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周边地区的民族情况

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方面是文明本身不断演进和提高的历史，同时也是文明地区不断影响或兼并周围原始民族地区而向外传播的历史。因为文明民族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对于边缘地区的原始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影响往往通过商业交流、人员往来或民族迁徙而辐射和扩散到周边甚至是很远的地方，对其周边的民族产生深远影响。

而在世界古典文明发源地，该文明作为当时较为先进的一种文明，随着人口往周边地区的流动及交往的密切，势必影响到周边地区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列岛位于亚洲的东部，由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几百个小岛组成。全国总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国土从北到南全长3000公里，地域狭长，由东北向西南呈弧形状延伸。日本的地形极为复杂破碎，在内陆群山与盆地交错，在海岛和属岛，小平原与海湾相连，山地约占全国面积的76％，其中，一般山地和丘陵占65％，火山地和火山麓占10％，是一个典型的多山地、多地震、多温泉、河流众多、湖泊密布、平原狭小的岛国。虽然内陆交通十分不便，但是1.3万多公里长的曲折海岸线遍布良港，因而海上交通十分顺畅。从南而来的暖风、暖流与山巅的冷风相混合，使得日本岛上多雨多阴天，培育出短促而湍急的河流，水量充沛、水力资源丰富，沿海小平原和山间河谷适宜农耕。

关于日本列岛的早期居民问题，至今学术界仍尚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日本列岛上就已经有人类居住，那时日本本土仍与大陆相连，有一支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种族，从亚洲大陆北部向东迁徙，他们经过库页岛和北海道，来到日本列岛。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居民是从日本以南迁来的马来族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最早的居民是从日本北部、西部和南部迁入的亚洲大陆的居民。这些居民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原始日本民族”，创造了日本远古的文化。

20世纪中叶，日本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掘证明，日本列岛的古代居民同样经历过旧石器时代的发展阶段，即“先陶器文化时代”，而进入新石器时代。这种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文物是具有绳纹式花纹的陶器，故称为“绳纹式文化”。绳纹时代的人已经过着定居生活，住在沿海丘陵的简陋的“竖穴”中，他们依靠狩猎、捕捞和采集为生。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绳纹时代人逐渐从沿海向内地发展，从丘陵进入平原。大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阿伊努人从北方大陆移入日本。公元前7世纪稍知农耕的通古斯人（亚洲大陆北方蒙古人种），渐由西伯利亚东来，或渡过鞑靼海峡到日本北部，或经由朝鲜半岛到达日本西部。他们逐渐把当时住在列岛上只知渔猎的阿伊努人驱逐到偏僻地区或北海道等地。

而自从石器时代以来，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种族不断趁南来的暖流陆续北上，渗透进日本。他们在九州过着渔猎和低级的农耕生活。

孤立的日本原始社会，虽然进步十分缓慢，但在几千年中，毕竟还是取得了值得注目的发展。采集经济末期出现了原始农耕的萌芽，为后来接受大陆先进农业文化奠定了基础。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早在公元前3世纪末，随着秦汉帝国的相继兴起，汉民族就东渡日本，将先进的中国金属文化和农业技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关于这一点可以以近年来在日本发掘的铜铁，和中国所发现的铜铁完全相同作为佐证。粟山周一氏在他编的《日本开史时代研究》中也曾指出：“秦氏一族漂渡到日本和他们归化日本的年代，在过去日本史上都列在有史时代的史实，实际上这是天降民族和日本建国以前之事。换而言之，秦代灭亡，固然不出公元前206年，秦氏一族大半从朝鲜半岛南下，沿着山阴地方的交通路而繁殖在近畿地方，大约也在公元前206年前后，远在日本建国以前。”由此可见，在日本，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在建立同语言，创造新文明之前即曾出现复杂的种族混合。迄今为止，种族混合仍未完全，这可由高瘦、长头的贵族，与矮壮、宽头的百姓之间明显的对照得到印证。

秦汉之时，随着大批的中国大陆居民经朝鲜半岛移入日本，当时先进的中国文明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成为其社会转变的巨大力量。至此日本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绳纹陶器被新式的陶器所取代。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故被称之为弥生陶器，与之同期的文化，被称为弥生式文化。但石器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只不过制作技术有了进步。木制农具得到推广。

水稻的普遍种植和铁器的使用是弥生式文化的主要特征。水稻的种植使弥生人从采集、捕捞、狩猎经济迅速转入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弥生中晚期（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由于金属器从中国大陆经朝鲜的传入，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们已经学会整齐地划分水田，修筑水渠，排水灌溉，并用杂草做肥料。蚕织也已经开始。人们掌握了中国的冶炼技术，能够自己铸造生产工具。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剩余产品的出现，氏族内部开始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在原始氏族公社里出现了族长，这就开始了人统治人，人剥削人，即开始有了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组成的政治社会——国家。公元1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书《汉书》写道：“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对日本列岛社会最早的文献记载。这里所说的“百余国”，大约是指北九州族长们统治的社会集团。他们遣使者同汉朝设在朝鲜乐浪郡的官衙进行往来，力求输入新文化。到了公元57年，倭“奴国”的使者不仅到乐浪，甚至到达了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首都洛阳。日本社会时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很快进入了文明阶段。

随着族长对氏人的权利、权威的增长和各氏族、各部落集团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发展及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加深和扩大了统治阶级、剥削者的少数人和被统治者、被剥削者的多数人之间的阶级分化与对立。而且开始把族长们用以统治氏族成员和被征服集团的权力机构组成国家。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1—2世纪日本列岛有一百多个小国，其中最大的是九州的邪马台国，统治着28个倭国。邪马台国约七万余户，最初以男子为王，后来国内出现动乱，统治阶级为了解除这场动乱，便利用人们的宗教迷信，将“事鬼道，能惑众”的女巫卑弥呼推上王位。卑弥呼靠着巫术，成为集政教于一身的女王，但政务由其弟管理。女王死后，又要拥立男王，国内又陷于大乱。统治者们于是又进行商议，立卑弥呼的继承人，13岁的姑娘台与为王，内乱才平息下来。可见邪马台国是由各部族长组成的联合政权，还没有确立男子世袭王权的制度，王位经常是由部族长协商决定的。但是，像母系氏族制社会那样，仅仅依靠母祖、司祭者的权威，已经不能稳定这个社会。因为这种社会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民主平等的社会，而是由叫做王和“大人”（贵族）的人们对“下户”（平民）和奴隶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阶级社会了。为了进行剥削和统治，就必须建立和使用维护王权的军队和惩办反抗者的机构，就必须建立为维护这些非生产机构而设立的征税机关和市场的监督官等国家权力机构。因此，女王卑弥呼就必须任用其弟掌握权力机关，充当摄政。

公元239年，女王卑弥呼也向当时占有朝鲜的中国王朝——魏国的首都洛阳派遣使臣，并向魏皇帝贡献奴隶和斑布。魏皇帝下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授予“金印紫绶”。公元247年，邪马台国与狗奴国交战，得到了魏国的政治援助。利用中国大帝国的势力保证自己的王权，以加强其对周围各族长的权势，这是日本国家形成和统一过程中的重要特点。

大约在公元3世纪以后，在本州中部近畿地区兴起了比邪马台国更强大的国家——大和。大和国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还是中国大陆文化输入本州的门户。一批一批的大陆移民（“归化人”）把中国和朝鲜的铁制农具、先进的农业技术、蚕织以及其他一些手工业技术不断传到近畿地区。凭借着天时地利，大和建立后，迅速发展起来。从公元3世纪后半叶起，到4世纪的前半期，不仅统治了北九州，而且其势力已到达关东地方。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政权势力伸展到朝鲜南部。大和政权以此为根据地，与朝鲜西南部新兴的百济国结成同盟，以对抗统治东侧的新罗国和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国。当时中国汉族因受北方鲜卑族的压迫，整个国土陷于混乱。大和政权乃乘机向南朝鲜伸张势力。到公元399年，大和政权的军队到达现在的平壤附近，至公元5世纪，基本统一了日本。

如果说，当时先进的大陆文化不断地传入日本，这不仅使日本人知道使用工具，提高了生产力，进入到了奴隶社会阶段，那么儒教和佛教由大陆传入日本，则就形成了促进日本列岛统一的理论根据。

在大陆文化东渡的过程中，对日本影响最深刻的，是中国文字与儒家思想的传入。大约在三四世纪的时候，百济国王仁博士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去，当时日本的太子还拜王仁为师，跟他学习经典。到了6世纪的时候，日本又聘用五经博士、医博士、易博士等到日本去，并把儒、医、卜等书一同带到日本。四书和五经博士都是传播儒家思想的文化种子，而儒家思想是专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也是宣传鼓动尊王抑霸和君主专制思想的，它对于日本列岛的统一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佛教传入日本，这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日本人以极大的影响。佛教从后汉明帝时传到中国，大约经过300年左右，又由中国传到了朝鲜。至于由朝鲜传到日本，约在6世纪左右。佛教是由中国大陆传入日本极早的宗教之一，也是发展成为专制统治的理论之一，对于日本列岛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北面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国相邻，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

朝鲜半岛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南北间最长的直线距离为840公里，东西最宽处为360公里。朝鲜半岛经长期的地质时代多次发生地壳运动、侵蚀作用和沉积，形成了山地、平原、山谷、海岸、高原等多种类型的地形。其中，山地面积最大，约占半岛总面积的80％，平均高度为海拔440米。朝鲜半岛上的山脉与大陆相连，大都是沿大陆周边弧线伸展而形成的。故整个版图呈弧状，向东凸出。半岛的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山地多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平原多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半岛的河流短小流急，多向西和向南流。最大的河流是半岛中部的汉江，其次是北部的大同江和清川江，南部的洛东江和锦江。河川冲积平原适于农耕。半岛的森林、矿藏、水利与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因而素有“三千里锦绣江山”之美称。

依据中国考古学家的科学研究，朝鲜半岛的远古人类属于“北京猿人”系统。他们从华北来到东北地区的南部，而后又扩散到与东北地区南半部气候相近的朝鲜半岛北部。在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相当于中国周口店遗址最古层第一地点的第十三层。这是迄今已知的朝鲜半岛最早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其次平壤市力浦区的古人洞穴遗址、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文化遗址、忠清南道公州石壮里和马岩里遗址、济州岛于音里遗址，都证明了半岛的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地方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大约在距今6000—4000年前，半岛的原始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趋于解体。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和发现的房屋、支石墓与中国东北的十分相似，这再次证明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人类来自于中国的北京猿人系统。中国古籍《逸周书》将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代居民总称为“貊”，分为东部沿海人，东北部沃沮人，西北部人，而大同江流域的一支被称为良夷的人较其他人进步。朝鲜半岛的南部居民为韩人，有三支，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史称三韩。^[1]

高句丽 高句丽人国家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人来源于中国北方的貊族，分布在中国辽东一带和鸭绿江西岸的山区。最初属于箕氏朝鲜管辖，其后转属于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燕国。秦灭燕，修筑万里长城到辽东，高句丽和箕氏朝鲜同属于秦之辽东外徼，汉初，高句丽仍属中国北方的诸侯国燕国。玄菟郡从朝鲜东北部后撤至辽东地区，其辖境即包括高句丽人居住地区。

高句丽人的部落联盟由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和桂娄部等五个部落组成。其军事首领最初是从消奴部中产生，后来转由桂娄部产生。公元1世纪左右，高句丽人的原始公社制度趋于瓦解，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据《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记载，由于形成了个体家庭和私有制，高句丽人中发生了阶级分化。贵族有一万多人，他们脱离劳动，不事耕作，靠剥削平民过活。本族人已开始沦为奴隶。由于有了阶级和阶级剥削，氏族部落的管理机关便转化为国家政权机关。首先，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变成了拥有特权的世袭国王。王族王亲享有“古雏加”尊号，他们的家臣（皂衣先人）的地位也高于一般贵族的家臣。

公元前37年，高句丽部落首领朱蒙称王，都玄菟郡内的忔升骨城（今辽宁桓仁），这是高句丽国的最初统治中心，公元初迁都至尉那严城。高句丽国在几个世纪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国土不断扩大。先后征服了邻近的沸流、北沃沮、梁貊、东沃沮、盖马、句茶和朱那等部落。与此同时，高句丽贵族不断同中国辽东郡和中国封建政权所属的玄菟、乐浪两郡以及中国境内的鲜卑、靺鞨各族和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发生频繁的战争。3世纪初，高句丽又迁都于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县）。趁魏晋南北朝大分裂之时，大肆对外扩张。于公元4世纪，在夺取了乐浪全郡和带方郡辖境的北部后，又和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在汉江流域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广开土王谈德（亦称好太王，公元391—412年）在位时，高句丽的疆域已扩展到汉江中下游一带。公元427年，广开土王谈德之子长寿王巨琏（公元413—491年）从丸都迁都平壤，意在经营高句丽的南方。两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一直保持向南方的东晋、宋、齐、梁、陈和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纳贡，并接受册封。公元551年，新罗百济联军大败高句丽，新罗夺取汉江流域。隋唐时期中国历史形成了大统一的局面。隋唐皇帝十分重视将高句丽纳入帝国的版图，并多次出兵征伐。公元668年，唐军在新罗的配合下，攻陷平壤，擒其王高藏。唐高宗“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复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两万人以镇抚之”。高句丽成为唐帝国直接管辖的地方州县。

在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有几种不同来源的奴隶，包括战俘奴隶、罪奴和债奴。文献资料关于高句丽有奴隶的最早记载是《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提到“无牢狱，有罪，诸加沦为奴隶”的罪奴。关于债务奴隶的情况见于《周书·高句丽传》记载的高句丽王巨琏时的刑法：“其刑法，谋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赃。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凭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其次，战俘也是主要的奴隶来源，如《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公元395年，广开土王与百济交战，大败之，掳八千余人。公元475年，长寿王率三万兵马，攻陷汉城，也掳八千余人。公元551年和公元607年，又掳百济几千人。公元608年，出兵新罗北境，掳8000人。这些战俘全部或部分沦为奴隶。高句丽的直接生产者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户。他们有个体家庭经济，遭受国家赋税、徭役的剥削并要服兵役。

在朝鲜半岛南部是韩族居住的地方，并形成了“三韩”部落联盟。马韩在汉江下游，弁韩在洛东江下游，辰韩在庆州一带。三韩中，马韩最大，统一了整个三韩，统治中心在月支，即今忠清南道稷山一带。中国古书称之为“辰国”，称其王为“辰王”，并有“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的记载，可知其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到了公元前后，半岛南部的辰国已开始走向解体。境内众小国中的百济和新罗日渐强盛，兼并邻国，到公元初分别占有半岛西南部和东南部之地，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达六百余年，史称“三国时代”。

新罗 新罗是以朝鲜半岛东南部辰韩部落联盟的斯卢部落（即新罗部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辰韩地区“土地肥美”，公元2—3世纪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宜种五谷及稻，晓桑蚕，作缣布，乘驾牛马”。这里还有丰富的铁矿，“国出铁，韩、、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

公元前54年，原属辰韩部落联盟管辖的新罗六村首领共推朴赫居为“君西干”，将六村改为六部，新罗开始强盛。公元4世纪，新罗凭借武力统一了辰韩各部，定都庆州，建立新罗国。新罗是贵族专政的国家，由六部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和白”操纵政权，决定国家大事，国王从六部贵族中的朴、昔、金三大特权贵族中推选。特权贵族为巩固其特权地位，制定出被其称为骨品制的社会等级制度。骨，即血统；品，指身份地位。骨品中最高的是“圣骨”，其次是“真骨”。规定朴、昔、金三家大族是圣骨，垄断王位；大小贵族属于真骨，充任相应的各级官职。村社农民与奴隶不列入骨品。各骨品之间不得通婚，骨品世袭不变。此外，统治者还在贵族青年中挑选强壮者，组建亲兵，称为花郎。

新罗统治者为了扩大疆域，夺取土地和人民，先是同百济后又与高句丽频繁进行战争。公元551年，新罗联合百济打败高句丽，夺取了汉江流域，随后又击败百济。公元562年新罗赶走了日本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侵略势力，成为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公元660年，新罗和唐朝联军攻灭百济，唐朝在百济设置五个都督府。公元668年，新罗又与唐朝军队联合灭了高句丽，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实行直接统治，并在高句丽旧地设九个都督府。后来，唐朝西部边防吃紧，吐蕃强大，无暇顾及东方，便于公元676年，将安东都护府撤至辽东，新罗乘机吞并了百济和高句丽旧地，进而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公元735年，唐朝正式承认了大同江以南属于新罗。

新罗的统一，促进了三国时代业已形成的封建制度的发展。在统一的过程中，新罗的国有土地急剧增加，并在全国土地面积中占有很大比重。同时，国王往往把大批奴隶连同财物和田庄一起赏赐给功臣和贵族，作为“食邑”。公元687年实行了禄邑制，国家把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租权赐给文武官僚，作为俸禄。公元722年，对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实行丁田制和租庸调制。丁田制的实行目的在于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国家的剥削，但对发展生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罗仿效唐制实行中央集权，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治机构，扩大和加强军事力量，从文武王（661—681年）到景德王（742—765年）这一百年左右，是新罗国家的强盛时期。统一后的新罗，生产力发展较快。由于开垦荒地和大规模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显著提高。为宫廷、贵族和寺院服务的手工业，如丝绸纺织、金银细工、铸造寺钟等发展很快。其他如制陶、皮革、武器制造等，也有发展。首都庆州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商船经常往来于新罗和中国、日本之间。

8世纪末，土地兼并盛行，地主庄园日益增多和扩大，农民丧失土地，成了大地主的依附农或奴婢，丁田制无法实行。这些大地主拥有私兵，称霸一方，抗拒中央。9世纪，朝政日益腐败，宫廷政变不断发生，加之灾荒频繁，农民流离失所，农民起义规模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百济 百济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于发展农业，是半岛上最先种植水稻的国家。

百济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初年，传说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高句丽族始祖朱蒙之弟温祚建立。它以汉江下游为中心地区，处于马韩的管辖之下。初定慰礼城为政治中心，后移至汉山城。征服马韩各部落后，百济国家形成。百济不断与东面的新罗交战，争夺朝鲜半岛南部的霸权，同时又染指北面属于中国的乐浪郡。公元4世纪初，高句丽向南发展占据了乐浪郡，百济便乘机占领了中国带方郡的南半部，从此百济又不断与高句丽进行战斗。

百济的社会状况与新罗相似。民户占人口的大多数，是直接生产者，必须向国家缴纳租调，服兵役、徭役。由于战争的需要，百济的统治阶级往往征召15岁以上的男子从事繁重的徭役和兵役。赋税、徭役和兵役的沉重负担导致了民户的反抗。《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有关“盗贼大起”的记载就反映了被压迫民众进行的武装起义。公元399年，阿莘王大征兵马，准备进攻高句丽，但“民苦于役，多奔新罗，户口衰减”。因而，百济屡战屡败，不得不一再向南迁都。公元474年迁都熊津，538年又移至泗沘。公元6世纪后，在日益强大的新罗的攻击下，国势日益衰弱。至公元7世纪中叶，终于在新罗和中国唐朝的军队的夹击下灭亡。

根据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北方的移民便不断移居朝鲜半岛，并在那里建立过两个政权，即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

箕氏朝鲜是在中国西周分封体制下建立的，历经春秋、战国一直为古代中国东北方的一个地方诸侯国。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和《汉书·地理志》的片断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殷王族箕子不愿臣服周王朝，遂率领一批殷朝移民，逃到了朝鲜，在今平壤一带建立了朝鲜国。这就是“箕氏朝鲜”，其管辖范围大体上包括朝鲜半岛北半部和中国的辽东地方。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一件与商朝末年相同的方鼎，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史书有关箕子去朝鲜的确凿性。

商朝在黄河平原建国六百多年，吸收西方和南方的文化，发展很快。箕子把商朝的文化带到朝鲜，由于当时商朝的文化正适合朝鲜人民的需要，因此很快地就和朝鲜人民的智慧和技术相结合，终于在朝鲜出现了箕子王朝。战国后期，箕氏朝鲜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战争，战败后双方以满番汉为界，其后逐渐衰弱。秦灭燕后，箕氏朝鲜属于辽东外徼。秦始皇虽然兼并了与其争雄的六国，但是没有彻底完成中国的统一，箕氏朝鲜在秦朝时仍为地方割据。

到了箕准时，燕人卫满和千余流亡人民逃到朝鲜，投奔箕氏朝鲜。箕氏朝鲜箕准对其十分宠信，“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公元前194年，卫满依靠来自燕、齐、赵的数万移民，发动军事政变，控制了箕准城，推翻了箕氏朝鲜。箕准不得已，浮海逃到朝鲜半岛南部，战败马韩，自立为韩王。

卫氏朝鲜建立后，臣服于西汉中央政府，并得到汉武帝的物资和兵力援助，先后征服了真番、临屯等部落。水以南、汉江以北和东海岸咸镜南道、江原道一部分地区皆归卫氏朝鲜管辖。卫满死后，到其孙卫右渠时，他无视西汉的中央政权，割据一方。他不仅不到中央朝见汉帝，而且阻挠卫氏朝鲜的南方和东方的一些部族首领与汉朝的友好往来。公元前128年，西汉政府在归顺的东地区设沧海郡，因为卫右渠从中破坏，两年后被迫撤销。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以卫右渠遮断半岛各部族和汉朝的联系为借口，派兵征伐卫氏朝鲜。经两年交战，王俭城被攻陷，卫氏朝鲜灭亡，汉武帝最终完成了中国政治上的大统一。

从文化交流上看，自战国以来，燕齐人民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乱，不断地逃到朝鲜去，促使朝鲜与燕国的商业往来逐渐繁盛起来。当时中国已经使用铁器，工商业也相当发达，燕国的货币和铁制农具等不断传到朝鲜去，促使朝鲜人民对金属工具的普遍使用。近年来，在朝鲜发掘的文物中常有燕国的货币明刀出现，在朝鲜南端也有明刀发现。由此可见，即使在当今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朝鲜半岛上，历史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外来移民的迁入和混合。

根据现代越南考古学界对越南北部东山文化人类化石的研究，青铜时代生活在红河流域的雒越人，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与中国华南地区的古代居民属同一人种，他们就是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的直接祖先。^[2]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到了公元十三四世纪才开始有自己的史书。而越南的史书在记述公元10世纪以前的事件时，一般都取材于中国的古籍，因此，要了解公元前雒越人的历史，可以从中国的史籍中加以了解。古代越人在《史记》和《汉书》中被称之为“百越”；而雒越人正是古代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部的“百越”的一支。古代的“百越”族有许多分支，其中主要有东越、闽越、南越、西瓯、雒越几支。雒越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生活在今天越南的红河流域及我国广西西南部。

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相当于传说中的“文郎”和“瓯雒”时代。传说雒越人有15个部落，以文郎为最强。文郎有个“异人”，“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雒王”，建立文郎国，“以谆质为俗，结绳为政”。其实，文郎国并不是真正的国家，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已。公元前3世纪，另一个比较强盛的属于瓯越族的部落南下，这就是以蜀王子泮为首领的蜀部落。他们击败了雒越人的文郎部落，建立了称为瓯越的部落联盟，蜀王子自称为“安阳王”。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知的最早生活在越南土地上的有关雒越人的一些记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秦帝国的南界，尚未超出五岭。五岭之外是“百越”族聚居的地方。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秦始皇将统一的事业继续向南推进，向五岭以外的地区用兵。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禹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这是当时五军的进攻路线：一路由江西入浙江、福建。于当年就平定了东瓯和闽越，置闽中郡。其余四路，有两路指向广东：一路循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东南部；一路由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禹。有两路指向广西：一路经萌渚岭入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桂林。南下广西的秦军，受到瓯雒部落的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秦始皇无奈，只好暂时休兵。直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才终于打败了越人，平定岭南，在这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秦始皇新置岭南三郡之中，南海郡在今广东境内，桂林郡在广西境内，象郡则包括了今越南的中部、北部和广西西南部一部分地方。秦始皇平定岭南，使自商周以来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越族人民，成为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秦始皇大力开发岭南地区。南下的50万大军，除战死和病死者外，秦始皇将他们全部留作戍兵。为了使这些士兵乐于定居，又从内地征调1.5万多名未婚妇女，送到岭南，充当戍兵的妻子。此后，就有更多的中原人民移居岭南，“与越杂居”。中原人民南移，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这有利于促进岭南地区（包括今天越南的一部分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内地与岭南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

秦朝末年，南海郡龙川县令赵陀乘中原动乱之机割据南岭，于公元前208年自封为南海郡尉，兼并了桂林与象郡，于公元前207年建立了“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赵陀割据期间，派兵进攻秦时属于象郡的瓯雒地区（今越南北方），并把该地区划为交趾、九真二郡，“命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从此，交趾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名称开始出现在历史上。

赵陀于公元前207年建立南越国，公元前137年去世，在位期间，赵氏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有力政策。在政治上，实行“南北交欢”、“和辑百越”政策，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上，注意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同内地的贸易关系，引进了金、铁、农具、牛、马、羊等，并“教民耕种”；文化上，大力推广先进的汉文化，汉字传入越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所有这些，不仅促进了南越国的经济发展，更主要的是促进了汉族和越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的融合。

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南越政权仅存在了一个世纪。公元前111年，南越政权被汉武帝派兵破灭，以其地为交趾，下设九郡，置刺史、太守统治。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即现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自此以后，越南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直至中国宋朝以前都是中国的郡县。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郡县时代”，在这一时期民族之间的互迁与融合继续进行。

自秦至汉，交趾地区成为中国的郡县后，就有不少中原人民陆续南移至交趾地区，其中较大规模的移民就有三次。秦始皇时，徙民“与越杂处”。到汉武帝时，又“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东汉马援平定二征叛乱之后，“有遗民十余家不返，居寿冷岸南而对铜柱”。中原人民的南移，加上交趾地区一些“循吏”的治理，使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不断传入交趾，从而促使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载，西汉末期，交趾郡人口有74.6万多，九真郡15.6万多，日南郡6.9万多，总共98.1万多。比同时期南海、合浦、郁林、苍梧四郡人口共39万多，多出一倍有余。到东汉末年，交趾地区人口继续增长。《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载，当时九真郡人口为20.9万多，日南郡10.06万多，都比西汉时有显著增加。交趾人口未见记载，但可以推论会比西汉时有增加。人口的增长不仅说明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同时也证明了正是有了当时处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人民的迁入才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发展。这是中原人民和交趾地区人民共同开发和建设的结果。

东汉时期（约公元192年），日南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平省）功曹之子区连杀县令，自称为王，建立了占婆国（中国史籍历称为林邑、环王、占城等）。

林邑国的主体民族是占族。这个国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深，这是因为古代日南是中国和印度交通的门户。印度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因而林邑国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之下，一度成为中南半岛上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三国时期，东吴的交州刺史派遣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南宣国化”，林邑曾遣使者奉贡于中国。后来，随着国势的强盛，就不再奉贡，而且常常北侵。公元248年，林邑发兵侵略交趾、九真，攻掠城邑，占领中国的“区粟”地方。孙权派遣陆胤为交州刺史，对林邑采取恩威兼用的办法，林邑才息兵。两国以汉时的寿冷县为界。

270—280年，林邑王范熊在位，曾联合扶南王多次攻掠中国郡县。东吴交州刺史陶璜亦多次征讨。284年，林邑复派使者奉贡于中国。西晋末年，林邑的范文曾来中国，回国后，仿照中国的办法造宫殿、建城池、制兵器。后来，范文篡位，自立为王。从340年开始，入贡中国。347年，夏侯览任日南太守，为政贪暴，激起民愤。林邑王范文乘机攻陷日南。交州刺史朱蕃派督护刘雄反击，被范文打败。次年，林邑王范文又打败东晋另一督护一直占据日南。

范文死后，范佛继位，仍然占据日南，并不时入侵九真。交州刺史杨平等率交广兵征讨，于351年打败范佛。接着，交州刺史阮敷亦多次征讨林邑。此后，林邑曾一度遣使奉贡于中国。399年，林邑王范胡达北侵，攻陷日南郡，并入侵九真郡。交趾太守杜瑗率兵反击。此后数年，相安无事。413年，林邑王范胡达又入侵九真，被交州刺史杜瑗之子杜慧度打败。胡达死后，林邑一度内乱。后来范阳迈在位，曾数次遣使奉贡。与此同时，亦不时北上侵扰。420年，交州刺史杜慧度率大军征讨林邑，林邑投降。第二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宋武帝封阳迈为林邑王。此后，林邑成了中国的藩属国。此后各朝的林邑王常常向中国朝贡请封，双方维持了一种朝贡贸易关系，不过也常有一些纠纷和摩擦。

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长河中，种族的扩散与民族的迁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产生重大的作用。种族的扩散与民族的迁徙从实质上言是人口的流动，而人口的流动又是文化的流动；扩散和迁徙活动势必改变迁出地区与迁入地区的种族与民族构成格局，这一切都会改变两个地区的历史进程，为此在研究世界民族历史过程中，必须关注种族与民族的迁徙活动。

在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和非洲尼罗河中下游古埃及文明地带，先后发生过不同的民族集团和种族支系的迁徙和扩散，对西亚和整个非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作以概括介绍。

在人类学与民族学领域，今日西亚、北非和非洲之角部分地区操闪米特诸语言的数十个少数民族的总称是闪米特人（Semites），我国史料中也称“闪族”或“塞姆人”。根据《旧约全书·创世记》所载传说，挪亚的长子名“闪”，其后裔便是“闪米特”。从种族上划分，闪米特人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支系，是白种人的一个支系。^[3]闪米特人的族源问题，一说来自高加索与印欧人原始家乡相毗邻的某个地区，也就是说在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北部地区，按照此说，闪米特人如何扩散到阿拉伯半岛、北非及非洲之角，历史证据不足，所以持此说的学者不多；大多数学者研究后认为，古闪米特人以畜牧为生，其发祥地在非洲的撒哈拉北部地区，七八千年前，撒哈拉地区并非像今日一片沙漠，而是江河横流，水草肥美，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柏柏尔人、闪米特人还有苏丹尼格罗人的发祥地均在这个地区，大量的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些观点。然而，约在前五千年纪，撒哈拉地区气候剧变，湿润变为干旱，江河断流，草原退化，开始了沙化过程，为此，古闪米特人陆续通过西亚和北非的地峡迁往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草原，这个时期他们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民族共同体特征，讲相同的语言，聚居同一地区，有相同的崇拜特征、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至前三千年纪初，闪米特人按语言明显地分为东、西两大支，开始向阿拉伯半岛整个地区扩散。东闪米特人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北部，操阿卡德语，在与苏美尔人接触和交往中排挤了对方语言。自前3200年至公元初，这支闪米特人的代表是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他们实际上也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缔造者。

西闪米特人分化为许多族体，本身又分为三个分支，比较复杂。其一为西北支，系指分布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族，最早的代表是阿摩里特人、迦南人、乌加里特人。约在公元前二千年纪后期，又分化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人、莫阿比特人、亚奥迪人等。其中腓尼基人的一支曾迁至北非，一度成为北非和地中海各岛屿的支配力量，这就是历史上的迦太基人，其基地在今突尼斯北中部。

其二为中支，公元前二千年纪至公元前一千年纪，他们的代表是利希亚尼特人、萨姆德人等，随后统一共称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当时强大的阿拉伯人走出阿拉伯半岛，开始了闪米特人的最大一次迁徙和扩散的活动，他们在西亚散布到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外，又一次通过亚非地峡扩散到整个北非地区，包括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进入北非的阿拉伯人对当地土著柏柏尔人开始了阿拉伯化过程，主要特征就是讲阿拉伯语和信奉伊斯兰教。

其三为南支，系指分布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各族，古代代表有马因人、萨巴人、卡塔姆人、哈德拉人等，曾建立相应的古国。本支的一部分约在公元前7世纪跨越红海到达非洲之角，此乃今埃塞俄比亚闪米特人的祖先。曾建立阿克苏姆王国，一度成为非洲之角的支配力量。现在属本支的民族有阿拉伯半岛印度洋沿岸的马赫里人、沙赫里人、哈苏西人、巴萨里人、索科特拉岛的苏库特里人，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安哈拉人、蒂格赖人、蒂格雷人、古拉格人等。

在非洲学中，人们将分布在非洲之角和部分东非地区的一个较大民族集团称为库希特人（Cushites）。按照犹太经典《旧约全书·创世记》的传说，挪亚的次子含之长子名“库希”（Cush），库希特人意即“库希的子子孙孙”，古代一度专指埃及以南的北非居民。按种族划分，库希特人属埃塞俄比亚人种，即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混合人种。^[4]考古资料证明，3500年前，库希特人已分布于整个非洲之角，取代了原土著民族科伊桑人。公元前10世纪前后，其南支向南扩散中已达东非裂谷地带，创造了该地区最早的农耕文明，其特点是梯田灌溉和巨石垒坝、东非地区的古阿扎尼亚文明主要就是古库希特人创造的。

公元前7世纪左右，闪米特人南支中部分人自也门地区跨红海来到非洲之角，从而打破了库希特人在非洲之角的一统天下，闪米特人的到来也改变了库希特人在非洲之角的原有支系分布格局。公元初几个世纪，班图尼格罗人出现在东非大湖地区，并迅速向北向东扩散，在班图尼格罗人的强大压力下，扩散到东非裂谷地带的库希特人发生变化，大部分人回撤至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南部，部分人被班图化，很大一部分族体保留下来。

今日库希特人各族分布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以及苏丹共和国的东北部、埃及的东南部、肯尼亚的东北部和坦桑尼亚的中北部。按分布地域分北、中、东、南四大支系，主要包括阿高人、贝扎人、萨霍人、达纳基尔人、奥罗莫人、奥梅托人、索马里人、吉贝人、吉米拉人、坎巴塔人、卡法人、伊拉库人等民族，他们所操语言成为亚非语系（旧称闪含语系）的库希特语族。受阿拉伯文化影响，北支和东支多信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中支受安哈拉人影响，多信基督教，属科普特教派；南支则多保留万物有灵传统信仰。中支和南支各族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文化，梯田灌溉、巨石垒坝、使用厩肥、犁耕、种植高粱、玉米、小谷、烟草、咖啡；北支和东支发展为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饲养骆驼、牛、羊。不少族体在与闪米特人、尼罗特人和班图人的长期接触和交往中，创立了农牧混合经济类型。

在非洲学中，人们将分布在北纬4°以南呈三角形的整个非洲大陆的数百个民族总称为班图尼格罗人（Bantu—Negros），简称班图人（Bantu）。班图尼格罗人在非洲大陆的迁徙和扩散，对非洲种族和民族的分布格局以及历史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5]3000年以前，非洲大陆各种族的分布与今日的态势完全不同，而这种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班图尼格罗人的迁徙和扩散。三千多年前，北纬4°以南的非洲大陆分布着两个种族群体，一是以刚果盆地为中心的赤道雨林地区，生活着俾格米人；一是东非与南部非洲，生活着科伊桑人，二者均为狩猎的原始部落群体。当时，非洲之角已是黑白混血种族——埃塞俄比亚人种的聚居之地，即库希特人的聚居地，而尼日尔河、乍得湖、尼罗河中上游则分布着尼格罗人种的古老支系，即苏丹尼格罗人，撒哈拉沙漠及北非沿海地区则是柏柏尔人和古埃及人的天地。

随着撒哈拉沙漠化的加剧，也随着苏丹尼格罗人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苏丹尼格罗人总体上向外扩散，这就是班图尼格罗人产生和扩散的动因。班图人的历史不足3000年，是尼格罗人种中的一个年轻支系，其起源有多种说法，但一般认为其发祥地在今乍得湖南部目前尼日利亚与喀麦隆的交界地区，即贝努埃河上游与洛贡河之间的中间地带，换言之，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一支尼格罗人支系从这一地区出发，开始南移，他们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逐渐向南向东扩散，排挤或吸收同化了当地土著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分布到刚果河盆地、大湖地区、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流域，班图人的分布区域广大，北界西起比夫拉湾，东达肯尼亚与索马里交界处（称作“班图线”），南界直达好望角。

班图人的迁徙和扩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离开发祥地之后，数百年后到达赤道雨林的北沿，由于赤道雨林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班图人故乡的生态系统，这里是俾格米人的天地，从事农耕的原始班图人无法在此地生存，也无法穿越，只能“绕道”而行，一支沿大西洋沿岸在刚果河下游扩散南移，一支则沿雨林北沿来到大湖地区。班图人在刚果河下游和东非大湖地区停留了数百年之久，积聚力量再走上扩散的历程，为此，根据语言比较研究得知，班图文化的真正发源地当是东非大湖地区和刚果河下游。史料证明，公元初几个世纪，班图人已经扩散到东非广大地区；大约公元10世纪前后，他们已分布到南部非洲广大地区，使科伊桑人分布地区缩小到卡拉哈里盆地，从而完成了尼格罗人主宰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种族分布格局态势。

按体质特征，班图尼格罗人大致可分为刚果和开普两大类，这与他们近2000年的迁徙和扩散历程有关，刚果与西苏丹沿海各族相似，开普型则含有库希特人、科伊桑人和尼罗特人的某些特征。原始班图人是农耕部落，但在南移和扩散过程中吸取了尼罗特人和库希特人的畜牧文化，以及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渔猎和狩猎技术，发展了更具生命力的农牧混合经济文化。在萃萃蝇分布区，以锄耕农业为主，在无萃萃蝇分布区，以畜牧为主，沿海地区贸易发达，不少地区手工艺术水平较高。^[6]班图尼格罗人不仅有自北向南的大迁徙和扩散活动，而且还有自南向北的迁移活动，只是后者发生在19世纪初期，引起了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变化，使班图各族进一步分化、融合与定型，成为非洲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大约公元5世纪前后，班图人已出现在林波波河流域并进入南非德兰士瓦高地，与土著科伊桑人发生混合；至10世纪扩散到纳塔尔德班地区，15世纪末分布于奥兰治中部、纳塔尔南部和开普地区东部。林波波河以南的班图人一般分四大支系：文达人、索托—茨瓦纳人、恩戈尼人和聪加人。班图人自南向北的迁徙活动主要发生在恩戈尼人支系中。恰卡王（1787—1827年）的崛起于祖鲁民族的兴盛以及对周围各族的征服，引发了南非东部地区班图各族为争夺土地和生存权利的一场混战，史称“姆菲坎战争”（Mfecane，按恩戈尼语，意为“全面战争”），大约同时期，荷、英殖民者在开普地区的殖民扩张，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外因。1818—1821年，恰卡王率领的祖鲁军队征战恩戈尼人的恩德旺德韦支系，后者败北，被逐出祖鲁兰，开始向北迁徙，首先来到迪拉果河湾聪加人分布地区，当时英国殖民者的势力已深入该地区，为此，恩德旺德韦人的迁徙扩散受到英国殖民者的阻拦，他们只有继续北上跨过林波波河，来到今布拉瓦约地区，1835年11月，他们跨过赞比亚西北中部，其中一支北上到达维多利亚湖地区，融合在当地的尼亚姆韦齐人之中。^[7]迁到大湖地区的恩德旺德韦人的首领叫兹旺根达巴，他于1845年去世，这一年可视为恩戈尼人北迁活动的结束之时，他的部下定居在马拉维湖东北部的菲帕高原，从而形成今日此地的恩戈尼族；大约同时期，另一支族体分离出来，称马赛可恩戈尼，深入到今坦桑尼亚南部，随后向南折至西雷河流域定居下来，形成今日马拉维境内的恩戈尼族；第三支群体深入巴罗策兰（今赞比亚西南部），一度对当地洛齐人处于支配地位。此外，今日津巴布韦的第二大族——恩德贝莱族也是这次迁徙活动的一个结果。

从历史的结局而言，姆菲坎战争和北恩戈尼人的北迁扩散及其文化影响，造就了许多班图民族，也对今日南部非洲有关国家之间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总体上看，这对班图社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人类学与民族学中，马来人（Malayans）系指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岛国、通用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诸语言、属蒙古人种马来类型的一个较大民族集团的总称。^[8]多数人认为，马来人的祖先最早约在5000年前从亚洲内陆逐渐南迁和扩散，首先来到中南半岛；后来经马来半岛进入苏门答腊岛，再向东扩散到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菲律宾群岛，最东达复活节岛和夏威夷群岛；而马来人的迁徙扩散则经安达曼群岛，达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很显然，马来人的迁徙和扩散活动不仅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岛国产生了二百多个民族，还改变了相关地区的种族和民族结构，是相关国家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来人的迁徙浪潮持续了数千年之久，时间之久和影响范围之大远远大于班图尼格罗人的迁徙和扩散活动。一般认为，马来人的迁徙活动分两个时期，与其相对应，马来人应分为原马来人和新马来人两类。原马来人（含古马来人）迁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纪至前一千年纪，当时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新马来人迁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6世纪，已受到印度、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其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各批马来人在其分布地区留下人数众多的后裔，不同程度地与当地居民发生混合，有利于人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就非洲而言，马尔加什民族和南非开普地区马来有色族体的形成很能说明问题。各种史料证明，史前某个时期，定居在加里曼丹岛南部的一支马来人，史称马扬人，该族善于航海，他们离开故地，漂泊过海，经印度半岛南部、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南部，于公元前几个世纪，来到东非沿海地区，曾与当时扩散到该地区的库希特人共同创造了古阿扎尼亚文明。前面讲到，班图尼格罗人于公元初几个世纪扩散到东非广大地区，在班图人的强大压力下，库希特人退回埃塞俄比亚高原南部，而马来人则离开东非沿海地带向南流入马达加斯加岛，这就是今日马岛主体民族马尔加什人的来源，马尔加什人的存在使非洲有了蒙古人种，也使非洲有了南岛语系的语言，马尔加什文化则是非亚文化交会的一个产物。

1652年，荷兰殖民者在南非开普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从1779年开始，英国殖民者已将势力伸入凯河流域，荷、英殖民者从印尼和马来亚运入大量马来人劳工，可视为马来人在近代向南非的一种被动“迁徙”，马来人移民与当地的科伊桑人和班图人发生混血，在数百年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有色人群体，但基本文化内涵是马来人的，从而成为南非亚裔人中第二大族体，仅次于印巴人群体。

（黄凌翅 葛公尚）

[1] 《世界民族大词典》，第123—124页。

[2] 李毅夫等编著：《世界各国民族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3] 《世界民族大辞典》，第183页。

[4] 《世界民族大辞典》，第331页。

[5] 同上书，第527页。

[6] 李毅夫：《世界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6—92页。

[7] 参见G.P.Murdock，Africa，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1959。

[8] 《世界民族大辞典》，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