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全球扩张中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互动

面对地理发现给欧洲带来的优势，地球上的其他几个文明体系完全没有准备，由于其内部的矛盾和自身的衰落，它们没能有效地抗拒欧洲的扩张，无法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致使欧洲成为世界商路航线的主人，掌握了世界贸易的主动权。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欧洲人极大地富裕起来，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而其他地区则无一幸免地受到了西方文明体系的挑战和冲击，被动地进入了西方占据绝对优势的现代世界体系，处于劣势的外缘地位，越来越落在欧洲的后面。无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西欧列强的殖民主义统治都破坏了那里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政治机制，使传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裂变，西方政治制度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影响了当地的政府组织和政治进程，西方价值观也随之渗透到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美洲土著民族和文明的命运 1492年哥伦布踏上美洲土地时，巴哈马群岛土著阿拉瓦克人对他表示出“一片挚爱，倾心相待”。土著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美洲家园，从此就要成为落入欧洲人虎口的肥羊，世代生活于美洲的印第安人即将遭遇一场灭绝种族的空前浩劫。

哥伦布写给西班牙王室的信，将欧洲人的目的暴露无遗：“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名义，我们可以从这里运回所有可以出卖的奴隶……倘若陛下准许的话，可以把这里所有的居民都带回卡斯提尔，或叫他们在岛上当奴隶……”但是想把美洲印第安人运回欧洲充做奴隶的打算，因印第安人无力抵御欧洲的疫病而落空。在掠夺贵金属的动机驱使下，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了对美洲腹地的征服。

1519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带领一支600人的小部队，携带16匹马、13支滑膛枪和几门加农炮离开古巴，发动对中美洲的远征。3月，科尔特斯在今韦拉客鲁斯附近的大陆海岸登陆，发现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他利用阿兹特克人的迷信，毫无阻挡地进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1521年8月，科尔特斯的队伍再次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将城市夷为平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征服了这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富庶帝国，在其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的墨西哥城。

1531年，另一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一支180人的队伍，携带27匹马、2门加农炮，翻越安第斯山脉，进入了位于现秘鲁地区的具有高度社会组织的印加帝国。1532年11月5日进入荒废已久的卡哈马卡城。皮萨罗采用卑鄙手法。囚禁了前来访问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骗取大笔赎金之后将其杀害。在印加帝国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皮萨罗洗劫了印加首都库斯克。在印加帝国的废墟之上，皮萨罗兴建了利马城。

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不仅摧毁了美洲原有的帝国，而且也给印第安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美洲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原有的印第安人在殖民者血腥征服过程中或被驱赶，或被消灭，或被奴役，还有大量印第安人因对来自欧洲的疫病缺乏免疫力而死亡。美洲原来高度发达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和奇布查文化，也随着帝国的毁灭和人口急遽下降而衰落下去。

拉丁美洲的形成 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征服，吸引大批西班牙移民。墨西哥和秘鲁成为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主要中心地区，1535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正式建立了总督辖区，1552年又在利马建立了秘鲁辖区。由这里，西班牙人把其统治势力伸展到新格兰那达、危地马拉和中智利。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也开始向美洲拓殖。1500年3月，葡萄牙王室派遣加布拉尔率领一支船队，沿达·伽马的航线远航印度。船队在赤道附近被赤道海流和海上狂风吹离航线，漂到了一片陌生的大陆。因这里有一种名贵的木头，类似东方的红木，葡萄牙人便将它称作“巴西”，意为红木之地。1530年以后，葡萄牙加紧了对巴西的殖民开发。先后派出大大小小的远征队深入巴西腹地，足迹遍及巴西内陆。建立起葡萄牙语巴西殖民地。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在美洲展开了富有特色的经济活动，驱使印第安人为他们开采矿山耕种土地，把原来分散孤立的印第安人的氏族、部落连同欧洲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组织到一个政治疆域之内，并把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带到了美洲，在美洲形成了说拉丁语系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殖民地社会。

拉丁美洲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19世纪30年代。1836年，法国学者米歇尔·歇瓦利埃在《北美通讯集》中正式提出了拉丁美洲这个概念，把使用拉丁语信仰天主教的南美洲，称为拉丁美洲。19世纪中叶，美国的扩张活动，激起南美洲人对撒克逊美洲的警惕，“拉丁美洲”意识迅速增长起来。1874年，波多黎各人奥斯托斯发表文章，提出用“拉丁美洲”这一名称指南美洲、中美洲、墨西哥和安的列斯群岛，得到社会普遍的接受。从此，拉丁美洲有了确切的人文地理内容。

拉丁美洲的种族融合与民族构成 在长期历史中，殖民地不同种族的居民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通婚和混血现象，产生了拉丁美洲混血种族。其中有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后裔梅斯蒂索人，非洲黑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混血的后裔桑博人，欧洲白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后裔穆拉托人等。

第一代梅斯蒂索人是殖民初期产生的。来到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基本上都是单身的男人。他们在殖民地的胡作非为直接导致了欧印混血人种的产生。穆拉托人是奴隶贸易的产物。为了适应南部种植园经济的需要，欧洲殖民者开始了可耻的奴隶贸易。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了增加种植园和大庄园的劳力，欧洲殖民者从非洲贩入了大量黑人奴隶，用于家务和种植园劳动。庄园主对女黑奴的任意蹂躏，产生了第一代的穆拉托人。第一代桑博人的产生，也与奴隶贸易有直接的关系。16世纪末，一艘运载黑奴的船只在厄瓜多尔海域遇难，幸存黑奴被附近的印第安人拯救后，与印第安人共同生活，娶印第安妇女为妻，他们所生的子女就是第一代的黑印混血人桑博人。以后，这些混血人种之间又发生了再混血，又形成了新的种族，拉丁美洲遂成为世界上种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

欧洲文化向拉丁美洲的传播 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西班牙国王伊萨贝拉和斐迪南便与教皇达成协议，将收复的土地变成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使教会获得了一个传播天主教的极好机会。1500年，方济各会便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派出了5名教士到加勒比地区，1502年又向海地派出了13名教士，并在新大陆修建第一座天主教堂——圣多明各大教堂。1521年征服墨西哥后，方济各会的传教活动扩展到中美洲和墨西哥，并不断由此向南美渗透。1509年多明我会也向美洲派出传教士。1540年耶稣会成立后，也在美洲进行传教活动。西班牙人还在美洲设立宗教裁判所，惩处非天主教信仰，利马和墨西哥都设有宗教裁判所的总部。

最初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利用手势、图片传教。后来，一些教士学会了印第安人的语言，编辑了印第安语—西班牙语词典，并向印第安人教授西班牙语。随着天主教士的足迹遍及拉丁美洲的各个角落，天主教和西班牙语在美洲大陆广泛传播。1535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城建立了第一个印书馆，1538年，在圣多明各建立了“皇家与天主教大学”，这是美洲大陆的第一所大学。1551年，在利马建立了圣马尔科斯大学，1553年，在墨西哥建立了墨西哥大学。

天主教和西班牙语的推行和传播，以及欧洲风格大学的建立，对拉丁美洲文化的形成和土著居民文化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殖民主义者对西班牙语言文化和基督教的强制推行，压制了印第安语言和书写文字的使用流传，阻碍了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印第安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殖民者的文化。在这个双向互动过程中，天主教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融入了一些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宗教神学的成分。印第安人的祭祀仪式、天文历法和多神信仰，都不同程度地进入天主教中，成为拉丁美洲天主教的一个特色。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也吸收了印第安人的许多词汇。在这种文化上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拉丁美洲文化。

北美洲居民的构成 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人口密集的中南美洲不同，15—16世纪，北美印第安人口还很稀少，大约有100万，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过着渔猎或农耕生活。欧洲人到来后，印第安人正常的社会发展被中断。土著印第安人遭到欧洲殖民者的驱赶或杀戮，残留的部落遂分散在大西洋沿岸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相对蜂拥而来的欧洲移民和被奴隶贸易带入北美的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反而变成了北美人口中的极少数。

欧洲殖民者的足迹从15世纪末就开始踏上北美洲的土地。但是在17世纪之前，北美洲的欧洲移民人数还很少。17世纪，欧洲移民开始大量移入北美洲。1608年，法国人在魁北克建立定居点，1682年又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了法属路易斯安娜殖民地。1612年，荷兰人在长岛建立了荷属新阿姆斯特丹。但是，构成17世纪北美移民潮主流的是英国人。

17世纪，英国政治的动荡和经济萧条，促使大量移民来到美洲。1620年，“五月花”号到达北美，船上的120名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建立了第一个由新教徒建立的殖民地。1629—1640年，在劳德大主教在国内严厉实行宗教法规期间，又有近2万名不服从国教的清教徒移民美洲，在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纽黑文、罗得岛建立起一些新英格兰殖民地。在1640—1660年清教徒统治期间，又有大批保皇派和国教主义者逃避国内的迫害，来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以后，更多的梦想在殖民地碰运气改变自己生活的普通英国人也来到新大陆。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已经建立了13个殖民地。

17世纪，英国在与荷兰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1673年以后，英国获得了荷兰人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将它改名为新约克（纽约）。一个世纪后，英国又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由于这些原因，在北美洲众多欧洲移民中，英国人占了重要的部分。

1619年，首批黑人奴隶由荷兰奴隶贩子带进弗吉尼亚，从此，北美同奴隶贸易联系起来。1680年以后，英国取代了荷兰人，成为大西洋上奴隶贸易的主要强国。大量的非洲黑人奴隶被带到北美，黑人遂成为北美殖民地的第二大人口。

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蜂拥而来的欧洲移民带着他们的政治制度、谋生方式和文化传统，在美洲北部建立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在南方，是与欧洲市场密切联系的种植园经济，种植棉花、甘蔗、稻米、烟草等供应欧洲市场。在北方，则主要是自由小农的农场主经济，中部的农民种植大量的玉米小麦，不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供应新英格兰等地。和母国一样，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等级社会。殖民地的上层有很小的一部分是来自英国贵族家族中没有继承权的非长子的后代，更多的殖民地家族是英国乡绅的后代。他们在务农、经商中发财致富，还有一部分的律师、医生等，在他们之下是拥有土地的小农和拥有产业的手艺人，而短工和没有产业的非技术工人地位较低，在他们之下还有地位更低的契约佣工。

1763年以前，限于通信和交通的困难，北美殖民地主要是在沿海一带。工业革命后，铁路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使内陆的开发成为可能和必要。横跨大陆的铁路，连接河道的运河，往来于大河和沿海地区的汽船、征服土著印第安人的连发枪，以及割草的农业机械这些新的东西，促使北美洲的大片荒原得到开发，欧洲式的工厂和农场得以建立。

北美殖民地的文化 1520年“五月花”号的到来和“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清教徒的思想和意识开始在北美洲落地生根。以后，蜂拥而入的各地移民，把欧洲各种宗教派别及其教义都带到北美，造成了北美宗教教派的多样性，欧洲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每一个支派，几乎都在北美有其影响。在艰苦的殖民地生活中，不同宗教教派的移民们不仅学会了互相之间的和平相处，还发展起了与欧洲不同的神学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威廉·埃姆斯等神学家提出的“契约神学”。契约神学修改了严格的加尔文教义，强调上帝的公正，强调上帝的选民有义务服从上帝的法律。凡是信仰上帝、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的人都能成为选民得到拯救。契约神学有利于消除各教派教徒之间的纷争，鼓励他们按照基督教的原则过正直的生活，对殖民地各个移民团体的共处起到了积极作用。

殖民地众多教派共存的现实，也促进了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的发展。17世纪从英国来到马萨诸塞的年轻牧师罗杰·威廉斯，大胆地为宗教自由辩护。威廉斯认为，为了使人类维持民事的秩序与和平，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政府，世界就会变得像海洋，人们就会互相追逐和吞噬，上演大鱼吃小鱼的悲剧。但是政府的目的只是“维持民事和平”，而不能干预教会，更不能把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威廉斯谴责清教徒对其他教派实行的宗教迫害以及试图用法律来确定宗教真理的愚蠢行为。1649年，马里兰通过了一项宗教自由法令，任何信仰基督的人在进行宗教活动时都不应受到干扰。

随着殖民地的发展，教育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635年，波士顿建立了一所拉丁语学校。1636年，新英格兰建立了殖民地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建立时，只有一个教师，一所木板房。1640年，剑桥大学毕业生亨利·邓斯特担任了哈佛的校长，模仿英国最好的大学，开设了英国大学的各科课程，开始在殖民地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693年，英国国王和王后玛丽颁发许可证，在殖民地建立了第二所大学威廉·玛丽学院。这所学院的办学目的是培养忠实于国王的牧师和公务员。有意思的是，从这里毕业的许多学生都受到了十七八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自由思想的影响，具有反抗专制的意识。1774年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7个人，都是这所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

17世纪，北美殖民地产生了最早的一代文学作品。殖民地第一本畅销书是迈格尔·威格尔斯沃斯的叙事诗《最后审判日》，于1662年出版。该诗描写了地狱的种种酷刑和天堂的巨大幸福，它那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倾心渴盼的魅力，在几代人中间经久不衰。殖民地早期的另一部畅销书是罗兰森太太的散文《玛丽·罗兰森太太被俘和获释》，这是一部自述性散文，描述了牧师妻子被印第安人俘获，遭受奴役，经历种种危险重新获得自由的故事。罗兰森太太的散文笔调生动，情节真实，不事渲染，在北美和英国都很有读者，连续再版多次。但是，由于环境和历史的局限性，北美殖民地的文学作品在思想性上难免浅薄，在技巧上也还稚嫩，基本上是欧洲风格和模式的模仿，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

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欧洲文化开始在美洲的土地上生根，并且发展起了既与欧洲文化一脉相承，又带有独立特征的北美文化。在艰苦的殖民地生活中，北美人民学会了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宽容和共处，发展起了最初的殖民地教育，并且创作出反映殖民地生活的文学作品，随着这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它将冲破母国的羁绊，成长为独立的民族，并且在现代世界文明史上重重地刻上自己的名字。

西方列强冲击下奥斯曼帝国的衰微 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是中世纪三大穆斯林苏丹帝国之一，统治着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地区。16世纪在苏来曼大帝时，奥斯曼军队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大部分，其疆域东起波斯的西部边界，西至中欧的匈牙利边境，与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哈布斯堡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7世纪，奥斯曼一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对欧洲的中心形成了长期的威胁。

奥斯曼帝国的式微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1698年，奥斯曼在与奥地利争夺维也纳的战争中彻底失败，战后签订的《卡洛维茨和约》不仅永远地结束了奥斯曼帝国长达两个世纪向欧洲推进的政策，而且使它失去了在欧洲的大片领土和势力范围，并且失去了昔日在南欧的政治优势。正在兴起的欧洲列强开始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争夺的竞技场。由于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挺进，它的北部疆界被迫退到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巴尔干地区诸信奉基督教的附属民族，在敌对列强的鼓励和协助下，也转化为多少带点独立意识的国家，不断蚕食着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帝国大多数边远地区，如北非的埃及和中东，早已不在奥斯曼帝国经常性的统治之下。

但是，直到19世纪之前，它一直拥有着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疆域，它的统治者苏丹，依然被世界上的伊斯兰教徒视为教主。奥斯曼帝国仍然保持着它外表上的强大和精神上的傲慢。只是到了19世纪，这种状况才开始彻底改观。1821年，希腊独立，地处欧洲的其他民族也相继从帝国中独立出去，从埃及和苏丹以西延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已落到英国的影响之下，而黎巴嫩以北的叙利亚一带，则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仅仅保留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和南部的阿拉伯诸省，就是这些政治上尚保持独立的地区，也日益受到欧洲工业产品的冲击。凭借新式轮船和铁路，以及使航程大大缩短的苏伊士运河，西方廉价的机制产品潮水般地涌入奥斯曼帝国，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动摇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他们在经济上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1838年，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签订了“英土协定”，准许英国商人在奥斯曼境内的任何地方自由购买货物，英国商人可以免缴本地商人必须上缴的多种税款。而这一条约，又根据最惠国待遇的约定，扩及所有外国商人和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地区。英土协定以后，土耳其国门洞开，英国的工业产品长驱直入，摧毁了当地的手工业。而土耳其生产的染料、谷物、棉花、羊毛、生丝、葡萄干等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大量输往英国。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上，土耳其被置于农产品输出国的外缘地位。

1856年，英法两国迫使土耳其苏丹颁布敕令，给予基督教和其他非伊斯兰教徒以信仰自由，并给予外国人在土耳其购置土地、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辟运河的权力。在列强的压迫之下，土耳其向欧洲资本敞开了大门。当年，英国就投资在土耳其创办了奥斯曼银行，以后法国又加入进来，1863年更名为奥斯曼帝国银行，银行有权发行纸币，控制了土耳其的内外贸易，把握了土耳其的经济命脉，土耳其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西方文化对埃及的渗透 1517年奥斯曼突厥人征服埃及，并将它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一直比较薄弱，在法军入侵之前，埃及实际上已经是相对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的总督辖区。1798年，拿破仑为了打击英国、切断英国同印度的通道，率军远征埃及。此举是西方殖民者侵略埃及的开端，从此，埃及开始处于欧洲列强剥削、压迫和控制之下。

1801年，拿破仑军队被英国和奥斯曼军队驱逐，埃及政治舞台出现暂时的权力真空。穆罕默德·阿里依靠在反法斗争中兴起的地主商人集团和宗教界的支持，从封建军阀集团马木路克手中夺取了政权。有感于埃及的软弱落后和欧洲军队的入侵，阿里在1805年就任埃及总督后，对西方威胁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阿里认识到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避免像奥斯曼帝国那样的衰亡命运，就必须建立一支能够抵抗西方的现代化军队，因此他首先建立了一支军队，聘请欧洲人担任教官，用西方最新方式进行训练。为了保证这支现代化军队所需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供应，阿里建立了现代化的兵工厂，聘请欧洲专家传授武器制造技术。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的军官来源，他还建立了新型的军事学院，课程包括陆军、海军、骑兵、炮兵等内容，吸引大量青年入校学习。他还派出了300名留学生，到欧洲学习数学、工程、地理、机械、医学等课程。为了对付英法对地中海贸易权的争夺，阿里建立了一支海军舰队，修建了连接亚历山大港到尼罗河的小运河，还铺设了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的铁路。他还制定了工业化的政策，创建了纺织、印染、玻璃制造、制糖和冶炼铜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并且对农业和外贸实行了政府垄断。阿里的改革暂时地收到了成效。他凭借着新式陆海军，打败了名义上的宗主奥斯曼苏丹马穆德二世，控制了阿拉伯、苏丹和克里特岛与埃及之间的地中海东岸地带。

埃及的殖民化 阿里的改革，特别是阿里想改变西方原料供应者和工业品消费者的命运、争取经济独立的努力，触怒了英国。而阿里对通向印度的交通要冲和战略要地东部地中海岸的控制，使英国更加不能容忍。英国遂支持马穆德的军队与埃及作战。1839年，当埃及军队同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作战时，英国不仅派出军舰帮助运送土耳其的军队，还派出了海军陆战队，并且在海上炮击埃及的城市和军事设施。

由于英国的干预，阿里被迫交出他所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将军队从13万裁减到18000人；在埃及境内实施1838年的英土商务条约，取消政府对各类产品的专卖权，降低关税，允许外国商人在埃及全境内自由进行贸易。从此，外国商人深入埃及内地，廉价收购出口棉花，向埃及销售纺织品和其他欧洲工业产品。阿里兴建的工厂纷纷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到1849年阿里去世时，埃及的工厂已不复存在。埃及变成了单一农产品出口导向的社会。1840—1852年，埃及棉花出口额增加4倍多。

阿里以后的埃及统治者，背离了阿里意在经济独立的改革初衷，而醉心于“现代化”。塞义德统治时期（1848—1854），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以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王室、富商和外国资本乘机兼并土地，开办各类种植园，大量小农破产转变为农场工人。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大量进入埃及，在埃及开办银行、自来水公司、面粉厂，承包铁路工程。1854年，塞义德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权授予法国。1858年组建了苏伊士运河公司，负责运河的开凿和通航后的管理，埃及只分享运河收入的15%。埃及政府无偿提供土地和劳力，免税进口外国机器，并大量发行国债。1869年，运河通航。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收入逐年增长，而埃及却债台高筑，财政状况日益恶化。1875年，埃及被迫将所掌握的44%的运河股票出让给英国。但仍然不能偿还巨额外债。到1876年，埃及公私外债总额达9100万英镑，相当于政府岁入的10多倍，每年仅付利息就需要国库收入的2/3。埃及被迫宣布财政破产，任命英法代表担任埃及的财政监督，开始了英、法“双重监督”制度。埃及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所掌握。1878年，英、法又迫使埃及成立了一个有外国人参加的努巴尔内阁，努巴尔担任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由英国人威尔逊担任财政大臣，法国人布利尼埃担任公共工程大臣，对埃及政府的任何决议都有否决权。1882年，在镇压了阿拉比领导的埃及人民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大起义后，英军占领了埃及，埃及事实上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西方文化在埃及的传播 拿破仑的入侵，使埃及首次接触到近代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也使埃及文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与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道路。拿破仑从欧洲带来了一部阿拉伯语印刷机，用这部印刷机印刷阿拉伯文的宣传品，打着解放阿拉伯人的旗号，把欧洲的思想与观念传播到埃及。为了维持法军的统治，拿破仑组建了由数学、物理、文学、政治四个分会构成的学术委员会，向埃及推广法国的科学技术，改造交通设施，传播欧洲的宗教观念和欧洲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埃及人对西方文化的最初兴趣。

穆罕默德·阿里首开学习西方文化之风，他在创办各种军事、工程、医学、农学方面的西式学校的同时，还创办了埃及第一份阿拉伯语的政府机关报——《埃及大事》。在易斯马仪时代（1863—1879），埃及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建立了国家图书馆和王家地理学会。

在政治司法领域，埃及也进行了西化改革。1831—1832年，阿里效法西方，设立了“司法委员会”，专门审理民事、刑事和商务案件，1842年成立了具有现代含义的正规司法部门“司法议会”，1845—1846年，建立了“商人会”，专门处理埃及人与外商之间的商业纠纷。阿里以后的继任者们继续推行司法改革，在伊斯玛仪统治时代，埃及组建了议会，颁布了埃及近代第一部选举法，并且建立了乡镇、城市、初级、中级、高级五个等级的诉讼委员会。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列强的压力，西方制度和文化大量流入埃及。对埃及传统文化造成强烈冲击，埃及文化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伊朗的衰落与半殖民地化 18世纪末，沙皇俄国利用萨菲王朝末期的混乱局面和卡扎尔王朝的腐败虚弱，侵占了高加索山脉西南的大片领土。1813年，在波斯与俄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结束后，伊朗被迫与俄国签订了《古利斯坦条约》，承认俄国对格鲁吉亚、黑海沿岸各省、巴库以及塔列希河上游地区的占领，并且让出了在里海航行权和捕鱼权；1828年，在与俄国的第二次战争后，伊朗又与俄国签订了《土库曼查伊条约》，向俄国支付100万土曼的黄金作为战争赔偿，承认俄国商人在伊朗全境自由出入经商的权利和领事裁判权，俄国可以在伊朗各大城市设立领事馆，有权审理俄国臣民在伊朗发生的各种诉讼案件，俄国商人及其家属可以在伊朗购置房屋，拥有仓库、商店等。

从19世纪开始，英国的势力渗入伊朗。伊朗成为英俄两国的角逐场。1841年，英国与伊朗签订了英波商务条约，英国人不仅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通商权，并且获得了在伊朗建立波斯帝国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以及经营烟草、石油的特权。以后，英国又获得了在伊朗建立电报线路的权利，1872年，英国人路透又与伊朗签订租界条约获得了在伊朗修筑铁路、开发矿藏、森林、水源的权利。

在列强的压迫之下，伊朗的门户向列强洞开，与外界的贸易联系大大加强。从1800年到1914年，伊朗的出口贸易额增长了12倍，但是贸易结构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800年前，伊朗主要与邻国土耳其、阿富汗、印度、中亚进行贸易，纺织品等手工业品是传统的出口产品。而现在出口货物中除地毯外，其余全是原料，如原棉、谷物、干果、大米、鸦片、牲畜和鱼类产品，而进口的则是纺织品、经过加工的糖、茶叶、面粉和钢铁等工业产品。伊朗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典型的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品进口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从属于西方的地位。

20世纪初，随着列强瓜分世界狂潮的兴起，英、俄两国于1907年签订条约，在伊朗划分了势力范围，北部属于俄国的势力，南部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伊朗名义上仍然保持着独立地位，但只剩下中间地区由伊朗国王统治。实际上已沦为英俄等列强的半殖民地。

近代西方文明在伊朗的传播 波斯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古代，波斯就是一个繁荣的文明地区，曾创立了古代著名的琐罗亚斯德教，在到萨珊帝国时，波斯文化达到鼎盛，成为东方世界的艺术中心。伊斯兰教兴起之后，波斯虽被阿拉伯人打败，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在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保持着文化上的优势，伊斯兰文化和法律在波斯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穆斯林学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随着伊朗门户的洞开，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伊朗。与此同时，近代西方文明也开始渗透到伊朗社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伊朗社会已出现了一些西式学校和一些近代新的工厂和新型产业。1818年，大不里士建立了第一座近代印刷所，1824年，德黑兰出版了第一套用铅字印刷的书籍，以后，伊朗其他城市也建立起了各类印刷厂。19世纪50年代，伊朗模仿欧洲，创办了西式报纸。1873年，伊朗国王瑙锡如丁·肖出访欧洲，购置了一整套印刷设备，使伊朗报刊出版事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1851年，伊朗建立了第一所西式现代化大学，以后又兴办了许多专科技术学校；1859年，伊朗建成了由德黑兰到苏丹尼耶之间的第一条电报线路，1860年该电报线路通至大不里士，1875年伊朗政府聘请了奥地利人做顾问，依照欧洲现代方式政变了伊朗的邮政制度，1877年，伊朗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1877年伊朗从欧洲引进了全套的铸币厂设备，按照政府规定发标准铸造统一的新硬币；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朗开办了煤气灯制造厂、玻璃制造厂、制糖厂、瓷器厂等一些近代工厂，1916年，伊朗建成了从居尔法到大不里士的铁路。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西式教育的实行，欧洲的生活方式也传入伊朗，欧洲服饰和饮食也风行伊朗，烟草、土豆、鸦片以及其他一些非本地的植物和花卉也开始在伊朗种植。西方科学与文化开始对伊朗的社会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莫卧尔帝国统治下的印度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处在穆斯林的莫卧尔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著名国王阿克巴（1556—1605）时期，莫卧尔帝国的版图东起孟加拉，西达东俾路支，北起克什米尔，南跨科佛里河，除最南端一隅之外，整个次大陆几乎都在帝国版图内。和奥斯曼、萨菲帝国一样，莫卧尔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三大穆斯林帝国之一，拥有庞大的军队和有效的行政管理队伍。阿克巴对帝国内部的各族开放其官僚队伍，官吏晋升的标准不是其出身和宗教，而是其才干和品格。莫卧尔帝国的强大由泰吉·玛哈尔陵可见一斑。泰吉·玛哈尔是莫卧尔王朝沙·贾汗美丽的妻子，沙·贾汗为她修建的这个陵墓，被房龙称为“出自人的智慧的最美的建筑物之一”。

莫卧尔帝国的衰落始于奥朗则布统治时期（1658—1707）。他抛弃了阿克巴制定的民族和睦政策，将印度教徒从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清洗出去，引起了印度教徒的强烈反抗，削弱了帝国统治的基础。奥朗则布以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监督日益衰弱，半独立的省区政权逐渐，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也激化，再加上外部萨菲帝国的不断进犯，莫卧尔帝国分崩离析，在帝国的废墟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政权。印度的混乱状态，为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征服提供了可乘之机。

英国吞并印度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这是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印度的开始。之后，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继来到印度。但是，由于当时莫卧尔帝国还很强大，西方殖民者只能与印度沿海地区通商，而无法深入印度，将它变为西方的殖民地。1600年，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负责英国与印度的贸易。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东印度公司利用莫卧尔帝国的衰落和混乱，逐渐扩大在印度的势力，变成了一个集商业、政治、军事、司法为一体的殖民机构。1757年，东印度公司乘孟加拉邦内部发生王位之争的机会，借口孟加拉的纳瓦布收容法国人，对其发动战争，在普拉西打败了孟加拉军队。普拉西战役拉开了英国武力征服印度的序幕。18世纪，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三省的实际统治者。19世纪初，英国通过四次对迈索尔的战争和三次马拉塔战争，完成了对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征服；19世纪中叶，又征服了西北部的信德和旁遮普，把统治权力扩展到整个印度次大陆。凭借着它的海上霸权和对印度洋个战略要冲的控制，英国将荷兰、法国的殖民势力逐出印度，把整个印度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最初主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之后，为了防止印度士兵再度哗变，英国改变了统治方式，结束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改由英王政府进行统治。1858年的“印度法”和1861年的“印度差事会法”确定了英王政府的行政权性质。英国内阁设印度事务大臣，英国在印度的最高官吏是总督，作为女王的直接代表行使职权；总督之下是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政会议，协助总督管理印度事务，另外还有一个由6—12人组成的立法议会，负责殖民地的立法事务。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成员主要由英国人担任。从1858年到1909年，在50年里，行政会议没有一个印度人。直到1861年成立的第一届立法会议，才开始吸纳印度人参加。

在政治上，英国对印度有效统治的工具是文官制度。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在印度实行了中央、地方两级文官制度。文官系统负责征收赋税、维持社会治安，掌管司法系统。中央一级的文官，由英国人担任，地方各省的文官，则由印度人出任。警察和军队系统也是如此。1900年，印度全部文职官员中，英国人有4000人，印度人有50万人。1910年，在印度军队中有英国人6万多人，本地士兵有13万。文官制度既保证了英国对印度的有效统治，又培养了一批为殖民政权服务的印度本地政府雇员。

在实行文官制度的同时，英国还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通过所谓的“资助条约”，扶持了大批依附于英国统治者的封建王公，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土邦体系。这些效忠于英国的土邦王公的存在，有效地维持了印度的分裂局面。此外，英国还采取了离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政策，分别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设立选区，印度教徒只能代表印度教选取，而不能代表穆斯林。这样的安排使得两个宗教社团变成两个互相独立而倾轧的政治实体，对印度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印度传统社会的动摇 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印度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除了传统的奢侈品贸易外，很少受到外部贸易的影响。西方殖民者的到来，特别是英国的统治，把印度卷入世界性的市场之中，改变了印度的经济结构。从17世纪起，商业性作物靛蓝、芥子油和大麻就被大量用于出口。贸易活动的频繁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印度形成了一批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有密切联系的买办商人，对英国的统治提供了有效的忠诚。19世纪，英国的工业品洪水般涌入印度，摧毁了印度原已相当发展的手工业，成千上万的印度手工业者丧失生计，流离失所。

使印度传统社会发生更加深刻变革的是英国殖民者实行的柴明达尔制度。过去，印度的赋税一向由国家官员按照村社征收，1793年，英国实行地税改革，在恒河下游地区实行“永久地税制”，国家核定一个固定的地税额，由地方的英国式地主（柴明达尔）进行承包，所收税额的10/11上缴英国当局，其余1/11留给自己。柴明达尔制的实施，引起了印度农村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印度旧有的土地公有制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大量原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印度农民变成了无地的佃农，为了应付新的财政负担，不得不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按照柴明达尔的要求生产商品作物。印度传统的农村公社和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柴明达尔每年上缴当局的税额保持不变，但他们向佃农征收的地租却时常提高，这就在印度农村造就了一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

西方文化向印度的侵袭 为了维持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人不仅需要大量的印度公务员充任地方官员，而且需要一大批懂得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印度人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服务。为此，英国把西式教育也引入印度，在殖民地实行了西式教育。1835年，担任印度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马考莱写了一份著名的教育备忘录，明确表达了英国在印度实施西式教育之目的，就是“尽力培养出可以在我们和由我们统治的无数人之间充当译员的一批人；这批人就血统和肤色而言是印度人，但就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而言，是英国人”。

此后，印度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马考莱的计划实行的，印度全国建立起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1835年，殖民当局在印度创办了第一所官办大学——加尔各答医学院。四五十年代，又创办了一批近代学校和学院。学院开设自然科学和语言、历史、文化各科课程。为吸引更多的青年接受西方教育，1837年，殖民当局规定以英语取代波斯语作为公务语言，1844年，又采取了优先录用会讲英语者为公务员的政策。1885—1900年，印度大学的学生人数从11000人上升到23000人。西式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使西方文化中的归纳推理法、实验方法、医学知识等近代科学文化成就，通过大学和医学院传到了印度，西方的司法制度、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也通过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得到传播。

1780年，印度出现了第一家英文报纸《孟加拉新闻》。1818年，出现了第一家印度文字的报纸《达尔巴新闻》。以后各种报纸增多起来，到1833年，仅印度文字的报纸，就有20多种。报纸的出现对传播西方思想和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813年，英国殖民当局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原来的禁止传教的禁令，允许传教。一大批英国传教士来到印度。传教士在印度一面传教，一面推行西式教育，创办了一些中小学校和女子学校，基督教思想通过这些传教士的活动和教会学校渗入印度社会。许多出身下层种姓的人，为了摆脱种姓枷锁，改变社会地位而皈依基督教。

西方文化的传播和西式教育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但是，与马考莱所期望的不同，接受西式教育的学生并没有成为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工具，相反，在他们中间成长起一代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和现实批判能力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用新的思想和观念唤醒了人民大众的民族意识，最终埋葬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罪恶的奴隶贸易 在工业革命建立起西方的技术经济优势之前，对欧洲人来说，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奴隶。掠夺非洲人力资源的奴隶贸易始于1442年。是年，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手下的两位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往里斯本，开奴隶贸易之先河。此后，葡萄牙人便络绎不绝地将奴隶运回本国。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的到来，曾使葡萄牙一些地区的种族成分受到影响。然而，与以后新大陆的奴隶贸易相比，这一时期的规模不过是小巫见大巫。1510年，葡萄牙人向新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由于南北美洲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从事奴隶贸易牟取的暴利越来越大，荷兰、英国等国家相继卷入这一罪恶的活动，在西非海岸大约设立了40个专门用于奴隶贸易的要塞。如果说，16世纪葡萄牙人独执牛耳，17世纪荷兰遥遥领先的话，那么，到18世纪，英国则后来居上，在大西洋上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就有200多艘。英国国内几乎没有一个商业或制造业的城镇同奴隶贸易没有联系。作为工业革命核心地区兰开夏门户的利物浦，是一个奴隶贸易港，利物浦的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奴隶贸易，它在奴隶贸易上获得的暴利，使兰开夏的工业成为可能。布利斯托尔也是一个与奴隶贸易紧密联系的城市，奴隶贸易为它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使它能够把它们投资于尚处于雏形阶段的英国工业。

长达4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不仅在欧洲人向世界扩张中起了中枢作用，而且对非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洲损失了3500万—4000万人口，其中到达美洲的奴隶有1000万人，其余的2/3死于运输途中。直到工业革命后，不断进步的技术使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取代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奴隶贸易才被废止。对非洲的掠夺，也从掠夺奴隶转向了瓜分领土。

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 19世纪末叶以前，欧洲对非洲的影响仅限于沿海某些从事奴隶贸易的地区。非洲大陆除了南非和北非的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属于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外，整个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基本上未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19世纪最后2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洲列强加紧了对非洲的渗透和殖民地化，到20世纪初，整个非洲已被欧洲列强完全瓜分。

走在瓜分非洲最前列的欧洲国家是比利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最先利用非洲探险向非洲内陆渗透的欧洲君主。他打着“帮助非洲引进文明”的旗号，创立了“中非洲探险与开化之国际协会”和“国际刚果协会”，雇佣探险家亨利·斯坦利去非洲活动。1879—1880年，斯坦利同当地酋长签订条约，攫取了刚果河流域90万平方英里土地，相当于比利时整个领土面积的76倍。

欧洲其他列强接踵而至，纷纷加入了对非洲的瓜分。法国著名探险家德·布雷扎进入刚果河下游，用和斯坦利同样的手段，将刚果河以北的土地纳入法国的势力范围。1884年，德国将西南非洲、多哥兰和喀麦隆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同年2月26日，英国和葡萄牙签订《英葡协定》，英国承认葡萄牙对刚果河口的主权，并声称英、葡两国共同管理刚果河上的航行。

《英葡协定》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列强于1884—1885年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共同讨论对非洲的瓜分。“柏林会议”规定，任何国家兼并土地和保护国，须事先通报其他国家；对领土范围的承认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国之间的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

柏林会议以后，列强加快了非洲瓜分的步伐。就在柏林会议期间，德国青年卡尔·彼得斯在东非与当地酋长签约，获得6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德国领土的1/3。1885年，德国政府宣布彼得斯获得的土地为德国的保护领地。英国也积极在东非活动，不顾桑给巴尔苏丹的一再抗议，企图霸占肯尼亚地区。1886年、1890年，英德两次签订协议，解决它们在东非的领土争端。德国继续保有德属东非的广大地区，1919年后，更名为坦噶尼喀；英国分得了英属东非保护地和乌干达。之后，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也挤进了瓜分者的行列，获得了红海沿岸的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

到1914年，除西海岸的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整个非洲都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法国攫取的势力范围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法属西非，法属刚果、法属索马里兰、马达加斯加；英国获得了南非、巴苏陀兰、贝专纳、尼亚萨兰、罗得西亚、英属东非、乌干达、桑给巴尔、索马里兰、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冈比亚、埃及等地区；比利时获得了刚果，葡萄牙占据莫桑比克，德国占据了东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兰等地，意大利占据了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和利比亚；西班牙也占有了里奥得奥罗、木尼河居留地。

非洲殖民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 在西方殖民者瓜分非洲之前，非洲各民族在自己历史发展的道路上达到一个高峰。居住在尼日尔河曲以东加奥城一带的松加依族，曾在国王逊尼·阿里的领导下，建立起庞大的松加依帝国，帝国境内的廷克巴图、杰内等城市，一度是伊斯兰世界宗教和学术的中心。南非强大的商业国家津巴布韦，与遥远的中国都有贸易联系。而北非则融入了文明高度发达的伊斯兰世界。到1800年，非洲各民族都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进步。非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独立状态，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特别是在内陆地区，政治与社会仍然按照非洲自己的模式和传统发展。

殖民主义的到来中断了非洲文化的发展进程和传统的发展模式，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列强不顾非洲人民的历史与社会的现实存在，根据他们的利益和相互之间势力平衡的需要，随意划分势力范围，从而肢解了非洲各个部落的统一生活，传统的索马里社会就是被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四种势力分解的。

在任意肢解非洲传统社会的同时，欧洲列强还无视非洲的文化传统，根据自己的利益在非洲进行统治，把宗主国的文化凌驾于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文化之上。西方殖民者在非洲采取了两种统治方式：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直接统治即废除原来的统治者，抛弃原有的权力机构，建立由西方官员直接管理的政府机构。间接统治即保留原有的部落结构，保留部落酋长及其权力，通过他们进行殖民地的统治。无论间接统治还是直接统治，非洲传统社会的管理机制都受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欧洲殖民当局凌驾于传统的部落权力之上，随意制定法律、确定税赋、任免部落首领或酋邦的酋长，动摇了非洲传统政治制度和权力观念的根基。

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思想文化和宗教的输出与传播。在非洲，西方文化价值观传播渗透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宗教。早在15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就来到了非洲，在冈比亚、刚果、黄金海岸、安哥拉等地活动。17世纪，荷兰传教士进入开普殖民地。但在19世纪前，西方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范围和规模都十分有限。19世纪初，随着瓜分非洲狂潮的到来，西方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规模和范围扩大起来。1806年，英国教会首先向西非派出了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1852年，建立了塞拉利昂教区，1864年又建立了尼日尔教区。在东非，德国籍传教士受英国教会之托，于1846年在蒙巴萨附近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由此逐步向内陆推进。在南非，英国人在建立了开普殖民地后，即有传教士来此传教。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也纷纷来到非洲，到19世纪末，各类教会在非洲的传教士已达8000多人。

欧洲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对殖民地发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他们通过传教活动把欧洲文明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移植到非洲居民之间。他们创办教会学校和医院，向土著居民传授科学文化、农业技术和卫生知识，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改善非洲居民的生活条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们也向非洲青年灌输欧洲人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他们蔑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把它们看作是落后的东西，鼓励抛弃传统的生活方式，接受与部落生活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造成年轻一代与传统文化的脱节，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人民大众的脱离。与此同时，西方基督教在向非洲传播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土著居民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化观念加之于基督教，使它出现了土著化的倾向。

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传播的另一个途径，是殖民者在非洲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和西式教育。在法属非洲，宗主国大力鼓吹法兰西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法属殖民地应该接受法兰西文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法兰西保持一致。为此，他们在殖民地大力推行法语教育和法国生活方式，并以法国公民权作诱耳。1912年，法国颁布“入籍法”，规定拥有财产、接受法式教育、在法兰西军队服役获奖者，可以取得法国公民权。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取得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殖民统治的认同。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1918年，获得法国公民权的人数只占法属殖民地总人口的1%。在葡属非洲，殖民当局也强制推行天主教和同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葡萄牙殖民当局将殖民地居民分成“文明人”和“不文明人”，只有那些精通葡萄牙语、信奉基督教、放弃传统文化习俗、采取西方生活方式并有足够收入的人，才是可以获得葡萄牙公民权的“文明人”。殖民主义的这种同化教育，对非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优越论”的发轫 西方与东方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在中世纪时即已存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接触碰撞，打着所谓的“圣战”旗号进行的战争，在中世纪屡有发生，如十字军东征之类。但是，在中世纪，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和差异并没有使欧洲人产生文化上的优越感。相反，阿拉伯文化的杰出成就，东方世界的富裕繁荣，使许多欧洲人对东方向而往之。据说，寻找新航路的动机之一，就是绕开伊斯兰教世界的阻碍，到东方世界去求取宝藏。然而，工业革命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殖民主义的胜利，西方在四百年内将自己的胜利扩展到了全世界。西方人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使他们和与他们体态、文化截然不同的人民接触时，产生了洋洋自得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自以为欧洲人的扩张和胜利是由于他们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西方是世界的中心和当然的领袖。

19世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发表后，不仅对自然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影响。其中，达尔文有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被放大到人类社会，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生存斗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更增加了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导致了西方人认为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的劣等的有色民族”。种族主义者塞西尔·罗得斯就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世界上，我们居住的地方越多，对人类就越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它希望我做的就是，在非洲的土地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英国在地图上常用红色标示）。

西方人心理上的这种种族优越感，表现为强调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优越性，贬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把他们对东方民族的胜利看作是其文明、制度、文化、宗教优越性的结果。在历史悠久的穆斯林世界，西方人把伊斯兰教看作基督教西方的潜在威胁，认为伊斯兰教是导致穆斯林落后和衰败的退步力量。而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东方社会时，也把东方文化看作是静止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一些早期的探险者和人类学者，把非欧民族各自不同的历史性完全抹杀，把欧洲以外的异族人看成是没有历史的野蛮人。

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为殖民主义的文化扩张和对非欧民族文化的摧残找到了正当的理由，甚至披上了“进步”的外衣。随着殖民主义在全球的胜利，西方殖民统治者把殖民地本土的居民降至被统治的地位，把殖民地本土的文化打上野蛮、邪恶、落后、静止的标签，对其进行废弃、同化或暴力消除，而与此同时，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移植到殖民地，并美其名曰“开化”野蛮人，为他们带来了现代文明，带来了真理和正义。于是乎，对殖民地人民进行西方文化的教育，用西式教育取代本土的教育，用西方的课程取代了土著语言和历史课程，被看成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殖民地官员和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排头兵。法国人在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后，将阿尔及尔的大清真寺改成圣菲利浦天主堂，在宣礼塔上竖起法国的国旗和十字架。而阿尔及尔大主教更明确地表示，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伊斯兰教徒改变成基督教徒，以杜绝他们“原有的宗教的懒惰、随意离婚、一夫多妻、偷盗、农业共产主义、狂热主义甚至互相残杀等邪恶”。于是，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借助殖民者的政治军事力量，成了殖民地的主流文化，西方文化成为规范性的文明，西方价值观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而本土文化却被贬抑到“前现代”的边缘地位。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特别是各国精英层的思想中，“现代化”一词已经成了“西方化”的同义语。西方人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以及这种优越感在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对非欧民族的文化和民族心理造成的极大影响，已经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殖民地文化的变异 长达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使西方文化、西方社会价值观和西方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殖民地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殖民状态。对欧洲白种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羡慕和崇拜，对白人社会地位的承认和尊敬，“大人”、“主人”等词汇进入殖民地话语之中。

殖民者进行西式教育最直接的目的，是培养一批接受他们的观念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其结果是在殖民地培养了一批黑皮肤白面具的“香蕉人”。但是在这同时，它也造成了非洲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层裂变，帮助非洲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非洲人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表达方式，奠定了非洲本土文学的基础。一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青年，开始以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民族国家原则以及基督教义中的内容去衡量殖民者的行为，产生了最初的民族意识。他们把非洲部落对欧洲人的愤恨转变为民族主义的反抗，用清晰的民族语言表达出对殖民主义的仇视和对自由独立的向往，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非洲独立运动的领袖恩克鲁马、桑格尔、尼雷尔等人，就是这样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用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思想，已经渗透着西方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是西方文化和殖民地社会两种文明撞击的产物，而不是纯粹的非洲文化传统。在世界各个地区，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都同时造就了殖民制度的掘墓人。（王建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