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殖民运动将原来孤立分散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联系到一起，由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世界历史的话，那么，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起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迁。

在思想文化领域，现代世界区别于以往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近代科学的兴起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在西欧，资本主义文化通过对世界秩序和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取代了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功能和对人类行为的规范作用，填补了社会世俗化和宗教神学淡化之后人们精神上遗留下来的巨大空白。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正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发轫过程，也是文化和社会生活脱魅的过程。这个世俗化过程，是在观念的世俗化、政治的世俗化、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等几个方面同时展开的。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起源于德国的宗教改革和肇始于法国的启蒙运动，把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一步步地推向了高潮。

人文主义世俗文化的兴起 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中，起了破除传统、标新立异的作用，复活了古典希腊罗马人文主义世俗精神。新一代的人文主义者，崇尚现世成就和世俗情感，赞美尘世生活和人的创造能力，蔑视基督教德行所赞美的谦卑，在一切可能的领域追求成功，寻找一切可能的手段和途径创造奇迹、表现自我。用画笔、诗行表达自我丰富的内心世界，表达奔放的情感和喧嚣的激情，表现自己出众的个性和才华。正是这种社会风尚的改变，个人潜能的发挥，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多才多艺，显示出无比的活力和创造力，造就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辉煌时代。

在中世纪的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神学世界观，其核心思想是对人生价值的否定和对灵魂得救的追求。根据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人原来是有理性的，但由于亚当的堕落，人丧失了上帝赋予的理性与力量而误入歧途。从那时起，人的一切原初智慧和力量都被遮蔽了。人如果只诉诸自身和自己的理性，就不能找到回归之途。人的理性终究要受到超自然的控制，只有在神的指引下才能涤清罪行，恢复原来的纯粹本质。这样，当人的肉体生命完结之时，他的灵魂将被带到天堂，获得永生。而那些拒绝上帝的意志、拒绝赎罪的人，则会被排斥于救赎之外。

14世纪以来，意大利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发展，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重新定向的出发点。重新发现的古典文化、古典文化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帮助营造起世俗主义的社会氛围。人们不再把神和上帝当作生活的核心，而把人坚定地置于社会的中心，对人生价值作出了与基督教神学人生观完全不同的判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坚决地断言，宣扬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冲突是荒唐的，人生的意义不是来世或天堂，它的目的只能在此生的存在中去寻找。无论自然还是人的理性和智慧都是自足的，无须受到奇迹或超自然力量的指导，在人的理性之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威。人不是没有作为的被主宰者，相反，人是主动的行为者，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的命运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力量，而取决于人自己。人具有决定自己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人在大部分情况下，要对自己的幸福和灾难负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乔万尼·P.D.米兰德拉《论人的尊严》一文，明确表达了这种现代世俗主义的人生观，该文因此被看做人文主义的宣言。

人文主义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重视个人的努力和创造，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荣誉。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引用西塞罗的话说，“人的全部光荣在于活动”。阿尔贝蒂教导人们，只有学习高超的技艺，从事辛勤的劳动，致力于艰难的事业，才有希望获得荣誉和尊严。而彼特拉克也大声宣称，文学家的最高志向，就是使自己无愧于光荣的称号，获得不朽的声誉。

世俗教育的兴起 人文主义者高度评价教育的功用。与基督教认为的人不可能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所希望的事物，世俗统治者的贤明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于上帝的恩宠的观点相反，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完美的人格。马基雅维里就曾说过，人们行为中的许多差别是受教育的结果，市民生活的优秀典范来自良好的教育。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文艺复兴带来了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意大利各地办起可由市政府或私人经营的新型学校，除拉丁文、法律、医学、天文学等传统科目外，还开设了语法、修辞、历史、诗歌、伦理哲学等人文主义课程。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在曼图亚创办的学校还将体育列入必修课程。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这样论述了教育的目的，“并非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律师、医生、哲学家，或者在大庭广众中进行活动，也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天赋。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为生活尽我们的社会义务，我们所有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所产生的个人影响负责”。

成功和财富的新观念 人文主义倡导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不仅限于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培养美德，它还包括事业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圣经中说，富人进天堂比粗绳子穿针眼还难。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指出，上帝之城赖以生存的是信仰，尘世之城则受权力欲和占有欲的统治。正直之人不会因财富而兴高采烈，而邪恶之人只追求现世的财富，会因财富而败坏堕落。这种基督教财产观念曾给无数中世纪的商人和市民带来心灵上的压力。人文主义帮助他们从这个阴影中走了出来。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马泰奥·帕尔米埃里就在《论城市生活》中指出，“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通过经营和技艺来扩充和增加自己的财富，是无可指责的”；博乔·布拉乔利尼也说，没有金钱的刺激，艺术将会消失，世俗生活也将遭到破坏。列奥那多·布鲁尼则大声为商人辩护，“只要每个人以勤奋和商业事务方面的机敏从事自己的事业，我们就有把握断定，这种开明的私利最终对整个共和国是有利的”，“商人们不知疲倦。四处奔走……这种孜孜营利的行为，是共和国的福分”。

这种新的财产观念，释放了被基督伦理禁锢已久的人们对实际生活的热爱和对财富的追求，瓦解了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束缚。受到人文主义鼓励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财致富的商人和银行家们，又反过来支持了意大利的文化事业，佛罗伦萨市的银行家美第奇家族，就是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的艺术和学术的赞助人。正是世俗活动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奠定了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

文艺复兴时代的视觉艺术 同人文主义世界观一样，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和艺术同样标志着与中世纪文化的决裂。中世纪的艺术是为宗教服务的，其目的是表现基督教神学关于宇宙和个人的观念，向人们传达上帝的精神和信息，以使教徒的精神升华到上帝的彼岸世界。中世纪的艺术就是为着这一目的服务的。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就典型地表现了中世纪观念中的等级世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上帝在最高处，超自然的力量是最高现实。中世纪的绘画也同样表示这样的观念。在画面的左侧，往往用灰暗的色彩描绘出应该受到诅咒的罪恶事物，而在画面的右侧，则用明亮的色彩描绘令人得救的善行。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在神和上帝身上，集中在上帝嘉许的善行上。

与中世纪文化相反，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艺术最先表现出与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决裂。艺术家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了尘世，不再把尘世处理为上演神圣戏剧的舞台，而把人和人的活动提升到画面中心，着力表现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内容。14世纪，生活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里的艺术家，最先感受到现实生活的世俗性质，在自己的绘画中表达出这种现世主义的思想情感。人文主义绘画的先驱、锡耶纳的画家安布罗焦·洛伦采蒂（活跃期为1319—1348年），在为锡耶纳公共宫绘制了一幅名为《好政府的寓言：好政府在城镇乡村的作用》的壁画上，第一次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公民对政府的理想，以绘画的形式公之于壁，而且把世俗主题描绘的和宗教主题一样光彩夺目。尼德兰人文主义画家罗伯特·康平（1406—1444）的杰作《炉栏前的圣母子》，把普通人的生活起居和日常器皿表现在神圣题材的画面中，使神灵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康平还最先开创了后来被称为“肖像画”的绘画形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普通人，《女子肖像》一画，不仅淋漓尽致地表现普通人的习性和和内心，也充分显示了画家对光影效果的精湛把握。

15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人文主义的主旋律把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三位巨擘联系到一起。达·芬奇勇敢地把世俗妇女放到画面的中心，拉斐尔坚定地把圣母置于大自然的背景之中，米开朗琪罗则用《大卫》象征佛罗伦萨共和国。在他们之后的威尼斯画家乔万尼·比利尼等人，更让一种纯粹的乡村田园生活的世俗情绪弥漫于整个画面。

表现时代精神的世俗文学 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也冲破了宗教对艺术的禁锢，表现出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传统的决裂。佛罗伦萨“桂冠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大声吟唱爱情，歌颂荣誉，他一生创作了366首抒情诗歌，把对现实人生欢乐和成功的赞美推向极致。杰出的文学巨匠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尽情地描写青春、情欲和市井生活，他的小说《十日谈》，以爱情为主题，刻画了商人、教士、农民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把读者带入意大利城市生活的现实场景。法国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拉伯雷（1491—1553）的名著《巨人传》，更以粗俗的戏谑和深邃的讽刺把巨人高康大饮食起居的琐碎生活带进文学的神圣殿堂。西班牙的杰出小说家塞万提斯（1547—1616），则用诙谐与浪漫的笔调，刻画了堂·吉诃德这个没落骑士形象，对骑士精神的不合时宜极尽嘲讽。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个人意志而否认宗教权威，注重个人的内在悟性。这就是人类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现代化。它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世俗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其最重要的一步，是通过在德国首先发动的宗教改革迈出的。

1517年10月，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借口，派他的特使特兹尔到处兜售赎罪券，此举引起了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的反对。路德于10月31日在威登堡教堂门口贴出题为《论赎罪符之功效》的95条论纲，对教会滥用职权聚敛财富的行径进行批判。路德认为人的灵魂的得救只能依靠自己虔诚的信仰，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不需要通过教会和教士作为媒介，也不需要通过举行各种繁缛的圣礼、朝拜和捐赠等所谓的善行来证明自己的信仰。路德此举并没有与教皇决裂的意思，他只是期望通过教会的改革，祛除罗马教会的腐化堕落，恢复教会的纯洁。但是，就是这样温和的改革思想，也为罗马教皇所不容。1520年，罗马教廷宣布路德的思想是异端邪说，限令他在60天内撤回自己的主张。罗马教会的行为把路德推向了与教皇决裂的立场。在以后的几年里，路德连续发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世俗权利》等文章，呼吁世俗王公贵族扩大管理自己领地上的教会的权力，进行教会改革，结束罗马教廷的教会人士的“恶棍行为”。路德声称，“信奉基督教的世俗权力应该不受干扰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对反其道而行之的人不留情面，不管这些人是教皇、主教还是教士，谁犯罪谁受罚”。

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和他的新教事业，对教皇和教会权威产生了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在德国和西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德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波罗的海各国，都转向了路德的新教。追随路德教的德意志王公，借机加强了自己的权力，把世俗权力加诸教会之上。

由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很快就席卷了整个西欧。1541年，法国教士约翰·加尔文（1509—1564）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创立了新教的加尔文教派。加尔文认为，公共行政长官应该保护宗教的公共形式，但在政治上则应该设法保障臣民的福利与安宁。最好的政府是使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和谐一致的基督教政府。加尔文不否认上帝的绝对统治权，它认为人们由于亚当的堕落而成为罪人，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灵魂得救，注定要坠入永劫不复的地狱，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信仰上帝，涤清罪过，获得永生。这些人就是上帝的选民。而成为上帝选民、得到救助的标志，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和他的成功。加尔文教把上帝权威、世俗权力以及人的尘世德行联系在一起，对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特别具有吸引力，在瑞士、法国、英国、荷兰和德国有广泛的信徒。法国的胡格诺派、苏格兰的长老会派、荷兰和德国的改良新教，在信条和行政管理上都有强烈的加尔文主义的色彩。

16世纪30年代，英国也在国王亨利八世的倡导下，发动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斩断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皇的联系，建立了自成一体的英国国教。

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世俗观念相比，宗教改革带有更多的神学色彩，但是它却从另一方面，推进了欧洲历史和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宗教改革提倡诉诸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斥责现存教会制度，批判天主教信条，通过重新解说人与上帝的关系，否定了教会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作用，肯定了人的理性的价值，更新了社会道德，并且创造了世俗权威凌驾于教会权威的实践，从精神上解放了被神权禁锢的西方社会，成为欧洲历史上一朵挑战权威，诉诸理性、崇尚自由的新时代的报春花。

从神学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 宗教改革重新提出了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的问题，从神学角度否认了教皇权威，为世俗王公摆脱教会控制、建立世俗政治、实现政教分离开辟了道路。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们，已经开始从一个完全与中世纪不同的世俗角度，理解世界，理解政治，把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完全置于世俗生活的基础之上来探讨。

率先摆脱中世纪神学政治观、从完全世俗的角度谈论国家的政治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务秘书马基雅维利（1469—1527）。马基雅维利拒绝承认有一个在人意之外的世界作为更高真理的源泉，公然否认基督教原则对国家决策的指导作用。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最先提出了国家政治与宗教生活分离、法律规范和道德伦理分离的思想。马基雅维利强调，国家纯粹是人的创造，统治者关心的应该是国家权力的实施和巩固，而不必顾忌宗教伦理的善恶标准。马基雅维利从纯粹世俗功利的目的出发，讨论君主的行为和国家的利益。他认为，君主应该是一位政治家，君主的职责就是使自己的政治行为适应国家和国际形势的需要，君主必须按需要行动，懂得运用计谋，而不使自己总是善良为怀。马基雅维利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把政治从神学和宗教伦理中分离开来，奠定了现代世俗政治理论的基础，因此有人把他视为现代政治学之父。

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让·波丹（1530—1596），以一种更纯粹的世俗态度，进行了“政治科学”的研究。在他的名著《国家论六卷》中，波丹率先把政府与国家区别开来，明确地提出了国家主权的理论。波丹认为，政治学的起点既不是君主，也不是公民，而是国家。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主权。主权是绝对的，在主权之外不存在更高的权力。主权是保障国家内聚力和国家独立的前提。主权的归属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主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人民被排斥于主权之外的国家是君主制国家；主权掌握在人民或多数人手里的国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主权掌握在联合成集团的少数人手里的国家，是贵族制国家。在这里，波丹对国家制度及其权力来源的讨论，完全是在世俗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涉及任何的神意，无论君主制、共和制，还是贵族制，都完全是人的行为和意志，上帝的意志完全被摒弃于政治科学的范围之外。马基雅维利和波丹的政治思想，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世俗化开辟了道路。

新科学和人的自我解放 16世纪，当教皇权威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的时候，一场意义重大的科学革命又给了它致命的一击。这场科学革命就是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核心的新科学的兴起。

在中世纪，人们一直都相信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观点，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中世纪哲学把“地心说”与上帝“创世说”结合，发展出一种基督教宇宙观，上帝为了使人类得到光明和温暖而创造了宇宙，宇宙是有等级的，人是宇宙的最高一级，人所生活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全部宇宙运动的目的就是人。这种宇宙观在16世纪以前一直被奉为信条，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发表了《天体运行论》一书，以大量事实和精确的计算说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绕地球旋转只是一种假象，而地球绕太阳旋转才是真实。哥白尼的日心说，使人第一次找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拆除了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人为栅栏，引起了人类世界观的一场革命。

继哥白尼之后，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达诺·布鲁诺（1548—1600）进一步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宇宙中有无数像太阳系一样的星系，人类所生活的地球，仅仅是太阳系的一小部分。宇宙是物质的、永恒的，有它自己的规律，既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消灭。

布鲁诺还高度评价了哥白尼“日心说”的意义，把它视为人类自我解放的决定性一步。从此，人不再像一个被禁闭在有限的物理宇宙的狭隘围墙内的囚徒那样生活在世界上了。他可以穿越太空，打破被长期以来的假形而上学和宇宙学所设立的天国领域的虚构界限。无限的宇宙将激发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智将通过以无限的宇宙来衡量的力量而意识到他自身的无限性。

布鲁诺的学说，动摇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的基础，被教会以异端罪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然而，布鲁诺揭示的宇宙运动和他所预见的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能力，很快由伽利略的发现所证实。1609—1610年间，意大利天文和物理学家伽利略，第一次用自制的望远镜观测到天体运动的事实。在他1632年发表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中，伽利略根据观测到的事实，结合力学原理，证实了哥白尼学说。伽利略的发现，再次教导人们，应该通过观察、实验和数学推导去认识宇宙和自然，而不应该依赖圣经；运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人类可以解决所有研究领域里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知识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善。

在伽利略之后，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其中有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波义耳和马略特的气压定律以及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新科学，在创立化学、生理学等新学科、开辟科学新纪元的同时，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改变了人对自身的看法，提高了人类自我力量的意识。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上帝也没有为人间世界规划出法则，人类只能按照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人类不仅能够认识各种自然现象，也可以认识自己，可以更加理性地计划和组织社会，甚至让历史服从于他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类才获得了空前无比的自信。

在新科学激发的人类理性中，宗教神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完全变了。自然科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1615年，伽利略在给托斯坎那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神学仅仅在属于信仰的精神事务中优于其他科学。如果把纯粹属于物理学的事务交由神学去统治，不啻是把科学交给一窍不通的人，这将会阻碍学问的增长”。伽利略的信被后来人称为“科学的独立宣言”。哲学也摆脱了“神学婢女”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哲学的主要任务从神学研究转到了理解和解释由新科学揭示出来的新的自然。在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那里，自然哲学被誉为“科学的伟大母亲”。培根的大更新计划和他对大西岛的憧憬，从头至尾贯穿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就是对人类理性和力量空前的乐观态度。

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思想 宗教改革所提倡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和新科学所揭示的宇宙奥秘，揭去了蒙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之上的一层神秘面纱，为人们理解现实社会和规划理性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而产生的近代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理论，在神学政治的废墟之上，撑起了现代世俗政治理论的大厦。

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奠基人、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1583—1645）认为，人类在原始状态下曾过着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以后才产生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由公社全体人一致接受的一项共同契约支配的，共和国就是在共同契约的基础产生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保持和平的社会秩序。

另一位自然法学派的代表、英国政治理论家霍布斯从个人利益冲突与整体生存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世俗国家和权力的起源。霍布斯提出，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的冲突和战争，人们根据自然理性放弃了其自然权力，通过相互间的契约，自愿地承担了“服从最高权力”的义务，这种最高权力就是国家，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霍布斯认为，国家存在的前提是人的自然理性，自然理性要求每一个构成唯一人格的国家实行统一的公共信仰，上帝通过君主的声音，吩咐他想要吩咐的一切。因此，君主以世俗的方式在信仰方面所做的一切吩咐都应该看作是上帝的吩咐。

如果说霍布斯的理论强调的是君主的权力，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的理论则强调的是人民的权力。洛克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是平等的，大家共同拥有一切；随着体力和脑力劳动，所有权得到确立，因此社会的共同生活就变成了获取和保存物质和精神财产的权力。洛克把自然法解释为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天赋的不可取消的权力。政府和社会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力，而个人权力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对政府和社会权威的限制。而表达人民权力、限制政府权力的机构就是由人民的代表组成的议会。人民为自己保留着自由选举他们的代表的权力，而代表们一经选出，就可以讨论公民的需要和公民的福利。

从个人自由和权力的前提出发，洛克主张思想自由和宗教宽容。1689年，洛克以匿名方式发表了《论宗教宽容》。在该书中，洛克把民政管理与宗教管理截然区别开来，认为民政官员应该保护共同体每一个成员的公民利益，即他的生命、自由、身体健康以及财产占有，而对灵魂的照管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上帝所喜欢的宗教是一种内心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民事官员都不能用武器来迫使异教徒改变自己的信念。《论宗教宽容》一书问世后，立即被译成英文、法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广为流传。

和洛克一样，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强调公民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提出，自由思想的权力和保持自己对任何事情作出判断的权力，是人不可转让的天赋权力，任何政府都不得剥夺这些天赋权力。“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完全置于另一个人的裁判之下”，只要不损害宗教感情和国内和平，就应该允许进行哲学探索。企图压制人们思想的政府应被视为压迫性政府。自然法学派这些呼吁宗教自由和宽容的思想，唤醒了西欧社会的良知，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世纪里，宗教宽容思想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社会契约和理性国家 集中表述社会契约思想的是德国法学家约翰·阿尔杜塞（1557—1638）。约翰·阿尔杜塞曾任德国北部沿海城市埃姆登市的市长，任职期间利用埃姆登市与联省共和国接壤的便利，发展与联省共和国的关系，并且仔细研究了荷兰体制和联省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化。在对德国城市结构和荷兰政治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完成了《政治学方法》一书。阿尔杜塞提出，政治学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的方法，联合是社会的起源，缔约者之间秘而不宣的或明确表达的契约是为了缔约者们的利益而订立的，把国家看作是为了达到共同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内，指挥是一种职能，而服从是一种同意的方式。阿尔杜塞认为，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有三种，即城市、省、国家。“城市”是国家的初级结构，“省”是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的社会和经济的统一体，而“国家”则把众多城市和省联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由许多“成员”组成的统一整体。管理这个统一体的权威，来自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实施权威的政权，应该时刻牢记它是通过全体成员的选举产生的，预先约定的对权威服从产生于选举之后，而不是之前，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主权的唯一代表。约翰·阿尔杜塞的这些思想，成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先导。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出生于日内瓦，曾游历法国和英国，结识了伏尔泰、狄德罗、休谟等启蒙思想家，一生发表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尔》等书。卢梭批判了霍布斯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他认为，不平等不是大自然强加给人们的，而是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与霍布斯强调人的自然状态相反，卢梭强调人的社会状态。卢梭指出，人们没有为了获得公民间的安宁而把自己所有的权力都转让给某个首领，他们没有先签署一项社会契约再签署一项服从契约。事实上，人们在寻找一个能够保护所有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形式，这种形式一旦找到，每个结合者便把自己的一切权力都转让给这个共同体，这就是社会契约，这个共同体就是国家，而结合者在整体上就称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不会放弃自己人的特性，是因为他通过社会契约进入了“社会状态”。在社会状态中，一切都服从于法律的权威，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身和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社会契约赋予政治体制一种对结合者的绝对权力，并且使公民之间的平等得以确立。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公意不能理解为公民多数人的意志，而应理解为公共利益的体现。主权在任何时候都来自人民，任何政府形式都要服从于主权。国家必须“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这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超越了自然法学派强调人的自然状态和群居性的局限，探讨了人及国家社会性问题，在自然法学派的基础上，把世俗政治理论进一步推向成熟。

启蒙运动和文化的下移 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奠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基础。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与深入，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理论所提出的天赋人权、公民平等、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等观念，由启蒙学者灌输给了大众，从而把自然法学派在理性基础上描绘未来社会理想蓝图，变成了人民大众的普遍希冀，在一个广泛的层面上，更新了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传统观念。

以狄德罗、爱尔维修、达朗伯尔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传播科学、破除迷信为己任，从1751年到1772年的20年间，撰写出版了17卷《百科全书》，向各种迷信思想发起进攻，普及新科学、新知识和新观念，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百科全书》冲破了严格的书报检察制度，畅销法国和欧洲，大大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在百科全书派和其他启蒙学者不懈的努力下，新思想新观念开始在人民中广泛传播，为大众所接受，成为社会变革的深厚力量。

在向大众宣传普及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国家原则的同时，启蒙学者们还发展起了一种进步主义历史观。在法国著名启蒙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那里，人类的历史被视为向着日益完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被视为通过改变性的质的飞跃实现文明发展的过程。孔多塞提出，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进步的规律，这种进步不仅是人类精神的进步，也是知识和智慧的进步，是朝着普选权、全民教育、思想言论自由和法律平等的进步。著名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进一步提出，历史是朝着合理性的一场进步。人类历史就是从非理性的过去走向理性的未来。人性的自私和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是人类进步的手段，创造性的个人主义和健全的集体主义的有机结合，就构成理性国家。

启蒙思想家还发展起了一种多元文明和人类平等的思想。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把启蒙学者强调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对民族和文化性质的研究。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不同的法律传统“构成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特性”，地理环境对民族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所起着决定作用。启蒙骄子伏尔泰的《论风俗》，以公允崇敬的笔调，讨论了中国、印度和波斯的文化和信仰，在平等的基础上对不同的风俗、哲学、文化和宗教进行了比较。启蒙学者提出，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不同习俗和文化，是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的产物。

启蒙运动带来了欧洲社会思想的大解放。启蒙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法国革命，使宗教神学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淡出，向纯粹的精神领域退却，从原来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显赫地位撤退到属于私人领域的信仰范围，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退居到人类思想的边缘地带。世俗利益和国家安全取代了宗教动机，成为现代国家决策的基本原则。世俗政治观念和理性主义原则，成为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以人的意志构建现代国家和制度的思想，成为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欧洲社会逐渐地发展创造出一套制度合理、教育完善、能够发挥人的潜能、实现人的自由的现代理性社会的观念体系，完成了西方政治思想从神学政治到世俗政治的变迁。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文化变革，奠定了欧洲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8世纪末开始的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权力及其相互关系的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对国家政治和人民权利的争论，对国家作用和未来社会理想的讨论，对财富的增长与分配和社会正义与公正的讨论，逐渐地被理论化、系统化，形成比较清晰的政治概念和系统的政治理论。这些理论与概念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时欧洲的现实政治，并且对未来欧洲以至世界的历史进程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形成 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于自然法的观念，是在英国革命中首次提出并得到发展的。当时，自然法学说为反封建的政治派别所利用，成为反对王室任意干涉宗教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思想武器。在英国革命中，爱德华·考克就依据自然法阐述了政府的起源，以此反对君主的专制和暴政。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对英国革命中提出的思想、观念和原则进行系统的总结，对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洛克运用自然法的观念，反对“君权神授”，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原则。洛克认为，人类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合适的方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不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服从于任何人的意志。国王和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也要受它的约束。政府的存在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社会长远的生命和财产权利。为了保障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避免“国家”的过分权力，必须实行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主权必须从行政机关移交到立法机关，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人民中的多数保留着撤回自己对政府的信任和解散政府的权力。如果政府或君主不按人民的意愿行事，人民就有权撤换它。人民同样有权监督立法，如果立法行为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取代那些滥用权力的人。

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提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是政治自由的保证。孟德斯鸠认为，分权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结构的根本性标准，“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手中的时候，自由便不复存在”，而“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复存在”。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这种人民主权思想和分权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论前提和思想武器，并在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中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改变了人民与国家关系的传统观念，奠定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约翰·洛克因此而被一些人称为西方自由主义之父。

在经济上，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主张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其代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对经济自由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斯密写道，“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他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时，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因此若要履行这种职责，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督个人的勤奋，并将它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亚当·斯密的经济主张，后来成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自由主义思想的变化 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主要还是依据自然法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和暴政，更多地关心的是财产和自由，把财产权和公民的政治权利相联系，增加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经济上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预，主张不受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随着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发生，自由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和系统化。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核心的一些原则得到确认，这就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公民平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等。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成长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建立，使资产阶级伦理和理论逐渐成熟起来，直接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观念如市场观念、商品观念、个人主义价值观等最终形成。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兴起的以争取普选权为核心的社会政治运动，以及1848年欧洲范围内的革命等因素，使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得不面对欧洲社会新的政治现实。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支持政府进行社会改革，解决由工业化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并进而发展到要求社会民主，主张政府有援助贫穷者的义务。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就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是功利主义的创立者杰弗米·边沁（1748—1832）的学生。边沁关于社会制度最高准则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思想以及国家应该通过立法干预经济、解决如济贫和教育等社会问题、反对无限制的个人主义主张，对密尔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密尔提醒人们，如果不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向公民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就不可能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密尔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了革新。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劳动、资本、土地之间关系的变化的基础上，密尔提出，过去的收入分配是以自发方式在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的，随着工业社会中市场的扩大，有必要把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区别开来，为劳动者制定最低工资界限，提供劳动保障，因为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密尔认为，技术知识的进步应该使生活和劳动条件得以改善，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生产的扩大，应该使更多的人有更高的收入。财富的最佳分配问题同“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应该放弃自由放任政策，采取适当措施调整财富分配，使之对大多数人有利。政府有义务在社会救济方面进行干预，有义务兴建公共设施，以便促进文明社会的公共利益。

1859年，密尔发表了《论自由》一书，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干预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密尔提出，“文明社会的核心是政府的政治权利与被管理者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的自由主义，只是满足于民选政府，但是没有解决行使权力的“人民”与承受权力实施的“人民”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个问题：人民的意志有时也会演化为属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的那些人的意志。因此，政府干预和社会权力必须有个限度。密尔还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尤其对于社会行为来说，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他指出，“假如所有人持一种观点，唯有一个人持相反意见，那么人类让那个人沉默下来并不比那个人让人类沉默下来更正当”。多数人的专制主义同其他形式的专制主义一样是有害的，社会应该注意避免由“多数人的暴政”引起的灾难。

在1863年的《论代议制政府》中，密尔提出了建立一种更广泛的议会代表制的主张。每个公民不仅可以在权力的行使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还可以切实地参加到管理中来，行使地方性和全民的政治职能。只有全民参与的代议制政府，才是能够充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政府。此外，密尔还提出了把政治权力扩大到妇女的主张。

密尔的这些思想，给自由主义带来巨大的变化，他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这种新自由主义适应了1848年以后欧洲政治的变化，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 在中世纪，民族和民族观念还没有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个内容。人民效忠的对象，还不是国家和民族，而是城市、地方、贵族或作为个人和主人的国王。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法兰西人、英格兰人或德意志人。

三个因素的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是各种方言的兴起，这些方言在日常生活和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极大地增进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彰显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二是一些国家的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成为在国家疆域范围内独立的不受罗马教廷干预的民族教会；三是近代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围绕着巩固的王权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等。这些因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观念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是在14世纪以后。随着英法百年战争的深入，随着欧洲各地人民对罗马教廷腐败行为，特别是对外来教士聚敛财富的愤懑情绪的增长，西欧各国人民之间开始出现了最初的民族意识。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共同的历史境遇，共同的土地与疆域、共同的利益与防卫的意识，将他们与其他民族相区别。这种最早的民族意识首先通过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表现出来。在但丁、威克里夫、胡斯这些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先驱者的思想里，就已经闪烁出民族意识的火花。威克里夫关于建立民族教会的思想，但丁统一意大利民族的愿望，马基雅维利从外族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呐喊，在欧洲社会的上空久久回荡，并且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了响应。

16世纪，在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都铎王朝通过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斩断了教皇从外部干涉英国的渠道，建立了国家内部的民族教会和国家的外部主权，成为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西班牙也通过王室联姻、驱逐摩尔人以及与教皇之间的教务专约，建立起近代西班牙民族的王国。法国从路易十一时代起，也不断地打击地方封建势力，强化王权，向民族国家的方向迈进。到16、17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历史舞台。

新的国家在几个方面区别于中世纪的国家。首先是确立了国家在疆域之内的最高主权。民族国家结束了中世纪贵族混战、城市自立、教会当权的局面。国家以贵族和教会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向疆域之内的任何地方发号施令。国家建立起一支由领取薪金的职业士兵组成的常规军队和一支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负责征收赋税、管理国家、执行法律、维持秩序。

新的国家改变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人民不再是封建领主的臣民或附庸，而变成了国民。公民和民族的概念由此而产生。在中世纪，欧洲人的效忠对象一向是地方和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自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法国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诚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这一切，把从前王侯公爵的臣民、封建的农奴和城市市民改造成为包括一切的民族。近代国家的观念和理论逐渐形成，并且对现代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促进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正是在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国家权力时，民族主义才获得现代形式。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急风暴雨之中，国家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深入人心。国家不再由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组成，而是由“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利益的”公民组成。因此，民族概念首先是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西耶士就在“什么是第三等级”一文中断言，民族包括所有社会阶级，构成一种体现总体利益的共同意志。

法国革命从几个方面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它要求所有的公民都讲法语，以这种统一的国家的语言取代各种地方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向全国人民教授法语，向他们灌输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它制定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这样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识和象征，并且通过期刊的发行将这些新的思想传播到大众。在对外战争危急时刻号召人民为祖国而战。这些意识和仪式，在人民内心深处唤起一种与祖国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感情。

德意志的浪漫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18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或实现了统一，或向民族国家迈进之时，德意志仍然处在分裂之中。痛感德意志诸侯纷争、国运骞滞的德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中世纪德意志历史与辉煌的回顾，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把对故土和家乡的爱凝聚为民族复兴的力量，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在文化领域里卷起了浪漫主义的狂飙。

浪漫主义的肇始者是赫尔德。约翰·冯·赫尔德（1744—1803）是位牧师和神学家，早年曾在科尼斯堡大学学习，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到法国旅行，又结识了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回国后与莱辛、歌德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针对启蒙学者强调抽象理性和贬低中世纪文明的倾向，赫尔德提倡研究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他指出，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对人类精神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历史的共性正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独特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文明不是所谓的国际精英的矫揉造作，而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真正文化的产物，一个文明如果不能继续表现出其独特的历史特征即国民精神，就不能说是完美的。

赫尔德的思想以及浪漫主义文化运动，以对民族历史、民族情感的关注和对民族语言、民族生活、民族传统的赞美，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民族意识在法国统治期间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反对外国暴君、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力量。

另一个对德意志民族思想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费希特。费希特崇尚康德学说和公民自由，赞扬法国革命。但是，1807年以后，拿破仑军队的铁蹄践踏了德意志的土地，这促使他思想发生转变，从赞赏个人自由转变到把民族和理性国家视为权利与义务的中心，并把自由解释为民族的自由。在费希特那里，民族的核心是人民，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不受国家疆域限制、不分阶层、由所有德意志人构成的整体。费希特把自由和独立联系到一起，把个人自由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对德意志人来说，要实现个人的自由，首先就要争取民族的自由，争取做一个德意志人的自由，恢复德意志文化的独立存在，把祖国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对个人和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失去独立和自由，会使一个民族脱离历史的重大进程。

但是，费希特在赞扬德意志民族的同时，却存在着贬低其他民族的倾向。费希特认为，德意志人优越于法国和西班牙那些接受了新拉丁语的日耳曼民族。在有着自己活的语言的德意志民族中，文化是向着内在层次渗透的，而在非德意志民族中，这种精神文化已经从根本上消失殆尽了。“外国人的特性在于编织出一件优雅的外罩并把它罩在很容易与哲学相混同的生活智慧之上，而德意志民族则相反，它将开拓出新的矿藏，使阳光透射到深井的底层，以便开采出思想的巨大石材，让未来的时代用它们去营建屋宇”。

费希特的这些德意志民族在种族、语言和思想性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观念，后来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对德国的历史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反对拿破仑侵略的民族主义斗争 1806年提尔西特条约之后，拿破仑军队践踏了法国革命自由民主的原则，把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欧洲许多独立的国家，将它们变成波拿巴王朝的属土。1808年，拿破仑军队在马德里公然枪杀反对法国入侵的革命者。血淋淋的暴行，惊醒了把拿破仑看作革命化身翘首以待的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的烈火燃遍西班牙半岛。

在德意志地区，对法国占领者的愤恨，唤起了人们内心要求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人民的意志促成了普鲁士的一系列改革。1808年，首相冯·施泰因进行行政改革，意在加强国家的组织纽带，以反抗法国的统治。教育大臣威廉·洪堡着手教育改革，将小学向所有公民子女开放，并创立柏林大学，聘请了费希特、尼布尔等著名人物为大学教授，讲授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以期从教育入手，培养德意志人民的民族精神，唤起德意志人民民族情感，把德意志从法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1813年德国爆发了反对拿破仑的群众起义。青年学生组织了德国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宣言中把德意志称为祖国（Fatherland），把德意志人视为一个民族（People），号召各邦消除分裂，增进团结，实现德国的统一和宪政自由。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直接对欧洲各国反法联军战胜拿破仑的军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欧洲联军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使各国民族主义者如愿以偿。1815年，以梅特涅为首的反动政客们在维也纳召开欧洲列强的国际会议，置弱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于不顾，一方面根据正统主义原则，强行恢复1789年以前欧洲各王朝的统治及其属土；另一方面又为了列强之间的势力平衡，采取所谓的“补偿制度”，强行肢解和分割了许多弱小国家和民族，重新划定了欧洲的政治地图。

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地理名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处在奥地利哈布斯保王朝的统治之下，南方的西西里，被法国的波旁王朝所控制。还有教皇势力，统治着中部的罗马；德意志则是由39个州组成的松散联邦；比利时被划归荷兰。在中东欧，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重新分割了波兰，奥斯曼土耳其依然统治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在北欧，瑞典从丹麦手中割取了挪威，沙俄继续保有从瑞典手中夺取的芬兰。欧洲土地上有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状态，或者处于外族统治之下。

列强任意宰割弱小民族的恶行，激起了被压迫民族民族意识的普遍高涨。1815年以后，民族主义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摆脱外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821年，希腊人举行起义，成功地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1830年，比利时人也爆发起义，摆脱了荷兰的统治。在意大利，争取独立和统一的人民起义和革命到处发生。在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和南方烧炭党领导的几次起义失败后，1860年，加尔波第的红衫军从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解放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1870—1871年，乘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法军撤出罗马之机，意大利军队进军罗马，完成了意大利的最后统一。而德国也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用铁血政策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国，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

在中欧和东欧，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不绝如缕。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承认匈牙利的自治；1878年，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人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获得独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哈布斯堡、奥斯曼和沙俄帝国这三个帝国的崩溃，处于“民族的监狱”中的欧洲各个民族纷纷独立，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在20世纪初，都作为独立国家进入了历史舞台。

民族主义理论的提出 19世纪，欧洲大陆传统的多民族帝国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当希腊等国从这些帝国的统治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法国思想家勒南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列宁、斯大林等人，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民族国家现象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提出了各种民族理论。

密尔从主权在民的自由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民族自决的主张，抨击奥匈这样的多民族帝国是早已过时的时代错误。密尔为民族下了这样的定义：由彼此间存在的共同情感所维系、愿意在由他们自己产生的同一个政府下彼此合作的一部分人，构成一个民族。这种民族的情感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形成的，既有种族和祖先认同的因素，又有共同语言和宗教的因素、地理活动空间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前提的一致：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过去铸造而成的悲欢与共、荣辱与共的情感。这种民族情感把民族的全体成员结合在同一个政府下，这个政府由全体人民所决定，人民有权选择把自己联合在一起的人们共同体的形式，有权知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拥有多大范围的行为自由。只有在那些由同一个民族组成的代议制政府的国家中，人民才能够拥有这些自由。在缺乏这样的民族情感、没有共同语言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表达人民共同意志的代议制政府。密尔的观点，既是把民族自决与人民主权观念联系起来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滥觞，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张的理论渊薮。

与密尔不同，法国学者勒南从文化的角度给民族下了一个既非人类学的也非领土地域性的定义，把民族描述为“一个具有同样思维方式和同样语言的人们的联盟，一种与土地无关的现代人类共同体”，强调个人主观认同是民族的基础，主张应该给予个人以较大的选择空间和自由，根据个人选择确定他的民族，并提出了用文化自治保障个人和集体的族体文化权利的方案，将民族、民族文化与政治统治分离了开来。

19世纪末不断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对民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将民族主义和扩大政治权力的普遍要求相结合。1896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包括脱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主张。1898年，在奥地利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会议纲领指出，“只有在消灭压迫的平等基础上，民族特性的保持与发展才是可能的”。

在两次代表大会纲领的基础上，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提出了他们的民族理论。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

这些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既丰富了民族主义理论的视野和内容，也使民族主义理论复杂化，对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工业革命已经培养出极其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否定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不同，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主张通过有计划的社会变革促进公共福利，消除社会弊端。社会主义运动适应了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分化和生活方式急遽变化中生活境况恶化的工人阶级的要求，在欧洲各国受到对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放任政策感到失望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兴工人阶级的广泛拥护，成为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各国普遍发生的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思想的缘起 最初，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政治性，也不是社会组织的特定方式，而是一种社会理想、一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集中反映在16、17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约·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文献中。后来，“乌托邦”一词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这三部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也就成了“乌托邦三部曲”。其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构想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批判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在当时，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个人主义。

只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才具有了批判资本主义、改善和改造社会的含义，成为社会和政治语汇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为解决饥饿贫穷这些社会现象提供了物质前提，从而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的乐观态度，人们期望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解决贫穷等社会问题，增进人们共同的福利。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开始暴露出来。饥饿、压迫、贫穷和社会分化等社会现象日益严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与垄断。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利己主义泛滥，傅里叶指出，资本主义使人变得极端自私自利，而欧文则认为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制度是改造社会的三大障碍。在批判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和谐、富足的理想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灭城乡差别，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的社会改革的方案，以及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的思想。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从建立生产合作社到组织公平交换市场，到移民新大陆，创建新兴的移民共同体，等等。期望通过生产领域的合作和流通领域的公平交换等方式，克服个人主义弊端，消除资本主义市场和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和贫穷、压迫，实现社会的公正，使社会从现实的不合理状态过渡到理想的模范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不仅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也为它提供了最适当的名称。1832年，圣西门的门徒乔西叶尔在圣西门主办的《地球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牺牲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1834年，圣西门派著名活动家比·勒鲁发表《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于是，社会主义作为与个人主义对立的概念在法国流行起来。1835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欧文在英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一词开始为英国社会所熟悉，并且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19世纪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工厂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但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发动了两次起义，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836—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开展了长达12年的争取政治权力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起义，提出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政治目标。这些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现实基础和历史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信仰基督教，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父亲的影响下，熟悉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和伏尔泰的著作，爱好历史和哲学。1841年，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从波恩大学毕业，翌年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1843年，马克思来到巴黎，投入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与德国流亡者的革命团体“正义者同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就是在巴黎，马克思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于莱茵省的巴门市，父亲是位富有的工厂主。在父亲的安排下，恩格斯中学未毕业就到不来梅的一家商号做办事员，在那里接触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1842年，恩格斯来到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与人合伙的商号工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多次参加宪章运动举行的大会，认真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发表了大量的文章。1844年8月，在回国途中，恩格斯路过巴黎，会见了马克思，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集中阐述了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完成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隐秘的剥削方式。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概括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时代以来进步主义观念，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一旦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的极大丰裕，将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使人类活动得到根本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消费资料的分配，将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人们将自觉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用合理的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文化世界。它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都将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巴黎公社 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巴黎的工人发动了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实践和它的失败，使马克思找到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的现实途径。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系统地概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建立公有制，克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革命的实践中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马克思的基本立场逐渐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接受。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了集体的政治道路，与夺取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国家遂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严密精细的经济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形式，变成了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不仅对19世纪的欧洲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并且依然在对现代世界的发展发生影响。

费边社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潮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使当时和后来的任何主张社会改革的运动和政党都不能对它等闲视之。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社会改革的蓝图中，也采取了社会主义的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团体，就是英国的费边社。

费边社是由一些著名的学者、律师、新闻记者、慈善家、高级职员等人士于1884年建立的，这些人一方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中普遍存在的贫困感到震惊，不满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现状，另一方面也反对以激进的、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而提倡以和平的、合法的、渐进的改良主义方式，实现社会的改造。费边社的名称取自古罗马名将费边，其意思是社会改革也应该像费边打败汉尼拔一样，实行缓进的战术。

费边社最重要的领导人和活动家是萧伯纳和韦伯夫妇。萧伯纳是位杰出的剧作家和政论家，出身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76年随母亲迁居伦敦，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浓厚兴趣。1884年参加费边社，很快就成为费边社的领袖，连续27年担任费边社执行委员，还担任了费边社的社长。萧伯纳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四处讲演，撰写大量小册子，宣传费边社的思想，其著作《费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性》、《社会主义常识》等，成为费边社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在大力宣传费边社社会主义的同时，萧伯纳还写了大量的剧本，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罪恶，在社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费边社另一位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是韦伯。韦伯出身伦敦的一个中下层家庭，1885年获得律师资格，在政府中任职。经萧伯纳介绍，韦伯加入了费边社。1892年与著名的合作主义者波特结为夫妇，从此辞去政府工作，一面投入社会活动，一面著书立说，从事渐进社会改良的理论建设。1906年英国工党成立后，韦伯夫妇积极参加工党的活动，起草了工党党章和党纲草案，并且于1918年为工党起草了政治宣言《工党与新社会秩序》，成为费边社在工党中的代表。

费边社的思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其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治传统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等原则相结合，通过渐进改良的途径，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韦伯和萧伯纳等人共同撰写的《费边社社会主义论文集》中。其中提出，民主主义和工业革命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民主政治将必然地渗入工业领域，使社会公共设施增加，私人剥削范围缩小，因此，无须进行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社会就会自然过渡到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此，费边社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进行工业的民主监督、以税收补贴公共事业、扩大国民教育等渐进改良原则。

费边社的这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福利国家的思想，不仅对英国工党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作用，成为工党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那里，如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非洲的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都可以找到费边社社会主义的痕迹。

除了费边社社会主义外，19世纪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还有工团社会主义、议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托派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对20世纪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在对大革命的反思和继承中，在新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和价值观大大丰富，臻于成熟，并且逐渐系统化。公民权利、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治国家、宪法、平等、公正、人民、民族等一系列概念，和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形成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成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这种政治理论和观念体系，又随着世界体系的全球化发展而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全球，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思想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王建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