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族的语言

今天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语言，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精确数字。各国学者经过估算认为少则两三千，多则上万种。许多文献提供的数字大多在4000—5000种。沃格林1977年发表的《世界语言分类与索引》一书，列出了4522种，如果加上各种语言中的方言，语言（方言）名称总数则超过2万种。

在4522种语言中，使用人口超过100万的有138种，占世界语言总数的3%；使用人口介于10万至100万的有258种，占5.7%；介于1万至10万的有597种，占13.2%；介于1000至1万的有708种，占15.7%；介于100至1000人的有409种，占9%；使用人口极少无法估计的有2269种，占50.2%；已知消亡的有143种，占3.2%。

就世界上多数语言来说，语言跟方言之间的区分还是比较清楚的。譬如英语，世界各地的使用者肯定带有不同的口音，一些词汇的选用也各不相同，甚至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交际困难，但是，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英语是一种统一的语言，而不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英语属于不同的语言。因为英语拥有共同的标准书面语言和共同的文学遗产。但是，对其他几百种语言来说，语言的界定却是矛盾重重、非常困难的，划分语言和方言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一种情况是，两种话语本来是可以相互沟通的，由于政治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被定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例如，1830年10月，比利时在从荷兰独立出来之前，今比利时境内的佛拉芒语曾是荷兰语的一种方言，主要通行于比利时的北半部。比利时独立后，由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两国人民习惯于把原本统一的一种语言，分别称作荷兰语和佛拉芒语。印度尼西亚语是从市场马来语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印尼语跟马来语的同源词超过80%，本来属于一种语言。194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市场马来语始称印度尼西亚语，并被定为国家官方语言。从语言文字上看，印度尼西亚语跟马来语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的拼写法不同，印尼文是荷兰人设计的，而马来文则是由英国人设计的。

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话语，彼此之间无法沟通，但是出于政治、历史、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不同的话语仍然叫作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譬如，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萨米人，使用拉普语（亦称萨米语）等3种主要的方言，方言之间不能通话，但仍然属于同一种语言，即萨米语。汉语东南部的几大方言，彼此之间无法通话，但是，操这些方言的人都使用统一的汉字，可用汉字进行交际，使用汉语的人都认为汉语是一种语言。

世界上的主要语言通常只有一个确定的名称。但是，还有大量的语言，其名称很难确定。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一些社区的语言没有专用的名称。比如，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有些部落是用绰号命名的，如奇奇梅卡，即“狗系族”，琼塔尔即“外人”，波波洛卡即“野蛮人”，久而久之，这些绰号逐渐演变成语言名称：奇奇梅卡语、琼塔尔语和波波洛卡语。在澳大利亚的尤恩古语系中，有9种语言的名称都叫“这个”，当有人询问操这些语言的人，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时，他们回答说：“这个”。

另一种情况是，某些社区的语言名称太多。南美洲有个印第安人部落，其名称有好几个：（1）自称，该部落自己对自己的称呼；（2）他称，附近其他部落对该部落的称呼，比如阿劳坎人管另一部落叫“佩尔切”，即“东边的人”；（3）探险家的称呼，西班牙或葡萄牙探险家根据某部落的外表特点取的名称，如葡萄牙探险者管某部落叫“科罗亚多”，即“戴王冠者”；（4）调查研究者的称呼，人类学家和其他调查研究人员通常根据某个部落的地理位置来命名，例如“上游人”、“下游人”等等；（5）书面文献中的称呼，某一部落语言名称在不同语言的文献中，拼写往往不同。譬如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人操的马查卡里语Machacal，有时写作Maxakali，有的地方写作Maxkari。

另外，同一种语言名称有时则指称两种不同的语言，Mexicano这个名称，在墨西哥兼指西班牙语和另一主要的印第安语——纳瓦特尔语。有时，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对于他们所用的不同话语是否属于同一种语言，意见也不一致，如伊朗西南部讲卢里语的人，自称讲的是波斯语中的一种方言，而讲波斯语的人则认为，他们讲的并不是波斯语。说话人的见解不同，显然受到了宗教、民族和社会经济等各种非语言因素的制约。

对全世界的语言，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谱系分类。如果我们能通过语音、词汇和语法（尤其是语音）找到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对应关系，那么就可以证明这两种语言具有亲属关系，是由共同的祖先语言或“原始共同语”发展而来的，因此，这两种语言就同属于一个“语系”。在语系之下，按亲属关系的远近，还可以把一个语系的亲属语言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语族和语支，这就是语言的谱系分类。

在对语言进行分类的研究中，英国人威廉·琼斯的发现，曾引起巨大的轰动。他曾是一位律师兼东方学家，1786年他在印度加尔各答亚洲皇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证实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可能还有哥特语、凯尔特语和波斯语，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性，这些语言共同“起源于一种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的语言”，从而开创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之先河。

19世纪以来，语言学家依据早期保存下来的书面材料，运用比较的方法，重新构拟了各种语言的原始母语的形式，把那些有共同来源的语言归为一个系属。运用这种方法，可将世界上四五千种语言归到十几个大小不等的语系之中。这些语言的地理分布，可能跟人类的扩张史有关，特别是跟人类的移民和遗传的多样性状况极其吻合。

在亚洲，汉藏语系覆盖了整个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达罗毗荼语系覆盖的地域并不大，主要包括印度南部使用的诸多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在历史上，曾分布在从伊朗直到巴基斯坦以及整个印度的广大地区。南亚语系的大多数语言在东南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一些国家使用，有几种语言用于西面的尼科巴群岛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其中东柬埔寨使用的高棉语和缅甸使用的孟语最为重要。公元9世纪至12世纪，高棉王国在东南亚盛极一时，著名的吴哥遗迹就是这个时代的结晶。后来泰族人征服了高棉人，高棉王国于14世纪末覆灭。13世纪蒙古人征服缅甸后，孟族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在此后的250年中，成为佛教文化的伟大中心，孟语文字是从印度南部借来的，后来成为记录缅甸语的文字。

在北非，使用的语言大多属于亚非语系（旧称闪含语系）。该语系覆盖了中东、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6个分支源自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一种母语，其中希伯来语的古文形式完整地保存在犹太教的文献中。阿拉伯语是1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既有古典语体，又有通俗语体。古典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另外还有一些美索不达米亚语言，现已灭绝。

在亚撒哈拉非洲，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诸语占统治地位，这是非洲最大的一个语系，以苏丹的科尔多凡地区的语言为核心，包括整个西非、中非和南非的上千种语言。尼罗—撒哈拉语系夹在亚非语系和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的中间。科伊桑语系分布在非洲的最南部，是非洲最小的一个语系，因使用一种倒吸气辅音而颇有名气。传教士等人为其中的20多种语言设计过文字。

欧亚大陆的分界点是乌拉尔山脉。

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分布于整个欧洲和南亚，原始印欧文明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在欧洲东部某地发展起来的，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出现分裂，原始印欧人离开家园，一些人迁移到希腊，一些人进入意大利，一些人经中欧最后到达英伦诸岛，一些人北上进入俄罗斯；另有一支，则越过伊朗和阿富汗，最后到达印度。印欧人在哪里定居，就征服哪里的人民，把他们的语言强加在当地人的身上。

阿尔泰语系的分布，从西伯利亚的大部分、蒙古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有些语言学家把朝鲜语和日本语也划归进来。阿尔泰语系的扩散并不太久远，主要依靠武力。阿尔泰这个名称源自蒙古西部的阿尔泰山脉，据说，这里是阿尔泰语言的起源地。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这3个语族。突厥人是阿尔泰山区的狩猎民族，原本住在森林地带，公元6世纪，突厥王国从中国的边境一直伸展到里海，其中重要的语言有中国的维吾尔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等。蒙古语是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的语言。满语曾是中国清王朝的语言，但到20世纪末期已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使用了。

乌拉尔语系横跨乌拉尔山的两边，亚洲和欧洲都在使用，直达北冰洋附近，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地带。

高加索语系分布在黑海和里海之间、高加索山脉四周的一小片紧凑的地区，该地区是世界上语言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历史上，高加索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以来横行于高加索，被迫害的各族人民常常流落到当地山村，躲避战乱，并抵抗入侵者。大约1865年，该地区并入俄罗斯帝国。几千年来高加索就是一个多语区，素有“语言之山”的美称。

南岛语系亦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覆盖的地域非常大，西起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东抵智利的复活节岛，北至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夏威夷群岛，南达新西兰。南岛语系一般分为两大支系，以新几内亚为界，新几内亚以东是东支，以西是西支。南岛东支诸语亦称大洋洲语，约有300种语言，用于新几内亚大部、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新几内亚的土著使用的语言亦称印度—太平洋语系语言（旧称巴布亚诸语）。新几内亚的内陆地区，是世界上最闭塞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仍生活在石器时代，峡谷两边的邻村，往往不能通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学者研究这些语言。

澳大利亚语系是今澳大利亚土著所说的语言，过去有五六百个部落，每个部落都说一种不同的语言。澳大利亚语系和印度太平洋语系可能非常古老，因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最早的移民大约是6万年前抵达这里的。

美洲的土著语言分为三大语系：（1）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用于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格陵兰，沿阿留申群岛直至西伯利亚；（2）纳德内语系，主要用于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部和美国西南中部地区；（3）美洲印第安语系，覆盖了全美洲，包括200种语言。据说，印第安人早在2.5万年以前，就从亚洲迁移到美洲来了。当时白令海峡尚未形成，亚美两洲连成一体，亚洲的少数猎人通过这个大陆桥进入美洲。印第安人的外表有些相像，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却迥然不同。在白人进入西半球之前，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阿兹台克、玛雅和印加文明，其中无法释读的象形文字一直保存到今天。墨西哥以南的印第安诸语中，有一种叫凯楚亚语的，曾经是印加大帝国的语言，通行于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现在操凯楚亚语的人数，至少是讲任何其他印第安语人数的4倍。

上述十几种语系已经包括了世界上已知的大多数语言，但是，按照该分类标准，还有一些语言无法归入任何一个语系，譬如，在西班牙和比利牛斯山西部法国的部分省份使用的巴斯克语，在克什米尔西部喀喇昆仑山脉使用的布鲁沙斯克语，在库页岛和北海道附近岛屿使用的阿伊努语等等。

世界诸语系的分布和使用很不平衡，最大的语系遍布五大洲，使用人口已经超过21亿，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而且，地球上60%以上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一种官方语言是印欧语系的语言。最小的语系如楚克奇—堪察加语系，使用人口只有2万，主要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使用。大小语系的使用人口相差竟达1万倍。

据统计，在全世界的17种语系中，使用人口上亿的有7个，使用人口在千万以上亿以下的有4个，人口在百万以下的有6个（见下表）。

1985年世界五大洲语系语言使用人数

世界上，被作为母语来使用的人口最多的十大语言依次是：汉语11亿、英语3.5亿、西班牙语2.5亿、印地语2亿、阿拉伯语1.5亿、孟加拉语1.5亿、俄语1.5亿、葡萄牙语1.35亿、日语1.2亿和德语1亿，加在一起已占世界总人口的3/5。

另外，在全世界的四五千种语言中，90%以上的人口使用的语言还不到100种，1%的人口使用的语言竟超过1000种，这是世界语言状况的一个重要特点。

世界诸语言的地理分布也很不平衡，大多数语言只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部使用，而少数语言却在十几个国家甚至几十个国家通行。譬如，英语已成为40几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法语是30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是20几个国家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是十几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葡萄牙语是6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汉语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作为官方语言，使用人口排在世界前10位的依次是英语14亿、汉语12亿、印地语7亿、西班牙语2.8亿、俄语2.7亿、法语2.2亿、阿拉伯语1.7亿、葡萄牙语1.6亿、马来语1.6亿、孟加拉语1.5亿。

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指的是人类如何从不会说话的状态进入会说话的状态？人类的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时候产生的？人类最初使用的词语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同出一源？几千年来，这些问题曾经吸引人们做出种种猜测、讨论和试验。印度的婆罗门教把语言奉为名叫伐克的女神而顶礼膜拜。《圣经》认为，人类的语言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差异是由于上帝的干预，上帝鉴于人类要建造一座通天塔，就把人类的语言搞乱，让人们无法协调工作，无法建成通天塔（《创世纪》11：9）。诸如此类的神话及其他种种理论假说，由于缺少可靠的证据，都还不能令人信服。

19世纪的一些学者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发表通告，禁止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题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新发现和现代分析技术提供了新线索，人们对这个论题的兴趣又有所回升。

公元前7世纪，埃及国王普萨梅蒂库斯一世对语言的起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想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最古老的语言。他长期思考，终于想出一个能够获得答案的办法。国王下令，把两个新生婴儿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交给一位牧羊人抚养。国王命令说，这两个孩子只能在羊群中长大，任何人不得在他们面前说一句话，包括照看婴儿的牧羊人在内。牧羊人每天按时给婴儿喂羊奶，做些必要的护理工作。国王的目的是，想在婴儿度过啼哭期之后，听听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属于哪种语言。

两年过去了，有一天，牧羊人推门进屋时，两个孩子张开双手，扑到他的面前，高声喊着“becos”。牧羊人乍一听到这种叫喊，没有做声，后来，每当他过来照料孩子时，总会听到他们重复叫喊这个词的声音。牧羊人赶紧禀报国王，并遵照国王的命令，把两个孩子带到国王面前，国王亲自听到孩子喊出这个词之后，立即派人查询哪个国家管什么东西叫becos。经核查，腓尼基语中有这个词，是“面包”的意思。据此，国王宣布，腓尼基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

腓尼基语后来消亡了，当时使用该语言的人口分布在今土耳其的西北部。

埃及国王的实验是否真有其事，尚不可得知，但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图斯撰写的《历史》一书，描述过这个实验。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埃及国王的实验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儿童生来就置身于一个有语言存在的社会，儿童语言产生之初，必然受到当时社会语言的影响，不能据此推断人类最初的语言状况。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那个孩子发出的很可能是模仿羊的叫喊声音，未必就是某种语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人类可以制造工具，使用符号，在镜子中认识自我（即镜像认识）和使用语言，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类人猿也能够使用工具，比如，能够移动箱子的垫脚，能够取高处的食物，训练有素的黑猩猩还能用火吸烟，并且具有镜像认识的能力。

为了探索类人猿是否具有语言能力，猿类是否也像正常人那样具有学会一种语言的能力，是否能够掌握并使用一种语言，美国有一对研究心理学的夫妇于20世纪60年代，着手训练一只出生6个月的黑猩猩学习掌握美国英语哑语的手势，包括55个基本符号，如空间位置、运动类型、运动方向、手的构型，等等。5年中，这个黑猩猩一共学了350多个手势，其中能够正确使用的有150多个。黑猩猩能把12个手势符号组成一串，还能把某些手势串拆开，重新组成新的手势串，比如，在学会“开门”的手势后，未经过再教，就能做出开箱子、开碗厨、开抽屉和开公文包等手势串。

尽管黑猩猩是灵长类中智力最高的一种动物，其习得的手势语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不能发出人类的声音，无法学会人类的口语。因此，现今的心理学家、动物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大多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其他动物没有语言。

14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不断发现与世隔绝的孩童，近百年来人们发现，在兽群中长大的孩子已有30多个，其中20多个是由狼抚养的，其他还有由豹、猿、瞪羚抚养的。

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一片密林丛中的一个狼洞内，发现了两个狼孩，都是女性。小的约一岁半，发现后不久便死去。大的约8岁，送到当地一家孤儿院中生活了9年，人们管她叫卡玛拉，死时17岁。在进入人类社会的9年中，卡玛拉只学会了日常生活中的45个单词，智力也只达到三四岁儿童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美国有个女孩名叫珍妮，她爸爸把她捆绑起来，关在一间上了锁的屋中达数年之久。由于与世隔绝，小珍妮失去了学习语言的大好时机。后来，这一可怕的暴行被披露后，小珍妮又重新回到了家庭和社会成员之中。各个方面的专家闻讯而至，对她进行全面研究，并试图教她学会说话，但是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

以上二例表明，人类先天具有的语言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后天适宜的社会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否则将无法激活先天的学习机制，特别是在生命的早期，如果没有机会与他人接触，并从社会/家人那里学习语言，以后就会部分甚至完全丧失学习语言的能力。

如果回溯人类文字产生之前（约6000年前）人类文明出现的端倪，人类社会经历了由简单向复杂的演变过程，村落被酋长领地取而代之，酋长领地又被城市国家取而代之，城市国家又被民族国家取而代之。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世界各地各群狩猎采集者过着流浪的生活，独自发明各种农业技术，这也是文化或技术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再往前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冰河时代欧洲和非洲创造出来的绘画和雕刻，这些艺术品显示出该时代人类的精神世界跟现代人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如果再往前追溯到大约3.5万年以前，能够代表现代人心智的这些标志已经逐渐弱化而终于荡然无存。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认为，在大约3.5万年前的考古记录中突然出现的艺术表现力和精巧的技术，是现代人进化的一个清晰的标志。

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维持生存的劳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大脑，促进了发音器官的进化。人类祖先的狩猎和采集要比猿类的生存方式复杂，社会和经济相互协调的需要则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稳步提高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口语的表达会更有结构性。语言是由于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语言成为人类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人类说的话语无法变成化石，所以，要探索人类语言产生的时间，是不可能获得直接的化石证据的。于是人类学家便从解剖学的角度，通过考察人类发音的生物学基础——大脑和声道的构造及其产生的时代，来推断原始语言的产生。

考古发掘表明，在200多万年前当人属产生的时候，人脑的容量也开始增大，而且在不断地变大。到50万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脑量是1100毫升，已经接近现代人的平均值。这说明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经历了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大脑中位于人眼后部的某些区域，对于语言能力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区域如果受到损伤或打击，人们理解语言的能力以及人们写字的能力都会受到损害。这些区域称作布洛卡区和维尔尼克区，位于大脑左半球颞部，因左侧略大，头盖骨略显不对称。早在200多万年前的猿人头盖骨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对称，但是最接近人类的猿类，至今也没有形成这种不对称，这表明，猿人之间相互交往，其发音范围和发音难度均超过了现代黑猩猩。

根据公元前7万年至公元前3.5万年间尼安德特人的发掘资料，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比较了尼安德特人与现代婴儿和成人的声道，发现二者之间非常相似。专家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只会发出几个前辅音和类似中元音的声音，可能还不会区分鼻音和口音，因为他们的智能水平尚不发达，无论如何，该阶段人类的语音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当代灵长目动物。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语言发展的时期在公元前10万年至公元前2万年间，但是，自从发现尼安德特人的证据后，该时期缩减为公元前5万年至公元前3万年，即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这一时期距人类最早出现的书面语尚有2万多年的间隙。

关于人类原始文字的产生，也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话和传说。但是，考古学的发现表明，人类的原始文字起源于原始图画。

原始图画文字大约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要判断该时期的图文属于一种绘画艺术，还是属于一种图画文字，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则上讲，绘画艺术表达的是个人的主观意图，而不是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具有社会价值的符号；而图画文字则是因袭的，一旦固定下来，就能被一切使用该文字系统的人共同理解。

现在看来，尚缺少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的文字系统具有共同的起源。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世界古老的几大文字系统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中美洲等地独立发展形成的。

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字大都不能完备地按照语词的次序记录语言。有的只有零散的几个符号，有的则是一幅无法分成符号单位的图画，有的只画出了简单的事物，不能连成句子，有的只写出实词，没有写出虚词，未写出的部分要由读者自己补充。

一般认为，迄今发现的最早使用的书写符号，是在中东和东南欧各地发掘的公元前3500年的陶土碑，以及在今伊朗和伊拉克发现的苏美尔人遗留下来的大量碑文。这些碑文符号跟一些陶土符号是一致的，其中有几种至少在公元前9000年就似乎用来记录数字了。有人认为5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是甲骨文的祖先，可是，陶文不是连贯的符号，至今尚无法解读陶文的读音和意义。

古代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北非埃及的圣书文字和东亚中国的汉字，是古代世界比较完备的三大文字系统，这三大文字系统的产生是跟世界三大文明中心的形成相联系的。这三大文明中心都属于古老的农业社会。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国家的形成和贸易的发展，部分实现了城市化，人口稠密，人际交往频繁，都需要使用一种较完备的书写工具。国家、寺庙和产业中的计算和统计，宗教祭祀和法典记载等均需要一种规则而准确的书写系统。

（一）楔形文字

流经今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史称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两河流域为“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500年，最早居住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一种象形文字，即楔形文字。该文字的书写比较复杂，用潮湿的黏土捏成泥板，用芦苇秆或木棒削成“笔”，用笔杆在泥板上压出直杠杠，再用笔尖压出楔形钉头，所以该文字又称钉头字。

该文字约有600个书写符号，可以分为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部首符号三类。最初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书写，后来改为从左向右写。

公元前3000年初，两河流域的阿卡德人使用的语言跟苏美尔人不同，但是他们采用了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并把该文字传给了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又把楔形文字传给了亚述人，通过亚述人再传给波斯人。至公元前2000年中叶，楔形文字已经传遍西亚，成为各国交往中的通用文字，就连埃及在跟西亚各国通信或订立条约时也用楔形文字。当然，西亚各民族为了适应本族语的要求，对楔形文字做过一些改进。

到耶稣纪元前后，曾在西亚通行3000年之久的楔形文字几乎无人知晓了，当地各族纷纷改用腓尼基（今黎巴嫩）字母文字了。直到19世纪，古波斯文、新埃兰文和巴比伦文等楔形文字的石刻铭文才成功地获得解读。

楔形文字文化曾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的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二）埃及圣书字

埃及素有北非文化摇篮之称。圣书字（hiero-glyphika）（旧译“象形文字”），源于希腊语的“圣雕”，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包括碑铭体、僧侣体和人民体3种字体。所谓的书写“纸”是用莎草秆皮做成的轴卷，用草秆笔蘸上烟灰，在莎草轴卷上书写。书写顺序非常自由，可以从左到右，从右至左，从上而下，从两边到中央，甚至可以左右开弓。圣书字字符由意符、声符和定符组成，定符近似于汉字的部首。

埃及圣书字中的碑铭体，亦称正体，起初僧俗共用，后来成为神庙墙壁、坟墓石碑和祭礼器物的专用文字。僧侣体亦称草体，起初也是僧俗共用，后来主要用于宗教读物。人民体亦称“土俗体”或“书经体”，开始时只用于日常书信，后来逐渐在长篇文学作品和古代经典翻译中使用，到公元前4世纪，人民体已成为埃及文字中最重要的字体，一直延续到公元后5世纪（中国隋朝）。此后，人民体也衰亡了。

古代埃及文化发展水平很高，流传时间也很长久，但是传播范围却不广泛。埃及圣书字几乎成为“一国独用”的文字，没有像楔形文字和汉字那样，形成一个文字文化圈。究其原因，大概有3种：第一，古代埃及的政治军事实力没有达到两河流域的水平；第二，埃及圣书字各种字体的笔画都很复杂，不如钉头字好写；第三，用来书写的莎草只在尼罗河三角洲生长，其他地方不易长出，而用来写楔形字的泥板，各地都有。

埃及圣书字沿用了3000多年，此后已无人能够认读这种文字了，直到19世纪20年代，古埃及圣书字的释读工作才获得最后的成功。

（三）中国汉字

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今天人们见到的最古老的汉字是商代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商代的这些文字已经很成熟很完备了，汉字最初形成的时间一定比商代早。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的夏代或夏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有4000年至6000年。

商代中国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宫室城郭、农业及制陶、冶炼等手工业。商代统治阶级十分迷信，每当遇到征伐、田猎、农事、生育、疾病等，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是否可行。占卜的材料主要是龟腹甲，有时也用牛肩胛骨。占卜的文辞就刻在龟甲兽骨上。

关于甲骨卜辞的发现经过，曾经流传着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1899年北京城里有位名叫王懿荣的人，任国子监的祭酒，精通铜器铭文，对古文字学造诣很深。一天得了疟疾病，宴请太医诊治。太医开了一张处方，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王懿荣打发家人到宣武门外的“达仁堂”药店抓药，家人买药回来，王氏无意之中发现，药中“龙骨”上刻有一种看似篆文但又不认识的文字，凭直觉，他断定这种“龙骨”绝非一般，于是又派人到药店询问“龙骨”的来源，并将药店中凡是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买下。这件事情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后来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专家考证，确定该“龙骨”是商代的甲骨，是从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这里曾是殷商的旧墟。

1928年以后，经过10多次的发掘，共出土带字的甲骨16万片，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称作“甲骨文”，亦称“殷虚（墟）文字”或“卜辞”。在现存出土的甲骨片上，各不相同的字约有4500多个，已经释读的占1/3左右。

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适合记录汉语。汉字的结构严谨、完整，汉字中，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形声字占80%以上。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汉字在团结汉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汉字和汉字文化以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传布四方，在东亚形成了一个广大的汉字文化圈。2000年来，汉字曾是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通用文字，尽管各国的语言各不相同。汉字曾对中国古代北方诸民族创制的文字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公元10世纪辽朝创制的契丹文，公元11世纪西夏创制的西夏文，公元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心的楔形文字和北非埃及的圣书字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而汉字则“长生不老”，成为迄今世界历史上寿命最长、使用人数最多（作为母语来使用）的一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