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化日本的转型成功

用唐化日本能达成天下观吗？能担当亚洲霸主的角色吗？发生在中国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日本人的刺激是巨大的。一个文明的泱泱大国，成了他国堂而皇之的毒品集散地，在遭到当然的抵抗后，对方竟然兵临城下，大开杀戒。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流氓、多么无赖。但就是这场看似有一万个正当理由的战争，中国也竟然败给了英国。丸山真男和加藤周一都是日本著名的学者，两人在共著的《翻译和日本的近代》（岩波书店，1998年）一书中，有一段对话涉及鸦片战争：

加藤：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的是中国，但当时幕府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更热心地想知道英国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丸山：日本对鸦片战争的结果感到震撼。没有鸦片战争，日本将会如何？很难设想。“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一意识促使日本人拼命收集资讯。但中国当时没有“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个意识。鸦片战争和日清战争这两件事，对日本人的亚洲意识来说，都是很大的事情。

加藤：“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日本人的这一极端反应的结果就是明治维新。所以明治维新不久，政府就派出很多学生留洋，派出考察欧美的使节团。以此想推进西方模式的近代化。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深入到了日本海岸边，非常危险。

可见，鸦片战争的中国败北，给日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古老帝国已自身难保。再效法它的话，自己岂不也要被西方殖民？必须抓紧变革，必须脱亚入欧。于是明治维新的帆船迅速起航。1868年4月6日，睦任天皇（即后来的明治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了著名的《五条誓文》。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进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执政纲领。新政府中的改革派大都非常年轻。史称“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39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他们充满活力，目光远大。

1889年，日本根据明治宪法组成了山县有朋内阁。1890 年3月，也就是在甲午战争的4年前，山县有朋在他的对外政策的意见书中，提出“利益线”的概念，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为此，他提出的军事观点是：为了日本的防卫，必须确保朝鲜的独立；为了阻断清韩间的宗属关系，必须将清国从半岛上排除掉。怎样排除掉？只能开战。对此，加藤阳子在《战争的日本近现代史》（讲谈社，2002年）中说，依据山县的这个理论，让朝鲜完全独立是战争的目的，但从结果来看又恰恰是否定了朝鲜的独立。朝鲜成了日本支配下的朝鲜。目的与结果是矛盾的。这样来看，所谓朝鲜独立只不过是战争的口实而已。从朝鲜独立到朝鲜支配，从亚洲开放到亚洲支配。这就是山县“利益线”的本质，信奉的是“丛林原则”。但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山县在当时能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表明西学的国际政治在明治政府中的渗透程度，并依据西学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东亚政策，用来指导甲午战争。从这一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就是山县“利益线”理论的战场实验。意外地旗开得胜，由此尝到甜头，便越发不可收拾。

大化改新后的17年，日本对外战争失败。明治维新后的26年，日本对外战争取胜。很显然，大化改新后的唐化，其结果是朝向自身的内面发展，日本完成了从神化到圣化的过程，但无助于战争。明治维新后的欧化，使圣化又转向神化，而一旦神化，其结果扩张与殖民就是这个国家应有的试题。一个向唐帝国学习，一个向欧帝国学习，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鲜明的。当唐化不再适用，当唐化日本不足以重建亚洲新秩序的时候，日本人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唐化日本，选择了欧化日本。甲午开战没几个月，历史学者德富苏峰就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及时写出了政论集《大日本扩张论》，并畅销全国。他在序言中就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并引出一个思路的链接：“有征清未必有扩张，有扩张才有征清。”而这个思路的登场，表明欧化日本的转型成功。自己是个岛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大陆。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地缘的宿命。为此，84年前的一份“田中奏折”文件，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现在东亚局势陷入困境。这个困境的一个来由就是晚清以来日本一直是这个地区的强国，它对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理论前瞻。看来日本在唐化的时候，并没有习得“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的政治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