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卢森堡的批判

即使是同情罗莎·卢森堡革命左派观点的著述者，对她的经济分析也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几乎没有人相信她试图证明的结论，即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积累是不可能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对卢森堡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评，资本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彼此互为客户，用于积累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需求，来自资本家意欲增加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卢森堡对这类观点持有的反对意见，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她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中，她同时也把对杜冈的批评用于反对布尔加柯夫和列宁的观点。仅仅建立在资本主义需求增长基础之上，不存在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利用的积累，将意味着“人类消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生产越来越成为目的本身”。卢森堡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但她却错误地把持续扩大人的需求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目标。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恰恰在于它的无政府性，资本主义没有也不需要一种目的，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形式的目的论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在个别资本家层面上，卢森堡同样是错误的。资本家是被利润而不是被对消费增长的关注所驱动，如果为了生产机器而不断增加能够生产机器的机器生产是有利可图的，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这种生产为什么应当被中止。把无限制的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和它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区分开来，当然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投资的决定因素，但卢森堡对这一问题没有能作出详细说明。希法亭对垄断作为一个限制支出因素的分析，有可能为这样一种投资理论提供必要的基础，但垄断在卢森堡的思想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总之，卢森堡混淆了个别资本的需要（需求的外部来源）和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在卢森堡的分析中，还存在着三个更为严重的不相一致之处。首先，她对解释经济危机的比例失调论做了猛烈的批判，因为（她认为）这一理论接受的是萨伊定律，但她的批判据以建立的事实，她自己的解释也存在着和比例失调论类似的缺陷。26在卢森堡提供的存在生产率提高的资本积累的算术例子中，消费品生产过剩的数量和生产资料供给不足的数量是相同的（如卢森堡自己承认的）。从总量上看，供给和需求是相等的。27第二，很难调和卢森堡对军事开支的分析和她对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第三者”的分析。如果资本主义从把对工人征税所得的收入用于资助军备中获益，为什么用于国家闲职人员或国教方面的开支，不会产生像军备开支那样的效果呢？很可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有很好的的理由，用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偏好于军事开支，而不是其它形式的国家活动，28但卢森堡没有对这些理由进行解释。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讨论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不相一致之处，同向前资本主义市场出口的结果有关，如果这种出口被同等数额的进口抵消，那么出口就不会对需求水平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只有出口顺差才能造成需求的净增加，但这必然意味着资本向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输出（在不存在世界货币数量的增加时）。卢森堡似乎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的难题。在卢森堡的分析中，需求不足问题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但是资本输出只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才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即便如此，资本输出也没有产生像希法亭和列宁模型中所说的那种支配作用。在对资本输出的解释上，《资本积累论》比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内容更少。卢森堡的分析可以通过引入商品输出的间接影响来加以挽救，因为即使是在中性的贸易平衡的条件下，商品输出也会引致国内投资支出的增加然而，这并不是卢森堡的观点，这再次表明卢森堡缺乏投资理论。

卢森堡对落后地区被吸纳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析也存在问题。帝国主义渗透并不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总是必然敲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死亡的丧钟。常见的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而且还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因此，在许多落后地区，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只是被资本主义整合进世界经济中，而不是被消灭了。对卢森堡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解释也有反对意见。她完全忽视了帝国主义可能阻碍、延缓和扭曲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她设想的大规模的自治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幻想，她设想的充满侵略性和独立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则更像是一种妄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地牵涉到复杂的依赖关系，吸纳过程的主要推动者是扎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通过资产所有权、技术垄断和债务，维持它们的控制。32 55本书的第二卷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

此外，在卢森堡的观点中，还存在着布哈林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指出的另外一些不足。《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写于1924年，这部著作对卢森堡的理论进行了直截了当的反驳，这部著作很可能是苏联打算对左翼反对派攻击时使用的（参见以下第十五章）。布哈林认为，在卢森堡的分析中，非资本主义的外围，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它的功能只是实现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剩余价值。此外，布哈林还认为，卢森堡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努力寻求海外殖民地的同时，其本土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布哈林还指出，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崩溃即将来临的信念和她自己所持立场，在逻辑上也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属于“第三者”的范畴。

无论卢森堡的逻辑存在什么样的优缺点，她（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在得出自己的结论时都是毫不含糊的。她强调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军事和国家力量的重要作用；强调军国主义和发达国家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的经济必然性；她否定了封闭资本主义体制中稳定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在政治上，《资本积累论》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进行的激烈的、蓄意的挑衅，因为无论是修正主义的右翼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都对消除危机的经济发展和避免战争抱有希望。就像卢森堡在《反批判》中讲述的那样，党的机关报对《资本积累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令人惊讶的是，希法亭对《资本积累论》并没有作出反应，看起来可能是他对经济争论失去了兴趣。考茨基迟来的反应，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当时，他把在《新时代》上对这本书进行评论的任务，托付给了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理论家——奥托·鲍威尔。鲍威尔的文章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对卢森堡的批判上，而且也体现在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贡献上。