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苦心辩解

围绕甲午战争，日本人学者也仍然在发表些议论。

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家大江志乃夫在《作为东亚史的日清战争》（立风书房，1998年）中论述道，在东亚的日清关系，不是旧世界帝国对近代主权国家的对抗关系，而是包含了旧世界帝国的支配秩序，围绕这个遗产继承权的对抗关系，同时也是围绕为了入伍欧洲的近代主权国家作适应性的竞争。这种对抗和竞争以朝鲜为舞台反复地进行着，终于发生了日清战争。

这里作者想要说的是19世纪的日清关系，事实上是一个对抗和竞争的关系。一个围绕着由谁来继承旧世界帝国的支配权问题。一个是在跨入近代主权国家之后如何在竞争中取胜的问题。而从结果来看，甲午战争使得古来的中华帝国世界，具体地说是在19世纪以清国为中心的宗属关系为基轴而构成的东亚世界，遭到了彻底的解体。中华帝国自身也成了被殖民的对象。这段叙说实际上将本来是侵略他国的战争，悄悄偷换成了一个支配权的问题，一个对抗与竞争关系的问题。这段话透出的一个潜规则是：自己看不惯的国家，与自己价值取向不一致的国家，或者构成威胁，阻碍自己扩张的国家，可以通过武力的行使硬将其解体。

看来日本人还是比中国人较早看透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这正如时评家福田和也在《魂的昭和史》（小学馆，2002年）中谈到甲午战争时说，霸权主义是“世界史的游戏”，“不会玩战争游戏的国家是不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即便被殖民化也是没有办法的。”因此，他的结论是：“正因为日清开战了，日本才没有被殖民。”联想到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的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入侵。这番话，说给要让你丧权辱国的谈判对手听，借用现在网络语言来表述的话，除了“脑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而另一位学者佐谷真木人在《日清战争——国民的诞生》（讲谈社，2009年）中这样分析道：日本人其实对日清战争也有复杂的双重认识。战争引发的胜利狂气，引发的民族主义异样的高扬，导向了国家迅速往战争方面发展。日本对周边国家加害的同时，周边国在感受到这个加害的同时，周边国家又把日本当作理想的国民国家来效法。

这个评说，是种事实的经验陈述。但问题在于国民国家是否就意味着战争？将战争的冲动生硬地切入国家意识中，那么诞生后的国民国家首要任务是否就是为战争？如果国民国家必须与战争挂钩，或者说必须用战争的战车绑架国民国家，那么，人们还要这个国民国家干什么？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说虽然首提“恶”的作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虽然首提“凯旋门”与“白骨堆”的关系，但都也没直说国民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战争。而由半藤一利、秦郁彦等五人对谈成册的《彻底检证 日清·日俄战争》（文艺春秋，2011年），其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作为国民战争的日清战争”。这显然是个鼓吹战争的标题，一开始就在底线上扭曲了历史进步。而另一位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在《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讲谈社，2008年）中提出“交邻与属国”，“自主与独立”的对应概念，来展开对近代日清韩三者利害关系的论述。看似不乏新意，但其中透出的苦心不就是想摆脱来自“扩张与侵略”这个久已有之的批判吗？

竹内好，这位对中国友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则将扩张与殖民的日本亚洲主义纳入一种心情体系：一种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心情，一种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连带与侵略。这里，侵略是为了连带还是连带是为了侵略？先有连带，还是先有侵略？语焉不详。如果我们真的挖不出这句话的真意的话，那么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为日本人侵略找口实的说法了。幸好，竹内好还说过这样的话：“在日本的霸权下”这个固定的观念如果不被清算，日本人和亚洲人就没有真正的和解。那我们就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他的“连带与侵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