友中，修昔底德只提到了亚该亚人。其他的——正如安德鲁斯所说（《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页）——则肯定是在420年攻打赫拉克利亚的那些城邦（Thuc.5.51.1）。
[12] 据阿里斯托芬《吕西翠妲》记载（Aristoph.Lysis.1169—1170），斯巴达人要求收复派娄斯（Pylos），发言的雅典人提交换条件时提到了哀基努和马里斯海湾，还有墨伽拉的长墙。这几个地名都语带双关，具有情色意味，正适于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此大做文章。针贬时敝于幽默之中，正是阿里斯托芬最擅长的。我们知道，派娄斯和墨伽拉——两个词都可作情色意思解释——确实是雅典与斯巴达讨价还价的标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里所提到的其他两个地名也同样是现实中双方争执的标的。正如安德鲁斯所说，“阿吉斯在此地区活跃的时间不过12个月——最多比12个月多一点点，更可能的是恰好不到12个月——这绝非巧合”（《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页）。
[13]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0页。
[14]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58卷，1938，第35—36页）指出了阿吉斯的行动中更雄心勃勃的一重目的：“重新打开通往色雷斯的陆上通道”。这让斯巴达人可以煽动卡尔息狄斯地区诸邦从雅典变节，可以阻止雅典人从马其顿获得造船所必须的木料，可以在帖撒利地区施加更多压力。这个“北方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从来没有越过马里斯海湾，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些更大的目标是否存在。也没有证据支持韦斯特莱克所说的，阿尔喀比亚德与阿吉斯一起协作制定了这个方针（参见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Alcibiade，Étude sur l'histoire d'Athènes à la fin du Ve siècle］，第214页）。
[15] Thuc.8.5.1—2.关于“布政司”（harmost）的角色的讨论，参见帕克，《希腊研究期刊》，第50卷，1930年，第37—39页；以及柏基希（G.Bokisch），《克丽娥学刊》（Klio），第46卷，1965年，第129—239页。
[16] Thuc.8.5.4.
[17] Thuc.8.5.4—5，6.1.
[18] Thuc.8.5.5. 理论上来说，这些城邦欠款的日期要从这些城邦在希波战争中获得解放开始算起，即480/479年，但是希罗多德曾经谈及这样一道律法：新君登基时，可免除此前未缴之贡赋（Hdt.6.59），所以未缴纳部分不可以追溯到424年之前。然而，穆雷（O.Murray）（《历史学刊》［Historia］，第15卷，1966年，第148—149页）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看法。穆雷认为，大流士只是要求节度使收取他自己任节度使以来的贡赋，所以替萨斐尼应当从“420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开始，追溯到412年之前，追溯最多8年，也可能少于4年”。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页）准确指出，修昔底德的语言——特别是，修昔底德使用
“最近”这个词来说明大王提出此项要求的时间——表明，这是新政策，原有情况有所改变，还意味着“有很明显的新动向，那就是雅典支持阿墨基司（Amorges）、以及雅典与大流士出现分歧”。但是，我们不清楚雅典支持阿墨基司的日期，也不知道雅典与大流士产生分歧的日期，该日期也不会是唯一可能的“新动向”，接下来我将作相关论述。
[19] Thuc.8.5.5.
[20] Thuc.8.28.2—5，54.3；And.3.29.
[21] And.3.29.
[22] 这是韦斯特莱克引用的看法：《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19页，注释2。
[24] 按照顺序，引文分别来自怀德-嘉利（《希腊历史文集》，第223页），密格斯和刘易斯（GHI，236），以及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5页）。
[25] 这些和其他一些可能是由韦斯特莱克提出的（《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3页）。
[26]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2页）。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5页）补充道：“安多基德斯《论与斯巴达议和》（On the Peace）之不准确——就算是放在那些亚狄珈（Attic）雄辩家的作品中来看——也是十分显眼的”。
[27] And.3.29—31.
[28]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3页）说，该论断“肯定是捏造出来的，它鲁莽地夸张了雅典在415年的戏剧性决定”。韦斯特莱克指出，这个事件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同时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安多基德斯自己的］捏造，目的是强化与斯巴达缔约的呼吁”（《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5页）。
[29] 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5—326页。
[30] 韦斯特莱克对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值得摘录出来：“雅典人与阿墨基司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个方面能够引起修昔底德的兴趣：当雅典人已经在西西里面临重要攻势，这时他们还决定支持一个叛徒并牺牲与波斯结盟的利益、进而遭到波斯的报复。修昔底德肯定会把这个决定作为雅典人错误决策的绝佳例证，在修昔底德看来，正因为雅典人抛弃了伯利克里（Pericles）的建议，才招致了最终的失败（Thuc.2.65.7—13）”（同上，第327页）。
[31] 韦斯特莱克对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值得摘录出来：“雅典人与阿墨基司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个方面能够引起修昔底德的兴趣：当雅典人已经在西西里面临重要攻势，这时他们还决定支持一个叛徒并牺牲与波斯结盟的利益、进而遭到波斯的报复。修昔底德肯定会把这个决定作为雅典人错误决策的绝佳例证，在修昔底德看来，正因为雅典人抛弃了伯利克里（Pericles）的建议，才招致了最终的失败（Thuc.2.65.7—13）”，第326页。
[32] 韦斯特莱克对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值得摘录出来：“雅典人与阿墨基司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个方面能够引起修昔底德的兴趣：当雅典人已经在西西里面临重要攻势，这时他们还决定支持一个叛徒并牺牲与波斯结盟的利益、进而遭到波斯的报复。修昔底德肯定会把这个决定作为雅典人错误决策的绝佳例证，在修昔底德看来，正因为雅典人抛弃了伯利克里（Pericles）的建议，才招致了最终的失败（Thuc.2.65.7—13）”，第328—329页。
[33]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7页，注释25）谈到此处的时序问题时说，“很可能是很精确的”，刘易斯倾向于认为：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是波斯政策剧变的原因。刘易斯承认，我所赞成的这种解释“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他对这一结论的反驳仅限于如下断言：“波斯大王到11月后才有十分可靠的消息。”我认为，相反，如此令人震惊的重要消息很可能传播得比绝大部分消息要快。无论如何，即便波斯大王收到消息是在11月份，也不能排除我在这里提出的这种时序解释。
[34] 伍德海德（A.G.Woodhead），《修昔底德论权力本质》（Thucydides on the Nature of Power），麻省剑桥，1970年，第147页。
[35] 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9页。
[36] Thuc.8.6.1.
[37]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6页。
[38] Plut. Nic.10.7.
[39] Thuc.8.6.2. 尽管修昔底德没有特别提到公民大会，他所运用的语言还是能明白显示讨论和决策都是在斯巴达公民大会进行的。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9页。
[40] 畜群：Thuc.2.14；补给：Thuc.7.28.1；411年叛乱：Thuc.8.96.1—2。
[41] Thuc.8.8.1.
[42] 对于修昔底德所记载的替萨斐尼头衔
（Thuc.8.5.4）（《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16页），安德鲁斯就是如是解释的，这看起来颇有道理。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6页）对于替萨斐尼的权势特别是他与法那巴佐斯的关系，十分审慎。但是他谈到这个词组的时候说，“这表明，替萨斐尼所拥有的这个职位，不单单是撒尔狄司节度使，其职权范围可能比节度使更加宽泛”。译注：关于Thuc. 8.5.4给出的替萨斐尼头衔，Jowett英译本作：whom King Darius the son of Artaxerxes had appointed to be military governer of the provinces on the coast of Asia；Hobbes英译本作：lieutenant to King Darius in the low countries of Asia；谢德风中译本作：波斯国王大流士（阿［尔］塔薛西斯的儿子）任命的沿海地区总督（第570页）。
[43] 最后这一点是刘易斯提出来的：《斯巴达与波斯》，第89页。
[44] 相关文本是Thuc.8.6.2—3。在这段文字中，修昔底德开始谈到斯巴达的意见分歧，然后说即便如此，斯巴达人是倾向于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接下来他说：
。这个
起到表原因的作用，正如安德鲁斯的反对意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页）恰当指出的那样。恩迪乌斯在420年被阿尔喀比亚德愚弄之后又与他合作（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66—70页），这有点让人吃惊。同时，对于420年的那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史料，因此无法对此作出可置信的解释。如果我们假定，恩迪乌斯与阿尔喀比亚德之前并非同伙，同时，如果我们还假定，斯巴达人恩迪乌斯确实曾遭愚弄的话，那么，安德鲁斯的解释将优于其他大多数解释：“情势已然大变，他们对彼此来说是有用的，8年前的争吵已经被抛诸脑后。”
[45] 这个词语是哈茨菲尔德所使用的：《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7页。阿尔喀比亚德在米利都的影响力，见Thuc.8.17.2。安多基德斯（And. Against Alcibiades 30）与普鲁塔克（Plut.Alc.12.1）都提到了开俄斯人和以弗所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献给阿尔喀比亚德的荣誉。同时，他们还提到了列斯堡人。公元3世纪的传记作家撒提录（Satyrus）（apud Ath.12.534d，或作apud Ath.12.47）提到，这一次向阿尔喀比亚德献礼称耀的城邦还有库济科斯。在阿尔喀比亚德的可选项中，此处并不涉及列斯堡。就算撒提录记载正确，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确实有影响力（此处应提及了不起的、但我并不赞同的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7页，注释2），但是，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的影响力也不如他在爱奥尼亚、特别是在开俄斯的影响力。
[46] Thuc.8.6.4—5.安德鲁斯指出，斯巴达把地震看得特别严重，完全可以因此推迟一次远征。安德鲁斯认为，这个时候“这个预兆被解释为神明对于迈蓝科利达个人的不悦，而非神明对于此次出征行动的不悦”（《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20页）。这一解释很有可能就是最终起到了作用的那个解释，但是，在斯巴达历史中有太多证据表明，对于预兆及其他神迹的解释被掌控在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手中。预兆如此糟糕，斯巴达人仍然坚持继续远征，这有力表明，斯巴达好战分子势力强大，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保守派别势力衰微。
[47] Thuc.8.7.抄本B（MS B）提供了一种训读方法，
，这（-35，36-）意味着开俄斯的压力和斯巴达的回应是在春季伊始的3月。这种训诂被史度普（Steup）、以及韦依和萝蜜莉（Weil-Romilly）接受。但是其他抄本（MSS）则将这段文字训为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0页）赞成这种训诂，我也赞成。Thuc.8.8中提到的斯巴达同盟在柯林斯召开的会议，势必发生于开俄斯人这一系列秘密沟通之后不久，然后，他们应该是马上就召开了6月的地峡运动会。那么，斯巴达在这一系列行动的第一步——派遣使节去柯林斯，要求将舰船拖过地峡并驶往开俄斯——就很可能发生在4月或者甚至5月。
[48] Thuc.8.7. 如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9页，注释34）恰当指出的，“要向盟友们咨询，是因为将要使用盟友们的舰只”。
[49] Thuc.8.8.2.
[50] Thuc.8.8.1.
[51] Thuc.8.8.3—4.
[52] 这是我对于Thuc.8.8.3那段令人迷惑的文字的理解。
[53] 这是我对Thuc.8.9.1所记载的阿吉斯的提议的解读，接下来的提议是由哈茨菲尔德做出来的（《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9页）。他甚至说，阿吉斯秘密地倾向于这样的拖延，因为这给了他取得远征指挥权的机会。
[54] Thuc.8.9.2—3. 关于开俄斯的亲雅典派别，参见Thuc.8.38.3；以及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2—23页。
[55] Thuc.8.10.2. 关于日期，参见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3—24页。
[56] Thuc.8.10.3. 关于避险所用港口的名字和位置，参见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4—25页。
[57] Thuc.8.11.3. 这是修昔底德唯一一次使用“爱奥尼亚战争”这种说法，有一些学者用这个词来表述整个413至404年的战争阶段。这种用法是不恰当的。韦斯特莱克的看法清楚得令人钦佩：“修昔底德使用了
（Thuc. 8.11.3），但是其用意仅仅是局限于此处上下文，用来描述‘在爱奥尼亚的战争’，他并不是为了区别于其他战争。更不恰当的说法是接下来出现的‘德西利亚战争’，很多人都这么表述，这种表述方法已经成了惯例。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反应了那个时代雅典居民的观点”（《古典学季刊》新编［Classical Quarterly N. S.］，第29卷，1979年，第9页）。
[58] Thuc.8.12.1；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5—26页。
[59] Thuc.8.12.2. 有一个广为流传、也比较可信的看法是，阿尔喀比亚德是修昔底德撰史的资料来源之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番话可能直接引用自阿尔喀比亚德劝服恩迪乌斯时所说的话。毕竟，这里所使用的语言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种贵族竞赛的语言，荷马那种军事斗争或是品达（Pindar）那种体育竞赛都有可能。此处用来翻译kalon和agonisma的词，都不足以反映这两个原词本身所能够引起的全部联想和含义。Kalon意味着漂亮，好，正确，高贵；agonisma最基本的意思是（-41，42-）竞赛，从竞赛这一含义中引申出第二层含义，就是赢得竞赛之奖赏，并进一步引申为一种成就或一种功绩。如果这两个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原话，那么，这些词语就反映了阿尔喀比亚德自己对于战争目的那种贵族式的自我中心的态度。如果这两个词是修昔底德所撰，那么，这些词语所反映的就是修昔底德自己对于阿尔喀比亚德个性特征的看法。
[60] Thuc. 8.12.2.
[61] Xen.Hell.3.3.1—2；Plut.Alc.23.7，Ages.3.1—2. 普鲁塔克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摩司的杜力司（Duris of Samos），他是4世纪晚期、3世纪早期的作家。他声称自己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后裔。普鲁塔克另一个资料来源可能是开俄斯的迢彭浦斯（Theopompus），他生于378年左右（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页）。提麦娅之子列奥提其达（Leotychidas son of Timaea）是不是私生子、其父亲是不是阿尔喀比亚德，这两件事都遭到鲁里亚（M.Luria）的质疑（《克丽娥学刊》，第21卷，1927年，第404—419页）。鲁里亚的质疑得到了哈茨菲尔德的回应（《古代研究评论》［REA］，第25卷，1933年，第387—395页）；以及《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7—219页。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页）指出，如果说列奥提其达是阿尔喀比亚德之子的话，时间上说不通。故而，安德鲁斯的结论是“分开来看，似乎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全部放在一起来看，就不那么可能了”。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结论。但是，就算说阿尔喀比亚德不是列奥提其达的父亲，我们也不需要怀疑通奸一事，我们不用质疑，这谣言本身存在且在斯巴达广为人知。这些都足以解释，修昔底德为什么把阿尔喀比亚德描述为阿吉斯的“私敌”，
（Thuc.8.45.1）。
[62]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0页。
[63] 见地图3。
[64] Thuc.8.14.1.
[65] 参见奎恩（T.J.Quinn），《历史学刊》，第18卷，1969年，第24页；亦可参见弗罗斯特（W.G.Forrest），《雅典不列颠学校辑刊》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BSA LV），第55卷，1960年，第180页；以及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2—23页。
[66] 关于这段提到民选议事会的铭文，参见GHI，8。弗罗斯特（《雅典不列颠学校辑刊》，第55卷，1960年，第180页）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政令中，现存唯一的证据只能训为 
”，所以，弗罗斯特据此以及其他一些论据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开俄斯施行的是寡头制。因为一则孤立铭文中没有提到这个民选议会而认为开俄斯施行寡头制，这样做不仅极不可靠，甚至还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证据完全可以用来证明相反的结论。能够确实证明在开俄斯存在的议事会（boule），就只有那个民选的（demosie）。除民选议事会消亡这种可能性之外，以下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年深日久，修饰语失去了作用，渐渐被略写了，所以开俄斯在公元前5世纪唯一有的那个议事会，可能就是在之前的世纪中曾经被叫作“民选（议事会）”的那一个。
[67] 修昔底德赞扬开俄斯政府：Thuc.8.24.4；赞扬五千人政府：Thuc.8.97.2。
[68] 在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中，给我启发最多的是奎恩的观点（《历史学刊》，第18卷，1969年，第22—30页）。
[69] Thuc.8.14.2.
[70] Thuc.8.14.3. 有些学者将该事件视为能够证明如下定理的证据：在雅典帝国属邦，较低阶层欢迎雅典统治，抵制暴动。我们所了解到的412年开俄斯事件中，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掌握的史实与奎恩的评价相符：“要说亲雅典情绪，这并不比恐惧雅典的情绪多；同时，也没有理由认为大部分开俄斯人欢迎雅典统治”（《历史学刊》，第18卷，1969年，第30页）。
[71] 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57—259页。
[72] Plut.Alc. 22.2.
[73] Thuc.8.16.
[74] Thuc.8.19.3—4；20.2.
[75] 我的叙述是基于韦斯特莱克的文章（《古典学季刊》新编，第29卷，1979年，第12—14页）。
[76]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90页，注释39。
[77] Thuc.8.19.
[78] Thuc.8.17.2. 有些学者认为，人员调换是为了削弱开俄斯的民主派力量，也是为了震慑并遏止有可能发生的民众起义。我已经强调了奎恩提供的解释（《历史学刊》，第18卷，1966年，第27—28页），但这两种解释并非一定是互相抵触的。阿尔喀比亚德与喀耳息德可能会想要开俄斯人在他的舰队中，以此鼓励和奖励暴动的人们，但是即便不调换人员他也可以奖励这些人。之后的事件将表明，开俄斯有收容一些亲雅典派（Thuc.8.38.3），这么看来，把伯罗奔尼撒部队留在开俄斯岛上是审慎的。译注：此处Thuc. 8.17.2译文使用谢德风译本，第576—577页。
[79] Thuc.8.17.3—4；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0页。
[80] Thuc.8.18.
[81] Thuc.8.43.3；说话的人是力卡斯（Lichas）。
[82] 这个引文来自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6—1427页。格罗特（Grote）也说领土条款是一个“荒谬的条款”（《希腊历史》［A History of Greece VII］，第7册，第376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7页，注释1）根据Thuc.8.36.2，不认为这一条约是秘密的，因为据Thuc.8.36.2记载，“一些伯罗奔尼撒人”在与波斯缔结第二个协定以前，据说是很不满意与波斯的第一个协定的。但是，修昔底德没有说这些“伯罗奔尼撒人”是谁，这些人可能是少数消息灵通之人，亲身参与达成这一秘密协定。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页，注释4）认为这一条约是秘密的，为此他提出了很令人信服的论辩。同时，维尔（E.Will），尽管他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句话颇有说服力，能够证明该条约必须得是秘密条约：“斯巴达做的这些让步太过可耻，会吓到那些已经‘叛变’的人，也会吓到那些投身斯巴达阵营来反对雅典人的人”（《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Le monde grec et l'orient，vol.1，Le Ve siècle］，巴黎，1972年，第364页，作者英译）。
[83] 桑悌（G.De Sanctis），载于《希腊史撰史研究》（Studi di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greca），佛罗伦萨，1951年，第86—87页。
[84]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页）谈到“喀耳息德毫无经验，对外交惯例和东方人的诡计一无所知”。
[85] Thuc.8.28.2—4. 这个观点，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页，注释5）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86]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90—91页。
[87]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7页，注释1。同出一脉的是伯里（J.B.Bury）（《希腊历史》［History of Greece，rev.R.Meiggs］，纽约，1975年，第4版，第307页）的看法。伯里说：“因为渴望击败她所痛恨的敌手，欲令其一败涂地，所以现在，列奥尼达（Leonidas）的城邦准备把希腊同胞的自由出卖给蛮人。”
[88] 在分析阿尔喀比亚德所发挥的作用的时候，我采信了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223页）那令人信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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