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场中国出问题了日本怎么办

江户德川体制的建立，首先依靠的是幕府御用文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是他们把中国儒学的精华引入日本政治思想中去。当时的德川家康考虑政权的正统性问题，出台了诸如武家诸法度和公家诸法度等文件，这就与继承霸权的丰臣秀吉很不一样。这个时候日本将自己定位为：日本是中国这个大国模式的迷你模式，其方程式是：中华模式—天皇—德川幕府。用中华模式来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虽怎么看都有点滑稽，但这也确实表明德川日本还是认同东亚的老大是中国，自己甘做“迷你中国”。

但日本的这一模式最终没能得到实现，或者说这一模式被强制性地折断了。主要原因是就在这时候明朝灭亡了。这在当时的东亚社会是个大事件，对日本影响也甚大。明灭清出，非汉族抬头。这对用意周到的德川家康来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因为日本一直以中国为“真”，自己为“假”；中国是“真名”，自己是“假名”。现在“真”出问题了，“假”就陷入了困惑。本场中国自己的正统性都出了问题，大前提的轴也就断裂了。这是日本日后走向锁国然后又走向扩张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在日本人眼中，中国就是华人（汉族）为其代表的（金和清的体制都是非中国体制）体制。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同意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成祖则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这个行为模式揭示了当时日本人的共同心态：只认可汉族的中华帝国。所以明朝灭亡对日本打击很大的原因也在这里。

由此，日本开始尝试建立独自的国家体制。首先建立独自的生产体制和经济体制。开始走向“实学”，开始国产化。但幕府在焦急，日本究竟应该是个怎样的国家呢？便召集文人开始议论日本的模式。没有中国模式，日本自身的模式是否可行？对此，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提出议案：日本等于中华模式。要注意的是，这里中朝的“朝”并不是指朝鲜，而是指中国与日本（本朝）朝廷相比的话，日本反而更具有一贯性。山鹿素行认为：与经常有异民族作主导的中国王朝相比，日本王朝则保持了天皇家同一血脉。这种具有一贯性的日本，才是中华秩序的发源地。所以日本也就成了中华秩序的中心。既然日本是中华秩序的中心，“脱中国”的设想也就呼之欲出了。山鹿素行这一本末颠倒的意识形态论，对日后的日本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如果从这一逻辑推导下去的话，就会得出日本历史的发展才是中华文化圈全体的发展结论。这与以后的“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等与战争相伴的思想出台，在根性上有其惊人的一致性。或者干脆说，后者就是前者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