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论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问题上，马克思很少能提供什么指导，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非常少，不仅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此外，他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许多相关的片断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在1914年以前基本上看不到。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恩格斯除了公开谴责保护主义并要求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裁军之外，没有为帝国主义分析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他只是声称，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裁军是可能的。在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和帝国主义推动力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问题上，马克思的著作也没有提供什么见解，恩格斯的著作也全然没有。

那么，新扩张主义是否只是由反动势力和前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造成的对资本主义常态的偏离，而不是什么更为根本性的情况呢？这一立场，一直是爱德华·伯恩施坦所坚持的，这再次反映了诸如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和布雷斯福德等人的世界主义对他的影响。像霍布森一样，伯恩施坦为较为文明的人们把进步强加给文化落后的人们的权力进行辩护。在这一点上，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是一致的，沙文主义在右翼中非常流行。伯恩施坦否认殖民政策和民族意识带来了狭隘的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与此相反，他认为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无稽之谈，认为自由贸易的逻辑是无法抗拒的，国际和谐也将会增加：

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将会加剧他们之间的敌对，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国家只是争夺有限客户的小店主，那么一个国家的所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只要看一眼发达国家之间商业关系的发展，就能说明这些观点的荒谬之处。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消费者；同样，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随着彼此间竞争的扩大而扩张……人们试图彼此征服对方的时代在欧洲已经终结了，而这种情况在亚洲也越来越变为现实。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国际法将成为主导的时代。

伯恩施坦这种彻底的自由主义式的乐观主义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完全符合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观念。卡尔·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思想，在连续性上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包括1914年以前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家所表达的每一个重要观点的萌芽，以及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帝国主义模型的预见，他的思想富有成就但却存在严重的矛盾。早在1884年，考茨基就认为，殖民地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提，德国缺乏殖民地，这是未能和英国同时进行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7世纪和18世纪，殖民地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获得销售市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考茨基认为，后一种功能（实现功能）现在变得更加重要了。工人得到的工资低于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资本家的消费又不足以弥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因此，资本家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生产领域之外的市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资本家的第一个目标是国内的农民，但农民的购买力因贫困不断加深而受到限制。因此，“作为销售市场的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条件”。后来，罗莎·卢森堡对这个观点作了深入分析（参见以下第六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用类似的分析支持德国的扩张，他们这样做，要么是难以掩饰他们狂热的民族主义，要么是使用一个稍微有些迂回的观点，认为任何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事也将使得社会主义更快地来临。考茨基认为，法国占领东京(Tongking) （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译者注)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这一占领不会给法国资本主义带来任何持久的利益，相反，它会鼓励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竞争，与此相伴的将是，在印度、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已经表现得十分很明显的那类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其结果将是“现代殖民体系的崩溃”，将“使当前的工业体系难以维持下去”，并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出版于1892年，在这本广泛流传的阐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著作中，存在着对那种在本质上是卢森堡式的帝国主义分析的共鸣（参见以上第四章）。但考茨基先前充满胜利口吻的结论，现在变成悲观的论调。他认为，地区扩张对于市场增长至关重要，殖民政策鼓励了军国主义，将欧洲变成兵营。“要摆脱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状态，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把欧洲现有的国家消灭掉几个，要么把欧洲现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同盟”。后一个建议15年后再度出现，是以引起列宁愤怒的（参见以下第十三章）“超帝国主义”面貌出现的（参见以下第六章）。

考茨基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毫不怀疑海外扩张对资产阶级整体来说是一项合理的政策。到1897-1898年时，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在一篇论述“新旧殖民政策”的长文中，考茨基对建立在欧洲移居地上的“劳动殖民地”和掠夺大量的本地居民成为一种习惯做法的“剥削殖民地”作了区分。后者除了进口一些廉价的商品外，提供不了什么更多的东西。只有劳动殖民地能够为殖民国家的出口提供有效的出路，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已经表明，试图垄断他们的市场是徒劳的。前工业阶级（商人，高利贷者，国家公务员）能够从对殖民地的剥削中获益，但是工业资本家需要的是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在商人资本进行垄断并推行军国主义的地方，工业资本正在寻求和平和秩序（如英国），并开始积极反对殖民主义。考茨基把当前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的回归和殖民地的掠夺，解释为反对经济发展的阶级的政治反动的产物。它是官僚主义者、国家养老金领取者和“高级金融”者的政策，而不是工业资本家的政策。考茨基推论说，德国资本家没有从对非洲的殖民中获得任何东西，在中国也是如此。英国模式中的自由贸易要明智得多。

在之后的4年间，考茨基再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首次出版于1901年、10年后修订再版的《商业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小册子中，考茨基先于希法亭和列宁，指出了卡特尔的形成、工业资本家对贸易保护的需求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的增长之间的联系。这时，他关注的重点是，长期生产过剩背景下争夺市场斗争的加剧。考茨基认为，与早期的关税体制不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是永久性的。它的建立不是为保护幼稚产业，而是为了满足卡特尔化的国内市场能够获得高于国外市场价格的需要。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用于军备开支融资的需要，从而增加了对钢铁以及相关产品的需求，保护了德国资产阶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行保护主义（甚至是保护农业）和军国主义时的既得利益。海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寻找新市场的竞争性扩张，导致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拟议中的国际关税同盟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们的成员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愿意进行和平合作。新兴工业化地区给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新兴工业化地区带来的挑战受到最初的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金融支持，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很快就将受到冲击。考茨基认为，一旦世界上所有的农业区被牵涉进来，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只有社会主义的出现，才能够避免战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