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济科斯（Cyzicus）大捷发生在410年的3月或4月，雅典人欣喜若狂。[1]所有雅典人庄严集会，向神奉献牺牲，表达感激之情。[2]斯巴达惨败的消息给斯巴达民众带来的，则是完全相反的情绪。自从战场转到海勒斯滂以来，尽管斯巴达在海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尽管他们获得了法那巴佐斯始终稳定的支援，尽管他们面对的敌军因为缺乏资金而心烦意乱，但是除了败北的滋味，斯巴达人什么也没有尝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斯巴达人就失去了大约135艘到155艘舰船，数目骇人。[3]雅典人又一次控制了所有水域，黑海粮食的供给通道依然在握。阿吉斯仍然控制着德西利亚（Decelea）的要塞，仍然能够自由出入并随意劫掠亚狄珈的乡村地区。但是，阿吉斯也很清楚，只要粮食运输船能够自由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勒斯滂和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之间，他对乡村地区的劫掠就无法给雅典造成什么有效损伤。[4]波斯承诺的持续援助没能确保胜利到来，至少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决胜。替萨斐尼信誉已毁，而法那巴佐斯虽然可靠，手段上却不及作为其对手的节度使替萨斐尼。斯巴达自意大利和西西里获得的援助（-247，248-）大大不抵其预期，叙拉古革命又令他们失去了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这盟军将军中最热忱、最能干的一位，同时，叙拉古未来是否会继续支持斯巴达也成了问题。[5]看起来，还有许多斯巴达人被雅典人俘虏，人数已经足够令斯巴达人急于议和，好交换俘虏归国。[6]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巴达人决定违反他们与波斯人的条约规定，与雅典议和。[7]使团团长是恩迪乌斯（Endius），他也曾出任420年使团的使节，而那个使团未能阻止雅典与阿尔戈斯（Argos）于420年结盟。作为413/412年的监察官，恩迪乌斯与阿尔喀比亚德协力，劝服斯巴达人在爱奥尼亚与替萨斐尼合作。[8]尽管这样的履历连同其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古老族谊一起，堪当其参与商谈、发挥作用的信誉保障，但是阿尔喀比亚德远在东方，将会对雅典决策发挥影响的是另外一些人。恩迪乌斯被选为议和使节，也许是因为他代表了斯巴达的和解派，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个雅典事务专家。[9]关于恩迪乌斯所表述出来的斯巴达议和条件，狄奥多罗斯记载如下：“我们希望与你们，雅典的人们，缔结和约，我们希望各方都能持有当下控制的城邦、但放弃在对方领土上的驻军，用一名雅典人对一名拉戈尼亚人（Laconia）的比例赎回俘虏。”[10]
无疑，雅典人当然会乐意用放弃派娄斯（Pylos）来换得和约、德西利亚还有释囚，但是要接受雅典帝国的现状，雅典人就不会那么乐意了。即便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斯巴达人仍控制了爱琴海中的罗德岛、米利都、以弗所、开俄斯、（-248，249-）塔索斯、以及优卑亚；色雷斯海岸的一些地方；海勒斯滂的阿卑多斯；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Chalcedon）。尽管如此，从古至今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这是一份雅典人本不该拒绝的和平方案。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最讲道理的雅典人”倾向于接受斯巴达的方案，但是公民大会“受到老练的战争贩子”的欺骗，拒绝了该方案。狄奥多罗斯说，这些“战争贩子从大众的灾难中渔获私利”。在这样一番事后评判中，狄奥多罗斯说这是雅典人永无机会悔改的一个错误。[11]绝大部分现当代学者持类似判断。就在短短半年之前，雅典人还处于绝望的境地；当下能够收复帝国的大部分版图，雅典人理应知足。每个讲道理的人都必须明白，雅典的资源不足以收复所有沦陷领土。甚至就算和约无法持续，没有战争的每一年也都应当被视为无价之利得。[12]雅典那几近枯竭的财库也已用至极限，无法对抗波斯的金库；而波斯金库取之不竭，无论雅典击沉多少艘舰船，它都能迅速补充上。[13]此外，雅典人没法指望从斯巴达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议和条件了，因为要收复那些最近解放的雅典盟邦，斯巴达人就必须损害他们自身的名誉。[14]
带头反对该方案的是科辽丰（Cleophon），“当时的头号民众煽动家”。[15]如同那个世纪最后25年里颇受欢迎的其他政客一样，喜剧诗人用讽刺手法攻击他，那些比较严肃的作家则对他充满轻蔑和厌恶。他们管科辽丰叫琴师，一如他们管克里昂（Cleon）叫皮匠，管吕西克勒斯（Lysicles）叫牲口贩子，管游科拉底（Eucrates）叫卖亚麻的，管海珀布鲁斯（Hyperbolus）叫灯匠。据说，科辽丰的母亲是个蛮族人，而他自己则是个贪婪的外邦人，是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卑微手艺人。[16]比较严肃的作家则将科辽丰描画为酒鬼、割喉凶手、在公共场合大声咆哮的不文明的人。[17]尽管（-249，250-）科辽丰的举止言谈不甚得体，政治观点也颇为极端，但上述那样一番描述还是过于偏颇、失于准确。科辽丰肯定是雅典人，他的父母也都是雅典人。科辽丰的父亲科耒披底（Cleippides）是428/427年的将军，并可能早在444/443年就卷入了一宗陶片放逐案，说明其身份地位在那时就已足够显赫。科辽丰自己可能担任过将军，也担任过“度支官员”（poristai）。科辽丰去世后数年，一位雄辩家曾说科辽丰“司掌国家一切事务许多年”。[18]即便我们不排除所有的夸张成分，这样一个人也绝非什么贫穷的手艺人；如果科辽丰真的造过竖琴，那也是出于其制琴工坊主或工场主的有钱人身份，正如其父必然亦是有钱人一样。因为和约方案是在五千人政权时期提出来的，所以科辽丰肯定至少具有重装步兵军籍；而科辽丰还能够参与这次辩论，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属于更高级别的社会阶层。[19]要说科辽丰反对和约是为了寻求私利，要反驳这种指责是很容易的。当是之时，关于政客们投机或腐败的指控并不罕见，但是科辽丰却从来没有面临此类指控；同时，还有证据表明，科辽丰死时颇为潦倒。[20]也许，布索特对科辽丰的角色刻画颇能反映其品质，尽管这番描画忽视了其政治品格，也未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当时境况中他的行动局限：“他，信念坚定的民主党人，雄辩的民众演说家。他那热忱的、暴力的举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纯正的雅各宾派（Jacobin）。”[21]
像科辽丰这样的一个人自然会争辩说，雅典必须坚持战斗，取得全面胜利。同时，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科辽丰还论及了雅典晚近以来的辉煌胜利，并预言了雅典将来也会取得胜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科辽丰鼓吹这番胜利期望后，雅典人也开始对在阿尔喀比亚德的领导下“迅速收复帝国”[22]寄予热烈期望，因为正是阿尔喀比亚德将海勒斯滂海峡的一系列胜利成功归功于己。然而，立场更加温和的雅典人，甚至还有那些未被阿尔喀比亚德蒙蔽（-250，251-）的雅典人，同样也能够找到可观的理由来拒斥410年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提出来的这个和约方案。如果对海外的领土现状予以认可，不仅意味着接受帝国半壁江山沦陷的现实，还置雅典的未来安全于相当危险之境地。只要斯巴达情况与政治平衡有变、和约破裂，与斯巴达的战争就会卷土重来，再次对雅典形成重大威胁。如果雅典人不立即利用现有优势，而法那巴佐斯仍然对斯巴达人信守承诺、予以支持，那么斯巴达人就有时间重建一支舰队，再次挑战雅典人对海勒斯滂海峡的控制。必需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只要再来一次战场大败，雅典舰队就会输掉整个战争。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雅典人行动足够迅速，他们就能令敌军失去通往黑海沿线的基地，从而确保海勒斯滂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安全。如果雅典人还去攻打爱奥尼亚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不需花费太多气力就可收复爱奥尼亚，此时，他们在库济科斯的胜绩还能够令战友受到鼓舞，令敌军感到畏惧。雅典胜绩威望犹在，博斯普鲁斯关税税卡甫设，沦陷属邦重光，雅典财政状况将可望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雅典人也不会认为斯巴达与波斯之间的约定牢不可破。从一开始，斯巴达与波斯的结盟就很古怪，为了达成双方皆能接受的协定亦大费周章。协定总算达成，但之后不久，替萨斐尼失信食言，表里不一，斯巴达人大失所望，转而对其采取敌视态度。法那巴佐斯呢，正如我们所见，信守承诺，但资源有限。只要再来几场失败，对其领土再多几次进攻，就有可能令法那巴佐斯认为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帝国是错误的决定。没有人能够准确揣度波斯大王的意旨，但历史已经表明，战场反复失利、远征无功而返将令大王心灰意冷。此外，波斯大王统治的帝国地域广袤，其他地区随时都可能发生叛乱，从而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在其西边疆域发生的这场战争。其实，只要斯巴达提出要与雅典单独议和、从而明目张胆地撕毁与波斯协定的话，波斯大王很可能立即就会作出放弃战争的决定。考虑到上述这些情况，对于雅典人拒绝斯巴达议和提议这一举措，我们实在无需感到意外，也无需施加过多指责。[23]（-251，252-）
雅典人是在5月的某个时候拒绝斯巴达和平提议的。过了不到两个月——很可能是6月末——之后，五千人大会被代之以不受限制的完全民主政体，也就是雅典在413年引入贤哲（probouloi）制度之前所享有的那种政体。[24]在赞扬了一番五千人大会的温和政权之后，亚里士多德说：“民众很快夺走了他们对城邦的控制。”[25]在古代文献中，这是直接提及这次政权更迭的唯一一处，但是有许多证据都能表明完全民主政体在410年夏季重掌了大权。我们不知道这次政权更迭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其为何会发生。现当代学者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将其归因于民众在库济科斯战役后重新获得的自信心，但是如果自信心这样一个理由就足够解释这次政体更迭了的话，那么这应当早在5月就会发生——在捷报刚刚传来之际，而不是过了一两个月才发生。而且事实上，库济科斯大捷的作用应该正好相反才对，这次大捷应当加倍巩固了五千人政权的威望。库济科斯大捷及之前的两次胜利都发生在五千人政权当政时期，发生在色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的指挥下。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极端的民主派。还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次政权更迭是渐进的，但是无论更迭过程有多么渐进，当中都必然存在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一时刻，五千人大会独揽的大权被夺走，全体公民重新获得了完全的政治权利。我们不能肯定是什么样的事件成为了政体更迭的直接原因，但是凭借现有证据，我们可以做一番合情合理的思考。（-252，253-）
确实，库济科斯大捷必然巩固了五千人政权的威望，也为雅典人带来了团结的契机，但是斯巴达接下来提出的那和平提议却在雅典造成了严重分歧。我们无法分辨塞剌墨涅斯对于这一提议有何看法，但是与他一样的温和分子必定都属于那些“最讲道理的雅典人”之列，是支持这个和平提议的。在421年的时候，大多数的雅典人都愿意接受那个并不尽如人意的《尼基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Nicias），而当下的雅典人更甚于那时的雅典人，因为这时的雅典人必定迫切希望逃出这场战争的魔爪，这场战争正在变得昂贵、痛苦、同时还危及雅典存亡。我们可以认为五千人政权的领袖是支持这个和约提议及其给定条款的，但是在410年，大多数的雅典人明显不这么想，同时，关于和约的这场辩论——在库济科斯战役与民主政权重光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件就是这场辩论——很可能就是触发五千人政权发生更迭的导火索。温和政权的领袖们在丢掉了关键的理据之后，被迫转为守势。反对他们的人可以说，迫切求和而罔顾那糟糕条款的人不足以委以勉力继续战争之重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拒绝斯巴达的和平提议就意味着没有为当权政府投下信任一票。
趋向完全民主政体的势头势必飞快增长起来。民主党人具备一项可观的优势：他们在这场辩论中找到了一名颇具说服力的天才领袖，一位能够影响公民大会意见走向的发言人。而在另一方面，温和派则没能得到他们最富于技巧和说服力的支持者的帮助。塞剌墨涅斯远在克吕所波利斯（Chrysopolis）执行军事任务；没有塞剌墨涅斯的政治才干和修辞技巧，他的同僚们不足以应对民主党人的新领袖。就更深的层次上而言，民主党人亦占尽优势。一方面，民主政体对于多数人具有天生的感染力，另一方面，民主政体在雅典历史已过百年，已经被认为是雅典的传统政体。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梭伦，甚至还包括德拉科（Draco）及传说中的忒修斯（Theseus），都以某种方式被视为民主政体之先驱。寡头政体，无论是极端的寡头政体，还是温和的寡头政体，都被绝大部分雅典人视为反叛又反常的革新之举。雅典人仅仅只在自身历史最为幽暗的短暂时期——当失败迫在眉睫，其他救赎无法到来的时候——向寡头政体退让片刻。然后，当海战胜利带来新的希望，民主派的政治领袖就会利用第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复辟传统政体，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斯巴达的和平提议似乎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到6月为止，必定有人已经提出要放弃（-253，254-）五千人大会、复辟传统民主政体。到了410/409年第一任议事会在任时——也就是410年的6月或7月，旧有民主政体已经掌权，通过相当狂热的新行律法来保卫自身、抵御政敌。[26]
因为没有古代作家曾经提及民主政体的这次重光，当代学者很难掌握这次政权更迭的性质甚或其实情。关于这次政权更迭的证据散落在雄辩家的演说辞和铭文资料当中，这加剧了其予人的那种印象：组织不力，全无计划与章法。尽管这些政令上的政治家名字于今人全然陌生，也没有任何全盘计划被归于一位出名的政治家，但对民主政权重光后第一年左右时间段内雅典人行为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中存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是令人惊讶的。从这次政体更迭中浮现出来的，是试图借助生机勃勃的完全民主政权来发动一场胜利之战的一套全面计划。410/409年发生的这次更迭涉及政体、法律、财政、社会、精神等多个方面。总的来说，新造就的这个城邦刚刚从失败与绝望中苏息妥当，有能力作出卓越努力并取得辉煌胜利。
来自于这个重光民主政权的最早现存文献，是德谟芬图司政令。德谟芬图司政令表明，五千人政权已经不存在，原有的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按照原有方式重新掌权。这道政令以原有的民主政体格式起始：“奉议事会与公民大会之命颁布”。[27]此外，所谓议事会，也不再是温和政权当中选举出来的那个议事会，而是特别申明为“以豆抽签选出的五百人议事会”，好像正是为了强调个中区别一样。[28]然而，寡头们的四百人议事会和温和派选举出来的五百人议事会都令民主党人格外警惕议事会的权限。为了制衡这个重新建立起来的议事会、确保其服从于公民大会，民主党人对这个议事会施加了史无前例的限制。看起来，五百人议事会似乎被剥夺了施加严厉程度超出规定范围的处罚的权力；在没有得到公民大会或民众法庭同意的情况下，五百人议事会无权施加死刑，也无权实施500德拉克马（drachmas）以上的罚款。[29]另一条新行律法要求（-254，255-）议事会议员按照抽签决定座位，这明显是为了避免派别聚座的影响。[30]
从民主政权转变为四百人议事会的寡头政权，再转变为五千人政权的统治，这些政权更迭在雅典引起了法律方面的大混乱。[31]此外，雅典人在四百人政权统治下的经历已经向民主派表明，对传统法律的攻击会危及民主政体的生存。四百人议事会拉开革命序幕的方法，正是建立宪法起草委员会（syngrapheis），起草新律法，躲开对于不合宪提议的惯常限制。[32]尽管其中有一些人试图掩饰他们这番提议中所蕴含的激进革新，但是这骗不了人。[33]同样，五千人政权亦含有政体与法律革新。五千人政权最开始的举动之一即是任命“立法委”（nomothetai）。[34]这一机构存续时间短暂，似乎一事无成，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机构原本的职能是什么，但是想必对传统法律进行某些修订应当是其设计职能的一部分。[35]如果那部为将来使用而制定的宪法草案——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那部——能够反映他们的想法，那么这些人就已经准备好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这部宪法与相关法律将具有高度的革新与理论性质，传统法律与司法程序将被弃置不用。[36]尽管雅典的完全民主政体因为采用彻底的民治政府和所有公民的完全政治参与而被认为是“激进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在410年，这样一个民主政体已经统治雅典一个世纪，是一个传统的政体；当时所有活着的雅典人都从未见过其他形式的政体，直到411年革命发生。到了公元前5世纪晚期，德拉科与梭伦立法——无论其性质是什么样的——都已经在大众回忆里成为民主传统的一部分，德拉科与梭伦也被视为雅典民主的先驱（-255，256-）。[37]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光的民主政权任命制诰委员会（anagrapheis），以专断的方式重新颁布了梭伦律法与德拉科死刑法。[38]民主党人正试图回归传统，他们拒斥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中那些革新、革命、智术师、反民主的观念。
无论如何，旧有法律不足以捍卫民主政体免受颠覆之虞；为此，需要新的立法。在新一年的第一任议事会主席团在任期间，亦即410年7月，雅典人颁布了一道法律，旨在保卫重光的民主政体。这道法律由某个名叫德谟芬图司的人提出动议，规定任何参与摧毁民主政体的人、甚或任何在民主政体被颠覆后的政权任职的人，都会被宣布为雅典的敌人，任何人都可杀掉他而不必受到惩罚；其财产没收充公，什一缴归雅典娜。这道法律还进一步规定所有雅典人要在下一次酒神节庆之前（the festival of Dionysus）奉献无瑕牺牲，并按照如下格式发誓：
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会用言辞，用行动，用投票，用我自己的双手，杀死颠覆雅典民主政体的任何人，杀死在民主政体被推翻后担任公职的人，杀死想要成为僭主的人，杀死任何参与建立僭主政权的人。同时，如果有人杀死了这样一个人，我会认为，他在众神与当局面前是清白的，因为他杀死的是雅典民众的敌人。同时，我将把这被杀之人的财产卖掉，将其中的一半交给杀死他的人，对他决无保留。同时，如果有人在杀死这样一个人或试图杀死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死去，我将善待他和他的子嗣，就好像他们就是哈默狄乌司（Harmodius）和阿力司托革同（Aristogeiton）［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弑僭主者，被雅典公众舆论尊为圣徒］和哈默狄乌司与阿力司托革同的子嗣一样。我要取消并拒斥所有为推翻雅典民主政体而发的誓言，无论是在雅典，在兵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39]（-256，257-）
这道律法镌刻于石碑上，石碑被置于议事会会厅入口处，其法律效力一直持续到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40]
409年春天，雅典人将荣誉颁给两年前杀死斐林尼库斯的那些人，授予他们一顶金冠及其他许多嘉奖，这一做法与当下这道政令的精神相当一致。[41]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道政令及其所反映的这种精神，使得一系列针对四百人政权当政者、曾经在该政权中出任公职者、以及任何曾经服务于该政权的人的指控与审判激增。[42]尽管参与四百人政权本身并非一项罪名，但是对于这一群体的偏见是如此之强大，导致提出指控的人们似乎将参与四百人政权这一项也纳入指控罪名之列，有时甚至无中生有。[43]罪名被判成立的那些人所遭受的惩罚包括流放，罚款，公民权利被完全或部分剥夺。[44]有人反过来指责这些提出指控的人们，说他们滥用情势，唯利是图，勒索讹诈。这些指责中多少含有一些实情。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实情：为针对民主之敌的仇恨与复仇情绪打开这样的宣泄通道，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为此牺牲掉的是城邦的团结，而此时此刻，团结正是城邦迫切所需。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必须承认，雅典重光民主政权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与其他刚刚经历过革命时期的民族之行为相比来看，也算得上节制且温和。在那些情况下，失败的革命派别常常因为参与革命而遭到集体屠杀和全员流放。而410年的雅典人呢，并未将四百人作为一个整体宣布为非法之徒。甚至，四百人当中的某些人还在民主政权里担任最高职务，甚至将军。德谟芬图司政令并无追溯效力，所有行动也都是针对个人及具体罪行的。执行的范围也不大，惩罚尺度看起来与罪行性质相称得宜。考虑到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民主党人的表现并不算恶劣。[45]
完全民主政权的重光使得（-257，258-）议事会、陪审团及其他公共服务职位再次成为给薪职位，[46]如果没有这些薪酬，较低阶层政治权利的回归就毫无意义。然而，在410年，公共职务的薪酬既不足以满足那些贫穷雅典公民的需求（这部分雅典人自战争重启以来，就饱受折磨），也不足以满足那些原本并无不贫穷的雅典人的需求（这部分雅典人因为斯巴达人从德西利亚而来、隳突劫掠而因战致贫）。许多人被迫放弃农场，涌入日益拥挤的城邦，他们失去了生计，必定将由双牛级公民（zeugites）（甚或重装步兵）沦为日佣级公民（thetes），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从来就没那么清晰。为了满足所有这些民众的需求，科辽丰设立新的公共津贴，名唤“双鸥帛津贴”（diobelia）。领受该津贴的人每天能得到两个鸥帛，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德拉克马。我们并不清楚设立该津贴的目的、接受该津贴的人有哪些、以及该津贴在整个国家的公共财政中占比几何。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只要这笔款项到位，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获得公共财政给薪的有需求公民就能够获得这笔津贴，同时这笔支出很可能并不算太大。[47]在公元前4世纪，设立“双鸥帛津贴”被谴责为是依靠财帛来贿赂民众的腐败之举，是对人类那卑劣的贪婪胃口予以的鼓励，这胃口开始时虽然不大，但随着时间流逝势必日益增加。[48]然而，无论该津贴在长远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在410年的时候，其必要性与恰当性却无人质疑。即便是雅典民主政体及其领袖的严厉批判者如爱德华·梅耶（Eduard Meyer）也承认，“在困境之中，这一手段不可避免，实施理据亦相当充分”。[49]
这些行动都需要金钱，但是民主政权所继承的财库空空如也。[50]大战在即，财政原本就已吃紧，雅典人如何能够指望自己还付得起这些新的支出？库济科斯大捷保障了帝国岁入增加。在雅典积弱时期欠贡赋不缴的那些城邦现在既要缴清欠款，又要献上当前贡赋，因为雅典再一次强大了起来。雅典人似乎是认为（-258，259-），新的贡赋额度分配安排能够带来的收入将超过414年设立的一项税率为百分之五的贸易税；雅典人似乎于410年重新分配了贡赋额度。[51]此外，人们还可以指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立的关税税卡所能带来的税入将会超过从帝国属邦所获得的贡赋。因此，在某些方面来看，雅典人确实指望通过收复帝国和恢复帝国收入来支付战争费用和国内所需。掌管帝国财政的提洛同盟财政官（the Hellenotamiai）的相关记录表明，410/409年，自卫城雅典娜金库支出的各项国内开支中，就有军事开支和“双鸥帛津贴”开支。[52]最后，民主政权还愿意利用另一项为五千人政权所不愿动用的收入来源：直接战争税（eisphora）。我们很容易想到，将权力限于有财产阶层的政权是不会接受这一税种的，证据很明显：甚至在温和派政权垮台以后，与温和派同伙的将军们仍然试图避免这一税种。[53]然而，民主党人却更加愿意从较高阶层的公民那里攫取资金，但出于谨慎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较高阶层业已陷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民主政权仅仅在410至405年间征收了两次直接战争税。[54]
重光的民主政权还对雅典财政提出了其他要求：支付重新启动的卫城修建工程。这一工程至迟于西西里远征的时候就已经烂尾。该工程常被认为是城邦给需要援助的公民以经济补助的又一方式。[55]对此，一名学者说得最为戏剧化：“曾被用来炫耀城邦权势与财富的工程，现在却成为维持城邦最急迫需求的手段”，[56]但是单从社会与经济方面来解释卫城修建工程的重启（-259，260-）很难让人信服。新的修建工程规模不大，比起战前所进行的伟大工程而言，甚至可说是微不足道的。此刻开工的新工程，内容是在胜利女神神庙（the temple of Athena Nike）上加筑女墙，并完成那座献给城邦雅典娜的神庙（the temple to Athena Polias），即后来人们所知的纪念雅典古代国王厄勒刻修斯的厄勒刻修斯神庙（the Erechtheum）。[57]女墙加筑要不了几个工人；而厄勒刻修斯神庙重建的大部分工程在409年该工程重启的时候就已经完工。因此，不会有太多人因为这项工程得到工作。此外，参与这项建筑工程的工人当中，也不会有太多人是雅典公民。在409/408年的这则铭文中被提及的71名承包商和工人当中，仅有20名是雅典公民，其余人不是奴隶，就是在雅典的外邦居留民。[58]民主派政客不可能通过组织这样的建筑工程来为潜在选民提供就业。看起来更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重光民主政权及其领袖希望沿旧辙重归伯利克里治下民主政权的光辉时刻，为了证明属于他们的时代的伟大而树起丰碑，供“当下众人与未来世代祉仰景慕”。[59]新建伟大建筑，意在为罹遭苦厄之后必需战胜强敌的那些人带来信心、希望、勇气。
尽管我们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我们仍然难免不认为，胜利女神神庙周围建起的这道女墙，是为了纪念在库济科斯的陆地和海洋上的伟大胜利。[60]浮雕呈现的是胜利诸女神诸睨刻（Nikai），一面树立战胜纪念碑，一面正领着一群用作牺牲的太牢走向雅典娜，去举行酬神祭典。在如此显眼之处呈现如此精美的一阕浮雕并辅之以胜利这一主题，观赏者由是所得到的信息是毋庸置疑的。厄勒刻修斯神庙则是要满足此刻另一重要需求。雅典人对415年那几桩丑闻——包括赫尔墨斯神像亵渎事件（the Hermae）以及埃琉西斯密仪失仪行为（the Eleusinian mysteries）——的反应表明，雅典人的宗教情绪是多么容易呼之欲出。[61]伯利克里时代是一个实验、创新、启（-260，261-）蒙、及质疑传统的时代。战争、瘟疫、失败的经验所造就的反应教人清醒。较高阶层才研习并支持智术师与科学家；庸众则更加倾向于回归传统的宗教、理念、价值，甚或走向非理性主义。战争岁月见证了来自色雷斯与东方的各种密仪神祇传入雅典。正当理性又科学的希波克拉底医药学派（the Hippocratic school of medicine）在科斯岛如日中天之际，雅典人却自埃皮道鲁斯（Epidaurus）引入了阿司刻勒披攸崇拜（Asclepius），而阿司刻勒披攸的化身是一条使用奇迹行医的蛇。“宗教情绪被异邦形态所吸引，从这些来自异邦的宗教形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非理性的‘原始’渴望，一如古风时代狄奥尼索斯教（Dionysism）或俄耳浦斯教（Orphism）兴起之际一样。宗教情绪的这一转向远远超出了在一般情况下公民宗教保守主义回潮的合理程度，该趋势近乎反动的退化。”[62]
看起来，这种风气的存在，使得重光民主政权要完成献给城邦雅典娜的神庙这一决策合情合理。这一建筑工程始于尼基阿斯和约之后，所修建的这座神庙献给城邦雅典娜，她是城邦及其最初地址雅典卫城的守护神，是城邦崇拜最古老的一种形式。城邦雅典娜的塑像在每次的泛雅典娜赛会（Panathenaic festival）上接受圣衣，一直坐落在卫城最古老的神庙里，但这座神庙自被波斯人摧毁之后，再也没有重建。设计新神庙的建筑师得到的是最艰难的任务。
最终，修建厄勒刻修斯神庙，占用了如下地方：卫城内原先最为古老的神庙，与丰产崇拜、地府神祇、以及英雄崇拜相关的遗址，那些崇拜起源于遥远的青铜时代。这里原本坐落着珂珂洛浦司（Kekrops）、厄勒刻修斯（Erechtheus）、猎户（Bootes）、还有雅典古代国王们的坟墓；雅典娜的奇迹橄榄树；波塞冬留下的三叉戟和盐水泉；厄勒刻修尼奥斯（Erechthonios）幼时以蛇身保卫雅典卫城的那个裂缝；攀多罗所（Pandrosus）的圣坛，攀多罗所‘温润一切’，她是珂珂洛浦司那三位因为看到厄勒刻修尼奥斯这样一个蛇形儿童而得了疯癔、从雅典卫城跳下来的女儿之一；还有其他神庙。[63]
因此，将厄勒刻修斯神庙完工，是一种市民虔敬行为，其意图是向传统致敬，一如颁布德拉科与梭伦的古代律法一样（-261，262-），意在讨好神明并为共渡时艰的雅典民众带来信心与勇气。
尽管科辽丰是那个时候最为出名的民主派政客，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在新行动计划的贯彻过程当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最有行动力、想象力最丰富的雅典人——比如说，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和阿尔喀比亚德——似乎都与舰队待在一起，待在海勒斯滂。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一番作为并非出自一个人的谋划；相反，看起来，这番行动反映了普通雅典人在群龙无首情况下形成的一种广泛共识。在上述前提下，这个计划可以算得上是逻辑内洽、颇有意义。如果斯巴达给出的议和条件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必须打下去。继续战争，就必须进行财政重组。寡头派和温和派在此之前试图解决财政困境的办法是，令雅典人集体勒紧腰带，穷人为此承担了主要代价，但是这样的做法无法持久。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议定和约，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拓宽收入来源。库济科斯大捷开启了在帝国版图内开源增收的可能性，而直接战争税则将手伸向了国内资源。为了贴补备受压榨的雅典穷人而增加公共开支的做法曾遭到诟病，但这种诟病并不公正。这项开支并不大，不会摧毁雅典的前景。若帝国版图及税入的恢复得以持续下去，供养这些穷人轻而易举；如果版图难以恢复、税入难以增加，他们还是会输掉战争。无论如何，如果无视雅典穷人的困境，战斗就绝无可能继续。最后，建筑工程并不铺张，这是恢复雅典人的道德与精神活力的尝试，重要而且明智。
然而，最后整个计划的成果如何，都取决于雅典军队是否能够取得军事胜利。就此而言，刚刚重光的民主政权开局不错。大约在7月的时候，阿吉斯又一次从德西利亚出发，率部兵临雅典城下，发动袭击。[64]无疑，阿吉斯认为政权的又一次更迭必定在雅典国内引起内部分裂，并可能带来困惑、混乱、甚或叛国。但是，阿吉斯又一次大失所望。色拉叙卢斯（Thrasyllus），（-262，263-）刚刚从双海峡地区回来，带领雅典人及碰巧在雅典的盟军前往城墙之外的旅息昂（Lyceum），并将部队排成战斗阵型。雅典部队的整齐阵型已经足够令阿吉斯迅速撤逃。雅典人紧紧追击，俘虏了一些落队的敌军士兵。这不过是次小冲突，但是却进一步提升了雅典的士气，并大大提高了色拉叙卢斯的威望。[65]同年夏季的某个时刻，开俄斯的某个反斯巴达派别控制了该岛，放逐了他们的政敌。[66]这无疑也是雅典库济科斯大捷的后果之一。很可能还是在同年夏季，位于色雷斯海岸的城邦涅阿波利斯（Neapolis）遭到塔索斯人攻击，塔索斯人的进攻得到了伯罗奔尼撒军队的援助。涅阿波利斯人成功击退了塔索斯人的进攻，维持了对雅典的忠诚，继续帮助雅典人尝试去夺回塔索斯。[67]雅典人还会从斯巴达人在410/409年冬季的一次败北中获得些许慰藉。斯巴达人在忒拉咯斯（Trachis）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的殖民地在一次战役中被诸邻邦打败；700名殖民者和斯巴达驻当地布政司阵亡。[68]
令雅典人得到物质利益最多的，是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入侵。这次侵略发生在409年夏季。讽刺的是，雅典人从中获益是因为他们413年在此地所遭受的灾祸。在雅典败北之际，雅典的盟邦塞结司塔（Segesta）就落入了敌军手中。塞结司塔人因为害怕遭到袭击，于是唤来迦太基作为盟友。结果，这次大规模入侵迫使叙拉古人将他们的舰队撤出东方水域，撤出对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用于本土防御。叙拉古人的离去使得斯巴达人在最抽不出人手来的时候失去了他们最能干勇敢、最坚决果断的海上盟友。[69]
然而，410/409年给雅典人带来的更多是损失而非获益。甚至早在民主政权重光之前，很可能是在411/410年冬天，雅典失去了从柯西拉盟友（Corcyraean allies）那里获得援助的希望。该地的寡头派，原本在早年间的城邦内乱中差不多（-263，264-）被荡清，现在他们又一次试图说服自己的城邦倒向斯巴达人一方。为此，民主派向雅典驻诺帕克都港（Naupactus）的将军刻农（Conon）求援。刻农施以援手，民主派杀死了许多政敌，驱逐了绝大部分政敌，超过1000人被流放。因为害怕寡头派的归来，柯西拉的民主派采取了极端措施——释奴，并授予外邦居留民以公民权——来充实军队。事实上，自刻农撤退以后，仍然留守城邦之内的一群寡头派支持者就夺取了公民市集，并从大陆上的营地里召回了那些被流放的人。接下来的战役持续了整整一天，接着，夜幕降临，分晓未见。然而，敌对双方没有重启杀戮，他们达成协议，结束了内争。此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柯西拉保持了中立；雅典人失去了重要的盟友。[70]很快，重光的民主政权遭受了更加可怕的厄运。410/409年冬季，斯巴达人攻打了雅典的派娄斯要塞，那时该要塞是交由美塞尼亚驻军看管的。雅典派出安吕图（Anytus）率领的援军，但是冬季的风暴迫使他在试图绕过马里亚海角（Cape Malea）的时候撤退。就在部队陷入饥馑之际，美塞尼亚人停火，离开了派娄斯。雅典人失去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实施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也失去了将来议和时的一个珍贵筹码。[71]
在来年夏季，雅典人再遭重创。墨伽拉人（Megara）夺取了雅典人在撒罗尼海湾（Saronic Gulf）的港口尼赛亚（Nisaea）。雅典人自从424年以来就一直据守尼赛亚。作为回应，雅典人派遣1000名重装步兵和400名骑兵去夺回这个港口。他们的将军是列奥忒罗斐得（Leotrophides）和提马尔库（Timarchus），他们的对手是庞大得多的墨伽拉全军及一部分盟军。遭遇地是雅典与墨伽拉边界附近的一片高地，名唤“号角岭”（The Horns，ta kerata）。雅典人击溃了敌军，杀死了许多墨伽拉人，但是他们无法夺回尼赛亚。[72]尼赛亚失守（-264，265-）令人懊恼，但战略意义有限。雅典的命运仍然决定于爱琴海和双海峡地区。但是，409年，雅典人在爱琴海与双海峡地区也遭遇了逆转。斯巴达人派遣一支由25艘舰船构成的舰队前往爱奥尼亚，由新任海军统帅刻剌忒司披耷（Cratesipidas）率领。开俄斯的流亡分子劝服了刻剌忒司披耷，令他帮助他们回到开俄斯，赶走政敌。这些人用这种方法就把开俄斯重新交到了斯巴达人的手里。新近遭到流放的反斯巴达开俄斯人于是在对面大陆的阿塔耳奴（Atarneus）建立了新的基地。他们从阿塔耳奴发起对母邦的袭击。[73]
这些损失固然令人烦恼，但是另一个问题却严重得多：雅典无法为双海峡地区的将军提供资源来将库济科斯大捷的成效最大化。库济科斯大捷已经将敌军舰队驱逐出海勒斯滂水域，但是该地的一些重镇，诸如塞斯图斯（Sestos）、拜占庭、迦克墩，却仍被敌军控制。库济科斯战役之后不久，法那巴佐斯就立即给斯巴达人以鼓励和资金，令他们建造了又一支舰队，这支舰队的规模堪与被摧毁的那支舰队比肩。[74]除非雅典人夺回这些港口，不然的话，他们将不得不与敌军进行更多海战，才能重新夺取对这些狭窄海域的控制。此外，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源，雅典人也根本无法尝试夺回爱琴海地区的沦陷城邦，遑论与之相伴的帝国岁入。然而，从411年12月到409年的4月或5月，色拉叙卢斯一直停留在雅典，而自410年春天到409/408年冬天，驻海勒斯滂地区的将军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行动。[75]为何雅典人没有能够提供色拉叙卢斯所要求的援军并于410年夏季将色拉叙卢斯派遣前去增援海勒斯滂的将军们呢？
一种解释方法是从政治动机出发。[7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假设，驻海勒斯滂诸将——塞剌墨涅斯，阿尔喀比亚德，以及色拉叙布卢斯等人，他们支持已经垮台的五千人政权——与重掌大权的民主党人及他们当中威望最高的将军色拉叙卢斯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依照这个观点，库济科斯大捷之辉煌反而对（-264，265-）夺取这场胜利的将军们不利，因为这场胜利将民主派从对政敌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而这种恐惧是民主党人容忍五千人政权的唯一理由。“重新获得政权的民主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保卫自己，抵御下一次颠覆，他们没心情去公正对待五千人政权当中的成员。”[77]作为其政治方针的一部分，他们重新进行将军选举，遴选了10名忠诚的民主党人，同时“抛弃了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很可能也抛弃了色拉叙布卢斯”。[78]民主派没有召回驻海勒斯滂诸将，但允许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海勒斯滂地区继续行动，但这些将军的指挥权是“不合常规的”。民主派政治方针的第二部分是派遣色拉叙卢斯率领的武装部队于409年远征，但不是前往海勒斯滂，而是远赴爱奥尼亚。“此次爱奥尼亚远征正是他们解决问题之良方，既有意识形态目的，也有纯粹的军事目标：无疑，色拉叙卢斯真诚期盼摧毁斯巴达人，并为雅典收复这富饶的地区，但色拉叙卢斯同样希望提高在城邦中的地位，特别是相对库济科斯的诸功臣而言，以证明忠诚的民主党将军们也能赢得他们自己的胜利。”[79]
这一解释颇具独创性，但并不正确。要说410至407年雅典城邦与其派驻海勒斯滂诸将之间有严重的政治分歧，理据实在不足。尽管我们并不能把适用默证原则来当作此处的决定性证据，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的古代信源无一谈及此类政治分歧。相反，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都表明，可能涉及此事的3名将军在410/409年到408/407年的每一年里都分别担任了海陆统帅，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职位发生了变化。[80]除了这些事实证据之外，雅典的民主党人看起来也不太可能与属于激进民主派的舰队及其司令发生争执。这些将军当中有色拉叙布卢斯，他与色拉叙卢斯合作，是保卫萨摩司民主政权的领袖：甚至在民主政权在雅典重光之前，他就令其麾下驻萨摩司士兵发誓要保卫民主政权。雅典民主派对色拉叙布卢斯的信任怎么会反而不及色拉叙卢斯呢？[81]阿尔喀比亚德当然和他不一样，但是同样地，他和色拉叙布卢斯、色拉叙卢斯一样，是萨摩司雅典舰队选举出来的将军。[82]吕西阿斯演说辞《论亚里斯托芬尼的财产》（On the Property of Aristophanes）当中的雄辩家（-266，267-）就如是告诉他的听众们：“我想你们知道，阿尔喀比亚德连续当了四、五年的将军”，这一陈述指的只可能是我们目前考察的这段时期，且这番陈述并无偏见。[83]这位雄辩家和他的听众们似乎都不知道阿尔喀比亚德的任职有何不合常规之处。的确，阿尔喀比亚德的职务是通过在雅典的正式选举来确定的，雅典人解除阿尔喀比亚德的职务，就势必冒犯并疏远这些在海勒斯滂驻扎的民主派水手和士兵。塞剌墨涅斯当然也和色拉叙布卢斯不同，但他的情况是另一种性质：塞剌墨涅斯仅仅得到了五千人大会的选举认可，他不是民主派舰队选举出来的。虽然塞剌墨涅斯资格上有所欠缺，但问题也不难解决：他在重光的民主政权治下指挥军队，志虑忠纯，指挥得力；塞剌墨涅斯在库济科斯的辉煌大捷之后，资格上略有欠缺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塞剌墨涅斯也是408年代表雅典与法那巴佐斯独立展开协商并达成协议的几位将军之一。色拉叙卢斯呢，大概同样参与了谈判，但是似乎没有人针对如此正式的行动过程中的一位“不合常规”的将军提出反对意见，在晚些时候也没人就该谈判的成果提出反对意见。[84]此外，宣布将军们“不合常规”、然后将指挥权交给将军们、坐视将军们可能率领其麾下部队背叛雅典那些气势汹汹的民主派政客，民主派这样做对自身有何好处？雅典人实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来疏远他们成功的将军及那些忠于他们的人。[85]因此，没有理由认为（-267，268-）在410年春天，五千人政权治举行过除常规选举之外的将军选举。[86]最后，我们亦没有理由认为在410年夏季，是国内政治考量主宰了雅典的军事政策。
此外，考虑国内政治的影响来作出这样一番假定，并无必要，因为雅典人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等到409年才来派遣一支新军，也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派遣这支新军先往爱奥尼亚，再去海勒斯滂。50艘三列桨战舰，划桨手当中的5000人作为轻装步兵（peltasts）和轻装的机动步兵来配备武装；1000名重装步兵；以及100名骑兵——这就是409年实际派出的部队——总数达到11100人。[87]就算这些人都采用后西西里时代的较低薪饷水平，每日薪饷3个鸥帛，总价也将差不多高达每月30个塔伦特，而且没有数月薪饷在手，舰队是无法下海启航的。同时，服务于重装步兵和骑兵的运兵船和运马船也是必需，城邦还应当为轻装步兵提供武器。然而，410年仲夏，雅典财库几乎已经见底。[88]但是在那一年间，资金方面诸源齐开，（-268，269-）度支官员们多少能够为军事及其他目标支付一些费用。[89]同时，也有可观的理由去质疑，在410年作战时，雅典人还有没有50艘三列桨战舰。[90]因此，雅典人从实际出发，不得不推迟增援计划。
409年夏季，色拉叙卢斯终于率部启航，但他不是前往海勒斯滂。相反，色拉叙卢斯向萨摩司驶去，随后袭击爱奥尼亚大陆。[91]前往爱奥尼亚的决策引起了现当代学者的争论，[92]但是这一决策并不叫人吃惊。411/410年冬季，在塞斯图斯发生的战役之后，色拉叙卢斯已经被派往雅典寻求援助，离开了海勒斯滂。[93]那么接下来，只要雅典人力所能及，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立即向海勒斯滂派遣一支部队。在410年春季，库济科斯战役之后，赶在斯巴达人重建海军之前直接向那一战场派遣援军，将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雅典资源还无法应对这一挑战。然而，到了409年夏季，攻守之势已遭逆转。海勒斯滂地区的雅典人既不再面临直接威胁——在塞斯图斯之后，他们面临的危险是迫在眉睫的，也失去了绝佳战机——因为斯巴达人又一次得到了一支舰队。在海勒斯滂征战初期，将战斗推迟一个月左右并不是什么大事。从另一方面来说，爱奥尼亚也自有其诱人前景。替萨斐尼的行省看起来势必相当脆弱；他彻底疏远了斯巴达人，而之前他所依靠的正是斯巴达人的部队；他们毕竟远在双海峡地区，心里还另有所图。替萨斐尼行省内的3个希腊人城邦——米利都、基尼图斯（Cnidus）、暗滩渚（Antandros）——将他的驻军逐出了各自的城邦。[94]此外，在大部分的城邦，都存在着一批“慕亚狄珈派”（Atticizers）；只要雅典人取得胜利，哪怕这胜利只是暂时的，这批慕亚狄珈派就会趁机改弦更张。[95]在爱奥尼亚取得胜利将帮助雅典收复该地区，将资金汇入雅典金库，（-269，270-）为胜利积攒破竹之势。所有此类成果都能为将来在双海峡地区与敌军决战的时候累积战备。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认为，雅典人于409年将色拉叙卢斯派往爱奥尼亚的时候，就忽略了他们驻海勒斯滂地区部队的需求。色拉叙卢斯的部队正是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所需要的部队，同时，色拉叙卢斯的行动并未违反他所得到的军令，军令要求他在爱奥尼亚行动之后移师双海峡地区。这样一个双重使命对于一位雅典指挥官来说司空见惯。433/432年冬季，阿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被派到马其顿，他所领受的军令包括保卫途中将要经过的波提狄亚（Potidaea）；429年，一支雅典舰队得到命令，前往诺帕克都港援助佛缪（Phormio），在途中顺便平靖克里特；425年，所福克利斯与攸里梅登（Eurymedon）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西西里，他们领受的军命是前往伯罗奔尼撒海岸执行任务，但在到达伯罗奔尼撒海岸之前，在柯西拉也有任务。[96]因此，我们无需怀疑，色拉叙卢斯领受的军令同时涵盖了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
色拉叙卢斯于是年夏初启航，具体日期也许是在409年6月初。[97]色拉叙卢斯的第一站是萨摩司，他在那里停留了三日。他从萨摩司驶去了以弗所南面的派歌腊（Pygela）（参见地图3）。色拉叙卢斯先毁坏了乡村地区，接着就攻打派歌腊的城墙。但是，在乡村地区的那番劫掠给了米利都人以足够的预警和时间，米利都人派来了一支援军。雅典人猝不及防，米利都的纵队发现雅典人兵卒星散，未成阵列，于是追击暴露在敌军之下的轻装步兵。其余的雅典人——包括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集结起来，前来救援，杀死了大部分米利都人，缴获了敌军在逃跑时丢弃的200个盾牌。雅典人树立起战胜纪念碑以庆祝；但这次胜利并无实质内容。派歌腊的城墙仍然耸立，派歌腊城邦仍然在敌军控制之下。[98]次日，雅典人驶去位于以弗所西北面的诺提昂（Notium）。雅典人从诺提昂开始，朝着柯罗丰（Colophon）向内陆方向行进，夺回了这座城邦。他们占据了袭击以弗所——该地区的主要目标——的有利位置；如果他们能够夺下派歌腊，就能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270，271-）因为柯罗丰再加上派歌腊，可令雅典人从两个方向对以弗所形成威胁。然而，雅典人没有立即袭击以弗所，相反，他们继续朝着吕底亚往内陆行进。雅典人在吕底亚大大劫掠了一番，募得大笔战利，但是指挥官无力严明军纪，这令雅典人又一次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波斯驻该地的司令官司塔齐（Stages）与兵卒四散、杂乱无章的雅典人遭遇，杀死了一些雅典士兵。如果不是雅典骑兵及时赶来救援的话，这次遭遇战还能给雅典造成更大的伤亡。色拉叙卢斯调转方向，往岸边行进，想从海上驶去以弗所。
劫掠与延迟再一次给了敌军以集结兵力的预警和时间。直到动手劫掠乡村地区后的第17天，色拉叙卢斯才启航前往以弗所。到那时为止，替萨斐尼已经带着一支大军出现，因为加上了25艘叙拉古舰船和两艘塞林努斯（Selinus）舰船的船员——此时，迦太基对西西里的袭击尚未开始——的缘故，替萨斐尼部队规模大增。替萨斐尼审时度势，利用实际，派遣骑兵深入乡村地区，敦促当地的左邻右里“前来援助阿尔忒弥斯（Artemis）”。[99]我们不应当忘记，修昔底德留下的末笔即是替萨斐尼在以弗所向阿尔忒弥斯献祭。[100]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向阿尔忒弥斯献祭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多有宣传。节度使替萨斐尼必定一直都在小心维护自己对希腊神祇虔敬的名声，特别是对以弗所人的阿尔忒弥斯。因此，替萨斐尼这一呼吁不仅听来可信，而且颇为有效。色拉叙卢斯在黎明时分登陆，兵分两路：他令重装步兵在城邦一侧的柯来苏山（Mt.Coressus）山脚登陆，令其余士兵在城邦另一侧的沼泽中登陆。色拉叙卢斯可能以为这是个机智的战略，但事实上，这战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敌军集结所有兵力，首先攻击色拉叙卢斯的重装步兵，击溃他们并杀死大约100名重装步兵之后，将其余重装步兵驱赶到了海上。接着，敌军调转全部兵力，袭击沼泽地上的其他雅典士兵，再一次击溃了雅典人并歼敌300人。以弗所人在两侧的战场都树起战胜纪念碑，为战斗表现出类拔萃的西西里人及战斗中特别昭彰之勇者颁奖。[101]（-271，272-）
雅典人不得不请求休战，以便找回阵亡者并妥善埋葬之。雅典人驶回诺提昂，然后从诺提昂向北往列斯堡岛和海勒斯滂海峡驶去。他们似乎在列斯堡岛停留了整个夏季的余下时间，直到秋天来临，因为他们直到冬季来临前不久才抵达海勒斯滂海峡。[102]为何雅典人路上耽搁如此之久？[103]最可能的答案是，色拉叙卢斯在爱奥尼亚表现不过如此，他并不急着抵达海勒斯滂。甚或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色拉叙卢斯肯定记得，411年的时候，自己没能阻止敌军舰队进入海勒斯滂地区，这一糟糕的记忆势必对他产生影响。[104]从以弗所撤退之后，色拉叙卢斯在列斯堡岛安营扎寨，很可能是在等着拦截北上的叙拉古舰队。色拉叙卢斯肯定一直等到了秋天，因为叙拉古舰队秋天才到来；而当叙拉古舰队终于到来的时候，色拉叙卢斯已经准备好了。色拉叙卢斯从其位于梅岫姆纳（Methymna）的锚地侦察到，有25艘叙拉古舰船正试图从以弗所前往海勒斯滂海峡。他发动袭击，俘虏4艘舰船及全部船员，并将其他舰只驱逐，然后返回原地。[105]色拉叙卢斯至少没有第二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色拉叙卢斯的远征为雅典收复了柯罗丰并募得了一些战利品，但是却根本没有完成其主要任务：收复以弗所及邻近城邦，进而为雅典开启全面收复爱奥尼亚的进程。这次征战再一次暴露了色拉叙卢斯作为将军的缺点：他经验不足，难以胜任。有两次，他都因为劫掠乡村地区而贻误战机，令敌军对其袭击有所准备。如果色拉叙卢斯立即对以弗所展开攻击，替萨斐尼还来不及集结其部队，西西里人也还来不及赶来增援，那么雅典人也许能够像收复柯罗丰一样，轻易收复以弗所城邦。当他（-272，273-）终于决定对敌军展开袭击时，敌军已经整装待发，色拉叙卢斯的战略选择极为糟糕，那战略使得敌军能够集结全部兵力来对色拉叙卢斯的分散兵力分别展开攻击，后果极为可怕，而且是可以预见到的。民主政权重光之后的第一次征战，在其第一个目标上就失败了。出发时的1000名重装步兵当中，有400名宝贵的士兵没能回来；若非如此，部队本可全员抵达海勒斯滂。这些人与雅典已经部署在海勒斯滂的兵力联合起来，色拉叙卢斯的部队仍将是一支令人敬畏的大军，若新任统帅经验丰富、才干充沛，那么这支部队仍旧可望取得重大战绩。
[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7页，注释2）认为库济科斯大捷发生在3月，而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1册，第394页）认为其发生在5月，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发生在4月，例如，恩德希尔（G.E.Underhill），《色诺芬〈希腊志〉注疏（附导读及附录）》（A Commenta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on the Hellenica of Xenophon，牛津，1940年），“导读”，第40页；弗格森（W.S.Ferguson），《剑桥古代史》（CAH），第5卷，第343页。我同意安德鲁斯的看法（《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他认为3月和4月都是有可能的。
[2] Diod.13.52.1.
[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4页，注释2。总数具体是哪个，取决于我们是采信色诺芬的数字，还是狄奥多罗斯的数字，二人对库济科斯战役中的斯巴达舰队舰船数目的记载是不一样的。
[4] Xen.Hell.1.1.35.
[5] Thuc.8.2.3；Xen.Hell.1.1.27—31.
[6] 这次的情形与408/407年一样（Androtion，FGrH III，324，Fr.44），斯巴达人来到雅典，提出要换囚。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26页）提到：“看起来，雅典手中的斯巴达完全公民（Spartiate）的人数应该又一次达到了那个临界点，在这样一个临界点，斯巴达国内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希望能作出适当安排，将小伙子们带回家。在425至421年间的那段时期，换囚这一考虑能够将所有其他更为普遍的考虑对比得不值一提。”这番话略嫌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换回雅典手中己方人质的愿望确实是斯巴达人的重要考虑之一。
[7] 参见狄奥多罗斯、奈波斯（Nepos）、查士丁（Justin）及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Diod.13.52.2；Nepos，Alc.5；Justin 5.4；Philochorus，FGrH III，328，Fr.139，140.
[8] Thuc.5.44；8.6.3，12.
[9]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14页，注释44。
[10] Diod.13.52.3. 我同意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14页以及注释46）的看法，认为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恩迪乌斯演说不太可能确有其事，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番演说中所包含的缔约条件的准确性。刘易斯指出，这番叙述很有可能源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Hellenica Oxyrhynicha），但我并不认为Diod.13.53.1与Hell.Oxy.6.3之间的相似性真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显著。
[11] Diod.13.53.
[12]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2页。
[13] 布索特，《古代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7页。
[14] 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1册，第395页。
[15] Diod.13.53.2.
[16] 相关论述，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7页，注释1。
[17] 狄奥多罗斯（Diod.13.53.3）说科辽丰是谄媚民众的人。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34.1）告诉我们说，他闯进公民大会，喝得酩酊大醉，穿着自己的作战胸甲。埃斯基涅（Aeschines）（Aeschin. De Falsa Legatione 76/Aeschin.2.76）说科辽丰在公民大会中威胁要割开反对者的喉咙。
[18] Lys.19.48.
[19] 因为旧有的民主政体最早晚至6月才得以重建，发生在4月或5月的这次辩论必定是在五千人政权的公民大会中展开的。
[20] Lys.19.4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23—124页）提供了其他的有效理据来反驳对科辽丰腐败的指控，同时，连接受了对科辽丰那一系列古代诽谤中的大部分内容的布索特也说这项指控实乃无端（《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6页，注释2）。
[2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6页。关于更为正面——同时我认为也是更为丰满全面——的一番分析，参见雷诺（R.Renaud），《古典时代》（L'Antiquité Classique，LAC），第38卷，1970年，第458—477页，以及康纳（W.R.Connor），《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客》（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普林斯顿，1971年，第83页注释82，第139页，第143页，第145—147页，第153页，第158页，第169—171页。
[22] Diod.13.53.4.
[2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7页及注释1）认为科辽丰说服雅典人（-251，252-）去向斯巴达人提出应对要求，要求斯巴达人归还所有先前的雅典属邦。布索特的理据是亚里士多德的记载（Arist.Ath.Pol.34.1），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雅典人在406年阿吉努赛战役胜利（Arginusae）之后提出来的要求。要将雅典人向斯巴达人提出这一要求的时间提前，理据似嫌不足。
[24] 关于日期，参见梅里特（B.D.Meritt），《雅典财政文献》（Athenian Financial Documents），安娜堡，1932年，第105—107页，以及《美国古典语文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Society，PAPS），第115卷，1971年，第106页，第114—115页；以及罗德斯（Rhodes），《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第415页。我们关于政权更迭所知的第一项证据是德谟芬图司政令（Demophantus）（And.1.96—98），这道政令惩处了阴谋反对民主政权的人，其日期被确定为410/409年的第一任议事委员会主席团在任期间。记载了那一年的雅典娜司库名单的一则铭文（GHI 37，5—7）表明，是年泛雅典娜赛会大节（the Great Panathenaia）的费用是在第二任议事委员会主席团任期缴纳的。这一证据令梅里特推断出议事会年度（conciliar year）比执政官年度（archontic）开始的时间要早，议事会年度开始的时间大约是在6月16日（密格斯［Meiggs］与刘易斯［《希腊历史铭文选辑》，第258页］也认为是这样）。我同意罗德斯的看法，认为赛会费用有可能在赛会节庆之后才缴纳上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议事会年度和执政官年度的起始时间就可以相同，大约都在7月。无论是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民主政权的重光都至少发生在雅典人拒绝斯巴达和平提议之后的一个月。
[25] Arist.Ath.Pol.34.1：
. 我采用罗德斯的解读：《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14—415页。［译注：采用日知、力野译文，第39页。］
[26] 参见安多基德斯（Andocides）：And. 1.96—98.
[27] And.1.96.
[28] And.1.96.：
.［译注：原文第204页注释49引用此句时，将贝克（Bekker）所加的第二个
省去了。］
[29] 这项证据来自于一则严重受损且无法断代的铭文：IG I2114。不管怎么说，一般共识都认为，此处列出的条款确实是于410年由重光的民主政权颁布的。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9页；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281页；罗德斯，《雅典的议事会》（The Athenian Boule），牛津，1972年，第183—184页。
[30] 参见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FGrH III，328，Fr.140. 雅各比（Jacoby）（FGrH IIIb，511）指出“贤哲制度建立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必定已经令民众明白，政治上意气相投者聚首同座不单单只是一种礼节”。
[31] 德墨司悌尼（Demosthenes）：Dem.24.154.
[32] Thuc.8.67.1.
[33] 刻莱托丰（Cleitophon）在派所多鲁斯（Pythodorus）动议之后的附文中敦促对克里斯提尼律法进行审核。刻莱托丰认为，克里斯提尼律法“有似”梭伦律法［译注：“有似”二字采用日知、力野译文，第35页］（Arist.Ath.Pol.29.3）。无论这番举措包含了什么样的目标，其中之一必定是掩盖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那种革新成分所发散出来的刺眼光芒。四百人议事会的建立被描述为“依先祖之例”（kata ta patria）（Arist.Ath.Pol.31.1）。他这么做是企图将这个全新机构与梭伦所建立的四百人议事会相联系起来，但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
[34] Thuc.8.97.2.
[35] 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30页。
[36] Arist.Ath.Pol.30.
[37] 芬利在谈到此处所论及的这个时刻时写道：“当前这个譬喻意义上的先祖政体与两百年前那个真正的先祖政体并为了一体”（《父祖的政体》［The Ancestral Constitution］，剑桥，1971年，第13页）。
[38] Lys.30.2；IG2 115=GHI，86，11.5—6. 有些学者认为，同样存在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任务是修订律法，但是我同意史特路德（R.S.Stroud）的看法（《德拉科死刑法》［Draco's Law on Homicide］，加利福尼亚州柏克利市，1968年，第27—28页），认为能够证明这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存在的证据不足。除了史特路德所谈到的那些理据之外，我还要加上一个理据：修订律法与回归传统的整体精神相悖，而在我看来，回归传统的整体精神是410年民主复辟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39] 参见安多基德斯：And.1.96—98.
[40] 参见德墨司悌尼、吕库古斯（Lycurgus）：Dem.20.159；Lyc. Against Leocrates，124—127。同时参见麦克道威尔（D.M.MacDowell），《古典时代雅典法律》（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纽约州绮色佳市，1978年，第176页。
[41] GHI，85.
[42] 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41—1543页；以及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280—282页。
[43] 吕西阿斯在一篇演说辞中断言，如果所有此类指控都成立的话，那么四百人政权的成员就会超过1000人。
[44] And.1.73—79.
[45] 认为民主党人表现恶劣的论述，试举一例，可参见布索特与伊涅特，本书上页注释④。
[46] 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1册，第397—398页；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6页。
[47] Arist.Ath.Pol.28.3. 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有益探讨，参见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亚里士多德与雅典》（Aristoteles und Athen），第2卷，柏林，1893年，第212—216页；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6—317页；卜侃楠（J.J.Buchanan），《观剧基金：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财政分配的一项研究》（Theorika. A Study of Monetary Distributions to the Athenian Citizenry during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纽约州蝗虫谷，1962年，第35—48页；GHI，260；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55—356页。关于这笔支出的计算，参见格罗茨（Glotz）与柯恩（Cohen），《希腊历史》（Histoire grecque，HG），第739页，注释96。
[48] 参见埃斯基涅与亚里士多德：Aeschin.2.76；Arist.Pol.1267b，11—12.
[49]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7页。
[50] 弗格森，《雅典娜的司库》（The Treasurers of Athena），麻省剑桥市，1932年，第38页。
[51] 参见《雅典贡赋列表》，第2卷：A13；第3页，第91—92页，第363页（《希腊历史铭文选辑》亦接受了该项：GHI，258—259）。该观点遭到了来自马丁理（H.B.Mattingly）的挑战（《雅典不列颠学校辑刊》，第62卷，1967年，第14—17页），但得到了密格斯的支持（《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第438—439页）。
[52] GHI，63，255—260.
[53] 狄奥多罗斯（Diod.13.47.7）告诉我们说，塞剌墨涅斯从他所劫掠的岛屿上缴获战利“因为他希望帮助公民和盟友摆脱直接战争税的束缚”。在Diod.13.64.4，狄奥多罗斯说，库济科斯大捷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在法那巴佐斯的领地搜刮战利，“因为他想要民众免受直接战争税之苦”。
[54] 汤森，《直接战争税》，第176—177页。
[55] 例如，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45页，以及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80页。
[56]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8页。
[57] 这道女墙的修建时间是推测得来的，并不十分可靠。对该日期进行过推测的学者中，我在此处采信的是格罗茨与柯恩（《希腊历史》，第2卷，第739页）及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80页）的意见。重启厄勒刻修斯神庙工程的日期，因为一则铭文（IG I2372—374）的缘故，被确定为409/408年。
[58] 托德（M.N.Tod），《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5页。
[59] Thuc.2.41.4.
[60] 我感谢柏律（J.J.Pollit）提醒我注意到这一观点，这是由伊芙·哈里森（Eve Harrison）在一篇未刊论文中提到的。
[61] 鲍威尔（C.A.Powell），《历史学刊》，第28卷，1979年，第15—31页。
[62] 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615—616页。
[63] 柏律，《古典时代希腊的艺术与经验》（Art and Experience in Classical Greece），剑桥，1972年，第132—133页。
[64] Xen.Hell.1.1.3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8—1529页及第1528页注释2）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中旬，但是麦柯伊（W.J.McCoy）（《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6页，注释49）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仲夏之后不久，并给出了极有说服力的论据。
[65] 色诺芬（Xen.Hell.1.1.34）说雅典人接下来就投票同意拨给色拉叙卢斯他所要求的增援部队，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所需要的增援晚至第二年才可以到位。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雅典人出于热忱而于410年夏季就投票同意拨付增援，但是直到来年才付诸行动。更加可能的情况是，色诺芬把投票时间搞错了。
[66] Diod.13.65.3—4；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2页。
[67] GHI 89；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2页。
[68] Xen.Hell.1.2.18.
[69] Diod.13.43—44，54—63；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5页。
[70] Diod.13.48；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0—1533页及第1533页注释1。
[71] Diod.13.64. 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雅典人将安吕图送上了审判席，控诉他叛国。但是，安吕图贿赂了陪审团而得以逃脱。这是雅典历史上首次出现此类贿赂行为（Diod.13.64.6；Arist.Ath.Pol.27.5）。安吕图曾经是阿尔喀比亚德年轻时的“有情人”（Plut.Alc.4）。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他是与塞剌墨涅斯协作的温和派成员之一（Arist.Ath.Pol.34.3），因为反对三十僭主政权而与色拉叙布卢斯一起流亡（Xen.Hell.2.3.42，44）。399年的时候，安吕图是对苏格拉底（Socrates）提起控诉的三人之一（参见柏拉图《申辩》，Plato，Apology 18b）。我们可以推断，安吕图在410/409年的时候也是一名温和派，针对他的起诉罪名可能是民主政权针对政敌的一种攻击。
[72] Diod.13.65.1—2. 关于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4页，注释1。
[73] Diod.13.65.3—4.
[74] Xen.Hell.1.1.24—26.
[75] 参见安德鲁斯对弗格森的时序推断的简略评价，我采信的也是这个时序推断：“410年3月或4月库济科斯战役，409年夏季色拉叙卢斯远征爱奥尼亚，408年收复拜占庭和迦克墩，407年阿尔喀比亚德回归雅典，407年末或406年初诺提昂战役（Notion）”（《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页）。
[76]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9页。布劳多（Bloedow）（《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第53页，注释332）大体上采信了安德鲁斯的解释，但是反驳了安德鲁斯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仍然居于领导地位的观点。
[77]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
[78]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
[79]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5页。
[80] Xen.Hell.1.3.3，1.4.8—9；Diod.13.64.2—3，66.1，68.1. 参见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第68—69页。
[81] 参见本书，第169—173页（原书页码）。
[82] 参见本书，第178页（原书页码）。
[83] Lys.19.52.
[84] Diod.13.66.3；Xen.Hell.1.3.8；Plut.Alc.31.1. 只有狄奥多罗斯提到了塞剌墨涅斯的名字，而塞剌墨涅斯无疑就是其他古代信源所提及的“诸位将军”之一。参见阿密特（M.Amit）那篇颇有价值的论文：《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36—457页。
[85] 安德鲁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疏解这个问题的：“人们选举了一个新的将军委员会，抛弃了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很可能也抛弃了色拉叙布卢斯。但是，更加难以解释的问题是为何这三人的指挥职务被解除，因为舰队自己已经选举了阿尔喀比亚德和色拉叙布卢斯，而在这两位将军和塞剌墨涅斯的指挥下，他们刚刚赢得了一场鼓舞人心的胜利，所以我们不清楚为何舰队会愿意听从民主派司令官的要求，将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送回本土，去面对科辽丰。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在雅典的前景，最起码也算得上是晦暗不明的，他们的前景取决于几个月前库济科斯大捷带来的威望与民主派对五千人政权的直接敌意之间将如何彼此制衡。但是这支舰队很有可能是忠于带领他们取得胜利的将军的，同时这支舰队占领了穿过海勒斯滂海峡的海上通道，而雅典如果失去了这一海上通道就会面临饥馑。所以，民主派审慎行事，没有试图召回将军们——但是他们也没有为将军们派出增援部队”（《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
这样来解释事件，看起来相当勉强。这意味着，雅典的民主派既蠢，又无爱国之心：说他们蠢，是因为他们情愿冒险得罪将军们及其麾下，也要宣布他们为“不合常规”，但又不剥夺其权力；说他们没有爱国之心，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无法尽可能利用库济科斯大捷的成果，从而危及雅典的安全，而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已。除了安德鲁斯的假设之外，古代信源中丝毫没有关于这种态度的任何线索，我们也没有理由要采信这一看法。
[86] 安德鲁斯认为他们进行了重新选举，但他自己所列举的理据并不能证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是否能够成立取决于是否接受安德鲁斯对于当下情势的总体描述。关于塞剌墨涅斯，安德鲁斯说：“他几乎没法对激进民主派感到友好，激进的民主派也几乎没法认为他是友好的，同时，他在这几年里是几乎不可能被选举为将军的”（《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1）有一个事实可以毫无疑问地反驳这一看法：在此处所论及的每一年当中，塞剌墨涅斯都担任了指挥职务。如果这些任期是“不合常规”的，那么这也只是当代理论家的意见。阿尔喀比亚德，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些年里也都每年担任指挥职务，但是安德鲁斯却把阿尔喀比亚德排除在410/409年将军委员会之外，理由为，是年将军委员会中的另一名将军帕西丰（Pasiphon）来自阿尔喀比亚德那个德谟。（2）然而，证据很明显，在441/440年到412/411年间，来自同一德谟的两人组同时就任将军委员会的情况，完全算得上是常见。从441/440年到412/411年，我们知道的就有多达八、九对同时出任将军的同德谟两人组。这其中有3年时间里，将军委员会中有两对同德谟两人组，其中一年，将军委员会里更是出现了一个同德谟两人组和一个同德谟三人组（佛纳瓦，《雅典将军委员会》，第71页）。因此，安德鲁斯提出的这一事实——帕西丰与阿尔喀比亚德来自同一个德谟——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的还有如下这番断言：“可以推测，民主政权重光之后就举行了新的选举，取消或回避了五千人政权于410/409年作出的所有职务安排”（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6页）。（3）安德鲁斯用以推断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将军职务的其他证据还包括：407年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对于回归雅典深感不安；色诺芬提到阿尔喀比亚德时说他是一名流亡分子（pheugonta），人也不在雅典。正如我们所见，这些点都可以使用如下理由来解释：一是由于阿尔喀比亚德法律地位，二是由于阿尔喀比亚德对某些雅典人可能对他怀有偏见这一情况抱有合理的恐惧。解释这些问题都无需提及阿尔喀比亚德是否担任将军职务。至于色拉叙布卢斯，安德鲁斯没有为“色拉叙布卢斯在这些年里未担任合法将军职务”这一观点提出任何证据，安德鲁斯只是提到，色拉叙布卢斯不是极端民主党人，并可以推定说他的地位与其二位同袍一样成疑。安德鲁斯所提之证据不能证明他所提之观点。
[87] Xen.Hell.1.1.34，1.2.1；狄奥多罗斯（Diod.13.64.1）给出的船只数目只有30艘，但是色诺芬似乎对于这次远征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
[88] 弗格森，《雅典娜的司库》，第38页，转引自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7页。
[89] 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7—278页。
[90] 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3页，注释39。
[91] Xen.Hell.1.2.1；狄奥多罗斯（Diod.13.64.1）遗漏了这次远征的初始阶段，直接从袭击以弗所开始叙述。
[92] 这是安德鲁斯观点中的关键部分（《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9页）。同时参见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9—281页）。麦柯伊采纳了安德鲁斯的观点，认为选择爱奥尼亚是出于政治原因。
[93] Xen.Hell.1.1.8.
[94] Thuc.8.84；108.4—5；109.1.
[95] 密格斯，《雅典帝国》，第371页。关于这一情况的充分讨论，参见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3卷，1977年，第281—282页。
[96] Thuc.1.57.6；2.85.4—6；4.2.3.
[97] Xen.Hell.1.2.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49页）认为是次征战始于6月初，但是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23页）认为始于5月。“夏天开始的时候”
与6月更加相宜。布索特与梅耶都认为410年是起始时间，但我认为410年似嫌太早。
[98] Xen.Hell.1.2.2—3.
[99] Xen.Hell.1.2.4—6.
[100] Thuc.8.109.
[101] Xen.Hell.1.2.10. 所有西西里人都得到邀请，有资格作为“居留的外邦人”定居在以弗所，且无需像其他“外邦居留民”（metics）一样纳税。后来，当迦太基人摧毁了塞林努斯，塞林努斯人也被授予以弗所公民权。新近又有关于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一则纸草文献，由柯哀宁（L.Koenen）发表于《纸草学研究》（Studia Papyrologica），第15卷，1976年，第55—76页。这则纸草文献与其他古代信源的叙述是一致的，但细节更胜一筹。
[102] Xen.Hell.1.2.13—14.
[10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1页）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色拉叙卢斯前往海勒斯滂的旅程不仅仅［因为敌军舰船追击的缘故而］耽搁许久，同时也是因为他还承担了别的远征任务或遇上了别的麻烦的缘故，因为他直到410年秋季才与阿尔喀比亚德在塞斯图斯会师［在我的时序推断中，是409年］。”
[104] 参见本书，第216—217页（原书页码）。
[105] Xen.Hell.1.2.12—13. 色拉叙卢斯将战犯悉数遣回雅典，单单留下一个名叫阿尔喀比亚德的人。这个阿尔喀比亚德是那位因为415年丑闻而遭到流放的将军阿尔喀比亚德的表兄弟（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01页）。色诺芬文本的所有抄本上都写道，色拉叙卢斯将这个人处以石刑
。若将此单词训读为
，就意味着色拉叙卢斯单单挑出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表兄弟，并额外开恩，把他放走了。这是一个很难有定论的问题；也许，阿尔喀比亚德与其表兄弟关系不佳，但是色拉叙卢斯看起来几乎肯定不可能这样做，来刻意激怒此刻正担任驻海勒斯滂将军的阿尔喀比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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