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经济经历了特别高速的发展，帝国（1871年才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由一个相对落后的主要农业区，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工业力量之一。人口从1849年的3千5百万，增加到1910年的6千5百万，农村人口差不多稳定地保持在2千5百万，而城市人口则翻了两番。煤炭、金属制品、重型机械、造船工业、化工和电器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仅生铁产量，就从1860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10年的差不多1千5百万吨。德国的后发优势给它带来了最现代的技术，德国的大工厂差不多获得了规模经济能够带来的所有的好处。但是，工厂制度的优点不能被过度夸大。工厂制度外的工人、工匠和农业工人表显出不同寻常的坚韧性，直到1907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仍然在农业和林业领域工作。尤其是在北部和东部，半封建地主（容克）的权力基本上没有被触动。

与英国相比，德国的工业很大程度上受银行资助，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股份和对制造能力方面的控制权。德国银行业高度集中，到1914年，五个最大的银行集团控制了全部银行资本的四分之三的份额。因而银行鼓励对价格操纵的卡特尔的形成，卡特尔存在于世纪之交的大多数产业中，促进了产业集中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在海外的活动得到扩大，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国。30年后，帝国的资产总计达300亿马克，三倍于全国的年出口收入。在德国进行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里，贸易壁垒逐步降低，直到遇到开始于1873年的严重萧条，这时候，来自北美的谷物和英国的生铁引起的竞争，迫使大企业和容克都要求政府进行干预。1880年后，德国的市场再次受到关税保护。这只是国家普遍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这种参与还包括政府或市政拥有铁路、矿山、工厂和公共设施的所有权，还包括俾斯麦式的社会立法，这些法律要求为疾病、意外事故和养老提供强制性的保险，对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进行控制。到1914年，德国已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社团主义因素的混合经济。

帝国的社会结构密切地反映了它的经济基础。除大企业和工厂的无产阶级外，还存在一个代表强大的准封建利益的地主；一个只能算是半无产阶级的且深受压迫的重要的农业工人阶级；一个数量巨大、通常比较富裕的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德国的南部和西部尤为明显；一个经常变化的，由各种类型的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小雇主构成的中产阶级下层。从政治和文化方面看，德国处于完全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旧体制的中间地带，前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后者的典型例子是罗曼诺夫专制政体。特别是在普鲁士，前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在非常先进的资本家圈子里也是如此。土地财富、军队和宫廷仍然拥有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的影响力。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仍然是专制式的，虽然对民主形式进行了少量的却意义重大的妥协，但贵族仍处于官僚机构的顶端。全国选举中，男性普选权的作用被削弱，这是由许多王国（特别是普鲁士）在选举方面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人民主权概念的缺乏造成的。政府对君主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而且在整个这一时期，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情况在1878年到1890年施行“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时德国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的观念非常保守，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既没有同时代法国存在的反教权的激进的共和主义，也没有格莱斯顿时期英国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上层资产阶级已经同贵族统治阶级结盟。同欧洲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贵族统治者的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雇主几乎普遍地敌视工会，这更多的是由于担心被颠覆，而不是由于对劳动力自由贸易教条式的坚持。英国模式中存在的集体谈判和工业调解，在德国发展的非常缓慢。在受人尊敬的德国政坛谱系的最左端，站的是“教授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像古斯塔法·冯·施穆勒和阿道夫·瓦格纳这些人，更多受到的是洛贝尔图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试图把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竞争的怀疑、对福利立法的支持，对德国政府以及德国正在迅速发展的军事机器毫无异议的忠诚结合起来。

德国社会主义深深扎根在这片明显贫瘠的土地上。1875年，在哥达统一会议上，成立了SPD——众所周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的缩写，SPD的成立是以一个马克思对它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折中的纲领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三年后，带有压制性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没有影响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活动，只是使党的宣传活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没有完全阻止党的宣传活动。SPD同迅速扩大的“自由”（非教派的，独立于雇主的）工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了广泛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由付薪雇员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中包括一些组织者、讲演者和新闻记者。到1914年，SPD的成员已超过1百万，和它有联系的工会会员超过250万。在1912年的选举中，人口在1万或1万以上的城镇中，SPD差不多赢得了接近一半的选票。当时，完全有理由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吸引了来自奥匈帝国、俄国以及德国国内的激进分子。它的辩论受到密切的关注，它的纲领被深入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在欧洲内外都是如此。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皇冠上的明珠，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对第二国际都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其他一切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特别是卡尔·考茨基，写进了党的纲领。在下一节，我们将根据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表述和考茨基对纲领的阐述，对正统立场进行总结。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在这10年的后半段发起的对这些既定原则的挑战，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异端邪说”的回应，以及由伯恩施坦挑起的“修正主义论战”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有关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只是论战中很小的一部分，对它们的讨论放在以下第五章和第六章。对修正主义在俄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放在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