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法亭的反应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把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出版看作是极为重要的事件。奥地利党的理论领袖奥托·鲍威尔认为，在精神上，《金融资本》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恩格斯的著作，认为读《金融资本》就像是在读马克思的另一卷《资本论》一样。鲍威尔宣称，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者需要对新的敌人发起攻击，希法亭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考茨基把《金融资本》的出版，看作是《资本论》的最终完成，认为《金融资本》不仅证明了马克思的方法，而且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作出了增补和修订

事实上，《金融资本》被证明是除《资本论》之外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举例来说，难以否认的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每个重大主题都是《金融资本》中通常的显著的特点。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金融资本的关键概念，垄断对自由竞争的取代，资本家对自由贸易的否定以及对支持他们建立的卡特尔的保护关税越来越多的依赖，对资本输出和开拓殖民地以及它们造成的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的强调，最后是希法亭末日论式的腔调。所有这一切，在列宁用简洁的语言、不那么深入的分析加以说明的帝国主义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布哈林也非常倚重希法亭（参见以下第十三章）。事实上，几乎后来所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借鉴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希法亭似乎是自马克思以后把利润率下降和危机（而且间接地与资本输出）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对比例失调的分析和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详细考察，既刺激了罗莎·卢森堡在后来提出与希法亭存在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又推动了——与希法亭对劳动力供给是正在扩张的世界经济的根本性问题的关注相关——鲍威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的出现（参见以下第六章）。

因此，《金融资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图景：使先前占主导地位的著作黯然失色。考茨基和恩格斯只是重述了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对自己的著作中真正新颖的东西极少作出很好的阐述。希法亭不仅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分析和新的词汇，而且尝试着进行综合。不过，《金融资本》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既没有提供一个单一的、前后一致的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也没有对危机和发达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矛盾之间的联系进行清晰说明。他既没有提出一个经济崩溃的理论，也没有明确地否定这一理论的存在，在《金融资本》中，尽管可以找到他后来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危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的萌芽（参见以下第十四章）。《金融资本》中没有任何毫不含糊的预言。他对资本输出的分析不够精确。很难判断他认为的资本输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是克服外国关税壁垒的需要，是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资本有机构成的（从而利润率的）差异，是卡特尔化导致的国内投资机会的减少，还是因为高度发达的金融机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除了这些分析方面的缺陷，还有就是希法亭在历史层面上论证的困难。希法亭太容易从他自己的德国经验出发进行概括。1914年之前，德国银行拥有的经济力量，只相当于（不完全）当时美国的银行，即使美国银行，具有这么大的力量的时间也不长。相同的情形在英国和法国从来没有存在过，在英国和法国，希法亭提到的特殊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并没有主导产业生产，经济力量的集中远不是那么明显。对希法亭的这种反对意见，几乎立即由爱德华·伯恩施坦提了出来，他在对《金融资本》的评论中，指责希法亭虚构了诸如“资本”和“资产阶级”等概念的本质，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唯一拥护者。伯恩施坦认为，这是一种粗糙的过度的简化。不仅金融资本的概念完全和英国无关，即使是在德国也存在被希法亭掩盖了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德国工业中的大量的竞争性部门，巨大的西门子集团以及许多金融资本家，都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伯恩施坦推论说，资本家继续显示出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倾向。科布登主义不仅远远没有破产，而且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旗帜。

如前所述，卡尔·考茨基赞同《金融资本》中的观点，对它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考茨基在发表评论时，也提出了他自己有关帝国主义和危机理论的最新观点，这些新观点表明，他的思想和希法亭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消费不足论又一次被放在突出的位置，尽管——如考茨基承认的那样——它在《金融资本》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40 55考茨基使用马克思再生产算术模型，说明均衡增长是无法独立于消费增加的。马克思的算术模型假定消费者的支出有明确的增加：具体地说，马克思的模型要求资本家消费支出的增长要比工人的更快（如果允许剥削率越来越高的话，这一点的真实性就更不容置疑了）。在这一意义上，考茨基承认马尔萨斯是正确的，尽管马尔萨斯用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一般说来，资本家的确会从雇佣更多的非生产性劳动力（比如佣人）中受益，但个别资本家迫于竞争的压力，往往生活更加节俭。因此，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远慢于其它商品上支出的增长。对军事开支的经济学分析与此类似。考茨基认为，虽然士兵的购买增加了消费需求，但这一过程并非没有矛盾。竞争迫使资本家降低工资，但他们又迫切需要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军备开支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只要军国主义是由来自利润的税收的财政支撑的，资本家就将抵制它。结果就是长期的消费不足。

考茨基强调的第二个方面的观点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协调问题。他认为，这种协调和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三个部类之间的平衡一样重要。农业在两个方面确定了工业增长的限度，它既是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制造品的消费者。考茨基坚持认为，寻找新市场是大规模海外扩张的首要动机。这里也存在着矛盾。在开始阶段，新市场是向欧洲的制造商开放的。然而，这些市场后来因为农村人口的下降遭到破坏，农业区的工业化最后进一步减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获得的市场机会。资本主义越是积极地寻找新的消费者，它就越是趋于迅速地消灭它自己的购买力来源。

因此，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和希法亭的截然不同，希法亭怀疑消费不足论，没有对军事开支纯粹经济方面的含义作出任何说明，忽视了农业和工业的平衡问题。然而，两人都同意把金融资本看作是必然出现的“最野蛮和最暴力的资本主义形式，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看都是如此。如果这个短语确实有什么意义，那么其意义（如希法亭间接提到的“敌对利益……的暴力冲突”的迫近）就在于，除非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到来，否则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将是这一场重大战争的必然结果。一直到1909年，考茨基仍然在静静地等待着日益迫近的战争：

1891年时，恩格斯仍然认为，即使可能引起革命并且可能使我们过早取得国家政权的战争爆发，它对我们来说也将是极大的不幸。自那时以来，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今天已是如此强大，它可以更加自信地思考战争了。我们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

很典型的是，三年后考茨基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战争对工人阶级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在当时的社会体制框架下，和平和裁军是完全可行的。如果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向资本家展示他们最佳利益之所在，这的确是他们的最佳利益。当工厂主发现他们也可以从对工作日长度的法律限制中获益时，可以说，上个世纪已经给出了类似的教训。

两个新情况使考茨基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首先，考茨基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对战争的真正恐惧随着战争可能性的增大而增加。他越来越把战争看作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东西，而不再把它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社会主义的前兆。46还有第二个不那么可信的理由。当殖民问题来到前台，沙文主义展示了它对部分德国无产阶级的控制时，在1907年的霍屯督选举（Hottentot election）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失势。党的重心开始向右转，到1912年，为了在和平和裁军问题上形成选举联盟，党的领导人正在秘密接触一些资产阶级政党。考茨基这时开始批评党的左翼，左翼（他相信）认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在当时的体制下军国主义不可能受到约束，这如同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无法消除雇佣劳动关系一样。考茨基公开指责这种类比是荒谬的。党的左派混淆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军国主义和殖民竞争，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扩大市场，创造剩余价值）。像工作时间过长一样，军国主义的发展确实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考茨基认为，可以通过足够强大的政治运动去克服它。卡特尔的成功表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两个世纪以来对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真实的东西，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也变得越来越真实”。如果北美铁路公司同意不发动价格战，那么为什么德国和英国之间不能签署一项军事条约呢？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站在了一起，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灾变论者。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左翼对考茨基分析的反应。

第五章注释：

1、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 pp.114-15; M. Barratt Brow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p.111-12, 127, 137, 171, 185-6.

2、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pp. xxvii-xxxiv.

3、 M.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Longman, 1985) 2nd edn, ch.14; E. J. Hobsbawm, ' The Fortunes of Marx' s and Engels' s Writings', in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I. Marxism in Marx' s Day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82) pp.336-7.

4、 R.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97-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5、 E. Bernstein, '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 10, 1909, pp.620-1, 623, cited by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131-2; ' Zusammenbruchstheorie und Kolonialpolitik', in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 fur Soziale Wissenschaften Dr John Edelheim, 1901) pp.218-48; ' The Growth of British Exports' Contemporary Review, 84, 1903, pp.775-87; ' German Professors and Protecttionism', Contemporary Review, 86, 1904, pp. 18-31. Similar views were expressed by Parvus, Die Kolonialpolitik und der Zusammenbruch (Leipzig: Verlag der Leipziger Buchdruckerei Aktiengesellschaft. 1907).

6、 R. J. Geary, ' Karl Kautsk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70, ch.5; J. H. Kautsky, ' J. A. Schumpeter and Karl Kautsky: Parallel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Midwest Journal ofPolitical Science, 5, 1961, pp.101-28.

7、 Anon [K. Kautsky], '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56-64.(We grateful to Dick Geary for bringing this article to our attention.)

8、 Ibid, p. 157.

9、 A. Ascher, ' Professors as Propagandists: the Politics of the Kathedersozialisie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23, 1963, pp.282-302.

10、 '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63-4.

11、 K. 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W. Norton, 1971; first published 1892) pp. 101-4

12、 K. Kautsky, ' Aeltere und Neuere Kolonialpolitik', Die Neue Zeit, 16, 1897-8, pp.769-81, 801-16.

13、 K. Kautsky, Handelspolitik und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Buchhandlung Vorwärts Paul Singer, 1911, 2nd edn; first published 1901) pp.33-5, 38-9, 44-8, 93-4, 98. See also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07) chs 27 and 28.

14、 R. Hilferding, ' Der Funktionswechsel des Schutzzolles', Die Neue Zeit, 21,1902-3, pp.279-80.

15、 Ibid, pp.277-8.

16、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pp.94-5, 103-4.

17、 Ibid, p.123.

18、 Ibid, pp.109-12, 114.

19、 bid, pp.103-4.希法亭的确提出长期股息收益率的下降是由于风险溢价的降低引起的。

20、 Ibid, pp.142-3, 180.

21、 Ibid, pp.186-92, 223-4.

22、 Ibid, pp.225-6.

23、 Ibid, pp.228-35.

24、 Ibid, pp.239-66.

25、 Ibid, pp.288-94.

26、 Ibid, pp.296-8.

27、 Ibid, pp.309-10.

28、 Ibid, pp.311-14.

29、 Ibid, pp.318-26.

30、 Ibid, pp.331-2.

31、 Ibid, p.366.

32、 Ibid, p.333.

33、 Ibid, pp.364-5, 370.

34、 O. Bauer, ' Das Finanzkapital', Der Kampf, 3, 1909-10, pp.391.

35、 K. Kautsky, ' Finanzkapital und Krisen', Die Neue Zeit, 9, 1910-11, pp.764,770-1, 883.

36、 Finance Capital, p.315; cf. Bauer, Nationalitätenfrage, pp.396-7.

37、 Finance Capital, pp.244-56, 282-4.

38、 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 93.

39、 E Bernstein, ' Das Finanzkapital und die Handelspolitik',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2, 1911, pp.947-55.

40、 Kautsky, ' Finanzkapital', p.874.

41、 Ibid, pp.801-4.

42、 Ibid, pp.839-46.

43、 Ibid, p.768.

44、 K. Kautsky, The Road to Power (first published 1909; cited from 1910 edition)in P. Goode (ed.)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Macmillan, 1983) p.79.

45、 K. Kautsky, ' Der Erste Mai und der Kampf Gegen den Militarismus', Die Neue Zeit, 30, 1911-12, pp.100-5.

46、 G.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 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Pitts 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177-8.

47、 I. Petit, ' Kautsky et les Discussions Autour du Problème de l' lmpérialisme dans le Parti Sociale-Democrate Allemand de 1907 à 1914', Revue d' Allemagne, 1,1969, pp.325-37.

48、 Kautsky, ' Der Erste Mai', pp.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