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语言的关系

（一）种族平等和语言平等

人类在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体格、血型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种族，但在生物学中，都属于一个统一的种，即智人种。众所周知，人类的各个种族，如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红种人等，是绝对不能划分优劣智愚的，因为各个人种的手脚构造、躯干、语言和思维活动基本上是相同的，一切种族都具有创造出优秀文化财富的能力，一切人种的体质、遗传和生理特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他们劳动、思维、学习和创造的能力。

从人类学角度透视，人类社会固然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人类语言也经历了同样的进化过程，不能认为某某种族或部落的语言是劣等原始的语言，也不能宣布某某种族的语言是优等发达的语言。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曾试图研究一个现存种族或民族所讲的原始语言，以便探索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但是这种尝试终于被彻底放弃了。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在澳大利亚中部发现了一个名叫阿龙塔的所谓原始部落，现已濒临灭绝，使用的语言也相当原始，只有3个元音：a、i、u和少量的辅音：p、t、r、m、n、z、ch等。词类和词汇也比较少。但是他们使用着400多种手势来补充口语。该部落在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际，表达本民族的信仰、观念、生活经验方面，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丝毫不比其他民族逊色，其他民族在学习或描写这种看起来简单的语言时，也丝毫不比学习其他复杂的语言容易。

因此，当代语言学家普遍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的语言，都是十分精细的，都有一个复杂的语法体系，如果某种语言在某一方面如形态变化方面相对简单，但通常则在另一方面如词序方面又相对复杂。一般说来，各民族的语言都能满足本民族成员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各民族的语言都是平等的。

种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也有一定的联系。同一种族可以包括若干个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也可能由不同的种族成员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者狂热鼓吹“北方种族”是富有创造力的“高等种族”，日耳曼人则是“高等种族”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享有统治世界的权力。在语言方面，提出保持德语的“纯洁性”，免遭外来语词的“污染”，进而达到保持人种纯洁性的目的。

（二）语言与种族认同

语言和种族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现今世界上，同一种族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也可能使用相同的语言。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多种族、多语言社区，语言特征则可能成为判定不同种族成员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准。比如，在非洲加纳共和国首都的一个郊区，当地人使用的本族语有特威语、豪萨语、埃维语和克鲁语等80多种，大多数民族都能通晓两三种语言。一般情况下，根据各种族成员所讲的母语，就可以把他们划入某一种族或部落中去。

（三）语言变体与种族认同

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也可能成为识别种族成员身份的一种特征。1992年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波黑共和国首都萨拉热窝，主要有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这三大种族，他们全都使用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由于地理等方面的因素，这三大种族成员所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区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波黑塞族和克族使用的词汇跟境外的塞族和克族接近，由于宗教的影响及受土耳其的数百年的统治，穆2016-4-15其语，这些差别终于演变成现今使用同一语言上的种族差别。

波黑三大种族在使用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时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别，之所以能够长期保留，一方面可能因为各个种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要比各种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各种族成员有意保留用词上的这些差别，因为这些差别可以成为种族身份或种族认同的一种标志。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民族成员相互交往、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重要工具，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的形成要素，同时也是民族识别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语言的隔阂常常造成民族的隔阂，并进而形成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语言地位和语言状况常常跟民族独立、民族解体或民族复兴有一定的联系。

18、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把语言问题同民族荣誉联在一起，语言民族主义成为欧洲占主导地位的运动。几十年来，印度、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时、科西嘉、美国和南非等国曾发生过较大的语言冲突，其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政府禁止使用某种语言，从而引发极端的行为，要求保存这种语言，维护该语言所代表的民族的利益；有的则是因为某少数民族的人数在快速增长，该语言同该国的教育用语发生对抗；有的语言使用人数虽然稳定，但是随着文化意识的觉醒，该民族提出独立的要求。

一个要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开展任何分离主义运动时，语言因素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语言是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或重要象征。以古老的欧洲多语帝国为例，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第5世纪，拉丁语作为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官方语言达千年之久。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语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最终成为一种死语言。公元950年，欧洲只有6种完备的民族语言，即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盎格鲁—撒克逊（古英语）语和教会斯拉夫语。125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6种，1937年又增加到53种，并且还在继续增加。中世纪的欧洲已不再把普罗旺斯语和阿拉伯语作为标准的官方语言来使用了，当时的英语和挪威语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后来才东山再起。1800年，在欧洲（不包括俄国）作为国语来使用的语言有：冰岛语、瑞典语、丹麦语、德语、荷兰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希腊语和土耳其语。到1900年，作为国语、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在欧洲使用的有：挪威语、芬兰语、威尔士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保加利亚语。进入20世纪，爱尔兰盖尔语、苏格兰盖尔语、布列塔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罗曼斯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巴斯克语等得到了复兴或发展。

（一）西班牙的语言忠诚和国家忠诚

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认为，本国的少数民族对其母语的忠诚超过对国家的忠诚，因而具有潜在的分裂危险时，往往禁止使用该少数民族的语言。18世纪初期，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被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合并之前，加泰罗尼亚语一直是当地的官方语言。1768年，政府下令，加泰罗尼亚的学校一律使用西班牙语，后来的法令又规定，当地的官方语言也必须使用西班牙语。西班牙共和国时期（1931—1939年）曾废除了这种政策，但是到了佛朗哥统治时期，西班牙的学校则全面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巴塞罗那大学废除了加泰罗尼亚语言和文学的教授职位，加泰罗尼亚教科书不得出版，加泰国尼亚儿童必须自始至终接受西班牙文的教学。佛朗哥政权认为，任何异质现象对国家的统一都是不利的或危险的，因此语言的统一成为政治统一的重要战略。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推行民主化以来，情况才发生重大变化，加泰罗尼亚语又重新在报刊、广播、电视、教育等领域中使用了。

上述西班牙政府的那些动机，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过。1745年爆发的一场叛乱，导致英国政府禁止使用苏格兰盖尔语。希腊政府出于反对共产党的考虑，禁止在希腊北部使用马其顿语，推行希腊化政策，因为马其顿语是共产党南斯拉夫的一种官方语言。

（二）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复活与犹太民族国家的复兴

法国一位作家说过，语言是一个民族打开复兴大门的钥匙。在人类语言的发展史上，希伯来语的复活已成为一个奇迹，它成功地把犹太民族统一起来，成为犹太人的母语和日常生活用语。

希伯来语曾是古代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语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语言，3000多年以前，就已拥有书面语。自公元2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日常口语已不再使用希伯来语，只是在祈祷、圣书研究、法律、科学、哲学和世俗文学创作时才使用，希伯来语越来越成为犹太人的一种书面语言了。

19世纪80年代，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民族语言被视为民族国家独立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以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为宗旨的锡安主义（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提出犹太民族语言的选择问题。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共同语都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但是，选用一种固有的语言，一种记载过本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语言，则更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选用希伯来语，就意味着提醒使用者勿忘祖先的光荣传统，勿忘犹太人可以再度赢得民族自决权。

当时，欧洲许多国家兴起语言运动，旨在扩大本国语的使用范围，使其具有书面语的功能，而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则是要扩大一种古老书面语的使用范围，使之具有口语的功能。欧洲的民族运动动员起来的各个民族往往可以通过选用一种共同的本土语来实现统一，而犹太民族则因使用不同的本土语而四分五裂，因此希望通过复兴一种古老的希伯来语来实现犹太民族的统一。

享有“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美称的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年），为希伯来语的复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将数千个现代词汇引入希伯来语，以便适应语言现代化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以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共同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希伯来语在当地犹太族移民中越来越盛行。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和国语。

（三）印度的国家官方语言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胜利，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清理殖民语言，宣布一种民族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取代殖民地时期的官方语言。在多民族国家中，国语的选择牵动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处理不好，往往引发民族冲突或政治动乱。印度的实践颇具典型性。

20世纪中期，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于1949年制定宪法，1950年正式成立“印度共和国”。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多宗教的国家，实际上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印度宪法不承认民族的存在，当然也就不能承认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了。印度的民族问题往往通过语言和宗教反映出来。

由于印度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口都没有达到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哪种语言能够作为全国的官方语言，成为摆在印度新政权面前的一个难题。1949年的宪法规定，印地语和印地文（天城体字母书写）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另外还有14种语言分别是各个邦的官方语言。此项规定实行15年之后，官方语言不得使用英语。

可是，由于英语在印度官方已经用了100多年，要在15年内用本国的印地语取代英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员都很熟悉英语，另外，在现代生活中，英语词汇比印地语丰富，英语的实际地位和声望也比印地语高。

宪法中的这些规定颁布后，引起印度南方广大非印地语地区各族人民的不满，他们认为，讲印地语的印度斯坦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3，印地语的文学成就和影响也不如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大，规定印地语作为联邦的官方语言，无疑会造成印度斯坦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地位比其他民族优越。

印度南方还掀起了“反对印地语”的群众运动，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骚乱和政治运动，有人自焚，有人烧毁汽车、火车，群众之间发生械斗，伤亡几十人。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实行消禁。在非印地语各邦的压力下，1963年四五月间，联邦议会作出了微小的让步，通过一项国语法案，规定英语在1965年以后可以继续在官言及议会事务中使用，印地语仍然是国语。同时规定，自1965年1月起，中央政府同印地语各邦的联系一律只用印地语，中央政府发往非印地语各邦的通令文告则用印、英两种文字书写。

这一法案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了非印地语各邦的反抗情绪。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群众骚乱、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政府和议会内部的一些非印地语民族的官员、议员也公开谴责印度的大民族主义者，企图利用语言来控制奴役其他民族。在南方各邦，甚至有人发出威胁，要脱离中央，另立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联邦政府不得不深刻反思，决定采取稳步推行印地语的政策。1967年颁布了所谓《三种语言方案》，确认印地语为国语，印地语、地方语言和英语这三种语言长期并存。政府也一再承诺，不再强制推行印地语。这样，因语言争端引发的动荡局势才逐渐平息下来。

如前所述，全世界200个国家的数十亿人口使用着大约5000种语言，大量的语言相互接触，从而造成社会常见的多语现象和个人双语现象。

（一）多语和双语现象的产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出现社会性的多语或双语现象，往往是由于人口迁移、教育、文化、民族主义等原因引起的，其中，由军事入侵、殖民统治而引起人口迁移，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在西至英国，南至北非，东至中东的广阔范围内，由于古代罗马帝国的入侵，曾出现过拉丁语和当地语言并用的现象；在地中海中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地，由于穆斯林的入侵，曾出现兼用阿拉伯语和当地语言的现象；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广大地区，由于西班牙人的征服，曾出现并用西班牙语和当地语的现象。

因军事入侵导致的多语、双语社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入侵之后，被征服的社会都有较长一段的稳定期；（2）入侵者的语言在入侵地区通常作为交际语来使用；（3）入侵者的语言能给被征服者带来社会、教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益处。

另外，由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人口迁移，也可以导致双语或多语现象。19世纪爱尔兰因马铃薯问题引发大饥荒，大量的爱尔兰人纷纷逃离家乡，涌入美国，迫于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学习英语，从而成为双语人。公元四五世纪，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希腊吸引了许多商人，他们频繁往来于希腊和其他地区，成为能说国际贸易通用的交际语和本国语的双语人。

（二）单语/多语国家

有人根据各个国家正式承认的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的多少，对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正式承认两种语言的国家还不到四分之一，承认3种及3种以上语言的国家也只有六七个，只承认一种语言的国家则占四分之三，比如，英国的官方语言只用英语，法国的官方语言只用法语，日本的官方语言只用日语。但是，实际上，官方只用一种语言，并不等于民间不用其他语言，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完全单语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在英国，日常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100多种，即使像日本这种典型的单语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使用汉语、朝鲜语和阿伊努语等。在加纳、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许多单语国家，多达9%的人口可能经常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在法定的单语国家中，使用双语的人数有可能超过法定双语国家中使用双语的人数。在一些法定的双语或多语国家中，各语言群体有按地域分离开来的倾向。

世界上法定的双语国家有加拿大、比利时、芬兰、巴基斯坦、以色列、布隆迪和喀麦隆等。双语制国家遵循的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个人原则”，即官方宣布两种语言都是国家的官方语言，任何个人都可以用其中的一种跟各级官方打交道。1969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英语和法语同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但在实际上，英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人的重视，法语相对受到冷落。1976年加拿大最大的法裔聚居区魁北克省通过一项法案，宣布该省法语的地位在英语之上，法语是该省唯一的一种官方语言，试图以此来挽救不断下降的法语的地位。

双语制国家遵循的另一类原则是“地域原则”，即国家划分为不同的单语区，每一语区都有各自的官方语言，各语区人员跟官方打交道时，应使用该语区的官方语言。比利时即属此类。比利时的法语和佛拉芒语（亦称比利时的荷兰语）几乎势均力敌。法语是南部四省瓦隆人通用的语言，佛拉芒语是北部四省通用的语言，首都布鲁塞尔为双语区。长期以来，这两大语区关系紧张，不断发生冲突。1970年宪法规定，法语、荷兰语（佛拉芒语）和德语为3种官方语言，但德语只限于居住在瓦隆语区中的少数日耳曼人的官方语言。比利时真正能操两种语言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加拿大的双语人约占全国的13%。

多语制国家有瑞士、印度、新加坡、南非、卢森堡、巴布亚新几内亚。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承认该国主要的民族语言均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如瑞士的4种官方语言分别是：德语使用人口占65%，法语占18%，意大利语占10%，利托—罗曼语占1%；另一类是国家拥有大量的民族语言，政府只承认一两种为国家官方语言，其他多种则为地方官方语言。如印度正式认可的语言有200多种，但是得到宪法承认的有14种，分别作为十几个邦的官方语言，印地语是印度联邦的官方语言，英语是辅助性的联邦官方语言。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口迁徒、战争征服等方面的原因，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不同语言相互作用，从而产生语言保持、语言转用、语言借用、语言干扰、语言混合和语言消失等现象。

（一）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

在语言接触中，一种语言虽然受到邻近语言的强大影响，但仍能够保持自身的状态，这种现象一般称作“语言保持”；如果一种语言屈从于邻近语言的强大影响，操该语言的人接受了处于优势地位的语言和文化，这种现象一般称作“语言转用”。影响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的，主要有地位因素、人口因素以及公共机构的支持和控制因素。

（1）地位因素

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历史地位和语言地位。经济地位较低的语言群体总是转用经济地位较高群体的语言。在美国，母语不是英语的人，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不仅自己学说英语，而且促成他们的子女改用英语，因为英语是一种优势语言，跟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紧密相连。

在加拿大，使用法语的人口虽然占少数，但是法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比较高，所以，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的法语保持，要比其他国家少数语言的保持，更容易进行。

（2）人口因素

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聚居还是散居，分布在城市还是农村，实行族内通婚还是异族通婚，都会对语言的保持和转用产生不同的作用。一般说来，聚居区的语言比散居区容易保持。美国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多为华人聚居区，这对汉语的保持起到很大的作用。原住在墨西哥中部操尤蒂—阿茨蒂克语的人，在未迁入城市之前，均操本族语，迁入城市后，移民子弟大多转用西班牙语。当一种语言逐渐消失时，操该语言人口的绝对数字尤显重要。

（3）公共机构的支持和控制

广播电视使用的语言对该语言的保持和普及至关重要。一种语言跟宗教相联系后，也可能获得语言保持和传播的动力，例如，长期以来德语在美国的地位较高，主要因为德语是路德教派使用的语言。另外，公共服务部门如果使用多数人的语言，就会降低该社会其他少数语言的使用，从而引起少数人的语言转用。如果教育部门允许学校的教学使用少数人的语言，那将推动少数人语言的保持和发展。政府的语言规划部门，如果拟定旨在提高少数人语言地位的规划，则将有利于少数语言的使用和保持。

（二）语言借用

语言借用是语言接触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个领域天天都会产生引进其他民族的新概念新术语，一个民族在引进其他民族的新概念新术语时，往往没有现成的词汇来翻译（或意译），因此，通常采用音译的方式，直接把外语词借进来。

汉族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借入新词语由来已久。汉代从西域借入的葡萄、苜蓿、菠萝、玻璃等词，汉代以后从印度借入的佛、菩萨、罗汉、魔、僧、尼、和尚等词，元代从蒙古语中借入的胡同、站、蘑菇等词，由于长期习用，人们已经感觉不到是借词了。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从英语中借入的外来词有沙发、扑克、咖喱、可可、雷达、坦克、吉普、尼龙、拷贝、白兰地等，从德语借入的有纳粹、法西斯（蒂）等，从俄语中借入的有苏维埃、伏特加等。

另外，英语也吸收过许多汉语词，如silk（丝）、litchi（荔枝）、ginseng（人参）、tea（茶）、oolong（乌龙茶）等。

汉语的绝大多数新词术语都是采用意译的方式来表达的，纯音译的借词在汉语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在英语中，借词数量约占英语词总量的一半，大多借自法语。

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王威廉在海斯汀战役中击溃了英吉利军队，并在英国建立了王朝，法语成为英国国家、宫廷和教会的用语。在这个时期，法语对英语产生很大的影响，英语从法语中借入了大量的词语，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混杂语

混杂语（pidgin）也叫“洋泾浜”、“皮钦语”或“边缘语”，是操不同语言的人相互交谈或做生意时使用的一种交际系统。“混杂语”一词的来源，说法不一，较通行的说法是来自中国人对英语商务（business）一词的读音，但也有人认为是来自英语鸽子（pigeon）一词，意为“适合传递简单信息”，有人则认为来自葡萄牙语小孩（pequeno），意为“孩子话”等等。混杂语不是从某种语言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方言，更不是幼儿语言，也不是懒汉、原始思维过程和智力不足的产物，而是一种改造后的自然语言形式，有其特定的结构和规则。

混杂语大多是在殖民时代诞生的。当欧洲的商人、水手、传教士涉足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口岸，跟当地人打交道时，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往往把两种语言成分混在一起使用。所以，混杂语大多以英、法、葡等欧洲语言为基础。17世纪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出现一种混杂英语，即所谓“洋泾浜”英语，主要在殖民主义者和中国买办及其代理人之间使用，并且辅助一定的手势，到19世纪，这种混杂语逐渐消失了。

一种混杂语的用法比较稳定，其词汇和语法手段也相对丰富一些，使用范围和表达功能也相对广大，这样的混杂语则有可能成为专用辅助语，有可能成为人们的第二语言，并可能获得官方的承认。较典型的是喀麦隆的混杂语。

1472年葡萄牙商人在喀麦隆海岸贩卖香料、黄金和奴隶等，使用的是一种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混杂语。18世纪，英国取代了葡萄牙的入侵势力，英国商人开始使用一种以英语为基础的混杂语，同时吸收一些混杂葡萄牙语的词汇。英国人废除了奴隶的买卖，建立了住区，安顿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由于获释的奴隶来自各个地区，各自使用不同的土著语言，混杂英语倒成为他们彼此沟通的唯一有效的交际用语，而且，他们的后代也开始把这种语言作为母语来学习和使用。

19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到喀麦隆建立教区，传播基督教。教区中的获释奴隶也开始学说英语。1884年，德国吞并了喀麦隆，尽管德国人反对使用英语或英语变体，但是，鉴于混杂英语基本上已成为当地特别是喀麦隆南部的通用语言，他们也不得不使用混杂英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和英国人控制了喀麦隆，1961年喀麦隆重新统一后，法语和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喀麦隆混杂英语中的词汇，来自英语的占80%，来自当地土著语言的占14%，来自法语的占5%，来自其他语言的占0.07%。如今，喀麦隆混杂英语已用于日常广播、电视的部分节目，并成为商品广告、市场和公共交通及教堂中的用语。在喀麦隆的现行285种本土语言中，混杂英语并不是任何一个部落的专用语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已广泛流行，最有条件发展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言。

（二）混合语（creole）

又称克里奥尔语，来自葡萄牙语的crioulo一词，意思是“土生的”，原指在殖民地出生长大的欧洲后裔，后来则指土生土长的人，最后又指这些土著所讲的语言。当某一社会群体把一种混杂语当作自己的母语来使用时，这种混杂语就称作混合语。实际上，混杂语和混合语是一种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混杂语是萌芽时期的语言，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语言，但在混杂语阶段还不能满足使用者的全部交际需要。如前所述，有的混杂语只是存在一段时间就消失了，有的则不断发展，不断扩大词汇及使用范围，最终成为某一群体的第一语言。所以，混合语是一种以混杂语为基础的较完备的语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克皮辛语，又称混杂英语，已发展成为该国城市地区不同部族杂居者的本族语，将其当作母语来使用的人口已超过5万人，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的也有200多万人，并且成为该国不同语言社区之间的交际用语，同时还是该国两大官方语言中的一种。

（三）混杂语和混合语的分布

据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世界上共有127种混杂语和混合语，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的沿海地带，如加勒比海地区及南美洲的东部和北部海岸、非洲沿海（尤其是西非沿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沿海等地。在更北或更南以及内陆地带则较少见到混杂语和混合语的分布。

以英语为基础的混杂语和混合语占35%，如夏威夷混合语、古勒混合语、牙买加混合语、圭亚那混合语、喀麦隆混杂英语、中国混杂英语（即洋泾浜，已绝迹）等等；以法语为基础的占15%，如路易安那混合语、海地混合语、塞舌尔混合语、毛里求斯混合语等；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占14%，如塞内加尔混合语等；以西班牙语为基础的占7%，如科科里谢语等；以德语为基础的占6%，如依地语等；以荷兰语为基础的占5%，如维尔京群岛荷兰混合语以及阿非利坎语（南非的一种官方语言）；以意大利语为基础的占3%，如阿其马拉混杂语（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等等。

（四）混杂语和混合语的来源

世界上的混杂语和混合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惊人的相同点，有两种主要的理论试图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1）多源论

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每一种混合语都是独自产生的，是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偶然接触而产生的。每种混杂语或混合语在开始形成的时候，往往以一种“幼儿谈话”的形式出现。17世纪黑奴运到美洲后，白人农场主跟他们的奴仆交谈时，使用的是一种简化了的混杂语，其句法结构保留着西非语言的特点，词汇则尽量用英语词，跟英语相比，其语音、语法和词汇都大为简化，是黑奴通用的一种交际工具。

对多源论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提出，既然认为混杂语和混合语的产生是多源的，是没有内在联系的，那么，为什么会在以不同语言为基础的混杂语或混合语之间，比如在许多混杂法语、混杂荷兰语、混杂德语、混杂意大利语和混杂英语之间，存在着许多类似的变化或相同点呢？诸如删掉语法的曲折变化，减少词汇量，简化语音和句法模式等等。这些共同点数量很大，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多源论无法对此做出圆满的解释。

（2）一源论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世界各地的混杂语和混合语之所以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或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这就是著名的一源论。持有一源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已经发现了一种很明显的原始语言，这就是15世纪产生的一种以塞比尔语为基础的葡萄牙混杂语。萨比尔语原本是地中海地区的一种交际语，葡萄牙人在非洲、亚洲和美洲探险，使用该语言时，换用了大量的葡萄牙语词汇，从而形成一种葡萄牙混杂语。该语言随着葡萄牙人的探险而传到远东地区和非洲西海岸，又从西非传到美洲，成为英语混合语、法语混合语和荷兰语混合语的基础。

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各种以英语为基础的混杂语和混合语，都含有一些葡萄牙语词汇，如savi“知道”、pikin“孩子”和palava“麻烦”等等。沙拉马卡有一种混合英语名叫苏里南语，其中38%的核心词来自葡萄牙语。早期的汉语混杂语源自一种英语和葡萄牙语的混合方言。从这个视角来考察，认为所有的混杂语和混合语是从一种原始混杂语中演变而来的观点，似乎比那种认为不同的混杂语是由不同语言重新构成的观点，更令人信服。

有人把一源论概括为一种“换词假说”，就是说，最初葡萄牙人在非洲、亚洲和美洲探险时，使用的是一种混杂语，后来，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也相继来到这些地区，他们在跟当地人交际时，保留了当地通行的葡萄牙混杂语的简单语法，分别用本民族语言中的词汇取代了该混杂语中的葡萄牙语词汇。但是，这种假说还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例如，有的混合语并没有受到葡萄牙语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未跟欧洲语言发生过接触关系，而对这种混合语，“换词假说”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语言的死亡并不是指某种语言在一定时期内缓慢改变原有的形式，甚至连语言名称也变得面目全非。比如，拉丁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死语言”，现今社会已无人再说这种语言，但是，该语言并没有真的死亡，只不过是改变了原有的名称和形式，演化出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直系后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语言拥有一种共同的祖先。语言的死亡指的是一种语言的完全消失。

一种语言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忘记了怎么说话而停止说话，而是因为其他多种原因，有的是因为种族灭绝，如澳大利亚的一些土著语言；有的是由于语言同化，如古代叙利亚沿岸的腓尼基语，公元初期被阿拉姆语所取代；有的是因为疾病造成死亡，委内瑞拉的特鲁迈语，20世纪中叶，尚有一个村庄的人口在使用，但是1962年发生一次流行性感冒，该村大多数人病死，最后会讲该语言的还不到10人；有的则是因为某些较老的语言受到一种新兴语言的排挤，该语言的政治社会威望较高。在圭亚那，有个村庄叫布什洛特，住有1500个村民，他们的先辈是19世纪从印度东部迁来此地当劳工的。当地农场工人通用一种混杂英语，这些印度移民不得不学习这种混杂英语。后来该混杂语发展成为与英语大不相同的圭亚那混合语。可是，当地社会威望最高的还是英语，这对操混合语的人来讲，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向基础语言——英语靠拢，从英语中引进越来越多的因素，结果在某些领域和某些人的话语中，圭亚那混合语又逐渐发展成一种非常像标准英语的语言了。

除上述因素外，语言使用者社会需求的改变也会导致语言的消亡。意大利东北部有个小村庄，名叫索里斯，村民大多能操意大利语、佛利乌利语和德语这3种语言。意大利语是正式语言，在教堂和课堂上使用；佛利乌利语是地方话，在酒吧和村里日常交谈中使用；德语曾是当地的通用语言，但因受到其他两种语言的排挤，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几乎成为家庭成员之间亲密交谈时的专用语言了。许多儿童的家长认为，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使孩子能够熟练掌握意大利语，父母必须有意识地在家中为孩子提供使用意大利语的环境，结果是德语的使用需求越来越萎缩，德语走向消亡的势头已不可避免。因此，如果一种语言不能满足使用该语言群体的社会的需要，这种语言就有可能消亡。

无论如何，语言消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语言消亡跟语言结构本身的优劣是毫不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