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起这一话题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京都大学教授、中国汉学专家贝冢茂树。他们早在1956年的对谈里，就触及了这个问题。
汤因比说，政治变革的无血性与佛教有关。佛教思想中的不杀生起了作用。显然，这是汤因比对东洋既熟悉又不熟悉的笼统之说。
贝冢茂树则强调儒教思想骨格里的易姓革命（依据天命，有德的君主占居王位。这种思想的背后有避开争斗的禅让精神）。显然，这是贝冢茂树从个人喜爱出发，得出的一个半真半假的结论。
1995年，日本著名学者山折哲雄和司马辽太郎，在《何为日本——宗教·历史·文明》（NHK出版，1997年）的对谈集里，司马谈到了朱子学。他说庆喜是水户家出身，而水户家就是搬弄朱子学的学问屋。当时水户学者，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就依据朱子学的正统体系，开始着手编撰《大日本史》。用朱子学的名分论，对天皇作名分分析。如哪位天皇属正统，哪位天皇是旁系。谁代表善谁代表恶等。其结果是，刁难旁系北朝天皇的足利尊氏被认定为恶人，而为南朝后醍醐天皇殉身的楠木正成被尊为善人的典范。这种“尊王斥霸”的价值观，深深影响和左右了德川庆喜。他不想成为足利尊氏第二，这是不是就是无血开城的最大原因呢？司马这样设问。司马说，如果这不归属“宗教问题”，那也一定和“宗教世界”有关联。这是司马的精辟之处。
此外，日本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梅原猛，在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谈时这样说：“日本神话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即大国主神转让国家。对新的入侵者转让权力。这个神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遥远的过去，绳文人住的地方被弥生人侵占，绳文人就把国土让给弥生人。神话是这个记忆的复苏。明治维新是这个记忆的再现。”这段谈话，后来被收入《政治和哲学》（PHP研究所，1996年）一书。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官军之所以接受无血开城，还有一个理由是江户城里的金藏里存有大量的“庆长大大判”。如果与幕府军全面开战的话，大大判就无法落入官军之手。所谓庆长大大判，就是以十两为大判，1000枚为单元，所以也叫“分铜金”。一个相当一万两黄金。本来这是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后用收集来的黄金制成，大量存放在大坂城里。家康攻陷大坂城后，夺取了这个金藏。2代将军德川秀忠即位将军职位的时候，这个庆长大大判还有不少。但是进入江户城的官军，打开金藏一看，庆长大大判只存有一个。也就是说当时德川幕府持有的现金只有一万两。说明幕府的财力已到了如此地步，再想君临天下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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