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永远之痛

12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国叫甲午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日本人以地缘命名，用地缘来承受历史之重。中国人以年轮命名，用时间来承受历史之重。看似无甚意味的命名，但还是显露了一种心情、一种姿态。一个强调永志不忘性。60年一个轮回，只要是甲午年，就必然会想起那场战争。甲午这个概念，在中国指向的是历史记忆。一个是已经发生，不值再提。因为从地缘政治来看，“清朝”早已成了历史名词，“日清”这个概念也成过去式。在这里历史记忆不再亮眼。

《朝日新闻》曾在2007年5月至2008年3月间，发表特集记事《历史还活着——东亚的150年》。记事里有一个“列举东亚近现代史十大事件”的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日本研究者整体上对甲午战争评价很低。如琉球大学教授比屋根照夫将甲午战争选为第5位，东京大学大教授三谷博选为第7位，京都大学教授山室信一选为第8位，东京大学准教授加藤阳子选为第9位。而东大教授北冈伸一和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君岛和彦都未将其列入前十。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的学者都将甲午战争列为十大事件的首位或第二位。可见历史记忆的差异性。

确实，与甲午战争相比，日本人的记忆深层是10年后的日俄战争。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这两场战争都是近代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一个祭奠，为什么分量的轻重与意义会如此悬殊？原因很多。难逃视野的一个解释是日本人的记忆图像是清国积弱，俄国超强。与积弱的清军打仗即便胜了有何荣耀可言？与超强的俄军交手，即便死人再多，但就是了不起。这个历史记忆，日本人至今还很鲜明。所以日本人至今害怕的仍然是俄罗斯，恐俄症是无法治愈的顽疾。如北方四岛的预选方案都在俄罗斯这边，俄罗斯要怎么出牌就怎么出牌就清楚表明了这点。所以日本人虽有时也会顾及中国的眼色，但恐中症基本没有听说过。

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手中接掌了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中国老大帝国的形象轰然倒塌，日本则一跃而成为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华帝国在日本积攒千年的尊敬和崇拜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厌恶与鄙夷。

有日本近代东洋史拓荒者之称的桑原隲藏，在1898年出版的《中等东洋史》著作中，一个亮点就是对“东洋”概念的再定义。把包括印度、中亚等地域的东洋，也纳入原本“东洋”的概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亚洲再也不是中国的“东洋”，而是涵盖了整个亚洲的“东洋”。这种泛“东洋”的规范与定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传统的中国史所关注的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兴衰与流变，再也难以成为历史叙述的脉络和焦点，而只能占取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旦“东洋”这个区域性的概念，代替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事的单位，“中国”无疑会从这种历史的叙述中慢慢淡出。再形象点说，多少年来日本人集合而成的对“中国的乡愁”已悄然转换成了“东洋的乡愁”。但问题是这一显然的学术转向，并没有被当时的国人所察析。梁启超还高调评价此书“繁简得宜，论断有识”。王国维亦有同感，说该书“简而赅，博而要”。他们全然没有嗅出这是重建亚洲新秩序的“春江水暖”，表现出闭塞与迟钝，甚至有些麻木。

当时就连具有大视野的作家夏目漱石，也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佬”，并且毫无顾忌。如他在1906年写《片断》一文，嘲讽孔子的另一面是“盗炻行盗，这就是支那人”。日本人这种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认知转向，背景之一就是急于对霸权易手作系谱上和心情上的修复。所以我们说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