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究竟能够做什么呢

大地震/大海啸/核泄漏。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三位一体的巨型复合灾难，定格在了3·11这个特殊的时间记号上。3·11，这一天向大地袭来的能量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45倍，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145倍。45米高的巨大海啸就像一望无际的重油，又黑又重，用推倒一切的破坏力，吞没地上的一切：房屋，桥梁，船只，汽车……当然还有活生生的人。何谓世界末日？何谓日本沉没？人们说就是3·11。

问题是3·11已经终结了吗？只要看看用于封闭四座核电机组的石棺，光建造就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只要看看放射性废弃物的保管和处理，需要数百年甚至数万年的时间，就知道3·11原来是个无法短缩的无限长。人们再努力，再有意图，就是没有使其快点收场的能力。日本人，这个善于从细节处打造“寂灭为乐”的民族，他们在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不可知的天灾，人类究竟能够做什么？他们的学者和教授，他们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想无限地接近这个答案，书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如河出书房编辑部编撰的《作为思想的3·11》、《作为历史的3·11》，笠井洁的《8·15和3·11——战后史的死角》，片田敏孝的《不死人的防灾》，茂木健一郎和竹内薰的《3·11以后》，山胁直司的《公共哲学的回答——3·11冲击之后》，浅田次郎等的《核电，生命，日本人》，柳田邦男的《想定外的圈套》等。

是啊，人类究竟能够做什么呢？实际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回答的是人应该知道什么。那么，作为岛国的日本人，他们最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他们应该知道进入到21世纪的十几年间，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几次7级以上的地震，他们应该知道整个20世纪的100年间，这块土地上又发生了多少次7级以上的地震，寻找这方面的数据并不困难，日本人有重视数据的嗜好。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12年的12年间，日本共发生了19次七级以上的地震。其中2004年的“新潟中越”地震，死者超过68人；2007年的宫城岩手内陆冲地震，死者为23人。而过去的20世纪百年间，日本共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61次。特别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死者高达105000人；1995年神户大地震，死者为6437人。一个国家被搁置在如此险恶的活断层和地震带上，实为世界罕见，只能叹为宿命。

既然地震风险是世界罕见，那么就生出一个问题：在这块土地上，是否还能冒险建造核电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相信和追求所谓最大公约数的“善的公正”社会的同时，牺牲了“公共性”这个公共哲学最本质的东西。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再次向人们敲响警钟：经济增长是否就是人类的唯一？进步是否就是历史的永恒主题？天灾蕴含了人祸，人祸又推进了天灾的深度。在总面积只有37万平方千米，一年有感和无感地震达到13万次的国土上，却修建了57座核电站、300多个核电机组。战后以经济动物傲称世界的日本人，真可谓财欲满满，头脑发昏。照日本哲学家田岛正树在《作为思想的3·11》（河出书房，2012年）中的说法，这场大地震使得我们的“意气被阻丧了”。什么叫“意气被阻丧了”呢？就是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的经济发展的“意气”（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心气）被阻丧了。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技术抑止”这个概念开始深入人心。什么叫技术抑止？就是说我有能力制造这个尖端的东西，但我现在不造。但一旦有需要，还是可以立马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