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琉西斯(Eleusis)的游行发生在9月,但阿尔喀比亚德自从6月开始就赋闲在雅典,没有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这样的延迟并不难理解;阿尔喀比亚德的舰船需要照料和修葺,此外,阿尔喀比亚德的船员在历经海上沉浮数年之后,也需要休整。阿尔喀比亚德自己在重新出发之前也需要一定时间来重建自己的政治声望。可是,完成雅典人寄予其的热切希望的那个时间,已然来临。自埃琉西斯凯旋归来不久,雅典公民大会就投票决定,将由1500名重装步兵、150名骑兵和10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的一支大军交给阿尔喀比亚德指挥,而他的副将包括经验丰富的重装步兵将领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和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以及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刻农(Conon)。这3名副将都是按照阿尔喀比亚德本人意愿指派给他的。[1]10月,也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回到雅典4个月之后,他领着这支强大的军队驶离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2]这次远征的目的地是爱奥尼亚,目标再明显不过。雅典人确实已经将斯巴达人驱逐出双海峡地区,但是安纳托利亚海岸的一些重要地区和爱琴海的一些重要岛屿仍然在斯巴达人的控制之下。一些重镇,例如(-293,294-)米利都和以弗所,还有开俄斯这样的关键岛屿,以及雅典与爱奥尼亚地区之间可以作为中途跳板的一些地区——包括安德罗斯、铁诺斯(Tenos)——都仍然在敌军手中。雅典人希望能够将斯巴达人从这些地区赶走,在整个海上将他们驱逐干净,来恢复他们自己的帝国,同时说服波斯人放弃战争。
然而,雅典人迟迟没有开展行动,却给了敌军宝贵的喘息之机。410年春天,斯巴达人在库济科斯(Cyzicus)惨败之后,他们立即开始重建舰队;到了407年夏天,斯巴达人已经汇集起70艘舰船组成的一支海军来。[3]雅典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两个敌人都更换了领袖,此事对雅典来说更为不祥。408/407年同法那巴佐斯一起去找波斯大王的那些雅典使节,大约在戈尔底昂(Gordium)和波斯帝国首都苏撒之间的某地已经见到了小亚细亚西部行省节度使:大流士与王后帕里萨蒂(Parysatis)的幼子小居鲁士。[4]因为政策明显失败和斯巴达人的不满与埋怨,或许还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叛离他们、重新投靠了雅典,前任节度使替萨斐尼失去了信誉。接下来的事件将表明,替萨斐尼计划不让希腊双雄中的任何一个赢得这场战争,这个计划并不坏,但是在408/407年,这一妙计似乎已经将雅典带到胜利的边缘,而这将威胁到波斯人收复安纳托利亚海岸的事业。所以,替萨斐尼被撤换,并不令人意外。然而,除了小居鲁士之外,有许多人看起来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而小居鲁士呢,他从未有过指挥经验,无论是在小亚细亚,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只不过是大王的幼子,年纪甚至还不满17岁。[5]大流士的长子阿萨基司(Arsaces)也许晚至411年还在小亚细亚担任替萨斐尼的副手;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年届30;[6]同年,大流士的连襟希耶剌墨涅(Hieramenes)与斯巴达宣誓结盟,签订了斯巴达与波斯的第三条约。[7]然而,被波斯大王任命为“聚居在卡司图鲁斯(Castolus)的人”的巡抚(karanos)而派遣到撒尔狄司(Sardis)的,却是这个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年轻人。(-294,295-)[8]通过这次任命,小居鲁士除了爱奥尼亚指挥权之外,还执掌了吕底亚、大斐里吉亚(Greater Phrygia)及卡帕多契亚(Cappadocia)——对于任何一位官员来说,这都是巨大的权柄与责任;对于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就更加是了。[9]为何大流士将如此重任交给这样一个年轻人?
答案也许藏在苏撒的宫廷政治之中。帕里萨蒂敌视她的长子阿萨基司,偏疼次子小居鲁士。[10]帕里萨蒂力求保证她宠爱的次子将能继位,她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有机会达成愿望的。尽管小居鲁士并非长子,但是小居鲁士是大流士继位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以这种身份声索王位,是有先例的。此外,波斯大王的配偶历来具有重大影响。薛西斯一世就是大流士一世即位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希罗多德(Herodotus)告诉我们,薛西斯一世得到了王位而他的哥哥们没能得到,乃是由于他的母亲阿托撒(Atossa)“握有绝对的权力”。[11]小居鲁士的父亲是17个私生子之一,合法王储被弑后登基,并一直受到他的妻子和同父异母姐姐帕里萨蒂的提点和大力协助。[12]帕里萨蒂憎恶她的儿媳妇司塔黛拉(Stateira),司塔黛拉是阿萨基司的妻子,也是个意志坚强、关系网强大的女人。此种敌意加强了帕里萨蒂要确保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小居鲁士继位、不让阿萨基司和他那讨厌的妻子司塔黛拉染指的决心。407年,大流士派遣他的小儿子前往撒尔狄司出任巡抚,小居鲁士就替代了有权势的替萨斐尼,替萨斐尼被贬黜去执掌卡里亚行省(Caria)。[13]这样一来,这位年轻的王子就得到了掌大权、获大影响以便为继位赢取支持的机会。
后来,小居鲁士在大流士死后试图从他的兄弟手中夺取王位,(-295,296-) 我们因此得以了解到他对王位有所觊觎。[14]但是,早在此之前,他的野心已经有所显露。406年,小居鲁士处死了他的两位王族表兄弟,这两人是波斯大王的姨甥,理由是这两个人在他面前不肯将手藏进长长的袖子里——这是波斯大王在场才需要遵守的礼数。[15]这等行为固然可怕,两位受害者的父母——大流士的姐妹及其丈夫、大流士的连襟希耶剌墨涅——要求追究小居鲁士的责任。他们把这次谋杀叫作“肆心行为”(hybris)。[16]但这种行为远不止如此。在这片土地上,绝对君权高度仰赖于繁缛礼制,对于年纪不过十几岁的小王子来说,要求这种唯有波斯大王可以享受的礼数就是一种谋逆。然而,小居鲁士没有被追究问责,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大流士已经沉疴在身、将不久于人世,也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权柄庇护了他。[17]
虽然在礼节问题上并未遇到麻烦,但这位年轻人面临的其他问题依然严峻:第一,他必须对面仍旧强大的国内敌人,执行父亲的命令去协助斯巴达人并赢得对雅典的战争,同时为最终得到王位寻求有效支持。他的敌人包括:替萨斐尼,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然不容小觑;[18]他的嫂子司塔黛拉深怀恨意,最终被帕里萨蒂毒死;[19]他杀死的那两名表兄弟的父母;他的长兄阿萨基司。第二,打败雅典人不会是件容易的事。雅典人在双海峡地区的胜利让他们掌控了制海权,使他们变得强大又自信。斯巴达人则一直表现出他们无法在海战中战胜雅典人的事实,同时,如果斯巴达人不能设法在海战中战胜雅典人,多少波斯金援也无法推翻雅典帝国。小居鲁士必须找到一名能够打胜仗的斯巴达海军将领(-296,297-)。最后,小居鲁士想要取得波斯王位还必须竭尽全力,这是因为阿萨基司年富力强,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捍卫自己的继位要求。自从马拉松(Marathon)战役以来,希腊人与波斯帝国陆军之间的反复冲突已经证明了希腊重装步兵方阵(hoplite phalanx)的优越性。与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进行合作——总的来说,这就是希腊重装步兵当中最为精锐的了——提供了机会,令小居鲁士有望获得他所需要的陆军部队。
他母亲的权柄与影响力能够保护他以对抗波斯国内这些敌人;但是,至于小居鲁士的其他需求,他就必须寻找不同寻常的斯巴达人——能够在海上赢得战役的人,有能力、有意愿为了小居鲁士的目的去动用伯罗奔尼撒士兵的人。要找到一名成功的斯巴达海军将领就够难的了,要找到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斯巴达人就更难了。斯巴达的利益和波斯的利益毕竟大相径庭。尽管斯巴达人自己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的想法可能未必一致——有些人想要使他们重获自由,另一些人想要取代雅典成为他们的统治者——,但是要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按照那几项斯巴达-波斯条约的要求交给波斯,却不符合任何斯巴达人的利益。然而,去支持一名幼子篡位成为波斯大王,更加不符合斯巴达的城邦利益。小居鲁士几乎不可能说服斯巴达的两位国王、监察官、贵族议事会(gerousia)和公民大会,让这些人按照他的利益来行使手中的权力,即便他们可以藉此赢得战争,这些人大概也不会听其差遣。要赢,小居鲁士必须找到有理由同他展开合作的某个派别或某个人,而这个派别或这个人应当有能力将斯巴达带到他这一边来。好在幸运从天而降,407年夏天,小居鲁士前往撒尔狄司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人正在等着小居鲁士。[20]
几个月以前,407年春天的时候,新任斯巴达海军主将(navarch)莱山德(Lysander)接替前任科剌忒司庇达(Cratesippidas),进入爱琴海执掌海军。[21]同叙拉古的斯巴达英雄句列普斯(Gylippus)一样,(-297,298-)莱山德也是一名次仲(mothax),他可能是斯巴达完全公民父亲和黑劳士母亲所生的儿子,也可能来自因为贫困而失去其斯巴达完全公民地位一个中落斯巴达家庭。[22]无论莱山德是上述哪一种情况,他都应该是被某个富裕的斯巴达完全公民当作自己儿子的伴读来养大,接受斯巴达式教育,同时还因为某次不循常例的土地分配而得到获取斯巴达完全公民资格的条件。[23]他的父亲亚里斯托克里图(Aristocritus)尽管贫穷,却吹嘘自己血统高贵:他说自己是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后代,同时自己还维持着昔兰尼(Cyrenaic)国王礼庇司(Libys)的门客(Xenos)这一荣耀的地位;也是因为如此,亚里斯托克里图用这位国王的名字给莱山德的兄弟起了名。[2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将重要的指挥任务交给句列普斯、莱山德、莱山德的继任者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这样的次仲,说明获得这种显赫地位的并非只有莱山德一个人。[25]然而,要说一个原本地位边缘的人如何能够在斯巴达这样一个阶层严明的社会中得到拔擢而显赫,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已经很不寻常。
漫长的战争十分考验斯巴达统治阶级的才能,许多统治阶级成员的能力捉襟见肘,特别是在(-298,299-)海上。阿奇达慕斯战争期间我们所知的3名海军主将,其表现大体在“差强人意”和“惨烈灾祸”之间。西西里作战之后,迈蓝科利达(Melanchridas)、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闵答卢斯(Mindarus)、帕西庇达(Pasippidas)、还有刻剌忒司披耷(Cratesippidas)都在莱山德之前担任过海军主将。第一个,迈蓝科利达,他没有机会履职;第二个,阿斯提欧库斯,他所发挥的作用糟糕到让人怀疑,他是否涉嫌腐败和叛国;第三个,闵答卢斯,他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表现出了一点儿才能的人,但是却屡战屡败,直至库济科斯惨败、自己也阵亡于是役;人们都认为第四个——帕西庇达——同替萨斐尼私通,出卖斯巴达利益,于是就放逐了他;最后一个,刻剌忒司披耷,他什么成就也没取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可能会相信,绝望中的斯巴达人终将会愿意去拔擢那些才干业经证实、身份地位可疑的人。句列普斯在西西里的辉煌胜利表明斯巴达人已经开始启用这类人。在407/406年和406/405年连续两年时间里,任命两名次仲莱山德和卡利科拉提达为海军主将,表明当前所发生的事件教斯巴达人不得不重复这类人事实验。遗憾的是,对于莱山德在担任海军主将之前的军事生涯,我们一无所知;但他肯定是以某种方式,脱颖而出。
即便如此,在任何社会或政治体系内,若不依靠某种影响力或某个庇护者的支持,几乎没有人可以脱颖而出;莱山德似乎也不例外。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莱山德是年轻的阿格西劳斯(Agesilaus)——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有情人(erastes)。[26]作为斯巴达教育的一部分,年满12岁的斯巴达完全公民会找一名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大约20到30岁之间——作自己的有情人。[27]尽管普鲁塔克和色诺芬都强调这种关系中具有伦理与精神成分,但是我们无需怀疑的是,这种关系也含有肉体关系的成分。除此之外,这种关系还有政治意义。成年有情人与少年情伴之间的这种关系必定十分亲密,随着年岁渐长,这种关系将会紧密联结这两个人,甚至使得两个家族关系密切。在竞争激烈的斯巴达社会,成功获得国王的一位同父异母弟弟来作为自己的至宠(paidika),这一事实得到确认定会提升这位有情人的地位与他对王室的影响力。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阿格西劳斯之外,斯巴达海洋中再无如此大鱼,毫无疑问,正因为(-299,300-)他是如此出类拔萃的一个可爱之人,所以莱山德才会向他大献殷勤。”[28]莱山德与阿格西劳斯的亲密关系差不多维持到了他去世的时候。莱山德帮助阿格劳西斯成功继位发挥了重大作用,还说服阿格劳西斯在396年发动了对波斯的大规模作战。[29]
至于莱山德与国王阿吉斯的关系,资料就少得多且没那么清楚;但是现有资料清楚表明,阿格西劳斯的有情人莱山德对他同为王室的兄弟多有政治支持。很明显,总的来说,莱山德与阿吉斯都想要推翻雅典帝国,这点和大部分斯巴达人的想法一样;莱山德与阿吉斯还寻求建立斯巴达霸权取而代之,这就和许多斯巴达人的看法不一样了。[30]莱山德与阿吉斯共同塑造了战争末期的战略,对战败的雅典提出了同一个处置方案;[31]有种观点很常见:当莱山德脱颖而出之后,莱山德与阿吉斯就成为了政治上的同党,我们有充分理由去认可这个观点。[32]无疑,莱山德与阿吉斯的合作始于更早之前,莱山德深受其裨益。
如果普鲁塔克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莱山德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有意培养了与这些有影响的斯巴达人——可能还有其他人——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似乎天生就特别注意那些有权势之人——比众斯巴达完全公民通常对有权势之人施加的注意力还要更多些,他似乎天生就能愉快地为了利益目的去忍耐无节制的权威与权力”。就算在斯巴达人之中,莱山德也因其竞争心性与勃勃野心而格外引人注目。[33]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当他达到成就巅峰时,他无穷的野心就完全暴露了出来。萨摩司人把他们自己献给女神赫拉的重大节庆改名为“莱山德节”(Lysandreia),向他致敬并树起了祭坛,向他吟唱凯歌,还像供奉申明一样向他奉献牺牲——莱山德认可了这些行为。[34]为了纪念他的羊河口(Aegospotami)大捷而树立的纪念碑被放进了德尔斐(Delphi)的神庙。保塞尼亚斯(Pausanias)描绘了其中最惊人之物:这位“海军主将的纪念碑”。建造纪念碑所需要的钱,来自(-300,301-)从雅典人那里夺取的战利;这纪念碑自身由“群雕所组成,包括双子座兄弟(the Dioscuri)、宙斯、阿波罗、阿尔忒弥斯,还有波塞冬和亚里斯托克里图的儿子莱山德。正在为莱山德加冕的是波塞冬,战胜时为其占卜的阿贾司(Agias),还有为其旗舰掌舵的贺耳蒙(Hermon)。”[35]然而,莱山德的野心远非荣誉之光彩可以满足;他还想要权力。根据一系列可信度和说服力都很高的古代文献脉络我们知道,莱山德试图更改斯巴达政治体制,好让自己成为国王。[36]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正是如此勃勃的野心主导了他在斯巴达渡过的年少微时,也主导了他拔擢显耀后的生涯,同时肯定也是他407年取得海军指挥权后各种行为的原因。诚然,他的城邦需要胜利,他自己的政治前景也需要胜利,他个人的野心则迫使他表现出一些独有的品质和风格:为获取政治支持打下牢固基础,严防其他斯巴达人为获取胜利作出贡献,同时要使自己看起来绝对必需、不可取代。如果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他绝不会牺牲前者。莱山德正是小居鲁士所需要的那种人。
407年春季,莱山德在履职之初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尽己所能,建立一支尽可能庞大的舰队,应战雅典。可以假定,他用上了阿尔喀比亚德5月在句提昂看见的备战中的那30艘舰船。[37]莱山德前往目的地途中曾经停留在罗德岛,他在那里募集了一些舰船;在科斯岛,他可能又募得了一些舰船。[38]然后,莱山德去了米利都,米利都直到那时候为止都还是斯巴达在爱琴海的主要海军基地。但莱山德没在米利都停留多久,反而去了以弗所。然后,莱山德在以弗所派人去了开俄斯,找来了其前任海军主将曾指挥的那支舰队,可能有25艘舰船。莱山德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完成舰队募集工作后,舰队规模达到了70艘三列桨战舰。[39]
然而,莱山德的海军基地不再是米利都,而是以弗所;这一变动很有意义。单单从地理方面来看,米利都已经暴露了其作为斯巴达舰队爱琴海指挥部的缺点(-301,302-)。因为米利都位于萨摩司的雅典海军指挥部南边太远的地方,斯巴达舰队在米利都的指挥部与开俄斯岛之间、或在米利都指挥部与双海峡地区之间移师,雅典人只要足够机警,总有办法拦截。以弗所位于萨摩司北边,从战略需要来说更适合斯巴达。同样,从外交方面来看,以弗所也有重大优点:以弗所比米利都离波斯行省首府撒尔狄司更近,多年来深受波斯影响,是波斯高级官员最喜爱的度假地之一,如此,盟友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更加简单方便。[40]此外,从政治方面来看,以弗所同样具有优势。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说,莱山德发现以弗所这座城邦“既对他本人十分友好,又对斯巴达事业十分狂热”。[41]以弗所那时施行的似乎是贵族政体,在雅典治下时成功抵抗了雅典人强加的民主政权。这能够解释为何以弗所对斯巴达如此友好:斯巴达是寡头政权与贵族政权的防波堤和大本营。[42]成为头一个在以弗所建立起斯巴达海军指挥部的人,对于莱山德来说,政治上大有裨益:建立这个海军基地令人感激,他还可以在以弗所公民中挑选与自己共事的人,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43]
莱山德到达以弗所的时候,这座城邦的经济状况并不怎么好,但是莱山德的举措很快改变了这一点。莱山德将这里变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主要的海军军港,变成了“能与比雷埃夫斯港一较高下、提供装备和服务的港口”,与能够提供城邦所需补给、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大批士兵和水手所需补给的大后方之间有安全的通路连结。[44]以弗所呢,则把一种斯巴达必需交到了莱山德手中——之前的诸位海军主将似乎并未理解的一种斯巴达必需:安全且物资充足的一个地方,海军主将能够募集并维持大批舰船和大批士兵、直到时机适宜再决定开战的一个地方。雅典人在407年迟迟不开始作战,还满足了莱山德的另一种亟需:训练(-302,303-)一支讲纪律、有效率的海军所需要的时间。407年,雅典海军不仅比斯巴达海军规模更加庞大,其技艺与士气也远胜对手。至于为何这位新任海军主将没有寻求与敌军开战,也没有在他春天到达以弗所与接下来这个冬天之间的时间里攻打雅典的盟友们,我们委实无需感到意外。莱山德需要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舰队和海军基地,去训练去鼓舞自己的士兵们。只要莱山德能够获取足量的可靠财政援助,他等得起。
解决财政问题的机遇在407年夏天就来临了:小居鲁士来到了撒尔狄司。莱山德去会见了这位波斯王子。会见的时候,王子身边陪着几位和他一起从苏撒途径戈尔底昂而来的斯巴达使节。[45]他们的会面可说是那种典型的历史性时刻:在这紧要关头,是置身其中的个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塑造了那些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的进程。的确,408年斯巴达决定遣使前往苏撒,已经显示了她决意要继续全力对抗雅典;接下来的任何一位海军主将也势必会继续这番事业。然而,莱山德继任者的所作所为却反映出,有一些斯巴达将领——甚至可能是绝大部分斯巴达将领——是不愿或者不能与波斯人开展有效合作、从波斯人那里得到斯巴达人从未获得过的持续、足量支持的。某些斯巴达将领会把城邦的利益和声誉作为自己的主要考虑,因此反对并阻挠斯巴达与波斯缔约,因为这会将希腊人的城邦交给波斯统治。力卡斯就是这样。[46]这些斯巴达将领直白、粗暴、优越、傲慢的风格和行为很可能烦扰到波斯人——希腊同胞们就常常被这种斯巴达风度激怒。然而,莱山德不用冒上述这些风险。他不仅追求斯巴达利益,也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因为要追求自己利益的缘故,他必须赢得掌控了钱袋子的波斯人的青睐,从而使自己成为斯巴达城邦事业中不可取代的人物。因为想要建立一个斯巴达帝国来取代雅典帝国,莱山德很可能确实不愿意将希腊人交给波斯人统治,但要掩饰这个想法对他来说也决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据说,莱山德习惯于“哄孩子用掷距骨(-303,304-),骗大人用誓言”。[47]斯巴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都太过刻板,太过骄傲,以至于很难同外邦人进行寻常的友善交流,也无法去殷勤逢迎一位波斯王子——而波斯王子见惯了如此曲意逢迎。但407年的时候,莱山德已经年近50。[48]他能够取得现今的职位,是因为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逢迎斯巴达的一位王室成员,他以惯于向权威低头而出名。[49]要说除了莱山德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斯巴达人能与小居鲁士合作得这么好,也并不为过。
波斯人也立志挫败雅典人。斯巴达人在库济科斯的悲惨败绩没有带来雅典人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波斯人并没有被这场战役说服而至少改变立场,没有加入雅典一方,也没有停止援助斯巴达人;相反,波斯人因为这场战役的缘故对雅典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关于小居鲁士和他的母亲在大流士决定继续对抗雅典这一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无从得知。然而,大流士钦点帕里萨蒂最钟爱的小居鲁士接受这项指挥权、执掌史无前例的权柄——尽管这个儿子年纪很轻,但是大流士也没有选择比这个儿子更加合适的其他人选——这意味着帕里萨蒂很可能对这决策确实发挥了影响。407年上任的节度使——不管是谁——都会努力去与斯巴达人合作;但是,如果是其他人做了节度使,很可能不会被授予如此之大的权柄和如此之多的金钱;如果是其他人做了节度使,也不大可能行动是如此自由,与斯巴达人密切合作、得到斯巴达人友谊的动机又是如此强烈。一位学者指出,我们不该“忽视这种可能性,即小居鲁士这项巨大的指挥权源于帕里萨蒂的建议,属于接下来她将为王位继承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之一……若非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她帮助小居鲁士获取斯巴达人的感戴与支持——而斯巴达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军人——又是为了什么呢”。[50]
撒尔狄司会见一开始,莱山德与斯巴达使节们就开始抱怨替萨斐尼口是心非、还交好阿尔喀比亚德,抱怨他不信守承诺、不按时按量发放军饷,也不执行波斯大王(-304,305-)帮助斯巴达人、从海上赶走雅典人的命令。[51]这番话很有分寸,圆滑得一点儿也不出奇:它提出了斯巴达的愤怨,但同时将这愤怨归咎这位新节度使之前那名誉扫地的前任。这番话还讨好了一番小居鲁士——听到自己和母亲的敌人被批判谴责,他自然是高兴的。[52]斯巴达人恳求小居鲁士全心投入战争、恳求小居鲁士不要像替萨斐尼一样,小居鲁士回应说,这正是其父亲波斯大王的命令,他自己也愿意尽己所能。小居鲁士声称,他带了500塔伦特来,如果这么一笔钱还不够的话,他会垫上梯己,如果垫上梯己还不够的话,他会打碎自己坐着的这金银宝座。[53]无疑,这番回应叫人高兴,但委实浮夸——看看他们接下来的对话就知道。斯巴达人向小居鲁士道谢,要求他把给划桨手的日薪提高到每天一个亚狄珈德拉克马(attic drachma)——这是斯巴达与波斯条约中规定数额的两倍,也是雅典人当前给付水平的两倍。斯巴达人认为,这样的军饷能够让那些为雅典划桨的水手叛变投奔斯巴达,这样就能速战速决,为波斯节省金钱。小居鲁士承认这主意不错,但也被迫承认说,他刚刚的措辞僭越了他所得到的命令。他得到的许可就是按照之前条约的规定,每天付3鸥帛,也就是半个德拉克马,无论斯巴达人能弄来多少艘舰船,但薪饷单价不会进一步增加。[54]
斯巴达人暂时没有再回应,讨论无法继续;但是莱山德呢,他曲意逢迎的本事发挥了作用。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莱山德用尽办法,特别是“用他柔顺臣服的谈话态度”,赢得了年轻王子的心。[55]到了访问结束、斯巴达人准备启程回以弗所的时候,因为被这个年纪3倍于自己的人、世界上最佳战士的统帅极尽承奉之意,小居鲁士已经心满意足。告别宴会上,小居鲁士问他如何才能够让莱山德最高兴,这位斯巴达人回答说:“只要您为每个士兵的日薪加上一个鸥帛。”小居鲁士同意了这个请求。小居鲁士还付清了之前的军饷欠款,提前给付了下个月的军饷。(-305,306-)这样一来,斯巴达军中“士气大涨”。[56]我们不应该忘记,小居鲁士不过是个年轻男孩子;无疑,他感动于这番友情的慷慨,倾慕于这位谦恭的斯巴达将军。同时,小居鲁士自身的利益也要求他必须赢得斯巴达人的信任与友情、帮助他们扭转当前海战中的不利形势。此外,只有王子——还得是最受王后宠爱的那位王子——才能够在还未与苏撒通气的情况下当场决定提高斯巴达人的薪饷。
莱山德回到以弗所,他带来的金钱足够提振现役人员士气、并可望吸引新兵;但是,他手中所有,不过一个月所需而已。无论小居鲁士的措辞和意愿有多真挚,莱山德依然受缚于这位王子;莱山德要想获得更多金钱,就必须得到小居鲁士的持续恩惠,并令自己在小居鲁士那里仍然举足重轻。[57]这可能是莱山德从撒尔狄司回来后就要采取措施去获取爱奥尼亚贵族支持的原因之一。莱山德召集了许多城邦中最有权势的人,在以弗所开会。他敦促他们建立政治党社(hetairiai),并向他们保证说,如果他成功将雅典帝国推翻,他就会推翻这些城邦的民主政权,并将这些城邦的控制权交给这些政治党社。这次大会的即时效果令人满意:拜这次会议所赐,爱奥尼亚贵族派热情高涨,积极支持莱山德作战,令人印象深刻。[58]如果普鲁塔克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莱山德还利用这次贵族大会为自己的野心建立了政治基础:他讨好爱奥尼亚贵族,鼓舞他们,同他们合作,“在他们中间播种下革命的十人治政府(decarchies)的种子——很快,他将要在这些城邦建立这样的十人治政府”。[59]尽管普鲁塔克写得未免有些(-306,307-)太过“事前诸葛亮”,但我们无需质疑的一点是,莱山德已经开始在野心勃勃的爱奥尼亚民主对头们当中培植追随自己的势力。然而,此时,斯巴达人已经在他们与波斯签订的条约中放弃了对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控制诉求;此时,我们也并不清楚莱山德如何信守对波斯人的这番承诺——甚至莱山德是不是仍然决意要信守对波斯人的这番承诺。[60]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追随莱山德的这些爱奥尼亚贵族党人相信了他,并且热心于莱山德的事业。对于莱山德来说,为了斯巴达事业,甚或是更加狂热地为了自己的事业,这些人值得信赖。
撒尔狄司会见的消息和结果不久传到了雅典人那里。雅典人听说小居鲁士带着一大笔钱和波斯大王全力支持斯巴达人的命令来撒尔狄司履任,还听说他同意提高斯巴达划桨手的军饷,雅典人感到气馁。他们决定派出使节去与小居鲁士商谈,并通过替萨斐尼与小居鲁士进行接洽。[61]有学者认为,这主意是受到阿尔喀比亚德启发——阿尔喀比亚德这个人,一定会在在诉诸战争之前先寻求外交斡旋。[62]因为此时的阿尔喀比亚德正值权力巅峰,雅典人似乎不太可能在不得到阿尔喀比亚德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任何外交斡旋行动。阿尔喀比亚德新近遭到前任节度使替萨斐尼的不礼貌待遇,但尽管如此,阿尔喀比亚德也必定全心诉诸权力政治(realpolitik):只要替萨斐尼尚可利用,无论替萨斐尼这位前任节度使对阿尔喀比亚德有何看法,阿尔喀比亚德仍然能够依靠替萨斐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无论想到这个办法的是谁,这个人对波斯政治可说是严重无知。尽管隐瞒事实也许有利于他们达成目标,但小居鲁士和替萨斐尼是死敌,同时王子小居鲁士改变政策路线也与撒尔狄司这位前任节度无关。尽管与小居鲁士关系恶劣,但是替萨斐尼仍然试图将雅典使节引见给小居鲁士,仍然敦促小居鲁士采取既有政策:不让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取得胜利,从而使希腊世界内耗而殆尽。小居鲁士对替萨斐尼的建议视而不见;能够这样傲慢一把,小居鲁士大概还会十分高兴,这正好展示自己是多么独立,同时好暴露自己的前任是多么无能;他拒绝会见雅典人。雅典人企图通过外交斡旋终结战争的希望在大流士和小居鲁士那里都落了空。现在,只有战斗才能带来和平了。
雅典远征的主要目标是莱山德的以弗所舰队(-307,308-),最容易想到的战略是引蛇出洞,在海上来一场战斗,一举歼灭。如果能够成功实施这个战略,裨益无穷。雅典舰队能够自由无碍来往于爱琴海与双海峡地区,还能攻打、围歼、封锁据守岛屿和陆地的军队,从而收复雅典帝国的所有岛屿、甚至还包括小亚细亚大陆上的一些国家;有了这些城邦的岁入,雅典枯竭的财政状况将有甘霖汩汩不绝。首先,如果能够再次歼灭一支斯巴达舰队,斯巴达人大概会再次提出议和,也许,雅典能够接受斯巴达人这次议和所提出的条件。次之,就算不能得到这样好的结果,雅典人仍然可能希望同波斯大王进行谈判,因为此时的波斯大王必定会因为盟友再败、援助白花而十分懊悔。再次,就算与波斯大王谈判也以失败告终,爱奥尼亚海域的雅典大捷定会强烈震慑小亚细亚那些叛离雅典的希腊城邦。在斯巴达绝望与无助的时候,收复这些还未归顺雅典意志的城邦并不难。最后,打胜仗甚至有可能将斯巴达从其最重要的那些海军基地赶走:开俄斯,甚或米利都,以弗所。雅典人的这番努力如果能够获得成功,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斯巴达人如何还能继续这场战争。[63]
阿尔喀比亚德当然要立即启航去迎战莱山德的以弗所舰队:小居鲁士为莱山德提供了强大可靠的经济支援,令他能够提高划桨手薪金,这消息意味着时间每过一日,斯巴达无敌舰队的骇人规模就再增加一分。[64]阿尔喀比亚德的第一击是针对安德罗斯;他在安德罗斯抢占了一个名叫高里昂(Gaurium)的据点并在此建筑防御工事。雅典人可以从高里昂这个据点向安德罗斯城邦展开攻击。守卫这个小岛的安德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驻防部队出来迎战,雅典人击溃了他们。阿尔喀比亚德为这不甚重要的胜利树立了战胜纪念碑,但他却未能夺取安德罗斯岛上的主要城邦。阿尔喀比亚德停留数日,发动了几次攻击都没有成功;接下来,阿尔喀比亚德在此地留下一支驻防部队——很明显是由刻农率领的一支部队,人数足够满足驻防需要,也足够给安德罗斯人施压——然后继续航行。[65]攻打安德罗斯道理上很说得通,因为安德罗斯位于(-308,309-)运粮船只从海勒斯滂前往雅典的现有通路之上——原有通路优卑亚和羑里普斯(Euripus)已经落入敌军之手。无疑,阿尔喀比亚德曾指望通过突袭来迅速轻易占领安德罗斯岛。尽管阿尔喀比亚德没有成功,但他为了这次突袭速胜所费不过寥寥几日,此地驻防所费人手与其所率领的大部队相比,也不过九牛一毛。战略上来看,侵扰安德罗斯值得一试,[66]但是阿尔喀比亚德在东山再起之后未能一举取得全面速胜,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后来,阿尔喀比亚德的敌人历数他在这次远征中所犯下的所有错误,没能夺取安德罗斯这件事成了其中之一。[67]事实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从这并非全胜的捷报传到雅典开始,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抱怨就已渐如蜩螗沸羹。
离开安德罗斯之后,阿尔喀比亚德没有立即前去以弗所;他向西南方向航行,驶去了科斯岛和罗德岛并劫掠之,得到了一些战利品来补充补给。[68]接着,敌军势力日益膨胀,为何阿尔喀比亚德却仍然迟疑不战,这就需要作出解释。最容易想到的理由是,雅典一直缺钱。阿尔喀比亚德远征每个月大约要花费50塔伦特,在407/406年,这对雅典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同时,我们也无从知道,雅典人给了阿尔喀比亚德多少钱。如果莱山德躲在港口、拒绝出来应战的话,阿尔喀比亚德手上的钱很可能撑不了太长时间;而莱山德完全可能这么做。[69]如果是这样,阿尔喀比亚德(-309,310-)就必须放弃战斗而一无所获,因为他无法在没有钱的情况下维持一支军队。明智得多的做法是一开始就募集军饷补给,以便能够持续对抗、最终撑到能够大获全胜的时候。
完成补给募集工作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向北航行,驶向萨摩司,又从萨摩司去了诺提昂。诺提昂是柯罗丰(Colophon)的港口,位于以弗所西北的海岸(参见地图3)。[70]柯罗丰及其港口是附近地区唯一还在雅典控制之下的城邦。诺提昂并不是萨摩司、米利都、或当前的以弗所那样的海军重镇,但从诺提昂出发前去以弗所作战却非常合适,可以很轻易地切断以弗所和开俄斯之间的斯巴达海军航线,也可以阻止斯巴达人向北航行到达海勒斯滂。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最容易想到要去的地方,也是最适合于雅典人将莱山德逼出来、决一胜负的地方。[71]在诺提昂,阿尔喀比亚德率领80艘舰船;此前,他留了20艘舰船在安德罗斯进行围歼战。[72]与此同时,莱山德舰队已经增加到90艘舰船的规模。[73]这样一来,斯巴达人数目上就占优了;但是莱山德仍然拒绝先启战端。作为战备的一个步骤,莱山德将自己舰队的三列桨战舰拖上岸来晾干、检修;当雅典人抢占了他们在诺提昂驻地的时候,这些三列桨战舰很可能还晾在海滩上呢。[74]显然,莱山德相信,时间因素是对自己有利的。在犬坟、塞斯图斯(Sestos)、库济科斯等战役之后,没有任何一位斯巴达海军将领会想要在一场直接的海上冲突中迎战雅典(-310,311-),哪怕数目上比雅典多了八、九艘船也不行。但是,时间流逝,莱山德就可以扩大舰队规模,提高舰队质量。
普鲁塔克提出,莱山德之所以情愿等下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小居鲁士慷慨捐赠所带来的较高薪金可望“令敌军的舰船空空如也。因为,大部分划桨手会投奔薪金更高的一方,而留在原来舰队的划桨手也会士气低落,带着抵触情绪,不断给海军指挥官制造麻烦”。[75]尽管普鲁塔克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这一事实,但还是有许多证据证明,他所言正如空穴来风。诺提昂战役之后,雅典舰队规模应该大约达到了108艘舰船,[76]而当刻农前来接替阿尔喀比亚德的时候,刻农只能够为“70艘三列桨战舰而非之前的100多艘三列桨战舰”配备船员,而这100多艘战舰就是诺提昂战役之后阿尔喀比亚德所率领的舰队,规模原本比莱山德舰队要大。[77]战役中划桨手的阵亡不足以解释如此程度的数目剧减,因为绝大部分划桨手在战役中活了下来。[78]406年春天,即是次战役几个月之后,当卡利科拉提达从莱山德手中接管斯巴达舰队时,这支舰队已经扩大到140艘舰船的规模了。[79]斯巴达舰队规模增长了50艘舰船,而雅典舰队规模萎缩了38艘舰船,如果不是许多划桨手叛逃、改投敌军,这根本就解释不通。普鲁塔克错误地认为绝大部分叛逃行为发生在诺提昂战役之前,而非诺提昂战役之后,但普鲁塔克所叙述这个现象本身——划桨手叛逃而引起规模对比变化——并没有问题。不管怎么说,划桨手叛逃在诺提昂战役之前肯定就已经初现端倪,[80]所以莱山德肯定指望叛逃情况日益加剧,据此因势制定下一步计划。此外,我们也不应当认为莱山德能或者会无限期地按兵等下去,因为阿斯提欧库斯迟迟按兵不动引起众人疑心且不满,莱山德肯定敏锐地了然于心。一位只会躲在港口内的海军主将,一位只能任由雅典人在爱琴海横行无阻的海军主将,无论是小居鲁士,还是斯巴达,都会对他感到不满。无疑,莱山德是希望在开战之前取得压倒性的数目优势,但如果天赐良机就摆在眼前,他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时机。(-311,312-)
是什么理由让莱山德情愿等待,就是什么理由迫使阿尔喀比亚德准备速战。在财政短缺的客观条件下,在划桨手纷纷叛逃的压力下,任何一位雅典海将都会感到压力重重而不得不努力推进战斗进度,但是阿尔喀比亚德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他自己独有的压力。普鲁塔克描述了雅典人对阿尔喀比亚德的看法,他的描述很有说服力:“看起来,如果有什么人是被自己的名誉给压垮了的话,那此人非阿尔喀比亚德莫属。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他阿尔喀比亚德是如此勇敢、如此智慧——他的成功正是来源于这品质——因此,阿尔喀比亚德一旦失败,人们就会怀疑他根本不想,根本不会相信有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只要他想,没有不成的。”[81]阿尔喀比亚德曾经被授予了非凡权柄,他能够任用自己的同党,人们将一支按照他的要求量身订造的部队交给了他;而这都是因为雅典人指望他能创造奇迹。然而,阿尔喀比亚德在安德罗斯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当他来到爱奥尼亚,莱山德又拒绝应战。阿尔喀比亚德别无选择,只能在别处寻求胜绩。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是于11月的某个时候到达诺提昂的,他可能在此处停留了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最迟到406年2月,阿尔喀比亚德将舰队交给一名下属,离开诺提昂去寻找行动机会。[82]
关于阿尔喀比亚德去了哪里,古代作家莫衷一是;他们提到的目的地有叙姆(Cyme),科拉佐门奈(Clazomenae),还有佛该亚。[83]尽管阿尔喀比亚德可能在上述几个地方都有停留,但是他的最终目的地应当是佛该亚;因为色拉叙布卢斯已经到达了佛该亚,正在围歼这座城邦。[84]色拉叙布卢斯掐着时间,他到达佛该亚的时间与阿尔喀比亚德出现在以弗所的时间恰好一致,这有力证明他们事先对此有所沟通和安排(-312,313-)。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攻打爱奥尼亚城邦本身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原有计划的一部分,因为阿尔喀比亚德不辞辛苦,不惜代价,带来了大量步兵和骑兵。尽管重装步兵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曾经在海军服役,但他们是来进行海上战斗的可能性却不大,而骑兵则除了陆地作战之外毫无用处;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带来的步兵和骑兵大部队肯定都是用来进行攻击战和围歼战的。[85]任何雅典将领都会想到,莱山德可能会躲在港口里、拒绝出来应战。那么,要怎样才能迫使莱山德出港应战呢?一个办法是,攻打并征服爱奥尼亚北方的城邦,令斯巴达人在以弗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如果雅典人这一战略成功实施,莱山德就很难坐视不管,不得不冒着战斗和再次失去斯巴达舰队的风险出来应对。如果莱山德坚持坐视不理,那么雅典就能够藉此收复失去的盟友和岁入,斯巴达声望将会下跌,波斯人也可能会要反思他们对斯巴达人的承诺。[86]佛该亚是展开这样一次战斗的绝佳地点。佛该亚是个繁华的城邦,以此为根据地,北上可攻伊濑亚海湾(the Gulf of Elaea)上的叙姆城,南下可跨过司麦纳海湾(the Gulf of Smyrna)攻打科拉佐门奈,此外,向西一射之遥,舰队即可逼视开俄斯岛北岸(参见地图3)。
阿尔喀比亚德驶去佛该亚与色拉叙布卢斯会师,但他只带了兵员运输舰,没有带三列桨战舰。莱山德舰队被封锁在以弗所,如坠瓮中,不能形成威胁;色拉叙布卢斯则带着30艘三列桨战舰。舰船数目和海军分遣部队人数当然多多益善,但一是为了安德罗斯围歼战,阿尔喀比亚德不得不留下20艘舰船,(-313,314-)二是莱山德舰队又日益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削减雅典主舰队规模就会过于危险。雅典人只有80艘舰船,而斯巴达人有90艘舰船;但是,自从舰队到达的时候开始,双方舰队的数目就是这个比值;莱山德自始至终都拒绝冒险迎战。雅典人仍然没有收复任何爱奥尼亚城邦,所以,在阿尔喀比亚德不在舰队的时候,要指望莱山德会受到什么压力而被迫出来应战,还为时过早。阿尔喀比亚德的主要考量应当是,避免让雅典人在他不在场的时候煽动一场战斗,同时,阿尔喀比亚德还下了严格的命令,命令代理他行使指挥任务的人也要极力避免发生战斗。[87]阿尔喀比亚德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会发生什么糟糕麻烦事。
阿尔喀比亚德将指挥权交给一个名叫安提奥库斯(Antiochus)的人。安提奥库斯不是将军,甚至不是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他只是一名舵手(kybernetes)——阿尔喀比亚德自己那艘船上的掌舵人。[88]阿尔喀比亚德把职权交给安提奥库斯,这件事所背负的骂名,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我们所知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做法在整个雅典海军史上绝无仅有,必须对此进行解释。本来,阿尔喀比亚德最容易想到的人选应当是一名富有海战经验的将军。在那些同阿尔喀比亚德一起从雅典航行而来的将军当中,刻农正是合适人选,但是刻农已经被阿尔喀比亚德留在安德罗斯进行封锁和围歼。参加这次远征的其他两名将军是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和阿德曼托斯,但是这两人应当是乘上了前往佛该亚的运兵舰,因为他们被清楚指派为陆地战斗的将军。[89]既然没有将军可用,接下来的常规之选应当是任命一位三列桨战舰舰长。三列桨战舰舰长中有许多人只是有钱装备一艘三列桨战舰的人而已,并没有相应的海上技能或经验,但是尽管如此,当时在诺提昂的80位战舰指挥官当中,必然有人具备海上经验,也必然有人曾经打过海战。然而,根据舰队司令的指令、带领单独一艘战舰作战,与组织整支舰队、规划战役、制定任务、在战斗中决策并下达策略命令是完全不同的。除非这名战舰指挥官曾经担任过将军,不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战舰指挥官能够(-314,315-)比舵手们(kybernetai)在这些事情上做得更好。一般而言,舵手经验充足,熟悉海战策略,饱经战火洗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雅典取得诸多海上大捷,舵手们功不可没。[90]尽管舵手具有这些很好的品质,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阿尔喀比亚德没有指望接替者在他不在场时进行战斗。既然如此,当下属的军官比其他军官要更加合适,因为他不会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阿尔喀比亚德所需要的,不过是自己可以信任的一个人;安提奥库斯呢,作为阿尔喀比亚德多年来的私人舵手和同党,看起来是个极佳人选。[91]没有其他雅典人敢如此独辟蹊径,任命这样一个人;但阿尔喀比亚德可是雅典的全权将军(strategos autokrator),权力与影响力正值巅峰,自行其是,毫无阻碍。
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要么是阿尔喀比亚德严重误判了安提奥库斯的个性,要么就是这番突如其来的拔擢令安提奥库斯得意洋洋,从来没有在安提奥库斯身上表现出来过的独立与野心油然而生。安提奥库斯没有听从命令、严防死守,相反,这位新官蓄意挑起战端。[92]狄奥多罗斯说安提奥库斯是个鲁莽之人,“急于独力做出点成绩来”[93];安提奥库斯在此情形之下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个评价。然而,从色诺芬和普鲁塔克记叙中所浮现出来的那个人物形象,却是错的。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描绘的安提奥库斯是这样的:他航行逼近敌军舰队,用言语和手势挑衅斯巴达人,自己却没有成形的战斗计划。狄奥多罗斯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则明确提到,安提奥库斯有针对敌军整个舰队的一番战略,[94]但这战略具体是什么,却没有人提到。据说,他(-315,316-)心中典范是库济科斯战役,这是情理之中。[95]在库济科斯战役中,雅典战略灵光满满,极为成功;同时就规划、执行、战果等三个方面来看,库济科斯大捷可能是三列桨战舰时代最伟大的海战成就。此外,战役结束的时间不长,事犹历历,这场战役对公元前5世纪海军思想的深厚影响,恰如T字阵型战术理念在特拉法加尔战役(Trafalgar)、对马岛战役(Tsushima)、莱特湾战役(Leyte Gulf)对现代海军将领的深刻影响。
然而,如果安提奥库斯心里真是想着要模仿库济科斯战役,那么我们必须指出,诺提昂和以弗所之间的海域可不是适合重演这段历史的地方。库济科斯战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雅典人能够突然抵达,是因为斯巴达人不知道雅典舰队的规模,同时也是因为库济科斯附近有地方可供雅典人藏匿一部分他们的舰队。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实施战术欺骗与战术突袭;但是在诺提昂,上述条件一个也不存在。在两军基地之间,没有岛屿也没有海角,三列桨战舰无处藏身。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相互对峙了至少一个月时间,谁都不可能不清楚对方有多少艘舰船。如果对数目仍然有所疑惧,叛逃的划桨手们自然会为莱山德及时更新情报。此外,斯巴达人同样经历了库济科斯战役。对于库济科斯战役中的战略战术,莱山德不可能不常怀于心并对类似的战略战术有所警惕。然而,安提奥库斯的计划明显含有实施战略欺骗的企图,是对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的揭幕之作的模仿。[96]他带领舰队中最精锐的10艘舰船,自己的三列桨战舰一马当先,向以弗所驶去。他让主舰队在诺提昂待命,“直到敌军远远离开了陆地”。[97]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安提奥库斯要利用自己的10艘精锐舰船当诱饵,将敌军舰队引出来,让敌军舰队跟着他往诺提昂的方向去。[98]一旦斯巴达人到了公海,离岸边足够远了,(-316,317)雅典人要么可以切断斯巴达舰队与其海军基地之间的通路,逼斯巴达人一战,要么可以突袭并一举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溃逃的时候打败斯巴达人。安提奥库斯大概认为这么做并无风险,情况发展不外以下两种:一是莱山德一定会上当,雅典人从而有机会取得大胜,二是莱山德拒绝应战,跟他过去一直表现出来的一样。第二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莱山德不可能想要在其整个指挥任期期间都避免战斗。正常情况下,莱山德很可能会继续按兵不动,等待自己的胜算进一步增加;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的离去给他带来了难得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紧迫事态。叛逃的划桨手给莱山德带来了消息,说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带着陆上部队与色拉叙布卢斯会师,共同攻打佛该亚去了。这告诉莱山德,从这一刻开始,拖延战术的代价变得更加高昂,而雅典舰队则失去了经验丰富的将军、被交给了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指挥权的人。机不可失,莱山德决定“做点配得上斯巴达的事情”。[99]机会降临时,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周全战备没有白费。令安提奥库斯莽然驶向以弗所的,可能是斯巴达人在之前所表现出来的迟疑忧惧给他带来的过度自信。可能是安提奥库斯行进得太快,他自己的舰船把队列里紧随其后的那艘舰船远远抛在了后面,也可能是他航行到离岸边太近的地方了;无论是哪种情况,总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措手不及。莱山德带着自己的3艘三列桨战舰,对安提奥库斯的领头舰船展开了一次闪电打击。[100]他迅速击沉了安提奥库斯的领头舰船,并杀死了安提奥库斯。[101]跟在后面的雅典三列桨战舰吓坏了,恐慌起来,转头向诺提昂方向逃跑,斯巴达的整个舰队开始过来追击他们。莱山德并不需要使用自己的整个舰队去追击9艘舰船。他肯定会发现,事情没有照着雅典人的计划发展,不管雅典人原先的计划是什么。他有理由判断,雅典舰队的其他舰船会因困惑而涣散(-317,318-),因为雅典人的将领已经阵亡,而他们的计划也失败了。既然要尽快一战,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时机呢?
事实上,雅典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得到命令,敌人不深入大海,他们就在原地按兵不动。他们期待看到的情形是,先遣舰队向自己这方向逃窜而来,远远甩开了后面的敌军,没有危险;在库济科斯,阿尔喀比亚德和他的先遣队就是这么做的。这些雅典人也许正在等待海将给他们一个信号;在库济科斯,色拉叙布卢斯就给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发了这样一个信号。[102]敌军还在这陷阱深处、没有追过来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信号,雅典人就有充分的时间变换好战斗阵型;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信号,因为指挥官已经阵亡了。一开始,他们看见的就是己方的先遣舰队朝自己的方向逃窜而来,后面,一支数目上完全压倒了先遣舰队的敌军舰队紧追不舍,被摧毁的威胁迫在眉睫。他们没有时间来布阵了。三列桨战舰的战舰指挥官们,群龙无首。每位指挥官都在观察到事态变化的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舰船放下水去。结果就是,雅典人“毫无阵型”,前去进行营救。[103]因此,接下来发生的这场战役,完全呈现一面倒的局面:雅典人被击溃,损失22艘舰船。[104]莱山德将仍然浮在水面上的敌军舰船集中起来,树立战胜纪念碑来纪念诺提昂大捷,然后就驶回以弗所去了。雅典人在诺提昂停留了3天,修复破损船只。接着,阿尔喀比亚德从佛该亚火速赶回了诺提昂。阿尔喀比亚德回来时,肯定带着色拉叙布卢斯的30艘三列桨战舰。这样,诺提昂的雅典舰船总数就达到了88艘;若非如此,阿尔喀比亚德也不会冒险前去以弗所,再次挑衅莱山德,寻求战端。我们不知道斯巴达人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多少艘船;战斗过程表明,斯巴达人就算有船损失的话,数目应当也很小。但是,两支海军在数目上仍然大体持平;在没有数目优势的情况下,莱山德不愿在雅典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再战一次,并就此失去已经得到的战果。所以,莱山德再次拒绝出战;阿尔喀比亚德别无他法,只能驶回萨摩司。[105](-318,319-)
这次胜利应当归功于莱山德。诺提昂大捷证明莱山德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他按兵不动但高度警惕,拒绝应战直到情势利己。莱山德舰队的表现也表明他所进行的人员训练质量很高: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船员能够迅速执行命令,反应敏捷,纪律颇佳。莱山德自己也展现了极高的天分;机遇来临时,他能敏锐察觉并迅速抓住;利用机遇时,他果断又机灵,当更全面的胜利向他招手时,他将这机会利用得淋漓尽致。在战斗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决策是:当他自己击沉了安提奥库斯的船、看到其余9艘雅典舰船陷入恐慌困惑之中时,下令整个斯巴达舰队出来追击雅典人。尽管雅典人已经准备好见到信号立即行动,但时机就是一切;斯巴达人必须迅速行动起来,趁着雅典主舰队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在诺提昂赶上他们。莱山德对情势判断如此迅速,他的舰队反应又是如此敏捷,这都说明莱山德拥有杰出的海上将才。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安提奥库斯所犯下的错误——他的战略构想完全错误,战略执行如同灾难——莱山德是没法做任何事情的。对于一个从未执掌指挥权的人来说,犯下这些错误亦在情理之中;因此,人们必定要质疑,为什么阿尔喀比亚德要任命安提奥库斯。我们已经看到,阿尔喀比亚德选择安提奥库斯来替代他,貌似有一定理由;但即便我们采信这些理由,阿尔喀比亚德本身也不能逃脱指责。阿尔喀比亚德把雅典的主力舰队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而敌军舰队就近在咫尺,这种行为就是赌博;考虑到失败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失去这支主力舰队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这种行为不仅是赌博,还是不顾后果、毫无理由的豪赌。
就实际损失来说,雅典在诺提昂的战败并不特别严重,因为雅典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在爱琴海仍然坐拥108艘舰船,而这比敌军舰队要多。[106]然而,战败诺提昂却使得雅典无法按照计划收复爱奥尼亚的失地和盟友。舰队自佛该亚撤退,结束了雅典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征战,不久,刻农也不得不放弃对安德罗斯岛的围歼战。[107]事实上,战后不久,斯巴达人就夺取了离诺提昂不远的开俄斯岛上的特尔斐尼昂(Delphinium)和铁奥斯(Teos)。[108]在萨摩司的雅典士兵(-319,320-)和水手们备受打击,士气低落,而他们原本自410年以来一直信心倍增,士气高涨。[109]雅典的胜利之势始自库济科斯,在诺提昂,这股势头不仅被遏制,甚至被逆转了;但是比这还更为重要的影响,就是这场战役改变了雅典的政治气候。
阿尔喀比亚德迫切想要扭转这股趋势,越快越好。他想让士兵们做点儿什么能够取得较容易的成功的事情,从而可以快点儿让士兵们回复士气,得到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此外,到了这个时间点上,阿尔喀比亚德肯定又缺钱了。因此,他带着整支部队来到了叙姆。叙姆是雅典盟邦,相当繁华。[110]作为借口,他讹称这座城邦背信弃义以及——或许——50名叙姆重装步兵自愿加入列斯堡的反雅典暴动。[111]接着,阿尔喀比亚德开始劫掠城郊的土地。这次进攻完全是突袭,雅典人在城墙之外抓住了许多叙姆公民。阿尔喀比亚德认为不会有什么麻烦,就将步兵留在了密提林(Mytilene)。然而,当他带着他捉住的叙姆人准备登上舰船的时候,整个叙姆的重装步兵部队都开始从城邦之内对他发动攻击;被抓住的叙姆人立即得救,雅典人逃跑,登上了他们的舰船。这结果对阿尔喀比亚德来说糟糕透顶,万分难堪。他试图重来,于是派人去密提林召回自己的重装步兵,使其组成战斗阵型向叙姆行进(-320,321-)。但是叙姆人拒绝了阿尔喀比亚德的挑衅,阿尔喀比亚德只能在城邦周边继续打劫蹂躏一番,然后就驶去了密提林。这桩失败同诺提昂战败混在一起,给了阿尔喀比亚德政敌以更多的理由去控诉阿尔喀比亚德。[112]
此时,亚狄珈事态的进展也打击了民众寄予阿尔喀比亚德的信心与希望,而此前正是这种信心和希望令阿尔喀比亚德民望处于巅峰。阿尔喀比亚德于10月离开雅典。不久,阿吉斯听说最精锐的雅典士兵已经由阿尔喀比亚德率领着去了亚细亚,于是,阿吉斯决定趁此机会攻打雅典。也许,阿吉斯是因为害怕而采取行动:他害怕雅典的又一次海上大捷会让斯巴达鸽派得势上台,也害怕鸽派这次提出的议和条件会给雅典带来胜利。也许,阿吉斯不过是不想错过如此良机,想趁重装步兵和骑兵的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攻打雅典。不管他是怎么想的,阿吉斯在德西利亚(Decelea)集结了一支伯罗奔尼撒和彼欧提亚重装步兵、轻装步兵、以及骑兵组成的大军,在一个深夜从德西利亚出发,向雅典城墙进发。[113]雅典人击退了这次进犯,庞大的进犯敌军除了在亚狄珈劫掠蹂躏一番之外别无他法,劫掠之后,敌军就解散了;[114]但这次进攻肯定令雅典人有些紧张。
雅典人带着这样的情绪听到了诺提昂战败的消息,听取了叙姆来的使团的投诉。对于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敌来说,机会来了;其中包括阿尔喀比亚德最出名的敌人之一,特拉索的儿子特拉索布鲁斯(Thrasybulus,the son of Thraso)。[115]特拉索之子特拉索布鲁斯来自雅典的萨摩司兵营;我们知道,萨摩司军营里士气低落。阿尔喀比亚德没有选择三列桨战舰舰长们、却宁愿选择一名舵手,而这名舵手又带来了灾难,战舰指挥官们因此出离愤怒,他们带着愤恨责备应该为此事承担责任的那个人。无疑,战舰指挥官的怒火也会向民众蔓延,特拉索之子特拉索布鲁斯攻击阿尔喀比亚德的时候,表达的并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心声。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他将诺提昂惨败的责任推给这次远征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阿尔喀比亚德(-320,321-)像享受奢侈巡游一般指挥了这次战斗。阿尔喀比亚德把舰队指挥权交给一个除了饮醉吹牛别无所长的家伙,“然后他自己就可以自在地到处航行,一边弄钱,一边声色犬马,喝得酩酊大醉,还跑去阿卑多斯和爱奥尼亚撩扰花街柳巷,而敌军的舰队就在附近,虎视眈眈”。[116]从叙姆来的使节则指控说,阿尔喀比亚德“攻打无辜盟邦”。[117]与此同时,一些雅典人还批评阿尔喀比亚德,说他没有尝试去攻占那座城邦,肯定是收受了波斯大王的贿赂。[118]还有些从萨摩司过来的雅典士兵则指控阿尔喀比亚德亲近斯巴达人;毕竟,他在415年到411年之前与敌款曲私通的这段经历,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一旦衰运摧毁了阿尔喀比亚德当前的安全与信誉,这段阴魂不散的经历马上就会重新浮现出来。阿尔喀比亚德与替萨斐尼和波斯的情谊也不会被人们忘记。在替萨斐尼将阿尔喀比亚德投入监狱后,再控诉阿尔喀比亚德私通这一位波斯节度使似乎不会有人相信;所以相反,人们控诉阿尔喀比亚德与法那巴佐斯私通,而据一些人说,法那巴佐斯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让阿尔喀比亚德当上雅典的僭主。[119]旧有的偏见重新浮现,打得阿尔喀比亚德抬不起头来;而这一次,群情足够激愤,对阿尔喀比亚德采取行动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了。在这次公民大会上,弹劾阿尔喀比亚德的动议获得通过。动议可能是由科辽丰(Cleophon)提出来的。这次公民大会可能是在3月初的正常定期选举之前不久召开的。[120](-321,322-)
雅典人投票,决议派遣刻农从安德罗斯到萨摩司去接管舰队。我们不清楚阿尔喀比亚德是等到将自己的指挥权移交给继任者刻农之后才离开,还是未及移交就已经离开。[121]无论是哪种情况,阿尔喀比亚德都不会再有回到雅典的意图了:在雅典,一大堆私人诉讼等着他,政敌正摩拳擦掌。[122]阿尔喀比亚德也不会在萨摩司再待下去了,因为那里的部队已经叛离了他。[123]同时,逃向斯巴达和波斯的通路也已经被堵死。无论如何,他早就预见到了危险,为自己准备好了避难之地:在海勒斯滂履职的那段岁月里,阿尔喀比亚德在伽立波里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上建立了一个设防城堡;他主动逃向了那里。[124]阿尔喀比亚德离开雅典、不再担任雅典军队的指挥官被普遍认为是雅典的灾难。在普鲁塔克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后的雅典人为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扼腕叹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阿尔喀比亚德——这位“最有能耐、最有技巧的将军”——第二次见弃于雅典。甚至连克制又公正的修昔底德,也认可阿尔喀比亚德的军事天才。[125]大部分现当代学者都一致将阿尔喀比亚德最终见弃于雅典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一个阶段的转折点。[126]然而,事实却并不能证实这个判断。在411年到408年服役于双海峡地区之前,阿尔喀比亚德从来没有在军事或海上战斗指挥方面取得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到了海勒斯滂,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不错的将领,特别是在骑兵作战方面,也证明了自己是位有才干的海军军官;但与此同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战略或战术才华。海勒斯滂的一系列作战中,最能干的指挥官(-323,324-)不是阿尔喀比亚德,而是色拉叙布卢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如果有一位军事才能与阿尔喀比亚德相若、但却能够将自身需求和利益置于国家需求和利益之下的将军,雅典肯定会使用这个人。但是,无论406年的阿尔喀比亚德有着什么样的个人倾向,他的个人历史负担已经过于沉重。抛开其个性和野心不谈,阿尔喀比亚德还有成群的私敌,个个愤恨强烈,时刻等着机会来收拾他;这令阿尔喀比亚德为了得到并保持民望而不得不去追求非凡成就,不得不去作出无法兑现的诺言,只因这民望就是其安全的唯一根基。这令阿尔喀比亚德甘愿去冒别的将军所不愿去冒的险,而这冒险最终必将令雅典陷入灾祸。
此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阿尔喀比亚德也是其城邦的负担。在危如累卵的时刻,雅典最需要的是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给雅典带来的那种团结。然而,阿尔喀比亚德却是个分裂众人的人物:他赢得了深刻倾慕,也唤起了强烈不满;但他从未得到大多数公民同胞的持续支持。他无法赢得可靠的大多数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但却又有能力阻碍任何其他人赢得民众中的大多数,因为情形一旦恶化,雅典人总是指望着阿尔喀比亚德的魔法和承诺能够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正如阿里斯托芬的《蛙》中的一个角色在诺提昂战役之后不到一年的时候所说过的:“他们怀念他,他们憎恨他,但是他们想要他回来。”[127]事到如今,再猜想一番或许无用,但也有些趣味:阿尔喀比亚德离开之后,如果色拉叙布卢斯——后来,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干的政治领袖,也是一名伟大的将军——能够成功取代阿尔喀比亚德的话,事情将会如何发展?然而,阿尔喀比亚德之耻令他自己蒙羞,也令他的同党蒙羞。在406年春天的又一次选举中,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都没有当选。也许,这才是斯巴达的诺提昂之胜给雅典带来的最可怕的后果。
[1] Xen.Hell.1.4.21。狄奥多罗斯(Diod.13.69.3)说,雅典人选择阿尔喀比亚德想要的将军,并指出了阿德曼托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的名字。普鲁塔克在《阿尔喀比亚德传》(Plut.Alc.35.1)中只告诉我们雅典人选择了阿尔喀比亚德想要的将军。既然刻农在安德罗斯(Andros)是同阿尔喀比亚德在一起的,而安德罗斯又是阿尔喀比亚德征战的第一站,同时,刻农还同阿尔喀比亚德一起参与了围歼战(Xen.Hell.1.5.18;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6页),那么可以合理推测,刻农也是那些被指派给阿尔喀比亚德的将军之一。
[2] 色诺芬(Xen.Hell.1.4.21)告诉我们,阿尔喀比亚德在到达雅典后第4个月驶离。现当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次远征发生在10月。参见,例如,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5页;罗茨(D.Lotze),《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Lysander und 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柏林,1965年,第19页;鲍墨莱耶(J. -F. Bommerlaer),《斯巴达的莱山德》(Lysandre de Sparte),巴黎,1981年,第71页。
[3] Xen.Hell.1.5.1.
[4] Xen.Hell.1.4.3. 我对小居鲁士、这个时间点的波斯政治、以及莱山德的职业生涯的了解,有许多是来自于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
[5] 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1页,注释2。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2页,注释4)认为,居鲁士那时也许只有15岁。
[6] Thuc.8.108.4. 然而,此处提到的阿萨基司也可能是另一个人(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0页,注释198)。关于王子阿萨基司的年纪,参见库克(J.M.Cook),《波斯帝国》(The Persian Empire),纽约,1983年,第222页。
[7] Thuc.8.58.1;Xen.Hell.2.1.8—9。
[8] Xen.Hell.1.4.3—4,色诺芬告诉我们说小居鲁士来“统治”小亚细亚沿海的所有人,并认为波斯单词karanos就等同于希腊单词kyrios。关于这个单词的更详尽讨论,参见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0页,注释8。
[9] 关于小居鲁士的统治范围,参见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2页,注释5。
[10] Plut.Artax.2.2—3;Ctesias,FGrH 688 Fr.15,51. 关于家族争端,参见奥尔慕斯塔德(A.T.Olmstead),《波斯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芝加哥,1948年,第356—376页。同时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4—135页。关于古代波斯研究的最新成果,参见库克,《波斯帝国》。
[11] Hdt.7.3.[译注:该句翻译使用王以铸译文,第464页。]
[12] 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1—5页。
[13]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19页,注释78。
[14] Xen.Anab.1.1.3. 同时散见于色诺芬《远征记》其他处。
[15] Xen.Hell.2.1.8—9. 现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段文字是插入段落。如果真是插入段落,那么刘易斯所提出的观点——科泰夏司是这段文字的最初来源(《斯巴达与波斯》,第104页,注释83)——就很可能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理据可以否认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
[16] Xen.Hell.2.1.8—9.
[17] Xen.Hell;Xen.Anab.1.1.3.
[18] 普鲁塔克(Plut.Lys.4.2)记载说,小居鲁士喜欢听斯巴达人说替萨斐尼的坏话;色诺芬(Xen.Hell.1.5.8—9)说,他拒绝了其前任替萨斐尼的建议,也拒绝接待其前任任期内接待的雅典使节。大流士去世之后,是替萨斐尼告发了小居鲁士,说他谋逆新的波斯大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导致小居鲁士被逮捕,还差点因此丧命(Xen. Anab. 1.1.2)。最后,替萨斐尼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对抗其弟小居鲁士的战争中的珍贵盟友,他得到的回报正是小居鲁士的行省(Xen.Hell.3.1.3)。
[19] Plut.Artax.6.4—6,19;Ctesias FGrH 688,Fr.27,70.
[20] Xen.Hell.1.5.1.
[21] Xen.Hell.1.5.1。莱山德取得海军主将职位的时间一直饱受争议。色诺芬说斯巴达人把莱山德派遣出去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不久之前”:。如果“”一词指的是前一段落所描述的事情、即阿尔喀比亚德攻打安德罗斯以及阿尔喀比亚德来到萨摩司——这两件事情发生在10月末或11月初——的话,那么莱山德就应当是在407年秋天履职的。但是,色诺芬在叙述时间过渡的时候,有时不甚清晰:例如,在Xen.Hell.3.2.21,色诺芬将399年的事情叙述完毕之后,接着叙述希腊发生在402年的事情,他使用的时间过渡词是“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亚细亚的时候”(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4页,注释1)。贝洛赫据此提出(《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73—274页),这里的“”一词指的是阿尔喀比亚德决定回到雅典这一事件,这件事出现在Xen.Hell.1.4.8,可能发生在5月中旬,贝洛赫还将莱(-297,298-)山德到达的时间修订为5月上旬。将事件按此顺序排列的好处是,这样一来,莱山德与法那巴佐斯还有使节们春季会面的时间(Xen.Hell.1.4.2)与莱山德于仲夏到达撒尔狄司的时间之间的三、四个月空白就不存在了;不然的话,照这位年轻人积极而野心勃勃的性格来看,这三、四个月时间的拖延实在说不通。
贝洛赫所订正的事件发生顺序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例如,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页,注释1;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4页;西里,《克丽娥学刊》,第58卷,1976年,第347页;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73—74页),但是这个时序推定又造成了另一项矛盾,难以疏通。如果我们相信斯巴达海军主将职位一直是一年的固定任期的话,那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之前的海军主将似乎是在秋天或夏末履职的,这样,我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莱山德却是在春天继任履职的。对于这个问题,罗茨提出,莱山德是在正常时间被选举出来的,也就是408年的夏末,但是他一直等到句提昂(Gytheum)的舰船建造好了以后(Xen.Hell.1.4.11)才履职。西里争辩说,任期为一年的海军主将职位是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晚期才第一次被设计出来的,时间很可能是在409年,在库济科斯的败绩令斯巴达人相信海战必将旷日持久之后。西里还争辩说,海军主将的任期是从春季开始的(《克丽娥学刊》,第58卷,1976年,第348—349页)。鲍墨莱耶,他似乎并未读过西里这篇论文,也将海军主将任职时间从夏末秋初提早到春季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与军事年度(the military year)相符,而这个时间变更是在莱山德任职海军主将之前不久发生的(《斯巴达的莱山德》,第75—79页)。现有证据不足以令我们得出一个肯定答案,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从407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海军主将履职都是在春季。
[22] Phylarchus,FGrH 81,Fr.43;Aelian 12.43. 同时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58页,注释73;以及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3—177页。尽管这些认为莱山德社会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材料都来自较晚的时期,但我们并无理据可怀疑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参见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31页,注释2。
[23] 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4页。
[24] Diod.14.13.6.
[25] Aelian 12.43.
[26] Plut.Ages.2.1;Plut.Lys.22.3.
[27] Plut.Lyc.16.6,17.1—2;Xen.Lac.Pol.2.12—14;卡特利奇,《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7卷,1981年,第17—36页。
[28] 卡特利奇,《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7卷,1981年,第28页。
[29] Xen.Hell.3.3.3,3.4.2;Plut.Lys.22.3—6,23.1—3;Plut. Ages.3.3—5,6.1—3.
[30] 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9页,注释36;哈密尔顿(C.D.Hamilton),《斯巴达的惨胜》(Sparta's Bitter Victories),纽约州绮色佳市与伦敦,1979年,第84—86页。
[31] 关于战略合作,参见Plut.Lys.9.2—5;Diod.13.104.8,同时参见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88页;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102页;以及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40页。关于对雅典的处置方案,参见Paus.3.8.6。
[32] 持有这种看法的有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27页;梅耶,《古代历史》,第5卷,第31页注释1,第40页;以及格罗茨(Glotz)与柯恩(Cohen),《希腊历史》,第2卷,第756页。
[33] Plut.Lys.2.1—3.
[34]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70页。
[35] Paus.10.9.7.
[36] Diod.14.13.2—8;Plut.Lys.24—26;Nepos,Lys.3;Arist.Pol.1306b 31—33. 绝大多数现代学者都认为,埃弗鲁斯(Ephorus)是这一系列文献的主要信源,但并非唯一信源。例如,可以参见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85—186页;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92—94页;以及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223—225页。
[37] Xen.Hell.1.4.11;本书第320页,注释①。
[38] Xen.Hell.1.5.1.
[39] Xen.Hell;Diod.13.70.1—2;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5页。
[40] Plut.Lys.3.2;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5页。
[41] Plut.Lys.3.2. 我们不知道以弗所人特别倾向于莱山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倾向于莱山德这个人,还是因为他们特别倾向于一位斯巴达指挥官。如果是因为前者,以弗所人很可能是因为莱山德将这座城邦用作其海军基地的这个决策才倾向于莱山德这个人,而不是因为莱山德之前所表现出来的什么才能。
[42] 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5页。
[43]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8页。
[44]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5页。
[45] 色诺芬(Xen.Hell.1.5.1)只是提到说,他和“斯巴达来的使节们”一起,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有可能是说从斯巴达来了新的使节,也许是被派来指导莱山德并监视莱山德与小居鲁士协商的。我采用了罗茨的观点(《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6页,注释1),罗茨的观点是,这里所提到的未加说明的使节是之前提到过两次的那些使节。
[46] Thuc.8.43.3.
[47] Plut.Lys.8.4.
[48] 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3页)认为莱山德出生于454年,那么在担任海军主将期间,莱山德应当是47岁。
[49] Plut. Lys. 2.3.
[50]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4—135页。
[51] Xen.Hell.1.5.2;Plut. Lys. 4.1.
[52] Plut.Lys.4.2. 即便莱山德开始还不了解波斯统治圈内的这些纷争,那些去过苏撒又同小居鲁士一起前来的斯巴达使节也会及时告诉他的。
[53] Xen.Hell.1.5.3.
[54] Xen.Hell.1.5.3—5.
[55] Plut.Lys.4.2.
[56] Xen.Hell.1.5.6—7.
[57]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6页。每艘三列桨战舰配备200人,按照每日4鸥帛计算的话,每日需要133德拉克马。莱山德的舰队拥有70艘舰船,因此每天需要9310德拉克马,每月需要279300德拉克马或大约46塔伦特[译注:原文为9210,276300]。按照这个价格计算,来自波斯大王的援助能够坚持大约一个月。然而,莱山德还计划扩大舰队规模——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所以这笔钱还撑不到第二个月。无疑,小居鲁士在动用梯己之前,还能够使用其行省岁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狄奥多罗斯所说(Diod.13.70.3),他说小居鲁士从他父亲那里得到命令,斯巴达人想要多少钱就给他们多少钱。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Plut.Lys.4.6)说,小居鲁士当场付给莱山德10000波斯耷力克(darics)。1波斯耷力克大约相当于20德拉克马,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确定1波斯耷力克具体所值几何。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1页,注释136)说,这笔钱“肯定少于军饷欠款加上一个月提前给付军饷之和”。
[58] Diod.13.70.4. 普鲁塔克(Plut.Lys.6.3)记载到,这次大会发生在诺提昂(Notium)战役之后,但是正如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8页,注释1)指出的那样,普鲁塔克这么写主要是为了艺术效果。此处,狄奥多罗斯叙述中的事件顺序更可取。
[59] Plut.Lys.6.3—4.
[60] 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讨论,参见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8—19页。
[61] Xen.Hell.1.5.8.
[62] 阿密特(M.Amit),《格拉茨评论》(Grazer Beiträge),第3卷,1975年,第7页。同时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1页,注释134。
[63] 古代作家没有提及阿尔喀比亚德在此的意图,也没有提及这场战斗的整体战略。关于这个问题以及诺提昂战役的其他军事问题的讨论之中,最佳一例是尤金妮雅·C·起士林(Eugenia C.Kiesling),“诺提昂战役”,耶鲁大学学年论文,1978年。这篇论文影响了我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同时参见阿密特,《格拉茨评论》,第3卷,1975年,第1—13页。
[64] 由替萨斐尼引见前去会见小居鲁士的雅典使团(Xen.Hell.1.5.8)证明雅典人了解对在撒尔狄司发生的事情是知情的。
[65] Xen.Hell.1.4.22—23;Diod.13.69.4—5. 狄奥多罗斯在此处的叙述更加完整,也更为令人满意。关于战斗如何发展为诺提昂战役(-308,309-),古代记载中有两条信息脉络,一条来自色诺芬,被普鲁塔克继承,另一条来自狄奥多罗斯。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多数学者采信色诺芬路线的说辞,但他们采信色诺芬及普鲁塔克记载的理据比较疏阔,不够具有说服力。桑悌(G.de Sanctis)(《古典语文学与古典学教学评论》[Rivista di filologia e d'istruzione classica],第9卷,1932年,第222—229页)第一个提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史家P那里演化而来,狄奥多罗斯可能借助了埃弗鲁斯史书得到这段史料。1934年,载有《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翡冷翠纸草文献”(the Florentine Papyrus)被发现,桑悌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参见布鲁斯[I.A.F.Bruce],《〈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剑桥,1967年,第35—45页)。翡冷翠纸草文献第四部分留存的对诺提昂相关事宜的记载,无疑和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源自同一信源脉络。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狄奥多罗斯记载的这套说辞,并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一切古代文献而非仅仅依据色诺芬-普鲁塔克记载来重建史实。(除了布鲁斯的研究之外,还可以参见布列腾巴赫[H.Breitenbach],《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152—171页。)狄奥多罗斯说,色拉叙布卢斯是安德罗斯雅典驻防军的统帅,这肯定是弄错了,因为同时,狄奥多罗斯又说色拉叙布卢斯这个时候是在塔索斯(Diod.13.72.1)。而几个星期以后,诺提昂战役结束以后,色拉叙布卢斯是从塔索斯启程前往萨摩司,去接替阿尔喀比亚德的。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6页,注释3。
[66] 布劳多(E.F.Bloedow)(《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威斯巴登,1973年,第73页)认为,攻打安德罗斯是“战略上的弥天大错”。哈茨菲尔德对此的评价更为公正。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6页。
[67] Plut.Lys.35.1.
[68] Diod.13.69.5.
[69] 普鲁塔克(Plut.Lys.35.3)为了说明雅典人的期望是过分的,强调了阿尔喀比亚德缺钱这件事。(-309,310-)“他们没有考虑阿尔喀比亚德缺钱。因为阿尔喀比亚德正与之战斗的那些人有波斯大王作他们的金主,所以阿尔喀比亚德被迫出海,丢下自己的军营,好去添点军饷和补给。”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76页,注释448)认为普鲁塔克关于财政短缺的看法“戏剧化”、“未必确实”而不予采信,并提问:阿尔喀比亚德在卡里亚行省募得的那100塔伦特去了哪里(Xen.Hell.1.4.8)?无论上年5月阿尔喀比亚德在卡里亚行省募得了多少钱,是年6月,阿尔喀比亚德回到雅典的时候,这钱必定已经移交雅典国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阿尔喀比亚德10月出发的时候,这笔钱全部拨给了阿尔喀比亚德。此外,在407年,雅典也根本不大可能在该地区募得100塔伦特的巨款,因为哪怕在更加繁荣的时期,雅典也从未在该地区募得如此巨款(参见密格斯[Meiggs],《雅典帝国》[the Athenian Empire],第254页)。色诺芬记载的这个数字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此外,就算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得到了高达100塔伦特的巨款,这笔钱也仅能支撑战斗两个月。
[70] Xen.Hell.1.4.23;Diod.13.71.1.
[71] 阿密特,《格拉茨评论》第3卷(1975年),第8页。
[72] Xen.Hell.1.5.18.
[73] Xen.Hell.1.5.10.
[74] Xen.Hell.1.5.10。参见Thuc.8.44.4,在罗德岛,斯巴达人也将船只拖上了岸;在数目占优的情况下,斯巴达人按兵80日。
[75] Plut. Lys. 4.4.
[76] 雅典人在诺提昂损失了他们原本的80艘舰船中的22艘,余下58艘。在这些舰船之上,应当加上色拉叙布卢斯在佛该亚(Phocaea)所率领的30艘舰船,再加上刻农从安德罗斯带来的20艘舰船,总共是108艘。我从起士林的论文中得到这个数据:“诺提昂战役”,第12页。
[77] Xen.Hell.1.5.15,20.
[78] Xen.Hell.1.5.14.
[79] Xen.Hell.1.6.3.
[80] Diod.13.71.3.
[81] Plut.Alc.35.2.
[82] 我们无法精准确定诺提昂战役的日期。我们手中所有的证据表明,诺提昂战役发生的时间最早可能早至12月,最晚可能晚至4月(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2页;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9—20页,第73页;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70—72页)。我个人的看法是,既然阿尔喀比亚德压力重重,那么我们推断他行动的时间时,可能宜早不宜晚。所以,我认为,诺提昂战役发生在12月末或1月初。在冬季的狂风暴雨之中进行一场海上战役殊为罕见,但是雅典人,特别是阿尔喀比亚德,所受到的压力,使他们不惜在这个通常并不适合战斗的季节加快速度,冒险一战。
[83] 色诺芬(Xen.Hell.1.5.11)和普鲁塔克(Plut.Lys.5.1)提到了佛该亚。狄奥多罗斯(Diod.13.71.1)提到了科拉佐门奈,但是他也提到阿尔喀比亚德攻打叙姆的事情(Diod.13.74.3—5)。普鲁塔克在阿尔喀比亚德传中(Plut.Lys.35.8)说,阿尔喀比亚德去了卡里亚行省筹钱,但很明显,这是指阿尔喀比亚德在到达诺提昂之前的那次劫掠行径。
[84] 色拉叙布卢斯在佛该亚:Xen.Hell.1.5.11;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9页,注释6。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4—1575页)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去了科拉佐门奈,也去了叙姆,但佛该亚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地。
[85] 如果西西里远征还没教会阿尔喀比亚德在战役中、在围歼战中必须使用骑兵来保卫步兵的话(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39—240页),411/410年的几次战役中法那巴佐斯的骑兵肯定也令阿尔喀比亚德深刻领会了这一教训。
[86] 这番假设大体是布索特提出来的(参见本书上页注释④,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4—1575页),他也作了详细解释。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75页,注释447)则对此有所怀疑:“但是,这听起来更像是布索特的战略,而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战略。没有具体的证据能够对其进行支持。”如果布劳多的“具体证据”指的是古代文献的话,那么布劳多没错;但是,古代作家根本没有提到过任何战略。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据此认为,雅典人出战时全无计划?我们是否应当据此认为,雅典人无视问题、无视机遇,而这些问题和机遇连我们都清楚看在眼里?不管怎么说,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些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只要我们愿意利用,自当有其价值。连布劳多本人也承认,这是“公认的独创战略”,是“根据现有情况所能够作出的最可信的推论了”。接着,布劳多提问说,如果这真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战略,那么为何他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舰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88] Xen.Hell.1.5.11;Diod.13.71.1;Plut.Alc.35.4.
[89] Xen.Hell.1.4.21.
[90] 关于舵手角色的一个极佳讨论,参见阿密特,《格拉茨评论》,第3卷,1975年,第9—10页。
[91] 普鲁塔克(Plut.Alc.10.1)讲了一个故事,把安提奥库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进入公共生活联系了起来。
[92] 现存的四段古代文献——色诺芬(Xen.Hell.1.5.12—15),狄奥多罗斯(Diod.13.71),普鲁塔克(Plut.Alc.35.5—6;Plut.Lys.5.1—2),以及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Hell.Oxy.4)——对整场战役的记叙大体相同,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别。色诺芬和普鲁塔克属于同一条脉络;狄奥多罗斯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属于同一条脉络。在关于这个时期的海战的古代文献中,狄奥多罗斯-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这条信息脉络比色诺芬-普鲁塔克的要好得多:一是细节佳,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指挥官们的计划和意图的理解。接下来这段叙述主要依靠狄奥多罗斯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叙述。关于这部分古代文献所引发的问题,布鲁斯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参见布鲁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35—45页;以及布列滕巴赫,《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152—171页。
[93] Diod.13.71.2.
[94] Hell.Oxy.4.1.
[95]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2页。
[96]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9—242页。
[97] Hell.Oxy.4.1: .[译注:是一个单词。]
[98] 狄奥多罗斯说,安提奥库斯“向敌军驶去,要挑衅敌军,令他们进入海战”:(Diod.13.71.2—3)。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文本(Hell.Oxy.4.1)中,在 之前有一处阙文。如何还原此处空白,有下列几种不同的意见。玛斯(Maas)建议补上,这样一来,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就与狄奥多罗斯的记载一样了。怀德-嘉利(Wade-Gery)建议在此处空格之前补上,这样一来,这段文字的意思就是“将他们[斯巴达舰船]引到公海上去”(布鲁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40页;布鲁斯自己则清楚指出,(-316,317-)指的是敌军舰船)。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92页)建议校订为,这样一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引诱他们离开港湾”。无论采信哪一种校补意见,这段话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都不会变:安提奥库斯的策略就是要将敌军引到海上来,朝着诺提昂的方向。安提奥库斯给留在原地的主舰队所下达的命令表明,他想要将敌军舰队引诱出来,直到雅典舰队能够攻打之。
[99] Diod.13.71.3.
[100] Hell.Oxy.4.2.色诺芬(Xen.Hell.1.5.13)和普鲁塔克(Plut.Alc.35.6)都记载为“几艘”船。狄奥多罗斯(Diod. 13.71.3)漏了细节,但提到,整个斯巴达舰队立即下水了。
[101] Hell.Oxy.4.2,同时参见布鲁斯的注疏:《〈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40—41页;Plut.Lys.35.6.
[102] 参见本书,第243页(原文页码)。
[103] Diod.13.71.3:. 色诺芬(Xen. Hell. 1.5.14)说,斯巴达舰队“有阵型”,但是雅典舰船都“四散各处”。关于雅典人此刻所面临的困惑,参见Hell.Oxy.4.3,同时参见布鲁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42—43页。
[104] 这个数字来自于狄奥多罗斯(Diod. 13.71.4)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Hell.Oxy.4.3)。色诺芬给出的数字是15,但普鲁塔克只说是“许多”。
[105] 关于战胜纪念碑,参见Xen.Hell.1.5.14;Plut.Alc.35.6;Hell.Oxy.4.4. 只有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提到,雅典人在诺提昂待了3天,但是狄奥多罗斯(Diod.13.71.4)记载说,阿尔喀比亚德驶向诺提昂,与舰队主力会师,然后再次去以弗所挑衅莱山德。色诺芬(Xen.Hell.1.5.15)和普鲁塔克(Plut.Alc.35.6)则记载说,战败的雅典舰队在战后驶去了萨摩司,(-318,319-)与阿尔喀比亚德在那里会师,然后整支雅典舰队回到以弗所,再次挑衅莱山德,并无功而返。
[106] 阿尔喀比亚德的88艘和刻农的20艘。
[107] Xen.Hell.1.5.18.
[108] Xen.Hell.1.5.15. 原文为爱昂(Eion),但是校勘家建议将其订正为“铁奥斯”,所依据的是Diod.13.76.4。参见恩德希尔(Underhill),《色诺芬〈希腊志〉注疏(附介绍及附录)》(A Commenta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on the Hellenica of Xenophon),第22页。
[109] Xen.Hell.1.5.20.
[110]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叙姆缴纳给雅典帝国的岁赋是12塔伦特,是以弗所和绝大部分爱奥尼亚地区城邦岁赋的两倍(参见密格斯,《雅典帝国》,第540—542页)。此事的真实性一直饱受质疑,因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Diod.13.73.3—5)被认为是根据埃弗鲁斯史书所写的,而埃弗鲁斯正是叙姆公民,他肯定对于自己母邦的资料特别感兴趣,无论这些资料是不是真实的(参见巴尔博[G.L.Barber],《史家埃弗鲁斯》[The Historian Ephorus],1935年,第86页)。不过,奈波斯(Nepos.Alc.7.1—2)也记叙了阿尔喀比亚德攻打叙姆的事情,但他的记载和狄奥多罗斯的有很大出入。这意味着,关于此事史实的信源不止一个。(这个观点是罗伯茨[J.T.Roberts]提出来的:《雅典政府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 in Athenian Government],斯康星州麦迪逊市,1982年,第224页,注释67。)此外,狄奥多罗斯的记叙还包含了许多细节,这些细节从其内在来看似乎有理,因而狄奥多罗斯的这番记叙是可信的。
至于狄奥多罗斯说叙姆此时仍是雅典盟邦,人们对这一点是存在争议的。修昔底德(Thuc.8.100.3)的记载被作为证据之一:这座城邦在411年就已经叛变。就算叙姆那时真的叛变,也仍然有可能在阿尔喀比亚德来到这里之前被雅典人收复,而古代文献记载疏阔,处处阙文,其中未必留有关于这次收复的记载。同时,修昔底德那段文字也不能证明那是一次叛变。修昔底德这段记载仅仅提及,一小撮反雅典的流亡者吸收了50名来自叙姆的重装步兵加入他们的政治党社。这50名叙姆重装步兵很可能是来自于某个政治上比较弱势的派别的志愿军;而这个不大的政治派别加入了反对雅典的行动,希望在整个地区掀起燎原的叛乱。甚至完全有可能正是这些人的行动给了阿尔喀比亚德以口实,而此刻,406年,他正需要一个借口去攻打以弗所(Diod.13.73.3)。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拒斥此事的真实性,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狄奥多罗斯记叙的准确性,更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从诺提昂战役到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遭到政治攻击的时间段里那一系列事情的发生顺序。
[111] 参见本页,注释①。
[112] Diod.13.73.3—6.
[113] Diod.13.72.3—4. 色诺芬或任何其他的古代作家都没有提到过这次进攻。既然这次进攻失败了,又没有对战争进程造成什么实际后果,那么漏掉不写亦情有可原。正如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6页,注释1)所说,我们不可能混淆这次大规模进攻和410年阿吉斯所进行的一次小型进犯,后者仅仅被色诺芬一人所提及(Xen.Hell.1.1.33—34)。
[114] Diod. 13.72.4—73.2.
[115] Plut. Alc. 36.1. 注意,这不是那位著名的色拉叙布卢斯。曾经征战于犬坟、阿卑多斯和库济科斯的将军色拉叙布卢斯来自斯代里亚德谟(Steiria),是吕库斯的儿子(Lycus),亦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支持者。
[116] Plut. Alc. 36.1—2.
[117] Diod. 13.73.6.
[118] Nepos Alc. 7.2.
[119] Nepos Alc. 7.2.。
[120] 关于阿尔喀比亚德是由正式的举手表决弹劾程序被投票弹劾的、还是只是没有在406年再次被选举为将军,存在争议。色诺芬(Xen.Hell.1.5.16—17);普鲁塔克(Plut.Alc.36.3)历来与色诺芬颇有共鸣,此处亦不例外;狄奥多罗斯(Diod.13.74.1)所记下来的故事似乎表明,阿尔喀比亚德仅仅只是没有再次被选举为将军。然而,正是普鲁塔克对莱山德的生平传记中(Plut.Lys.5.2)提到,阿尔喀比亚德“被褫夺指挥权”,使用的是被褫夺官职的技术性词汇:。吕西阿斯(Lys.21.7)提到,雅典人“解除了那些人的职务”[译注:其中包括阿尔喀比亚德。],这措辞有些不清楚;但是奈波斯(Nepos Alc.7.3)径直说道“人们缺席褫夺了他的官职,另用人取代了他的职位”(absenti magistratum abrogarent et alium in eius locum sustituerent)[译注:该句译文引自张强译本,第83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8页,注释2)争辩说,阿尔喀比亚德在萨摩司被刻农取代了指挥官职位,而刻农立即就从安德罗斯被派过来了,这意味着该任职年度(the official year)尚未结束。然而,阿尔喀比亚德是被弹劾而非未获选举的最有力证据是,在安德罗斯接替刻农职位的法诺斯替尼(Phanosthenes),他在406/405年将不再担任将军,所以此刻阿尔喀比亚德去职之时,407/406年任职年度尚未结束(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第69—70页)。似乎只有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224页,注释62)注意到了这个重要的点。能够证实科辽丰在其中所发挥作用的信源来自较晚时期的古代文献(Himerius 36.16 [Photius Bibl. 377])。但事实上,这个信源与此处情况不符。这条摘要(-322,323-)的文字是“科辽丰指控了阿尔喀比亚德”,但这条摘要中并没有留存罪名、日期、或理由。吉尔伯特(Gilbert)(《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邦内幕考》[Beiträge zur innern geschichte Athens im zeitalter des peloponnesischen Krieges],第366页)提出,科辽丰提出的罪名有可能是叛国,还指出,阿尔喀比亚德被革职之后立即被起诉,并无出格之处。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8页,注释2)指出,如果阿尔喀比亚德是在此时被揭发,他肯定会被判决罪名成立,如果这样的话,他的财产就会被没收;但是他的财产没有被没收。因此,布索特得出结论说,科辽丰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对阿尔喀比亚德做出这样的指控。西莫利乌斯(Himerius)或其信源可能误解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体,把这想象成了一种指控,但这并非一种指控(参见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15页)。不管怎么说,将科辽丰牵扯进此事的这些证据不算太有说服力。
[121] 狄奥多罗斯(Diod.13.74.2)说他等到移交完成才离开;色诺芬(Xen.Hell.1.5.17)说——但是说得很不清楚——他在刻农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普鲁塔克(Plut.Alc.35.3)和奈波斯(Nepos Alc.7.5)说,阿尔喀比亚德听说自己被革职之后立马就逃亡了。
[122] Diod.13.74.2—4.
[123] Xen.Hell.1.5.17.
[12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0页,注释1;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8—323页。
[125] Plut.Alc.38.2;Thuc.6.15.4.
[126] 例如,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9页;格罗茨与柯恩,《希腊历史》,第2卷,第745页;弗格森,《剑桥古代史》,第5卷,1940年,第354页。
[127] Aristph.Frogs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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