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进行了残酷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活动。近代欧洲人的扩张行动给后来的世界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欧人从此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摆脱了在亚欧大陆相对落后被动的局面，成为世界历史进步的先导。在这一过程中，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稀少的广阔地区被欧洲白人所征服，欧洲人的势力渗入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古老欧亚文明的中心地区，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被改变了，世界历史也由分散走向了整体，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
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入侵前，亚洲现行的民族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其土地几乎都有了主人。肥沃宽广的平原地区孕育了人口众多的大民族，而高原山地和丛林孤岛等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则居住着许多具有显著特征的小民族。
古代与中世纪逐鹿亚洲的众多民族有的因融入他族而逐渐被同化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但已面目全非。有的民族已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灌溉农业系统，有的民族仍处于游牧、半游牧，甚至狩猎采集状态。多数民族已被纳入发展程度不等的国家体系之中，但有些民族尚处于部落时代。
在欧洲人扩张之前，亚洲人的历史主要是亚洲各民族相互角逐与融合的历史。
亚洲各民族所属种族类型从地区划分上来看，可作如下描述：
西亚各族总的说都属于欧罗巴人种，即白种。如阿拉伯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和阿塞拜疆人等。只有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属于蒙古人种。因为他们是13世纪侵入这里的蒙古军队的后裔。
南亚民族中绝大多数属欧罗巴人种。如印度的多数民族、巴基斯坦各族、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孟加拉国的孟加拉人、尼泊尔的尼泊尔人等。
达罗毗荼各族，包括印度、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泰卢固人、马拉雅兰人、图卢人等，属欧罗巴人种与赤道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
斯里兰卡的土著维达人、安达曼群岛的安达曼人属于赤道人种（即黑色人种）。
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部以及不丹、锡金的民族和东南亚、东亚的绝大多数民族属蒙古人种（即黄种人）。如中国（除俄罗斯族和塔吉克族外）的各民族、朝鲜人、日本人、蒙古人、缅甸人、泰国人、柬埔寨人、越南人、马来人、菲律宾的大多数民族等。
中亚各民族在人种类型上，除塔吉克人外，各突厥语民族东部属蒙古人种，如哈萨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吉尔吉斯人；中部的民族属过渡类型，如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再往西的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如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等。
欧洲人殖民前夕的亚洲人社会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变化速度缓慢，[1]“改革”或“改良”即使发生，也仅局限在从古时继承下来的基本机制和框架内。
在西方史学家的眼中，当时的东亚经常被称为“儒家世界”。中国人在儒家世界中具有绝对优势，他们在文化、政治和军事领域内均有杰出的作为。据国外学者统计，16世纪初叶，中国人口达1亿多，超过整个欧洲人口。他们从未像欧洲在受到日耳曼人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国家通过实行考试制度，为政府机构选择官员。中国人崇尚孔子的儒家哲学，认为如果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国家就会安宁。
中国人严格地控制和限制对外贸易，这与欧洲人对其周围世界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只习惯要求周边小民族定期派使团向自己的皇帝纳贡表示敬意。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通常仅限于传教人士的活动。
当欧洲人在亚洲海上贸易中厮杀时，中国的统治集团正在着手限制海外事业的发展。17世纪初年，定居在菲律宾群岛上的数万中国人与西班牙殖民者发生冲突，遭到一次大屠杀。中国的官员对西班牙人的举动持放纵态度，同时谴责自己的侨民是背弃祖宗的逆子，不配皇帝施恩。
当时的日本人为世人了解不多。16世纪初，日本大约有数百个封建割据力量，他们都跃跃欲试想在日本人中称霸。16世纪末织田信长统一了近半个日本。历史上日本人是受益于外来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但是，17世纪初叶，日本政府却制定了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成不变的政策，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时期。
日本天皇的有效统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限于京都的四郊，实权不断由一个家族转入另一个家族之手，但都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名义发号施令。到16世纪末叶，文人统治转为武家统治的局势已定，但统治方式却变化无常。
日本人在17世纪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固若金汤。即使到19世纪中叶被推翻后，它在日本人中养成的习俗已变为几乎不可改变的东西。
日本人在封建时期，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是前进的。与许多亚洲国家不同，日本的封建阶级也参与经营资本主义企业。投资经商除了职业商人外，还有宗教团体、武士、大贵族，有时幕府将军也参与这类活动。[2]日本后来之所以能加入殖民帝国行列，与其封建经济的发展特点不无关系。
欧洲人扩张前夕的中东人和西亚人的势力比较令人瞩目。他们向外扩展的力量已达中欧、中亚、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内地。西方人称之为“穆斯林世界”。16世纪前后的中东人和西亚人，以其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而闻名于世。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应用火药的，但在利用火药制造枪炮、用军事的力量推动民族政体的发展方面，欧洲人是佼佼者。中东和西亚的穆斯林从西方人手中引进了火炮，握着这些武器扫除了那些阻碍他们称雄一方的障碍。
当然，中东人和西亚人的帝国从外部气势上看，似乎可以与当时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但是，帝国内问题重重。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政府十分腐败。朝臣、官吏互相勾结压榨生产者。商人们不敢公开投资，纷纷隐匿自己的资产，以免被官府勒索。百姓们稍有显富的，便会成为被肆意搜刮的对象。
当时，中东人和西亚人的民族优越感很强，认为自己无往而不胜，不必向外部世界的人们学习什么。他们的学校教育只以穆斯林宗教研究为中心，以繁冗的理论分析为主要方法，极其缺乏有关实验性、可检验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传授。
穆斯林的帝国都是陆上帝国，统治者大都对海外贸易不感兴趣。虽然帝国内包含了诸多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但是并没有引起统治者们的关注。16世纪后半期，当西欧人夺取其海洋上的战略要地时，他们竟采取观望的态度，任事态发展。[3]总的说来，欧洲人扩张前的亚洲人很少参与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他们或承袭着、或实践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现存的传统或原则。其封建制度仍在继续，商业革命、海外扩张、宗教改革等当时欧洲人经历的一场场社会变革运动，似乎离他们都很遥远。
西方人扩张前夕，亚洲文化最贫乏、社会最落后的地区并不是那些战乱频仍的地区，而是与世隔绝的地区。
在欧洲人势力伸向非洲大陆之前的中古时代，非洲各族都有其光辉灿烂的过去，尼罗河、尼日尔河、扎伊尔河、赞比西河流域和大湖地区，都曾是人类文明中各具特色的地区。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东的兴起，公元7世纪起阿拉伯人大批进入北非。在阿拉伯人迁入之前，尼罗河中下游是古埃及人的天地，埃及人以西是柏柏尔人的地区。7—10世纪，阿拉伯人已扩散到北非各个地区，出现了柏柏尔人被阿拉伯化及柏柏尔人南移的过程。1049年之后，数百万贝都因部落赫拉尔人和苏勒姆人涌入非洲，大大加速了北非地区各族的阿拉伯化过程，其中不少阿拉伯人沿尼罗河南下，14世纪占领努比亚人地区，一支西进到乍得瓦代地区，这就是后来苏丹阿拉伯人和阿拉伯绍阿人的来历。
阿拉伯人的迁入，大大改变了撒哈拉地区及北非的民族成分，并部分影响到了东非沿海地区的民族构成，但对黑非洲民族布局影响不大。
在欧洲人殖民前夕，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共同体成长进程相对落后、缓慢。沙漠把这里的非洲人与农耕文明远远隔离开来。由于地处热带、赤道，其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内陆交通不便，地区性差异微小。
非洲传统语言的非文字特性，严重阻碍了非洲大陆族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人们采取以自身为交流工具或载体的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
几乎每个非洲族体都有自己的语言。[4]语言的分割强化了“文化割据”，使得非洲大陆难以形成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主导文化，并通过这种主导文化将分散的、弱小的族体整合为统一、强大的民族集团。
同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其形成民族的过程也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混乱。
非洲大陆民族共同体发展迟缓，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因素。自给自足的生存性的自然经济无法通过经济联系将分散的、弱小的族体统一起来，同时，制约着不同族体间的族际交往，使它们彼此处于隔离状态，进而强化了各个族体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伊斯兰教对诸多非洲族体产生了重要影响。阿拉伯人继7世纪侵占北非后，从13世纪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现，他们统治了桑给巴尔沿海地区，并将殖民势力伸展到赞比西河口。于是，阿拉伯人通过他们在非洲北海岸和东海岸的根据地，向整个非洲传播自己的穆斯林文化。
非洲族体的一些统治者首先皈依了伊斯兰教，然后将之传播到民间。人们的服装、家居甚至节日和姓名等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5]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活动流行起来。穆斯林学校的毕业生可以不受亲属关系联盟的支配，衷心效忠当局，从而增加了政权的凝聚力。
在西苏丹和几内亚湾，中世纪就形成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和早期封建国家。较著名的有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00年）。在那里，伊斯兰教影响较为深重，农业和冶金业相对进步，政治结构复杂。
大约到15世纪在欧洲人入侵非洲大陆前，班图人自北向南的迁徙活动早已结束，其族体目前分布的态势已大体形成。班图人持续一千多年的南迁和扩散直接影响和改变了赤道人种在非洲的另外两支——尼格利罗人和科伊桑人的分布与命运，为今天赤道以南非洲各种族的分布奠定了基础。
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并不是在美洲土生土长的，而是从亚洲西伯利亚东北部渡过白令海峡而来的移民的后代。
人种学研究表明印第安人属蒙古人种。他们的头发乌黑、笔直，脸部和躯体汗毛较少，颊骨高凸。
古代人类向美洲的迁徙是一批批推进的。最大的一次迁徙浪潮大约发生在1.2万年前左右。此时，连接亚洲东北端和美洲西北端的白令海峡，水面还不像现在这样宽，冰川北退又为移民进入美洲铺就了通道。冬季，一群群游猎团体追逐着野生动物，可以从冰上越过海峡，进入阿拉斯加。夏季，凭借独木舟或游泳，人们可以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向西前进。最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是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时间大约是在9000年前。
推动人们渡海到阿拉斯加，然后奋力迁移美洲的根本动力是寻找新的狩猎场地。来自他们后方部落的挤压和冲击，也是促使他们穿越一个个冰川峡谷的重要因素。
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是多样的。印第安人向南北美洲的迁徙过程不是某一股人群一鼓作气完成的，而是一批一群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的迁徙活动。他们到达美洲后，四处游徙、渔猎，不断分散，然后逐步发展起来。印第安人方言的变化很突出，印第安语因此发展为独特的语言，彼此密切联系的语言在美洲广袤而彼此不相联结的土地上都可以听到。
印第安人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氏族和部落，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大部分过着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渔猎采集生活。同时，也产生了著名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奇布查文明和印加文明。
从社会形态上说，这四个印第安古代文明都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专家们经过研究考证认为，它们都处于早期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东方古代文明不同的是，印第安古代文明的阶级关系并不十分突出，部落结构却十分显著。
经过一系列的冲突和征服，上面提到过的四个印第安文明都建立了早期国家形式，即城邦。部落的界线比阶级界线更重要，部落民族冲突是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洲印第安人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前，都处在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没有出现真正的阶级差别。最原始的人群是火地岛、亚马逊森林和北极地区的人，他们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没有出现部落组织和部落联盟。[6]欧洲人殖民前夕，印第安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远不及同时代欧洲人和亚洲先进民族的发展实力。
印第安人在艺术、科学和宗教领域中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内是严重落后的。他们驯化了不少动物，但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效益却很小；耕作技术的发展程度尚不能满足自己最低的生活需要；工具是用石块、木头或兽骨制作的，冶炼金属矿石是为了打制装饰品；能够建造的运输、交通工具只限于独木舟和近海木筏，除了一些山区印第安人使用美洲驼和羊驼驮运重量有限的物品外，绝大多数陆上的运输都是靠人背肩扛完成的。[7]在欧洲殖民者的枪炮面前，印第安人的长矛和弓箭显得十分无力。他们虽然也曾拿起武器反抗白人侵略，但这场力量悬殊的不平等战争，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最终被驱逐和屠杀的命运。[8]1492年10月12日，效力于西班牙王室的意大利籍航海家哥伦布试图从海上寻找通往亚洲的航道，意外地在巴哈马群岛中的瓜纳瓦哈尼岛登陆，从而使印第安人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印第安人的民族独立发展过程被彻底打断。
欧洲人殖民美洲后，美洲出现了新兴民族，多以欧洲移民为主、结合其他一些种族成分而形成了现代民族。
在欧洲人殖民前夕，大洋洲民族生活的地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孤立的一片空间，其与世隔绝的程度超过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
18世纪时，大洋洲的许多土著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
古人类学资料证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来自亚洲大陆。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凯洛尔头骨与在爪哇岛发现的化石人非常相似，都属于原始澳大利亚人种类型。从现代居民的体质特征看，也可发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与南亚和东南亚某些民族群体的一定联系，比如深褐色皮肤、波纹状黑发、胡须浓密、前额倾斜、唇厚鼻宽，等等。
据考证，最早迁到澳大利亚的原始人大概经由两条道路。一条经过帝汶岛群，另一条经过新几内亚。在一万多年前，由于冰期结束，海水上涨，原有的陆桥被淹没，后来就很少再有原始人迁入澳大利亚了。
人类在大洋洲海岛地区的拓居过程，要比在澳大利亚晚得多。这个地区水多陆少，岛屿分散，彼此相距甚远，一万多个大小岛屿散布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这对于没有掌握造船术和航海术的原始人来说，是块无法涉足的天地。
可以说，所有大洋洲土著居民的祖先，都是从东南亚迁去的。由于迁居的时间不同，各批移民的种族成分有所不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他们去大洋洲能够到达的地区和深入海洋的程度同样也有所不同。
澳大利亚人的政治组织与生产技术是同步的。土著居民过着采集阶段的生活，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居住在一起，并在一定区域内迁徙。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在澳大利亚人中是不存在的。
澳大利亚土著的传统宗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宗教形态，充满了各种虚幻的宗教观念，具有极为独特的礼节和仪式、神话和巫术。这种宗教的主要形式是“图腾崇拜”，相信某种超自然的亲属关系，认为在一定人群和一定种类的动植物（或其他物体）之间存在着这种联系。
欧洲人扩张前夕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具有自己严格的礼俗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归来的妇女，都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和所有亲属来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一些部落还规定，若听见男子打喷嚏，必须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部位随他们与打喷嚏者的关系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美拉尼西亚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相对发达的万物有灵信仰，相信众多死人的灵魂和自然精灵，以及一种无形的超自然力量“马那”。[9]有人认为，一个人若在某方面优越于周围的人，就具有一种特殊的马那；如果一个人在搏斗中取胜，是因为他从某个精灵或某个死去的勇士那里得到马那，是马那通过护身符或石头给了他强大的力量；如果某个人的牲畜长得好，是因为他拥有可以帮助牲畜生长的马那。
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信仰中，图腾崇拜已成为过去，“马那”有了新的发展，并与“塔布”概念相结合而成为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因素。其宗教信仰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动机表现得十分显著。认为“马那”是一种可以给人带来成功和幸福的特殊力量，特别喜欢追随贵族和首领，人群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只有微不足道的马那。“塔布”是马那的反面，只有首领和贵族才能确立“塔布”的力量，可以将“塔布”置于任何物体之上，禁止一般人接触。[10]在欧洲人扩张前夕，大洋洲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是无法与白人抗衡的。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木制的长矛和飞镖，所用的器皿是数量有限的手编织物和木制碗。他们具有较高超的采集和狩猎技能，但生产能力低下，常常用举行宗教仪式的办法来求得充足食物的供给。
同美洲土著部落一样，大洋洲土著民族的命运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也变得十分悲惨和痛苦。
近代初期，世界历史酝酿着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西欧扮演了最积极的角色。新兴的西方在技术上、在武器和船舶上占上风，在社会制度上占优势，他们从而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扩张力量。在欧亚大陆上，西欧人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同时，部分西欧人以哥伦布为先导，向西勇敢地越过广袤汹涌的大西洋，寻找到了“新大陆”，并环航全球。
西欧人在近代开始的海外殖民活动，不仅帮助他们自身迅速摆脱了在亚欧大陆相对落后被动的局面，成为世界历史进步的先驱，而且对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土著民族的民族过程与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西欧人的海外殖民活动，也是造成当今其前殖民地地区和国家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的根源。
西欧人向外扩张的动力产生于西欧内部的一系列需求。从15世纪下半叶，西欧人口大幅度增长，土地的有限与人口增长对土地需求量日益增大的矛盾不断加剧。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欧洲自身有限的贵金属供给能力，加上与东方贸易中大量金银外流，导致西欧人面临货币枯竭状态，寻找新的贵金属供给源以保证交换经济的继续发展，已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西欧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进步，使其与外界进行物品交换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他们需要扩大香料的供给，粮食、染料等食物和工业原料的供给等。同时，王权的扩张和国家机器的发展，维持宫廷和官僚机构的开销在不断增加，政府亟需用快捷的方式来扩大收入，减轻财政压力。西欧贵族由于王权的加强，过去的生财之道被斩断，因而也需要新的致富途径。[11]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推动西欧人扩张殖民的重要力量。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海外扩张的急先锋。这两个民族国家兴起较晚，当时地中海贸易已经被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占据，他们被迫只得另辟新径。
在近代西欧人海外殖民扩张中，葡萄牙人是航海的先驱者。到15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已经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并且在那里定居。他们还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到达几内亚。1497—1498年，葡萄牙成功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南端，并抵达印度。
意大利人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的资助，开始了向西航行的探险，于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代表西班牙国王的发现者们紧随其后，结果是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包括现在美国的西南部、佛罗里达、墨西哥、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除了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洲。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扩张手段是野蛮和卑鄙的。[12]葡萄牙人在非洲沿岸，通常用玻璃、别针、镜子、毛巾等廉价物品来换取土著原始居民的黄金、象牙、香料和奴隶。在印度还有更严酷的事件发生。他们在用武力血洗土著人的城池后，还将其财物抢劫一空。他们还采取威胁、背信弃义等手段垄断海上贸易并获取巨利。
西班牙人在美洲除了通过不等价交换骗取土著印第安人的财物之外，还把直接掠夺印第安人作为生财之道。他们把印第安人世代积累起来的财富抢劫一空以后，还抢占他们的土地，强迫印第安人从事劳动。16世纪初，西班牙人开始在美洲实行“监护制”，殖民者被授予对当地一定量的土地和土著居民的“监护权”，后来在秘鲁和墨西哥这种制度发展为最残酷的形式。
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掠夺和垄断贸易，从殖民地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之前，葡萄牙人从非洲运回了27.6万公斤黄金。从16世纪初期到17世纪中期，西班牙从其美洲殖民地运回了200吨黄金，1.8万吨白银。
17世纪，荷兰人的势力显著增长。他们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也开始插手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并从注重商业的政府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把葡萄牙人逐出东印度群岛、马六甲和锡兰，培养和发展了与亚洲民族之间的贸易，使亚洲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绕好望角到欧洲的贸易量。他们还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通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
18世纪时，荷兰人通过将咖啡树引进东印度群岛，发展起一种新的经济资源。1723年，他们销售了1200万磅咖啡。随着咖啡变为欧洲人的主要饮料，荷兰人也成为这种饮料的主要供应者。
此外，荷兰人还垄断了北极海域的捕鲸业，并通过控制波罗的海贸易，成为西欧最重要的海军补给品的主要供应者，其经营的产品包括木材、制绳用的大麻、沥青等。
在美洲，荷兰人控制了从巴伊亚一直到亚马逊河的巴西海岸。他们在加勒比海沿岸建立了一些殖民地。荷兰人还把甘蔗引进到西印度群岛，使西印度群岛从这种植物中迅速获益。
但是，荷兰人最有价值的殖民地是马六甲、香料群岛以及17世纪初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过来的印度与非洲港口。
荷兰人的海外殖民和扩张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达到顶峰。据说当时荷兰人商船的规模是英国人的2倍，法兰西人的9倍，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此后，荷兰人渐渐让位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实际上他们本身的力量并没有衰退，但英国人和法国人成长的速度实在太迅速了。
法国人在亨利四世结束国内动乱之后，在17世纪初也着手殖民。
17世纪初，法国人在北美洲的阿卡迪亚、魁北克及蒙特利尔建立了殖民据点。他们以圣劳伦斯河流域为开拓殖民地的根据地，利用内陆水系向西推进到苏必利尔湖，向南推至俄亥俄河。进而控制了北美洲的制高点。
在西印度群岛的法属殖民地为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这些殖民地对于法国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进行通商、贸易十分重要。同时，法国国内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糖、烟草和靛蓝等，也从殖民地出产的热带产品中得到补充。
18世纪初，法国人到达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戈雷岛和塞内加尔河口。在这些殖民据点中，他们从事着黄金、象牙、蜂蜡和奴隶交易的贸易。在西印度群岛由于制糖业发展而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时，大批黑人作为奴隶被贩运过来做苦力。
在印度，法国人曾于17世纪初组织了贸易公司，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7世纪末，他们在加尔各答附近建立了两个较为稳固的殖民点，这两个殖民点存在了约30年。
英国人在学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远航探险方面的行动并不迟缓。15世纪末，约翰·卡伯特和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的航行，为英国在北美洲的领土要求提供了根据。1607年，英国人在美洲的第一块殖民地弗吉尼亚建立起来。
在美洲，英国人最初在大西洋沿岸一带活动，以后渐渐向俄亥俄流域、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推进。1620年，他们在马萨诸塞定居。不久，他们从荷兰人手中夺取阿姆斯特丹，改名为纽约。
在非洲，英国人从17世纪初起，以黄金海岸为主要基地，修筑起堡垒和店铺，开始从事经济性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奴隶贸易。
在亚洲，英国人到18世纪末，已在印度建立了加尔各答、马德拉斯、苏拉特和孟买四大据点，地域横跨东西海岸。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还在中国地域开展了活动。比如18世纪初，他们在广州和厦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并获得收益。19世纪中期，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贸易使英国人获得暴利。他们还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贸易特权和殖民特权。按照其中《南京条约》的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9世纪初，英国人在澳大利亚登陆，在数十年间，大部分塔斯马尼亚人被剿杀，据说最后一名塔斯马尼亚人死于1876年。
近代西欧人的海外扩张使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土著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对那里的民族过程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方面在美洲和非洲表现得尤为显著。
发现美洲的消息在欧洲传开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等蜂拥而至，从而打断了印第安人的民族独立发展过程，致使印第安人陷于三种局面中：其一，部分印第安人遭到灭绝，如西印度群岛、乌拉圭以及一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其二，部分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发生混血同化，这在拉美大陆的国家里表现得比较突出；其三，部分印第安人避居偏远山区，或者因殖民势力未到而继续留在当地，仍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如亚马逊森林中的印第安人、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以及四大古代印第安文明区的印第安人等。
自美国独立战争和拉美独立战争以来，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虽然在改善，但他们的民族发展依然处于不断被破坏的过程之中。欧洲居民及其混血后裔逐渐成了各个国家的统治居民，印第安人在大部分国家里居于少数地位。美洲各国独立后的政治疆界，使一些文化上比较接近的印第安人跨界而居，从而失去了聚合成一个民族的可能性，比如，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克丘亚人就是如此。[13]欧洲人殖民美洲的结果，使土著印第安人成为处于所在国家边缘的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乡村，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过着孤立的生活。虽然学者们从语言或文化上对他们进行了分类，确立了他们的属系，但印第安人本身对自己氏族—部落的属系则没有什么共识。除了自己的公社和村庄外，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很少。
近代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扩张，也使美洲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美洲出现了新兴民族。[14]美洲新兴民族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欧洲人殖民美洲，从欧洲人变为美洲人的过程。
与亚洲、非洲等地的殖民过程不同，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导致了欧洲人的后裔上升为统治居民，原来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沦为被统治阶级。
亚洲和非洲在殖民时代结束后，主要以原住民为主建立了国家，而美洲则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是土著印第安人建立起来的。
西方人的殖民统治造成非洲民族过程正常进程的中断并变得复杂化。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入侵和征服，导致了非洲一些原住民的酋长国、王国和帝国的解体，并使这部分土著族体“重新部族化”；另一方面，殖民分割和统治以制度的形式，打破了非洲大陆原有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殖民地的政治边界穿过并割裂了原住民长期形成的族体成员及其疆界的分布，造成独立后非洲国家民族结构和秩序的杂乱无章。
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扩张成功后，种族主义于是成为欧洲白人对土著黑人进行合法统治的理论根据。在非洲各地，欧洲人成为凌驾于非洲原住民一切社会结构和关系之上的统治者，白人与黑人的肤色差别转变为主人与奴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识。
欧洲人的殖民统治还激化了非洲部族间的矛盾，人为地恶化了非洲族际关系。欧洲殖民者常用“以非洲人治非洲人”的“战略”进行侵略扩张。他们在入侵和占领非洲时所发动的绝大多数战争，都是依靠从非洲本土招募或雇佣黑人士兵来完成的，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莫不如此。同时，每个欧洲国家的殖民者几乎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来强化自己的殖民统治，一方面极力使各部族生活在自己的社会组织中，一方面给某个部族以特别优待，使其敌视或排斥别的部族，得到“优待”的部族被其他的部族视为殖民者的犬牙。
今天非洲社会部族林立，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说，这些矛盾和冲突形成的根源在于西方列强对非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
沙皇俄国是长期掠夺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大国，在西方人向海外扩张的同时，他们也正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从1547年伊万四世自称沙皇起开始对外扩张，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在整整370年间，俄国领土扩大了7倍多，建立了地跨欧亚大陆的殖民帝国，对被征服民族实行了一系列掠夺、压迫性的殖民措施。
认识并了解沙皇俄国在近代的殖民活动，对我们理解东欧一些民族的形成、前苏联的民族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分分合合，可能都会有所帮助。
从16世纪后半期起，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他们从16世纪80年代初期出征，到17世纪早期，用了大约50年的时间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跨越的距离比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沿岸间的距离多一半。
沙俄在西伯利亚建立的第一个要塞是托博尔斯克，位置靠近锡比尔，位于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汇流处。[15]1610年，大批俄国人到达了叶尼塞河流域，建立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要塞。
1632年，他们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建立了雅库茨克要塞，并与当地土著居民雅库特人进行了贸易，从中获取了厚利。在这期间，他们剿杀许多土著布里亚特人，因此保障了自己商道的通畅，将殖民势力推进到贝加尔湖，在那里建立了伊尔库茨克要塞。
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一支支俄国“探险队”以雅库茨克为据点向四处扩张。他们先是抵达太平洋沿岸，建立了鄂霍茨克要塞。接着，沿北冰洋东航，到达亚洲的顶端，在距莫斯科约7000英里的地方建立了阿纳德尔要塞。
毛皮生意在俄国人对西伯利亚殖民统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拥有购买土著民族最上等毛皮的特权，在毛皮对外贸易中享有垄断权。政府从皮毛贸易中支付完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开支后，获得了大量盈余，国家的版图也随着西伯利亚的被征服而获得了巨大的扩充。
沙俄在西伯利亚的殖民扩张，给当地的土著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自政府制定了将收集毛皮数量的多少作为品评官员政绩优劣的原则后，殖民官员对土著民族进行了无情的剥削与压榨。
沙皇对西伯利亚土著在宗教上的举措，促使伊斯兰教在那里的民间广泛传播开来。为“节省政府开支”，沙皇政府停止了东正教传教士在西伯利亚的活动，并制定了东正教徒可以免交贡物的原则作为“补救”措施。这实际上给其他宗教在西伯利亚土著民族中争取信徒提供了契机。结果是，伊斯兰教在森林地区南部边缘的诸鞑靼民族中间广泛传播，佛教的喇嘛教被蒙古的布里亚特人广为接受。
沙皇俄国在近代进行的殖民扩张活动有一定的必然性。俄国社会当时所能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没有满足统治者的欲望，俄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缺乏能够防御外敌所需的天然障碍。同时俄国内陆交通不够便利，向外也没有出海口。这种地域版图特点，客观上要求俄罗斯民族，要生存发展，应该同相邻的民族结成联合的民族共同体。从当时俄罗斯人自身的发展条件看，他们在国家形成时已被周围其他民族包围，而且力量已超过了周边的族体。沙俄因此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是有必然因素存在其中的。
对高加索民族的征服，是沙俄近代扩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格鲁吉亚人曾是南高加索最强大的民族，信奉东正教。14世纪蒙古人和帖木儿人先后入侵这一地区。15—17世纪分裂成许多小国家。16—18世纪，伊朗人占据了东格鲁吉亚，土耳其占据西格鲁吉亚。1801年，俄国人经过争夺，兼并了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人是高加索地区主要民族集团之一，信奉基督教。公元前5世纪，亚美尼亚部族基本形成。公元前2世纪建立了曾一度强盛的亚美尼亚国。公元1世纪，被罗马帝国占领。4世纪时被东罗马和伊朗瓜分。7—15世纪，受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塞尔柱人、蒙古人和帖木儿人侵略。16—18世纪，被伊朗和土耳其瓜分。1805—1828年，东亚美尼亚人成为沙俄的臣民。
阿塞拜疆人自称“阿塞里拉尔人”或“阿塞人”，曾被称为“高加索鞑靼人”、“阿塞拜疆突厥人”，信奉伊斯兰教。9—16世纪他们建立了封建国家，18世纪其国家分裂为附属于伊朗的十多个封建国家。1813年和1828年阿塞拜疆北部居民被沙俄征服。[16]
1824—1854年，俄罗斯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进入中亚，希望用锡尔河充当永久的天然边界。19世纪中后期，沙皇俄国发动了一系列对中亚民族的征服活动。主要征服的对象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17]哈萨克人自称“卡扎赫人”或“卡扎克人”，旧称“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吉尔吉斯—凯萨克人”，信仰伊斯兰教。15世纪后半期成立哈萨克汗国，完成了哈萨克民族的形成过程。16世纪末，哈萨克人按驻地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每一“玉兹”均包含若干个部落，其中以中“玉兹”为最强。1731年，小玉兹被沙俄兼并。1740年，沙俄又吞并了中玉兹和大玉兹。
乌兹别克人信仰伊斯兰教，11—12世纪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13世纪，蒙古的鞑靼人征服了乌兹别克人。19世纪60年代，部分领土被沙皇侵占。
塔吉克人是中亚地区的古老民族，信仰伊斯兰教。13世纪以前，他们广泛分布在兴都库什山南北的大片绿洲上。9—10世纪，塔吉克部族基本形成。13世纪时被蒙古鞑靼人征服。1868年，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北部被并入俄罗斯。
吉尔吉斯人是中亚地区的民族之一，自称“克尔格兹人”，信仰伊斯兰教。吉尔吉斯部族的形成，基本上完成于18世纪后半期。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被沙俄兼并。
土库曼人过去有人译为“土尔克明尼亚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最早的祖先是住在土库曼地区，说古伊朗语的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7—8世纪，乌古斯突厥人的大批西迁，对土库曼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土库曼部族的形成完成于14—15世纪。在以后的几百年中，土库曼人同化了土库曼绿洲和草原上的许多突厥部落和伊朗部落。16—17世纪，加入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19世纪80年代被沙皇俄国兼并。
俄国人对中国领土的觊觎由来已久。
沙俄在对西伯利亚最初的殖民征服取得成功后，便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流域。他们攻占了阿尔巴津城，修筑了一系列要塞，以哥萨克的野蛮方式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屠戮。1658年，中国政府派军队北上镇压了俄罗斯人在自己边疆地区犯下的暴行，并将俄罗斯殖民者逐出阿穆尔河流域，夺回了阿尔巴津城。俄罗斯人在中国军队撤离后又回到阿穆尔河流域，中国政府于是再次出兵。
中俄两国政府经过谈判，于1689年8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俄罗斯人获得了商业特权，中俄两国边界确立在沿阿穆尔河以外的外兴安岭一线上，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越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贸易。[18]16—18世纪的俄罗斯人，在亚洲已经征服了西伯利亚的民族，向东扩张到太平洋。在亚洲东南部，中国人的力量还相当强大，俄罗斯当时尚无力与之抗衡，他们因此不得不把他们的殖民扩张活动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
19世纪，俄罗斯人再度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领土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实力已远不如从前，而俄罗斯人扩张的羽翼却一天天丰满起来。他们利用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战的机会，于1858年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条约规定，俄国获得阿穆尔河的至乌苏里江为止的左岸，中俄两国对阿穆尔河的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行使共同的主权。[19]1860年，他们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建立了一个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王后”之意）。同年，又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获得了阿穆尔河的从乌苏里江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沿海地区。[20]19世纪末，沙俄与清政府签订密约。规定在遇日本人侵略时双方互相援助，中国将建造穿越满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实为俄国政府所有和控制的“中俄银行”。到1904年时中东铁路已建成1596英里。
近代沙皇俄国的东征西讨，对俄国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等产生深远影响。
俄国从此成为一个由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构成的帝国主义多民族国家。大俄罗斯人占人口的43%，在以后的历史上始终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非俄罗斯人占57%，一直处于从属境地。
俄国各民族分属印欧、阿尔泰、乌拉尔、卡尔维里、北高加索等不同语系；分别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喇嘛教等各种宗教，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是复杂的。
由于幅员辽阔、历史发展不同、地理条件各异，俄国各民族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有的民族仍保持游牧、半游牧的氏族生活，有的民族停留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有的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
沙皇殖民当局对各殖民地民族进行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摧残，造成了境内各民族的巨大离心力。武力兼并过程中征服者的杀戮，以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异族的歧视和迫害所埋种下的仇恨，是难以消除的。被征服者中有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要比俄罗斯人悠久、进步，已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和抵抗俄罗斯化的能力都非常强烈。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沙皇对殖民地民族集团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还起到了加强俄国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沙皇民族政策的核心在于消灭非俄罗斯国家的生存条件，强制实行俄罗斯化。这种政策阻碍着经济的进步，但无法阻止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加强了各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近代欧洲人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奴隶贸易被他们当做一项“最有价值”的“商业活动”。
欧洲殖民者经营奴隶贸易是三角形贸易。第一段航程是将满载盐、布匹、火器、朗姆酒等货物的船只从本国出发驶抵非洲，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非洲黑人奴隶，并将黑奴们由非洲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第二段航程是用船将这些奴隶运过大西洋到达“新大陆”，随即奴隶们或被批发或被零售。第三段航程是驾驶装满美洲种植园产品（如糖、烟草、稻米等）的船只返回本国。从15世纪开始，欧洲人从事非洲黑人买卖持续长达约400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非洲黑人们承受了各种各样的非人待遇。
欧洲人为寻找青壮年黑人，对非洲人的村庄进行了洗劫，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家庭被拆散，数不清的儿童沦为孤儿。黑人俘虏像牛马一样赤裸着被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实际上许多黑人在从内陆被驱赶到沿海上船之前，已不堪虐待而丧命。据估计，黑非洲向美洲种植园共提供1000万名奴隶，但非洲实际上损失的人口达3500万至4000万。
近代欧洲人在殖民扩张中所从事的奴隶贸易活动，对非洲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非洲大量人口的丧失，意味着劳动力的严重损失，在当时非洲既存的生产方式下，非洲社会中本来很少的起码的安全保障变得更少了。很难说非洲究竟有多少地方受到这种劫掠的影响，人道主义者曾认为，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都已荒芜。
奴隶贸易也打乱了非洲大陆民族过程的独立发展进程。随着连绵不断的掠奴战争和奴隶贸易的进行，一方面非洲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丧失，另一方面，欧洲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黑非洲，非洲大陆的生产力发展因此受到极大的破坏，农牧业和手工业被严重摧残。非洲民族共同体的独立发展进程，也被奴隶贸易所引起的部落之间无休止的长期混战打乱，使之在许多方面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奴隶贸易一方面加速了像贝宁和刚果等古老王国帝国和酋长国的瓦解，并使得生活在这些地域中的族体“重新部族化”，另一方面又导致新的国家组织的形成中断过程。[21]奴隶贸易对非洲大陆的族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自部族在非洲大陆生成后，便开始有部族矛盾和冲突，到奴隶贸易时期，部族矛盾和冲突达到高潮并演化为自相残杀的战争。
奴隶贸易使非洲大陆原本存在的局部的、偶发的部族矛盾，上升为普遍的、经常性的现象。欧洲人所从事的奴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洲黑人进行的。他们常常诱导部族间发生流血冲突，让胜者劫掠异族同胞作为奴隶出售。在不危害他人就无法保全自己的变态心理驱动下，部族间出现了无休止的战争。非洲的许多部落因而处于分立和仇视状态，彼此侵犯、伤害，互相攻击、互不信任，黑非洲的族际关系于是恶化了。
近代时期非洲大陆严重落后，非洲大陆民族共同体发育进程迟缓，非洲各民族成为听任帝国主义宰割的羔羊，祸根便是欧洲人经营了4个世纪之久的奴隶贸易。
非洲黑人奴隶被欧洲奴隶贩子贩运到新大陆后，对美洲近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英属北美13州后来发展成为美国的地域内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欧洲人殖民前，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西方列强在经营拉美殖民帝国时，土著居民提供了几乎所有的劳动力，欧洲人无需从事劳动，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
在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地区，印第安人比较稀少，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在初期的拓居生活中，几乎是“事必躬亲”，所有需要付出的劳动差不多都得他们亲自流汗，比如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等。随着北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英属13个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的日益繁荣，西印度群岛热带种植业的长足进步，劳动力的缺乏已成为英国殖民者不得不迅速解决的问题。
奴隶贸易的开展，黑奴人数的迅速增长，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后来的美国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抹杀不掉的。[22]美国黑人的历史在美国族裔史中是极为独特的，他们是唯一一个非自愿进入美国社会的民族。他们在南部奴隶制下生活了两个世纪之久，在1865年获得自由后，又被种植园租佃制束缚在土地上达数十年。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不能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处于贫困、愚昧、落后的状态。
在1860年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黑人处于奴隶地位，没有人身自由，更无政治权利可言。内战用暴力解决了南方奴隶制度，解放了黑人奴隶。重建时期颁布的第十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用法律手段彻底解决了奴隶制度，拆除了禁锢黑人的樊篱。从法律角度看，所有的黑人被授予了与白人同等的政治地位。然而，内战并未摧毁南部的种族主义制度，肤色的界线仍未在人们中间消除。重建后，南部民主党重新掌权，黑人的解放化为乌有，重又被“合法”地套上枷锁，完全丧失了法律赋予他们的选举权及其他一切平等的公民权。
美国北部尽管也存在着种族歧视与隔离，但北部与南部的种族主义表现方式却是不同的。南部的种族歧视与隔离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以法律条文固定下来的歧视与隔离，而北部黑人所面临的却不是法定的歧视与隔离，他们处处遇到的是非制度化的歧视与隔离，是白人从心理上对黑人的憎恶与排斥。
南北战争后，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后裔在美国定居下来。他们除了继续为南方经济服务外，还解决了北方工业对劳动力的亟需问题。许多黑人由农村中的底层转变为工业中的底层，为美国的经济繁荣与快速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随着黑人从南部不同的种植园、农场来到北部各地工业城市，他们也将自己本民族文化带到美国各地，不同来源的黑人汇集在城市聚居区中，对本民族文化加以继承和发展，从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美利坚文化。
黑人著名学者杜波依斯说过：“黑人要彻底解放，必须发展黑人社会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实力。”也就是说，只有当黑人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变，才能确保其政治地位的提高。然而，如果美国的白人不消除自身的种族主义，任由歧视行为与偏见模式泛滥下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黑人又如何会得到平等机会呢?
迄今为止，拉丁美洲的黑奴后裔从未取得过决定性的政治地位。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在接受欧洲白人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才开始组织起来，有效地坚持自己的权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范围的觉醒和反抗运动中去。
黑奴后裔在拉美新兴民族形成过程中地位颇为重要。这些新兴民族包括：巴哈马人、海地人、牙买加人、安提瓜和巴布达人、多米尼加联邦人、圣卢西亚人、圣文森特人和格林纳丁斯人、巴巴多斯人、格林纳达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人、圭亚那人。[23]以黑人和白人的混血为主体的民族有伯利兹人、巴拿马人、多米尼加人和苏里南人。
据估计，有1000万非洲黑奴，在欧洲人组织的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到达美洲。他们的后代在中美洲占30%，在南美洲占21%。
拉丁美洲的黑奴后裔基本被欧化。除葡萄牙人占据的巴西外，他们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的，绝大多数人讲西班牙语，信奉罗马天主教。[24]他们受印第安人的影响也很大，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这些地区中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黑人在烹饪、服装和宗教习俗等方面，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印第安人的文化。
他们用土砖造房子，将两块毛毯缝合中间开领口做成斗篷。他们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常常是基督教义与印第安人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他们日常所吃的玉米粽子、玉米粉饼子和辣菜，也是接受了印第安人传统饮食影响的一个表现。
以非洲奴隶劳力为基础的单一经营的种植园的发展，是决定拉美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的劳动力，是由过着仅能饣胡口生活的非洲奴隶和印第安人提供的。由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一两种商品方面发展迅速，而其他经济仍停滞不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资关系的半封建大庄园制度，到20世纪初仍未改变。[25]在美国黑人获得解放半个多世纪后，拉美的黑人维持基本生活还十分艰难。
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劳动力供应问题，拉美种植园通过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地区，黑人为数众多，种族问题和不发达问题，从殖民地时起至今，仍然是这些地区难以治愈的恶疾。
作为弱势群体，拉美黑奴后裔对自己的力量和前途往往缺乏信心。19世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何阿钦·纳比科在谈到拉美奴隶制时写道：“奴隶制到处都存在。并不是那些主人都是好心肠人，而是奴隶们最终都让步了，他们放弃了做人的权利。”
（刘泓）
[1] 参见K.M.Panikkar，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1953； Eric R.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2。
[2] 参见Curtis Andressen，A Short History of Japan：From Samurai to Sony， Allen & Uniwin，2002。
[3] 参见IRA M.Lapidus，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4] 参见前引书：“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J.Comaroff，Body of Power，Spirit of Resistance：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Peo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RW.July，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Waveland Press，1998。
[5] 参见E.Isichei，History of African Societies to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J.Lliffe，African Poor：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前引书：“Europe and People Without History”。
[6] Peter Bakewill，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Blackwell Publishing，1997，pp.20-39.
[7] 参见前引书：“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8] D.Wardman，Problem and Pathological Gambling in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Garmbling Studies，2001； Russell Thornton，Aboriginal North American Population and Rates of Decline，ca.AD.1500—1900，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8（1997）.
[9] 参见Nicholas Thomas，The Force of Ethnology：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elanesia/Polynesia Division，Current Anropology， Vol.30（1989）； Marshall D.Sahlins，Poor Man，Rich Man，Big-Man，Chief：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5（1963）。
[10] 参见Patrick V.Kirch； Roger C.Green，History Phylogeny，and Evolution in Polynesia，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3（1992）；前引书：“The Force of Ethnology”；前引书：“Poor Man，Rich Man，Big-Man，Chief”。
[11] 参见Terry Boswell，Colonial Empires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Colonizition，1640-1960，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1989）；William H.NcNeil，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1963。
[12] Earl.J. Hamilton，The Role of Monopoly in Overseas Expansion and Colonial Trade of Europe Before 1800，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30（1948）.
[13] 参见Joane Nagel，American Indian Ethnic Renewal：Politics and Resurgence of Ident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0（1995）； R.David Edmunds，Native Americans，New Voices：American Indian History，1895-1995，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100（1995）； C.Mattew Snipp，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Idia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8（1992）。
[14] Steven Hahn，The Countryside in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pp.141-178；参见Thomas Henriksen，Portugal in Africa：A Noneconomic Interpretion，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16（1973）.
[15] James Forsyth，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Russia’s North Asian Colony 1581—199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
[16] W.E.D.Allen，The Caucasian Borderland，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99（1942）.
[17] 参见Daniel R.Brower，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1700—1917，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
[18] 参见［苏］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19] om.com/1001/3291/2005815-2392438.html.
[20] 参见［苏］А.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年北京条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1] Robert Stein，Morta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Slave Trade，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21（1980）；J.D.Fage，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West Af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10（1969）； Alice Moore-Harell，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Slave Trade in Ethiopia and the Sud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Feb.，2001）.
[22] V.P.Franklin，From Slavery to Freedom：The Journey from Our Known Past to Our Unknown Future，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85（2000）； Booker T.Washington，The Negro in the New World，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Vol.10（1911）； Herbert Aptheker，Negro Casualties in the Civil War，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32（1947）； Arnold A.Sio，Interpretation of Slavery：The Slave Status in America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7（1965）.
[23] Wilbur Zelisky，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Negro Population of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34（1949）.
[24] James Ferguson King，Nogro History in Continental Spanish America，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29（1944）.
[25] 参见Jean-Claude Garcia-Zamor，Social Mobility of Negroes in Brazil，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12（1970）；前引文：“Interpretations of Slavery”； Fernando E.Cardos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79. S.J.Stein，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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