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黑人文明

非洲是一个古老的大陆，它的全称为阿非利加（Africa），在拉丁语中是“阳光灼热”之地的意思。在罗马时代，“阿非利加”这个名称就开始使用，罗马人就曾将它所征服的非洲地区组成为阿非利加行省。

非洲在地理上可以划分为四大部分，地中海南岸、撒哈拉沙漠以北为北非；撒哈拉以南、赤道以北、乍得湖以东的地区为东非；乍得湖以西为西非；赤道以南为南非。

非洲是人类古代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大陆之一，著名的尼罗河流域古代文明就是在北非这块土地上孕育的，对于这个事实，东西方学者都没有疑义。然而，许多西方人不承认在殖民主义到达非洲之前，在北非以外的广大非洲黑人居住地区，有独立的非洲黑人文明的存在。他们认为，非洲大陆的北部及非洲东海岸属于伊斯兰文明；在南非，荷兰、法国和英国创造了一片多板块式的欧洲文明；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活动把基督教传播到了大部分大陆，给那里带去了文明的因素，而非洲黑人则是野蛮民族，既无历史，也无文化。

但是，19世纪以来，非洲考古发现的大量事实和近来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学者们的发掘研究表明，黑非洲不是一个文化的荒野，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陆。自古以来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的非洲各民族，不仅创造出高度繁荣发达的古埃及文明，也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非洲黑人文明，并且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保持着久远的联系。撒哈拉沙漠以及非洲内陆的地理环境，的确造成了非洲内陆交通和交往的不便，使非洲各个地区的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但并没有隔断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自古以来，非洲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大陆。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古代居民通过尼罗河和红海，与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非沿岸的人民则利用印度洋上根据季节有规律变化风向的信风，与西亚、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有着频繁的交往。活跃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利用罗马时代就引进的“沙漠之舟”——骆驼，从事并控制着北非地中海世界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贸易。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黑非洲人民就与地中海世界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与希腊、罗马、阿拉伯、波斯等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并且对埃及和希腊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黑非洲广袤的大地上，相继出现了许多具有独特个性的黑人文明：麦罗埃文明、诺克文化、斯瓦希里文化、豪萨文明、依费—贝宁文化、刚果文化、大津巴布韦文化、马拉维文化和马蓬古布韦文化，这些文明既表现出非洲黑人丰富的文化创造力，也表现出他们与其他文明的联系和对其他文明的吸收与借鉴。

努比亚文明 如果说，古代埃及文明的活动中心主要是在尼罗河下游的话，那么发源于赤道非洲的尼罗河，也为其上游的人民赐福，孕育了同样古老的尼罗河上游的文明——努比亚文明和库施文明。

努比亚是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尼罗河第一瀑布（即今天的阿斯旺水坝附近）以南到库斯提以北的尼罗河盆地。地跨现在的埃及和苏丹。努比亚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利用尼罗河赐予的舟楫之便，努比亚人在北边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埃及到达地中海，与地中海古典文明区发生联系；在南面可以通过青、白尼罗河两条河道到达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腹地，获得非洲腹地的黄金和象牙等产品；在它的东面不远处就是红海，通过红海，可以到达西亚古代文明区，与这些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的往来；而在西面，沿迈利克干河、霍瓦尔干河以及科尔多瓦平原和达尔富尔平原，可以到达乍得湖地区。如此看来，努比亚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古代东西南北文明的交汇点上。

努比亚的自然环境同样得天独厚。纵贯南北的尼罗河，不仅在其定期的泛滥中给两岸土地留下了肥沃的腐质层，也给两岸植物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使努比亚地区极其适宜农业的发展；尼罗河盆地两边还有丰富的金矿、铜矿和铁矿资源，可以发展金属冶炼和加工，为手工业和贸易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努比亚地区的古代居民肤色较黑，属于尼格罗人种。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称他们为“埃塞俄比亚人”，意思是“深褐色皮肤之人”。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努比亚地区就出现了原始的农业村落，这些农业村落之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丧葬仪式都大体类似。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努比亚文明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居民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放牧绵羊、山羊和牛，制作造型和质地都非常精美的陶器，而且已经开始使用釉给陶器上光。

从很早的时候起，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人就通过和平的或武力的方式与下游的埃及文明有了往来。努比亚地区所出产的黄金、香料和奴隶以及乌木和象牙装饰品，成为埃及历代法老垂涎和掠夺的对象。从第一王朝首位国王美尼斯时代起，埃及就开始了对努比亚的远征。现存苏丹国家博物馆的一块沙石板刻画，生动地描绘了第一王朝第三位国王杰尔对努比亚人的进攻。画面上有一条船，船头上吊着一个人，船下漂浮着许多尸体。画面上还有一个被反绑着双手的男人，手中拿着一张弓，这在埃及图画文字中是“塞提”的意思，意即“弓之国”，指的就是努比亚。

随着埃及的统一和国力的增强，埃及对南方的侵略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大了。在第四王朝法老斯尼弗鲁统治时，埃及一次就从努比亚获得了7000名奴隶和20万头牛羊，并且将努比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向这里派出官吏和军队，强迫努比亚人为他们采矿淘金。可能是不堪忍受埃及人的压迫，也可能是因为北方的沙化，从公元前21世纪起，努比亚人开始南迁。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努比亚地区的南部，兴起了历史上最早的黑人国家——库施王国。

库施王国及其文化 库施王国的历史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凯尔迈阶段（约公元前2000—前760年）；纳帕塔阶段（公元前760—前530年）；麦罗埃阶段（公元前530—公元350年）。

凯尔迈地处尼罗河第三瀑布以南，是库施王国早期的首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大型建筑和大片的墓葬群，其风格与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文明迥然不同。努比亚人的坟墓是用土堆成的圆丘，周围砌着一圈石块。其中最大的一个坟墓的墓室呈圆形，四周是一道砖墙，灵柩放置在墓室右侧的一张床上，死者没有被制成木乃伊，而是用皮革裹着。除死者的灵柩之外，墓室里还有两三百人的尸骨，妇女和儿童居多，可能是死者的陪葬。墓室里还有大量的陶器，器壁薄而光滑，外表饰以动物图案，制作技术已很高。

公元前18—前16世纪，埃及发生了奴隶贫民大起义，并遭受到来自西亚的喜克索斯人的侵略。库施王国抓住时机，发展起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喜克索斯人统治的埃及建立了频繁的贸易联系和人员往来。传统的努比亚走廊成为不同文明交融的熔炉。尼罗河流域的南北交通线和从非洲大西洋沿岸地区到红海和印度洋的东西通道，成为南北文明传播的媒介，非洲内陆的黑人文明通过库施传到北非和西非，埃及和西亚的文明也通过这里传播到非洲腹地。埃及新王朝兴起之后，吐特摩斯一世大举对外用兵，占领了凯尔迈，在这里设置了南方总督，进行统治。在埃及统治时期，埃及文明对库施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到处修建了埃及寺院，许多库施人皈依了埃及的宗教。生活方式和丧葬习俗也随之发生了向埃及风格的转变。

埃及新王朝后期，埃及内部陷于混乱。库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积累起政治和经济实力，使埃及的统治形同虚设。公元前760年左右，库施人赶走了埃及统治者，以纳帕塔为都，重新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大国，并且不断地对埃及用兵。著名国王佩耶（公元前751—前716年）亲自统率库施军队攻占了埃及首都底比斯，成为埃及法老。此即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五王朝，亦称黑人王朝或努比亚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佩耶宣称自己受最高神阿蒙授权，是埃及和库施的双重君主。强盛的库施不仅通过对埃及的统治，把非洲黑人文化带进了埃及的生活，使这一时期的埃及带有更多的非洲色彩，而且还应犹太人的请求，出兵西亚，打败西亚强国亚述，使库施及其国王博哈卡的显赫声名在《圣经》中留下了记录。

公元前663年，亚述军队侵入埃及，打败库施军队，结束了统治埃及长达80年的黑人王朝。此后，库施王国的势力从埃及撤退，逐渐摆脱与埃及历史的纠缠，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公元前6世纪初，库施王国把首都迁到了尼罗河第五瀑布和第六瀑布之间的麦罗埃。库施文明进入了麦罗埃阶段。一些史书也将这一时期的库施称作麦罗埃王国。

公元1—3世纪，库施文明发展到繁盛时期。首都麦罗埃城建起了巨大的王宫和神殿。现已发掘出来的麦罗埃王城，规模极其宏大，内有宫殿、王家浴池和其他建筑物，周围有阿蒙神庙、狮神庙以及埋葬国王的金字塔，上面雕刻着各种精美的画面和铭文。距麦罗埃不远的沃德本盖纳，还有一座专门为王后修建的城池。城内的宫殿、神庙和大型地下仓库以及精美的石雕，表明麦罗埃时期的建筑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麦罗埃城市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由于其地处尼罗河、红海、印度洋和乍得湖贸易交通的要冲位置，麦罗埃的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极为兴盛，与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甚至东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联系。产自非洲内陆的黄金、香料、象牙、乌木、油料、宝石、鸵鸟毛、豹皮以及奴隶，通过麦罗埃源源运往地中海世界和阿拉伯半岛的南部，这些地区的产品也通过麦罗埃运往非洲内地销售。在麦罗埃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来自上述地区的产品，有希腊的陶器、罗马的银器和镀金酒杯、古埃及的钱币以及中国式古鼎。

这一时期，库施文明还有了自己的文字——麦罗埃文。这套文字体系由23个象形文字符号组成，分别代表元音、辅音和音节。现已发现的麦罗埃铭文有800多个，但到目前为止，对它的译读还没有成功。

公元1世纪后，由于受到东面埃塞俄比亚高原兴起的阿克苏姆王国的威胁，加之气候干旱和土壤沙化的影响，库施文明逐渐衰落了。公元350年，阿克苏姆的军队摧毁了麦罗埃城，统一的库施王国不复存在。分散在苏丹北部尼罗河两岸的原来属于库施王国的居民，建立起许多黑人小王国，它们一直存在了1000多年。

阿克苏姆文明 阿克苏姆文明兴起于埃塞俄比亚的北部和厄立特里亚的西部。在古代，这里气候温暖，河川密布，土壤肥沃，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里的土著居民库希特人，就发展起定居农业，种植起小麦、大麦、芝麻和蜀黍类植物，并且饲养牛和山羊、绵羊。公元前1000年左右，原来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生活的萨巴人渡过红海，进入厄立特里亚，给这里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和建筑风格。公元前8世纪，库施王国的势力扩展到这里，埃塞俄比亚成为库施文明的一部分。

公元1世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北麓兴起了阿克苏姆王国。公元3世纪，阿克苏姆国王阿非拉斯渡过红海，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地区，4世纪中叶，阿克苏姆又征服了库施王国。通过不断地对外战争，阿克苏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北起埃及南境，南抵索马里香料产区，西至尼罗河上游，东达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成为当时与中国、波斯、罗马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与埃及、西亚、印度和地中海等地都有贸易联系。便利的对外交往条件，以及境内库施文明、阿拉伯南部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长期影响，使阿克苏姆文化在广泛吸收多种文明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并且形成独具特色的阿克苏姆黑人文明。

阿克苏姆是黑非洲最早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从公元3世纪起，阿克苏姆就开始铸造金属货币。货币样式与地中海沿岸和拜占庭帝国的基本相同，大部分由青铜铸成，上面铸有阿克苏姆历届国王的肖像，徽记和铭文。有些货币上，国王头戴王冠的肖像位于两支弯曲的谷穗之间，与现代铸币形式非常相像。

阿克苏姆的城市建筑和建筑物的布局一般都呈长方形或正方形，教堂、宫殿都建在多层台阶的底座之上。主体建筑的周围，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建筑物的墙体用方形石料砌筑，窗户、门框和屋顶的横梁都用木料制成。在阿克苏姆城遗址，发现了三座巨大的宫殿。其中最大的是恩达西蒙宫。这是一座正方形的王宫，四边的边长有35米，王宫四周还有庭院和长方形的附属建筑。形成一个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整个建筑群宏大华美，表现出国王君临天下的气势和雄厚的财力。在阿克苏姆城西部，还有一座建于7世纪的古城堡遗址，占地约3000平方米，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使这座古城堡只剩下了断壁残垣，但从至今仍高达5米的城堡残墙中，依然能够看出它当年的豪华和雄伟。

阿克苏姆建筑物中最具特色的是用独石制成的巨大石碑。这样的石碑在整个阿克苏姆文明地区已发现了130多块，成为阿克苏姆文明的标志性建筑。其中最高的一个石碑达33米，置于大型石块制成的平台上，石碑上雕有一座九层建筑，上面的门窗等一应俱全，而其他的石碑上，则雕刻着不同的图案和铭文。石碑显然是为了纪念意义而立的，但碑主为何人，上面的碑文和图画的意义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阿克苏姆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标志，是它的文字——阿姆拉哈文。阿克苏姆王国初期，使用的是萨巴人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带来的萨巴文。公元2世纪，阿克苏姆地区出现了一种叫做盖埃兹文的文字。盖埃兹文字属于闪米特语系的南支，起初只有辅音。公元3世纪，受印度文字的影响，盖埃兹文增加了元音符号，并且从希腊文吸收了数字体系和其他一些主要符号，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阿姆拉哈文，这就是现在埃塞俄比亚使用的官方文字。5世纪末，这套文字体系经叙利亚传到亚美尼亚，开始影响外高加索文字。现在的亚美尼亚文字采用的就是埃塞俄比亚文字的字体。这是阿克苏姆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阿克苏姆文明之初，实行的是多神崇拜。自然界的天地万物，如太阳、月亮、大地、星星等，都是神灵的化身，崇拜的对象。以后，随着阿克苏姆王国的扩张，与外部交往范围的扩大，阿克苏姆文明吸收了埃及宗教、麦罗埃地区的宗教以及犹太教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神教的思想。公元320年，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在希腊裔启蒙老师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埃扎纳以后的国王也信奉基督教，在他们的支持下，基督教由北向南迅速传播，对阿克苏姆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克苏姆成为埃及亚历山大大主教区管辖下的一个教区。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开辟了由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商路，造成红海过境贸易日渐萎缩，使阿克苏姆文明失去了繁荣的基础。8世纪，阿拉伯人向外扩张，夺取了红海两岸地区，阿克苏姆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海上通道，变成一个内陆国。与此同时，阿克苏姆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也频繁发生，在内忧外患中，阿克苏姆文明逐渐衰落。到10世纪，曾经辉煌一时的阿克苏姆文明不复存在。

西非在地理上指的是撒哈拉以南、赤道以北、乍得湖以西的这片地区。从远古时代起，这里就有人类居住。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西非就出现了冶铁炉。西非不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并且创造了西非最早的陶土文化和雕刻作品，其丰富多彩的种类和夸张而充满活力的造型，开启了非洲黑人艺术传统的先河。

诺克文化 诺克文化遗址在尼日利亚境内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以北南北宽200多英里，东西长300多英里的地区。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制作精美的陶器、石器、泥塑和有冶铁炉的村落遗址，并把它定名为诺克文化。

诺克文化是西非铁器时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特点之一就是铁器与石器的混合并用。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诺克人就已经掌握了炼铁和铁器制作技术。诺克人的冶铁炉非常独特。内壁由黏土制成，呈圆筒形炉壁上留有进风口，特制的风箱由进风口向里面鼓风。这种冶铁炉虽然粗糙，炉容量也不大，但却使诺克人制作出精美的刀、箭头和剑刃等铁制武器。

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大大增强了人类开垦土地、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导致耕作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品的增加，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多样化，扩大了诺克人的活动范围和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对整个西非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铁器时代的早期，西非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广泛的远距离贸易网，沿海各族人民与内陆农耕居民之间互通有无，交换各自的产品，从而促进了大村落和城镇的发展。铁制器具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产品的增多，也导致了社会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加纳等西非的文明古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形成的。

诺克文化的雕刻作品造型独特，线条有力，而且形式也多样化。在质地上有赤陶雕像、各类木雕，在种类上有人像、头像，还有手镯脚镯和串珠等各种装饰品。这些雕刻作品，表现出非洲特有的一种独特艺术风格，即雕刻作品一般都上大下小，中间部位则按作品的比例递缩。在头像雕刻中，额头往往特别突出，几乎占据整个脸部的一半，眼、鼻和嘴逐步缩小，下巴几乎不占什么地方。而在人体雕像中，人的头部几乎占据了整个雕像的3/4，其他部位仅占1/4。这种上大下小的特征，成为非洲艺术独有的风格。诺克文化以后的许多西非雕刻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特点。考古学家在距诺克800公里外的达伊玛出土的泥塑小像，与诺克雕刻非常相像。伊费—贝宁文化中的雕刻作品，在造型和比例以及艺术手法上也与诺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诺克文化对非洲后来的艺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诺克文化是西非雕刻传统的始祖。

萨奥文化 萨奥文化遗址在西非乍得湖地区沙里河下游以拉密堡为中心、半径为100公里的地区。1936年，法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古代村落和城市遗址，出土了大量赤陶塑像、青铜器具、各种石质、骨质、角质的装饰品和陶器碎片，年代在公元前450年—公元1700年之间。

萨奥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以烧制的黏土制品居多，因而有人称萨奥文化为“陶土文化”。萨奥人用黏土制作各种器具，从各类生活用品，如谷仓、炉灶、器皿、纺轮、玩具和饰物到埋葬死者用的陶瓮和村落防御的围墙。萨奥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铜器和青铜器，与诺克文化中只有铁器不同。萨奥雕塑与诺克文化的作品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诺克雕像中的那种上大下小的特点，在这里不复存在。萨奥文化中的人像，额头往往低平，而眼、鼻、嘴等部位的比例非常夸张。雕刻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风格差异，正说明了非洲不同民族因历史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文化多样性。

伊费—贝宁文化 约鲁巴人是西非的土著民族，早在远古时代，就生活在今尼日利亚的西部和西南部。这里虽然与外界联系困难，但也并不与世隔绝。早在公元前后，发源于尼日尔河流域的诺克文化，就流传到这里，对约鲁巴人的生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世代生息在这里的约鲁巴人，在积极吸收外界文化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热带森林文化——伊费—贝宁文化。

根据伊费人的传说，他们的国家是由至上神奥洛伦的儿子奥杜瓦瓦建立的。最初，大地被大水淹没，至上神奥洛伦用一根链子把他的儿子奥杜瓦瓦从天上放下来。奥杜瓦瓦随身带了一把土，一只鸡和一棵棕榈果。他把土撒到水里，那只鸡用爪子一抓，就变成了土地。然后，他种下了那棵棕榈果，它很快就长成了一片树林。奥杜瓦瓦带领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地，烧陶制器，建立城市，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奥杜瓦瓦生了15个儿子，被派往各地建立新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许多约鲁巴人的国家。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约鲁巴国家的建立最晚不迟于公元10世纪。其中，伊费可能建国最早，势力和影响也最大，是约鲁巴国家的领袖或霸主，在约鲁巴人的语言中被称作“奥尼”，周围的约鲁巴国家都要向他敬献贡物。贝宁就是这些臣服于伊费的国家之一。不知从何时开始，伊费的势力开始衰落，原来处于臣属地位的贝宁势力崛起。贝宁继承了伊费的文化成就，并且在它的基础上，把这种文化发扬光大。

伊费—贝宁文化中有明显的诺克文化的痕迹。早在公元前后，著名的诺克文化就开始向南传播，传到了几内亚湾沿岸的热带森林地区。诺克文化对约鲁巴人的这种影响，终于在伊费文化中表现出来。但是，伊费—贝宁文化绝不是对诺克文化的简单模仿。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伊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出土了包括伊费奥尼宫中的20件青铜雕刻品。这些雕刻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一种是纯粹自然的艺术风格，另一种则是抽象艺术的表现手法。表现出与诺克文化不同的特征。这些作品说明约鲁巴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趣和艺术创造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贝宁文化是在伊费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雕刻艺术在10世纪由伊费传入。16世纪，贝宁文化发展到最高峰，艺术手法高超精湛，城市建筑宏伟，街道开阔整齐，房屋鳞次栉比，自然、文化和建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给人以一种典雅的感觉。

大津巴布韦文化 大津巴布韦文化的地理范围是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的地区，包括今天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南部、博茨瓦纳东部和南非的北部。历史上，这一地区最早的居民是科伊桑人，公元2世纪前后，一批班图人从刚果河流域来到这里，和当地居民混居。公元940年左右，属于班图语系的另一族群绍纳人渡过赞比西河，来到津巴布韦。绍纳人精于用巨石修建大型建筑。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大津巴布韦地区社会的进步，由他们修建的石制建筑，也成为大津巴布韦文化的典型特征。

绍纳人渡过赞比西河后，在津巴布韦地区修建了大批的石头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首都“大津巴布韦”石头城，它位于哈拉雷以南300公里处，紧靠现在从哈拉雷通往约翰内斯堡的公路。大津巴布韦包括卫城和内城两个部分。卫城修建在700米高的山顶上，有高达15米的城堡，厚达4—5米的城墙，全长达244米。内城是一个长约900米、宽为700米的椭圆形建筑，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城墙截面为梯形，底部厚约5米，顶部厚约2.5米。卫城和内城之间，是一片开阔的谷地，间或有零星的低矮房屋。大津巴布韦石头城是用90多万块花岗岩巨石堆砌而成的，石块之间不施灰浆，全凭石头本身的重力支持，历数百年风风雨雨，如今依然屹立，其建筑构思之精巧、技术之高超，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16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就发现了大津巴布韦石城，他们惊叹这些建筑的宏伟壮观，惊呼它“非人力所及，是鬼斧神工之作”，不相信这样伟大的建筑是由非洲当地居民班图人修建的。他们认为，这些建筑是外来的埃及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创造的。但是，经过包括许多西方学者在内的考察和研究，现已证明，大津巴布韦文化正是班图人创造的。这些石头工程大约从5世纪就开始动工，当时是由来自北方的班图人建造的。绍纳人到来之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15世纪，班图人的另一支卡兰加人在建立了莫诺莫帕塔国家，仍定都津巴布韦。大津巴布韦石头城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直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才完工。它是班图各族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果。而且，大津巴布韦的石头建筑并不是孤立的，在从南罗得西亚到安哥拉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这种巨石建筑的遗迹，只不过津巴布韦的建筑规模最为壮观、最为典型而已。

加纳古国 加纳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南缘，横跨尼日尔河谷和塞内加尔河谷，这里不仅盛产黄金，而且交通便利，是连接撒哈拉南北商道的要冲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马格里布起程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商队，经过两个多月的沙漠旅行，到达加纳，在这里进行休整之后，再南下到达塞内加尔河上游的产金地和象牙产地。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贸易条件，使这里成为一个文明中心，而且很早就见于阿拉伯作家的文字记载。早在公元3世纪，柏柏尔人就在这里建立起了加纳古国，首都就在今日的库姆比萨来附近。8世纪末，曼迪人的一支、从事农耕的索宁凯人从南部来到这里，夺取了加纳政权。足智多谋的索宁凯人充分利用加纳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对过境商人征税商品过境税，而且控制了黄金产地，插手黄金、象牙贸易，把王国更紧密地与沙漠地区的贸易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迅速积聚起经济实力。

10世纪，加纳进入全盛时期，其疆域北接撒哈拉，南至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河间之地，东达尼日尔河河曲，西抵塞内加尔和下游，成为西非的一个大国。加纳国王可以指挥调动的军队达20万人之多，仅弓箭射手就有4万人。这支军队经常对外征战，迫使邻国向其臣服并交纳贡赋。在其鼎盛时期，加纳王国的藩属众多，有南方的台克鲁尔，索索、马勒尔；北方的瓦拉塔、奥达哥斯特；以及尼日尔河中央三角洲的一些地区。

从公元8世纪起，阿拉伯作家就开始对加纳进行详细描述。最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加纳的古代学者是阿拉伯天文学家穆罕默德·法佐里，他在著作中把加纳称为“黄金之国”，11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奥贝德·贝克利在其著作《非洲记述》中对加纳王国及其首都昆比萨利赫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加纳是由两个坐落在平原上的城镇组成的，其中一个是穆斯林居住的。这个城镇很大，拥有12个清真寺……城镇里面有拿薪俸的伊斯兰教伊马姆、《可兰经》的诵经人，以及法官和学者。城镇周围有甜水井，居民饮用井水，并且用井水种植蔬菜。国王居住的城镇叫‘加巴’，距穆斯林居住的城镇6英里，两座城镇之间，民房星罗棋布，用石头和阿拉伯胶树木筑成。国王有一座宫殿和一些圆拱屋顶的府邸，四周建有围墙。”

11世纪中期，加纳受到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穆拉比特人的进攻。1054年，穆拉比特人占领了北方的贸易重镇奥达哥斯特，截断了加纳从沙漠贸易中获取财源的通道。加纳国力大衰。1240年，马里灭加纳王国，成为西非的一个新霸主。

马里帝国 马里是由曼丁人的另一支马林凯人建立的国家，原来是加纳的一个属国，位于尼日尔河支流桑卡拉尼河地区。11世纪，穆拉比特人入侵加纳，马里乘机脱离了加纳，但不久又被索索国占领。大约从1230年开始，马里王子松迪亚塔联合邻近的其他马林凯人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经过几年的战斗，赶走了索索国的军队，重新获得了独立。1235年，松迪亚塔领导的各个部落的首领在康加巴聚会，会议立松迪亚塔为曼萨，意为皇帝，王中之王，所辖各部落所在地为省，各部落首领为其所在省的长官。康加巴会议正式建立起了马里帝国。1240年，马里吞并了加纳，占领了塞内加尔河流域和尼日尔河中游，把首都迁往尼亚尼。松迪亚塔之后的几代马里皇帝，都十分注重向外开疆拓土，使马里帝国版图迅速扩大。到曼萨·穆萨（公元1312—1327年）统治时期，马里国势臻于鼎盛，囊括了下撒哈拉西部非洲的大多数地区，西部边界直抵大西洋沿岸。

在政治上，马里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马里王国由一个中心区和三个行省组成，每个行省之下分12个行政管理区。中央和地方的官吏皆由国王任命，其职责就是秉承国王的意志，代表国王在地方实行统治。马里王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全国有9万名步兵驻扎在各地，并有1万名骑兵巡查全境。无论政权和军权都由中央直接控制，国王拥有最高的行政和司法权力。为了不受宗室势力的影响，保证王权，国王往往在宫廷和行政机构中大量使用忠实于自己的奴隶。

马里经济上的繁荣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马里位于撒哈拉商道上，背靠尼日尔河，主要城市都建立在河流两岸的谷地。便捷的水上交通使这些城市成为商人和商品会聚之地。因此，马里的商业贸易极为发达。每年，数以万计的骆驼穿梭商道，来自北方的商人们用食盐和畜产品交换南方盛产的黄金和农产品。马里盛产黄金，拥有很多金矿，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贵金属生产国。马里的农业和手工业非常发达，农产品种类多样化，有蜀粟、高粱和稻谷，手工业也形成了细密的分工，有纺织、皮革、锻铁、缝纫等专门行业。廷巴克图和杰内等城市，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首都尼亚尼有大型的炼铁工场。农业手工业产品不仅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交换，还被阿拉伯商人运往北非。繁荣的商业贸易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奠定了马里经济繁荣的基础，使马里积聚起巨大的财富。公元1324—1326年，曼萨·穆萨到麦加朝圣，朝圣队伍豪华的阵容和奢侈的消费，使途经之地埃及的金价急剧下跌，十几年之后都没有恢复到原来水平。仅赠给埃及素丹的礼物就达数万金第纳尔之多。曼萨·穆萨豪华的麦加之行，使马里威名远播，整个穆斯林世界都知道了穆萨这位“金矿之王”，欧洲人也对马里的富庶垂涎不已。1339年，马里国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

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马里文化的繁荣。1326年曼萨朝圣归国，从阿拉伯聘来了建筑师，在马里大兴土木，建造起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和王宫，并且在尼日尔河中游的商业重镇廷巴克图兴建了桑科尔大学，从国外聘请伊斯兰学者到桑科尔讲学、任教，为马里培养当地学者。马里还加强了与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联系，与摩洛哥互派使节，向埃及派遣留学生。桑科尔大学很快就成为驰名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术和文化中心。学生规模逾千人，甚至还有来自西欧的白人留学生。桑科尔大学为马里培养了大批本地的黑人学者，逐渐改变了穆斯林学者群体的组成。本地黑人穆斯林宣教师、法官和学者成为主体。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到过北非和伊斯兰教世界的其他地方学习深造，对伊斯兰教文明有全面的了解和精深的造诣，在当地担任重要官职，对伊斯兰文明在西非的扩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352年，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游历马里，对马里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游记中，巴图塔写道：“除了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印度人和异教徒那里，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这里的穆斯林，严格地遵守祈祷时间，学习法律和背诵可兰经”。巴图塔认为，马里具有良好的社会风气，黑人品质优良，诚信无欺，国家吏制清明，司法公正，财政状况良好，一片太平盛世景象。然而，曼萨·穆萨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他生前有效地维持了皇帝对全国以及藩邦的统治，但是却没有能够避免他死后帝国的分崩离析。1337年，曼萨·穆萨去世，王室成员为争夺王位，大动干戈，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原来臣属的藩邦纷纷叛离。到15世纪以后，马里失去了对撒哈拉商道和过境贸易的控制，经济实力大不如前，逐渐颓变为尼日尔河上游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

桑海帝国的兴起 桑海帝国的发祥地是在尼日尔河中游的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三国交界处的登迪地区。这里的土著居民是索尔科人。索尔科人原来以渔业为生，后来沿尼日尔河而上，在尼日尔河的河曲地区建立了移民点库基亚。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库基亚发展起同埃及和尼罗河上游国家的商业文化联系，成为发达的商业城市。

公元7世纪末，来自撒哈拉的拉姆图纳族人侵入库基亚，赶走了索尔科人，建立了桑海国家。撤出库基亚的索尔科人沿尼日尔河西下，在途中建立起了加奥和班巴等城市。加奥由于地处撒哈拉商道终端的优越地理位置上，很快成为尼日尔河畔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9世纪末，桑海向外扩张，再次吞并了索尔科人的城市加奥，把撒哈拉商道上两座重要城市库基亚和加奥都攫为己有，势力因此而大大扩展。1010年，桑海国王迪亚·科索伊迁都加奥，并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桑海历史上的第一位穆斯林国王。

公元13世纪中叶，马里的势力扩张到尼日尔河中游地区，对桑海形成了严重威胁。1325年，在曼萨·穆萨统治时期，马里攻克了加奥，迫使桑海向其臣服。曼萨·穆萨去世后，桑海乘马里内乱之际，摆脱了对马里的臣属关系，重新恢复独立，并且逐渐发展壮大起来。15世纪中期，在桑尼·阿里（公元1464—1492年）统治时，桑海帝国的势力达到顶峰。其疆域不仅伸展到昔日马里帝国的内地，还向北远远地进入了撒哈拉，垄断了绝大部分的撒哈拉贸易，不仅控制着与北非埃及、马格里布的贸易路线，并且还与地中海对岸的欧洲市场保持着联系。桑海帝国境内的各族商人建立了完善的贸易组织，有尼日尔河上的商船队，有陆路贸易的骆驼队和牛车队。这些商队在沿途城市还设有分支机构。来自撒哈拉北面的商队把欧洲的布匹、北非的武器、马匹、铜、糖、食盐以及玻璃制品和手工业制品源源不绝地运到桑海帝国境内；而桑海为他们提供的商品有黄金、象牙、香料、毛织品和奴隶。

繁荣的过境贸易促进了桑海经济文化的发展。桑海帝国境内的三大城市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16世纪时，在马里时代就已经成为文化中心的廷巴克图更加繁荣，城市居民达到8万人，市内仅讲授可兰经的学校就有180所，数以万计的学生从帝国境内的各个地区来到这里学习。在举世闻名的廷巴克图大学，教师讲授的课程包括神学、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还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但是，桑海帝国时期的文化事业，基本上是城市的精英文化。桑海城市文化的繁荣主要是建立在伊斯兰文明基础上的，这种文化的载体是受过伊斯兰教育的一些社会上层精英知识分子，没有与传统的非洲土著文化发生联系，在下层民众中扎下根来。因此，其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都非常有限。到16世纪末，随着桑海帝国势力的衰落，一度繁荣的城市精英文化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很快烟消云散，没有留下深刻的影响，传统的非洲文化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非洲黑人的传统宗教 非洲大陆的宗教总体情况是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存，但传统宗教是非洲宗教的主流。传统宗教渗透到黑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他们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虽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黑非洲传播传播很广，皈依者亦很多，但不少穆斯林和基督徒仍在一定程度上信仰传统宗教，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传入非洲以后，其本身也发展了变化，被加进了许多非洲黑人文化的内容。

祖先崇拜是黑人传统宗教中最典型的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洲黑人社会的结构特征，适应了共同体团结和认同的需要。在非洲黑人中，祖先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不了解祖先崇拜，就无法了解非洲人的宗教协调，也无法了解黑人的生活，他们的经济、历史和政治，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如同黑人相信自然万物存在神灵一样，他们相信灵魂不死的观念，祖先的肉体虽死，但他的灵魂不死，就栖身在附近的树木、森林、江河、湖海中，始终伴陪着后代子孙，干预着子孙们的生活和尘世的事物。他们护佑着那些敬神祭祖、行为正当的后代，使他们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免遭灾难；惩罚那些怠慢祖先、违背祖制的后人，使他们蒙受疾病、死亡和灾难。在黑人看来，自然界的许多现象，都是祖先意志作用的结果，干旱、饥荒、地震、闪电和打雷，都是祖先发怒的表示。既然祖先与现世的生活联系这样紧密，在生活中起到这样重要的作用，因而人们便想方设法与祖先沟通，侍奉祖先、取悦祖先。许多非洲黑人民族都对祖先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在祭祖仪式上，杀鸡宰羊，供奉祖先。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时把祖先放到心上，在丰收时不忘首先把新鲜谷物和果实奉献给祖先品尝，在举行欢庆活动时，不忘首先向祖先敬酒。这些祭祀仪式逐渐形成为传统和习俗，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除了祖先崇拜以外，非洲黑人传统宗教中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至上神崇拜。非洲黑人各部落普遍相信宇宙间存在一个主宰一切的最高神，他是众神之神，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超越时间和空间，是宇宙的唯一本原和动力。它创造了人类，创造了生命，创造了自然，并且创造了自然规律和人类的行为准则及社会秩序，甚至各种祭祀仪式和风俗习惯，诸如割礼等。在一些部落，至上神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他明察秋毫，无所不在，扬善惩恶，维护正义。对这样一个至上神，各个部落的称呼不尽相同，在伊费人那里，至上神的称呼是奥洛伦，在祖鲁人那里，他的名字叫温库伦库鲁，在阿散蒂人那里，至上神叫尼亚美，而伊拉人则把他称作莱扎。有趣的是至上神崇拜虽然在非洲黑人民族中普遍存在，但除了极少数外，非洲各个民族几乎都没有至上神的偶像和庙宇，也没有定期膜拜至上神的仪式。这是因为，在黑人心中，至上神太伟大了，无法把他寓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内心的信仰和祈祷与至上神交流，无须一定的宗教仪式。

关于至上神，阿散蒂人有一个有趣的神话。原来，至上神尼亚美居住在离人很近的天空。有一位老婆婆制作一种名叫福福的木薯酱，捣酱的木杵常常碰到尼亚美，惹得他很生气。于是，尼亚美便搬到谁也够不着的高空去住。老婆婆急了，派她的儿孙们收集天下所有的钵臼堆成小山，只差一点就够着尼亚美了。老婆婆让人从底下取出一个钵臼放到上面，结果钵臼坍塌了，砸死了很多人。这则神话说明，每个人都知道尼亚美在哪里，都可以直接与他沟通，但都不能左右尼亚美，把尼亚美固定在某一空间。非洲民族对至上神崇拜的这种态度，说明在非洲人的宗教观念中，已经有了终极存在、无限与永恒这样的本体意识。

至上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他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专司其职的普通神祇。在黑人的意识中，这些各司其职的众神，是至上神创造出来，作为连接至上神和人间的中介。这些众神往往被人格化，有着和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他们专司一面，直接参与人类的各项事务，如狩猎、耕作、战争、爱情、繁衍后代等，与人的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因而，人们对他们更加重视，往往修筑庙宇，塑造偶像，供奉祭品，举行仪式，期望以此取悦众神，沐浴神恩。

许多非洲民族还相信精灵的存在。除了至上神、人格化的众神和祖先灵魂之外，自然界还存在着其他的超自然物，这就是精灵。他们同样是至上神的创造，居住在森林、湖海、江河、沼泽或高山平原上。他们半人半兽，或恶或善，对人也利害参半。需要对他们进行祭祀祷告，不然的话，他们随时都会出来，进行一些骚扰活动。非洲黑人传统宗教中这种一神论和多神论共存的状态，反映了非洲黑人民族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复杂而多层面的认识，也渗透到非洲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非洲黑人艺术 非洲黑人传统的宗教和村社文化，以及独特的生存环境，赋予了非洲黑人独特的性格，造就了非洲黑人独特的文化艺术。雕刻是非洲艺术的主要内容。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非洲黑人那样热爱雕刻，那样专注深入地从事雕刻艺术。在非洲黑人的雕刻艺术中，木雕占主导地位。除木雕以外，其他质地的雕刻作品，有石雕和牙雕。石雕主要见于几内亚、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地区的文化中。例如大津巴布韦的皂石鸟，在距伊费100公里处发现的800多件石刻雕像、公羊头、巴刚的部落首领雕像等，但是总的来说，非洲石雕在数量和艺术成就上不如木雕。象牙雕刻在各地也有发现。贝宁就发现过巨大的牙雕，象牙表面刻着复杂的花纹和故事场面，现在收藏在普里茨博物馆的著名牙雕“双豹”是贝宁雕刻艺术的绝唱。金属雕塑的质地分为铜雕、金雕和铁雕。铜雕作品在伊费—贝宁文化遗址有较多发现，主要有人物、动物雕像和用于宫殿和大厅装饰的浮雕。在雕刻作品以外，还有大量的泥塑、陶塑制品。

非洲黑人的艺术，与他们的宗教和神话往往联系在一起，艺术品往往带有浓郁的宗教气息。黑人的木雕中，有一种不是雕刻在一块木头上，而是在整个树干上或树桩上雕琢而成。这是因为，黑人们相信，树木和树桩或是神灵的化身，或是神灵的栖息之处。他们或在树上雕刻出祖先模样，或雕刻出家族、氏族、部落保护神的模样，对其进行顶礼膜拜。非洲木雕像可能就是从这种原始的对树木和树桩的崇拜发展而来的。黑人艺术家根据总体设想选择需要加工的树木，然后在选定的树干上刻出面具或雕像的模型。雕像一旦在特定的树干上雕成，就和这棵树一样，具有神灵和生命，会成为特定家庭、部族的保护神。

在马里、刚果和贝宁，发现过一些高度超过人体的大型铁制神像，有战神、雷神和专司制铁之神的形象。这些作品被殖民者掠夺运往欧洲，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世界雕刻作品的杰出代表。1910—1912年发现的著名的尼日利亚青铜头像，其雕刻艺术水平之高，令现代艺术家惊叹不已，称赞它是“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除了大型的神像雕刻外，金属雕刻品更多的是一些宗教祭器。这说明，艺术的功能具有严格的社会性并且和宗教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非洲黑人的艺术创作也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其作品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审美意识。非洲黑人雕塑中有大量的雕刻作品表现国王、武士的形象。最典型的一个国王雕像是在刚果发现的国王卡卡—穆比拉像，该雕像形象饱满，线条圆润，肥厚凸出的嘴唇用有力的刀法刻出，给整个雕像罩上了一种清静肃穆、深沉庄重的感觉，被认为是非洲自然主义风格的典型。在伊费和贝宁发现的青铜雕像，也是为纪念国王奥尼而做。伊费的奥尼头像面部轮廓和五官造型极其优美，嘴唇及两腮有一些小孔，用来安插举行仪式用的串珠饰物。整个雕像精致优雅，是非洲铜雕作品的典型。

在自然主义风格之外，非洲黑人艺术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夸张性的表现手法和它的象征意义。黑人的观念中强调多产，重视生育，这种观念反映在艺术品中，就是女性雕像中夸张的臀部，硕大的乳房。它们象征着肥沃的土地和生命的繁衍。非洲黑人雕像中使用的夸张和象征性表现手法对后来的欧洲现代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非洲黑人社会，艺术也被用来点缀人的生活，增添日常生活的情趣和内容。非洲各地都发现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生活用品，如雕刻的首饰盒、化妆盒、杯盘、盆罐、雕花门窗等，表现出非洲艺术满足人们现实生活需要的另一方面的实用性功用。

非洲黑人热烈奔放，粗犷豪放，有很好的音乐舞蹈天赋。非洲黑人的音乐产生于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与狩猎和农业劳动有关的音乐体裁在非洲各个部落都很流行。音乐是他们宣泄情感、表现力量的渠道和方式。非洲黑人音乐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强烈的节奏感。无论是在集体劳动场合唱的号子，还是宗教仪式上唱的颂歌，其节奏都很强烈，甚至诗人吟唱的史诗和母亲唱给婴儿听的摇篮曲，也有明快的节奏。这种强烈而明快的音乐，配以夸张、粗犷、激烈、强悍的形体动作，形成了非洲舞蹈热烈奔放的典型特征。在非洲黑人那里，音乐舞蹈不仅是消除疲劳，自娱自乐，宣泄情感、表达爱情的方式和手段，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具有一种社会教育功能，并且常常与宗教祭祀相联系，是黑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生产劳动、家庭生活、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宗教仪式等活动，都离不开音乐舞蹈。

黑人舞蹈的群体性很强，舞蹈语汇也很丰富，可以根据身体的律动和各种形体动作表达不同的意思。一些黑人舞蹈模仿狩猎、农事和社会活动，向青年传授劳动和生活技能，有些舞蹈则模仿家庭和两性生活的动作，通过舞蹈传授青年婚媾、生育和繁衍后代的生命知识。还有的舞蹈则具有表现神力、为部落和村社消灾驱难、祈祷和平和丰收的宗教意义。如加纳的阿丹米格族，每年都有由妇女们举行的青春节。届时，村社的成年妇女对女孩进行母性技能教育，教给她们进入青春期仪式的特定音乐舞蹈，向她们传授本族习俗和历史。而在东非的黑人部落中，则有专门用来进行祭祀求雨的“下雨舞”：最初，舞者脚步轻盈，节奏缓慢，嗒嗒的脚步仿佛就像轻轻的雨点，继而，舞蹈节奏加快，女人们裙摆飞舞，象征着大雨哗哗而落。

口述文化 非洲黑人有着悠久的口述文化传统。在非洲，经验知识和文化的传播，主要不是通过文字写成的书籍，而是通过语言，通过世世代代的口头相传。这并不是说非洲黑人没有文字，而是说，非洲黑人的文字起源比较晚，而且不甚普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黑人们利用口述的形式，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保留了大量创造物质文化的智慧、技术和手段，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不可低估的精神财富。

非洲黑人的口述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口头文学、口述历史、先辈们积累的各类知识和经验。

口头文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包括了非洲黑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涉及黑人对世界、对自然以及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和丰富想象，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班布蒂人的一则传说，是这样解释人类起源的：至上神用黏土捏出第一个人的身体，在他无生命的躯体上覆盖上皮肤，灌注了血液，于是，这个人便可以呼吸活动了。至上神在他耳边轻语，告诉他在森林里生儿育女。人类因而繁衍开来。至上神还为人类制定了秩序，设立了规范，使人们能够和谐地生活，富足而美满。不幸的是，人们违背了至上神的意志，破坏了至上神为人们设立的规则，至上神因而发怒，远离人们而去，于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伊瓦人的一则神话说，至上神创世之初，世界充满光明，夜晚也不黑暗。一天，至上神让蝙蝠送给月亮一只篮子，里面装着黑暗。但至上神并没有告诉蝙蝠送黑暗给月亮干什么，他要亲自对月亮说。可是，蝙蝠在路上因为贪吃而耽误了时间，其他的动物跑来偷看篮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结果黑暗跑了出来。直到太阳出来才把他赶走。从此，每到夜晚，蝙蝠便出来到处乱飞，它是想把黑暗收起来送给月亮。

非洲黑人的许多传说都有劝人向善的寓意。阿巴卢亚族就有这样一则传说：有一天，阿巴卢亚族祖先梅纳的大儿子正在吃饭，变色龙装作一个乞丐来向他讨饭。年轻人不给，并且将乞丐赶了出去。变色龙愤恨地离开，发誓要让人死去。变色龙又来到蛇面前，向蛇讨饭，蛇很乐意地把饭拿给他吃。变色龙高兴地祝愿蛇长生不老。于是，原来长生不老的人类开始生老病死，而蛇则获得了长生，每当它变老时，它就脱下一层皮，重新变得年轻起来。在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天上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一个魁梧彪悍的勇士，名叫太阳；妻子是一个漂亮温顺的妇女，名叫月亮；他们生了许多女儿，名字都叫星星。一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但是后来，太阳酗酒成癖，常常殴打月亮，也不再疼爱女儿。于是，月亮带着星星离家出走，在外面躲了起来。尝到孤独的太阳后悔不迭，决定把妻子女儿找回来。他清晨出发，从东跑到西，直到晚上仍未找到。当夜幕降临太阳休息的时候，月亮和星星才出来跳舞唱歌。等清晨太阳起床时，她们又躲了起来。从此，太阳和月亮、星星就再也没有见面。

因此可知，非洲黑人口头文学不仅表达人们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伦理观念，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和审美意境，给人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艺术享受。

口传历史是非洲黑人口述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们过去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没有文字的民族便没有历史。非洲黑人口述文化，破除了人们传统的偏见，它以大量的史实证明，非洲黑人不仅有文化，而且有历史。他们的古代编年史就存在于他们的口述之中。在非洲，不仅有部落和村社里博闻强记的长者，通过口头传述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和经验、家族谱系和部族的历史，而且还有一种专门从事口头文学和诗歌演唱的职业艺人，称作奥里格，他们专门收集人们的口头传说，把它加以整理，传唱给人听。奥里格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堪称博古通今、博闻强记的学者，他们用歌唱的形式，向人民传诵历代国王的业绩和法律，使后来的人们能够遵循传统，沿袭法律，遵守礼仪。就像其他民族的编年史家一样，奥里格通过自己的传唱，把古代非洲黑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给了后人。很多事例都表明，奥里格们口头传唱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叙述了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流传在民众中间的史诗《松迪亚塔》，以马里帝国的开创者森迪亚塔的经历为题材，歌颂了他一生的英雄业绩。史诗不仅真实可信，是研究非洲历史的珍贵史料，而且从头到尾贯穿着正义战胜黑暗的主题，向后人灌输了惩恶扬善的伦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专门研究黑人传说的A.哈姆帕特·巴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蒙泰伊教授曾向我讲过一些传说，这些传说是他父亲早在50年前收集的，到现在只字未变。这说明口头传说所保存的材料真实可靠。”非洲黑人口头传说中的信史成分，很早就受到了历史学家的重视。14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公元1332—1406年），在其著作《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中，就采用了大量口头传说的内容，撰写了关于马里帝国的内容。16世纪初问世的关于东非地区的史书卡诺编年史和基尔瓦编年史，就是根据豪萨地区和东非沿海地区的口头传说材料写出的。

非洲黑人的口头传述，既是一种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具有传授知识、教育后人、传播文化的功能。非洲口述文化不仅传述了历史、谱系、家族传统、习惯法和宗教仪式，也向人们传达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和道德尺度，它既是对往事的叙述，也是对未来的规劝，充当了“现实生活的老师”这样的角色。而且通过对先人业绩的叙述，起到了增进对部落、村社共同体认同意识的作用。口述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对非洲黑人社会的全面反映，而被学者们视为“非洲的社会档案”。黑人口述文化，保留了大量濒于湮没的史料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丰富的文化习俗、传统信息，它和其他民族的文字和实物档案一样，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王建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