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世纪的世界文明进程

20世纪初，欧洲文明在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国家统治了全球。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表面的35%扩大到了85%左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撕裂了欧洲，军备竞赛加剧了国际的紧张局势，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随着德国转向世界政策，欧洲列强开始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英国也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与俄法结成军事同盟，欧洲和平与安全时期结束了，出现了英法俄集团组成的协约国与德奥意集团组成的同盟国相对峙的两极格局。战争的乌云笼罩在世界的上空。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波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该事件立即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7月28日，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没有接受通牒条件为借口，对塞宣战。同盟国和协约国各国纷纷投入战争，日本也对德宣战。1917年4月，美国借口德国实行“无限潜艇战”也投入战争。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在全世界的范围展开。大战历时4年3个月，参战国家33个，卷入人口15亿，在战争中直接死亡人数达1000万人，受伤人数超过2000万人，因战争引起的饥饿灾害夺去生命者逾千万。

然而，这样一场伤亡空前的世界性战争，并没有释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缔结的凡尔赛和约，加剧了德法世仇，埋下了欧洲新战争的祸根。而战后成立的“国联”，任凭日本在亚洲扩张而束手无策。随着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欧亚法西斯势力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这场大战使全世界60多个国家、80％的人口卷入了战争灾难，造成了6000多万人的死亡，其中包括在希特勒法西斯种族灭绝的虐杀政策中死于集中营的600万犹太人和50万吉卜赛人等。法西斯主义将种族主义推向了极致这一历史事实，不仅教育了世界人民，而且对欧美白人国家流行的“白人至上”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战后西方殖民统治全面解体的内在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欧洲霸权削弱的过程。美国作为大国不仅介入世界事务，而且在战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苏联，成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苏联的卫国战争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将苏联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国家，在危难中也不得不同苏联结成了军事同盟。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使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社会主义运动也由此高涨，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后的历史。

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与殖民体系解体 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战争使欧洲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都被战争的铁蹄蹂躏，传统的欧洲大国德意被彻底打败，英法也严重削弱，在战争废墟上爬起来的欧洲各国，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不得不退出世界霸权的角逐。随着这些老牌殖民帝国的衰落，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兴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

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半殖民地历史；同年12月19日，印度尼西亚获得了独立，建立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结束了荷兰三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一系列国家在战后取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为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现实的榜样。1952年埃及爆发“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国。60年代，非洲大陆卷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狂澜，独立运动由北向南逐步推进到整个大陆。1960年1月1日，喀麦隆脱离法国管制宣布独立。紧接着，多哥、马里、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达荷美、尼日尔、乍得、毛里塔尼亚等17国在同一年里相继独立。这一年因而被称为“非洲年”。是年12月，联合国第15届大会通过了由43个亚非国家提出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宣言要求“迅速地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地统治”。1961年，联合国第16届大会又建立了殖民地特别委员会，支持殖民地的独立事业。从1961年到1968年，又有15个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70年代中期，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安哥拉等葡属殖民地获得独立，结束了葡萄牙在非洲长达500多年的殖民统治的历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也相继摆脱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建立共和国。殖民主义体系在整个非洲大陆被彻底清除。建立在殖民体系之上的欧洲霸权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而彻底崩溃。在此之后，消除殖民主义统治遗迹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如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后亚洲大陆的殖民主义统治才彻底消除。

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诞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使社会主义运动在发展进程中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相促发、相结合的两股历史潮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越南（北方）、朝鲜（北方）、古巴等国家的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凭借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地位，通过雅尔塔协定取得的对东欧地区拥有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使战后的东欧地区相继建立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和南斯拉夫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高潮。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但是，正如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于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也将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必然包括艰辛的探索、惨痛的代价和曲折的经历。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理想，代表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中最美好的追求，它的实践将不断向世人展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性和优越性。

美国的崛起和冷战 美国建国后，一直把自己看作不同于欧洲的一个新世界，致力于在美洲的发展与扩张，对美洲以外的世界很少有兴趣和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主要是把西半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欧洲奉行的是一种孤立主义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改变了传统的孤立政策，积极介入欧洲和世界事务，同欧洲的认同感也得到加强，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企图跃居于这个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纲领，并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响应。美国愤而退出国联，就是对这种局势的一种抗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介入欧洲和世界事务提供了绝好的时机。美国不仅利用战争期间与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租借条约”大发横财，还凭借着它无可比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本，取得了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发号施令的权力。在战后欧洲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美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层面上，以世界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取代了欧洲的国际体系，在经济层面上，美国打出了马歇尔计划这张大牌，通过经济援助，把西欧各国和美国绑在一起，并且利用对日本的占领控制了远东。同时，美国还打着反对殖民主义、建立公正经济秩序的口号，建立起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性组织，利用降低关税、破除贸易壁垒的口号，进入传统的殖民主义势力范围。通过这些活动，美国成为西方世界当然的霸主，开始实现它称霸世界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领导集团就提出了“世界主义”作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蓝图。罗斯福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欧洲传统的均势结构受到严重破坏，美国应该通过联合国来组织战后的世界格局，在战后新的世界里取代以往的大国均势和势力范围，占据领袖群伦的领导地位。但是，美国的设想与苏联的意愿发生了冲突。

1946年2月22日，美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在打给国务院的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对策。同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富尔顿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是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号召英语国家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共同对付苏联。自此，欧洲为铁幕而分割，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冷战开始了。

苏联模式与霸权主义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前身是在历史上不断扩张并同其他欧洲列强争霸的俄罗斯帝国。苏联的缔造者列宁非常重视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揭露与批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苏联扮演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角色，同时也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劲对手。1949年4月，由美国、加拿大、英国发起，有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参加，共同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建立了北大西洋地区共同军事防务体系（北约）。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华约）。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双方的对抗愈演愈烈，并且从欧洲扩展到世界。以柏林墙为象征物的冷战标志，代表了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朝鲜和韩国、北越和南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处于国家与民族分裂状态的政治现实。而苏联和美国的争霸，则在更广泛的地区展开。

冷战时期，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几乎没有间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在每次战争背后，总有美苏的插手。不仅如此，美苏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还从常规武器扩展到核武器，规模日益扩大的核试验、核竞赛，不仅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使人类时刻处在成为被热核武器毁灭的威胁之下。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用于扩军的开支共超过4万亿美元。在苏联，过度的军备开支导致了它经济的畸形发展，而它以苏联模式压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主发展道路的实践，不仅进一步僵化了自己，而且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苏南关系、中苏关系的破裂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和军事对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则在苏联的军事干预下流产，苏联还悍然入侵阿富汗，这一系列事件都使苏联的社会主义背离了列宁主义原则。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模式。它对内的高压政策、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同美国争雄的霸权主义，都成为它最终解体的重要动因。

冷战和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对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背景下形成的“冷战”思维方式，深入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美国，有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搞得人人自危，批评美国社会的作品被看作是“左翼”意识形态的煽情之作。在苏联和东欧，文学创作也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大批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清洗、流放、监禁和驱逐。

第三世界国家自主意识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东西方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形成持续的冷战。与此同时，一种独立于两极政治的第三种力量逐渐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就是挣脱殖民主义体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构成了超级大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一词最早是由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1952年8月14日在法国的《新观察》杂志上提出的。最初是指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后来逐渐带有了政治的意义。第三世界作为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后而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这些新兴民族国家自我认同于第三世界，还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共识和认同，需要一种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是在对不发达国家在发展建设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的历史实践的反思中形成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初，有42个国家先后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这些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制定了发展战略，期望借助西方的经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实现自己的经济“起飞”，建立一个和西方一样的经济富足、科技进步的社会。为此而采取了国内生产结构的改组，收回经济主权，实行土地改革，颁布社会立法和劳工立法等措施。

但是，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在经济上，它们受到多方面的阻力，诸如世界的技术与资金以及国际贸易和金融机制都掌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积累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资金调整产业结构、加之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低廉，波动剧烈，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更是不断恶化。此外，还有债务问题、失业问题、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问题、环境问题、市场问题，等等。按照西方现代化经验采取的那些举措和改革，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国家单一性经济结构，特别是没有能够改变新兴民族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从属、被动的地位，没有能够摆脱贫穷、受控、被剥削的命运。在政治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抗和众多势力范围的斗争，威胁着世界和平和许多新兴民族国家的安全。国际关系中盛行的强权政治，使少数大国依仗自己的实力，操纵国际事务，新兴独立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甚至连与本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也无权参与。

这种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软弱，以及与富国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促使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进行深刻思考，深刻理解了自己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归属。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认同于第三世界，并且开始认识到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不是民族强盛的必由之路，而是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结果，是对非欧民族独特生存方式正当性的否定和对民族文化的扼杀。现代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是15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与政治扩张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现代化，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剥削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也不可能是它们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富强之路。发展中国家必须联合起来，为改变现存世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新秩序而斗争。

第三世界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第三世界的崛起，是以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为标志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这种国际形势，促使它们逐渐选择了反帝、反殖、不结盟、加强自身联合的道路。在1955年亚非国家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突破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对种族压迫的立场，并提出了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平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预别国内政等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准则。

1961年9月，来自25个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和20多个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观察员，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不结盟运动的原则立场：不参加大国之间以对抗为背景的任何军事集团，根据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原则，采取独立自主政策，为彻底消除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裁减军备而一致行动。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宣言》。宣言指出，和平共处是取代冷战和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灾难的唯一途径，为了根绝冲突，必须根绝一切形态的殖民主义，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全面裁军、销毁核武器。宣言还要求废除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稳定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在经济领域采取联合行动。

1964年10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又召开了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参加国达到47个。会议通过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指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一个基本根源”，并且首次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70年，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了第三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正式使用了“第三世界”这个词汇。整个70年代，不结盟国家共召开了四次首脑会议，正式成员国从1970年第三次首脑会议时的47个，发展到1979年第六次首脑会议时的95个。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都提出了反对美苏霸权，改变现存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问题，提出进行南北对话、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加强南南合作、通过集体自力更生改变南方经济状况、建立了各种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等主张和建议。不结盟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团结自强、对抗霸权的一个象征。

第一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直接促成了1964年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的召开，以及77国集团的产生。1964年，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参加会议的77个国家组成“77国集团”，发表了《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围绕着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这样的国际性组织，第三世界展开了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种种斗争。其中有争取二百英里海洋权的斗争，石油输出国的斗争等，显示了第三世界团结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变化，第三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反对霸权，追求平等，实现和平与发展，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追求和奋斗的目标。“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也进入了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专指欠发达国家的常用词汇。

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批判 随着第三世界自主意识的深入，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从理论上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和第三世界贫穷根源进行分析和探讨。70年代以来，拉美理论界出现了一种依附理论。依附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促使人们突破从单一国家自身范围内寻找不发达原因的传统分析方法和思维模式，把不发达的原因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联系起来考虑，对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人们开始怀疑，单一国家的历史能否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单个国家的发展能够脱离整个世界的大背景吗？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根源在哪里？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把殖民体系解体后西方国家仍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控制和压迫，称为新殖民主义。

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认识和批判，促使新兴民族国家拒绝西方经验的普遍模式，努力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人们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应当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以便利用现代知识，还是应当充实自己在制度方面的遗产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现代化功能比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与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运动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世纪以来由工会、社会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组织领导的以争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为中心的社会运动，让位给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的新社会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少数民族运动、生态运动等内容的新社会运动，反映出20世纪西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们所思考所面临的新的问题。

黑人民权运动 黑人民权运动是60年代以来美国新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19世纪内战结束以来，美国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但是在社会上仍然被视为劣等民族，根本无法享有与白人同等的待遇。臭名昭著的隔离法案，强迫黑人在火车、轮船和教堂里坐到专门为他们指定的位置，许多地方的黑人子女只能上隔离学校。而黑人在住房和就业上更是受到歧视。

为了消除美国社会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美国黑人进行了长期的争取民权的斗争。1910年，美国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同盟”；1911年，又成立了“全国城市黑人联盟”。50—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发展到高峰，民权运动组织发起了抵制种族歧视的“自由乘客”运动，首先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举行的抵制运动，紧接着，“自由乘客”又向实行种族隔离的铁路、汽车公司和旅馆进行了挑战。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

马丁·路德·金信奉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他号召黑人和白人携手建立一个消除种族歧视的国家。1963年8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大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其雄辩的语言，铿锵的节奏，使它成为现代美国文学的圭臬：“一百年前，一位美国伟人签署了解放宣言，为千千万万在非正义烈焰中煎熬的黑奴点燃起一座希望的灯塔……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面对黑人依然没有自由这一可悲的事实。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的生活依然悲惨地套着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物质富裕的汪洋大海中，黑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的孤岛之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的阴暗角落里艰难挣扎，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放逐。”在演讲中，马丁·路德·金告诫黑人同胞“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不要用错误的行动使自己犯罪，不要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必须永远站在高处，使我们的斗争方式保持尊严，不让富有创造性的抗争沦为使用暴力的低下行为”，“席卷黑人社会的战斗气氛绝不要导致对白人的不信任，今天集会上白人兄弟的到来已经表明，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他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完全分不开，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正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黑人民权运动赢得了美国社会一切追求正义和社会公正的白人的支持和参与。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但是他所追求的“把种族不和的喧嚣变成一曲民族友爱的乐章”的伟大事业，像滔滔江河，荡涤着种族压迫的污泥，冲刷着种族歧视的耻辱，使美国“从种族隔离的黑暗荒谷走上种族平等的阳光大道”，“从种族不平等的泥潭拔足到博爱的坚固岩石上来”。

在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约翰逊政府颁布了民权法，承认了黑人选举权，在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以后又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除了种族歧视的残余。如今，尽管美国社会还有种族歧视现象的存在，但是美国人民在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漫长历史的反思和对种族平等的探索中，学会了如何在同一个国家和睦地生活与合作。黑人通过长期的斗争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积极参加投票、竞选，运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益。在洛杉矶、芝加哥、费城和华盛顿特区的历史上，还出现了黑人市长。民权运动的胜利也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荡涤了那里种族主义的污泥浊水，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 现代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最早发源于西欧。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就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出现了妇女俱乐部。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提出，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天然尺度。1859年，英国妇女成立了第一个妇女运动组织——妇女就业促进会。巴黎公社时期，法国妇女举起了妇女解放的旗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男人都上了前线，妇女代替男人，承担了许多工作。在英国，妇女驾驶救护车，在军工厂做工，并且进入办公室参加了管理工作，妇女的表现和她们劳动的重要性使人们无法反对她们获得政治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1918年，英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20世纪40年代，法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50年代，英国通过了“平等报酬法”，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60年代，在天主教传统比较深厚的法国，还通过了妇女有计划生育权的法案。

与欧洲女权运动相比，美国的女权运动有自己的特色。19世纪30年代，在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中，诞生了美国的女权运动。最先对男女不平等现象发出挑战的，是来自苏格兰的妇女弗朗西斯·赖特和来自波兰的犹太裔妇女欧内廷斯·L.罗斯。她们不仅积极投身废奴运动，并且为妇女的权利四处奔走，大声呼号。最初的女权运动，是争取妇女在教育、就业、选举等方面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力，以及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对子女的监护权。在女权运动的努力下，1839年，密西西比州法律承认了妇女在家庭中掌管自己财产的权利。得克萨斯、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弗蒙特、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纽约等州也相继承认了妻子对自己财产的控制权。一些州还承认了妇女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大学教育也开始向妇女开放。19世纪50年代，美国建立起最早的女子学院和女子医学院。1853年，奥伯林学院率先实行了男女同校。紧接着，安翠奥克、依阿华等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同年，纽约州南巴特公理会授予神学院女毕业生安托万内特·布朗圣职。

19世纪50年代，美国妇女在伊丽莎白·史密斯·米勒的领导下发起了服装改革运动。米勒认为，传统的拖地长裙是女性受苦的象征。她亲自动手设计了齐膝短裙和宽松式长裤等新式女装，当众穿戴出去。米勒的行为得到女权运动另一位领袖布卢默夫人的支持。布卢默夫人不仅在自己创办的杂志《百合花》上大加提倡，而且身体力行，穿戴新式女装，此种女装因而被称为布卢默式服装。服装改革运动虽然遭到守旧人士的反对而失败，但却在美国的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一页，布卢默夫人也因此而留名青史。

1848年，在纽约市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19世纪下半叶，一些妇女组织逐渐而稳步地进入公众关心的事务，创立社会服务职业，发起建设社会福利设施，对童工、青少年犯罪、酗酒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促进改革。

1920年美国宪法第九次修正案给予妇女选举权。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妇女走出家门，代替上前线的男性工作被看作是爱国主义行为。1941—1945年，有160万妇女参加工作。战后，虽然要求妇女返回家庭、重新担任“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的传统观念有所抬头，但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逆转。1964年，美国国会颁布民权法案，在宣布种族歧视为非法的同时，也宣布歧视妇女为非法，并且把禁止在就业问题上对女性的歧视写进了民权法。一向为男子独占的职业也向妇女开放，女法官、女医生、女律师、女建筑师和女博士的人数在逐年增加。1966年，美国成立了西方最大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组织，由弗里丹担任主席。其宗旨为动员妇女加入到社会主流中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伙伴关系。到1970年代，全国妇女组织已经发展到15万会员，176个分会，在组织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妇女解放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纽约州通过法律，允许妇女在怀孕24周内经医生同意堕胎。

经过长期的努力，美国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争取平等社会地位的道路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就业、家庭生活和个人发展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

欧洲统一的思想渊源和现实动力 欧洲是古老的文明大陆，又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源地。16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主宰的。欧洲不仅建立起了对世界的霸权，还向其他大陆输出了它的思想、制度和文化。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欧洲面临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残酷地粉碎了欧洲往昔的强盛，使它变得满目疮痍。曾经任意宰割世界的欧洲大国英、法、德、意，等等，沦落为仰承美国鼻息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战争摧毁，自地理发现以来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欧洲中心地位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美苏两国以无可争议的霸主姿态登上世界的舞台，而欧洲国家则不得不退出对世界霸权的角逐。

不仅如此，在战后出现的雅尔塔体系中，欧洲被一分为二，成为美苏对抗和冷战的附属品。1948年4月为实施马歇尔计划而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1950年9月建立的“欧洲支付同盟”，在美国和西欧之间建立起一条牢固的经济纽带，不仅把美国和西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把西欧各国紧紧地联系起来。而北约和华约组织的成立，使东西欧对峙成为事实。经历了战争灾难的西欧国家，面对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开始重新思考欧洲的现实和未来。为了摆脱战后的经济困境、抵制东欧的威胁和避免受制于美国的窘境，避免夹在美苏之间成为美苏争霸的砝码，在美苏对峙的两极世界中立足，欧洲社会普遍产生了联合起来复兴欧洲的要求。

欧洲统一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才提出的。早在中世纪，但丁就曾提出建立基督教世界帝国的思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1658—1743）也曾提出建立欧洲范围内的联合、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政府”、以实现欧洲和平的思想。圣皮埃尔的思想，被看作是现代欧洲统一运动的思想开端。卢梭批判了圣皮埃尔思想中的以君主国为基础建立欧洲联邦的方案，提出推翻欧洲君主制度、在共和国的基础上实现欧洲统一的思想。德国哲学家康德从人类社会未来前途的角度，赞同圣皮埃尔的欧洲联合思想。康德认为，国家的联合将会永久性地消除战争动机，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础，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前途。欧洲的联合必将为全世界的统一开辟道路。19世纪，在欧洲人民共同反对帝国统治的斗争中，意大利民主主义者马志尼，建立了青年欧洲组织，并提出建立欧洲大联邦，实现欧洲联合，以消除因过度的“民族性”而造成的分裂倾向的思想。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欧洲思想的主流还是被国家利益高于欧洲整体利益的思想所主宰，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德法之间的民族复仇思想，泛日耳曼主义和局部扩张、地区霸权和欧洲均势思想等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欧洲联合思想还停留在智者的思想上，从未付诸实践，也没有被欧洲社会大众所接受。

20世纪中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各国人民，在纳粹种族暴力统治的残酷现实中，在反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的战场上，在对近代以来欧洲历史的深刻反思中，感悟到欧洲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开始接受欧洲联合思想。早在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抵抗运动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后欧洲统一的主张和思想。其中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文托泰内宣言》，它是由被囚禁在文托泰内的两名抵抗战士阿尔蒂埃罗·斯皮内利和埃尔内斯罗·罗西根据狱中难友的讨论起草的，号召将抵抗运动同创建自由统一的联邦制的欧洲结合起来，以永远消除欧洲的分裂与战争。

战争也使更多的政治家接受了欧洲联合的思想，他们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认识到，传统的国际政治以战争和秘密外交为手段，无法解决现代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能带来灾难，必须从欧洲整体的角度探索实现民族利益的可能和现实的途径。“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在战争时期就曾为此与各流亡政府进行接触。残酷的战争现实，使欧洲联合的思想不再是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束之高阁的主观设想，而成为战后西欧各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和现实选择，欧洲开始从民族主义走向欧洲主义。

欧洲一体化进程 在把欧洲联合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法国政治家让·莫内的功能主义观点对一体化进程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莫内主张，通过实现各国职能部门的联合，来实现欧洲国家经济上的一体化，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再实现欧洲国家政治上的一体化。其实质就是在现有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把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力逐渐转移到这个新型的超国家权力之中，通过主权的部分转移或全部合并，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建立起欧洲永久的和平。现代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让·莫内也因此被誉为“欧洲联盟之父”。

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起步，莫内起草了“舒曼计划”，巧妙地绕过了德法关系中最敏感的萨尔和鲁尔矿区的归属权问题，将煤钢这两大部门的生产与销售交由一个超国家共同体去掌握。此举不仅解决了德法之间围绕着鲁尔和萨尔的长期矛盾，从根本上消除了法德之间战争的根源，实现了法德和解，而且同时迈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最成功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1951年，法、荷、比、德、意、卢六国签署了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建立。煤钢联营超越了政府间合作的形式，为欧洲联合的理想和观念转变为现实提供了途径。

1957年，煤钢共同体六国又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正式生效，一体化进程又迈出了重要的第二步。罗马条约取消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建立了关税同盟，制定了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市场，并且在国家机构之外建立起了共同体的权威机构，部长理事会、共同体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使这欧洲共同体本身具有了超国家的意义，为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三个组织合并为统一的欧洲共同体。1986年12个成员国通过《单一欧洲法案》。欧洲共同体的成立，使西欧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成为一个重要力量，越来越表现出它的自主意识，越来越表现出对美国的独立态度，表现出脱离开美国轨道，成为在超级大国对峙和冷战格局中的一种新的平衡力量的意向。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从60年代开始实行了新东方政策，东西欧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欧洲的主流思想开始脱离美国的轨道，在欧洲实现缓和与谅解，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实现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等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议事日程。

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海湾战争带来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对欧共体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欧洲遂加紧了一体化的步伐。1991年12月，欧洲理事会在荷兰城市马斯特里赫特举行，共同体12成员国决定签署建立“欧洲联盟”的条约，以共同体、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与内政合作为三大脊柱，确立欧洲理事会的最高决策机构，设立“联盟公民资格”。1992年2月7日，共同体12成员国在马斯特里赫特正式签署《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洲联盟正式诞生。欧洲一体化组织从一个主要是经济性的组织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性质的组织。1995年1月1日，奥地利、瑞典、芬兰三国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2004年，欧盟又接受了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为其成员国。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成为欧盟成员。至此，欧盟成员国增至27个。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正式启动。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欧洲一体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欧洲统一的进程中，取消国家边境关卡和实现各国人民自由往来，就如同欧洲最初构建民族国家模式一样，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国际和族际模式。它与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民族主义高涨导致的封疆裂土和建立各自小国家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互相排斥转为一种彼此依赖的成员国关系，决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从国家层次向超国家层次转移。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已经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在丰富当代政治人类学的实践和经验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促使人们去关注、去思考、去解释。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践 自16世纪以来，欧洲在几个世纪中经历了各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产生了各种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人道主义、启蒙哲学、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等，都成为现代西欧文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19世纪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给现代西欧留下的丰富的政治遗产，开启了现代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各国在坚持民主传统的同时，在社会制度上，努力探寻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又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根植于欧洲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社会需求的探索和承认。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满足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导致社会出现分化和分裂。传统的自由主义关于通过市场交换满足人的需要、国家不介入经济领域的主张，对于维护社会公正是远远不够的，它满足的只是个人的需求，而不是整个社会的需求，它只给个人带来福利，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无关。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干预，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经济平等，意味着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应付市场危机的安全措施，有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以确保公民身份和相应的自尊。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要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矫正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使资本主义道德化和文明化。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主张为国家介入需求和福利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代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帕尔梅的“瑞典道路”，勃兰特的“自由、公正和相助”的思想、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以及和奥地利社会党领袖克赖斯基的政策为典型。勃兰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条永远不能到达、但又希冀越来越靠近的地平线。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应该放弃对未来社会的幻想，脚踏实地地进行社会改造，为靠近这条地平线进行持久的努力。勃兰特认为，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没有考虑或不想考虑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人们有能力通过创造发明去解决问题，个人和社会的意愿能够抵御已经意识到的危害。只要社会思想和意识能够跟得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且在有一天赶到了自然科学的前面，人类就能巩固地赢得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的胜利。

克赖斯基领导的奥地利社会党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通向更公正的社会形态的持久过程。所谓的先掌握政权再变革社会是一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宿命论。克赖斯基指出，必须认识到现代世界上在经济与生态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环境保护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保健卫生问题，它应该被当作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政治任务。如果工业社会不受阻碍的发展危害了人们的生存条件，那么思考与探讨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就没有什么意义。在克赖斯基领导下，奥地利社会党在裁减军备，改善南北关系和人权、改善并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帕尔梅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提出了很高的民主主张，同时又具有非同一般的实践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人和人的解放的信念，以及对民主的要求，已经被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根本上歪曲了，而自由主义的民主平等观念已经堕落，它造成了少数人经济权利的集中，造成了社会差别的加大。资本主义使人们经历了一个空前的物质进步时期，但是在控制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控制不断重复的危机方面却并不成功。从生产过程中被排挤出来的人，环境的污染，巨大的体制变化，到处增长的社会堕落，这些都是由技术化和经济上的权利集中造成的。因此，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反对资本主义；二是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美苏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帕尔梅发起成立了“独立的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又称帕尔梅委员会），提出了建立欧洲无核走廊的建议。在80年代，联邦德国、奥地利、英国、挪威、瑞典、荷兰、芬兰7个西欧国家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意大利、爱尔兰和瑞士三个国家，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在冰岛，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只有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丹麦是由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社会民主党在福利、保险、失业、住房、教育和困难补助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受到自由主义的严峻挑战，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也遭受挫折，全球政治一度“向右转”，保守主义风行欧美，社会民主制度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但是，社会民主党仍然是西欧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处于低潮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不完备性，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方面的努力，对其政策进行了总体性的调整。1986—1988年，挪威工党发起了一场“自由问题”的讨论。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性研究小组围绕着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工作日的灵活性、教育机会、环境、住房以及经济民主6个议题展开讨论。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以前所忽视的问题上来，如生产率、参与性政策、宪政改革、社区发展、生态与环境保护，等等，开始“超越资源分配的舞台，强调生产的物质和社会组织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的文化环境”，并且在变化的社会政治中逐渐显露出复兴的态势。1998年，英国工党的理论家、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发表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其副标题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与此同时，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新工党在保守党的撒切尔政府连续四次执掌政权之后，在大选中获胜，重新成为执政党。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着21世纪欧洲历史的进程和方向。

现代非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统治，造成了非洲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层裂变。西方殖民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一批接受西方观念、与殖民者合作、为殖民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熟悉欧洲文化，欣赏欧洲的生活方式，甚至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而与非洲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成为黑皮肤白面具的“香蕉人”。

但是，殖民地严酷的种族主义现实，使这些既远离非洲传统社会又不为殖民地上层社会所接受的黑人知识分子感到失落和愤怒。在殖民地，种族歧视无处不在，肤色就是区分优劣的标准，外来的白人殖民者高高在上，为所欲为，而黑人在自己的故乡却要遭到歧视和压迫，被贬为下等人，排斥于应有的社会地位之外。在迷惘和痛苦中，他们开始了对殖民地现实的深刻反思，以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观念、民族国家原则，以及基督教义中博爱的内容去衡量殖民者的行为，产生了最初的民族意识，开始把非洲部落对欧洲人的愤恨，转变为民族主义的反抗，用清晰的民族语言，表达出对殖民主义的仇视和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形成了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布瓦拉、布莱登、霍顿等人，以及非洲独立运动的领袖恩克鲁马、桑格尔等，都是这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用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思想，渗透着西方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是西方文化和殖民地社会两种文明撞击的产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出现了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1832—1912），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布莱登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岛，1851年迁居利比里亚后，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为唤醒非洲黑人的自我意识、确认非洲黑人文化的独特价值、树立黑人的民族自尊不遗余力。布莱登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关于黑人是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野蛮人的种族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指出，黑非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埃及文化起源于非洲，《圣经》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就是非洲黑人。黑人种族在世界文明史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布莱登认为，非洲黑人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鲜明的“非洲个性”，即非洲黑人自身的同一性和一致的价值观，他们杰出的文化成就和创造能力。非洲黑人民族应该紧紧地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抵制白人的同化，发扬非洲文明传统，维护黑人民族权利，争取黑人民族共同的未来。

布莱登创办了西非的第一家泛非刊物《黑人》，团结了一批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努力，唤起了非洲黑人的民族意识和非洲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促使非洲民族奋起反抗，挣脱殖民主义加诸他们身上的枷锁，改变了非洲的历史进程，并对现代世界的历史发生深远的影响。

泛非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 18世纪末，在北美独立战争和拉美独立运动的鼓舞下，美洲黑人中间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对白人的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并且开始出现了认同非洲的思想。19世纪中叶，西印度群岛的黑人马丁·德拉尼等人，提出了美洲黑人返回非洲，建立自由民主的黑人国家的思想。1900年，来自美国、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30多名黑人知识分子在伦敦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由美国黑人学者威廉·爱·伯·杜波依斯起草的《致世界各国呼吁书》，声明要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的存在，争取在白人国家中实现黑人的平等权利。会议决定将1897年在伦敦成立的非洲协会改为泛非协会。“泛非主义”由此而诞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9—1927年，泛非运动在杜波依斯的领导下召开了四次大会，提出了结束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暴行、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实现黑人平等的政治权利等主张和要求。扩大了泛非运动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衰败为泛非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非洲内部第二代民族主义者的成长也为泛非运动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10月，第五次泛非大会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出席大会的200多位代表，绝大多数是非洲黑人。来自非洲的民族主义者恩克鲁玛、亚伯拉罕、肯亚塔等人，在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讨论通过的恩克鲁玛起草的《告殖民地人民书》，庄严宣告“所有殖民地人民都享有掌握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利，所有的殖民地都一定要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下解放出来，殖民地各族人民一定要有权选举他们的政府，不受外国的约束”。

第五次泛非大会成为泛非主义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泛非运动由原来基本上是一种以美洲为中心的黑人中上层知识分子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非洲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争取非洲独立和统一的政治运动。大会以后，恩克鲁玛回到加纳，组建了人民大会党，领导加纳人民在1957年赢得了独立，成为战后第一个独立的黑非洲国家。紧接着，又有一系列的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

1963年5月25日，30多个非洲独立国家的首脑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这一天被定为“非洲团结日”。“非洲统一组织”的正式成立，使泛非运动有了固定的组织形式。非统组织通过每年召开一次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积极促进非洲国家的团结、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御“新殖民主义”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渗透、协调解决非洲国家之间的争端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1994年，第30届非统首脑会议宣布接受消除种族歧视的新南非为非统组织的第53个成员国，并宣布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胜利结束，今后，非统将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解决内部的冲突与战乱，实现非洲的经济振兴，推动非洲经济的一体化。1999年9月，非洲统一组织在利比亚城市苏尔特举行第四届特别首脑会议，决定2001年成立非洲联盟。2001年3月2日，非洲联盟正式成立。2007年，第36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联盟章程草案》。非洲统一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郝时远、王建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