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的文明与文化

在中世纪早期，拉丁基督教世界处于所谓的“黑暗时代”。在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阿拉伯帝国和大唐帝国的辉映下，它黯然失色。然而，从11世纪开始，它却逐渐走出低谷，步入文明和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期。拉丁西方人后来居上，在中世纪末期，他们率先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奏响了向近代文明转变的号角。让我们来看一看中世纪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吧。

法兰克王国与基督教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原定居于莱茵河中下游的东岸。而其中的萨利克法兰克人在莱茵河下游的滨海地区活动，故他们又被称为滨海法兰克人。从公元4世纪起，他们越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北部。至公元5世纪30年代，高卢北部有一半已为法兰克人占据。

相对罗马人来说，法兰克人在当时还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英俊，性情刚毅而果敢。男子通常留披肩长发、髭须，腰插战斧并佩带战剑。他们一如女子喜爱装饰，戒指、手镯、串珠一应俱全。法兰克男子都是优秀的战士，勇敢与忠诚就是他们的美德。妇女在部族中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和较高的地位。法兰克人奉行的是多神崇拜。大自然中的许多事物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自从迁居北高卢后，法兰克人就与文明的罗马人发生了频繁的接触。这无疑也促进了法兰克人的文明开化。

公元481年，克洛维成为萨利克法兰克人的首领。他通过不断的征战，打败了盘踞于高卢的罗马人、阿勒曼尼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当公元511年克洛维去世时，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已为法兰克人所控制。由于克洛维属于墨洛温家族，故其所创立的王朝便被称为“墨洛温王朝”（公元481—751年）。

克洛维之所以取得成功，使法兰克人一跃成为高卢的主宰，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他率领其部族皈依了基督教。早在公元486年的苏瓦松战役后，克洛维就向基督教暗送秋波。当时，兰斯大教堂的主教派使者来到克洛维的营帐，请求他归还在战争中被抢去的该教堂的一只美丽的大花瓶。克洛维满口答应，并由衷地表达了他对教会的敬意。此即著名的“苏瓦松花瓶”事件。这说明，克洛维在主动向教会靠近。

公元493年，克洛维娶勃艮第一位贵族的女子克洛蒂尔德为妻。克氏不仅是一位基督教徒，而且还与高卢的罗马基督教会人士有密切的往来。这桩婚姻的政治和宗教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克洛维想以此赢得罗马贵族和教会的支持，教会也想以此觅得一棵大树来为自己遮风挡雨。而克洛蒂尔德也不辱使命，婚后便竭力劝说他改信基督教。克洛蒂尔德的到来无疑对克洛维及其家族最终皈依基督教产生了极大影响。

公元496年，当战胜阿勒曼尼人后，克洛维便率领3000亲兵在兰斯大教堂接受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据说，在这次战争中，当克洛维的军队面临溃败之时，他曾向耶稣基督祈求祝福，结果他转败为胜。这也最终促使他皈依基督教。当然，其皈依的真实目的是获得教会和罗马贵族的支持，以扩大其统治的基础。结果，克洛维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有了可靠的同盟者，而基督教会也重新在西方找到了强大的保护人。克洛维正是凭着这一有利条件而称雄高卢的。也正是凭着克洛维的支持，罗马基督教会将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中所盛行的阿里安派异端加以剪除，使整个高卢的信徒归于正统的罗马教会。

尽管克洛维去世后墨洛温王朝在政治上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但是它无疑成为西方文化中各种因素的汇集中心：日耳曼的、拉丁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而基督教则在其中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开始将日耳曼和罗马文化加以整合，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框架中。于是在这个神圣的秩序中，不同种族和集团的人们便找到了一个内在的统一原则。这就为新兴基督教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教权与王权 在动荡不安的中世纪西方，教会凭着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持续不断地在各地推行基督教化，从而使基督教成为西欧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时，它还通过各种手段拓展自己的领地，聚敛钱财，从而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为了控制和管理各地的宗教事务，基督教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教阶制度。教皇是高高在上的首领，其下依次是枢机主教、都主教、宗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于是，一个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神圣体制建立起来了。正是凭着其巨大的势力，罗马教廷树立起了它在西欧的最高权威的地位。它也由此成为一个国际神权政治的巨大中心。

在广袤的西欧大地，教区林立。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它都派遣专门的神职人员主持当地的宗教事务，从事传教活动。同时，它还在各地设立无数修道院，以接纳专门从事隐居修行的人士。修道院不仅是一个集体修行的场所，而且还起着文化传承和教育的作用。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它是西方文化传统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成为国教，也成为帝国皇帝借以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其后的拜占庭帝国延续了这种传统。在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会却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优势，迅速成为西欧多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这也是由当时西欧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造成的。在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时代，教会和王权之间还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诸侯坐大，王权普遍衰微。这种局面无疑为罗马教会全力涉足世俗政治提供了可乘之机，由此便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教权与王权之争。

为了达到其目的，教会抛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有人认为此一理论源于基督教早期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34—430年）。因为在《上帝之城》中，他对永恒的“上帝之城”和暂时的“世俗之城”作了区分，并证明前者要优越于后者。但在实际上，他并不提倡教权高于王权的政治主张。不过，在中世纪，其理论却被罗马教会用作宣扬“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依据。在11世纪，以法国为中心，普遍兴起了一场自发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即“克吕尼运动”。其目的是克服修士中间出现的世俗化倾向，整肃寺规，以重振教会。于是早期教会所倡导的二元论和反世俗主义得以恢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教士以奥古斯丁的理论为依据，竭力鼓吹教权至上，教皇永无谬误。教权与王权之争也由此普遍展开。

公元11—13世纪，教会在这场斗争中一直占上风。尤其在英诺森三世（公元1198—1216年）任教皇时，教权达到了顶峰。他在位期间，曾废黜了两位德意志皇帝，挑动西欧各国间的战争，从中渔利，致使英国、葡萄牙、丹麦、波兰、匈牙利等都臣服于教皇。

在中世纪后期，伴随着王权在西欧各国的加强，教权逐渐普遍衰落。这就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君主国家的崛起开辟了道路。但是，在中世纪，教权、王权和诸侯三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对日后西欧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后期在英、法等国形成的等级议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们进行斗争的一个结果。

加洛林王朝的兴起 克洛维去世之后，法兰克王国陷入分裂状态。虽然在达格伯特统治时期（公元629—639年），法兰克王国曾一度获得统一，但在他去世后，王国再次走向分裂。王权的衰微导致国家大权旁落。宫相原是王室庄园的监管者，在王权衰微之际，逐渐掌握了王国的财政大权。同时，由于宫相长期侍从国王左右，深得其宠信，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于是，宫相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逐步取得了批转王室领地、颁发王室赏赐、征集国家赋税等大权。宫相掌权后，国王也就不再过问朝政，而整日坐着牛车、四处游历。国王由此获得了“懒王”的绰号。

公元687年，加洛林家族的赫里斯塔尔·丕平（公元688—714年）击败所有对手，成为全法兰克唯一的宫相。其子查理·马特在位时（公元714—741年），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极力推行采邑改革，即废除墨洛温王朝无条件赏赐土地的做法，实行有偿的土地分配制。他把赐地作为采邑分封给有功之士，但受封者必须要服骑兵役，且封地不得世袭。这一方面削弱了地方贵族的势力，加强了王权，并加速了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击退了周边各民族的进攻，巩固了边防。

公元751年，赫里斯塔尔·丕平之孙宫相矮子丕平获得罗马教廷的支持，登基称王，并将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送入修道院，加洛林王朝由此开始。

查理曼帝国时期的文化复兴 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统治时期（公元768—814年）达到了鼎盛。他不仅通过东征西讨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还致力于文化的建设，从而使“黑暗时代”的西欧显露出了“文化复兴”的曙光。

在公元5—8世纪，拉丁西方在科学与文化上处于极度衰微的状态。虽然在英格兰、高卢和东哥特王国也不时闪烁几点文化的火花，但其文化普遍落后的状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就加洛林帝国而言，不仅平民大众几乎都是文盲，而且大多数贵族也目不识丁。即便是有文化的阶层——教士，文化水平也相当低下。其中大多数人行为野蛮，谈吐粗俗。查理曼对此极为担心。他在给富耳达修道院院长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信中讲道：“这些年来从各地修道院送来的信件中经常显示出对居于当地的教友的神圣而虔诚的祈祷仪式的狂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同样这些人写的东西中崇高的感情与粗陋的语言奇妙地杂糅在一起，这是因为对学识的忽视致使他们没受调教的舌头无法正确无误地表达那由虔诚的信仰在内外两方面所支配的东西。由此我们开始担心，因写作技巧的贫乏，他们将远远达不到理解《圣经》所需要的智慧。”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查理曼采取了一系列文化复兴的措施。

国民素质的提高，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于教育。对此，查理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多次颁布诏书，命令各教区和修道院兴办学校。787年，他颁布《文学研究之训令》，要求每所教堂和修道院都要设立学校。798年，他颁布《普通告诫》，“要设立学校教孩子读书，要在每一个主教区和每一个修道院里教授赞美诗及其曲调，教授圣咏、计算和语法，要让教士们都拥有一丝不苟地订正过的书籍。”公元805年，他发布指示给帝国的监察官，要求坚持以教育为本的目标，并强调学校应致力于教授阅读、歌吟、书写，以使学生们文通字顺。此外还包括法律、计算、医术等其他学科。正是通过查理曼的努力，普通的学校教育在拉丁西方大地重新兴起。同时，查理曼还创办了一所宫廷学校，专门培养高层贵族及其子弟。查理曼本人与其妻子、儿女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以促使整个宫廷上下形成一种浓厚的学习气氛。

为了实现其宏大的理想，查理曼延揽欧洲各地著名学者来帝国任教，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众多学者也为查理曼这种热诚所感动，纷纷应招而至。他们被派往帝国的各地，主持当地的教育振兴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有来自意大利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著名的学者保罗，他撰写的《伦巴德人史》保存了大量有关的史料；来自西班牙的狄奥多夫，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来自英格兰的著名学者阿尔琴，他学识渊博，是诺森伯里亚文化复兴时期最后一位重要人物。这些学者成为这场教育和文化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阿尔琴的贡献最为卓著。他不仅担任宫廷学校的校长，使该校成为一个活跃的学术中心，帝国教育改革的样板，而且还帮助查理曼筹划和制订帝国教育复兴计划，恢复各修道院的学术研究。

若离开了书籍，知识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将寸步难行。在查理曼推行教育和文化复兴运动之初，书籍是相当匮乏的。对此，主教们常常不断抱怨。当公元796年，阿尔琴来到图尔时，曾上书查理曼，认为当务之急是到各地搜集和复制图书。查理曼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搜求书籍之风气在帝国内蔚然形成。大批珍贵的书籍自遥远的爱尔兰、英格兰、意大利等地运来。教士们则不辞劳苦地加以抄写、复制，以满足教学之需。为了抄写的方便，教士们还发明了一种易于书写的字体——加洛林小字体。书写上的变革无疑加速了书籍的积累，有利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该种字体不仅在中世纪极为流行，而且现代西方的印刷体也仍然保留了它的基本形式。正是由于人们的持续努力，加洛林王朝的藏书日渐丰富，一大批图书馆也随之建立起来。当然，这些图书馆大都隶属于教堂、修道院等宗教机构。有的图书馆藏书达上千卷，一般图书馆的藏书也有200—300册。藏书的内容涉及面也较广，有宗教、历史、地理、法律、逻辑、修辞、语法、数学、医学等各方面的书。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不仅宗教经典得以广泛传布，而且古罗马作家的著作也得以留存下来。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古典拉丁文典籍，都是依据该时期的复制本而来的。

总之，查理曼帝国在文化建设上的功绩是巨大的。查理曼所倡导的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使中世纪初期业已衰败的教育体系得以重新恢复，为日后大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它人们还同古典文化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在这个时期，许多教士迷恋上了古典作家的著作，有的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也正因如此，现代学者将这次文化复兴运动称为“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虽然，在这一运动中，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而且文化复兴的范围也是有限的，但它却是西方人为走出文化荒芜的“黑暗时代”所做的一次巨大努力，同时也为未来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凡尔登条约和德法意三国的雏形 查理曼帝国尽管庞大，但它却是十分脆弱的。查理曼去世后，其子虔诚者路易登基。虽然他极力维持帝国的统一，但封建化加深所带来的诸侯势力的坐大，以及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却侵蚀着帝国统一的基础。在其生前，他的几个儿子就多次叛乱，在他死后，岌岌可危的帝国终于陷入分裂。

本来，路易去世后，应由其长子罗退尔继位。但他的两个兄弟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却联合反对他，于是战争四起。最后，罗退尔不得不屈服。公元843年，三兄弟在凡尔登缔结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日耳曼路易获得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东部法兰克，其领土大致与今日德国西部相吻合，地理上称为日耳曼，即德语的Deutschland或英语的Germany，我们通常翻译为“德意志”。秃头查理获得些耳德河与缪斯河以西的西部法兰克，其领土大致与今日的法国相吻合，地理上称法兰西，即法语和英语的France。罗退尔获得意大利中部、北部，以及上述两地之间的狭长地带，并仍然保留皇帝称号。凡尔登条约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雏形。

航海民族维金人的兴起 维金人（Vikings）居住于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日得兰半岛，种族上属于日耳曼人。在西欧历史上又通常称之为诺曼人。它包括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据考证，Vikings一词来自于丹麦文Vik（小峡湾）或挪威文Vig（海岸小湾），即“从峡湾来的人”之意。由于他们善于从事商业航海与劫掠活动，故又被称为北欧海盗。

北欧地处欧洲大陆西北边缘，地理纬度高，气候寒冷，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由于冰川侵蚀，这里的陆地山崖陡峭，河湖荡漾，峡谷幽深，土地相当贫瘠，只在沿海有小块平原。但是，北欧各国森林广布，海岸线漫长，故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优质木材、贵重皮毛、琥珀等都是畅销欧洲的贵重商品。同时，北欧沿海多优良港口，适于航海业的发展。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维金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自古以来，上山围猎，出海捕鱼，继而不断的海外贸易就成为北欧人生活的主旋律。

船是维金人海上活动的必备工具，因此他们的造船技术相当发达。长期的实践使他们能够制造出性能优良、用途各异的船只：如六桨小船、豪华的龙舟、独桅快船、双桅快船、平底大货船和大型远洋船。而维金人借以入侵西欧的则是一种长条船。在1880年，该种船只在挪威的奥斯陆海湾被发现。它长23米，宽5.25米，龙骨由一长17米的巨木制成。整个船体结构严谨，由桨和帆推进，非常适于航海。它每次可载乘40—100人，时速约10海里，能够在海上连续航行一个月。

长期的海上活动不仅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而且还使他们练就了高超的航海技能。所以，维金人也就成了海上的主人。同时，艰苦、凶险的海上生活也造就了维金人特有的民族性格。他们一个个强壮剽悍，性格粗犷，骁勇好战，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们一旦有机会就放弃渔猎生活，从事海盗劫掠和远航贸易。

当公元4世纪、5世纪日耳曼人像潮水一样涌入西欧各地之时，维金人仍然居留于自己的故土。至公元9世纪，由于其社会组织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加上因商路转移所造成的产品滞销，这些因素会聚在一起，促使维金人离开家乡，四处进行侵略。从此，一个新的野蛮民族在西欧大地出现了。

北欧海盗的南下 继东欧到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之后，帝国扩张伴随着财富掠夺也刺激了局处北欧的维金人，他们在航海技术和经验方面的优势虽然难以为构建大陆性帝国提供保障，但是轻舟快船、四处侵袭带来的财富则具有强烈的诱惑性。所以，维金人组成的北欧海盗进行的四处劫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经常性活动。正是凭借这一点，从公元9世纪开始，包括挪威人、丹麦人和瑞典人在内的北欧海盗开始了大规模南下的入侵活动。

挪威人很久以前就据有法罗、设德兰和奥克尼群岛等岛屿。至公元9世纪中叶，他们以之为跳板，逐渐向西、南开拓。向西，他们远航至冰岛，并在此进行移民垦殖。继而，他们又到达格陵兰以至北美大陆的北部沿海，但他们并未在此久留。向南，他们到达英格兰、赫布里底群岛和爱尔兰，并一度将爱尔兰海变为挪威殖民地的内湖。另外，他们还伙同丹麦人侵入英格兰和欧洲西部沿海，甚至一起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

丹麦人是维金人中较早从事海盗劫掠的一个民族。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公元789年，三艘单帆多桨船洗劫了英吉利海峡的多塞特沿岸。此后，他们对英格兰和法国西部沿海的骚扰一直持续了近2个世纪。英格兰的重要城市伦敦、哈姆威克及法兰克重镇巴黎、亚眠、康托维克等尽遭洗劫，有些城市甚至数次遭劫。海盗们把抢来的战利品拿到市场上进行出售，有时甚至就地拍卖。

瑞典人多是从事贸易的商人，但他们的海盗习性也很浓厚，因此常常被称为“海盗商人”。最初，海盗商人忙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后来，他们向东经波罗的海控制了芬兰，并进入俄罗斯境内。他们沿东欧平原上无数条南北向的大河，如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等南下，并发现了新的重要商路——“法兰琴路”。这条商路将瑞典人同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连接起来，从而加强了北欧同东方的文化交流。他们往往沿商路设立商站，并派驻军加以保护。

维金人的南下给刚刚走向复苏的西欧以极大打击。它不仅加剧了其分裂，而且还使经“加洛林文化复兴”所取得的文化成果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许多修道院连同其图书馆被毁，大批费尽周折才获得的图书再次佚失。但是，它却使另一个野蛮民族融入了世界文明的行列之中。

北欧人的国家 维金人侵入西欧后，在一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定居下来，并建立起了一些国家。这便导致了西欧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出现。尽管有些国家存在时间很短，但它们对欧洲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诺曼底公国是由维金人的一支诺曼人建立的，其创建者是著名北欧海盗世家奥克尼家族的后裔罗洛。10世纪初，罗洛率领一批海盗在塞纳河口建立据点，并不断沿河而上侵袭巴黎等地。法兰西国王“昏庸者”查理无力抵御，被迫于公元911年同罗洛签订条约。条约规定：封罗洛为公爵，并将塞纳河口一带划归其统治；罗洛皈依基督教，不与法兰克人为敌。于是，大批北欧人来此定居，从而形成了诺曼底公国。北欧人定居下来后，便逐渐失去自己的特长和习性，为法兰克人所同化。至11世纪，诺曼底已完全法国化了，并成为法国的一个大的封建领地。他们不仅放弃了其原始的宗教信仰，变成了基督教徒，而且还与当地人杂居，学说法语，接受了当地人的许多习惯，而当地人也不再视他们为敌人。从此，在诺曼底地区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碧眼金发，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从而给当地民族注入了一股活力。罗洛定都于卢恩，并开始组建强有力的政权。他禁止私斗，建立公爵法庭，强令臣民服从。他还模仿法兰克人分赐土地，广泛收拢附庸。他重视基督教，并建立了许多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至“征服者”威廉时期，诺曼底公国更为强盛。他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并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还定期征收赋税，设置预算，并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11世纪，诺曼人还进行了两次著名的征服活动：一是威廉征服英国，二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

11世纪初，丹麦王卡努特（公元1017—1035年）重新征服了英格兰，不久又接管丹麦和挪威，建立起跨越北欧的庞大帝国，史称北海帝国或卡努特帝国。在英格兰，他继续以旧制统治其臣民，制定并颁布法典，以维护和平。他接受当地古老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保护并支持基督教会，大力兴建教堂和修道院，使英格兰的宗教文化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卡努特还实行宽容的民族政策，以调和英格兰居民和北欧移民间的关系。由于当地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亦来自北欧，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他们与新来的北欧移民十分接近，所以北欧移民很快就与当地居民发生融合。盎格鲁—撒克逊语（即古英语）在后来则成为英国民族语言的基础。北欧人亦在经济和文化上给英格兰以影响。如英尺和英寸间的十二进位法就是从北欧传入的。由于卡努特长期居留于英格兰，所以他的统治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但在本土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卡努特去世后不久，帝国即宣告瓦解。英格兰重新归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统治。而北欧移民则逐渐融入了当地居民中。

11世纪40年代，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诺曼骑士在其首领罗伯特·吉斯卡尔伯爵的领导下，自诺曼底公国来到意大利。他们先是征服了南意大利，继而又经过30年苦战，并最终于1091年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岛。1130年，罗伯特之侄罗杰二世正式建立西西里王国，统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诺曼西西里王国恰好位于拉丁基督教文明、拜占庭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交汇处。在王国境内，诺曼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伦巴德人等各民族相互杂居。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风俗习惯交相辉映。而诺曼统治者则采取宽容的民族政策。他们不仅在被征服地区保留了拜占庭和穆斯林的行政管理结构，官方文件同时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发行，而且还使各民族仍然保有他们各自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诺曼西西里王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弗里德里克二世统治时期（公元1215—1250年），该王国不仅经济繁荣，政治上开明，而且在文化上也极为昌盛。在他的“宫廷里挤满了开明的阿拉伯哲学家，他对穆斯林极为友好”。而弗里德里克二世本人则“流利地说6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他在哲学、科学、医学和自然史方面造诣颇深，而且对其他国家的消息也很灵通”。在他的统治下，不仅穆斯林学者、希腊学者，而且来自拉丁西方各地的学者也云集于此，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穆斯林在西西里播下的文化种子，最终在诺曼人统治时期开花结果。同时，先进的拜占庭与阿拉伯文化也通过西西里传入拉丁西方。这样，西西里便成为当时落后的拉丁西方人吸收先进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一条重要通道。

1066年英王忏悔者爱德华死后无嗣，从而招致王位之争。先是贤人会议推举戈德温家族的哈罗德为继承人，继而是挪威国王哈拉达以卡努特帝国之血统为由，要求获得王位，同时诺曼底公爵威廉则以与爱德华有姻亲关系为借口，要求继承王位。各方争执，互不相让，英国王位问题只得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是年，威廉亲率大军，渡过茫茫的英吉利海峡，打败其对手，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建立起英国历史上的诺曼王朝（公元1066—1087年）。由于诺曼王朝的统治所依靠的主要是从诺曼底来的贵族和骑士，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诺曼底公国的翻版。该王朝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拉丁语只在教堂使用，而民间语言仍然是盎格鲁—撒克逊语。于是，法语中的许多词汇逐渐为古英语所吸收。同时，诺曼贵族的骑士精神也在英国社会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大陆文学和艺术的许多新观念也传入英国。诺曼底的建筑风格也为之所吸收，并逐渐形成独特的英国样式。诺曼贵族还将法国的农庄管理经验、家业组织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到英国，从而促进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总之，诺曼征服不仅为英国带来了大陆的封建制度，还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时尚，从而对英国民族传统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文化的复兴与繁荣 公元5—10世纪，是中世纪拉丁基督教文明的早期时代。在这个时期，与繁荣昌盛的拜占庭、阿拉伯和中国等文明相比，它确实显得暗淡无光。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主要就是指这个时期。但是从公元11世纪开始，拉丁西方人终于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并在12世纪和13世纪步入文明和文化的繁荣期。

中世纪早期虽然“黑暗”，但却是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繁荣的孕育期。正是通过这几个世纪的缓慢积累，拉丁西方从公元11世纪开始，走向了复兴之路。农耕技术得到改良，三圃制广泛实行，城市普遍兴起，“商业革命”得以出现，等等。同时，刚刚复苏的拉丁西方人也走向扩张之路。诺曼人征服西西里、西班牙人“收复失地运动”、德国人向东欧的殖民活动和十字军东征就是这种扩张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扩张，拉丁西方人广泛而直接地接触到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于是出现了落后的西方向先进的东方学习的热潮，并由此引发了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第二次“文化复兴”和再度繁荣。

典籍的翻译与科学的复兴 自公元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在拉丁基督教世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从事翻译活动的学者达90多人。其中既有基督教学者，也有犹太人、穆斯林等其他民族的学者。他们将阿拉伯人和古希腊人的典籍翻译成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据统计，在这次翻译运动中，翻译成拉丁文的典籍达470多种。其中既有阿拉伯人的科学与哲学著作，也有古希腊人的科学与哲学著作。可以说，几乎每一位古希腊和阿拉伯著名学者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了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这是中世纪时代继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运动。

正是通过翻译运动，各门科学重新在拉丁西方大地得以复兴，如代数学、几何学、印度—阿拉伯数字体系、天文学、力学、光学、磁学、机械工程学、内科学、外科学、药物学、化学、自然史（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而西方语言中也出现了大量源于阿拉伯文的外来语。如数学上的术语：代数学（algebra）、正弦（sine）、零（cipher or zero）等；医药和化学上的术语：酒精（alcohol）、碳（coal）、碱（alkali）、雄黄（realgar）等；天文学上的术语：历书（almanac）、季雨和季风（monsoon）以及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阿拉伯科学对中世纪西方科学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吸收、融合阿拉伯和古希腊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基督教学者们开始了独创性的研究。如在物理学领域，杰德努斯、布鲁塞尔的吉阿德、罗杰·培根等在动力学和光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与革新；在天文学领域，英国和法国的天文学家改进了天文仪器，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制定了天文历表；在医学领域，萨莱诺医校和伯隆那法律学校的学者开始了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此外，在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西方学者也通过考察和实验而作出了一些新的发现。尤其是罗杰·培根（公元1214—1292年），他不仅设想了许多超前的发明，如潜水艇、飞行器、望远镜等，而且还大力倡导科学实验。观察和实验是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在13世纪，科学观察和实验精神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不仅促进了当时的科学发展，而且还为近代科学的出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经院哲学的繁荣 通过翻译运动，许多古希腊和阿拉伯著名哲学家的著作被译介到西方，从而导致基督教经院哲学迅速走向繁荣。可以说，基督教哲学的繁荣是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输入密切相连的。在这次翻译运动中，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了拉丁文。由于古希腊与阿拉伯科学和哲学所包含的丰富的理性知识与基督教信仰发生了矛盾，于是在西方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信仰与理性之争。

保守的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者视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异端邪说，激进的阿维罗伊主义者则主张全盘接受亚里士多德学说。托马斯·阿奎那等则采取折中的立场，致力于调和宗教信仰和亚里士多德哲学间的矛盾。于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对基督教神学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使之建立在牢靠的哲学基础之上，从而导致了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大融合，经院哲学也因之达到了其最高峰。

古希腊和阿拉伯科学与哲学之输入所带来的经院哲学的大发展，不仅导致了理性主义的泛滥，而且还为近代科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如论者所言：“正如罗马法的存在使得秩序的理想在整个混乱时代和中世纪得以维持不坠一样，经院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相信上帝和宇宙是人们的心灵所能把握的，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界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立现代科学时，应该感谢它作出的这个假定。”

大学的兴起 伴随着翻译运动所带来的知识上的迅猛增长，知识传授机构也出现了变革。在12世纪后期，大学逐渐兴起。中世纪大学是一种新的教育机构。拉丁语中的universitas（即大学）是后来西方各国语言中“大学”一词的来源。该词是从罗马法中借用过来的，意思是经法律认可的一个社团或同业公会。在中世纪，该词的用途广泛，可适用于任何一个社团，后来才专用于大学。它是由学生或教师为维护共同利益而组成的，类似于中世纪城市中的行会或同业公会（guild）。在13世纪，大学里还兴起了学院制。现代大学的学院制即发源于此。

在12世纪和13世纪，拉丁西方共出现大学24所。其中意大利10所，法国和基督教西班牙各5所，英国和葡萄牙各2所。现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大学即始于此，如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伯隆那大学、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等。同时，大学的学位制如学士、硕士和博士也趋于完善。

大学的兴起既是知识积累的结果，同时它的出现又有力地促进了西方学术和文化的发展。这些大学兴起后便迅速成为传播新输入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要阵地。而现代大学即从中世纪的大学发展而来。

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十字军东征自公元1096年至1291年，前后共8次，历时近2个世纪，是拉丁西方人打着宗教旗帜对西亚伊斯兰教世界的一次军事征服活动。这次旷日持久的东征，不仅使西方人最终控制了地中海，而且还开辟了东西方交通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尽管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威尼斯、阿马菲等意大利城市的商人就同东方有商业往来，但“他们有关东方的知识在欧洲传播极少。只有在12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对伊斯兰各民族的情况才变得更为清楚了”。尤其是，它还促进了拉丁西方同中国的直接交往。当十字军侵入西亚之时，蒙古人通过东征西讨在欧亚大陆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使东西方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正是在西亚，十字军和蒙古军队发生接触，从而开始了西方和中国教俗使者和商人之间的频繁往来。如普兰·嘉宾、阿西林、安德·龙如美、卢布鲁克的威廉都曾奉罗马教廷或法国国王的旨意出使蒙古大汗，企图说服蒙古大汗停止进攻西方，并联合对付穆斯林。但这些努力都先后失败。之后，13世纪80年代末，圣芳济各会教士孟德维高诺奉罗马教皇之命到中国传教。从此，罗马天主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同时中国的景教徒也出使西方。

由于东西方商路的畅通，以及西方人对地中海的控制，东西方贸易往来也相当频繁。西亚作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虽然受到了某些阻碍，但东方的货物却仍然源源不断地运抵该地。一些欧洲城市的商人也直接“从事横跨亚洲贸易路线中这一地段的商品运输，以及从事组织从大马士革和其他穆斯林中心城市到利凡特的沙漠商队”。在11—13世纪，西方出现了所谓的“商业革命”，而地中海国际贸易的巨大刺激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一些西欧的商人还来到中国，开始同中国商人进行直接的贸易交往。众所周知，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些西方的使者和商人中，卢布鲁克的威廉和马可·波罗对西方人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所留下的游记在西方广为传颂，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交流使西方人的眼界扩展到了欧亚大陆的东端，也为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十字军东征所导致的与近、远东的直接交往是西方人走出地中海，冲向大西洋和全球的一个重要起点。

十字军东征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西亚的十字军王国本身就具有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特征。在这些王国中，除了西方的军人、商人和朝圣者外，还有众多的当地居民。按宗教划分，有穆斯林各民族、东方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他们都保有各自的宗教和法律。由于长期交往，西方人还同当地居民发生通婚的现象。通常是西欧的男子和土著女子结婚。尤其是在安条克和爱德沙公国，混合婚姻大量存在。当十字军从西亚被驱逐回西方后，一些混合婚姻的家庭仍然留在当地，并完全被当地人同化了。但从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姓氏来看，他们显然来自西欧，如法兰吉亚，Faranjiyah意思为“法兰克人”。许多十字军人还学会了阿拉伯文。尤其是他们在饮食、服饰等方面也都东方化了。一位法兰克贵族就雇用一位当地的厨师为他做饭。一些法兰克贵妇人在穿着打扮上都是东方式的，令来自西方的朝圣者都感到惊讶。

当然，以西亚为基地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要局限于物质文化方面。成千上万的十字军自西亚回到西方，他们将东方的观念和习俗带回家乡，从而引起了西方人的思维和日常生活的变化。对香料之嗜好的养成，对东方服饰的爱好，留胡须的习惯，香水的使用，厕所的出现，同心式城堡建筑在西方的出现，东方式室内装饰、私人和公共浴室在西方的重新流行，西方纹章标志的盛行，信鸽的使用，如此等等，都与这次东征有关。可以说，东征对于西方的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西方日常生活结构的缓慢变迁。

总之，伊斯兰教的扩张和基督教的东征极大地开拓了西方人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在他们的心目中，东方就是黄金和香料遍地的乐土。正是这一美好的幻想，最终吸引着他们走出地中海的狭小天地，走向了广阔的大西洋。

在中世纪前期（公元5—13世纪），基督教的一统、教权的甚嚣尘上、王权的衰微和领主势力的强大造成了以下后果：人们的宗教意识几乎支配一切，整个西欧似乎只存在一个大的基督教世界；人们的领地意识强于国家意识，领主权大于国家主权，民族的概念几乎无人理解。正如一位现代的西方学者所言：“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人首要的是一位基督教徒还是一位穆斯林，其次则是其出生地的一位土著或地方贵族的臣属，最后才是他是一位法国人，还是一位埃及人，或是一位德国人。”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伊斯兰教世界还是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人们都将宗教观念放在第一位，其次是乡土和领主观念，最后才是民族或国家观念。可以说，在中世纪前期，西欧人的民族意识微乎其微。但是至中世纪后期，伴随着教权和领主权的衰落，王权的加强，西欧人的民族意识才逐渐走向觉醒。

百年战争与圣女贞德 自从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英、法之间就有了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公元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去世，加佩王朝绝嗣。法国三级会议推选瓦罗亚家族的腓力继位，英王爱德华三世却以法王外孙为由要求继承法国王位。法国坚决予以拒绝，爱德华三世则继续坚持其要求。同时，在征服后的数百年时间里，英王一直以诺曼底公爵的身份兼领其在法国的领地。但在法国，人们已经逐渐将之看作是外族。正日益强大的法国国王更是将之视为其政治统一的最大障碍，急欲除之而后快。王位继承问题和领地争端遂成为引发英法百年战争的基本原因。但争夺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尔则是战争的导火线。因为佛兰德尔毛纺织业相当发达，是一个极为富庶的地区。新继任的法王加强了对它的直接统治，但英国国王也欲控制该地区。两国的关系因之日益恶化，终于导致了战争。

战争自公元1337年爆发，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百多年，至1453年方告结束。历史上称为“百年战争”。由于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所以它刺激了萌动的法国民族意识。在战争的第二阶段，英王亨利五世率军攻占法国北部，接着于1428年大举南下，企图灭亡法国。在这生死危亡的关头，法国人爆发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人们纷纷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家园。公元1429年，英军围攻卢瓦尔河上的重镇奥尔良。若该镇失守，则通向南方的门户将大开。在这紧要时刻，牧羊女贞德（公元1412—1431年）挺身而出，戎装上阵。她声称是上帝派她来拯救法兰西的。贞德的行为激发起了众多法国人的爱国热忱，大批百姓纷纷响应她的号召，一些法军也支持她。1429年4月，贞德率军攻入奥尔良，解除了该城之围，从而使战局得以扭转。在1430年的康边战役中，贞德不幸被亲英的勃艮第贵族俘虏，并被转卖给英国。次年，贞德英勇就义。她虽然牺牲了，但她的英勇不屈的精神却激发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时也说明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不断加强。战后，法国国王历经数十年的努力，消除地方诸侯势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立起了民族君主国。

英国民族意识的高涨 百年战争也同样激发了英国民族意识的成长。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统治，曾经使英国经历了一个法国化时期。英国的大部分贵族都是诺曼底人，法国的社会制度、法律和风俗习惯亦流行于其上层社会，法语还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许多贵族和英王一样也在法国拥有领地。他们一臣侍二主，无法保证对英王的忠诚。百年战争的结束，法国的胜利则彻底切断了他们的这一纽带，使其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本土的事情。在战争期间，英国人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战争初期所取得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写道：“英国人深感他们的伟大，并且他们已赢得许多巨大的胜利，以致他们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在战争中，他们是全世界最信心十足的国家。”

同时，在英国国内也掀起一场反对敌国语言统治本国的浪潮。公元1362年，英语被宣布为法律和法庭用语；1368年，英国上议院议长在国会公开用英语发表演讲；1399年，英王亨利四世登基时用英语发表即位演说。在英王及贵族的带动下，英语逐步取代法语，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普及。在15世纪初，以伦敦及其东南米德兰方言为标准的书面英语通行全国。在百年战争后所发生的“玫瑰战争”使地方贵族的势力得以剪除，英国王权不断加强，民族君主国逐渐确立。

民族主义的先驱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伴随着教权的衰落，王权的日益强大，以及其民族意识的增强，出现了一些支持王权，倡导宗教改革，建立民族教会，使用民族语言的民族主义的先驱。他们的学说对于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普及、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丁·阿利格里（公元1265—1321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杰出的诗人和民族主义的启蒙者。在《飨宴》和《俗语论》这两部著作中，他对意大利语言的发展史进行了论述，并主张打破拉丁语的正统地位，倡导以托斯坎那方言作为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在《帝制论》中，他要求结束分裂局面，倡导政教分离，实现祖国统一。但丁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民族理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神曲》中。在该书中，诗人以讽喻和象征的手法，叙述了从地狱到天堂的全部历程，旨在使人们正确面对并勇于摆脱现实的苦难，走向幸福的境地。同时，他试图以之去唤醒国人那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识，消除外来干预，走向政治复兴的光明大道。在这部伟大的诗篇中，他怒斥分裂，揭露和批判神学的虚伪和僧侣的腐败，谴责教皇的贪欲，歌颂开明君主，反映出他要求加强王权，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抱负。

约翰·威克里夫（公元1324—1384年）是英国著名的教士、学者，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牛津大学度过的。他学识渊博，富有才华。由于他多次担任教职，所以深知教会内幕。在英国国王与罗马教廷的斗争中，他满怀爱国热情，坚定地支持王权，并以牛津大学为讲坛，宣传其宗教改革思想。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他主张王权至上，教权隶属于王权，教会应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教产应收归国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割断教会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机构，反映了他维护王权，建立民族教会的理想。公元1378年后，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主张《圣经》高于一切，反对“变体说”，这就否定了教士的中介作用，进而否定教会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同时，威克里夫还提倡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并将《圣经》翻译成英语。这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语言的普及。总之，威克里夫思想的出现反映了英国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而它的传播则又极大地强化了英国人的民族意识。为英国民族教会和民族君主国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约翰·胡斯（公元1372—1415年）是捷克著名的宗教改革的领袖。他出身社会的下层，深知异族统治给捷克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布拉格大学执教期间，他就拜读了威克里夫的著作，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他利用大学讲坛和教堂布道的机会，抨击德国贵族的蛮横，揭露教会的腐朽与贪婪，以激发人们的民族情感，从而达到进行社会变革，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胡斯基本上继承了威克里夫的主张，把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以至罗马教皇，认为他们是外族势力在捷克的代表，是捷克人民遭受奴役，民族遭到践踏的根源。因此他主张教产应收归国有，教权应服从俗权，神职人员应服从国家，取消教士的特权，改革奢华的宗教仪式，建立廉俭的民族教会。为宣传其思想，胡斯倡导用本民族的语言（即波希米亚语）做礼拜，发表演讲。为此，他还将《圣经》翻译为波希米亚语，从而有助于民族语言的普及。胡斯的宗教改革得到了捷克人民甚至部分王室贵族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但是仇视他的罗马教皇和捷克天主教会则设法迫害他。公元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决定对胡斯进行审判，并要求胡斯到会。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大义凛然地出席了大会以替自己辩护。但大会根本不容他发言就将他逮捕。1415年7月6日，罗马教廷以“异端”罪名将胡斯处以火刑。胡斯为拯救自己的祖国而死，这激起了捷克人民的极大愤慨，宗教改革运动由此转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这次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一次民族独立战争，是民族意识增强的一个结果。它沉重打击了以教皇和德国皇帝为首的阻挡捷克政治独立的教俗势力，极大地促进了捷克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西班牙的复兴运动 当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时，一小部分基督教居民被驱赶到西北部山区，并在西班牙北部逐渐形成了一些基督教小王国。其中主要有卡斯提、阿拉冈、葡萄牙、加泰罗尼亚、那瓦尔等。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主要就是由这几个王国完成的。

基督教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始于公元11世纪初期。公元1085年，卡斯提王国在阿尔丰索六世的领导下，攻克了重镇托莱多，收复失地运动逐渐进入高潮。阿拉冈在国王拉米罗一世时吞并了加泰罗尼亚，从而声威大震。卡斯提与阿拉冈两王国成为收复失地运动的中坚力量。公元1212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下，以卡斯提王国为首，联合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组成庞大的十字军，在托罗萨战役中击败穆斯林大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收复失地运动快速向南推进。公元1236年，卡斯提攻占科尔多瓦。至1270年，穆斯林统治区只剩下了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

伴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展开，拉丁基督教徒也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阿拉伯文化的热潮。穆斯林西班牙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文化中心。托莱多、塞维利亚、科尔多瓦等都有众多图书馆，保留了大量阿拉伯文化遗产。当这些城市被收复后，大批基督教学者从西欧各地涌入西班牙，开始翻译和研究阿拉伯文典籍。1130年，雷蒙大主教在托莱多建立了一所正规的翻译学校，开始系统地翻译阿拉伯文典籍。该学校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来此学习和工作。阿尔丰索十世在位时期（公元1252—1284年），研究阿拉伯文化的热潮达到了顶点。他于1269年在塞维利亚建立了一所东方学院，用阿拉伯文进行授课和研究。同时，他任命犹太人、穆斯林和西方学者系统地编辑和翻译阿拉伯文典籍。西班牙也由此成为阿拉伯和古希腊文化传播到西欧的一条重要通道。他还组织人编写西班牙史和世界通史，将《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卡斯提语，而他本人则用卡斯提语写诗著文。这就为卡斯提语成为西班牙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

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西班牙基督教王国的统治者实行民族和宗教宽容政策，因此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能够和平共处，从而使半岛呈现出多个民族、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景象。穆斯林仍然保持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法律上，穆斯林也保持了某种独立性。基督教统治者多次颁布特许状，要求在对一位穆斯林进行法律裁决时，可由穆斯林法官根据伊斯兰法来进行。在征服之初，阿拉伯文、拉丁文和罗曼语都可用作书面语言。直到12世纪末，阿拉伯文的文献才变得稀少。同时，伴随着各民族间的融合的不断加深，统一的民族语言也逐渐形成。卡斯提语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吸收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而发展成为西班牙的民族语言——西班牙语。在现代西班牙语中，发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汇就达4000多个。这充分说明西班牙文化受阿拉伯文化影响是多么深。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和融合，西班牙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1469年，在一批希望统一的西班牙贵族的支持下，卡斯提王国的王位女继承人伊莎贝拉与阿拉冈王子斐迪南结为秦晋之好。公元1474年和1478年，他们先后登上各国的王位。于是这两个王国通过王朝联姻而合并，从而形成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一方面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打击分裂割据的诸侯大贵族，建立起专制的民族君主国；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控制教会，使它基本上成为西班牙的民族教会。公元1492年，斐迪南率军攻陷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从而完成了半岛的最终统一。（陶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