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文化

楔形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它的创造者是苏美尔人。楔形文字与象形文字一样自图画文字脱胎而来。约公元前3300年，即乌鲁克文化期，苏美尔人有了图画文字，一个符号往往有几个含义。例如眼睛（符号为一只眼睛图像） 不仅指眼睛本身，还有“面孔”“前面”“前面的”等意思。迄今发现的图画文字一般刻写在石板上。

公元前3000年代早期，图画文字被楔形文字所取代，石板或石质材料虽然仍作为书写材料，但主要材料转变为易于制作、成本低廉的泥板。苏美尔人用削尖的木棍压在湿润的泥板上，“写”出形形色色的文字符号。因为按压时总是“笔头”先行，提“笔”后留在泥板上的便是一串串横竖交叉、前尖后阔、形似木楔或钉头的符号。“写”好的泥板经过晒干或焙干，就成为泥板文书。它们可以是由许多块泥板组成的鸿篇巨制，也可以是袖珍小书。

楔形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部首符号组合而成，总数在600个以上，常用符号只是其中的一半左右。三类符号的功能与古埃及象形字相同，只是表音符号多了元音，而不像象形文字只有辅音。由于符号多、“笔画”多，楔形文看上去更为复杂。这种文字体系后来被阿卡德人借用表达阿卡德语，继而传给古巴比伦人、亚述人和波斯人，并随着两大帝国的统治而流行于整个西亚。尽管楔形文字的创造者苏美尔人的口语很早就已失传，但他们的书面语却因楔形文著作的缘故，成为古巴比伦与亚述知识分子长期阅读与研究的对象。懂苏美尔语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象征。这也是亚述王宫图书馆藏有大量苏美尔文献的原因。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帝国后，楔形文字逐渐消逝，至19世纪以前，已变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当西方学者17世纪在两河流域发现楔形文字符号时，有些人还以为是虫子爬过留下的遗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破译努力，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1857年经过验证，宣布楔形文字被正式破译，证明楔形文字是能够充分代指人类感情与行为的文字符号系统。

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始终是多神教，神灵数量难以统计。每座城市，每个街区，甚至每个小居民点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对于各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河流域的人们都给以相应的宗教解释。如关于终极性的问题——世界起源问题，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认为世界本是迷迷蒙蒙的水，然后出现海洋，之后在水中升起巨大的山岭，顶端有天神恩（阿卡德人称恩努），底部是大地女神基。天地神结为夫妻，产生儿子即大气之神恩利尔。恩利尔长大成人，把连体的父母永远分隔开来，从此恩利尔主宰大地，养育出一大批神灵。其长子是月神南纳尔，阿卡德人称之为苏恩。月神之子是太阳神，苏美尔人称乌图，阿卡德人称沙马什。古巴比伦时期，阿摩利人崇拜主神马尔都克，表明统一国家有了统一的神。但马尔都克只是众神之首，并不是后来一神教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唯一神。继苏美尔—阿卡德之后的古巴比伦至亚述帝国，都继承了苏美尔人的这种多神崇拜以及宗教仪式与基本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是苏美尔文献能够长期保存、被阅读的原因。

在苏美尔的宗教神话中，有关大洪水的故事影响至远。两河流域有时洪水泛滥成灾，人畜损失惨重。宗教神话把大洪水视作神对人不顺从行为的惩罚。结果地上的人类皆被溺死，只有赛苏陀罗一家因事先得到神的通知而幸免于难。这个故事是《圣经·旧约全书》诺亚方舟故事的蓝本。

在古代两河流域，有专业化的祭司负责与神的联系，主持向神灵献祭的仪式，代神解释信徒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集中在庙宇当中，有自己的田产和牲畜、依附农民与奴隶，构成特殊的社会集团。为管理方便，僧侣内部分成若干等级，不同等级有各自的义务与权利。僧侣们虽以男性为主，但也有不少女祭司，他们可被看作是古代知识分子群体，负责制定历法，保存与编纂经典，传授知识。

僧侣集团因人数众多和财产殷实，有时会成为一国中的政治力量，连国王也不能小觑。但总体而言，古代两河流域的僧侣集团是王权的附庸和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

苏美尔列国至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文学作品传下来的数量可观，按内容分类，大多数与宗教有关，涉及神话、英雄故事、巫术等题材。也有少量作品描述世俗战争与日常生活，如史诗、纪实文学和战争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是长诗《吉尔伽美什》，载于12块泥板上，总计3000多行，主人公是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他在诗中被描述为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同时又是智者，有许多英雄般的举动，连女神都为之倾慕，却遭到拒绝。女神因此怀恨在心，将吉尔伽美什的好友杀死，引起他的痛苦与恐惧，决定去探求有关生与死的奥秘。他进行了漫长的旅行，但并未得到永生的答案，死亡仍是他的宿命。史诗反映了苏美尔人对命运与神意的怀疑与抵制，生动曲折的叙述表明苏美尔人已具有高度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

《埃努玛·埃立什》也是传世的著名作品，记写在7块泥板上，试图用想象解释难度极大的世界起源问题，假设最初世界是一片混沌，然后是神的出现，创造天地日月星辰、动植物与人类等世界万象。

苏美尔的文学家还能熟练地应用楔形文描写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分析事件的因果关系，一只脚已迈进史学的门槛。只是因为两河流域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富庶的条件，外族入侵不时打断正常的发展进程。譬如关于乌鲁卡基那改革的锥形泥板文书，就有对改革来龙去脉的相当细致的分析，已具有对单个事件如实叙述并探讨因果关系的能力。但这种近似史学的写实作品并不多见，苏美尔人之后更是只有史话而无史学。

自苏美尔时代到新巴比伦，两河流域遗留下来许多建筑废墟，基本建筑材料是经过晾晒的生砖，这点与古埃及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别。主因是两河流域的石材来源地距离远，开采与运输不易，因此苏美尔建筑家只好因地制宜，利用盛产的黏土建造民房与宫室。为避免洪水威胁，在地势平坦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城市一般建造在高地的平台上。苏美尔时代已有多层建筑，如乌尔第三王朝的神庙仅台基便有三层，每层高达11.5米，均用在天然沥青中浸泡过的生砖垒砌。

相对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两河流域城市废墟是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与迦勒底人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城。尼尼微城市周长达12公里，城墙用石块与生砖垒砌而成，墙高6—10米，宽达15米。城门共15座，小河从城中穿过。城内有宏伟的宫殿神庙和大片民居区。巴比伦城显然预先进行过细致规划，除尼布甲尼撒二世修建的宏大城墙外，城内有石板铺就的主干道，民居、商店与王宫、神庙错落有致。

建筑艺术与雕刻艺术紧密相连。尽管两河流域缺少石材，但石质的雕塑与浮雕装饰在苏美尔时代便较为常见，如乌尔神庙墙壁上的放牛人与牛的浮雕是日常生活的写照。亚述帝国首都阿淑尔和尼尼微位于北部，邻近山区，宫殿建筑使用了许多石材，并配有大量动物与人物的雕像与浮雕，如尼尼微宫殿中国王乘战车狩猎的浮雕、牛身人面与狮身人面雕像均堪称精品。

古人注重历法，而制定历法需观测天象，故两河流域自苏美尔人始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如根据月亮圆缺规律拟定的阴历。苏美尔人也绘制过星象图，确定了许多星座的位置，认识到黄道十二宫，对诸如彗星、流星之类天象有过记载。

苏美尔人在数学方面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由于丈量土地、编制历法、通商贸易、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需要统计与计算的需要，他们发明了60进位与10进位的计算方法与表示符号，懂得算数四则题的运算，并制定了四则运算表。而且苏美尔数学家能够进行平方和平方根、立方和立方根的计算，会解一次、二次方程，可以求得三角形、长方形、圆形、梯形、正六边形的周长与面积。

苏美尔医生对病症的处理超越了巫术阶段，并产生了行医的专门人才。治疗方法包括问诊、对症下药、按摩、灌肠、伤口包扎等。药物包括用某些矿物、动植物制作的丸药、散粉、汤药。对于这种传统医学的疗效，今人并不很清楚。

总体说来，早期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均出自社会的直接需求，表现为经验化的应用知识，为近代科技的诞生做了前期的一定准备。某些成果，如60进位制今天仍在使用。

[1] 苏美尔人的年表中有乌尔第一王朝（公元前26世纪—前25世纪中叶）、第二王朝（公元前25世纪中叶—前24世纪晚期）。

[2] 《乌尔纳姆法典》是今人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成文法典。之前可能有苏美尔法典，但没有流传下来具体的法律条款。

[3] 所幸泥板未被焚毁，于19世纪被英国考古学家发现。苏美尔人的信息及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等大量文献均由于这次发现而被世人所知。

[4] 另六大奇迹是金字塔、以弗所的阿泰密斯神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罗德斯岛的阿波罗神像、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