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帝国与新巴比伦王国

亚述位于两河流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有人居住。新石器时代的加莫文化（约公元前7100年）与哈苏纳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均属最早的农业文化之列。载入历史的亚述上古居民可能是印欧语系的胡里特人的一支，称“苏巴图人”。后来阿卡德人进入亚述地区，属于塞姆语系的阿卡德语流行开来，逐渐成为主导语言。

亚述国家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代末，较苏美尔国家晚了一千年，但形成的途径与内部结构大体一致，只是氏族民主制的残余显得更多一些。例如，亚述国家由几个部落联合而成，中心城市称亚述（又译作阿淑尔）。早期国王是“伊沙库”，类似于苏美尔的恩西，可以世袭，但权力有限，直接拥有的只是主持宗教祭祀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活动的权力。国家最高权力属元老会议，每年元老会议成员中产生一位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同时掌管金库，史称“里模”，国家纪年也以当年的里模名字为标记，所以早期亚述政体是贵族共和制。

作为小国，早期亚述于公元前3000年代末依附于阿卡德王国，后来又臣服于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19世纪，两河流域南部陷入分裂，亚述趁机崛起，入侵南部，军队甚至开进到波斯湾附近，显示出亚述的军事潜力。古巴比伦在公元前18世纪称霸后，亚述承认古巴比伦的霸权，并屈从于邻国米坦尼。

约公元前1400年，米坦尼受到小亚细亚强国赫梯的打击，亚述趁机摆脱米坦尼统治，伊沙库转变为真正的国王，实行君主专制，拥有自己的军队。

根据这一时期出现的《亚述法典》，此时亚述社会有贵族、平民、奴隶三大阶级，等级关系不及《汉谟拉比法典》那样明显，男权（夫权、父权）却极为突出，妇女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如在有关家庭关系的条款中，规定无丈夫同意，妻子不能支配家内的财产。若妻子从家内私自拿走某件物品，就等于偷窃，丈夫有权割掉妻子的两个耳朵。鉴于先前《汉谟拉比法典》的割耳刑罚仅适用于奴隶，可以认为亚述妇女的法律地位与奴隶相似。不仅如此，《亚述法典》还规定，丈夫死后，妻子应嫁给丈夫的亲属，只有原夫家庭无10岁以上的男子时，妻子才可另行改嫁。

对于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亚述法典》进一步暴露出亚述统治者的野蛮性。其处罚奴隶的方式远比《汉谟拉比法典》严酷得多，动辄剜眼、切鼻、割耳。这种非我族类的野蛮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外征服上。公元前13世纪初，国王萨尔马纳沙尔一世灭米坦尼王国，他说他把14400名敌人弄瞎了一只眼。

公元前11世纪，西亚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亚述的变化。阿拉美亚人侵入叙利亚与两河流域，亚述受到沉重打击，再次衰落了一个世纪。

公元前10世纪末，亚述周边的大国相继衰亡，如埃及的新王国、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此时已崩溃，强大的阿拉美亚人也大不如前。亚述东山再起，几代国王对外扩张有得有失，直到公元前745年形势才大为改观。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夺取王位后，实行军事改革，建起一支在组织结构、兵种配置、武器装备方面具有优势的军队，其核心是王家兵团，装备给养均由国家供应。其次是由贵族与富人组成的战车兵和骑兵，具有自由的农民组成重装与轻装步兵。战车兵、骑兵、步兵协同作战，组成许多战术单位。在战争中，亚述军队以对敌残忍闻名，如在亚述年代记于浮雕壁画上，有把活人钉死在木桩上，对俘虏火烧、剜眼、在嘴唇上穿锁链的画面，反映制作者对这种暴行的欣赏。

依靠这样一支凶悍的军队，亚述在对外扩张中不断得手，于公元前9世纪夺回亚述旧日领土，并征服整个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腓尼基与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公元前8世纪，亚述击败北部强敌乌拉尔图，进一步征服两河流域南部。公元前722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毁灭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公元前671年，亚述占领埃及，成为历史上又一个横跨两洲的大帝国。

亚述帝国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公元前8世纪之前，亚述对于被征服地区一般采取杀烧抢光的政策，这样做既破坏生产力，又易引起被征服者的殊死反抗。自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起，亚述进行部分政策调整，将被征服的少数人编入军队，多数人则被强制迁往其他地区安家落户，腾出的土地或分给亚述人屯垦，或迁来其他地区的居民。有时这种强制迁徙规模很大，一次多达数十万人。被迁徙者以家庭为单位固着在土地上，为土地所有者耕作，向主人缴纳大部分产品，可以连同土地一道被王室或土地所有者出售。这一政策虽然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却不能根本解决各地被征服者的不满与愤怨。因此帝国的统治十分脆弱，一旦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权力争斗，或外部军事失利，就可能引起王纲解纽、天下大乱。

亚述统治的危机表现在国王亚述巴尼拔在位期间（公元前669—前630年）。这是一位嗜书好学的君主，认为读书可以学到治国平天下的技艺，还可养成高贵的气度。所以，他在首都尼尼微的宫内建有古代最早的一座藏书齐全、规模宏大的王家图书馆。近三万块泥板著作均装箱并置于图书馆的二层收藏，以便防潮。但学识与道德并非一致。亚述巴尼拔未脱离亚述人的野蛮传统。在一块浮雕上，刻画他同爱妃在花园中进食的情景：一边有竖琴与铃鼓演奏，一边是挂在树上的鲜血淋漓的人头。正是在他统治时期，他的弟弟在巴比伦发动暴乱，东部山区的埃兰人参与其中。亚述巴尼拔虽将暴乱残酷镇压下去，但元气大伤。他去世后，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中。

起初，北部一支新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南下，穿过亚述领土，一路打进埃及边境，亚述对之只有招架之力。不久，东部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两河流域南部的迦勒底人兴起，成为帝国最可怕的敌人。米底人属印欧语系，在伊朗高原建米底王国。迦勒底人属塞姆语系，原住波斯湾沿海地区。其首领那布帕拉沙尔是亚述地方官，趁亚述中央衰弱，率迦勒底军人起事，占领巴比伦，自称巴比伦王，建新巴比伦王国（亦称迦勒底巴比伦）。新巴比伦王国与在伊朗高原崛起的米底王国结盟，于公元前615年攻入亚述内地，先占亚述城，继之攻陷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12年），焚毁王宫，包括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3]公元前605年，两国联军攻占亚述的残余据点卡尔赫米什，亚述灭亡。

亚述亡国后，新巴比伦与米底瓜分了原亚述帝国的国土与居民。迦勒底人分得两河流域中下游广大地区，统治近百年，造就两河流域历史的又一个繁荣期。

公元前7世纪末或6世纪初兴建的帕卢卡特排灌渠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标志之一。这条渠道旱时可引幼发拉底河水灌溉农田，涝时可把多余的水排至遥远的湖泊和沼泽地带，对农业稳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伴随排灌渠的修建，耕地面积扩大，园艺业颇为兴盛，果树与蔬菜栽培广泛发展，表明市场需求的增加，商品关系的增进。事实上，新巴比伦王国是迄今两河流域手工业与商业的最繁盛时期。城市中出现众多手工业作坊和专门从事商业高利贷的组织，巴比伦等城市成为手工业者与商人的会聚之地。巴比伦城的埃吉皮商家、尼普尔市的穆拉舒商家都拥有若干矿山，大片房产、土地和众多奴隶。

奴隶制在新巴比伦王国达到极盛。奴隶不仅被广泛用于王室、神庙及贵族家庭之中，还应用于手工业、商业领域。埃吉皮商家在一次遗产分配中涉及奴隶一百多人。奴隶制发展不仅表现在奴隶人数的增多，而且体现在剥削奴隶的方式复杂化。除传统仆役外，手工作坊、店铺、钱庄、妓院都直接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主还发明了授产奴隶形式，把作坊或商店交予自己的奴隶独立经营，以调动奴隶的积极性，减少直接管理的麻烦。授产奴隶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旧是主人的财产，每年须向主人缴纳“人身租”和大部分收益，其所授的产业可随时被主人收回。但这种新的方式毕竟使被授产奴隶可以获得少部分收益，并可组成家庭独立生活，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奴隶，亦即奴隶的奴隶。但在新巴比伦，奴隶劳动并未取代自由民小生产者的劳动，后者的数量与在生产领域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前者。

此间自由民之间的租佃、雇佣、土地买卖关系相当发达。土地私有制牢固确立，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转让、馈赠等均无限制，最大地产主是神庙贵族。祭司们不仅主持宗教事务，还兼营各种经济活动，如利用奴隶与雇工耕种神庙的土地，还把一部分地产和牲畜用于出租，承租人中甚至包括国王，这是私有制得到尊重与发展的证明。

在政权方面，新巴比伦王国在古代东方政治制度史上独树一帜。国王是最高法官、军队统帅和外交主管，但权力受到首都与地方城市元老会议的制约，重大政治决策须与元老会议磋商，得到认可方能实行。会议成员由中央与地方的贵族组成。各地还有自己的市民会议，虽不及元老会议的政治作用，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新巴比伦国家的这些集体协商与决策的民主成分可能与迦勒底人的原始议事传统、君主对传统的尊重有关。

新巴比伦王国对外活动最为有声有色的时期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公元前605—前562年）之时。他即位后便与东部强邻米底王国和亲，娶米底公主为妻。然后集中精力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犹大王国在这场大国角逐中追随埃及，尼布甲尼撒于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劫掠犹太人的神庙，把手工匠人掳往巴比伦，并扶植西底家为新的犹大国王，令其宣誓效忠。这段历史成为《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的内容之一。

公元前588年，西底家倒向埃及一边，尼布甲尼撒二次围攻耶路撒冷长达18个月，陷城后大肆烧杀，焚毁圣殿，西底家的儿子们被处决，本人被剜掉双眼，用铜链锁绑，连同大部分耶路撒冷居民，一同解往巴比伦安置。这就是《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典故“巴比伦之囚”的由来。残留下来的耶路撒冷居民，主要是农民。犹大王国灭亡。

尼布甲尼撒不仅是武功赫赫的君主，也以庞大的建筑活动闻名于世。他翻建了巴比伦城墙，用三道墙围绕城市。主墙长24公里，城墙上可四马并行，三道墙共计城门100个，均用铜铸成。他建造了楼高七层约50米的马尔都克神庙，扩建了王宫，为王后修造了一座高25米的“空中花园”，上面再现王后家乡米底山区的景色，被后来的希腊人称作世界七大奇迹之一。^[4]

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新君难以驾驭局势，成为弱君，导致6年间换了三位国王。末代国王那波尼德（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出自阿拉美亚人而非迦勒底贵族，表明迦勒底人在政权竞争中处于下风。那波尼德在位17年，推行宗教改革，伤及巴比伦马尔都克神庙祭司集团的利益，因此造成僧侣贵族与王室的尖锐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导致对外的无力。公元前539年，伊朗高原兴起的波斯王国轻易占领巴比伦，那波尼德被俘，两河流域换了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