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对正统的挑战

重要的是要记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记者或政治活动家，而不是学者，即使是他们最抽象的作品，也是面向具体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当时，卷入修正主义争论的每个人都认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和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理论上的错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治上的失算；反过来，在保护关税、殖民地扩张或大规模罢工等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必然总是源自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委婉拒绝。然而，事实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远没有修正主义争论的参与者认为的那么紧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很少有对理论细节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党的领导人往往对发生的具体事件做出务实的反应，而不是始终如一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本原则。争论的参与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结果修正主义争论同时具有了政治分裂和理论辩论的双重特征。

在用什么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很明确。《爱尔福特纲领》承诺党将致力于获取政治权力，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1891年，倍倍尔议员几乎否定了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性，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毁灭，我们需要的只是等待，等待那个捡起从资本主义手中脱落的权力的时刻”。考茨基从来没有走得这么远，但是在考茨基那里也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1893年，他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定义为“一个革命的，但不制造革命的党”，并且否认无产阶级发起社会革命的权力要大于资产阶级阻止革命发生的权力。阶级斗争在加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参与其中，但是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爱德华·伯恩施坦认为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也否定了这些问题的相关性。如果阶级对立的强度事实上是在下降，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结盟就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与党的领导人含糊不清的革命措辞相比，这种结盟能提供更为稳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伯恩施坦宣称，社会民主党是有着强烈选举倾向的改良主义的党。除了在口头意义上，不能把党和党的工会盟友，看成是有任何革命性的东西。这符合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现实，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日益远离德国的现实。伯恩施坦推论说，现在正是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真正本质、并相应地修正理论包括修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极好时机。

重要的是，伯恩施坦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之外的地方度过的，起先是在苏黎世，关键的是后来在伦敦（1888年至1901年之间）度过。在英国，没有可供谈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革命党的位置被稳固而又成功的工会运动和一个强大而又激进的游说集团占据，游说集团通过议会立法完成重要的社会改革。伯恩施坦深受英国费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影响，后者代表了左翼中产阶级的观点，并和费边主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890年，伯恩施坦就把社会民主主义描述为“民主自由主义的必然扩展”。这种看法，既总结了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概括了诸如J.A.霍布森那样的改良的进化观。

当然，伯恩施坦和恩格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恩格斯的巨大的权威性，也被伯恩施坦用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言论、用来捍卫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事实上，恩格斯去世前一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已经被公开地解释为（如伯恩施坦解读的那样）第一篇重要的修正主义文献。然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攻击将会深深地伤害恩格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伯恩施坦直到1896年才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已经受到了像冯·福尔马尔和大卫那样的人的攻击，他们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接受现实赋予它的任务：作为一个非革命性的改良党致力于建立和平的政治秩序。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对党获得选举的胜利来说是必不可少。此外，他们坚持认为，同恩格斯和考茨基预计的不同，资本主义农业的胜利并没有使农民消失，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只是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至少在农业领域，社会两极分化的速度远比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预计的要慢。在1896年至1898年之间发表在《新时代》的系列文章中，伯恩施坦对这些论点的讨论有着深远的意义，后来，伯恩施坦将这些文章再加上一些补充说明和对考茨基的批评的答复，以《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为题出版。随后，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了一本更加系统的论述修正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以《进化的社会主义》为名被译成英文。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一个方法论宣言为开篇。伯恩施坦主张，“对马克思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阐释，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这不仅是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一系列的矛盾，而且“今天，不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可以证明任何事情”。也因为马克思过于刻板的唯物主义，贬低了人类意识的价值，人们将会赞同和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差不多的东西，这对制定实现社会民主的有效政治战略来说，成了一种障碍。事实上，正如恩格斯在他晚年的很多著作中承认的那样，社会正在日益摆脱经济规律的残酷无情。伯恩施坦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867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发生的许多根本性变化。他相信，可靠的唯物史观可以被用来反对过度的“极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反对，只能建立在康德的而不是黑格尔的哲学基础之上。事实上，他以把自己描绘为康德式的社会民主的支持者结束了自己的著作。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造成的影响，比伯恩施坦自己意识到的更为深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日益增长的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智力反叛，引起了学术兴趣的再度复兴，但是这种学术兴趣针对的是康德的知识论，而不是长期以来声誉欠佳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康德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只把建立实际观察到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视为科学的任务，强调取消认知主体在知识构建中的优先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因认为康德哲学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而经常批判它，但康德哲学并不一定必然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或者《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表达出来的哲学思想相对立，这两本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然而，新康德主义很难与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实证主义唯物论相调和，而且实际上向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重大的哲学挑战，尤其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作的同化提出了重大挑战。伯恩施坦取得的成就，要比他可能取得的少的多。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折中的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新康德主义者。

伯恩施坦的理论特征，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批判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借鉴了庞巴维克的反对意见（参见以上第三章的概述），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边际效用分析，但他并不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对不同工人之间技能、速度和效率差别的分析，赞同俄国学者利奥·冯·布赫的观点，认为个别工人耗费的劳动数量只能通过参照他们获得的工资去度量。除非以这种方式定义，否则价值概念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思维建构”。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标志着对古典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而认为古典价值理论的支持者显然很明白，个体工人是广泛的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他被期待已久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分析，特别是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讨论，弄得很失望。伯恩施坦并没有被恩格斯为劳动价值论进行的历史辩护说服（参见以上第三章），他同意康拉德·施米特的意见，如果劳动价值只是普遍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中，那么把劳动价值概念应用于资本主义时，它就只代表“一个纯粹的公式”、“一种抽象”、“一个纯粹的抽象概

念" 。如果把同样的逻辑用于边际效用理论，那么，能够得出的结论是，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相同的本体论基础，因此，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去拒绝一个而支持另一个，两者都有其用途。考茨基却“拿枪抵住我的脑袋：非此，即彼”。但是，没有任何人（即使是考茨基）否认在给出一个对象的价值时，无论是效用还是明确的劳动内容都是必须的。伯恩施坦问道：为什么不能不再像马克思使用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时所做的那样，因为合并了价值的两个要素而混淆了问题，而明确地认识到上面的观点呢？。

在剥削理论上，伯恩施坦又一次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方法。他指出，剩余劳动是“一个经验事实，可以被经验证明，不需要什么演绎证明”，劳动价值论除了是“一种分析和说明的方法”之外和剩余价值无关。马克思本人在使用他的原始积累模型解释剩余价值的起源时，并没有引用价值理论。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和那些来自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和马克思相同的结论，已经由欧根·杜林（等）支持的洛贝尔图斯主义者的“租”理论得出，已经由英国的“杰文斯社会主义者”从劳动价值和需求价格的关系中推出的利润理论得出。此外，伯恩施坦还认为，在衡量剥削程度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指标。商品按它们的生产价格而不是劳动价值出售，从而使得对个体而言的剩余价值率，变得无关紧要。工作能力最低下的工人的剩余价值率也最低，反之亦然。另外，马克思夸大了总剥削率，因为他认为商业和银行活动是非生产性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27 55在这一点上，伯恩施坦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同作出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相比，伯恩施坦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和剥削理论的批判者，给人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像韦伯和霍布森那样的英国著述者的贡献更大，即使他们的著作更加倚重乔治·亨利和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而不是马克思或杰文斯。

伯恩施坦攻击的第三个批判对象是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早在1893年，他就认为拉萨尔主义的“工资铁律”只在一个时代是成立的，即先于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现代工业”时代之前的“制造”时代。“工资铁律”只适用于小工业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存在国家干预、工会压力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当代资本主义无关。伯恩施坦称，如果以绝对的而不是以相对的形式考察工资，实际工资在持续增长。如果说工人阶级的境况的确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工人生存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而不是物质生活水平遭到持续的冲击造成的。伯恩施坦从来没有放弃这一立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也没有给这个立场增添什么更多的内容，也没有否认反映为利润比工资增长得更快的相对贫困的存在。然而，1901年，他指出，工人阶级因地区和（特别是）职业的不同而开始不断分化。像工会那样，现代技术在工人阶级中造成整合和分化的趋势，但不能确定地说哪一种将占主导地位。但是，工人的工资差别很大且在不断扩大。伯恩施坦认为，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切实际，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视为一支单一、同质的力量，使得失业的产业后备军更像是一种抽象而不是现实。这些观点经常成为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的构成部分，并在20世纪70年代被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挖掘出来。伯恩施坦的结论就是，这些问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不利的政治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打算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充满斗争精神的工人阶级。

伯恩施坦第四个反对意见是针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观点，特别是针对生产资料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看法的。SPD在1895-1896年讨论“农业问题”时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在考茨基的同名著作中，他被迫承认，德国农业资本的集中被证明比迄今为止预想的不仅要慢，而且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32 55伯恩施坦引用了来自几个国家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上述情况在农业领域之外也是成立的，甚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都是如此。税额和股权分配的数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分散广泛存在并可能逐渐扩大，而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预测的越来越集中。事实上，为了解释消费品行业产出的扩大是如何在国内市场找到盈利渠道的，是需要类似情况的。33 55 然而，伯恩施坦承认，虽然大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但小作坊的生存也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在英格兰，小作坊也容纳了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规模经济明显不如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在诸如烘焙和零售分销等行业，小企业在继续主导着本地市场。《爱尔福特纲领》过高地估计了经济的现状，进而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正在变化的速度。

这些结论把伯恩施坦直接引向他的批判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他抨击了认为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正统观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恩格斯的立场有点模棱两可，既可以被理解为预示了经常发生的旧类型周期性危机的终结，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持续萧条的预言。有关19世纪90年代末卡特尔化“新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样存在矛盾之处。在一些人看来，它是一个日益受到监管和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危机的生产方式，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只是一种长期危机的状态。伯恩施坦确信，19世纪90年代体验到的繁荣，否定了后一种解释，而且这一解释还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和考茨基一样，伯恩施坦认为利润率下降和危机问题相关。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施坦表明的最流行的社会主义者的危机理论是以消费不足的方式提出的。但是，这已经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和马克思本人（经过最初的犹豫）否定了，因为这在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购买力都在稳步扩大的经济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在晚年的著作中还提到危机的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由投资支出的积聚和更新引致的“回波效应”，但是这一原因原则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无法被任何证据所支持。另一个认为在再生产过程中存在比例失调，这种比例失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并且因世界市场的增长与财富和信用的大扩张而得以加强。伯恩施坦认为，相反这些发展为有序的调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不引发普遍的危机的情况下，特定行业的生产过剩越来越有可能被避免或消除。通讯条件的改善，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和安全。卡特尔和托拉斯能够调节生产并保持更加稳定的价格和产量。由于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的存在，危机仍然是可能的，但它们已不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行将崩溃的普遍期望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