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盟主意识到霸主野心

日本人开始丢弃唐化的日本，转向欧化的日本，也是发生了必须要转向欧化的事情。

1738年出身于江户的林子平，是幕臣的儿子。他在死前的1791年完成十余卷的《海国兵谈》，这本书在当时的价值所在就是敲响了这样的警钟：日本四面围海，只要在海上出现自由往来的船舰，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日本必须充实海防。“荒海怎样防止外来侵略的思考？”这在日本成了一句名言。要加强海防，就必须要有坚船利炮。而从哪里能搞来坚船利炮？只能转向欧洲。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西洋天文学与地理学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日本人的眼前。日本人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万国”的存在，而这个“万国”又可再分为“东洋”与“西洋”。德川家康的御用文人新井白石在1708年的《西洋纪闻》中，就用最新的地理学成果，区分了他眼中的西洋与东洋。而西川如在《华夷通商考》的著作中，则干脆插有“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这种带有冲击性的世界图像，成了日本重构政治版图和文化地图的重要契机。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意识层里得到了改变。而当这个天下观一旦得到改变，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便开始瓦解。而伊藤之雄在《日清战前的中国朝鲜认识的形成与外交论》论文中则给出了这一变化的心路历程：从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是东亚盟主的意识。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俄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甲午战争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到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854年3月，美国的佩里舰队第二次来日本。在前来迎接的日本交涉团面前，佩里这样说：小笠原诸岛的70多个岛屿，都是我们美国人发现的。现在已经殖民了，就用珀尼·埃以朗的读音来命名吧。这犹如晴天霹雳，日本人集体仰天。佩里继续说：怎么样？你们贵国任意作成的纪录文献，即便再怎样详细，都没有一点国际性的价值。这个时候交涉团里的一个叫做小林的人，突然想起了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这本书。这是在1785年出版的书，据佩里这次来航已经70年了。《三国通览图说》后由荷兰人传至欧洲，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位小林对佩里说，这个岛屿是个无人岛，本名叫小笠原岛。之所以叫小笠原岛，是因为在过去有一个叫小笠原这个人发现了这个岛，并带回地图，附上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这岛屿是日本人最初发现的。原本想蒙一把日本人的佩里，想不到日本人并不好蒙，便无语。这以后围绕小笠原岛再没有提及第二次。其实这书中所绘地图并不精确，尤其本州、四国、九州以外难以测量的地方，大都为林子平任意杜撰。但有趣的是，该书还是在与日美交涉群岛主权的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这件事表明当时日本人已具有国家意识，并意图性地用这种国家意识来抗衡西方列强。

这就联想到日本人曾把甲午战争称为是用“国运相赌”的一场战争，也即是说国家命运在此一举。这无疑也是一种国家意识。据《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当时就连社会地位最卑微的日本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而当时的清朝就很难说有一种自主的国家意识了。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是，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琉球国王曾派使节向清求救。李鸿章表示同情，但私下认为不可能为几个岛屿和日本人开战。这就表明当时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大中华”这个国家意识。所以胜海舟这位日本著名的维新人物，在其《冰川清话》中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日清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战胜清国的胜利，因为那里原本并不是国家，那里有的是民众。而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的历史小说中这样写甲午战争：“胜利的最大要因不在日军。而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为国家而死的观念基本没有。”多少年前中国学者李泽厚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了“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话题。这里“启蒙与救亡”当然是一种国家意识。但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凸显的两大主题，距甲午战争已经是25年了。后来不幸的是救亡又压倒了启蒙，启蒙也就半途而止。这样来看，就国民的国家意识而言，中国比日本至少晚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