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技艺_以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1848年1月29日，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众议院的演讲中告诫政治家们说：

当我终于要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在不同人民身上，探求导致统治阶级崩溃的真正原因时，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个偶然或表面原因，我看得很清楚，但请相信，导致那些人失去权力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变得不配拥有这种权力。

请想想旧王朝（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王朝——笔者注）吧；它比你们强大，强在根源久远，它比你们更善于依靠传统道德、悠久习俗、古老信仰；它比你们强大然而它却土崩瓦解了。而它为什么崩溃了呢？难道你们相信是出于某个特殊的偶然事件？难道你们认为这是出于某人的行为、财政赤字、网球场宣誓，是拉法耶特、米拉波？不，先生们，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由于麻木不仁、自私自利、腐化堕落，因而既无能力又无资格治理国家。这就是真正的原因。^[1]

由此，托克维尔提出一个令人深省的关键性问题，统治阶级已经无“资格”，也无“能力”来治理国家了。“资格”涉及合法性问题，能力涉及治理的“技艺”。可以说，终其一生，托克维尔都在通过对法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来思考，如何在建构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提升治理的能力，防止革命的发生，确保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下文将以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为个案来对此作一探讨。

一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时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仔细探讨可以发现，这种利益格局的形成正来源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和日趋强化。从18世纪开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就把原先在封建庄园进行治理的封建贵族调离农村，而改由国王任命的官员来进行治理。由此，在建立起从上到下的垂直型中央集权统治体制的同时，贵族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有如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说：这个社会在本质上仍是贵族性的，它基于门第特权和土地财富^[2]。也正像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享有了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3]“这些特权一旦取得，便世袭相传，不可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成为种姓。”^[4]

事实的确如此，革命前，在全国人口中，贵族的人数大约在35万人，占法国总人数的0．5%—1．5%。这些贵族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佩剑贵族，由于他们是用剑来保卫国王，以战争为业，故称之为佩剑贵族；二是穿袍贵族，主要担任法官和政府官员等。这些贵族享有各种封建特权，例如免服兵役，免除盐税、军役税以及各种徭役，在财富上，贵族占有国家土地的三分之一，享有四分之一的农业收入。除了经济上的特权之外，国王任命的政府大臣都是由贵族担任，法院的法官由贵族出任，在军队中也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军官，即使贵族犯罪也只有特别法庭才能进行审理。贵族的这些特征被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概括为，贵族阶级在18世纪中更加自我封闭起来了，这个集团垄断了一切军事、司法和教会官职，平民百姓被排除在外。此时的贵族阶级已完全成为寄生虫，贵族阶级以它的无用、奢求和拒不考虑整体利益自绝于整个民族了。

正是由于贵族享有特权，特别是经济上的免税特权，给法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革命爆发前，整个国家在经济上虽然繁荣，但却在财政上连年亏空。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在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度里，国家却处于破产的边缘。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面对于此，新的国王该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庞大而又被“旧制度”缠绕的国家，他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当然，他看到了旧制度的弊端，希望对此进行一番改革。所以，他在上任后，相继任用了一些财政大臣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取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权，让贵族和僧侣同第三等级享受一样的税率。但在贵族特权等级的反对下，这些改革都没有实现。1783年卡隆上任之后，针对前任的举措以及失败，向国王上疏道：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证明进一步征税是不可能的，总靠借钱也不是办法，而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改革也是不够的，当前的事态说明通常的方法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乃是彻底纠正体制内部的一切弊端，才能重振整个国家的活力，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真正使财政重回正轨的唯一方法^[5]。他还在给国王的名为《财政改革计划纲要》中说道：最有钱的人捐税最少，特权又破坏了一切的平衡，这里根本不存在一种持续性的原则或是共同的意志，这必然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国家，处处都是弊端，不可能治理好^[6]。卡隆的这份奏折明确地指出了“旧制度”所遇到的问题：贵族特权的存在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怨恨，使国家陷入危机之中。

显然，在特权阶级的抗议下，这一改革再次失败。到革命前的1788年8月，国王召回新的财政大臣内克，希望以他的理财能力来解决这场财政危机，并重新推进改革。内克上台后，面对贵族的反抗也无能为力。这样，我们看到，从莫普到内克，国王任命的这些财政大臣所进行的治理措施，其指导思想是希望贵族们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主动放弃一些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但令人惋惜的是，贵族们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拯救危机中的国家，只有召开多年没有行使过权力的三级会议了。1788年8月8日，国王同意在第二年的5月召开三级会议。

但令国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级会议的召开反而成为革命的导火线。6月20日，第三等级在“网球场宣誓”，宣布从此独立议事，不再和第一、第二等级一同开会。此时，革命已如箭在弦上。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性时刻，路易十六却犯下了致命性的错误，他没有冷静地看到应该顺应第三等级的这一要求，反而错听了属下的建议调集了军队来威胁第三等级。面对国王用武力胁迫第三等级的代表，巴黎的人民群众愤怒了，他们走上街头，支持第三等级，并在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以此为标志，革命正式爆发。由此，国王原意召开三个等级会议共商国是进行改革的计划宣告失败，或者可以说，本想以改革为开端但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路易十六自己也在随后的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令人感慨和唏嘘不已，如果贵族阶级接受改革，并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如果在社会领域中各个阶级特别是贵族阶级能够让渡自己的利益，形成改革的共识，那么法国的历史就会走上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但历史无法假设，如果要找寻原因的话，也正像历史学家所说，旧制度的自我改革没有成功，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错，因为他们本人独揽了授权这些必要改革的权力、权威以及权利^[7]。旧王朝瓦解了，推翻它的不是政治上的反对者，更不是一心想要捣毁它的革命者，而是源于自身内部的矛盾^[8]。

二

从革命爆发历史进程的梳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内在的逻辑，那就是国王为了建立起强大的专制性中央集权统治，使用利益交换的方式给予了贵族一种垄断性特权。这一特权阶级的存在既是中央集权得以建立的原因，后又阻碍改革导致革命，彻底瓦解和葬送了这一体制的力量。由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使用“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这一框架来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出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些内在的矛盾使得托克维尔提出了这样一些悖论性的问题，例如，他说：“看来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坠入野蛮之时。”^[9]具体来说，为什么大革命会爆发在经济繁荣，而不是经济危机的时期，为什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反而却日益引发了人民的不满；为什么政府一再推动改革，反而最后却导致了革命。在对这些悖论的解析中，为人们理解政治体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的确，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样一组概念和社会矛盾，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确是解释革命爆发，回答国家治理失败的较好维度。

就“政治社会”中的政治体制而言，革命前，特别是在路易十五之后，法国建立起了王权至上的专制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后，王权一步步强大，封建贵族的权力日渐削弱，中央权力接管了所有一切，行使其强有力的统治权。在国家权力的扩张下，整个社会到处都存在着权力的监管、控制和专断，其运作方式完全是按照行政权力为中心，从上到下的权力体系取代了原本自然存在充满活力的社会运作体系和结构，那么推动社会结构、组织单元乃至个人运转的动力只能来自强大的中央权力。“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10]

但也应该看到，在专制统治体制形成的同时，为了要使法国走向现代化，使国家强盛，王家政府必须发展商品经济^[11]。革命前，政府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动用自己的行政权威性力量全力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力量成为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繁荣的原动力，整个权力的目标导向和权力的运行都以此为依归。历史也证明，法国在经济上迎来了长期的繁荣。由于新技术的使用，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持续增长；金融贸易业这一时期也都有明显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住房、饮食和服装都要比以前要好。总之，政府在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统一市场、振兴教育等现代性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推动，也使国家越发现代化^[12]。托克维尔也说：“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13]

从经济成长的视角来看，国家的行政力量成为创造社会繁荣的唯一动力，正是由于扮演了推动经济繁荣的角色，政府的权力运行也相应作出了一系列调整与变动，包括要支持体现和代表经济繁荣的资产阶级。因此，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社会财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专制体制一定会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如托克维尔所说：“如果人们想到政府还含有许多弊端，想到工业还遇到许多难处，那么已经展现的这派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象，就会让人惊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不管怎样，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因为在所有那些制造低劣、啮合不好、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掩藏着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部机器结为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14]

与此同时，政府的运行也受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启蒙精神和话语逐渐地进入和成为各级行政官员的工作语言，并且成为一种行政风尚。1780年，特别是在1785—1787年，议政会内部已经有人谈论社会契约、自然权利、人民权利、公民等。在大臣的信件、报告和条令，甚至国王的敕令中，到处可见理性、自然、人道、公民、爱国者等启蒙哲学的术语。1787年，督办肖蒙·德拉·加莱切尔在阿尔萨斯省议会的开幕式上说：“知识的进步已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场全面的运动，行政工作很久以前就受这一运动的推动。以前政府的权限是在黑暗中运作，今天它是在人民的注视下工作的。”^[15]

此时，历史展现出另一种悖论：政府一方面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新话语，十分了解自己的定位，并且积极主动地去推动经济的发展。托克维尔说：“在法国，中央政府从未模仿欧洲南部那些政府，它们控制一切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都陷于荒芜。法国政府对自己的任务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16]而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又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加速度地进行权力的集中。因此，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景象，社会任何新的发展取向都会成为强化政府权力的源泉，也就是说，社会上新出现的一切事务既是由行政权力推动的产物，但在出现之后又立刻成为行政权力控制的对象和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的资源。托克维尔说：“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法院的行政范围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而中央政府的行政范围是活动的，而且随着文明本身不断扩大。”^[17]“大臣已经萌发出一种愿望，要洞察所有事务，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府的完善，这种愿望日益强烈。到18世纪末，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总督亲自监督其开支、制定规章、选定地址。”^[18]总之，在革命前，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使得政府已经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了”^[19]。这也就是在革命前夜法国所面临的政治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政府既推动改革，希望文明社会的发展，又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力，导致权力集中和统一的政治社会的不断加强。

历史让人们看到了政治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政治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悖论。强大的中央集权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又和文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产生冲突。这明显地体现在经济越发展与繁荣，越发使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得以成长，提升了他们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期望，以及爆发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在第三等级给国王上呈的“陈情书”中，他们提出了要求税收平等，要求为才智之士开放前程，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决定国家大事，包括收税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等。西耶斯更是写下了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激烈地抨击贵族特权等级，并提出了如此激动人心的话语：“没有特权阶级，第三等级同样完成公共事业中全部艰难的任务；没有特权阶级，高级职务将被更出色的人所承担；贵族阶级只是国家的负担。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20]这就意味着，第三等级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承载着整个国家的重负，但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现在，他们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正如革命前的思想家巴纳夫所说，当工艺和贸易一旦渗透到人民中去，并且为劳动阶级创造一种获取财富的新的手段时，就按政治规律准备一场革命，财富的新的分配准备着权力的新的分配。正像土地占有曾提高贵族的地位那样，工业所有制正在提高人民的权力^[21]。按照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说，这里的“人民”，应该理解为资产阶级^[22]。

当然，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着眼于推动经济的发展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也必须在政治上作出一些改革来应对，从而更为确立和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地位。但由于缺乏对民众期待的准确了解和分析，不能准确地判定时代的精神和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到底有多大，由此造成了在政治上改革的短视，最终反而引发了人民更为强烈的不满。对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列举了杜尔阁的例子。1775年，杜尔阁向国王进谏，要求进行自由的全民选举，每年在国王周围召开为期六周的代议制议会，但不给议会任何实权。议会只谈行政，绝不涉及政府，只提供咨询，不表达意志，说实话，只有权讨论法律，无权制定法律。这样，杜尔阁说道：“王权就会得到启发但不受阻碍，公众舆论将会满意，而无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无权反对国王的必要行动，万一——尽管不可能——它们不听话，国王陛下永远是国家主宰。”^[23]而这一举措，被托克维尔称为“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24]。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而使人民愤激。自由国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这一点；堂堂的行政官杜尔阁却一无所知。”^[25]

这就是如常所说的，改革没有成功，最后引发了革命，不是没有改革，而是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必须选择好改革的路径内容和节奏，而要做到这一些，自然需要丰富的治世经验，即治理国家的技艺。具体到革命前的法国来说，面对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自由和平等这些新思想和新的立国原则，必须进行研究采纳，但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对这些理论和原则进行协调和平衡，既不能守旧不改，又不可贸然激进。一个优秀的治国理民的政治家需要对此作出审慎的安排，“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26]。托克维尔更进一步分析道：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27]。

同样，在实行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支持资产阶级的同时，如何平衡作为现有政治体制基础的贵族既有的利益也是考验政治家治国之术的重要方面。由于国王的一系列改革也触动了贵族的利益，导致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在贵族阶级看来，取消其特权和私利这样的改革无疑等同于旧制度的自我瓦解。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历史场景：政府越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不仅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越大，而且旧制度也面临着自我溃败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政府无法协调自身存在的这一内在矛盾。当代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的观点和托克维尔完全一致，他这样写道，1760—1788年间君主国家一次次改革尝试都归于失败，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路易十五的麻木不仁及其后任的软弱无能。实际上，是国家的发展逻辑与君主制的贵族阶级性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28]。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孚雷则解析道，18世纪的君主制国家远不是反动的或被私利束缚住的国家体制，而是变革乃至普遍进步的伟大原动力之一，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的、“开明的”改革工地^[29]。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这个旧制度对于它所包含的现代性成分来说是太过于陈旧了，而对于它本身那种古老过时的东西来说又太新了。18世纪，路易十四死后重重扩大起来的就是这个基本的矛盾。而这个制度对立的两极，即国家与社会，越来越难以相容了^[30]。

三

1789年的7月14日，国王在接到手下大臣报告说，人民已经攻占了巴士底狱，他不禁脱口而出：难道发生了一场暴乱吗？而大臣也告诉他，“不，陛下，那是一场革命”^[31]。事实上，包括国王在内的统治阶级完全都没有意识到革命的发生，旧制度将要被推翻。因此，通过对法国革命的探讨，让思想家托克维尔看到了在统治阶级的治理能力失调的背后，存在着的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和思想观念取向判断的失误，或者根本就没有判断。

那么，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32]。具体而言，那就是“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33]，“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34]。而民主的发展，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就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可能再会到来。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贵族制已经死亡了^[35]，“贵族制从此只存在于历史中……”^[36]

面对如此社会的巨变，原先的原则、观念已经无法应对，原来的话语表达体系也与此格格不入。因而，对统治阶级而言，托克维尔不断警示，要改变统治思想，他一再表达道，并非法律机制引发诸如革命等重大事件，而是统治思想本身。“看在上帝份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给你们再重复一次，正是这一思想把你们引向深渊。”^[37]具体而言，托克维尔说：“在我们国家，政府要想维持其地位，所能遵循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好好治理国家，尤其要在考虑大众利益的前提下治理国家。”^[38]这些话看起来是托克维尔对1848年革命前的政府所说，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政府，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对1789年革命爆发，国家治理失败总结之后的宝贵经验。

仅仅如此还不够，在法国革命前，由于君主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强化，同时，又由于政府极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成长，一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思想观念上个人主义的崛起。原先的社会结构在新的阶级的成长和旧有阶级的衰落之中发生了变革，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急速转型正加大了现有体制溃败的风险。因此，如何治理一个即将面临崩溃的“旧制度”，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而非革命的方式完成这一转型，将对国家管理者提出尖锐的挑战与严峻的考验。正是如此，孚雷才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兰西王国并非万马齐喑，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在经受着异常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只是国家难以适应罢了；况且对于一个专制制度来说，最困难和最危险的莫过于某些基础职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让其自由化^[39]。

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对中央集权功能和其定位的自我认识，对启蒙运动新思想和新话语等这些知识传播的管理都是对治国者的治理能力的考验。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法国革命的原因时，不仅看到了隐含在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而且看到了是一种思想观念和知识上的对立。当代历史学家孚雷写道：“中央集权正在使一个社会的精神民主化，而这个社会却还死死抓住它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矛盾把这个社会引向革命，这个矛盾本质上并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知识和道德范畴的……它基本上反映的是埋藏在全社会纵深之处的一场价值冲突，尤其是在民主的个人主义和贵族的种姓精神之间。”^[40]

不仅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政治统治者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且，在表达思想观念的话语体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滞后。随着经济和文明社会的发展、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不仅在接受这些新思想，而且在用一整套新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这意味着，在革命前，时代的精神已经在变化，使用的话语也在转换。例如革命前一位神父这样描写道：“关于人类的平等、个人的自然自由、君主制度的弊政以及对一个门阀阶级宗教般的荒谬崇拜的哲学思考，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榜样，人人都在传阅的书籍，广泛传播的、认为应把一些放在自然法天平上考量的思想认识，所有这些都使得君主制信仰及启示宗教之外产生了一些新思想，这些新思想与我年轻时看到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相距十分遥远……我年轻时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为国王服务，为祖国服务，安心农事，老死乡村，但如今这些话在法国人的嘴里不再有过去带有的那种光荣或鄙视的意味。现在人们都不敢说‘为国王服务’，取而代之的是‘为国家服务’。但在路易十四时代说这样的话则是一种僭越和冒犯。我们已经看到，路易十五在位的最初二十年还有这种精神的遗风，比如，有位大臣在科学院曾反对别人高呼‘为民族服务’。他说，‘法国根本没有民族，只有一位国王’。今天，在巴黎的各个交际圈子里，几乎没人敢说‘我为国王服务……’而‘我为国家服务’，‘我曾为国家服务’才是最常见的说法。”^[41]但反观政治统治者，他们还沿用过去那套过时的政治话语来阐述法国国情，甚至还用以推行法国的现代化变革。托克维尔认为，如此一来会产生混乱，进而形成悖论，发展成为冲突、反抗、叛乱甚至革命^[42]。目前，当代历史学家已经从阶级冲突、思想冲突转向话语体系冲突来解释革命的爆发，这不仅反映了历史解释视角的变化，同时也从另一维度体现了既有的权力运行体系无视已经变化的现实世界，依然我行我素，治国者的治国技艺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因此，准确地理解已经变化的现实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将至关重要，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后也明确地告诉了世人。与其说当时的法国政治家们因为缺乏治国的技艺而导致革命爆发，毋庸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强大的专制统治体制，在于政治权力控制着一切、主宰了一切，而没有让社会得到正常的发育，特别是在把城市和乡村的自治彻底摧毁之后，原先的一切公共生活均已不在，人民也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以及积累起丰富的治世经验。托克维尔说：“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于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领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的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43]一如法国历史学家孚雷所说：“文人倾向于用法去代替事实，用原则去代替利益平衡及手段平衡，用价值和目的去代替权力和行动。就这样，法国人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自由，只好走向抽象的自由；既然无力从事集体的试验，没有办法检验行动的极限，他们就只好无形中转向了政治的幻想。正因为在人和事的管理上缺少一种辩论，法国于是转到了讨论目的和价值方面，把这些东西当作政治活动的惟一内容，也当作惟一的根据。”^[44]也正是由于法国民众谈论和沉溺于这些抽象的原则，同时也激发起他们对未来的渴望，一种无限的想象、没有边界限制的未来理想。而革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这一想象的最好方式，并形成当时社会的“公共舆论”。例如思想家达尔让松在其“回忆录”中，有10次提到了革命：“这个国家肯定要发生一场革命”^[45]，在巴尔比埃的书中，有5—6次反复提到“这个国家的全面革命”。1757—1758年，默皮诺（Mopinot）在书中写道：“人们远非害怕革命，而是渴望革命，只是有人高声喊叫，有人发自心底地期待。”^[46]

正是在托克维尔那里，对法国革命的分析和总结告诉了世人，只有在自由的体制下，放手让各个阶层以及人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中去，才能够培养起他们适度中庸，不走极端的行为与心态，并形成治世经验。为此，我们也才可以理解，托克维尔所说的要用治世的科学取代理性的设计，避免出现“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的状况^[47]。也正是如此，今天的历史学家才反复表达道，专制主义国家摧毁了自己，摧毁了社会应有的活力和放手让人民自己从事实践的机会，“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48]。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自由的体制、一种公共空间对于培养起人们，包括政治家治国的技艺是多么地重要，对于克服人民的崇尚极端、热爱暴力的狂热心态和情绪，防止革命的发生又是多么地重要。也如托克维尔在其晚年所说，人类社会以及个人，都只是因为运用自由才成就某种事业的^[49]。“只有自由能给予普遍的人类社会以及组成这些社会的个人所能达到的完全的繁荣和伟大。”^[50]对这一点，托克维尔一再告诫道：“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枝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交给政治家。”^[51]

【注释】

[1]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2]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3]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5页。

[4]同上书，第125—126页。

[5]威廉·多伊尔著，张弛译：《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

[6]同上书，第59页。

[7]威廉·多伊尔著，张弛译：《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第62页。

[8]威廉·多伊尔著，张弛译：《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第124页。

[9]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56页。

[10]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07页。

[11]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第78页。

[12]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5页。

[13]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8页。

[14]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8—209页。

[15]达尼埃尔·莫尔内著，黄艳红译：《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70页。

[16]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05页。

[17]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99页。

[18]同上书，第101页。

[19]同上书，第52页。

[20]西耶斯著，冯棠译：《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章。

[21]安托万·巴纳夫著，王令愉译：《法国革命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2]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第24页。

[23]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80页。在中文译本中，“杜尔阁”（Turgot）被翻译为“蒂尔戈”，笔者依据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GF-flammarion，1988）版本进行改动。

[24]同上。

[25]同上。

[26]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80—181页。

[27]同上书，第177页。

[28]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第78页。

[29]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5页。

[30]同上书，第164页。

[31]王养冲编：《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2]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页。

[33]同上。

[34]同上书，第7页。

[35]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Clarendon Press，1965，p．5．

[36]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9页。

[37]托克维尔著，周炽湛、曾晓阳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38]同上书，第77页。

[39]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80—181页。

[40]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224—225页。

[41]达尼埃尔·莫尔内著，黄艳红译：《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第374页。

[42]详见Fred E．Schrader，Understanding the Tocqueville Paradoxon Historically，未刊文稿。

[43]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36页。

[44]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56页。

[45]达尼埃尔·莫尔内著，黄艳红译：《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第128页。

[46]同上书，第129页。

[47]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7页。

[48]同上书，第107页。

[49]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68页。

[50]同上书，第283页。

[51]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9—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