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迪罗主义

拉美各国独立后，除巴西实行君主政体外，其余国家都制定了宪法，建立起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然而，这些国家大多政变频繁，连年内战，地方割据严重，共和制度发生变异，普遍实行军事独裁的政治统治形式，形成了拉美独有的考迪罗主义。

考迪罗一词，西班牙语的原意是“首领”或“领袖”，后来成为凭借武力夺取和维护中央或地方政权的拉美国家军事独裁者的专名。考迪罗主义的产生和盛行与拉美独特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大地产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墨西哥民族英雄胡亚雷斯

大地产制（大庄园制）在拉美有300多年的历史，成为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领导独立运动的克列奥尔人（西属美洲土生白人）和马松博人（巴西土生白人）阶层大多是大地产主，独立后他们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的地位，控制了中央和地方政权，他们和独立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将军、军官和政客瓜分了前殖民者的大片土地，不仅把大地产制保存下来，还有所扩大。

19世纪中叶起，拉美许多地方出现了大地产制扩大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许多国家采取的自由主义改革措施。首先，掌权的自由派全面攻击教会的财富、特权和体制，颁布反对教会的法律，将大批教会土地没收后廉价出售。由于价格便宜，不仅使农村庄园主扩大了地产，还使大商人和城市富人有可能成为大地产主。胡亚雷斯领导的墨西哥改革运动以及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的反教权运动，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其次，一些国家立法支持大地产主兼并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墨西哥曾颁布法令，要求印第安人村社必须将公地转为私产。萨尔瓦多、秘鲁、哥伦比亚等国也在法律上废除了村社土地所有制，强迫出售土地。再次，一些国家向大地产主和外国公司开放国家公有土地。阿根廷、墨西哥等国拥有大量人烟稀少的国有土地。阿根廷政府通过土地出租、廉价出售或赠予而将这些土地私有化。1857—1862年，233名土地承租人平均每人获得9000公顷土地；1876—1891年，68个公有土地垦殖申报人平均每人获得近6000公顷土地。一些外国公司也通过购买、租借等方式，占有和经营拉美国家的地产。到20世纪初，墨西哥全国土地约有1/4为外国资本占有，其中一半属于美国人。一些美国公司在墨西哥占有5万到10万公顷土地。英国人在阿根廷的最大私人农场占地30万公顷。

结果，在整个19世纪，拉丁美洲各国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个世纪的总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墨西哥约1.3万座大庄园控制着全国58％的土地；阿根廷2000户大地主拥有5400万公顷土地，占全国1／5的耕地；委内瑞拉80％的土地属于大土地所有者，每户地主占地都在1600公顷以上；在巴西，2000户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面积，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四国面积的总和还大；其他多数拉美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

拉美的大庄园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商业性生产单位，但其内部自成一体，有大片耕地、牧场、河渠和林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还有各种行当的工匠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几乎可以满足整个庄园的所有需求，只有贵重物品和奢侈品需从国外进口，属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大庄园占地辽阔、远离政府所在地，与外界联系很少，只有一条小路通向临近的庄园、村落和城镇。庄园主的住宅就是大地产的中心；庄园主没有法定的司法权，但他们中许多人在地方市政和司法部门任职，政府和教士站在他们一边。因此，庄园主对整个家族、仆人、奴隶、佃农、普通农民乃至邻居都享有绝对权威，庄园内人身依附关系广泛存在。庄园主在自己的庄园实施君主式或家长式的管理，俨然是国中之国的统治者，成为割据一方的实力集团。在19世纪初的动乱年代，大庄园主为了财产和生命安全，或请求考迪罗的保护，或自己组织私人武装，保卫庄园并壮大自己的领地，成为考迪罗式的人物。大庄园不仅成为产生考迪罗的温床，也是考迪罗获得支持、赖以生存的基础。

独立战争期间，一些军事领袖拥兵自重，享有很高的个人声誉。赢得独立后，他们往往从军事领袖转变为国家元首，成为第一批独裁者。后来的考迪罗大多出身于军官或是某一地区地主集团的首领，他们夺取政权主要是通过军事政变登上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舞台，强者占领首都，建立中央政权，号令全国；实力较弱者占领城镇和乡村，建立地方政权，实行地方割据。

虽然考迪罗常常打出“平民主义”改革的旗号，争取平民的同情，但既定的夺权政策和残酷统治，不仅招致人民的反抗，激起暴动和革命，还必然导致考迪罗之间为争权夺力而杀伐不止，从而导致国内政局的动荡。考迪罗统治的时间长短不一，能统治十几年或几十年不被推翻的十分罕见，有些考迪罗刚刚通过政变上台，短短数小时后即被另一场政变推翻。从独立到19世纪末，墨西哥共有72个执政者，有69人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玻利维亚发生了60次暴动和政变，有6个总统被杀死；委内瑞拉发生了50次暴动，其中有12次推翻了原有的政权；哥伦比亚爆发27次内战，其中有10次是全国规模的。秘鲁在1829—1845年的16年间也更换了12个总统。

考迪罗主义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独立后各国中央政府的虚弱。独立后，原有的殖民地经济网络遭到破坏，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削弱，地方豪门变得非常强大。政府税收主要来自进出口贸易的关税，虽然得到大地主的普遍认同，但在很长时间里岁入不足且不稳定。面临财政困难时，政府只得向外国（主要是英国）举借高利贷。这些债务犹如饮鸩止渴，使得政府难以正常运转、贪腐泛滥。中央政府也愈加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宝鼎，考迪罗主要依靠军队和克里奥尔大地主集团的支持。多数考迪罗也寻求教会的支持。教会本身是大土地所有者，教会的领导人支持任何维护教会利益和财产的考迪罗。

考迪罗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其权力不受限制。他们随意修改宪法或终止宪法的实施，宣布军事管制；任意监禁、流放甚至处死任何人；肆意抢劫国库、搜刮民财。有些考迪罗完全依靠私人军队，委内瑞拉的情况最为极端：政府军变得多余，最终在1872年被完全解散。一些考迪罗随意进行内战和对外战争，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来换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借款。但也有些考迪罗崛起于民间，在分裂无序的社会中建立起一定的秩序，或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或推行一些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在拉美民众和史书中成为某种传奇式英雄。有一些考迪罗究竟是英雄还是枭雄，人们至今毁誉不一。

阿根廷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1793—1877）是拉美第一个著名的考迪罗统治者。罗萨斯原是一位实力显赫的大牧场主，在独立战争中曾率领牧民击败欧洲远征军，独立后他出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1833—1834年，他发动“荒漠远征”，进攻阿根廷南部的土著居民。1835年再度任省长，被授予无限权力，建立起20年的专制统治。罗萨斯独裁统治期间，对政敌实施无情打击，有数千人被绞死、枪杀、暗杀或毒死。流亡人数至少在3万以上。另外，罗萨斯自称“人民之子”，尽力争取穷苦百姓的支持，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他大规模扩军，将大批失业者编入军队，赢得了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他还试图用武力收回分离出去的乌拉圭和巴拉圭。1852年，他被原来的部下乌尔基击败，逃亡英国。罗萨斯在任期间制止了国内无政府混乱状态，确立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其独裁统治和常年战争也给人民造成灾难。

巴拉圭的弗朗西亚（1766—1840）是与罗萨斯齐名的另一位考迪罗。他是哲学硕士和神学博士，独立前在神学院教授拉丁文，后来作为独立运动领导机构成员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几年后获得终身任期，仅仅依靠3位助手统治巴拉圭长达26年。他的理想是实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采取锁国政策，几乎不准任何人出入国境。他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压制反对派，取消了报纸和邮政，还取消了宗教法庭和神学院，废除什一税，自任巴拉圭教会的最高领袖。与此同时，他严惩贪官污吏，断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禁止外国人在巴拉圭经商，扶持、保护民族工业，引进现代农牧业技术。弗朗西亚创造了一个短暂的现代斯巴达式社会，促进了巴拉圭民族国家的形成，被誉为“巴拉圭独立之父”。

墨西哥的桑塔·安纳（1794—1876）也是一位毁誉参半的考迪罗。他少年从军，在独立战争中从殖民军反戈出来，以少胜多挫败西班牙最后一次反攻，被誉为“祖国的救星”。他参与多次政变，在1833—1855年7次担任墨西哥总统，也多次被迫下台。他集中代表了考迪罗所能具备的缺点：独裁统治、滥用武力、反复无常。初任总统时，他放权给副总统法里亚斯。法里亚斯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引起军方、大地主和教会的不满。他解除法里亚斯的职务、中止宪法、解散议会，结果引起许多州的反叛。他率军镇压反叛，纵容军队劫掠叛乱城市。他一度流亡美国，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后，美国把他作为特洛伊木马送回墨西哥，但他回国后反而领导墨西哥军队对抗美国。

19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各国的考迪罗主义由盛而衰，考迪罗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军事独裁的统治形式不得不逐步让位于民主体制。到20世纪初，考迪罗主义已在政治舞台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