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文明与多样的文化

人类社会是一个种族纷呈、民族大千的世界。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文明多元、文化多样的世界。每一种文明的发祥和每一种文化的形成，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共性在于，任何一种文明的出现，都代表了人类社会进化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创造。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成就；个性在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立形成的地域和类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精神价值。

有关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解释，可谓种类繁多，数以百计，莫衷一是。但是，任何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都会因对“野蛮”一词的理解而懂得文明，同样也能够针对什么是文化的问题而列举出若干文化现象。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纵向视野来看，文明主要指人类起源后在逐步脱离动物界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非凡创造，这种创造体现了人类社会在整个自然界当中的独立结构和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所以，在人类进化史、世界文明史等学科性研究中，一般是将文明的发祥推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那一时段，也就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的古代文明。而这一时间正是体现人类社会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创造性革命和伟大成就的时期，这些创造包括了经济发展的革命、政治组织的形成、伦理规范的出现、文字和艺术的创造、知识的积累和艺术的升华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因此，有的定义认为文明就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获得系统知识与创造能力的体现。

“文化”一词远比文明一语要使用广泛，其定义也复杂繁多，有的人类学家干脆将文化解释为人类“生活中数不清的各方各面”。所以，文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并没有一个像文明发祥那样的历史时期界定，而是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文明发祥之前，人类已经有了文化，或者说正是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积累才创造了文明，甚至可以说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这也使文明与文化形成了在很多方面交互使用，甚至通用的现象。

今天，人们谈论文明或文化时，既可以将其放大到全人类的范围，又可以缩小到人的个体表现之中。人们可以把探索太空的“旅行者号”视为代表人类文明、地球文明的使者，同时也可以将随地吐痰的陋习视为缺乏文明修养的表现。人们可以把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习俗视为一种文化，同时也可以把受过高等教育的某个个体看作“文化人”；当然，我们可以从数不清的方面来列举文化的含义，例如“吃”是人类的天性，不吃就不能生存，这种天性或本能并不是文化。但是，吃什么、怎样吃却是文化，如此等等。文明与文化就是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甚至随心所欲地使用着，所以人们无须去对文明或文化的确切定义伤神费力。但是，如何看待一种文明、如何对待一种文化，倒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工具的制造 在人类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有别于动物的进化并不表现为通过野性未消的蛮力来求得生存，而是通过高于动物的智力水平来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原始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可以随时捡拾和利用那些大自然“造物主”造就的平整的、圆滑的、带有棱角的自然“石器”来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包括动物的角和骨头以及木棒。正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使用及其效果的评价中，人的祖先不仅产生了对这些自然工具加以利用的记忆，而且产生了对这些自然工具进行改造的愿望。对于人类来说，有意识的大脑神经活动不仅使他们产生了相互之间群体认同和思想沟通的需要，由此促进了生理发声系统的进化，从而产生了语言，而且使他们为了生存和不断满足日益增多的生存需要去改造生存的条件。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和实践，又刺激着人类大脑的发展。

人类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而对“自然工具”的选择，促使人们寻找、保留那些尖利、结实的“自然工具”，同时也开始了制作工具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是对木头、骨头和石头等“自然工具”进行人力加工。如为了将木棍的一头变为尖利的矛头，必须用边缘锋利的石块或动物骨头碎片对木棍进行刮削或磨制。在人类没有使用金属时，石头对于人类是最结实、最尖利、最坚硬的工具制作原材料，同时也是制造工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器是人类最早的工具，因为加工坚硬的石块无疑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界提供的各种原材料中最困难的。

人类最初借助木棍（棒）、动物骨头和石头等“自然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是形成工具意识的自然基础。而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则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标志。工具的制造可以说是人类文化进程的开端，因为它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集中体现。当然，人类制造工具是从本能到有意识地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行为，这种由生存本能到有意识生存的过程也是人类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所以，任何一种工具的发明都包含了人的思想，这些思想本身也是文化。

石器时代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生存的基本问题和任何动物都是一样的，即获得食物和躲避“天灾兽祸”。工具的发明，被称为“人手的延伸”是很有道理的。人类可以利用工具向自己手臂所不及的食物对象进行猎取，如投掷、打击之类，这同样也起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从最初自然的石器利用，经过粗糙加工的石器，到经过精细加工的各种类型、多种用途的石制工具，人类的石器时代经历了大约170万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虽然已经扩散到世界各个大陆，并且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了种族的分化，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语言，但是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进程基本上是一样的，都处于石器时代，都属于采集、狩猎（包括捕鱼）族群。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处于同一发展程度的原始文化，也称为石器文化。当然，石器文化时代也包括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人们所熟知的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

所谓旧、新石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生物考古学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和相应时期典型石制工具来确定的。在旧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石制工具基本上都是通过敲击形成的以石核状为主的用于打击的石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片状石器开始占据主流，当然还包括用动物骨头、角和象牙等材质磨制的骨针、鱼钩、箭镞、矛头和饰物等。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则日益精细和多样，这些石器的制作工艺也更加复杂，如在初步敲击成型后再进行磨制而产生的石斧、石刀、刮削器、石锛、石镰、矛头、箭镞和饰物等，种类繁多，其中也包括制作工具的工具。当然，工具的发展只是原始文化的一个方面，人类的精神世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组织的发展则使文化现象广泛发生。如源自“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生活习俗中的巫术与禁忌，岩洞中和石壁上以动物为主题的岩画和抽象符号，小型的骨雕和各类饰物，丧葬仪式，血缘氏族中的母系和父系家庭结构，氏族和部落的体制，等等。所以，原始文化中既包括了工具、语言，也包括了衣着、饰物、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制度和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

动植物的驯化与文化传播 人类社会在经过漫长的进化以后，大约在距今一万年时开始发生飞跃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标志是人类从采集、狩猎的原始生产生活状态向动植物驯化的农耕、游牧生产生活状态的转化。人类利用原始的工具进行的采集、狩猎生产，虽然相对于自然觅食的动物世界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对于强大的自然力和食物资源的不稳定性来说，人类的生活依然是难以得到保障的，特别是采集、狩猎的游动性不仅造成了人类的不安定感，而且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繁衍，迁徙的需要同生儿育女是相矛盾的。所以，源自于采集和狩猎基础上的动植物驯化随着人自身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了。

最初的动植物驯化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人们最容易提出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应该说驯化现象最初是极具偶然性的，或许是人们采食某种果实的撒落，或许是人们吐出的某种果核，在自然“种植”中再次发芽结果这种现象启发了人类，从而促使他们进行种植的尝试，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便产生了原始的农业。或许是狩猎获得幼小动物崽子在人的圈养下长大，或许是捕获的母兽分娩小兽的繁殖现象，使人类获得了某种启示而开始了圈养野兽的动物驯化过程由此诞生了原始的畜牧业。总之，无论是什么样的启示，当人类意识到在人的干预下为自己“制造”稳定的食物来源时，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就发生了。植物驯化的定义可以表述为：栽种某一种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食用消费的遗传变化；同样，动物驯化的定义也可以表述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条件下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和饲养的人类所利用。事实上，动植物的驯化，可以说是人类最早进行的生物遗传工程，也是石器时代人类创造性最伟大的体现。通过人为的干预，改变野生动植物的繁殖和生长而为人所用，这相对于远古人类砍伐树木、敲凿洞穴等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一种飞跃，它也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创造力的基础。

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发生在什么地方？这同样是人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在这方面，随着全球性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已经得到了基本答案。在1万多年前，人类已经扩散到了世界各个大陆，甚至到达了一些孤立的岛屿。在对这些古人类遗迹和这些地区尚存的原始族群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驯化地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表明：动植物驯化最初是发生在若干特定的地区，而不是在各大陆普遍发生。动植物驯化的必要前提首先是自然条件，它包括气候、地理、植物区系和动物种类等。目前可以确定的驯化中心包括：地中海东岸西亚地区，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驯化了小麦、豌豆、橄榄、绵羊和山羊等；中国，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驯化了稻、黍、猪、蚕等；印度，公元前7000年左右驯化了芝麻、茄子和瘤牛等；新几内亚，约公元前7000年左右驯化了甘蔗和香蕉等；埃及，公元前6000年左右驯化了无花果、荸荠、驴和猫等；中美洲，公元前3500年左右驯化了玉米、豆和火鸡等；乌克兰，公元前4000年左右驯化了马；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河地区，公元前3500年左右驯化了马铃薯、木薯、羊驼等。当然，还可以列举出若干地区独立驯化的植物或动物种类，如非洲、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地区。但是，动植物最古老且最主要的驯化中心集中于欧亚大陆的西南亚、中国、南亚地区。这些驯化中心的形成，是同这些地区当时优越的自然条件直接相关的。

在自然万物中，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驯化的动植物数量在自然界的可食用的物种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并非在任何地区中的任何可食用的动植物都能够驯化，即便当地的自然条件良好，但是动植物物种类型也决定着驯化的可能。在人类驯化的14种大型食草哺乳动物中，最主要的有5种，即绵羊、山羊、牛、猪和马；其次的9种包括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羊驼、北非驴、西伯利亚和北欧的驯鹿、东南亚水牛、西藏高原牦牛、爪哇巴厘牛、印度白肢野牛。前5种在特定的地区驯化后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而后9种则仍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而程度不一地分布于一定地区。面对这些人们所熟知的驯化动物，人们也会产生新的疑问，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野马可以被驯化而非洲的斑马不能被驯化？为什么许多有野猪的地方没有发生对猪的驯化？为什么更大型的食草哺乳动物如大象、犀牛、长颈鹿等未被驯化？事实上，人类在进行动植物驯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艰苦试验的，而且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决定动物能否被驯化的基本条件必须满足人自己的要求，其中包括喂养动物的饲料要经济和容易获得，动物的生长周期要短以便能及时为人类提供所需，在圈养的条件下动物繁殖不受影响，被驯养动物必须生性温和而不致危害人类，被驯养动物不属于对人或外界环境异常敏感的惊恐类型，等等。大象虽然力大肉多且性情温顺，但是养成一头大象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食物和时间）要比最终从它身上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当然，大象在一些地方一直为人所役使，但是这是驯服的结果而非驯化。

动植物的驯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其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人类享有了获得食物的稳定来源，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结构，粮食、肉乳向人们提供着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粮食生产的副产品——各类秸秆为圈养牲畜提供了食物，牲畜则为人类提供着除肉乳以外的皮毛、役使等生产生活资源，牲畜的排泄物又回归农田滋养粮食作物，等等。特别是驯化马、牛等牲畜的广泛役使，使交通、生产条件发生了重大变革，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类的第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

动植物在一些确定的地方，特别是在欧亚大陆驯化之后就开始广泛地传播，在这种文明成就的传播过程中它并不是简单的驯化物种传播，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动植物的驯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植物驯化产生的种植业形成了农耕文明，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生活和农耕生产带来的稳定性，不仅使人口的繁衍加快增长，而且也引起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动物驯化一方面为农人提供了副业养殖，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专门从事牲畜饲养业的游牧文明。农耕和游牧文明的传播，表现在文化层面上包括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同时，传播往往是伴随着人口繁衍对土地和牧场的需求而发生的扩散。这种扩散对尚未进入农业社会的采集、狩猎族群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的被迫向其他地区迁徙；有的接受了新的生产方式；有的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发生着语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同化。农耕文明的出现，是漫长的采集、狩猎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开端。正因为动植物驯化首先发生在欧亚大陆，文明也率先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若干大河流域。

挑战和应战 对于人类文明的起源有很多解释，其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汤因比将人类远古文明分为21种和两大类，其中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中国、玛雅和安第斯6个文明社会被视为一类，而其他15种则被视为上述6个文明社会的子体。汤因比在批判文明产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基础上，提出了“挑战和应战”的文明起源论。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论，同一般文明起源，尤其是“环境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发生在自然条件舒适安逸的环境之中，而恰恰发生在对于人类来说非常艰难的自然环境当中。他由此提出“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的公式。几乎在各民族流传的远古神话中，都包含着人类遭受神灵的惩罚，不得不面对“大洪荒”这样的自然灾害挑战的内容。面对这些被神话了的自然力挑战，成功的应战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从中却诞生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当然，这种挑战也包括人为的因素，诸如外族的扩张和入侵带来的灾祸。在各大陆的原始族群都面临大自然或邻居的挑战的状态下，挑战带给人类刺激程度的过量或不足，也直接影响着文明的发生和延续。所以，才出现了诸如“发展的文明”、“流产的文明”和“停滞的文明”。这其中也包括了人类在应战过程中“用力过猛”的结果。例如，汤因比列举了波利尼西亚人、因纽特人和游牧民族“停滞的文明”，就属于“用力过猛”反而得到停滞的范畴。当人们在近世发现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巨大的人像石雕时，岛上与这些远古巨石文化成就相伴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对他们祖先的文明创造一无所知，他们既没有雕刻这些雕像的艺术造诣，也不具备向距离复活节岛上千海里远的其他岛屿航行的能力。而他们的祖先，这些巨大雕像的雕刻者当初却是通过超凡的航海技术和艰难的经历来到这个岛屿的。远古的文明成就为现代人留下的谜团很多，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人曾以可以想象的独木舟之类的航海工具迎接了大海的挑战，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大表现为“应战”的“用力过猛”，而最终使他们在那种无法忍受的挑战中松懈下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局限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并在文明的创造力方面失去了祖先的勇气和技艺。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来说，“挑战和应战”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也未必是产生文明的规律。

自然环境与人类的互动 人类远古文明的产生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结果，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各大陆人类提供的资源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他们面对的困难是不一样的，他们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当然也不会一样。所以，各大陆、各族群、各民族的文化也必然存在着种种差异。这种差异的环境基础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解释需要重新回归到“环境论”的窠臼。早期的“环境论”是建立在人类种族差别基础上的，完全没有考虑自然环境与人类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人类本身的创造力。人类不是无可奈何地被自然地理、气候、动植物区系限定的被动机器。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类可以创造出相同或类似的文明成就，而在相同或类似的自然环境中并没有普遍地发生同样的人类文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几个方面：一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原始的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因各大陆面积不同以及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情况的不一而不同。如欧亚大陆在生物物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非洲次之、美洲再次之，澳大利亚则最差。至于像新几内亚这样的岛屿，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则已经灭绝殆尽。二是影响文化传播速度的因素，欧亚大陆横亘于地球的北半球，其纬度跨度不是很大。在相同或相近纬度上的气候条件下，动植物区系具有相似性，所以文明和文化传播相对比较容易。而美洲和非洲大陆则因其在地球上纵向分布，跨纬度纵向传播直接受到气候和动物区系不同的影响，生态障碍使传播速度相对缓慢，甚至造成中断。至于澳大利亚等为海洋隔绝的大陆，则因人类早期航海能力的不足而几乎没有接受其他大陆的古代文明成果。三是各大陆的面积和人口方面的差距，更大面积和更多人口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发展的机遇与更多潜在的发明者，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在这方面，欧亚大陆的优势同样是其他大陆所不可比拟的。所以，最早的古代文明发祥于欧亚大陆，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哪一种因素单独决定的。

文明产生的社会因素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尽管分布于世界各大陆，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基本是一样的。各大陆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时拉开的，是伴随着动植物的驯化而发生的。农耕文明的出现，使人类获得了稳定的和比较充裕的生活资料来源，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相对于采集、狩猎的人们获得了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产品。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对人们由于生活资料短缺维持的原始共产主义和平均分配的观念形成了根本性的冲击。对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使人们产生了财产观念，氏族社会中平等协商的机制越来越难以调节各个家庭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为大家所拥戴的氏族长或长老制的权威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通过权威的作用来调节氏族内部的利益冲突，不仅使氏族的原始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而且也促使氏族长阶层成为日益脱离生产活动专门进行管理的人，而剩余劳动产品为养活这些脱离劳动的阶层提供了可能。为了维护氏族群体的团结和保持公正，氏族成员向氏族长交纳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产品以维护一种大家所认同的权威和裁判，这种转变被称为血缘氏族社会向纳贡社会的转变，它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开始。

财产私有是阶级分化的基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引起的最重要变化，是人类从过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一直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单一关系，转变为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复合关系。从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到氏族权力结构的变化，人类的社会性管理和人与人的关系调节越来越复杂。人口的繁衍、生产的扩大，服务于生产和生活日益增多的需求，促使社会分工的加快和生产行业的增加。以氏族长为代表的权威阶层，也因管理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权力等级和专门的职业，行政、司法、军队等一系列管理和镇压力量构成了社会新的权力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增长、资源需求引起的自然扩散与人为扩张，也使人类群体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发展进程必然产生，血缘氏族关系在多氏族、多部落的融合中逐渐淡化，地域概念与日俱增，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出现了。伴随着国家形式的出现，以地缘关系划分民众的人类新共同体产生了，这就是民族。

民族是人类群体形式从原始群、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逐步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形成。作为民族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心理等方面的共同性，事实上也就是文化上的同一性。但是，民族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地域性的聚集、语言上的融通、经济生活的同一，宗教信仰的一致，社会习俗的养成，心理情感的培育，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往往因自然灾害、战争灾难等因素而被中断或改变。所以，在古代历史上，不仅国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族也是如此。那些因自然条件和传播原因一直未能进入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始采集、狩猎族群，由于对外的隔绝而长期滞留在人类的石器时代，他们的社会没有发生国家化的质变，他们的群体也没有演变为民族。他们创造了文化，但是没有发展出独立的文明。

古代文明的标志 人类社会的国家和民族过程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大河流域。西亚中东地区依托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发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依托于尼罗河流域发祥的埃及文明，亚洲东部依托于黄河流域发祥的中国文明，亚洲南部依托于印度河、恒河流域发祥的印度文明，就是人类古代文明在公元前3500—前1500年期间的代表。这些地区都是动植物最早的驯化中心，特别是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流域被称为“新月沃地”的区域在动植物驯化和古代文明发祥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这些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楔形文，埃及文明中的象形文，中国文明中的甲骨文等，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进入了有文字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思维革命的重要成就。书写系统使人类的交往更加方便，同时也记录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并且成为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的工具。除了文字之外，这些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还包括城市的出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行为规范的法律化，社会生产行业的多样化，商业和市场的发展，伟大的艺术成就、宏大的建筑和科学发明，等等。其中，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金属时代的巨大飞跃。在这些大河流域出现的文明古国及其辉煌成就，不仅前农业社会的人们难以想象，就是进入工业社会的现代人类也无不为之感慨万千。

然而，这些表现古代高度文明的社会，在突飞猛进的创造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明的敌人——制度化的战争。在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战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既包括对内统一权力和意志的战争，又包括对外征服或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带来的财富积累一方面被用于建造那些象征权力与地位的宏伟宫殿和陵墓，另一方面则用于供给那些脱离生产活动的官吏和军队。国家的统治者不仅需要通过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也需要通过军队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或利用军队发动对外征服战争以掠夺财富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从古至今，任何技术上的发明，往往都会被运用于军事优势的建立，甚至建立军事优势的需要也常常成为技术创新和文明发展的动力。战争不是文明的标志，而是对文明的逆反，但是战争又是保卫文明成就的重要手段，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中都包含了战争的内容。

欧亚大陆以外的古代文明 除了欧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发祥地之外，在地球各大陆中只有中美洲和秘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了独立的文明，但是美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石器时代，尽管它也包含了很多堪与欧亚大陆远古文明相媲美的成就，诸如宏伟的宫殿、金字塔陵墓、象形文和太阳历等。在美洲之外，还有许多以巨石文化为特点的人类文化遗迹，但是这些遗迹由于缺乏城市依托以及没有任何工具或器物等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考古发现而变得神秘莫测。对这些文明成就的解读，还有赖于考古学领域的新发现以及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当现代人类面对古代文明遗迹时，如以埃及金字塔为代表的早期文明成就，无不为其恢弘的气势和鬼斧神工的技艺所震撼，而震撼之余人们也必然会提出种种问题：在数千年之前怎么会出现这样辉煌的文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是如何建造这些由巨大石块堆砌起来的宫殿、神庙和陵墓的？这些辉煌的文明为什么大都没有延续下来？等等。这些常人都会提出的问题，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和建筑学等方面的专家来说同样是十分神秘而充满挑战的。而且，在这些可考的文明遗迹之外，还有很多人类文明成就至今无法解读。

大地的谜团 今天的人类对地球表面的大陆进行观察和测量已属轻而易举的事情，人造卫星、航天飞机可以为人们提供清晰准确的照片和图像。但是，如果让没有航测能力，甚至没有跨大陆和环球航行能力的古代人提供有关地球各大陆的信息，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公元1513年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将领皮瑞·雷斯在君士坦丁堡绘制的羊皮地图不仅包括了到1818年才被人类发现的南极洲，而且地图所绘的南极洲是在公元前4000年尚未被冰原覆盖的南极洲陆地。那么，6000年前是什么人看到了南极大陆？皮瑞·雷斯是根据什么人的地理观测资料绘制地图的？那些能够绘制地图的人们曾创造了什么样的文明？这些问题引起了包括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巨匠的关注。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皮瑞·雷斯使用的原始地理资料是由一个更加远古的人类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些资料被我们今天所能追溯的创造米诺斯文明的航海者流传下来。类似的发现还来自1559年土耳其制图专家哈齐·阿默德绘制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相当清晰地显示了在美洲阿拉斯加和亚洲西伯利亚之间联结着一条陆桥，即现代人所熟知的白令海峡陆桥，不过这个陆桥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结束的冰河时代已经深深地淹没于大海之中了。面对16世纪的地图，人们只能认为阿默德在绘制地图时确实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地图资料。有关这些地图及其资料来源的研究，迫使一些研究者提出如下推断：中世纪以前的地图绘制者参考的原始地图是1万—1.2万年以前绘制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人类文明的起源将向前追溯至少四五千年。如果上万年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社会就出现了高度发展的文明，那么在后来的几千年中为什么没有延续发展，没有在大地上留下辉煌的建筑遗址？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当然，在地球大地上确实有一些十分古老而至今无法解读的痕迹。从南美洲秘鲁南部荒凉干燥的纳兹卡高原上空鸟瞰大地，在这片荒漠大地上展现出数以百计的巨幅图案、线条和图形。图案多为动物，线条笔直、平行延伸到远方，图形呈各种几何状。这些地面艺术图案、线条和几何图形，即便是在今天的科技条件下完成也非易事，因为在地面上绘制一幅长400英尺、宽300英尺的动物形象没有来自空中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图形和线条却是在现代人类航天器（包括热气球）发明之前极其久远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考古学、地质学、图形学、人类学家对这些大地图案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研究，只能大致确定这些线条和几何图形在年代上晚于动物图案，因为这些在地面上磨出的线条将动物图案分隔开来。不过，对这些线条的年代也还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只能说它们大约是在距今2300—1400年时出现的，这种大致结论也是以在这些线条附近发现的陶器碎片为依据的，然而，这些陶器碎片显然是后来者带到这里的。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些大地的痕迹是由半神半人的“维拉科查人”遗留下来的。那么，这些维拉科查人是谁，他们从何处来，又到哪里去了？他们这些只能在天空中才能看出形态的图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些图案的目的是什么，给谁看？正如对原始地图绘制者的推测一样，有关人类史前文明的创造者是不是地球人的疑问一直在困扰着人们，外星人曾光临地球的说法以及地球人由于种种原因离开自己创造的文明移居太空的故事也因这些难以解读的大地谜团不胫而走，并由于越来越多的所谓“不明飞行物”（UFO）的出现而令人更加疑惑不解，以至于纳兹卡高原荒漠上数公里长的笔直线条被认为是外星人航天器的起落跑道之说也流行一时。

巨石文化 石器时代的标志是石质工具的广泛使用，但是在各大陆存在着许多巨石文化遗址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石器时代的特征。1774年，英国航海冒险家詹姆斯·库克根据前人的航海记录去寻找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发现了这个岛屿，并将它命名为复活节岛。当库克船长一行登上这个只有120平方公里的小岛时，他们遇到了两种人，一种是肤色多样的属于波利尼西亚人的族群，一种是巨大的石头人，而他们两者之间却无法沟通，岛民对这些不知道先于自己多久登上这座岛屿的巨大石人几乎一无所知。在这个岛上散落分布着400多尊巨石雕像，最大的雕像高21.8米，仅头部就高11米，鼻子长4米。有的雕像还戴着高2.5米、直径3米的圆柱形帽子。这些突出头部和面孔的巨型雕像，或竖立于海边的石头基座上，或散落在从采石场通向海边的道路上，有的则还同他们的“母亲”山体联结在一起。不知是什么原因雕琢者未能剪断联结他们的“脐带”。这些巨大雕像的面貌奇特，高高的颧骨、宽大微翘的下颚、狭长弯曲的鼻子、深陷的眼眶、硕长的耳朵、薄而紧抿的嘴唇，而且大都神情严峻地远眺他方。是谁、用什么工具、出于什么目的雕琢了这些巨大的石像？这些重达数十吨的石像是如何从采石场运输到海边的，是怎样竖立起来的？在这个只有灌木而没有树木的孤岛上，人们用滚木运送重物也不可能。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只能确定这些石像是用更加坚硬的玄武岩石制作的工具雕琢而成的，但其年代仍无定论。有人把它们同远隔4000公里大洋的秘鲁古代印加文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建造于12—14世纪。也有人把它们推向更为久远的时代。与这些石雕同时存在的还有刻在一种木板上的文字，当地人不认识这些文字，古文字学专家也无法破译这些文字。这种巨石文化或文明究竟是什么人创造的？是如何中断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类遗存不仅仅存在于复活节岛，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神秘的巨石文化。如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存在的巨石阵，拉美地区巨大石块堆砌的墙体和巨大的奥尔梅克人头雕像，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存在的各种凿刻在石壁上的岩画。

文明的断裂 大地图案和巨石文化无疑都是远古人类留下的文明的遗迹，但是这些文明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断裂，以致他们的后来者，甚至直接后裔都无法理解这些遗留下来的文明。他们把这些遗迹作为神灵的力量和象征加以崇拜，却没有能力接续这种文明甚至从中获得知识和启示。有关外星人在地球上建立文明的说法虽然也有某些证据的支持，但是如果说外星人创造了这些文明之后突然消失却未留下任何先进的工具痕迹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更何况一个具有星际航天能力的文明为什么只留下这些除了重量和寓意以外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原始遗迹而没有任何可以追溯的线索？这些显然早于大河流域“新月沃地”文明的文明遗迹，不仅是苏美尔人发祥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无法企及的，而且也是我们现代人在徒手状况下不能办到的。

即便我们重新回到公元前三四千年大河流域文明发祥的时代，也有许多谜团让人无法释怀。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没有直接的继承者，爱琴海克里特岛文明的创造者消失得无影无踪，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经年继世地守卫着法老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却没有解释和再造的能力。就是进入纪元以后，美洲大陆中部从公元250—900年时期出现的玛雅文明，不仅使现代人感慨万千、惊异不止，而且也使至今仍生活在尤卡坦、恰帕斯和危地马拉高原的数百万玛雅人除了对祖先的崇敬外无法利用那些神庙、金字塔、太阳历、象形文所蕴涵的知识和技术。继玛雅文明神秘消失500年后崛起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因西方人的入侵而瓦解，并使创造这两个文明的古代美洲族群在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统治中几乎完全灭绝。那些残留下来的人们虽然在同黑人、白人的混血中传承了祖先的血统但是却未能继承祖先创造文明的知识与技能。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不乏例证。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佛塔婆罗浮屠与普兰巴南印度教建筑群，约旦玫瑰山谷中的佩特拉石头城和在西亚、中东荒漠中广泛存在的早已废弃的具有希腊罗马风格的庞大建筑遗址等。当世人走进这些无言的石头遗迹时，古代文明的辉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为古人超凡脱俗的技艺和鬼斧神工的匠心所倾倒之时，人们难以想象当时这些地方充满生机的繁盛，也为这些历史辉煌未能传承而困惑不解。

显然，无论是史前还是纪元以后，远古和古代的文明都确实发生了断裂和失传。现代的科学家们为了解读这些文明，成年累月地工作在这些古代遗迹中，他们也试图再现铁器时代以前依靠人力和木材以及基本的杠杆原理完成的某些惊人创造，如运送还停留在采石场的巨大石块或竖立起一尊方尖碑。但是这些试验毕竟是一种现代人对古代文明的猜测，而对那些古代设计者、建筑家、发明家、雕刻家是如何掌握力学、几何学、数学、甚至天文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和精湛技艺以及他们的成就中所蕴涵的意义，现代人几乎仍旧是一无所知。这种巨石建筑是通过成千上万的劳工一代代经年继世地艰苦劳作而完成的吗？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古人对这些文明成就的放弃和遗忘？生态恶化、战争爆发、瘟疫流行、自然灾害、内乱频仍等种种猜测都成为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当然，还有文化本身，也就是这些文明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利于知识的传授、传播和传承？知识、技能和发明是在传播和交流中得到保护、继承和发展的，任何知识如果不能够形成社会化的传播机制就难以为继，而且很可能在某种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的作用下自生自灭。像复活节岛那样的远古文明由于其地域狭小且四面为大海隔绝（距离最近的陆地也有数千公里之遥）就很可能属于这种情况。人们可以猜测到的是这些巨石文化的创造者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和借助某种技术力量离开了这个岛屿，也可能是创造这种巨石文化的社会因缺乏文明的传播机制而在某种未知因素影响下造成了知识和技能的失传。而他们的后裔，以及众多类似的文明中断社会的后代，因无法掌握和继承这些知识与技能而倒退到产生这种文明和文化之前的原始境地。留下来的历史记忆也在一代代口口相传过程中逐渐失真，给后来人留下了这些难以解读的谜团。

从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采集、狩猎是原始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从人类脱离动物界至今的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中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一些以此为生的族群，作为远古历史的遗迹，被人们称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对于整个人类进化的历史来说，采集、狩猎的时代延续了数百万年，直到10000多年以前各大陆的人类都处于这一时代的尾声。只是到动植物驯化发生之后，人类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才告结束，进入了农耕和游牧文明时期。毫无疑问，采集产生植物驯化并发展为农耕，狩猎产生动物驯化并发展为游牧。但是，动植物最初的驯化都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结果。农耕文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除了种植之外，还包含着家畜的圈养和牧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采集—狩猎—畜牧—农耕—工业似乎成为一种发展的序列，但是正如采集和狩猎是并存的生产方式一样，畜牧与农耕同样也是并存的生产方式。游牧既不是游猎的直接结果，也不是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变迁的过渡阶段。大规模地牧放被驯化的动物发生在那些并不适于农业种植的干旱荒漠和草原地区，游牧也因此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游牧文明的产生 游牧文明产生于动物驯化及其传播。在大河流域文明发祥过程中，动物驯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肉乳稳定地进入人类的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食物结构和营养条件。动物皮毛和某些动物的役使则在改变人类生活条件、生产力水平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动植物驯化的历史可以看出，农业社会并不是建立在游牧生产基础上的，而恰恰相反，畜牧业生产是从早期农耕社会中分化出来的。动物的驯化过程，使被驯化动物的畜养方式也发生了分化，如猪和家禽等杂食动物适于圈养，绵羊、山羊、马、牛等食草动物则适于田野牧放。人类靠自己的能力为大群的食草动物提供食物是不经济的，在古代生产技术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对肉乳、皮革和畜力日益增多的需求，使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族群出现了。而田野放牧的漫散和寻找适于牲畜觅食饮水的草场与水源，也决定了畜牧业生产者“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

既然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是“逐水草迁徙”，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游牧文明同以定居生活为基本特点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区别。定居的农业社会，要求稳定的居所、开拓后有人力累计投入的熟地和灌溉系统，以及定居者聚居所需要的公用设施。这些最终导致了城市的出现。所以，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古代文明遗迹基本上都是农业社会留下来的。对于迁徙不定的游牧者来说，他们的生产是在不断的流动中通过对牲畜的管理而实现的。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必须适应这种频繁的迁徙，不可能，也不需要在地面上留下那些稳定的石头建筑等人工痕迹。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准确判定最早的游牧社会发祥于何处，最早的游牧者是谁。在世界历史的记录中，直到公元前两千年出现游牧民族对早期农耕社会发动持续性冲击时，人们才认识到这些如同旋风一样四处冲撞劫掠的蛮族。但是，这并不是游牧文明出现的具体年代。在亚洲蒙古高原山区中发现的众多岩画表现了人与动物的基本主题，被公认为是狩猎、畜牧文化的先驱。从这些岩画所摹刻的图案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时代，因为像鸵鸟、大角鹿这样的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已基本灭绝。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某些动物有可能继续生存到全新世早期，但是内蒙古阴山岩画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并延续了几千年却是事实。这些岩画中清晰地表现出从狩猎到畜牧的发展线索，其中包括了羊群、马匹、骑马牧人、穹庐和马车。这些图画中表现出来的动物驯化的内容，把游牧文明发生的日期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马背上的民族 现有的动物驯化历史研究结果表明，定居是动植物驯化的基础。最早的动物驯化发生在西亚中东的“新月沃地”。从公元前8500年绵羊、山羊的驯化到公元前4000年驯化马在欧亚草原地区的出现，游牧社会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马的役使促进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和交往速度的根本性变革，并在后来的几千年中扮演了人类社会交通的主角，直到蒸汽机车发明后才开始逐步退居配角的地位。在马被驯化以前，为人所役使的牲畜主要是牛、驴，但是牛行走太慢，驴的个头太小，它们的役使可以减轻人的负担和劳作程度，但是不能产生令人敬畏的速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中亚地区的双峰骆驼和阿拉伯半岛的单峰骆驼相继被驯化。骆驼的机动灵活性虽然不如马匹，但是在气候干旱的沙漠地区它却有耐饥渴、善行走的优势。所以，当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来自南部、北部和东部的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冲击不能不说同马和骆驼的驯化和役使直接相关。

游牧生产是从农业社会中分化出来专业性生产方式，也是动物驯化后传播的结果。这种传播所形成的游牧族群主要分布于欧亚大草原和西亚北非干旱的荒漠地区，这些游牧族群主要是南部沙漠地区的闪米特人、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印欧人和东部的后来被称为蒙古—突厥的各族群。欧亚草原东西部的分界线大体上是以天山和阿尔泰山划定的，东部地区地势较高且气候干燥，草原生态环境相对于西部地区要差。随着文化的传播，在非洲大陆、美洲大陆和后来的澳大利亚都发展起了游牧业。但是，游牧文明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仍然是发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建立起一系列国家，并且一直在同他们毗邻的农业社会发生着冲突。这种冲突最初发生在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来自西亚南部荒漠地区的闪米特族群和来自欧亚草原西部印欧族群的人数虽然不多，却拥有强悍、快捷的马队，战车和青铜武器，他们挟马匹奔驰卷起的滚滚烟尘和着在空旷草原练就的呼啸席卷而来，使“新月沃地”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农业文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这些受到农业文明强烈吸引的游牧族群在征服农业民族之后，也因其人口相对较少而同化于农业文明的人口之中。如赫梯人在进入小亚细亚地区时还是个游牧部落，但在征服了当地民族后却建立起一个包括整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形成了具有高度政治统治和军事管理才能和城市文化等内容的赫梯文明。古代的埃及，在公元前1720—前1570年的百多年间主要由闪米特人游牧部落组成的喜克索人统治。游牧社会在对农耕社会进行侵袭的同时，也带给农耕社会军事上的经验，埃及人便采用了统治他们的喜克索人马驾战车的作战方式，把喜克索人赶出了埃及的国土，建立了埃及人自己的新王国。进入公元前1000年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也开始了南下和西进的扩张。

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最早为人所知的是斯基泰人。他们被认为是起源于亚洲的游牧民族，后来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游牧并强盛起来，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游牧帝国，以北高加索和南俄罗斯草原为中心向南、向西和向东扩张。著名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他们是四海为家的畜牧者，没有城市和街道，全部是骑射之军，甚至居室也是房车，而且他们骁勇善战、不可抵挡。这些没有建立城市、祭坛、神庙和巨大陵墓的游牧民族，似乎不具备农耕文明的标志。但是他们的社会体制是完备的，文化是丰富的。文化创造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行为和结果。不同人类群体在适应自身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需要，而这种需要促使人能创造出各种工具、器物，发展起各类相应的技能如滑雪板就只能产生于环北极圈地区，而不可能成为生活在赤道附近人们的生活用具。由于马匹驯化带来的生产生活节奏的变化和效能的提高，使以马具为代表的发明成为游牧民族文化的象征。除了驯服和役使马匹的马具之外，一系列适应马背生活的其他工具（包括武器、装饰、服饰和器物）也应运而生。这些围绕马匹而形成的马具文化，体现了人与马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使当时农耕社会的人们惊异不止，赞叹那些游牧人如同钉在马背上一样，不仅可以在奔驰中引弓射箭，甚至在长途跋涉中还可以在马背上睡觉。

对于斯基泰人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生存方式虽然显得简单，但是十分有效。各类包括挽具在内的皮革制品、木质制品、青铜制品以及金银珠宝制品，都以精巧著称。斯基泰人王族的墓葬虽然没有在地表上留下壮丽的建筑，但是地下墓室的构建及其随葬品的丰富则充分体现了游牧社会的繁盛程度。在一座公元前6—5世纪的斯基泰人墓葬中，仅陪葬的马匹就达400匹。墓葬中的木椁雕刻十分精美，带有古希腊艺术的风格，体现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所产生的文化交流结果。斯基泰人的文化在欧亚大陆游牧社会中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

欧亚大陆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除了斯基泰人外，还有西部的萨尔马提亚、阿兰、番、阿维尔、哈塞尔人等，中部地区则有塞、乌孙、月氏人等，在东方则有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人等，东方的北部也出现了丁零、坚昆、高车等部落。这些游牧民族虽然不属于同一时代，但是他们一直是欧亚大陆草原地区从斯基泰人以降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并推动游牧社会兴衰嬗替的游牧文明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到公元13世纪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陆东方草原以后，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演才告结束，蒙古高原也因此成为近代地理学中的固定话语。而南部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游牧部落，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中没有像北方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那样著称于世，但是最早的闪米特人后裔仍持续着他们祖先的游牧生活，这就是在今天仍游牧迁徙于诸多阿拉伯国家中的贝督因牧人。

骑马民族军事帝国的冲击 自斯基泰人建立游牧帝国之后，欧亚大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开始进入了躁动的活跃时期。其中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公元前3世纪崛起于欧亚大陆东部草原的匈奴民族和1000年以后出现的蒙古民族。

公元前3世纪，属于早期大河流域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在经历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后，实现了统一，建立起了地域辽阔、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即秦王朝。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匈奴民族也完成了对草原各部落的征服，建立起了地域更加广阔的游牧军事帝国。这一建立在马背上“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社会，与中国中原地区“围墙经济”的农业社会形成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明显对照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役畜、皮毛和肉食，游牧社会则需要粮食、布帛和铁器。他们之间初始的交换是通过战争掠夺方式实现的。对于“守土有责”的定居农民来说，他们往往无法抵御这些居无定所、机动灵活、急风暴雨般来去的游牧人。所以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修筑的长城，也成为秦始皇抵御游牧民族冲击的选择。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历史上最杰出的工程之一，也是人类从月球观望地球时可辨人类社会的标志。不过，长城的修建是为了抵御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社会的冲击，它也因此成为世界历史中试图隔绝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人为壁垒。然而，从历史的效果来看，长城的作用并不明显。从秦汉时期匈奴民族以后，北方地区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直到后来的满族，都一次又一次地跨越长城进入中原或建立半壁河山的政权，或建立在更大范围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可见，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相依相存关系是人类经济文化交流的基本关系，不是人为的障碍物可以隔绝的。

从秦至汉，中国的历史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互激荡中发展的，匈奴与中央王朝之间时而休战和亲、时而大动干戈，持续了数百年。公元48年，匈奴草原帝国发生了南北分裂，南北匈奴大体上以蒙古高原中部的大漠形成自然隔断。南匈奴为躲避北匈奴的攻击，同中原汉朝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内附汉地。北匈奴则因南北匈奴的对立和汉朝的攻击而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原臣属于匈奴的鲜卑、乌桓等民族纷纷倒戈，北匈奴的势力日益衰落。公元91年，北匈奴在汉朝、南匈奴、鲜卑和乌桓军队的攻击下彻底溃败，余部西迁中亚地区。在此之后，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区又卷入了新一轮游牧民族崛起并同中原汉族王朝争雄天下的历史旋涡中，先后出现了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突厥人建立的突厥汗国、回纥人建立的回纥汗国、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等北方民族政权。而自东汉南匈奴内附中原以后先后进入中原的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也在中原地区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扮演历史角色的“五胡乱华”的剧目。这种历史进程，不仅使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也使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文化交汇更加广泛和深入。借鉴汉字笔画和字形创制出来的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的交汇，而相应的制度、法律、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吸收，更使中国古代文明在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因子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在这一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出现过隋唐盛世，并使中国北方、西北、西南从地域到民族得到进一步整合，但是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还没有真正实现南北大一统，而完成这一历史伟业的是公元13世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

1206年，铁木真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称成吉思汗，并建立起蒙古游牧帝国。在此之后，成吉思汗开始了东征、西讨和南下的军事征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对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中国而言，成吉思汗的孙子呼必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一国家的大业，他建立的元朝在国家的领土和民族统一性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隋唐时期崛起于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纳入中国版图的。这种大范围的统一，不仅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及其所承载的多样性文化的交流与会聚，而且奠定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

游牧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历史上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一直是同文明发展对立的，他们被视为茹毛饮血、生性残忍的野蛮人。同时，由于游牧社会的流动性以及其文化创造的简约化，使人们对游牧文明充满了歧视性评价。当然以农耕文明的标准来评价游牧文明，游牧社会显然没有那些能够体现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宫殿、庙宇、雕塑之类，但是，游牧社会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却体现出另外一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等物质成就。

毫无疑问，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侵袭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或延迟了农业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冲击同样给农业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因素。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出现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通过借鉴北方游牧民族适于马背军旅生涯的服装和战争技术而发生的，埃及人推翻喜克索人的统治也是借鉴了游牧民族的战车技术。这种对挑战给予的应战，增强了农业社会的军事能力，马匹、战车、弓箭和骑兵战术等都成为古代机动能力最强和远距离杀伤能力最大的战争技术的代表。当然，战争能力的提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的游动性与机动性所造成的文化交流。

伴随着战争和掠夺，古代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掀起了对农业社会的一波波冲击潮，在破坏城市、涂炭生灵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汇和文化的交流。在那种“英雄时代”，战争所产生的交流作用是普遍的，这也是阶级社会发生的必然现象。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单一性使它形成对农耕社会很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是造成游牧民族不断向农业地区侵袭的基本动因。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的地域观念是开阔和散漫的，而游牧帝国的出现使这种地域性的扩张成为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如同成吉思汗吩咐他的子孙要打到“天涯海角”一样。这种运动最显著的效果，就是民族大迁徙，如匈奴西迁引发的从中亚、东欧到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蒙古西征所推动的从中亚、西亚、东欧到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在游牧民族压力下形成的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古代欧亚大陆的种族、民族融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汇是被迫的，但是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则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发生。同时，游牧民族漫无边际的四处冲撞，在破坏很多农业社会的同时又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在扩张过程中不仅裹挟了众多的各民族人口（包括士兵、工匠、商贾等），而且也不断利用了他们所能接触的一些文明的成果，并将这些文明的技术成果加以传播。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发明，如四大发明向西方的传播就与游牧帝国的扩张直接相关。如果没有蒙古帝国的西征扩张，也不会有马可波罗的东方游历以及西方人对当时东方的认识。当然，任何交流都是双向的，蒙古西征从中亚、西亚、东欧带来大量的工匠和商贾，他们所承载的文化也随之进入到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推动了欧亚大陆东西方民族的交往，也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在古代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郝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